第十五章 苏联的经济
今天的苏联经济是各种矛盾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旧俄罗斯是落后的，它的无比巨大的自然资源几乎还没有接触到工业，而分散为二千五百万农户的农村经济则占有压倒优势。另方面，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取得了政权，由此诞生的苏维埃政府，在这个孤立于资产阶级世界上的广大国度中，自觉地建立一种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
正如一切人类社会那样，苏联社会的特点表现于经济活动的某些常数上面。社会产品分为必要产品的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用来发展劳动工具，生产资料。占有这一剩余产品的特有形式，决定了经济的特有能动性，其规律必须彻底加以揭露。通过研究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从1917年10月以来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可以清楚不过地看出这种特有的能动性来。
苏联经济的各个阶段
1917年10月革命所产生的国家的领导人，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丝毫没有要在他们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成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他们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要做到一点，必须有明确的物质条件：大工业对小工业要占有绝对优势，工业对农业要占有绝对优势；生产力要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工人要有相应的技术熟练程度和文化程度。
在1917年的俄罗斯，这些条件大部分都不具备。当时，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只是把他们革命的胜利看做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环节；革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首先是在德国的胜利，应该创造必要的出发点，以便迅速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1]
这一国际革命的推迟和接着的失败，向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连串崭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加以解决。这个党便根据指导它的实践的许多因素，作出了不同的答案。在这些因素中，最强大的终究是在国际和国家范围内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社会加于该党的各种重大压力。
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纲领并未规定要立即没收全体资本家的产业。它只致力于普遍建立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劳动者首先应该学会管理工作，同时监督资本家经理（2）。此外，纲领规定把银行合并为独一国家银行，实行国有化；对经济的主要垄断部门逐渐实行国有化；不承认外债，对土地和矿山实行国有化，与此同时，把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这些措施并未意味着俄罗斯经济的社会结构发生质量上的大变化。
但是，工人主动性的蓬勃发展；工业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不合作和随之而来的破坏活动；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的相继发生；全面内战的爆发在三年中造成全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外国军队对内战的干涉——所有这些事件，把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长期计划打乱了，并把政府推上了迅速改变经济结构的道路。由于对银行、批发商业、全部工业、全部外国资产实行国有化，由于国家垄断了对外贸易，从1918年起，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便在俄国创立起来。
在一个堡垒四面被人围困的情况下，一个叫做“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组织起来了。一切经济活动的计划化，与其说是有计划发展经济的措施，还不如说是一种配给制度。商品生产受到极度的限制。1918年11月21日法令规定对全部商业实行国有化。工人和公职人员的工资一大部分以实物支付：实物工资部分在全部工资中所占比例1918年下半年平均是27.9%，1921年第一季度是93.7%（3）。城乡交流衰落，最后成为物物交易。武装的工人队伍不得不从农民手中夺取城市所需的食粮（1918年8月6日法令）。工业生产直线下降，愈来愈只限于供应军队[2]。币制在飞腾的通货膨胀压力下宣告崩溃。全部经济活动陷于瓦解。
与革命运动在世界各地高涨的同时，红军在内战中获得胜利。接着，布尔什维克政府认为，提高生产能力成为这个政权生存下去的首要条件。为此，便组织退却，缓和那些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的取消一切商品生产极端形式。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实物税代替了征用办法，使农民能保存一部分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农产品。批发和零售商业的自由也恢复了。从1923年起，91.4%的商业企业是私人企业，它们的营业额在商业总营业额中占83.4%。财政制度健全了（5），卢布稳定下来，实物工资也取消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恢复。苏联并在国土上准许外国资本承办企业，以便加速生产能力的发展。手工业和私人小工业可以自由发展。1923年，计有十四万七千四百七十一家私人的小工业企业，使用工业总劳动力的12.4%。1925—1926年，这些企业提供工业生产的20%。
新经济政策获得了无可否认的成功。从1926年起，无论在工业或农业方面，生产能力的发展水平都达到和超过了战前的水平。1927—1928年，平均实际工资等于1908年的两倍，比1913的两倍，比1913年增加了将近90%（6）。政府开始运用已经掌握的资源来发展国营工业。
但是，这一发展落后于农业的恢复和人口的增长，既不足以满足农民对工业消费品的需要，也不足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样，不仅城市中发生长期失业，[3]而且落后国家农业的两大传统创伤也扩大起来：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发生剪刀差而农村则人口过剩[4]。
与此同时，在农民中发生了阶级分化[5]。富农把供应市场的一大部分剩余产品集中在自己手里。早在1923年，斯特鲁米林就指出：只有15%到20%的农民有小麦出售（11）。直至1926—1927年，实物税还不是累进的。这种实物税加上贫农既缺少贮备，又缺乏运输工具[6]，因而便利了富民把商品粮集中在自己手里。至于供应城市和保证工业积累所必不可缺的这部分农业剩余产品，富农们要求以足够的工业品来交换。在得不到俄罗斯产品供应的情况下，他们便期待世界市场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意味着苏联半资本主义势力同世界其余地区的资本主义势力合流。国家如果不能够完全掌握住对外贸易，那就会断送掉俄国迅速发展工业的一切可能。
事实上，从1923年起，布尔什维克党内便就国家部门（主要是大工业）和私人的农业和商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在这场辩论中，反对派坚持必需迅速实行工业化，以免苏联的富农分子同世界市场合流，同时，必须日益满足农民对工业消费品的需要来维护工农联盟。由于同一理由，反对派首先起来坚持必须有一个工业化的全面计划并在大工业中加速积累（13）。
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反对这一想法。1924年，米高扬攻击托洛茨基的经济发展单一计划，认为这是“乌托邦的最高峰”（14）。斯大林认为，苏联需要德涅伯河水闸（计划中的第一座大水闸），就象一个没有牛的农民需要一架唱机那样（见多伊彻所援引1926年4月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5）。拉庇图斯和奥斯特罗维季场诺夫在1927年他们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阐述了官方的论点，他们写道：
“近几年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固执地强调不惜损害由于工业品价格高昂而受到剥削的农民，实行超工业化的政策，这种政策是这些前提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和列宁在原则上采取的态度显然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结论。应该实行降低物价的政策，使农民体会到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使农民能够积累（！），使个体户得到发展而不是衰落，使小生产真正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6）。”
而一向忠实地解释苏联领导人官方论点的莫里斯·多布于1928年仍写道：
“托洛茨基以‘俄罗斯往哪里去？’为他的书的书名（1926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比作者所提出来的更广泛的条件。它不仅取决于国家工业将来的迅速发展——比俄罗斯经济的所有其他因素的发展更为迅速，甚至比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更为迅速——而且取决于这一事实，即：在城市和乡村中，新的阶级差别和新的特权是否重新出现……因此，对于反对派的批评，官方的答复是坚决驳斥所谓新资本家和富农，象反对派所设法描绘那样迅速增加。它（官方的答复）也否认，（个体）农民日益繁荣意味着和必然促成资本主义复活。这就是反对派的根本错误，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错误认识和他们认为工业应在牺牲小生产者利益的情况下发展起来，而不是在同时使小生产者富有起来的情况下得到发展这种信念……问题被错误地说成是国家工业繁荣和农民农业繁荣之间的对抗性竞争：相反地，后者可以比前者发展得更快，而不会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在农民手中的这种私人积累的增长，有人把它说成是危险的（原文如此！），与此相反，如果能够把它吸引到合作事业、国家公债和储蓄银行方面来，它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积累的力量的源泉（17）。”
这一辩论在生活中得到了解决。1927—1928年冬季，富农们捏住了苏维埃国家的脖子。他们拒绝把食物交给城市，在这方面，发动了一场真正的罢工。此外，多布在他以后的一部著作中承认了这一点（18）。[7]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一部分领导人多年来低估了危险，拒绝采取充分的措施，但从1928年起，在恐惧的影响下，他们却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国家在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在反对派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规模上，实行“超工业化”[8]。
由于这一事实，苏联人民不得不为迅速工业化付出可怕的代价，本来这个代价是可以避免的。1927年12月，官方的作者克尔兹扎诺夫斯基曾估计，要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的目标[9]需要投资一百七十亿金卢布（21）。由于把投资集中在五到七年间（1928－1934年）进行，而不是分开在十到十二年间进行（原来是预定在这个期限内进行的，如果从1923－1924年起就开始加速工业化，本来是可以做得到的），每年的负担要沉重得多。此外，由于决心压缩实验期，缩短期限，政权便大大增加了事业的费用，导致了严重的浪费和损失。
最后，巨大的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并且遭到破坏（特别是由于农民屠宰牲畜）。[10]国民经济的损失，单是农民积累资金一项就达四十亿至五十亿金卢布（22）。如果把精简臃肿的行政机构可能节约的费用——估计每年可达十亿金卢布——加进去，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说，本来可以获得的成就要比头两个五年计划所得到的成就大得多，而不一定要苏联人民在1929——1933年期间付出惨重的牺牲。
不管怎样，工业生产提高的速度最先虽然定得太低，年增长率为5%到8－9%）（23），到这时候竟提高到20%，以后，在大工业方面，甚至提高到达23.7%。第一个五年计划诸实施。接着在1930年2月1 日正式开始实行斯大林在1929年12月27日的演说中所宣布的强制合作化政策。富农被“消灭”了，也就是说，数以百万计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集体农庄的数目由1929年的3.9%，跃升到1931年的52.7%，1934年的61.5% 和1937年的93%（24）。二千五百万小农户合并为二十四万个叫做集体农庄的生产合作社和四千个叫做国营农场的国家农庄。
但是，苏联工业还不能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装备集体化的农业企业。此外，强制集体化遇到了大多数农民的顽固的反抗。在1929－1933年期间，农民大规模屠宰牲口（25）。农业缺乏牵引力的问题日益严重。于是，政府不得不重新退却。
1935年，集体农庄的新章程给予农民以永久经营一小块自留地的权利，自留地面积由零点二五公顷到一公顷不等，随地区而异。他们还得私有一座房子，一头母牛，几头绵羊山羊和家禽等的权利（26）。由于这些措施，农业生产，特别是苏联的牲畜显著增长，与此同时，拖拉机也大批开到了农村。
1941年战争的爆发是乡村对城市全面报复的信号。由于食物缺乏，特别是在丧失了苏联西部最富饶的农业省份后，农民出售他们的产品时，不断抬高价格。为了鼓励增加食物的生产和改善城市的供应，政府准许发展集体农庄市场，农民可以在这些市场上自由地公开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在零售商业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由1939年的15.9%上升到1942－1943年的44.5%（27）。这样，在农村中便积累了大量钱财，出现了家产百万的集体农庄庄员，国家发行了有终身利息的公债，设法吸收这部分钱财。但是新富农开始改变集体农庄的章程，并把集体所有的大片土地据为私有。据估计，这些被据为私有的土地在战争的翌日将近达到五百万公顷（28）。
但是，战争一结束，一俟战时经济重新改为平时经济的危机解决后，国家便重新把农业局势掌握在手里。通过严格的币制改革，吸收了农民所积累的剩余购买力。对集体农庄庄员的自留地，特别是对他们的家畜，展开了有计划的进攻[11]。集中集体农庄的措施和创建农业城市的措施更加强了对农村的这一攻势。由于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由于农业生产停滞和牲畜减少的危局，政府再一次实行退却（1953年夏季），并设法刺激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主动性和利益。
这时候苏联经济的特殊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a) 工业，批发商业和大部分零售商业，以及对外贸易，银行和运输事业的整个体系都国有化了。实际上，全部机械的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都是国家的财产（只有卡车是集体农庄的财产）。
b) 农业中一个具较小的部门也国有化（国营农场）。
c) 大部分农业企业是生产合作社会，合作社的土地是国有化了，但收益则无限期地归集体农庄所有。集体农庄的劳动工具和牲口是合作社的财产。但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则系国家的财产，由机器拖拉机站租给集体农庄，收取实物代价[12]。
d) 在手工业和零售商业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非国有化的合作企业部门。
e) 在农业中，同样地有一个私有部门，其中包括少数个体农庄，除此之外，还有集体农庄内部收益归每户农民所有的自留地，以及集体农庄中属于每个农户私人所有的颇大一部分苏联牲口。1937年，这些自留地相当于小麦播种面积的4%；但是，农民靠这些自留地和私有牲畜得到的全部收入在苏联农业总收入中占相当重要的一部分（31）。事实上，私有部门在1938年占有苏联50%的牛，55%的猪和40%的山羊和绵羊。在战后1948年，这些百分比分别下降为35%，20%和20%（32），这主要不是由于集体农庄牲口的增多，而是由于私有牲口减少。然而，到1953年，私有部门仍拥有苏联奶牛的半数（33）。1955年10月1日，私有部门占有46%的牛（和47%的奶牛），41.6%的猪和83%的山羊（34）。
五年计划的经验
由于经济的这一特殊结构及其带来的必然结果——全面计划化和垄断对外贸易——生产力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下列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数字最能够体现这一发展：
1913
1928
1932
1937
1940
1946
1950
1955
1960
煤和褐煤
（百万吨）29.1
35.5
64.4
128
166
164
261
391
513
原油
（百万吨）9.2
11.6
21.4
28.5
31
21.7
37.8
70.8
148
电力
（10亿瓦时）1.9
5.0
13.5
36.2
48.3
48.6
91.2
170.1
392
生铁
（百万吨）4.2
3.3
6.2
14.5
14.9
10.0
19.2
33.3
49
钢
（百万吨）4.2
4.3
5.9
17.7
18.3
13.3
27.3
45
71
工作母机
（千台）1.5
2.0
19.7
48.5
58.4
—
70.6
117.8
154
蒸汽和煤汽涡轮机
（千瓦）5.9
35.7
239
1,068
972
—
2,381
4,060
9,200
汽车
（千辆）—
0.7
23.9
200
145.4
120.8
362.9
445.3
524
收音机和电视机
（千台）—
—
30
194
161
—
1,083
4,024
5,900
拖拉机
（千台）—
1.3
48.9
51
31.6
13.3
108.8
163.4
238
1913
1928
1932
1937
1940
1946
1950
1955
1960
水泥
（百万吨）1.52
1.8
3.48
5.5
5.7
3.4
10.2
22.5
45.5
窗户玻璃
（百万平方米）23.7
34.2
29.5
79.3
44.4
—
76.9
99.8
147
肥皂
（千吨）128
311
357
495
700
245
816
1,075
1,500
毛织物
（百万米）103
97
91
105
120
71
167
200
280
棉织品
（百万米）2,582
2,678
2,694
3,448
3,954
1,900
3,899
5,940
7,200
皮鞋
（百万双）60
58
86.9
183
211
81
203
274
419
结晶糖
（百万吨）1.35
1.28
0.8
2.4
2.16
0.47
2.5
3.4
6
纸
（千吨）197
284
471.2
832
812
517
1,193
1,862
3,090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苏联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所走过的大道。苏联由一个落后的、主要是农业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二工业大国，至少，从总产量来看是这样，例如在基本原料方面，在电力和工作母机方面，它的产量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产量的总和。苏联工业的进展主要并不是因为它需要消除它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之间的巨大距离。当这个距离大体上消除后，这一进展仍维持下去。这时，这主要表现于机器的发展的现代化方面并表现于生产自动化的努力上。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最杰出的成就便是在这方面取得的。从1953年起，苏联拥有各种类型的工作母机一百三十万台（比战前多了一倍），而第二资本主义大国英国1950年只有八十八万台。这时，美国计有工作母机一百八十万台，但质量要比苏联的机器高。
另方面，如果是不是从绝对数字来看，而是从相对数字，即按人口计算来看，那么，苏联的落后状态还远没有扭转过来。1960年，钢的生产能力在美国平均为每人八百二十公斤，在比卢联邦是一千三百公斤，在西德是六百五十公斤，在苏联则不到三百二十五公斤。下表是几种基本工业产品的类似的对比：
1960年按人口计算产量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西德
美国
苏联
电力（千瓦时）
1,590
1,100
2,490
2,055
4,670
1,300
硫酸（公斤）
44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