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越是贫因，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越是在日常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社会的一切活动便越是不得不以这种斗争的需要为依归，甚至并不直接具有“经济性质的”各种活动也包括在内。“在原始公社里，对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来说都是一样，鬼神如果同关系到人类的根本价值和经济的现实不发生关系，那末鬼神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1）。”自从食品为社会所占有，人才同其他动物发生区别。所谓社会占有，就是说占有是通过有意识的活动的：人对这些活动“有他的想法”，对这些活动提出一些问题。所以，在最原始的社会里，符咒祭祀的活动主要都有一定的职能，其目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追求改善或调整粮食的供应，这是毫不足为奇的[1]。从口头相传下来的无数神话、格言、故事都证明了这个事实。这一事实也深刻地影响了人的谈吐。在最穷苦的部落里，在中国有些地方也是这样，人们见面问好老问这样一句话“今早吃过饭啦？（3）”
鬼神、祭祀、符咒的不同体现，都是对福利的一些原始的追求，特别是追求更加安全一些的生活。这不能从意识形态方面来加以解释。因为，意识形态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并不产生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的原始思想可以为自然力量包上一层天真的鬼神色彩。人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自然的力量，并利用来推动其经济活动，认为支配着自然现象的一些规律产生于一种神秘的“生命力”[2]。当时，人的思想并不要隐蔽事实，而是要掌握这些事实。所以人的思想首先是实用主义的。
一直要等到社会分成等级，等到劳动在社会里分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等到有必要来为剥削进行辩解时，才出现意味着“亏心”的意识形态。原来建立在氏族原始公社上的思想逐渐消灭。但是，这种思想的活力却依然非常强盛。要经过几千年，原始的互相依存思想才会在人心中完全绝迹。其实，最初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理论家，正就是利用这种互相依存的思想，利用原始公社互助合作的纪律，企图说服劳动阶级甘心处于永久的卑下地位。这才形成了社会的“有机”观念，以便为社会分工作张本。这种“有机”观念便是把社会分成富人和穷人，分成特权人物和生产者，分成领导者和被领导者[3]。
因此，在公元前四世纪，梅奈纽斯·阿格里帕向生产者解释说，生产者劳动养活游手好闲的富翁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富翁对于生产者所起的功用，正如胃脏对于四肢所起的功用一样（6）。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哲学家孟子（公元前380－290年左右）虽然并不知道他那位同道在罗马所完成的事业。却用完全相似的方式，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辩解。他说：
“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7）。”
比孟子早几十年，柏拉图在《理想国》（Plato, La République）里把哲学家比做脑袋，把卫士比做胸膛，而把其余的百姓比做社会机体的低级部分。然而，比他更早，早在公元前八世纪，婆罗门时代的印度文学便在菩萨神曲中说，社会的四个阶级是菩萨神体的四个部分变成的：僧侣诞生于神的头部，贵族武士诞生于神的臂肱，农民诞生于神的大腿，奴隶诞生于神的脚底（8）。谁都能看得出，这个“观念”旨在为统治阶级张目。因为这样的社会等级在民众心目中是不公平的，所以很难否认，这个“观念”是特地制造出来为这个社会等级进行辩护的。
意识形态虽然与社会的阶级分化同时出现，可是经济思想——政治经济思想——的萌芽却是与小商品生产社会的发展同时产生的。社会的“有机”观念无疑是为社会剥削进行辩护的，然而社会剥削依然是通体透明，显而易见。有产阶级直接占有在使用价值形式下的社会剩余产品。这里面没有任何秘密需要揭穿，也没有任何伪装需要剥除，因此也不需要发现任何“规律”。
等到出现了商品生产，供应那多少是无名的市场，同时出现货币经济，物价剧烈波动，使成千上万的生产者负债破产，钱破坏了古老的社会关系，把庄稼汉从祖传的土地上撵走，这时候便涌现出最初的经济性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候才开始有人想解决这些问题。小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似乎最早是在中国和希腊发达起来的。所以人类的经济思想也便在这两个地方吐出了萌芽。
最初的经济思想家所关心问题，主要与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有关。中国的思想家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都想发现不稳定的根源，然后设法加以补救。他们谁也没有把财富和发财致富当作公民最高尚的目的或是最有益的活动。他们把集体（城市，国家）的平衡比（某些）个人发财致富看得更重。这些思想确切地反映出古希腊和中国所达到的社会发展阶段。那时候，这两个地方的商业和信贷还只占着次要地位，手工业和农业仍然是基本的经济活动，社会的安定似乎是大家祸福所系。在中国，社会一乱，水利便失修，饥馑便接踵而来。希腊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发生内战，希腊的繁荣便遭到破坏。
然而，这些最初的思想家却面临着一种矛盾百出的局面。一方面，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农民是最“有用”的公民。可是，另一方面，银钱却又似乎比农民更有势力；商品经济破坏着经济稳定[4]。中国最早的经济史学家，心里不断盘算着这个问题，所以把他们的著作命名为《食货志》（Nourriture et monnaie）（9）。艾田纳·巴拉斯竟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书名译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Valeurs d'usage et valeurs d'échange）（10）。这样虽然有古义今译的毛病，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古代作家正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是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区别开来的。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孟子和柏拉图虽然各不相闻，但是都根据分工，以及分工对于满足人类需要的好处推论出商品和货币生产的必要性（11）。柏拉图和孟子都为交换的必要性进行辩护，从而都为商人辩护，认为商人是一种必要的祸患。然而，他们两人又都在明确地支配着交换的一些规律面前感到纳闷。
有意思的是，希腊的哲学家更多致力于理解交换价值的性质，而中国的思想家却首先想发现物价波动的规律。在列国志里，秦穆公肯定说：麦贵则应多发铜钱，使（其他商品的）价格下跌。麦贱而用为交换手段，（其他商品的）价格上涨过甚，也应该多发铜钱使物价下跌（12）。这些理论在经济书史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特别在汉书和隋书里面。同时，在这些书史里，到处都在号召拥护物价的“管制”政策，以便保护农民不受商贾和贪官的剥削（13）。这便是儒家对于货币和国家的学说。
亚里士多德对于商品的二重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阐述得最为明确（14）。这个区别传到中世纪，首先传到伊斯兰的法律思想，然后传到基督教的烦琐哲学。回教学者讨论所得税问题时，把税赋区分为二。一方面是土地和和牲畜税，单纯根据土地和牲畜的天然性质（即使用价值）而定。这种税是由法律一次加以规定的。另一方面是商品税，根据商业价值，即交换价值抽税。这种税则视商品的价值而互异。这样的区分明显地标志出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方面村社的土地和牲畜是不能出让的，同时，村社又与城市的小商品生产互相结合。到了伊斯兰帝国的全盛时代，牲畜和土地也变成了“商业的对象”，于是在税制上引起了严重的复杂问题（15）。
商品的出现打乱了千年来原始经济的成规积习。商品的交换价值毕竟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加以确定呢？
孟子说有许行其人者，试图从商品纯粹物理属性里推论出交换价值来。他想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诸如此类（16）。孟子当然不同意这个理论，并且像八世纪的陆贽一样，很快就得出结论：只有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17）。然而，这里，问题还只在于农业劳动，所以可以有理由把中国的作家们看作重农学派的祖先。
至于柏拉图呢？他的《理想国》一书的著名的一段话却已经找到了劳动价值论的门径。他说：
“什么？到底人人是否必须为集体各擅其业？比方说，农夫应不应该一人供应四个人的粮食，出四倍的时间的劳力种出麦来分给别人？抑或单是为自己，不管别人，只用四分之一的时间，生产四分之一的麦子，而把其余四分之三的时间，用一分为自己造一所房子，一分缝衣服，一分做鞋子，自己只管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为集体出力？[黑体字是本书作者标出来的。]
这段话之所以出色，并非仅仅因为柏拉图预感到了商品交换价值的实质，而是因为他走了唯一可以达到目的的道路。这便是把交换价值当作社会现象，当作砌成一个社会的“水泥”来加以分析。这个社会建立在交换上面，而以分工为其特点。分工又使得人人为人人而劳动，因此要求一项客观的计量标准，把各种不同的社会劳动变成可以互相比较的东西。
然而，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并没有能够穿过柏拉图所找到的门径，一直得出真正的劳动价值论。这并不足怪。因为，在希腊，生产劳动主要是奴隶劳动，因而受到了鄙视[5]。奴隶劳动的受人鄙视甚至使得技术发明都用不到生产上去（19）。尤其影响到意识形态，阻止了人们去承认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Aristote, I'Ethique à Nicomaque）(20)中，追随了柏拉图，说是交换产生于分工，并且补充一点，说是比例关系可以保证公平交易。交换成比例便是公平的，这便是说，交换双方的盈亏相等。然而，比例关系必须可以计量才行。必须有一个本位，有一种共同的计量标准。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共同的计量以需要为准绳。倘若某甲以甲物交换某乙的乙物，必须某甲的需要与某乙的需要成比例地获得满足，就像甲物的价值与乙物的价值成比例一样。由于这种价值论，新生的政治经济学马上走进了死胡同，因为一研究需要问题，便落进了心理学的范畴，而不是趋向于经济现象的分析。
古代的小商品生产在公元前四至三世纪的希腊社会内发展最为自由。这个时期，批判思想的发达也是后来从未能够超过的。随着古代社会的瓦解，理论思想也瓦解了。在中世纪的时候，小商品生产在意大利、弗朗德勒、法兰西、英国、德国的村社里有过新的高涨，新生的政治经济学才重新提起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遗书。人们通过阿拉伯和犹太评论家，在十二、十三世纪便开始知道并研究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不久以后，当时比较进步的经济现实迫使烦琐学派的神学家不得不比亚里士多德前进一步，不再用需要的强弱程度来计量价值。
十三世纪，唯理主义复兴，特别是索尔邦[6]的学者鼓动了这一次批判性的修正（21）。为进一步开路的人似乎是像罗柏特·格洛斯戴德那样一些不知名的评论家和布道者。但是，真正把经济这一门科学向前推进一步的，则是艾伯特·格朗德和托马斯·阿奎那。
格朗德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认为需要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交换的基础。但是他却阐明说，需要不是比例关系的计量标准，而是比例关系的原因（22）。格朗德勒又部分采取了柏拉图的“时间与劳累”观念，加以进一步明确而成为“劳动与消耗”的观念[7]。假如一位建筑师用一所房屋去换鞋匠制成的皮鞋，“必须达成这样一种比例关系（两样商品两样价值之间的比例）。建筑师建造一座房屋，他耗费的劳动和银钱比鞋匠多，因此他一所房屋应该按比例地换进较多的皮鞋的银钱（23）。”
然而，格朗德并没有制出一项纯粹的劳动价值论。需要的强弱程度虽然首先作为交换价值的条件而出现，但是后来又作为价值的计量标准而重新出现。
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也遵循了与此相同的进程，但是他的论述方式比较清楚，比较明确。城市既然建立在分工上面，没有按比例的交换，城市便趋瓦解。然而，每一个人为了生产而付出的气力，彼此之间如果没有比例关系，交换便无法成比例（24）。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便将重新堕入奴隶制（就是说像奴隶那样付出无偿的劳动）。托马斯在这里表现出十分清醒的思路，因为小商品生产的确意味着自由的所有人彼此进行平等的交换。这与农奴的徭役和奴隶劳动是相反的。托马斯在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四边“交换比例”时，竟已经接触到现代的劳动价值论的提法。他说：
“比方，四个角中之一，甲角有两本书；乙角有一本书；丙角有一个人，比方说名叫索尔蒂，他劳动了两天；而丁角里也有一个人，名叫柏拉图，他只劳动了一天。这时候，甲必须同乙比，正如丙必须同丁比（就是说甲的价值比乙大一倍）（25）。”
在这个明确的场合，劳动的时间，付出劳动的数量，便成了价值的计量标准。接着，托马斯似乎又重新走向以需要来计量价值的观念。可是说法不很清楚（特别是第五篇第九节）。同格朗德比较起来，他比较坚持（使用价值的）需要是交换价值的条件而不是计量标准。而且，托马斯在离开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似乎用意在于研究市场价格，而不是研究商品的价值（26）。
托马斯·阿奎那大胆提出的这个经济思想经过长时期的讨论。有些人不相信有任何进步，因为他们自己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淆在一起。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年轻人着了魔”，并说，托马斯后来在他的《神学大全》依然改邪归正，遵循了亚里士多德的正统观念，也就是说，遵循了亚里士多德对于交换价值的主观主义的观念（27）。[8]熊彼特本人在他的《经济分析史》（Schumpc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里，似乎大大地低估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功劳。另外一些作家则相反，把托马斯当作李嘉图的先驱，如果不算是马克思的先驱的话（例如：赛尔玛·哈格诺埃或埃德蒙·史雷伯）。
到底怎样来说明托马斯·阿奎那的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呢？主要似乎有这样两点：第一是他那个时代的客观现实，第二是他在当时要满足的一些特殊的思想要求。当时，国际贸易和货币贸易突然冲进了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的特点，一方面是原有的自然经济，而另一方面则是小商品生产勃然滋长。数以千计的小商品生产者为了能够买进（生活必需品）而卖出（自己的产品）。同时出现商人，高利贷和银行家，这些人买进（商品、公债等等）却都是为了转卖出去博得利润。
托马斯是神学家，他必须调和经济现实和教会的学说。他必须划出一条善和恶的界线。他固然不能说放高利贷是好事情，但又不能够谴责商业。因此他的经济思想反映出许多矛盾。因为他的学说主要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当时，教会是自然经济里面的一支封建势力，后来逐渐适应建立在货币经济上面的新时代，并竭力插身于货币经济，同时既要保持自己的宗旨，又要维护自己的财产。托马斯谴责贱买贵卖的商贾（29），但是又赞成贩运商货，赚取正当利润的商人，因为这差不多是一种劳动报酬。
格朗德和托马斯根据亚里士多德鄙视奴隶劳动的传统观念，想调和教会宗师们歌颂劳动的学说。但是这两位思想家主要是为了替商业利润辩护，所以才肯定说商人把自己的劳动和费用纳入了商品，从而按比例提高了商品的价值。犹太教的法典本来已经提出了这个理论（30），后来十三、十四世纪的烦琐学派又逐渐加以采用[9]。总之，托马斯似乎接触到了劳动价值论，但其用意在于保卫原来的社会秩序，而不是批判本国方兴的资本主义。
烦琐学派里面，固然也有像顿斯·史格劳特那样的人，采用了并且发挥了建立在“劳动与费用”上面的交换价值论，但是在伊斯兰帝国，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亚里士多德的伟大继承人伊本－赫尔顿（1332－1406年）却把这些思想加以采纳和阐明，并且比马克思早了四个半世纪，便把这些思想纳入了近乎历史唯物论的宇宙观。
早在亚当·斯密以前，伊本－赫尔顿便指出国家的财富体现为“各行各业的产品”（即商品）（32）。归根结蒂，任何发财致富都是工匠（工人）的劳动产物（33）。他又扩大这个观念说：西班牙的小麦价格所以高于北非洲，那是因为在西班牙产麦需要较长的劳动时间，种植的费用较高，并不是因为西班牙的粮食比较缺乏（34）。他们在这里同格朗德、托马斯、顿斯·史格特以及其他烦琐学派都不一样，他所追求的不是确定公平的价格，而是解释当时的物价。价值论不再建立在道德标准上面，而是建立在综合的实际因素上面如理论分析上面。因为，伊本－赫尔顿就是这样提出了普遍形式的价值论。他说：
“一切收入，一切资金（商品），一切财富，都来自人的劳动……没有劳动，那么这些行业（手工业、农业、矿业）都不会提供任何利润（收益），也不会有任何好处（35）。”
伊本－赫尔顿朝着这个方向推论下去，隐隐约约看到熟练劳动降为简单劳动，甚至预感到了剩余价值论。他确曾写道“世上有势力的人”获得大利润，实际占有了别人的无偿劳动或者是别人的礼物（贡品）（36）。
伊本－赫尔顿在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以先驱者的姿态出现。一直要等到生产方式再度发生巨变，经济现实起了新的剧烈变化，人才能够意识到商品生产以及商品本身所包含的一切矛盾，政治经济学才能够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从十四到十七世纪，价值论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同格朗德、托马斯、史格特，伊本－赫尔顿比起来还向后倒退了。然而，当时在胚胎中的政治经济学却依然不断地在发展。这种发展在跨过伊本－赫尔顿和威廉·配第之间的小小距离以前，走了许多横路。正由于绕了一些路，所以政治经济学接触到了许许多多新的问题而丰富起来，它全面涉及整个这一门学问，并且掌握了大批实际材料。这些材料是伊本－赫尔顿和托马斯·阿奎那所得不到的，更不用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了。
从末期的烦琐学派，中间通过重商主义派和重农学派，最使经济学家关心的是财富的本质[10]。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研究了货币问题，也研究了伪造货币所引起的混乱。从十四世纪起，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大规模伪造货币。十四世纪，贵重金属大量涌到，接着便引起价格革命，从而掀起一系列的问题，牵涉到一个国家的财富，商业和生产，贵重金属总量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国家开支和普遍繁荣等等之间的关系。重商主义派的许多著作，正如凯恩斯所指出（38），十分类似现代的论调。这种现代色彩主要不在于调查研究所用的方式，而在于分析和结论所具有的明显的实用主义性质。
重商主义派对于“什么是富国之本？”这个问题，相继提出了不同的答案，即：人口；涌入大量贵重金属（安东尼奥·舍拉），也就是说国际收支有盈余；国际贸易有盈余；商业和制造业；土地肥沃（39）。西班牙的例子证明，尽管每年涌到大量贵重金属，但是由于国际收支的赤字，归根结蒂，西班牙虽然征服了许多殖民地，本国却穷了。荷兰的例子则证明，荷兰的“商业”和“工业”很快便使荷兰成为欧洲最富的国家。这不仅启发了而且也证实了重商主义派的一些理论。十五、十六世纪的烦琐学派，特别是象莫列那那样的西班牙人，大都专门推崇商业。他们的“公平价格”论，商人既然“劳动”便有理由获得利润，这些论点都与重商主义派声息相通，从而认为“通行的价格”便是“公平的价格”。洛克认为“通行价格”决定货币的数量。巴尔朋认为决定于供求关系。另外有人认为决定于需要，或者同时决定于所有这些因素。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里已经暗含着有通行价格和公平价格的区别。在《神学大全》里“通行价格”与“公平价格”不同，前者决定于多或寡（即供和求）（40）。应该补充说，有几位重商主义派（例如西班牙人那伐雷德），甚至比重商主义派更早的拿波里人卡拉法，都提出了类似劳动价值论的观点（41）。
重商主义派为了保证英国的国际收支有盈余，曾经号召并且主张采取保护贸易措施，但是单纯从这个角度来估计重商主义派却又是不公平的。其实，重商主义派反对让·博亭、或者是斯塔福德之流的保守倾向。后者要求恢复中世纪的严厉管制，以便制止十六世纪物价革命的祸患。重商主义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如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Thomas Mun,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一书作者]反对中世纪的严格管制，而赞成国内商业自由。他们之所以要求保护贸易措施，发展商航，限制输入，发展输出，那是因为国内积累贵重金属在他们心目中已经等于积累“有收益的储存”即资本。而资本则必须运用（投资），以便增加国家的财富（42）。
重商主义派的观念极能反映出当时资本主义的要求和局限性，当时基本上还是商业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然而重商主义派的观念已经接触到比较完整的初步劳动价值论。这个初步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超过了需要的强度和供求关系等考虑。有些重商主义派并不满足于指出：“市场”“决定”价格。他们想在不可捉摸的价格波动后面，找出一个定律来说明秘密的所在。
在十七世纪，威廉·配第在1631年出版的《政治算术》（W.Petty, Political Arithmetic）里，布瓦基尔柏在《法国详论》（Boisguillebert, Détail de la France）里，都很有系统地提出了交换价值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两个答案。这两个答案后来在十八世纪标志出成为科学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大思潮。这便是英国的古典学派和法国的重农学派。在重农学派的创始人看起来，归根结蒂，只有农业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威廉·配第却认为劳动干脆便是一切交换价值的来源。他说：“如果有人能够用生产一铲子小麦所需要的时间，弄一盎司白银到伦敦来，那末一盎司白银便是一铲子小麦的自然价格（43）。”
“自然价格”或者“内在”价格这个观念，同“通行价格”或者“市价”是对立的。这个观念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叶（44）逐渐冒出头来，而与此同时也逐渐出现了另一个观念，即任何资本，或者更进一步，任何劳动都能在本身维持费用等价物以外带来“自然收益”。有意义的是，配第和一切初期作家都只谈“收益”而不谈利润。连重农学派的人也是这样。社会剩余价值基本上还显然来自农业。但是，政治经济学却已经走向这样一个观念：用生产成本加上“平均收益”来决定商品的“内在价格”（配第指的平均收益是一块田地七年平均下来的每年的收益）。
初期的重商主义作家描绘经济生活，认为“国民（土地）收益”，“国民红利”产生于商品流通。但是，到了十七、十八世纪，随着工厂生产的发达以及农业技术的革命，社会剩余产品的生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于是，配第和重农学派之间有了不少共同之点：一方面是配第的“自然收益”论，另一方面是重农学派发现了农民的劳动产品与本人生活费用之间的差额便是一切社会剩余产品的来源。重农学派最有代表性的作家魁奈并且似乎也受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认为只有农业劳动能创造价值（45）。
重农学派竭力想确定一切社会收入的根源。这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法国经济现实的具体反映。实际上，贵族地主的收入只不过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至于手工业和工场，它们基本上也是为贵族地主进行劳动的，因为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奢侈品（46）。只有农民的劳动能生产新价值，从这个想法可以得出一个非常实际的推论，那便是贵族独占了剩余产品，独占了“国民收益”，因此也只有贵族应该纳税。在这个问题上，重农学派也和配第殊途同归。配第在经济条件还不到这样进步的时候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47）。
配第和他的继承人约翰·洛克、理查德·坎梯隆，詹姆斯·斯图亚特等等都超过了重农学派，承认无论什么劳动都能创造出交换价值。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真正计量价值的共同标准。他们得出了矛盾的结论，把劳动和土地当做价值的两个来源，但是没法把矛盾统一起来[11]。这个矛盾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正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进行过渡。
亚当·斯密在他著名的《国富论》（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里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当时流行的各家经济学说。他从英法先辈那里得益很多，往往只用确切的词汇予以转述。然而，他对于商品、分工，对于资本与价值，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分析，却开创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也是他首先有系统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把商品的价值与商品里面包含的劳动量等同起来，并且用一系列的证据，包括历史的事例在内，致力于这项理论的加强。
然而，亚当·斯密毕竟受到他那时代的局限。他的政治经济学说包含着三个主要矛盾。归根结蒂，这些矛盾都来自他那价值论本身的一些缺陷。
首先，他没分清楚“劳动”和“劳动力”。事实是，他的价值论与其说是把价值与付出的劳动量等同起来，倒还不如说是把商品价值与劳动力的费用等同起来。尽管他不断地说“只有劳动……是最后和真正的计量标准，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都可以用来估计和比较一切商品的价值（49）”，但是，归根结蒂，他还是把“劳动”与工人的工资等同起来，也就是说，把“劳动”与养活工人所需的小麦价值等同起来[12]。这样就陷入了明显的循环论法：一方面，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里面所包含的劳动，而另一方面，商品里面所包含“劳动的价值”却决定于劳动者食用小麦的价值。可是，小麦本身也是商品，它的价值也决定于自己所包含的劳动。这样周而复始，“劳动的价值”还是决定于劳动的价值。
亚当·斯密接着把每一个商品的价值分成工资，地租，利润，很正确地把这三个成分与活人的劳动等同起来，而分析到最后，这三个成分本来都是活人劳动的产物。然而，他却忽视劳动力的双重职能：创造新的价值和保存所用生产资料的价值。这样一来，他对于再生产的观念便从根本上就错了。他看不到资本以增加生产资料总量的形成积累起来的问题，尤其是商品分成两大类、分成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问题。
最后，亚当·斯密把利润和地租当做两种不同的东西，似乎是两个不同社会阶级的收入。可是，他虽然意识到，工资既然已经低到了不能再低，地租的增长只能意味着利润的减少；他虽然做到把地租和利润这两种形式不同的收入都归结到唯一的社会经济根源，即社会剩余产品，他却并没有把这种剩余产品归为一类，而同他的各种出现形式区别开来。不仅如此，他对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没有向自己提出任何问题，只满足于指出，资本家如果不能用资本来取得利润，他便会满足于用这笔资本去购买一块能产生地租的土地。然而，他又承认，这种利润是新价值的一部分，而新价值乃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里诸如此类的矛盾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那便是这位经济学家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因为这个时代基本上还在产业革命以前（51）。因此，他还看不到工业里固定资本的折旧问题。因为，家庭工业所用的工具，基本上都是父子相传，还不像在技术革命的不断鞭策下需要定期更新。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不能掌握价值的真实性质，因为他主要是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发现了价值，而当时商品的所有人就是商品的生产者[13]。一直要等到劳动本身变成了商品，而且大规模地变成了商品，价值的秘密才有可能被揭穿。
到了李嘉图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完全成熟，形成完整的资产阶级学说，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在1817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D.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里，李嘉图恰好把亚当·斯密所达到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这部著作开头便是下面一段名言：
“商品的价值，或者能拿它去交换的其他任何商品的数量，决定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的相对数量，而不决定于付给这项劳动或高或低的报酬（52）。”
李嘉图对亚当·斯密进行批判时，很快便做到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来，同时认识到企业主所购买的并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报酬，正如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决定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他同亚当·斯密相反，不同意把劳动的产物同“累积品”（资本）的产物分别开来，他解释说：活人的劳动把他所用的劳动工具的一部分价值加进了他所加工的原料的价值里面。因此，资本本身也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归根到底，来自生产这个资本所必要的劳动量。由此才提出了真正是完整的劳动价值论，在生产中付出的劳动量（按劳动小时计量）才成为计量交换价值的唯一标准。
斯拉法教授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李嘉图并没有像通常有人所说的那样，在他晚年改变了他对价值的观点（53）。他后来的作品里的确流露出一些惶惑和不安，但是这只牵涉到价值和价格的关系。李嘉图很早便发现，商品出售的价格只不过大致相等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两个商品相对的生产价格是同生产这两个商品自始至终所付出的劳动量差不多成正比例的（54）。”在他看来，其所以差不多，那是由于资本的构成（后来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有机构成），由于资本的耐久性大小不一，也就是说由于资本分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所以也对价值起了影响。李嘉图认为这是事实里面的矛盾，但是他却一直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一直要到马克思才用他的利润率均分和生产价格形成的理论来解决了这个矛盾。
李嘉图提出了有名的价值论，但是提不出首尾一贯的价格论，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平均利润率的观念以及利润的精确计算，都是同剩余价值的观念，剩余劳动和无偿劳动的观念，总之，同揭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是分不开的。通过李嘉图，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达到了它最高的发展阶段。这个政治经济学在对土地所有制进行进步的和革命的斗争中，揭发了一切不劳而获的收入的寄生性。它要求放宽生产自由和交换自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商品生产的成本，从而增加各国的财富。李嘉图与社会寄生阶级的代言人马尔萨斯进行著名的论战时，劳动价值论进步性的历史意义便显著地表现出来了[14]。
英国资产阶级向土地所有制进攻，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谷物法”[15]即将废止，自由贸易即将成功，而就在这个时候，英国资产阶级也便失掉了它的革命作用。英国的工人阶级英勇地抬起头来，受到了彼得卢的枪击扫射。从此以后，英国资产阶级所重视的不是反对地主的特权，而是保卫自己的特权了。它的保守作用越来越超过了它的革命作用。
李嘉图提出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但这并不是从资本积累的规律里推论出来，而是从他关于级差地租、土地生产率递减、粮价递长和名义工资增长的理论里面推论出来的（55）。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李嘉图所达到的水平，已经只能由马克思来把它引上高峰。为此，必须同时揭露资本主义学说的护短性质，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说明剩余价值，利润，利润率的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经济危机以及撕裂着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此外还得要证明一个制度由于它的历史局限性，必定要让位给另一个比较优越的社会制度。凡是不能够或者不情愿走这条道路的人，势必回过头去，从李嘉图所已经达到的高度，翻身跌进庸俗的，折衷的政治经济学泥坑。
因此，李嘉图以后的政治经济学仿佛是古典学派定局与解体的一个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促成的定局与解体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至于李嘉图的第二代及其折衷主义的批评家则起了消极的作用。这些人便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庸俗经济学家”。
马克思在三个方面超过了李嘉图。马克思建立了剩余价值论。他在1867年8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里（56）自己也说这是他在经济学上最大的建树，从而把社会和经济学综合成一个伟大的体系，并且发现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潜在法则，也便是说明阶级斗争的法则。马克思制定了利润率均分，生产价格的形成以及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从而把基本上是静止的经济学说变成能动的学说，并且还发现了经济发展的主要规律。马克思订立了资本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理论，描出了经济危机论的轮廓，并且初步为宏观经济及微观经济的概念作出了实际的综合。
社会经济思想的决定性进步是同马克思分不开的。这便是把“利润”，“地租”和“利息”原来是各不相干的范畴，归并为一个根本范畴，即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的范畴，并且把它当做根本的范畴来处理（57）。亚当·斯密只隐隐约约看出了这种合并的可能性。李嘉图只起了个头，但是失败了。而马克思却通过这种合并，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实质：剩余价值不过就是社会剩余产品，剩余劳动总的历史范畴特殊的，货币的形式罢了。因此，现代无产阶级只不过是古代的奴隶，中世纪的农奴的继承人。他们受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再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
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社会秘密，即私人占有剩余劳动，占有无偿劳动，他一下子便看透了资本家行为里面的合理性和冷酷性，诸如竭力延长劳动日，竭力发展机器来减少生产成本，竭力积累资本来在最大限度内“解放”劳动力等等。同时，他也看透了工人们的反应是合理和不可避免的。往往有人责备马克思抱着义愤，从道义出发来制订他的经济理论。其实，他不过是破天荒头一次通过严密的经济分析，把义愤建立在磐石般的科学基础上面罢了。
马克思得力于他的剩余价值论，完成了艰巨的任务，把价值归之为生产价格。这便是微观经济论和宏观经济论和谐的综合基础。同一个分析既适用于个别的、每一个商品，也适用于全部社会产品。
当然，社会产品流通和再生产的全貌并不是马克思头一个发现的。著名的《经济表》（Quesnay , Tableau économique）的作者魁奈才是宏观经济研究的创始人。但是，魁奈的社会再生产图表所根据的观点依然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局限。他认为只有农民的劳动才能生产剩余产品，能生产社会“收益”。而马克思的再生产图表则根据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社会巨大原动力的观点。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是当了他们时代的俘虏，便是落后于他们的时代，[16]而马克思则同任何真天才一样却走在时代的前面。他看清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动力，把自己的分析发挥到逻辑的尽头，从而推测出技术不断革命既富有前途又十分可怕的能动性，而事实上，一直要到马克思去世以后，才出现了世界性的技术革命。
在剩余价值论上，有些先驱者在马克思以前便已经有所预感，主要如汤普森，霍治金斯，特别是理查·琼斯（59）。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也是一样，这个规律也不是马克思头一个提出来的，而是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里来的。不过，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把这个规律建立在土地收益递降的“规律”上面，而马克思则头一个从资本积累的倾向里面推论出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并且把这个规律同劳动价值论直接联系起来：活人的劳动既然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那末，活人劳动的比重（工资）在资本总额里越减低，不变资本的比重越增长，剩余劳动同资本相形之下，当然也就减少了。唯其如此，微观经济的分析和宏观经济的分析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正是在商品的秘密里，人们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注定灭亡的一切矛盾。
最后，马克思虽然没有用系统的方式来研究周期性危机，因为他打算在《资本论》后面的一章里来研究这个问题，而这一章却一直没有写出来，但是他仍不失为第一个经济学家，把周期性危机当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规律中的中心问题，并且认识清楚了周期性危机来自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而并非来自什么外在因素，来自什么偶然的或者是“自然的”因素。不错，当时的经济学家象马尔萨斯、西斯蒙第、萨伊－麦卡洛克之流，和李嘉图自己，都偶尔谈到周期性危机，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把危机论纳入自己经济学说的逻辑里面。马克思则与他们相反，他搜集了一切材料，一切根据，使现代的危机论得以建立起来。这种看法极有道理，所以现代的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节夫可以这么说：现代的一切危机论，不论是用这种方式或是那种方式，反正都发源于马克思。
马克思在积极的意义上摧毁了并且超过了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而所谓“庸俗”的或是折衷的经济学派则起了消极作用。李嘉图的绝大部分继承人没有朝着马克思的方向前进，他们觉得如果再死抓住劳动价值论不肯放手，自己将站不住脚，于是，他们不是朝着亚当·斯密方面退却，便是倒退到纯粹是折衷的和肤浅的价值观点上面。
马尔萨斯首先起来反对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归根结蒂这种反对不过是退回去把作为价值的精髓的劳动同创造价值的劳动力重新混淆起来。这种混淆正是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特点。同时，为了说明利润，马尔萨斯还是老生常谈，单纯地把利润看做是加在商品成本上面的剩余物。在萨伊的文章里，这个观点占了统治地位，而萨伊就是马克思指为“庸俗”经济学派的典型人物。这个观点的特点是，不设法归纳综合和系统化，只把一个完全是心理学的利润论同一个折衷的价值论“贴”在一起。这种折衷的价值论只满足于描绘一些奇妙的“生产因素”。
萨伊推广普及了亚当·斯密的学说，在当年使用简陋的方式对剩余价值和利润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答案。所有这些答案一直到今天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答案。在萨伊的著作里，这些答案都很古怪的和折衷地混杂在一起，一方面是这样一种理论：就物质意义来说的资本会生产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是这样一种理论，认为资本受到利用便会损耗，所以资本家应该得到剩余价值作为补偿。从这两个理论里首先由纳索·西尼尔得出了节欲论。
他们说，任何资本都来自一笔本来可能消费掉的钱款。所以是资本家牺牲了直接的消费，才省出钱来购买不用于直接消费的劳动工具。这种牺牲，这种节省，应该得到报酬。而报酬就是利息（剩余价值）。至于企业家的利润，那不过是工资，是管理工作的报酬。没有管理工作便不能有任何生产[17]。
用节欲论的逻辑推论到底，当然会陷入荒谬。凯恩斯谈到“他（企业家）不让自己的设备闲置着而加以利用时所作出的牺牲（60）”，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企业家购买设备，为的是要加以利用，那末他利用自己的设备又有什么牺牲可言呢？只有不利用自己的设备，企业家才有“牺牲”，有损失，才“节欲”[18]。节欲论只有单纯牵涉到货币资本的时候才有意义。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资本来说是完全说不通的。
节欲论哪怕在最精炼的方式下用于货币资本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摩根先生少喝香槟酒，少用金器，每年“节欲”一亿美元用来投资，他真的作出了“牺牲”吗？事情的真相难道不是他因为吃喝穿用再也花不了那么多，所以才用来投资的吗？[19]
节欲论者眼看官司打不赢，便一退退到遥远渺茫的神话时代。据说在那年代，有些人浪费了一部分收入，有些人则“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节欲下来”构成原始的“资本储存”（62）。可是研究了货币资本的根源便可以证明，这样一个时代从来也不曾存在过。事实是，社会的剩余产品并非发源于少数人的“节约”，而是少数“掠夺者”夺走了生产者的一部分剩余，才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祖先。这种掠夺，有的是巧取，有的是豪夺。“节欲”是有的，但是出于被迫。是生产者“被迫节欲”，而不是“企业家”从事于节欲[20]。
归根结蒂，除了包姆－巴维克的新古典学派以外，“庸俗”经济学家都满足于指出“事实”，也就是说，资本的所有人，劳动者和地主各自在日常的生产上提取收入，因为他们三种人都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稀罕的”（64）。至于“稀罕”的程度则恰恰体现于给“生产因素”所付出的价格[21]。这显然是以问题来解答问题那种循环论法。首先，自己假设一切“收入”是根据这个标准来区别的，然后又在分析里来“证实”这个假设，根本不问一问这些“因素”究竟是不是创造价值的。
其实，固定资本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土地也不创造任何价值。机器要是没有活人的劳动力直接或间接地用它来操作，那末机器也不能产生任何价值。资本家，工人和地主的收入是在市场上进行分配的。而市场的特点在制度上便是不平等的，否则资本主义制度便一天也过不下去。生产工具垄断在一个社会阶级的手里。另外一个社会阶级则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生产因素的“价格”与市场条件的不平等是一致的，同创造价值的理论问题毫不相干。
有些人会反驳说：就算是这样，那末为什么不满足于批判市场制度本身的不平等条件呢？为什么要在实际价格的后面寻找神秘的“内在价值”呢？实际价格就是市场上的价格，而“内在价格”则是从前所谓“自然价格”的回声。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的各种现象，分析其发展的规律，都可以从生产价格出发，那末劳动价值论对于这些分析又有什么格外的帮助呢？
找一个简单的范畴来最后说明许多表面现象的内在结构和内在逻辑，并非一门简单的思想游戏，而是一切科学思想在认识的所有领域内展开活动。化学家企图把分子的结构来说明一切物体。物理学家则把分子缩小到原子，电子或者是其他极微质点的结构。自从发现了组成因素，发现了现象，语言学便成了一门科学。任何学派只要不肯在一切表面形态的后面寻找比较简单的因素，必然沦入经验主义，只注意事物的外表而无法深入理解事物的发展。
经济科学发现了价值这一组成因素，便掌握了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钥匙。没有劳动价值论，也就没有办法把利润、利息和地租归到唯一的根源上来，也就没有办法理解最近一百五十年来农业生产神秘的波动。没有劳动价值论，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便不能自圆其说，经济危机也不能有首尾一贯的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无法理解价格的长远趋势。价格的长远趋势归根还是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的变化。
生产价格论即“生产成本”论，如果离开了劳动价值论便成了单纯的经验主义，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22]。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计算，利润率的平均促成了先前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其规模须用劳动价值论来加以说明。一旦放弃了这个标准，放弃了生产价格的总和必定等于价值的总和这一观点，那末就只好从供求的波动来推论利润的总量了。尽管推论得头头是道，价格却只在虚空中摆动，因为它失掉了预先确定的固定的轴心。其后果于计算国民收入时特别容易感觉出来，在研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研究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时，也特别容易感觉出来[23]。在科学领域内，任何人不考虑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终究是要吃亏的。这里已经充分证明了坚持劳动价值论，坚持构成一个整体的完整的经济学说的“益处”。
但是还需要很快批驳一下几个最流行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论点：
（1）据说，马克思在确定一切商品都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便是人类劳动的产品时，故意不去列举一切不是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如土地，矿石，石油矿，特殊的地理位置等天然财富（67）。换言之，“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末，哪里没有劳动便没有价值（68）。”事实是，“天然财富”如果不是真正人类劳动的产物，如荷兰和弗朗德勒的海田，排水田，水浇地，排掉水的沼泽等等，本来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有时候会有价格，那是人为的、社会的、垄断所有权的结果。没有垄断，这些天然财富便没有“价格”[24]。至于矿石在地底下的时候本来没有价值。而开采所付出的劳动，运往消费者集中的地区所必要的劳动，却真正创造出了价值。
（2）据说，马克思在确定一切商品都只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便是人类劳动的产品时，没有考虑到一切商品另外还有一系列共同的性质：即它们是自然的产物，稀有物，服从供求规律的产物等等（69）。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肯定说一切商品只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便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他同亚里士多德以及古今一切主要的经济学家一样，强调指出，一切商品都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可是，使用价值只体现个人与物品之间的特殊关系，显然不可能是一种客观的关系，不可能由买方和卖方一道采用来作为共同的计量标准（因为，原则上，卖方出卖一项商品时，这个商品在这个时候，对卖方来说是没有用处的）。而交换价值则必须可以用出现在市场上一切生产者所认为共同的性质加以计量，这是一种社会的性质，可以通过它把一切这些生产者的关系交织起来。商品稀有是商品生产的先决条件。但是，两种商品究竟谁比谁稀罕，那是没法精确计量的。至多只能够这样来推算稀罕的程度：这两个社会生产部门在社会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各自分配到多少劳动时间。拐了这样一个弯，我们依然回到这样一个观点上来：商品的共性是一般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结晶（是社会支配全部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依然回到劳动价值论上去。
（3）既然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末，相等的劳动便生产出相等的价值。然而，经验却证明情况恰恰相反：牛身上不同部分的两块肉是用同一劳动生产出来的，但是两块肉的价值不一样（70）。首先，这是批评家混淆了价值和价格。市场上的价格是围绕着价值波动的，同价值并不完全相等。此外，批评家又混淆了个人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创造价值的不是个人花费的劳动，而是市场认为是社会必要花费的劳动。这取决于生产率的相对水平，因此我们便面临了利润率均分的问题[25]。
（4）价值既然以劳动作为唯一的源泉，一个商品的价值便不该变动，因为劳动是一次纳入商品的。然而，商品的价值却是随着时间变动的。特别是发生了经济危机，价值便会下跌。艺术品等等则越古价值越高（71）。这里，批评家又一次混淆了价值和价格。垄断价格是会同价值相差很大的[26]，尤其是艺术品的价格。发生了经济危机，商品价格暴跌。这毫不意味着另外有什么神奇的原因引起价值暴跌，而只不过是因为市场在事后证明出：生产这些商品所花费的一大部分劳动，在社会观点上是浪费掉了的，并不是社会必要劳动，因此在交换时得不到任何社会的等价物。
折衷派政治经济学却并没有使学者们完全满意，学者们依然在为前辈留下来的问题提答案。同时又不能使资产阶级完全满意，因为，资产阶级经常感到威胁：经济学家从普及李嘉图的思想出发便可能朝着社会主义推进一步（突出的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48年革命以后，尤其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社会主义的危险”触目惊心，为了消除这个危险，必须摧毁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整个建筑物。因此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大转折点，并从此走向价值的边际效用论。从1855年起，赫尔曼·戈森便和理查德·詹宁斯二人各不相谋地（72）为这个转折点扫清道路，从而形成了新的古典学派：在英国的杰文斯（1871年）在奥国是门格尔（1871年），在瑞士是瓦尔拉（1874年）。
新的古典学派同折衷派和庸俗的经济学派比起来，在方法学上比较严密。在古典学派相同的地方是，努力不遗漏任何经济现象，不规避任何问题，提供材料，建成一套首尾一贯的学说。这套学说的辩解性，在结论里倒不十分看得出来，它的辩解性主要出现在方法学上，出现在作为起点的假设里。体系是首尾一贯的，但是不合乎现实，既不能在静止的状态中掌握现实，更不能解释现实的发展规律。
从配第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整个价值论是客观的，也就是说归根是从生产出发的。价值与生产价格完全合一，或者在生产价格周围波动。他们不承认需求对价值的影响是独立的变数。哪怕在间接地考虑这个影响的时候，也只显得是生产本身的间接函数，因为一切收入都被认为是生产中创造出来的。事实上，全部古典派理论都因为这个缘故趋向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个观念的综合，而只有马克思能够把这个综合做好。
可是，新的古典学派是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的。这是一个纯粹的微观经济学派，认为价值可以并且应该就各个不同的商品来加以决定。这个学派认为，各个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费用，而取决于需求对于生产费用的独立的影响[27]。于是，他们对古典学派的出发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分，提出了异议，相反地认为交换价值主要取决于使用价值，取决于商品的效用。
可是怎样来计量这个效用呢？新的古典派在这里又撞上了他们前辈所遇到的困难：从亚里士多德到琼－巴蒂斯特·萨伊，中间还有法国的修道士布利丹和百科全书派孔迪亚克。我如果问人家：“这把刀对你有什么用处？”别人就答道：“用处很大。”不然就说：“我老要用它”，或者说：“我一点也不需要它”。可是谁也说不出“使用价值”的数量，说不出任何计量的标准。边际效用论者既然没法用数量来表达使用价值，只好满足于用数量来表达使用价值所应该供应的需要。他们定出一些需要的个人等级。因此人们有理由把这个学派指为主观主义学派，因为，它的出发点纯粹是专断的，是主观的。正如鲁道夫·希法亭所说：马克思和古典学派从交换行为的社会性出发，认为交换价值是不同商品所有人（生产者）相互间的客观关系，而边际效用论者则从需求的个人性出发，认为交换价值是个人与物品之间的主观关系（73）。
然而，从数量上来表达需要，并不解决困难。一个人需要钻石当然不如需要水和面包那样迫切。可是钻石的交换价值却比面包大。人还需要空气，而在正常情况下空气却没有任何交换价值。所以新的古典学派便说：决定价值的不是需要本身的强度，而是最后一部分未满足的需要（即边际效用）的强度。
从这个总的观念出发，新的古典学派订出一系列曲线，曲线的交叉点指出平衡的条件：供和求的曲线决定平衡的价格；还有一些曲线体现静止状态和物价，体现在收入的一定水平上商品的需求量；边际价格的曲线则为企业家规定了保证最大利润的生产水平；还有提供工资和“无效用劳动”以及要求就业的曲线；提供利息率和预期利润以及投资量的曲线；资本积累总额和闲置资本总额以及利息率的曲线等等。最后，整个体系都完全达到了静止的平衡，“利润”本身也消失了。至于瓦尔拉的学说是这样的，因为在全面竞争的情况下，边际产品的价值决定全部生产的价值，而边际产品的价值则化为折旧的资本、工资、利息和地租（74）。
于是便得出一项总平衡的边际效用论。有一位作家把这个理论概括如下：
“有人对我们说，在竞争制度下，企业主不断加强使用生产的每一因素。一直到这一因素的边际生产率（即由于利用最后一个单位而得出的净产品）等于这一因素在市场上的价格。同时，企业主增加他的生产，一直到产品的边际费用（最后一个单位的费用）相等于产品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得到最高限度的满足，因为一个生产因素的任何移转会减少这一因素所创造的‘价值’。比方说，生产因素是一个工人，他在目前的工作场所每小时生产出与他工资相等的价值。如果把他移转到别处，他便会生产得少一些，因为他被‘添进’了另外一组工人，而这一组工人的边际生产率已经相等于工资，所以这个工人的生产率必然会降低一些（75）。”
艾里克·罗尔批评布哈林的机械论点是有道理的。照这个论点说起来，边际效用派反映了资产阶级内部出现的新食利阶层的特殊利益（76）。然而布哈林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有道理的。他说边际效用派“采用”了食利者的观点，说得更恰当一些，采用了退出企业领域的资本家的观点，因为边际效用派从个人的消费出发，而不是像古典学派，像马克思那样，从社会生产出发（77）。新的古典学派创始人举例的时候，几乎只举奢侈品生产，这决不是偶然的。
新古典学派的这一特点另外由一个事实予以指明，那便是新古典派很久一直没法确定生产资料的边际价值。最后通过包姆－巴维克才做到了这一点。包姆－巴维克采用了生产“迂回”概念。越是牵涉到生产资料，生产的“迂回”便越加显著，而生产的“迂回”是要“付出代价”的。此外，新古典派无法说明，为什么从千百万各不相同的个人“需要”里，不仅涌现出统一的价格，而且，哪怕在完全自由的竞争下，还涌现出长期稳定的价格[28]。“边际”的手法不足以说明常数，也不足以说明经济生活的根本演变，至多只能说明短期的暂时变动。瓦尔拉的基本著作里，把“情愿投标”的买方和卖方作为例子，并从这个例子出发，也就是说从交易所里投机家的例子出发，这是值得注意的（78）[29]。
今天，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愿意承认，新古典派的平衡学说完全与现实不符（79）。这个学说不承认资本主义特有的制度背景。在这个制度下，认为工资决定于“工人劳动时间的最后一个单位的产品，而工人宁可出让这一时间单位不愿意把它用于消遣”，这是绝对荒谬的[30]。这个学说不承认竞争的能动性，不承认竞争使得平衡经常受到扰乱。这个学说完全是静止的，至多只能把能动性作为一个扰乱平衡的因素，而实际上，平衡只不过是经常波动的，痉挛性经济运动的一个短暂状态。这个学说既不能说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又不能说明结构本身的危机。推论到逻辑的极端，这个学说甚至弄到否认帝国主义现象，或者说得更恰当一些，否认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有任何联系（80）[31]。
新古典学派的学说不仅与整个社会现实不相符合，而且与日常的实际生活也不符合。而劳动价值论则可以用实际经验来证明的。最低限度也可以用经验来证明，一个商品生产价格的一切因素，归根结蒂都可以归纳为劳动。如果分析得比较深刻一些，便归纳出劳动是其唯一的源泉。资本主义企业家不管新古典派的一切说法，始终根据同一标准来计算他们的成本[32]。而且，他们力求就生产率进行比较的计算时，也是用“劳动量”作为本位，而且仅仅用这个本位来进行计算（83）。
价值的边际效用论，以及以它为基础的新古典学派，统治了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达四分之三世纪。它们的客观功用当然纯粹在于起辩解的作用，为资本主义的各种结构辩解，说它们或多或少是无法避免的，为工资、价格和利润辩解，说它们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换的结果。当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头十年，资本主义的高涨繁荣本身便是拥护资本主义最好的“论据”，这个“论据”比任何学说都来得有力的时候，资产阶级还不感觉需要在纯粹辩解性的学说以外，再有一个不同的经济思潮。
然而，好几辈经济学家都不满足于新古典派提出的答案，尤其是对投资（利润率）问题的答案，对货币（货币数量论）问题的答案，对周期性危机问题的答案，表示不能满意。新古典派在它一些最薄弱的方面开始解体。这些最薄弱的方面便是它难以提出一个能动的理论，从边际价值的微观经济前提出发提出一个发展的理论，同时它难以使依据供求关系的价格论[33]，同依据流通中的货币量的价格论彼此调和。
因此，把利息率认做是资本供求的结果，认为，资本的需求太大，利息率便会增高到能够制止需求，而资本的需求不足，利息率便会降低到能够鼓励需求，这种想法在本世纪初便由瑞典的经济学家魏克赛尔驳斥了。魏克赛尔证明平衡的利息率决定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魏克赛尔的门生冈纳·密尔达尔则更进一步，说明这个利息率决定于投资的预期收益（84），换言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决定于利润率。
在十九世纪，虽然只有批判资本主义的人去研究经济危机的一些现象，但是在十九世纪末叶，杜干－巴兰诺夫斯基直接受了马克思的影响，便开始对周期性危机作了实验性的研究，从而得出了现代的经济周期论和经济增长论。而且他还运用了马克思所锻炼出来的一应俱全的工具，特别是把社会分成两类，以及固定资本周期更新等等的问题。在他以后，斯皮特霍夫，阿佛泰利翁，布纳提安，米契尔，熊彼特和另外一些人也都研究了经济危机的实验材料，并试图加以解释。1917年哈佛大学设立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周期性的波动。这个研究机构叫做“哈佛大学经济研究委员会”。但是，一直要等到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官方经济理论才彻底投入所谓“凯恩斯革命”的这个转折点。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人们承认了这种经济理论已经全部破产。《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于1931年9月1日在一个富有意味的标题《政治经济学的破产》下写道：“我们认识电子运动的速度，而不大认识货币流通的速度。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的周期，知道太阳在宇宙中的周期，可是不大知道工业的周期”。
对于亲身经历的历史现实同经济思想的改变，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谁也没有凯恩斯自己那样清楚。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里依然还坚持货币的数量论。这个理论同新古典派的经济理论的主体分了家。凯恩斯受了阿尔弗利德·马歇尔的影响，依然在货币论里把货币当做单纯是交换手段，而没有认为货币同时也是支付手段和价值的储存。一直等到他直接接受了危机的影响，这才在1936年编撰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J.M.Keynes, The General Thory of Employmet , Interest and Money），打乱了这些传统的观念。
瓦尔拉制出的全部平衡方程式，在理论上应该导致充分就业。一个建筑在自由竞争上的社会自然而然会形成充分就业。在这样一个范围里，可以设想的失业，只有是摩擦性的失业。如果爆发危机，那是基本上应该归罪于货币的混乱现象以及金融过于紧张。然而，凯恩斯眼前便有1918年和1938年之间英国经济的实例。在这二十年里，工人阶级有10%左右无法就业。因此，平衡竟可以同大规模失业并行不悖，可见这种学院式的理论解释里面，一定有漏洞存在。
这个漏洞被凯恩斯在货币的双重职能中找了出来，即货币作为交换手段的职能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作为支付手段，货币体现了市场上对商品的（潜在）需求。然而家庭和企业都可以对自己手里的钱采取两种决定：决定花费掉（消费掉），或者决定储藏起来。既然是需求量决定着经济活动的水平，这个水平便主要随着人们是否倾向于消费而发生波动，也就是说，随着收入总额是否被花费掉而发生波动（85）。一般地说，家庭都花费掉各自收入的绝大部分。所以归根结蒂，正是企业支出——企业投资——的波动决定了需求量，决定了就业量和生产量。
凯恩斯的理论是一项收入论，因为是收入的分配最后决定了就业的水平。既然需求方面的收入必须实行一定的分配，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所以凯恩斯便建议由公共开支、在收入税减和大批人失业的时候出来补救私人投资的不景气。由于乘数的作用，[34]任何公共开支都能使国民收入增添比开支本身更大的收入。这样便形成了赤字花费论：增添公共开支可以“启发经济复苏”。
因此，凯恩斯便与当时一般被公认的整套教条彻底分了家。这些教条之一认为经济危机，哪怕是1929年的危机，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工资能够跌落到企业主在生产中重新有利可图（至于生产出来的东西由谁来购买则并无答案）。另外一条教条则认为应该付出一切代价来维护货币的稳定。还有一条教条则认为任何收入结果总是要花费掉的。还有所谓“销路规律”等等。
这个分家的历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个转折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从辩解性的变成了实用主义的。现在问题已经不在于从理论上来替资本主义辩解，而在于从实践中来救资本主义的命（延长它的生命），减轻资本主义危机周期波动的激烈程度。由社会来控制经济周期，在国内和在国际间都成了政治上必不可少的事情（86）。凯恩斯和他的门徒追求着一个实际的目标：组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涉，以便减轻周期波动的激烈程度。他们在理论上所关心的事全都面向着这个目标。他们越来越断然地一挥手便撇开了纯粹的理论性问题。凯恩斯的主要门人萨缪尔逊在他的《经济学》（P.A.Samuelson, Economics）里只满足于从“生产三个因素”的“事实”出发，根本不屑提出什么价值的理论来。
实用主义的凯恩斯学派在本质上是宏观经济的。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这一学派特别引起国家权力对大经济集团的重视，同时也主张国家权力于必要时对大经济集团的干涉。各种商品各自的价值或价格，那是无足轻重的了。官方政治经济学趋向宏观经济论的决定性转折，提供了条件来深究经济周期论和经济增长论，同时，通过经济数学，创立了一系列的研究技术、预测技术和经济计划的技术。这些技术对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来说，如果不比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更加有用，至少是同样有用的。
“凯恩斯革命”里面包含的这些积极性因素是不应予以否认的。而且，一般说来，这些积极性因素，至少在客观上即使不算回到了马克思的观点，而也是回到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凯恩斯批评销路论和货币数量论，基本上都是马克思说过的。甚至于以偏重现金为基础的利息论也是从马克思那里出来的。
然而，在许多方面，凯恩斯毕竟跳不出新古典派的边际效用论那些错误观念的圈子。[35]同时，他所抱的实用主义观点往往使他为资产阶级效劳，尤其是他主张提高物价（温和的通货膨胀），因为工人们坚决反对降低名义工资，而不那么反对物价上涨时引起的实际工资降低（88）。
凯恩斯依然认为“企业主的推断”是经济周期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并不考虑，这种“推断”是否最后决定于客观的因素，例如利润率的演变。他依然不加区别地谈论“收入”和“储蓄”，在劳动者的收入和资本家的储蓄之间，不去树立根本性的区别。劳动者的收入是很少可能储蓄起来的（任何工人的储蓄实际上不过是延期消费而已）。只有资本家的储蓄才能够在投资或储藏之间进行选择。边际效用论者实际上是不管储藏现象的。凯恩斯虽然理解储藏的重要性，但又过分地限制了这个重要性，把投资肯定为“某种形式的净收入的一种增长”（89）。这样便重新回到储蓄等于投资这一平衡方程式。其实，只要运用生产性投资这一概念，便可以大大加强全部论点。最后，凯恩斯严厉地斥责以固定收入定理为依据的边际效用派，但是他自己引用的定理也是同样的不现实。他的定理是“设备的实际体积和数量”配合活动的利润率（90）。可是利润率的运动恰恰决定于固定资本积累总量的演变。而且凯恩斯自己也在另外一段书里面承认了这一点。关于整个资本积累问题和设备扩大问题，凯恩斯的看法都从英国在1920到1935年这一时期的经验那里受到了莫大的影响。这是英国处于半停滞状态的时期。
凯恩斯派的收入论和经济周期论使他们努力使用数学模式来表现他们的体系。因此便很快地从三十年代末期和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用宏观经济的数学模式来研究经济周期（特别是以乘数原则和加速原则为基础的各种模式[36]）。后来又使用以资本系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最后则使以投入与产出图表为基础和以经营业务的计算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些技术在资本主义经济里只被割裂地、间断地采用，只有到了社会化的计划经济范畴里才能够真正发展起来。在社会化的计划经济范畴里，这些技术的用处是不可否认的，尤其是在解决棘手的机械性问题时（在同一个优先的目标下在不同的投资方案中进行选择；逐渐用新的技术方法来代替现行的方法；确定某些地区不同程度的不发达性质以及确定最适当的投资方式来克服这种落后状态等等）。苏联在斯大林时代不肯采取这些技术，曾经用丝毫无价值的、冒充理论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使苏联的经济发展遭受了巨大损失。
然而，尽管计量经济学是一门有价值的技术，但毕竟只是一门技术，而且还不过是一门辅助性的技术。这门技术本身不能够提出问题，也不能为政治经济指出方向。它永远只能为某一观点服务，为一条预定的政策服务。夸大这门技术的作用的任何企图，或者企图把普遍性的作用，甚至绝对的作用，赋予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必然会导致混乱和错误。
首先，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是一门用来简化的技术。在加以运用时不得不根据某些前提，某些已知的并且可以标出数量的可变因素（91）。这门技术同新古典派的理论一样，在运用时永远必须遵守这一出色的保留，即其他一切事物都依然相等。可是，在纯理论范畴内，这个保留虽然显得无关重要，但是一离开抽象的推理，到了为采取行动而需要精确的推算时，这个保留便会起决定性的作用。用计量经济学计算出来的任何答案，必须认做是一项原料，必须运用这个原料来进行全面得多的辩证分析，考虑到大量的可变因素，以及计算时没有考虑到的次要
其次，用计量经济学来进行的任何计算，都事前决定于提问题的人的观点立场。假定消费水平同预定投资的效率，二者相互起着作用，承认或不承认这个假设会大大地影响作为计算基础的资本系数的选择。[37]对于乘数价值的一种估计如果同另外一种估计只相差一个小数，也会使预计的结果发生巨大的差别。采用或者不采用劳动价值论以及是否根据这个理论来确定国民收入，在演算方程式、确定最适合的经济增长率的时候，都会得出不同的方案，导致不同的选择。在计算一个不发达社会的国民收入按人口的可能性增长时，把人口只当作消费者，或者把人口当作潜在的劳动力，并且认为应该动员他们的创造力，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会使计算的结果发生一倍、两倍的差别。
因此，计量经济学必须服从一项总的经济理论，稍一离开，便会走入歧途。对于这一点，凯恩斯是很了解的。他同廷伯根进行有名的论战时写道：
“我没有道理来这样假定：用多种相互关系来进行分析的办法（即统计法），主要决定于经济学家能否提供一张单子，载列各项有关的原因，而且这张单子能够正确地导向目的地，不仅如此，还要看经济学家能否为此提供一张全面的单子。比方说，假定人们考虑到三项因素，这三项因素确实是真正的原因，但是还不够，还得要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有关的因素。如果还有这样的因素没有被人算在帐上，那末，这个办法便不能够发现三项因素相对的数量规模。如果确是这样，那就是说，只有在经济学家能预先对有关因素提供正确的并且确实是全面的分析时，这个办法才有实际的用处。所以这既不是一个能发现问题的办法，也不是一个能进行批判的办法（92）。”
从1894年到1914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在这个时期发展得最富有成效。在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并且深入人心以后，在考茨基出版了《经济学说史》（Kasutsky ,L'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ques）以后，当时，工人运动迅速高涨，“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进行着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列宁的著作相继问世，讨论资本主义打进俄罗斯的问题。考茨基也陆续发表作品，讨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问题。巴尔夫斯发表了对帝国主义的初步研究。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就经济危机的理论进行论战。然后，鲁道夫·希法亭发表了《金融资本论》（R.Hilferding, Capital financier），罗莎·卢森堡发表了《资本的积累》（R.Luxembourg, L'Aecumulation du Capital），形成这一时代的总结。接着又有考茨基、奥托·博埃、潘柯克，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重要文章，论战和普及的小册了相继问世。这一大批学术研究，在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候“刷新”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不仅在世界市场上发生结构的改变，便是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到了垄断资本时代，也发生了结构的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这个变局有所预感，但是都没有来得及进行详细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收获不如第一个阶段那样丰富。这个阶段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和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初期之间。这个阶段以两类问题为中心：一类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问题（即苏联经济问题），另一类则是帝国主义问题。在第一类问题里，应该指出布哈林、瓦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Préobrachenski, Novaia Economika），拉庇图斯和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Lapidus et Ostrovitianov, Manual L'Economie Politique soviétique），斯特鲁米林、托洛茨基、加托夫斯基和另一些人更加专门的文章。在第二类问题里则主要有亨利克·格罗斯曼、弗里茨·斯登伯格和奥托·博埃的著作。
但是，正当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显然趋于破产，正当资产阶级经济思潮发生实用主义的大转折，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非但没有再次向前跃进，反而也变成实用主义。这至少在苏联以及一切附属于苏联的地方是如此。原来是追求客观直理的工具，堕落为事后替苏联政府采取的政治或经济决定进行辩解的角色。现在去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怎样被利用为这个政策的一些“转折点”相继进行多种多样的辩解，固然已经只是纯粹历史上的意义，但是，现在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怎样被用作辩解而受到歪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最严重的歪曲有两种。一种歪曲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定义问题（特别有关商品生产方面），另一种歪曲则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内（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劳动力的报酬问题。
劳动价值论意味着没有了市场，便再没有商品生产。也就是说，人的劳动不必再在产品的流通中拐一个交换的弯，才能够估计得出这个劳动是否社会必要的劳动，那末商品生产也将随而消失（9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许多段落谈到这个问题，而且都说得很明确。例如《哥达纲领批判》（94），恩格斯于1884年9月致考茨基的信等等。然而，商品生产的消亡决定于两个因素：其一是流通中一切产品的私有制消亡，一切与集体所有制不同的私有制消亡；其二是半匮乏状态的消失，这样才可以不必再把交换作为分配产品的手段。这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必要条件。
照苏联的官方论点来说，苏联从1936年起已经完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然而“商品、价值、货币”这三个范畴却显然还在应用。这样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1954年8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anuel d'économie Politique）重新引用了斯大林的文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为上面指出的修正主义论点进行辩护（95）。这部教科书肯定说，在苏联，商品生产的残余来自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存在，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但事实上，苏联商品生产的残余却来自生产力不够发达。这样，人们才能够发挥这样一种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平均生活水平可以低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论点背道而驰的。
这些观点的辩解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观点是事后提出来，为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纲领进行辩解的，其中包括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这一论点。其所以要提出这些论点，那是为了不让苏联人民知道，当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远远赶不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张这些论点的人，一面为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这一事实进行辩解，一面也就为社会不平等的继续存在进行辩解，并为这个古怪的“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有出卖劳动这一事实进行辩解。
还有一项理论，它的辩解性格外显著，那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报酬是根据“为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规定的。这种说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哪儿也找不出来。恰恰相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得非常清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生产者只按提供劳动的数量获得报酬（96）。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并且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按劳动的质量来定报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合理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却失掉了任何意义。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取得（技术）熟练程度的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