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资本的发展
农业剩余产品的各种形式
农业剩余产品是一切剩余产品的基础，从而，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如果社会不得不把全部劳动时间用于生产生活资料，那么，任何其他的职业活动，不管是手工业的、工业的、科学的或艺术的，就都不可能了。
农业剩余产品可以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在社会上出现。中国的哲学家孟夫子，早在纪元前四世纪，就已区分出农业剩余产品的下列三种主要形式了：以劳动形式出现的剩余产品（徭役），以产品形式出现的剩余产品（使用价值）；或以货币形式出现的剩余产品（1）。[I]
以无偿劳动或徭役的形式提供的农业剩余产品，在任何阶级社会的黎明时期就已出现了。西欧中世纪初期，村子里的土地分为三部分：农民为自己本身的需要而耕种的土地；封建主利用被迫必须服徭役的农奴的无偿劳动而直接经营的土地；农奴和封建主多少可以自由处理的公有土地、树林、草地、空地等等（2）。农民必须把他每周的劳动分为在他自己地里的劳动和在封建主地里的劳动。在自己地里的劳动，从社会观点看，是必要劳动，为生产者提供生活所必需的产品。在封建主地里的劳动，从社会观点看，是剩余劳动，为不参加生产的有产阶级提供生活所必需的剩余产品。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许多国家都实行类似的制度。白人未到夏威夷群岛前，夏威夷群岛存在过一种封建制度。根据这种制度， 农民必须每五天在地主所经营的土地上劳动一天（3）。在墨西哥，土地改革前，有过“一种习惯（！）”，根据这种习惯，农业工人为生活所必需的小块土地向庄园主缴纳地租，其形式是每周两天或三天无偿劳动（4）。”
以实物支付的剩余产品和以无偿劳动提供的剩余产品可以同时出现。西欧中世纪初期的农奴，除徭役外，还必须向封建主缴纳实物地租（农产品或手工业产品）。在夏威夷群岛也一样，除徭役外，还必须缴纳实物地租（5）。
在日本，实物地租和徭役并存（6）。在中国，实物地租也和徭役同时存在，而且，除了有关公益的大工程外，实物地租逐渐代替了徭役。事实上，缴纳实物地租，也就是说以使用价值（小麦、稻谷、酒、农民家庭生产的布匹、等等）形式缴纳农业剩余产品，在历史上，相当早就成了剩余产品的主要形式，一直保存了几千年，很少变化。在埃及历史上，这种以实物形式缴纳的农业剩余产品，从法老时代起，一直保留到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连续七百年，作为缴纳地租，每年有两千万莫提[II]小麦运往意大利，以后是每年两千四百万莫提运往拜占廷，约占埃及总产量的12.5%（7）。
只要农业剩余产品还保存着实物地租这种形式，商业、货币、资本只能在自然经济的微孔中生存。广大的生产者，农民，几乎是永远不上市场的；他们只消费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交了剩余产品后所剩下的东西。
封建主掠夺了农业生产所逐渐增产的产品，由他们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但由于同样的原因，广大居民无力购买城市里制造的手工业产品。因此，这些产品仍然主要是奢侈品。因销路过窄，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极端有限。
事实上，古代希腊、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伊斯兰帝国和中世纪初期的欧洲，就是这样的情况；在印度、中国和日本，这种情况也一直延续到十八、十九世纪。小商品生产和对外贸易，在这种社会内，有时也显得特别辉煌，但不能掩盖这种商品生产和对外贸易的性质根本上仍然是农业的（8）。只要农业剩余产品还保存着实物形式，商业、货币和资本，在那样的一种社会内，只能在表面上有所发展。
农业剩余产品从实物地租变为货币地租，彻底地搅乱了社会情况。为了缴纳地租，农民今后不得不自己到市场上去出售产品。他脱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而进入了主要是货币经济的状态。货币可以使人取得各式各样的商品，也使各式各样的需要发展了（9）。经济生活脱出了几千年的停滞状态，失去了相对平衡，而成为动荡的、不平衡和激变的。随着商业的无比高涨，生产和消费也都发展了。货币渗入各个方面，破坏了一切传统联系，改变了一切原有关系。一切都有了价格。从此，评价一个人，只根据他的收入多少。正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所已看到的那样，随着货币经济的胜利，产生了普遍的见利忘义（10）。同时，货币开始掩盖农奴和主人之间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真正经济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地主和佃户，雇主和工人，都作为商品的自由的主人在市场上见面，而这种“自由贸易”的假相掩蔽了在新的货币形式下继续存在的旧的剥削关系。[III]
农业剩余产品从实物地租变为货币地租，并非商业和货币经济扩张的结果；这种改变是阶级间一定力量对比的结果。
“货币经济的兴起，并非像十九世纪的历史家所认为的那样，总是一种伟大的解放力量。如果没有一支广大的、没有土地的自由劳动者的后备军，如果没有自由国家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保证，那么，市场的扩大和生产发展的结果，可能不是减少徭役，而是加强徭役（11）。”
“不管农民经济中的交换是直接为本地市场服务的，还是通过居间商人而流往较远的市场的，这种交换的发展终于发展了货币地租。封建主经济中交换发展的结果是增加徭役（12）。”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在东欧，包括德国东部在内，从十五、十六世纪起的村社经济的演变情况。在这一地区，徭役和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的情况，不断地在扩展。[IV]在封建庄园里，用于对外贸易的农产品的生产有了发展，徭役就是随这种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
要使货币地租代替实物地租，必须使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依靠城市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的作用）方面的条件，例如，地主不得不让农民留下自己不断增产的产品。
使用价值的积累和剩余价值的积累
只要农业剩余产品还保留着实物地租的形式，有产阶级财富的积累，主要是以积累使用价值的形式来实现的。农业只提供食品、衣服、以及造房子用的木料和石料作为使用价值。因此，有产阶级很少有兴趣去无限止地发展农业生产。他们自己的消费能力就是生产力发展的顶点。
“中世纪大地主由于没有销路，无法为销售而生产，所以他们就无须千方百计地从农奴身上和从他们的土地里去获得剩余物资，这种剩余物资，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累赘而已。既然他们不得不自己消费他们的收益，他们就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衡量收益（14）。”
夏威夷群岛上，剩余产品的形式几乎全是食品。“由于大部分产品是容易坏的，如鱼、香蕉、白薯、豆子等，而且封建主也不必攫取比他们自己所能利用的更多的东西，因此这就限制了地主的勒索。虽然封建主可以因他们的身体魁梧而骄傲——妇女们尤其吹嘘她们个子高大——，他们的消费能力毕竟是有限度的（15）。”
交换和商业一旦开始发展，有产阶级就有兴趣增加生产了。他们把自己消费不了的那部分农业剩余产品拿去交换，就能得到奢侈品、珠宝和高贵精美的日用品。他们把这些东西贮藏起来，以便在社会上提高威望，也为了在遇到灾害时有所依恃。奥德赛史诗里列举主人公库房里贮藏的财富有：许多坛陈酒、许多罐香油、成堆的黄金、青铜、铁、珍贵的武器、豪华的布疋、雕刻精细的杯子，等等（16）。
随着交换和商业的普遍化，又有一种新的因素刺激有产阶级去发展生产。他们把自己消费不了的那部分农业剩余产品拿去交换，现在就能得到来自远地的罕有的消费品。他们的需要增涨了，他们爱好的东西也更精细了。无法估价的财富积累起来了。
贮藏的已不再是小麦、酒、油或未加工的贵重金属了。只有宝石和最著名的手工艺者（或艺术家）的艺术品才够资格进入大老爷们的宫殿。希提描绘埃及国王阿-穆斯汤西尔（1035——1094年）所积累的财富如下：
“宝石、水晶瓶、镶金板、象牙墨水瓶、硬橡胶墨水瓶、琥珀杯、麝香、钢镜、金柄银柄阳伞、棋桌和金银棋子、镶满宝石的匕首和佩刀、大比克和大马士革制造的绣花的细布（17）。”
九世纪时拜占廷皇宫里的财宝更为惊人：
“他（从829年到842年在位的太奥菲勒皇帝）喜欢排场和豪华。为了使宫庭招待会更加辉煌，他向手工艺者定做了许多精美的银器和机具：有名的金柜子‘五火金柜’，用以陈列皇家的首饰；隆重觐见日演奏的金风琴；树立在皇帝宝座旁边的金枫树，树上还有机器鸟在飞着和唱着；躺在皇帝脚边的金狮子，有时还会昂起身子、摇摇尾巴，、发出吼声；还有样子神奇的金犬，像在亚洲国王的王宫里那样，守护着皇帝的安宁（18）。”
中国皇帝和印度莫卧儿朝皇帝也同样豪华。想一想满是珠宝钻石的塔奇·马哈勒墙吧！
但是，可以肯定说，这一切财富都是积累起来的使用价值，既无法消费，也不用于发展生产力。仅仅为了奢侈浪费而集中的一大部分社会财富，似乎这是这些社会停滞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业剩余产品从实物地租变为货币地租不一定就会改变这种情况；而是使统治阶级更容易进入市场，使他们能取得还要更大的财富。但是，收入的货币仍然作为非生产性的消费而浪费掉了。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经济的发展，及其统治阶级的需要所起的刺激作用，可能成为残忍地索榨劳苦阶级的原因，成为社会大部分人贫困和破产的因素。日本自十八世纪货币经济发展时期起的情况正是如此（19）。
但是，旧的有产阶级如此奢侈浪费，货币终于从他们的口袋里流出来，而集中到高利贷者、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腰包里去。财富以货币的形式集中到一个新的有产阶级——资产阶级手里，正是这种集中完全改变了社会的发展。在旧的有产阶级手里，任何积累起来的财富，包括货币在内，只是些使用价值或为获得使用价值的手段。积累的目的是消费（而贮存则是为了将来的消费）。在资产阶级手里，积累起来的货币成了资本。
积累货币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这样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除去“与身份相称的”最低生活必需消费而外，同时也资本化而变为资本，以便获取新的剩余价值。这种积累价值以获取新价值，如果财富只是周期性地从一个国家转入另一个国家，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那么，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能的。要不便是，限于这种转移范围内的资本积累终将停顿，因为来源必然会枯竭；不然便是，资本积累找到新的门路：把资本投入生产里去，这是货币经济的最后结果。资本进入生产范围为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后，有产阶级消费的有限需要已不能对生产力起束缚作用。恰恰相反，使资本获利的欲望，本性上就是无止境的，这种欲望使生产力的发展摆脱了任何束缚。
高利贷资本
在只生产使用价值，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和农业经济的情况下，资本的最初形式是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就是一个机构或一个个人所积累的财富，补充社会储备不足。海肖德曾讲过：古希腊的农民如何在需要时向比较富裕的邻居借小麦，以后又多加一些还给他们（20）。以使用价值形式出现的高利贷资本，在农业文明国家里（巴比伦、埃及、中国、印度、日本）是一种多少世纪来的共同现象。塞姆语里，“马斯”（mas）（利息）这个词的字面词意是“幼畜”，这就清楚地证明高利贷资本的渊源是实物借贷。
实物借贷形式的高利贷资本和农民的关系，同货币借贷形式的高利贷资本和封建主及国王的关系是一样的。[V]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的时期里，法国高利贷者的主要作用是借款给国王，以税捐作抵押，那时税捐主要还是用实物缴纳的（22）。战争、饥馑、其他的天灾人祸，都要求突然集中货币。由贮藏贵金属器皿而转变为高利贷资本，或者把外国商人的商业资本用作高利贷资本，这些都是货币集中的主要来源。
当交换开始普遍化、并且使货币经济已经在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但同时大部分生产者和有产阶级的收益仍然是使用价值的时候，这是高利贷资本的黄金时代。按高利率出借货币成了利润的主要来源。古老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把高利贷列为一切生财之道的首位：
“呵，万王之王啊！愿意陛下以高利贷、农业、商业及畜牧而富盛强大（23）。”
虽有教会和国家出面反对，仍不能阻止高利贷资本破坏那时候的社会关系。豪门贵族债台高筑；小百姓倾家荡产；负债的农民不是被卖作奴隶，就是被剥夺土地；土地集中；这些就是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高利贷资本所造成的传统灾害。而且当时大部分社会骚乱，就是对高利贷资本这些恶果的反抗。在纪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的希腊，一般战争口号是：“重分土地，取消债务（24）。”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中国每个朝代衰落的时期，拜占廷和印度历史上好几个时期，都有类似的情况。
雅典的梭伦立法，罗马的十人立法，中国宋朝宰相王安石的变法，或拜占廷的土地法，都想防止高利贷资本的祸害，但都徒劳无功。这些措施只能推迟发展的结果，但不能改变发展的总方向。凯撒对高卢进行掠夺战争，就是为了想摆脱债务的负担。在罗马帝国的最初几个世纪，罗马公民不得不在整个地中海从事掠夺并积累巨大的财富，才能稍为减轻一些高利贷资本的压迫。罗马帝国瓦解时，高利贷资本仍在大商业消失后长期存在（25），而作家们仍然世世代代地老是抱怨利率太高。[VI]
中世纪时期，由于必须保卫自然经济，防止货币经济和高利贷资本的恶果，西欧天主教会曾激烈反对有利息的货币贷款。高利贷资本为了回避教会的禁令，于是就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购买地租。地主借得一笔钱，把他土地的每年收入让给债主；一直到他还清本钱为止。土地事实上成了债主的财产；地主要还清债务才能收回土地（28）。” [VII]
那只是抵押信贷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在中世纪的欧洲、印度、中国或日本，仍然是自然经济逐渐瓦解时高利贷资本所爱好的活动。在中世纪欧洲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购买地租，清楚地说明了什么是高利贷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源泉：封建主（或农民）的收益转入到高利贷者的手里。高利贷资本通过盘剥地主而积累，基本上就是农业剩余产品转入高利贷者的手里。
当货币经济普遍化时，原来的高利贷资本就丧失了主导地位，转向社会的卑微阶层，靠盘剥小市民而千百年地延续下去。这倒并非因为王公大人们不再需要货币了：他们比从前需要得更多。但是这期间，商业已成为资本的活动场所和主要的利润来源了。信贷和商业搭配了起来：这是西欧从十三、十四世纪起就出现的意大利、弗朗德勒和德意志大金融商人的时代。
商业资本
要在自然经济内部出现一个本地的商人阶级，就必须有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积累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方面是海盗行为和掠夺，另一方面是掠夺农民的一部分农业剩余产品，甚至一部分必要产品。
最初的航海就是通过到外国土地上去抢劫，通过掠夺和海盗行为，才拼凑起最初的一点点资本。海上贸易一开始就是一直和海盗行为混淆在一起的（30）[VIII]竹越教授认为，日本 （十五、十六世纪）最初的货币资本是在中国和朝鲜沿海从事海盗行为取得的：
“当日本政府想尽办法要用对外贸易来赚钱的时候，日本海盗却使用抢劫这一更直接的手段。由于他们抢得的东西都是金子、银子、铜币及其他财宝，因此，他们给九州、四国及日本中部各州岛屿的沿海地区带来的财富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以后，这些抢来的财富使整个国家又有了生气（31）。”
从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统治欧洲经济生活的意大利商人，他们积累的货币资本就直接来自十字军远征（32），如果说有什么大规模抢劫行为，那么十字远征军就是其中之一。
“例如，我们知道热那亚人如何于1101年帮助十字远征军攻占并掠夺巴勒斯坦港口凯撒利亚。他们的军官抢得了许多东西。他们把虏掠物的15%奖给船主。剩下的就分给八千名水手和军士；每个人得到四十八索里德和一斤胡椒。这样他们每个人就变成了小资本家了（33）。”
中世纪编年史作者乔弗洛阿·德·维勒哈杜安记叙威尼斯的长官们对西方贵族请求援助第四次十字军远征（1202年）的答复如下：
“我们将提供船只，以运输四千五百匹马，九千名马夫，四千五百名骑兵和两万名步兵。我们保证供应这些人马九个月的粮草。我们至少将做到上述这一切，而你们须按每匹马付给我们四马克（marks），按每个人两马克。因此你们应该支付的总额是八万五千马克。而且，我们还可以多做一些：如果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间，我们平分海上陆上的一切掳获物，那么，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还将提供五十艘战船。”
稍晚一些，在十五、十六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商人的货币资本原始积累，也完全是同一来源。
在主要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内，生活必需品的零售商业起初是受严格的限制和管理的（36）。甚至连批发商业也是这样。零售商业刚从手工业分离出来，当然不能使商业资本有大量的积累（37）。只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才能造成大量积累。对外贸易主要是经营供有产阶级用的奢侈品。正是通过对外的贸易，商人才能攫取地主阶级赖以生活的农业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中世纪时期，西欧香料贸易和东方产品贸易，以及弗郎德勒和意大利呢绒线贸易，这是典型的奢侈品贸易的高涨（38）。
商业资本有所发展的任何社会里都是这样的。中国福建省海关监督张如奎（译音）给我们描绘了十二、十三世纪时中国贸易的景象。他列举了四十三项进口物品：樟脑、檀香、没药、琥珀、龟甲、蜜腊、以至鹦鹉，全都是奢侈品和香料（39）。据乔治·波马尔尚说，日本古代贸易也只是奢侈品贸易（40）。安德烈亚德斯说：拜占廷的出口品几乎只是奢侈品（41）。伊斯兰帝国全盛时期的贸易也大部分是奢侈品。洛佩兹列举贸易的商品如下：
“埃及的翡翠、尼夏普尔的蓝宝石、也门的红宝石、波斯湾的珍珠、西北非的珊瑚、叙利亚和阿赛尔拜疆的大理石、埃及、也门和波斯的呢绒、马尔夫、东波斯和西班牙的棉花、土耳其斯坦和里海以南地区的丝、波斯的地毯、安达卢西亚的皮革、霍拉森的陶器、叙利亚沿海的琉璃器皿、法加纳的铁、……伊拉克的紫罗兰水、伊朗的玫瑰水、阿拉伯的檀香和灰琥珀、马格里布和西班牙的无花果、伊拉克和非洲的蜜枣、土耳其斯坦的香瓜、突尼斯的橄榄油、波斯、也门和巴勒斯坦的糖、波斯西北部的番红花、凡湖的鲟鱼、顾伊斯坦的‘可食土’、伊拉克和西班牙的美酒（42）。”
荷兰人没有到印度尼西亚以前，中国商人运往班坦（万丹）贸易中心的东西有瓷器、丝、花缎、丝绒、丝线、金线、织金布、眼镜、贵重扇子、药材、水银等等，买回去的有香料、麝香、象牙、贝壳和靛青。双方交易都是奢侈品（43）。[IX]
为了有效地盘剥贵族买主而获取剩余价值，奢侈品商人必须保持买卖的真正垄断权。“他们 （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没有任何领土霸权的野心，不想深入（非洲）内地，因为他们有长期的经验，知道用巧妙地商业垄断的办法去统治非洲居民（45）。”中世纪整个奢侈品贸易是垄断贸易。拜占廷六个世纪的繁荣，就是依靠它当时所起的东方丝绸和香料的唯一集散点作用，以后这种垄断权丧失给威尼斯，这就敲起了拜占廷霸权的丧钟。
当意大利城市控制地中海贸易时，他们也取得对埃及——东方香料的新集散点和对黑海沿岸国家贸易的垄断权。由于德意志商人在斯堪的纳维亚及新取得的东部殖民地区建立了事实上的垄断权，波罗的海和北海上的贸易、青鱼、小麦和木材贸易，那时就成了要用大资本的贸易。好些城市的商业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竞争，尤其是荷兰人的竞争，打破了这种垄断权。这种竞争使货主得以抬高价钱，同时也迫使商人减低他们的售价，这样就使利润的幅度大大缩小了（46）。
在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从事贸易的大商人，他们积累起来的资本因此就不能继续不断地重新投入到国际贸易中去。商业资本一旦有了相当的发展，就得努力限制任何新的扩张，否则就会自行破坏垄断利润的根源。那时代的商人终于把利润的一大部分投入到其他方面去：地产、高利贷、大规模的对外贷款。西赛隆（47）劝导批发商把利润投资于地产。犹太法典于三世纪时劝告人们把财产的三分之一投资于土地，把三分之一投资于商业和手工业，保留三分之一作为流动资金（48）。
古代的印度、中国、日本和拜占廷 ，也并无不同。十一、十二世纪时，犹太商人占有巴赛罗那郡几乎三分之一的土地（49）。格拉斯说：大约写成于1260年的挪威散文论“国王的镜子”里，劝告行商把他们利润的三分之二投资于土地（50）。在十三世纪时的热那亚城，“甚至最大的商人也以巨额的土地投资来支持他们的商业投资；对商业有兴趣的集团的背后，有另一集团，还要大得多，他们几乎没有感染资本家的冒险精神，而把他们的财务制度直接寄托在土地上（51）”。
至于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大商人，崩西纽里、斯科提、佩鲁济、巴尔迪、梅迪西、甫惹尔、威尔宰和霍赫斯塔脱，他们把商业中取得的资本用于大规模的信贷活动，并把大部分利润用于购置地产。
商业革命
从十一世纪开始的商业扩张，加速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但通货仍很少。伴随百年战争而来的经济萧条结束以后，通货缺乏更严重了。从罗马时代以来一直被抛弃的老矿，到处又重新开采了，人们还设法探找新矿（52）。中亚古老的商路沿线所发生的扰乱，和土耳其人的进展，加速了要打破威尼斯人对香料贸易垄断权的努力。结果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就。发现美洲大陆，掠夺墨西哥和秘鲁，围绕非洲的航行，同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日本建立了海上联系，这一切完全搅乱了西欧的经济生活。这是商业革命，这是建立商品的世界市场，这是从金属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
千百年来生产费用一直稳定的贵金属，突然因重大的技术革命（利用铅从铜里分离银子；回收机的使用；完善的坑道的挖掘；碎矿机的使用；等等）而价值降低了（53）。其结果是产生了重要的价格革命。同样数量的银子只相等于数量比以前少的商品了。价格革命，从最先使用这些开发方法的国家——十五世纪时的波希米亚、萨克森和蒂罗尔——，迅速扩及十六世纪的西班牙（54）。掠夺库斯科宝藏和开采波托西银矿，由于利用了奴隶劳动，还要更彻底地降低了贵重金属的生产费用。以后，物价高涨遍及整个欧洲，那里，新开采的大批贵金属到处都是。
这就加速了贵族和工人阶级的破产。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地产丧失了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这种统治地位是早在人类文明萌芽状态时就已取得的。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实际工资下降——用便宜的土豆代替面包作为人民的主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英国和法国，物价上涨的幅度和工资提高的幅度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这是因价格革命的结果；这一差距夺去了劳动者一向所有的收入的一大部分，并使这部分财富转入商品流通过程中获利者的手中。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地租和工资的上涨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地主没有从劳动者的损失中得到任何好处。”因此，只有资本主义经营者才从中得利。从1500年到1602年间，英国工资指数从九十五升到一百二十四，而物价指数却从九十五升到了二百四十三！（55）
由于西班牙对外贸易的逆差及其手工业者的停滞和衰落，这些抢来的或因奴役印第安人和黑人而获得的大量金银财富，终于落到西欧（德国、法国、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手里。近三百年来，欧洲各王朝间许许多多次战争把欧洲弄得四分五裂。这些战争的军事供应也是商业资本积累的重要关键。十八世纪法国最大的资本家帕里斯兄弟就是靠军事供应而发财的。公债[X]以及可以在交易所——起初是里昂和安特卫普交易所，然后是相当长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买卖的国家证券形式的借款，是除了掠夺美洲和印度以外，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个关键。[XI]
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商品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样，主要是通过抢劫和海盗行为的途径而进行的。司各脱（57）认为，1550年前后，英国资本奇缺。但几年之内，全都以股份公司形式组织起来的、专抢西班牙船队的海盗公司，却改变了上述情况。第一家海盗公司，德莱克公司，成立于1577——1580年间，有资本五千英镑。伊丽莎白皇后也入了股。这家公司赚了约六十万镑利润，其中一半归皇后。比尔德估计，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海盗给英国抢来了约一千二百万英镑。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骇人听闻的野蛮行为是众所周知的。根据德·拉斯·加萨斯的估计，五十年内，他们消灭了一千五百万印第安人，而根据“保守”一些的议论，则是一千二百万。人口稠密的地区，如海地、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沿海，那里居民全被灭绝了（58）。在印度，葡萄牙商业资本原始积累的特点也是用同样性质的“推销文明”方式：
“瓦斯哥·德·加玛率领二十一艘船只的一支真正的舰队于1502——1503年从事第二次航行。这次航行的结果是埃及威尼斯（对香料贸易的）垄断被新的垄断所代替了。新的垄断并非未经流血就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胡椒商人、丁香商人和肉桂商人的十字远征。骇人听闻的残暴行为是这次远征的特色。自从把穆斯林赶出阿尔加尔维并在贝尔贝尔地区打击了他们以后，这位葡萄牙人居然因为还能在天涯海角碰到他们而感到惊奇。对于这些讨厌的穆斯林，似乎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杀人放火，毁灭富裕的城镇，烧毁船只并烧死船员，杀伤俘虏，割下他们的手、鼻子和耳朵，送给‘野蛮’国王，以资嘲笑，这就是‘基督的骑士’的丰功伟绩。他只让一个婆罗门教徒活着（也同样割去双手、鼻子和耳朵），把这些可憎的战利品拿去给当地君主（59）。”
霍塞已在上面指出：新的贸易扩张，如何仍然要以垄断为基础。因此 ，肉桂价格在欧洲一开始下降，荷兰商人就在摩鹿加群岛上大量毁坏肉桂树，这就不足以为奇了，因为他们利润取决于因征服印度尼西亚群岛而获得的对香料贸易的垄断权。为毁坏肉桂树，为屠杀居民（他们几百年来一直以种植肉桂为生）而作的“鸿基远征”，是荷兰殖民史丑恶的污点。其实荷兰殖民史本来就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开始的，高恩海军上将毫不犹豫地杀绝了班达群岛上所有男人（60）。
因此，前资本主义时期商业资本取得剩余价值的来源同高利贷资本和商品积累剩余价值的来源是一样的。下列法属东印度公司1691年进价售价表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进价
售价
白棉布和细纱布
327,000镑
1,267,000镑
丝绸
32,000镑
97,000镑
胡椒100,000斤
27,000镑
101,000镑
生丝
58,000镑
111,000镑
硝石
3,000镑
45,000镑
棉纱线
9,000镑
28,000镑
总额（加上小项目）
487,000镑
1,700,000镑
这就是说利润率高达250%，而这还不是在“正常”贸易范围内的（61）！
而且荷兰大商业的先驱者之一，纪尧姆·维斯林克斯，在十七世纪初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清楚地写道：
“几内来亚沿海的贸易的确从两方面有利于我国：首先，可以从还不知其商品真正价格的人手里取得贵重商品（！）；其次，可以用价值低得多的欧洲商品去换取这些贵重商品（62）。”
虽然商业革命使商品普遍涨价，但是它却使东方奢侈品的价格相对降低。供应扩大了，市场和需求也同时扩大了。原来只有极少几个贵族家庭享用的东西，现在成了一切有产阶级日常的消费品了（糖、茶、香料、烟草等等）。殖民地产品的贸易大大地发展了，并且很快为几家大股份公司所垄断：荷兰的西印度公司，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赫德逊海湾公司，法国的东印度公司。
如同中世纪初期黑暗时代和古代贸易的萌芽时期一样，这些公司都兼营香料贸易和奴隶买卖。巨额利润就是这样取得的。从1636年到1645年，荷兰西印度公司出售二万三千名黑人，收入总额六百七十万盾，平均每名约三百盾，而换取每名奴隶的商品的价值，却并不高过五十盾。从1728年到1760年，从阿佛开出的船只共运往安的列斯群岛二十万零三千名从塞内加尔、黄金海岸、卢安果等买来的奴隶。出售这些奴隶共获得二亿零三百万里弗（livres）（63）。从1783年到1793年，利物浦的奴隶贩子共出售三十万名奴隶，获得一千五百万里弗，其中一大部分用于建立工业企业（64）。
所有的富裕阶级都想分享这种从殖民地口袋里落下来的金雨。国王、公爵、王子、法官和公证官都想把存款存在大商人那里，以便取得固定的利息，他们购买殖民公司的股票或入伙。十六世纪时，夫捷尔的主要竞争者，纽伦堡的银行家，霍赫斯塔脱，大概收到这类存款在一亿英镑以上（65）。经营黑人买卖直至1698年的新皇家非洲公司拥有像约克公爵、谢夫铁斯贝里伯爵及其著名的朋友哲学家约翰·洛克等杰出的股东。
物价上涨使依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贫困化了。公债、[XII]投机和批发商业使资本集中到资产阶级手里。从根本上说，国际贸易仍然是奢侈品贸易（68）。然而，国家定货和富裕阶级日益增长的需要刺激了非农产品的商品生产。和殖民地产品贸易及贵重金属贸易一起，手工业产品及制造业产品的贸易也比中世纪时大为扩展了。英国的呢绒工业、里昂的丝织工业、索林根的冶金工业、莱登、布列塔尼和威斯特伐利亚的纺织工业，已经为国际市场，包括海外殖民地市场而生产，并已越过制造奢侈品的阶段了。这种市场的扩展加速了大商人的资本积累，创造了资本主义工业诞生的条件之一。
家庭工业
尽管从十一世纪起西欧就已发展了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但城市里的生产方式基本上仍然是小商品生产的方式。雇有几个帮工的师傅，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以预先规定的价格直接出售给公众。据1431年，在弗郎德勒的伊普勒城一个区的调查，有七百零四人从事一百六十一种不同的手工业。在一百五十五种不同行业的手工业中，只有十七名帮工！在全体被调查的人中，半数以上是独立的业主（69）。师傅和帮工间社会地位的差别是有限的；每个帮工都有可能在学艺期满后自己成为师傅。
但是这种生产方式有许多矛盾。首先是制度本身的内部矛盾：城市人口和手工业者逐渐增加，而市场却没有相应地扩大。结果是，城市和城市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每个城市加强保护主义的倾向，手工业行会本身的保护主义倾向也发展了，他们不让新的师傅入会。学徒升为师傅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了。事实上，学徒升师傅，以后就成为不可能了。据霍塞说，从1580年起，法国就是这样的（70）。库利希引证过从十四、十五世纪起行会发表的公然带有垄断意味的许多声明（71）。
另一方面，弗朗德勒和意大利的手工业者，从十二世纪起，就开始为比城市市场更广阔的市场而生产，他们终于对他们劳动的产品失掉了控制（72）。织布工人和铜匠不得不停止生产，以便把他们自己的产品拿到遥远的集市上去出售，只有回来后才能继续生产。其中某些人，主要是那些最富裕的，有能力在家里雇替工的人，不久就专门做商业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起初，他们把邻居的产品和他们自己的产品一起带到市场上去，只是为了帮邻居的忙。以后他们就直接收购许多师傅的产品，自行负责拿到远处去出卖。这种制度倒不一定非要手工业者从属于商人不可。但却为这种从属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纺织业尤其如此。该行业的许多行会先后在同一产品上进行加工，因此只同一个带有垄断性的买主打交道（73）。伦敦皮革鞍具制造业的情况也是如此的。在伦敦，从十四、十五世纪起，次要手艺就已从属于“鞍具商”了（74）。
早在十三世纪，弗朗德勒人的呢绒业和意大利的毛绒业及丝织业就已完成了这种从属的过程。呢绒商同自有生产手段的师傅始终处于对立状态。除了弗洛伦斯的毛织业外，真正的雇佣工人则不在此例。早在十四世纪中叶，弗洛伦斯毛织业就有二万名日工了（75）。但师傅不得不向呢绒商购买原料；也不得不把成品卖给呢绒商。“显然按最高价格出售以后，[呢绒商]力求以最低价格再进货（76）。”[XIII]在研究十三世纪末叶杜埃的一个大呢绒商——杰汉·波英布洛克爵士的著作中，埃斯庇纳斯认为那时呢绒商已经想强迫手工业者住在他们的屋子里，并认为他们甚至已开始购置生产手段。手工业者不可避免地欠商人的债务，自然就会导向上述那种从属关系。[XIV]
手工业者并不是毫不抵抗地就接受这种部分的或完全的从属关系的。十三、十四世纪时，激烈的阶级斗争激荡着弗郎德勒人和意大利的公社，这些斗争又常常以手工业者的胜利而告终。但是手工业者的胜利加剧了已经陷于僵局的城市小商品生产的衰落，甚至还采取保护性的措施则加速了这种衰落。为了避开城市行会的严格规章和城市手工业者的高工资，商人开始向农村手工业者包活。农村手工业者在家里劳动，从包商那里取得原料和生产手段，他们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只为赚取工资而劳动。
从十五世纪起，这种家庭工业就在比利时、意大利、法兰西和不列颠的农村中流行了。安特卫普大商人包买法国弗郎德勒省的“新呢绒”，奥德纳尔德和布鲁塞尔的毯子（79）。但发展仍然是缓慢的。十六世纪时，每个英国呢绒工人还须经过七年的学徒时期（80）。十七世纪时，在里昂丝织业内，虽然包商占有资本，把丝和图案供给师傅，而且收购师傅的成品，但是他们并没有占有织机（81）。
反之，在需要大量设备费用的采矿业里，商业资产阶级较早做到了占有生产手段（82）。在欧洲大陆主要采煤中心的列日，大约1520年时，矿工的独立经营就几乎完全绝迹了。小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代之而起，一般地说都是城市商人的财产。大部分采矿企业变成了股份公司，股东都是富裕阶级的人。像夫捷尔那些富裕的商人家族和银行家家族取得了最主要煤矿的开采权。
萨克森和土林吉亚、蒂罗尔和卡林西亚的把银子从铜里分离出来的工厂，沙格尔呼登工厂，无论从设备费用之大及雇佣工人的集中情况来看，都可说是十六世纪最主要的工厂。有了这些工厂，从家庭工业已经过渡到现代工场了（83）。下一世纪，荷兰最富有的商人取得了开发皇家（德志家族）水银矿的专利权，同时获得专利权，开发瑞典的铁矿和铜矿，和军火工厂（德·奇尔和特里泼）结合在一起，从而攫取巨大的利润（84）。
因中间商人的关系而使生产者和生产手段分离，在西欧以外的其他社会中，其实现过程也很相似，指出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彼得·西特成描绘爪哇农村中实行的制度如下：
“在爪哇中东部，几乎独立的家庭工人，需要时总是可以借到钱。‘巴古勒’（Bakul）或中间商是家庭工业的资金供给者和真正的领导者……中间商用一切办法鼓励家庭工人向他举债，因此他使表面上独立的生产者实际上处于如此从属的地位，以致他能攫取这些生产者的大部分收入。例如在家具业中……1936年一半以上的毛利归‘巴古勒’所有（85）。”
雷蒙·弗尔斯在马来亚发现了类似的制度。那儿“借钱和借工具的制度，常常固定为渔民和买鱼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尤其是渔民和腌鱼出口者之间的关系（86）”。
拿德尔在尼日利亚的比达地方制造玻璃珠的家庭手工业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制度。在印度，“马哈扬”（mahajans）为家庭手工业提供原料和半成品。十六、十七世纪时，中国苏州的纺织工业，根据明史记载，似乎也是那样组织的（87）。
家庭手工业是在货币经济制度下，小商品生产从属于货币资本的必然结果，为远地市场而生产，使小生产者丧失了在稳定的基础上生存下去的任何可能性。
工场资本
家庭手工业使小商品生产者首先丧失对产品的控制，然后和生产手段分离。但是，市场扩展缓慢，生产也只能慢慢发展。商业资产阶级，正如以前的商品资产阶级一样，只把一部分资本和利润投入家庭手工业。大部分资本和利润仍用于商业本身，用于流动资产的投机买卖，用于购置地产。夫捷尔家族原先只是奥格斯堡的织布工人，以后在香料和布匹的国际贸易中发了财。当他们已经取得中欧银矿开采权，当他们已建立了那时候是最大的手工工场时，他们仍继续做国际贸易。最后，他们专做对哈勃斯堡家族的信用贷款，而且这也是使他们破产的原因。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家庭手工业由于从业劳动力数量大，仍然是西欧非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但是和家庭手工业同时，发展着另一种生产制度：手工工场制，这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向现代大工业过渡的桥梁。
手工工场把工人集合在一座屋子里，他们用别人交给他们使用的手段和借给他们的原料从事劳动。但是，和家庭手工业的情况相反，他们的收入，不是以成品的价值总额减去原料价值和生产工具租金来计算的；把成品出售给包买商的假象已经没有了。工人只获得工资而已，在家庭手工业制度下，事实上原来就已经是这样的。
从莱登呢绒工业的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发展的步子。波斯都茂斯杰出地描绘了这种发展情况。莱登的呢绒工业起初是在手工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从十六世纪末叶起，往农村扩展，于是商人就控制了呢绒工人。这些工人先丧失原料和成品的所有权，然后丧失生产手段的所有权。约在1640年时，商人和呢绒工人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居间人，叫做“里德斯”（reeders）。于是就过渡到了手工工场，到1652年时，甚至已经说什么“制造商”了（88）！
新的制度，对于包商来说，有双重好处。一方面他们可以节省为维持大批居间人而造成的不必要的开支，这些居间人的工作是收集成品，散发原料，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消灭原料的大量走漏。在手工工场中，劳动力集中的程度，资方直接的和经常的监督工人的程度，都已经到了相当高的阶段了。
但是，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手工工场也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在小商品生产时期，只有不同行业间的社会劳动分工；每种行业内部，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有时，一种行业不做直接用于消费的成品，呢绒业和毛绒业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即使如此，每种行业仍完成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织、整、染等等。
有了手工工场，就有可能把每种行业、每个生产过程分为无数极简单的、机械的劳动工序。这就可以提高效率，增加同等时间内成品的产量，并且可以雇佣妇女、儿童、残废人、老人、甚至精神病患者、这些非熟练劳力，来代替熟练工人，从而降低成本。这是完全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纺织工场内尤其如此：那儿的劳动力，大部分是这些可怜虫。把雇佣工人那样集中在一个屋子里，其有利可图之处，首先正是那些劳动力价格低贱。最多只有古代中国、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官矿和官办大工场才能与之相比，这些官矿和工场里主要是奴隶劳动或半奴隶劳动。
往往使用粗野的暴力和巧妙的骗术迫使那些可怜虫向年青的工场资本提供廉价的劳动力。[XV]1721年，“因为有几百个人挨饿，而且游手好闲，虚度光阴”，所以决定在格拉次建立一家呢绒工场。为了提供必要的劳动力，还须“逮捕和拘禁”相应数量的乞丐，他们原来充斥本城街道。1695年，阿姆斯特丹市议会，根据该市长助理的提议，审议“有无必要为建立纺织工场而找一合适地址，以便雇佣年青姑娘，使她们得以糊口，也可雇佣其他习惯于求乞和游荡的人”。由于某些想投资于毛纺织工场的商人提出了相当有利的建议，而且市议会的先生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善举（！）”，议会就授权市长完成这件事情（90）。松巴特（91）引证很多例子，说明国家强迫居民在工场中从事真正的强迫劳动，尤其是西班牙、法国、荷兰、德国、瑞士、奥地利，当然还有英国。有奴隶制残余的那些国家里，强迫奴隶在工场中劳动，俄国图拉炼铜工场就是这样的。
手工工场的发展还不能消灭手工劳动，手工劳动仍然作为企业内主要的生产手段。手工工场资本的大部分开支还是工资支出。但是，手工工场发展得最快的是那些贵重工具设备多的部门。十八世纪时，在兰斯和卢维埃，建设费高达几十万里弗的手工工场已经集中了成千上万的工人（92）。
十七世纪中叶，欧洲第一个纺织中心莱登就是由于大规模使用整布碾而发展手工工场的。但是使用整布碾必须雇佣童工或女工才有利可图。因此场主派人到列日去招收这类童工和女工（93）。
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
资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它肯定地已进入了生产领域。与此同时，一个新的社会阶级从十六世纪起就出现了。在中世纪狭隘的商品社会中，这个阶级还只是一些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流浪的（封建主的）“仆役”。封建主因受价格革命的打击而陷入贫困，结果是减少了他们的仆从，从而产生了这个阶级。这个阶级也是从城市手工业者的破落中产生的，自从包商开始从农村包活起，城市手工业者就破落了。还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者的农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加速了这个阶级的发展。
在中世纪的农村中，农民的土地是分成许多小块的。为了能够到这些小块土地上去劳动，农民必须有权自由通过这些小块土地之间的土地。这种自由通过权是和拾落穗的权利及挖掘禾根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第一次牧草收割后的放牧权，和为新建家庭保留土地以及和强迫轮作制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村社经济的稳定不可或缺的。当时的村社经济是以三圃制为基础的，而且还带有原始农村公社的痕迹（94）。同时，社有土地还免费提供牧口的牧场、原料及建筑木材等等。
从十五世纪起，不顾政府三令五申的反对，英国的地主已开始分配社有土地，并把农民的小块土地合并，以便成为整块的农场。十五世纪中叶起，羊毛价格迅速上涨，使得养羊对封建主来说比种地更为有利，这种情况尤其为上述并地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95）。但是，直至十八世纪，圈地和在田边上造围篱仍然是很零星的。
农业生产方式本身的革新，即取消休耕地，加速了圈地运动。从三圃制过渡到周期性地种植苜蓿、萝卜和养地的牧草。这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耕作制，起源于弗郎德勒和伦巴迪亚，经过多次摸索，到这一时期，就开始普及到英国（96）。农业剩余产品大量增加。地主想攫取剩余产品而改变租佃制度，从永久租佃制（保证佃农可以佃耕一个世纪）改为“随意租佃制”或最长不超过九年就要重订租约的“短期租佃制”（97）。
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地租激剧增涨。伴随着圈地运动而来的地租增长又使得贫苦农民很快丧失土地。三圃制停止后，分散的小块土地，对经营者来说，变得不利了。这一情况也是有利于圈地运动的。到1780年前后，英国的圈地运动几乎消灭了自耕农阶级，而代之以雇用雇工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主。在法国，类似的分配社有土地的运动发生于十七、十八世纪，但规模较小（98）。法国大革命才大大地推动了这一运动。在德国西部和比利时，发展的情况大致和法国相仿佛。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经济变革在城市里产生了大量与生产手段相分离的生产者。与此同时，农村里的变革则剥夺了一部分农民的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这样就出现了现代无产阶级。十六世纪莱登的包商描绘这个阶级的特点如下：
“这是贫穷而困苦的人，其中许多人还有妻子儿女的负担，除了靠双手劳动所能挣得的以外，一无所有（99）”。
无产阶级的祖先早在1247年就被形容为是靠臂力挣钱的人（100）。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当无产阶级形成的过程又在落后民族里出现的时候，关于马来亚那些自己没有渔网（生产手段）的渔民，人们说：“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只帮别人劳动（101）。”换句话说：生产者和他们生产手段的分离产生了一个无产者的阶级，这些无产者除了出租双臂，也就是说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占有者以外，无法生存，这就使资本占有者得以攫取这些生产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XVI]
产业革命
资本要能进入生产领域，必须使工业不仅有稳定的市场，而且有扩大的市场，市场须扩大到似乎能完全吸收不断增涨的产品那样的程度。工业和运输业采用机器，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工厂产品价格下降，创造了那样的市场，并确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胜利。
千百年来，用于劳动的动力来源只有两个：人力和畜力。古代已有人会制造使用另一种动力机械：水磨。在罗马矿井中，为抽水而使用了阿基米得螺旋管和克太西比斯水车（103）。但是在农业中没有广泛应用。中世纪继承了这些机械，并自十世纪起推广应用，因此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后又从东方输入了风车。[XVII]
十五世纪起，许多小发明和技术改进逐步改变了这些始终以水为主要动力的机械。建造了水磨，用于造纸，用于推动锻铁锤，用于加工丝绸，用于矿井抽水，用于压榨，用于锯木，等等（104）。松巴特曾列举了那时候大约二十种不同类型的水磨（105）。
但是只要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还不宜于使资本大量地流向工业生产，那么还只能零星地应用技术革新。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在现时代的初期，主要是在煤矿和冶金工业中进步似乎大一些。正是在煤矿中为便于运煤而发展了雏形的铁路（106）。第一座高炉早在十五世纪就已建成了（107）。但是，只要这些高炉还是烧木材的，它们的发展就要受到阻碍。1777年，采煤工业利用了蒸汽机，使生产过程起了很大的变化。蒸汽机使煤的产量迅速增涨，使煤价下降，从而为高炉用焦煤作燃料开辟了道路。几年后，1785年左右，用锻炼的方法制铁也使铁的生产过程起了很大变化。英国铁的年产量，在1750年前后是一万二千吨到一万七千吨，到1788年就增到六万八千吨，1806年二十四万四千吨，1823年四十五万五千吨（108）。
整布碾和其他碾子使用水作为动力，尤其是以后发明了织布机，使纺织工业起了很大变化。同时，利物浦海外贸易的发展为兰开夏打开了似乎是无限的海外市场。依靠新机器，纺织工业生产的棉布的价格，比手工业工人和家庭劳动者生产的要低得多，很快就夺取了这一广大市场。纺织资本首先冲破了国内税卡——封建残余的障碍：1779年建立美利坚合众国，1795年法国，1800年联合王国，1816年普鲁士，1824年瑞典—挪威，1834年德国订立各邦关税协定，1835年瑞士，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和奥匈也打破了税卡的限制。然后，目标就转向世界市场。英国棉布出口，从1679年的五千九百一十五镑和1751年的四万五千镑，提高到1764年的二十万零三百五十四磅，1830年的一千九百万镑，1850年的三千万镑，和1871年的七千三百万镑（109）。
建筑和蒸汽机的燃料的供应，成了制铁工业和采煤业的新的巨大市场。自1825年起，建筑铁路使机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处取得了胜利。铁路把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大工厂廉价制造出来的商品得以一直渗入到各国最偏僻的地区。同时，铁路建筑本身，在半世纪以上的时期内，成为重工业产品（煤、钢、金属制品等）的主要市场，这首先发生在英国，以后是欧洲大陆，然后是美国和全世界。
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在小商品生产时期，生产者是生产手段和产品的主人，他只有出售产品，换取生活资料，才能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与生产手段分离的生产者已不再是他劳动产品的主人，他不得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动力——把劳动力变成商品，换取工资，以便获得生活资料，他只能以此为生。因此小商品生产过渡到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以下列两种同时发生的现象为标志的：一方面是劳动力变为商品，另一方面是生产手段变为资本。[XVIII]这两种同时发生的现象从十六世纪起，尤其是从十八世纪起，就已在西欧，主要在英国出现了，但在这之前，却从未大规模地产生过。
以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等原始形式出现的资本本身，根本不是西方文明的专有物。经历过先进的小商品生产的许多文明社会里，这种资本都大大地发展过：如古代社会，拜占廷社会，印度莫卧儿帝国，伊斯兰帝国，中国和日本，而这些还只是其中最重要的。这些社会里资本数量的发展一点也不低于中世纪西欧资本的发展。
十四世纪中叶，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从弗洛伦斯的巴尔迪公司和佩鲁济公司总共得到一百三十六万五千金盾（111）。这两家公司是早于夫捷尔的西方最富的资产阶级家庭。而差不多同一时期，一群（也门）卡里米商人在马默路克朝的埃及垄断了和印度的香料贸易，他们借给大马士革的巨绅们七十万迪腊姆[XIX]银子,以后又借给也门国王四十万金第纳尔（这种货币比当时的欧洲货币，含有更多的纯金）（112）。第九、第十世纪，当伊斯兰帝国全盛时期，有好些巴士拉商人年收入高达一百万迪腊姆以上。巴格达的一个珠宝商人，依本-阿-雅萨斯，被没收了一千六百万金第纳尔以后，仍然是一个富翁（113）。纪元前114年，中国梁孝王死后留下遗产四十万斤金子（1斤约600克）（114）。为什么这些不同的文明社会里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积累没有产生工业资本呢？
这也并不是因为这些前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里，在真正的手工业和大工厂之间——向手工业工人定货的包商、家庭手工业和手工工场之间——缺乏居间性组织形式的缘故。在拜占廷，早在查士丁尼皇帝时代，就已有了真正的纺织工场，当然这些工场还是以手工业为基础的，雇用的劳动力，虽然集中在大工场里，却仍是生产手段的主人（115）。但是，早在十世纪前后，“生丝商人就已成为最大的资本家了（说得更正确些，是包商）……所有贫困化了的缫丝工人都从属于他们。缫丝工人不准把他们加工过的丝线直接出售给呢绒商，他们必须卖给生丝商，他们也必须从生丝商那里买进数量有限的原料（不能多于每人在作坊里所能缫的数量）。生丝商不能直接掌握缫丝，至于理论上是如此；但他们能雇用工人缫丝（116）”。
伊斯兰帝国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也有相当重要的发展。在伊斯兰西班牙的水银矿里，曾集中过一千以上的工人。从公元815年起，在有名的毛织城市提尼斯，家庭工业就已进行得很出色了，呢绒商包活给男女工人，每天工资半迪腊姆（117）。公元前几世纪，中国就已有了使用奴隶劳动的大规模采矿工场和冶金工场了。那时候就出现了富商，尤其是在冶金业、炼铜业、以及经营水银和朱砂的行业中（118）。以后，从明朝起，瓷器工场和家庭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19）。印度大约在一千年的时期里，情况也是如此。然而，既有新型经营方式，又有货币资本的大量积累，却未能使工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
小商品生产已经是一种商品生产了。但小商品生产常常是大量自给生产中的一种商品生产。只要居民的压倒多数还不参加，或很少参与商品生产，那么商品生产必然还是有限的。大商业基本上还保留奢侈品贸易的性质。由于市场范围狭窄，资本可以找到比生产投资更有利可图的出路。而且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拜占廷、伊斯兰帝国、中国和印度的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要是不做国家定货，几乎只从事奢侈品生产。
在西欧，使商品生产得以大规模扩大，从而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是由于农业剩余产品从实物（或徭役）地租变为货币地租而产生的货币经济进入农业经济这一事实。除西欧外，没有哪个地方的农业剩余产品是长期采取货币地租形式的。在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占主要地位的是实物税（120）。在哈里法王朝时期的伊斯兰帝国，土地税部分缴实物，部分缴货币，但不久以后，实物税又占了主要地位，而且土耳其时代也一直如此（121）。在印度，土地税一般是以实物缴纳的，只有十七世纪莫卧儿王朝统治下极短的一个繁荣时期例外。十五世纪末叶中国明朝，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普遍实行用货币缴纳租税，明朝复灭后又恢复了实物地租的形式，一直到十七、十八世纪，才在中国南部确定地用货币缴纳租税（122）。
只有机器才能使大工厂粉碎家庭工业和手工业的竞争，机器是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的结果。机器要求把科学和生产融合在一起，而生产又反过来不断地要求节约人力劳动。罗马帝国内占主要地位的是奴隶劳动，并且还存在大量非生产的穷苦人，因此就无需乎寻求节约人力劳动。[XX]韦斯帕先皇帝拒绝采用起重机械时所作的有意义的评语是众所周知的：“我必须养活我的穷苦人（123）。”
至于伊斯兰帝国、印度、中国和日本，那主要是农业文化，灌溉使那儿发展了精耕细作，这又回过头来保证人口大量增涨。极端廉价的劳动力的竞争，在漫长的时间里，粉碎了想在手工业中使用机器的任何企图。同时，把水力用于非农业生产是欧洲从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慢慢改进机械的基础。但是由于把水力用于非农业生产是和灌溉土地的需要相矛盾的，因此这些农业文化的国家里，就使用得很少。[XXI]
西欧从十世纪到十八世纪，货币资本（高利贷资本、商品资本和商业资本）在资产阶级的手里积累起来。资产阶级逐步地从封建阶级和国家的管束下解放出来，甚至终于还制服了国家，并把国家变为加速资本积累的工具。中世纪地方自治体里，资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阶级利益，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了。资产阶级也是在中世纪地方自治体里学会政治斗争的。十五世纪起，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不是镇压城市资产阶级的结果，而是城市资产阶级重又兴起的结果。城市资产阶级冲破了地方政治的小圈子，作为第三等级，在全国范围内，与旧的统治阶级相抗衡（就这一点来说，西班牙，俄罗斯，以及部分地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都是有趣的例外，这对于这些国家里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有意义的）。
反之，在其他前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里，资本仍始终受制于专横而万能的国家。在罗马，地主贵族依靠侵略战争中掳掠来的财富，完全制服了古代社会的自由资本（125）。在古印度，国家专卖使国王自己成了大银行家、大手工工场主和大批发商。而且罗斯托夫采夫指出：罗马皇室税务机关早已是主要的高利贷者了（126）。拜占廷国库集中了极大部分的流动资本。拜占廷国家手工工场占主导地位，以及伊斯兰帝国苛捐杂税压垮手工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都同样是众所周知的（127）。中国各朝代，国家都力图垄断整个的生产部门（128）。
所有这一切社会里，新生的资产阶级都经历过一种奇怪的循环。每次利润大量积累后，接着就是没收和粗暴的迫害。贝纳尔·鲁意斯指出：中世纪伊斯兰帝国的城市虽然有其繁荣时期，但其繁荣也只昙花一现，很少超过一世纪以上，而繁荣后接着就是漫长的萧条（129）。在这些社会里，动产的所有人经常害怕他们的资本会被没收。由于这种害怕，资产阶级就隐藏他们的利润，他们宁愿投资十个小企业而不愿投资一个大企业，宁愿贮藏黄金和珠宝而不愿经营公开的企业，宁愿购置不动产而不愿积累资本。这样的资产阶级，不但不集中，反而像他们的资本一样分散，不但不向自治和独立发展，反而过着恐惧和奴役的生活（130）。埃田·巴拉兹说：“中国商人阶级从未获得过自治权……大商人的特权从来不是通过斗争取得的，而是国家恩赐的。商人和其他平民提出要求的方式仍然是请愿，是卑躬屈膝地向政府提出的请求（131）。”[XXII]
日本的海盗商人早在十四世纪就横行于中国海及菲律宾海上，积累了巨大的资本，而同时，日本的国家权力却在衰落。只有在日本，起先是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比贵族居于优势，然后是工场手工业资本的发展，才使资本主义得以从十八世纪起像西欧一样发展，虽然晚了两个世纪，却是离欧洲资本主义而独立发展的。[XXIII]
欧洲以外的前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国家居于绝对优势，这种优势本身不是偶然的。这是灌溉农业造成的结果。灌溉农业需要对社会剩余产品进行严密的管理和集中。恰恰因为土地高度肥沃及人口大量增涨才使这些文明社会中途停止发展的。中世纪欧洲原始得多的农业，承受不了像中国和繁荣时期的尼罗河流域那样密集的人口的压力。正因为这个缘故，它才免受中央集权国家的控制。[XXIV]
在中世纪的城市里，资产阶级比起削弱了的中央政权来，是处于有利地位的。中央政权不得不依赖资产阶级以便恢复在封建主义初期所失去的特权。起初，资产阶级的进展是缓慢而断断续续的。好些西方的金融财主也像他们的伊斯兰帝国、中国和印度的同行们一样，其财产被他们所帮助的国王没收了。但是，从十六世纪起，这种断断续续的情况就成为例外而不再是规律了。动产对不动产的优越性正式肯定了，随之，国家受制于公债这根金链条也正式肯定了。摆脱了政治束缚的资本积累的道路打开了。现代资本主义能够诞生了。
西欧经济发展的这些特点（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如此），并不意味着产业革命只能在这些地区发生，只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在欧洲出现。以后，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的粗暴干涉，破坏了这些地区经济更快进步的因素，阻碍了或延缓了这种因素的生长。把日本作为一方，印度和中国作为一方，进行比较，就可以证明：拥有或丧失真正的政治独立，在十九世纪时，对于加速或延迟产业革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XXV]
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只要存在一点点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资本就能产生。资本是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乡村公社，小商品生产）的范围内产生和发展的。不管资本对这种社会起怎样的瓦解作用，由于资本还不打乱基本生产方式（尤其在农村），因而这种瓦解作用是有限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民，虽然欠了债主或税局的债，并受催逼，他们总能从别的村镇得到支持，至少可以糊口：
“伊甫高斯人（菲律宾居民）部分地是资本家。他们的财产就是稻田。这些稻田用大量的劳力整理过，面积有限，属于富人阶级所有……因高利贷制度的关系，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然而穷人也不是完全赤贫如洗的。山药种植园经规定不算‘财富’，不能成为（一家的）固有财产。每个人都能到那里种植山药，愿种多少就种多少，因而就能得到一些生活资料……（136）。”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无前例地要求商品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不再只限于奢侈品、剩余粮食或日用品、金属、盐以及为维持和扩大社会剩余产品所必需的其他产品。凡是经济生活的所有对象，凡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从此全都成了商品：一切粮食、一切消费品、一切原料、一切生产手段乃至劳动力本身。已丧失了劳动工具的大批穷人，走途无路，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料。整个社会是按照下列方式组织起来的：保证资本占有人经常地有规律地取得雇佣劳动力，使资本能不断地用于生产。
工业资本在它本身的形成过程中，由于上述方法，同时产生了现代无产阶级。但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及全世界，在束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还没有完全瓦解，而无产阶级也没有正式形成以前，它就已感到需要雇佣劳动力了。国家、法律、宗教和道德的干涉，且不说纯粹暴力的干涉，帮助了新莫洛克神[XXVI]征集可怜的奴隶。十九世纪末叶，黑非洲和大洋洲的殖民者曾反复说过他们的祖先——奴隶贩子——征集奴隶劳动力的办法。但这一次却不再是远涉重洋把他们送到新大陆的种植场去了。这一次是就地在资本主义农场、矿山或工厂里使用这些劳动力，为养活资本而生产剩余价值。[XXVII]
货币经济对原始社会的瓦解作用，在一切文明社会里，促成了高利贷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原始积累。但这种作用本身并不保证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资本。
反之，货币经济对已经面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所起的瓦解作用，却成了在殖民地征集土著无产阶级的主要力量。还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活的那些原始地区征收人头税——用货币缴纳的对每个人所课的捐税——使非洲和其他地方千百万土著居民背井离乡，并迫使他们出卖劳动力——他们唯一所有的财产——以换取货币。在还不必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生活资料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就乞灵于这一新式的强迫方法，以便为在殖民地形成的资产阶级提供无产者。因为没有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不能设想的。照亚历山大·哈密顿说：自由，就是获得财富的自由（137）。但是只有在社会上一部分人，尽管是大部分，没有这种自由的条件下，社会的一小部分人才能获得这种自由。
[I]有趣的是：就是这位孟夫子，他认为对于一个想保护农民少受地主勒索的国家来说，徭役是剩余产品最有利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农民能得到稳定。
[II]莫提（modii），古埃及容量单位，约合18升。——译者
[III]如果说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那么，土地也是被束缚在农奴身上的。甫斯太耳·德·库朗热说过：“土地抓住农奴，农奴抓住土地。”商品经济一方面“解放”农奴，同时也使农奴主得以剥夺农奴的生活手段。中世纪经济的自由派评论家往往看不到经济自由的这种辩证的方面。
[IV]西里西亚公爵迪南一世于1528年曾说：“任何农业农民，任何园丁以及他们的儿子或女儿，如果没有世袭封建主的同意，不准脱离封建主（13）。”
[V]参见五世纪起中国佛教寺院高利贷的发展情况：实物高利贷盘剥农民，货币高利贷盘剥封建主的和达官贵人（21）。
[VI]当货币已变得很稀少，又很贵（和农产品相比）时，自由农民就无力缴纳以货币计算的捐税和罚款，这是奴隶制和封建经济扩展的原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