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奇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位代表

葛兰西

不妨说，克罗奇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位代表，他表达了种种世界性的要求和关系。这丝毫不意味着，克罗奇不代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因素”，而是说，在种种民族的要求和关系当中，他着重表达那些更带有普遍性的、同远远逾越民族范畴的欧洲文明（即通常所称的西方文明）相联系的那些关系和要求。

克罗奇以他的个性和他的世界文化主将的地位，成功地重新承担起面向世界地知识分子地作用；从中世纪到十七世纪末，意大利知识分子几乎是作为一个整体发挥过这样的作用。另一方面，假如克罗奇身上活跃着世界文化主将的意识，导致他始终采取不偏不倚、奥林帕斯式的立场，而不采取过分损害这种立场的一时的、偶然的行动；那么，同样确凿的事实是，正是他本人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为了让意大利文化和习俗摆脱偏狭的地方观念（它作为政治上、思想上四分五裂的历史残余而遗留下来），需要通过同国际世界的接触和思想交流，来提高精神生活的水平（这正是佛罗伦萨的《呼声》派的革新纲领）。因此，从根本上说，民族的原则是寓于克罗奇的立场和作用的内在原则。

克罗奇的作用可以同天主教教皇相媲美。但应该指出，克罗奇在他的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有时比教皇更灵活巧妙地行事。

就克罗奇在文化方面地作用而言，不应该把治学严谨的哲学家克罗奇同他的活动的其它方面等量齐观①。须知：

首先，克罗奇是美学理论家和文学艺术理论家。《大英百科全书》最新一版委托克罗奇撰写“美学”条目，这篇论文在意大利取名《美学》发表，作非商业性的发行。应美国人的约请，他写了专着《美学原理》②。在德国，克罗奇拥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追随者。

其次，克罗奇是实践哲学批评家和历史理论家。

再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克罗奇是伦理学家、生活的导师、行为准则的设计师；这些准则杜绝任何宗教的说教，相反地，启示人们怎样可以“摆脱宗教而生活”。克罗奇信奉夹杂着绅士色彩的无神论和反僧侣主义，它们排除了平民阶层反僧侣主义的粗俚鄙俗，但却终究是无神论和反僧侣主义。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从学说和伦理的角度着眼，教皇、克罗奇、金蒂莱③三者之中，谁能够最充分地代表意大利现代社会？即是说，第一，谁是意识形态的执牛耳者，赋予文明社会进而赋予国家以最有效的精神接合剂，因而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第二，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谁在国外最好地体现出意大利的影响。

这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回答的问题。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主宰着各各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力量。教皇是意大利大多数农民和妇女的领袖和向导，因为他是借助一个完整的、高度集中的、机构严密的组织，借助这支仅仅比政府略微逊色的巨大的政治力量，来实施他的权威和影响。然而，这一权威业已成为消极的，仅仅出于惰性而被接受下来的权威，而且在教政协议④签订以前，它实际上已只是国家权威的反照。鉴于这一原因，很难把教会同一个世俗者在文化中的影响相比拟。

把克罗奇同金蒂莱作一番比较，是更加合乎情理的。透过种种表面现象，显而易见，克罗奇的影响是金蒂莱望尘莫及的。克罗奇的影响不象金蒂莱那样喧嚣一时，然而更为深刻，更为牢固。克罗奇实际上是某种世俗的教皇。不过，克罗奇的伦理过分知识分子化，过分属于文艺复兴的典型，因此无法被人民大众所接受。教皇和他的教义却不忘对最微小的事情提示行动准则，进行教诲，从而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

①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第10卷《克罗奇》一文中写道：“不应该把哲学家克罗奇同伦理学家、生活的导师、行为准则的设计师克罗奇等量齐观。这两个克罗奇理论上是不可分割的，但实际上克罗奇的影响更多得是通过他得缜密得论争活动，而不是通过他的理论著作来传播的。”——原书编者注

② 《美学原理》，巴利，1913，拉台尔查出版社。克罗奇在该书前言中追述，该书系应美国一大学之请所著。——原书编者注

③ 乔万尼·金蒂莱（Giovanni Gentile,1875-1944），意大利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后为法西斯主义理论家。——译者注

④ 1929年墨索里尼政府与罗马教廷签订的协议，宣布教廷在意大利不再拥有世俗权力。

《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奈德托·克罗奇的哲学》，都灵，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66年版，第245－247页。

《葛兰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