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见奥西多·哈默罗：《复辟、革命、反动》，普林斯顿，1958年，第137—156页。这是对1848年德国革命的社会成分所作最好的历史性分析。
(2)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发表过的著作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经济学—哲学手搞》（1844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剩余价值理论》（1862—1863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论瓦格纳笔记》（1880年）。
（3）伯恩施坦（1850—1932年）在学术上是个次要人物，他属于同一时代人。莫利斯（1834—1896年），比这批人中任何一个都年长，是重要得多，但不公平的是，他甚至在他本国也没有留下很大的影响，在外界更不为人所知。
（4）拉布里奥拉在敦促屠拉梯按照德国模式创建意大利社会党的过程中发挥过作用，但在1892年于热那亚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成立大会的前夕，他却决定不去参加，因为他对于该党的意识形态纯洁性问题有保留意见。
（5）梅林的论文发表于1893年，普列汉诺夫的论文发表于1895年，拉布里奥拉的论文发表于1896年，考茨基的论文论述的范围广泛得多，发表得较晚，于1927年发表。
（6）这些文章分别写于1893年（梅林）、1908年（考茨基）和1912—1913年（普列汉诺夫）。
（7）英布战争发生于1899—1902年，战争的结果，英国吞并了南非布尔人（荷兰移民的后裔）建立的两个共和国，把它们划为南非的省。——译者注
（8）列宁逝世于1924年。——译者
（9）首先对马克思进行认真的新古典式批判的是伯姆·巴威尔克所写的《论马克思体系的建立》（1896年）。伯姆·巴威尔克三次担任过奥地利帝国的财政部长，并在1904年到1914年期间在维也纳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
（10）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关土地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斯·韦伯关于德国东部农业工人状况的研究所最初触发的，这部著作由自由派的社会政治协会于1892年出版。见朱利亚诺·普罗卡齐为最近重版的考茨基著作《土地问题》意大利版所写的出色导言（米兰，1971年，第50—52页和58页）。
（11）布哈林后来在1924年也发表了他对卢森堡的理论所作的深入批判；其内容已译成英文，收录在塔巴克编辑的《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一书中，伦敦，1971年。
（12）关于俄国人移居国外的一些看法是由于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1917年以前所侨居或旅行过一些国家而想到的。这些国家包括：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奥地利（列宁和托洛茨基）；意大利和波兰（列宁）；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西班牙（托洛茨基）；美国（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丹麦、挪威和瑞典（布哈林）。
（13）布哈林的社会学手册发表于1921年；托洛茨基研究文学的著作发表于1924年。
（14）达维德·梁赞诺夫（真名是戈尔登达赫）生于1870年。在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上发生过争论（这次大会使马尔托夫开始与列宁分裂）。这正是在他们对党章产生争论之前。在1905年革命以后，梁赞诺夫经常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并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而工作。
（15）她的论文《俄国革命》写于1918年，于1922年由保罗·莱维首次出版。
（16）另外两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名是前马克思主义者，另一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们于这一时期在东欧和中欧担任过政府职务。在乌克兰，丘甘—巴兰诺夫斯基担任过1917—1918年反革命拉达（1917年至1919年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反革命中央机关。——译者注）的财政部长；而在奥地利，熊彼得于1919的担任过同样的职务。
（17）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93—597页。
（18）关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起源，见马丁·杰伊在《辩证思维》（伦敦，1973年，第4—12页）一书里所作的内容充分、学术性强的论述。
（19）《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规律》，莱比锡，1929年。于1971年在法兰克福再版。
（20）《现代危机理论批判》，布拉格，1935年。玛茨科夫斯卡于1886年生于华沙，1908年移居瑞士，她在苏黎世一直居住到1968年逝世。
（21）《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布拉迪斯拉发，1936年。
（22）《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动力》，苏黎世，1943年。
（23）当这部著作于1942年发表时，斯威齐为32岁。
（24）《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纽约，1968年再版，第348—362页。
（25）卢卡奇是银行家的儿子；本杰明是画商的儿子；阿多尔诺是酒商的儿子；豪克海默尔是棉纺主的儿子；德拉·沃尔佩是地主的儿子；萨特是海军军官的儿子；科尔什和阿尔都塞是银行经理的儿子；科莱蒂是银行职员的儿子；勒菲弗尔是官僚的儿子；戈德曼是律师的儿子。葛兰西是唯一成长于真正贫困的环境之中的，他的祖父曾经当过警官，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个小公务员，因贪污坐牢而毁了前程，致使整个家庭在后来遭受了很多艰难困苦。
（26）德国西南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作为一个突出的文化地区看来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尔是当地人，卢卡奇和马尔库塞是在那儿受的训练。海德尔堡和弗赖堡自从第二帝国时期以来就与那里有着密切的哲学上的联系。至于本杰明的亲法倾向，可以看他早在1927年写过的话：“在德国，就我的志趣爱好而言，我在同代人中感到很孤立，而在法国则有某些推动力……我看到它在起作用，它也占据了我的思想。”（《启示录》，伦敦，1970年，第22页。）
（27）任何世代划分必须按大约二十年的间隔，显然：问题在于要了解在任何一个时代生命发展的生物学长河里，有关的历史变迁点确定在哪里。在这里没有篇幅充分地探讨这个问题。然而，在这方面关键的分界线已由当代一系列政治动荡相当清楚地划定了。
（28）西班牙的情况无论如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为什么西班牙从未产生过一个拉布里奥拉或是葛兰西呢——尽管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特别有斗争性，比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更甚，尽管西班牙十九世纪的文化遗产肯定比意大利要少，但决不是微不足道的。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做大量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将成为更广泛地分析作为一种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条件和发展条件的关键。在这里或许只需指出：就有关文化遗产的问题而论，极为明显的是，当克罗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意大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的著作时，在西班牙最相近的这类知识分子乌那木诺也同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乌那木诺与克罗齐不同，他于1894-1897年就参加了西班牙社会党的组织工作，然而，克罗齐所从事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乌那木诺在西班牙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意大利人的博览广闻与西班牙人的小品随笔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这肯定是两种情况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之一。乌那木诺是一个差得多思想家。更一般地说，他的局限性表明在西班牙相当缺乏任何一处主要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传统——西班牙的文化，包括对其文学、绘画或音乐的各种爱好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一直都很缺乏。也许正因为缺乏这种催化剂，因而阻碍了在二十世纪西班牙劳工运动中出现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名著。这或许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奇怪地没有发展起一套常规的理论体系的原因，尽管英国本土有着经验主义的传统（在1900年以后突然明显地加强），而且它又有出色的编史工作。在复杂的社会复合体内部，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形态内产生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哲学成分，当然，恩格斯已经大力强调过这个重要性。懂得了这一点以后，就应当对于哲学在欧洲其他地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不必加以苛刻的评价，这在后面要谈到的；这种情况不需加以抑制。
（29）关于这一段情节，见黑达·科尔什：《卡尔·科尔什回忆录》，载《新左派评论》第76期，1972年11月—12月，第42—44页。
（30）见所谓《布卢姆论文集》（根据卢卡奇的秘密化名）的一些关键段落，载格奥尔格·卢卡奇著《政治论文集》，1919—1929年，伦敦，新左派书社，1972年，第240—251页。
（31）见朱塞佩·菲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伦敦，新左派书社，1970年第249—258页。
（32）杰伊：《辩证思维》，第11—17页。
（33）杰伊：《辩证思维》，第26页。
（34）见他在《明镜》上发表的访问记，1970年1月6日。
（35）有关这批人的背景，见亨利·勒菲弗尔著《总额和余额》，巴黎，1959年，第389—414页。
（36）《心理学基础批判》，巴黎，1928年。波利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历过匈牙利公社，说明与中欧马克思主义有着微弱的联系。
（37）见尼藏的《阿拉伯亚丁》再版本里所载的萨特的生动的论文，巴黎，1960年；这两个人是亲密的朋友。
（38）有关这段插曲，见勒菲弗尔《总额和余额》（第47页）中的自传性叙述。
（39）见本杰明的文章《爱德华·富克斯，编篡者和历史学家》，载于《新天使》，法兰克福，1966年，第326、341页。本杰明在巴黎的交往构成了将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40）科泽夫战前的讲演最后发表于1947年，即《黑格尔著作介绍》。亚历山德尔·科泽夫（科泽夫尼科夫）于1902年生于俄国，他从1921年至1927年在贾斯珀斯和海德尔的影响下在德国学哲学。他后来到了法国，在那里，另一位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德尔·科伊列使他对黑格尔发生了兴趣，科泽夫从193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替科伊列在法国高等专门学校讲授黑格尔。
（41）最近有英译本出版，伦敦，1969年。
（42）奥古斯特·科尔尼：《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1955—1970年，已出版四卷，写至1846年为止。
（43）阿尔都塞的两部主要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于1965年在几个月内相继出版。
（44）关于蒙多尔福所起的作用，见克里斯梯安·利谢尔斯：《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1970年，第21—24页。
（45）见弗朗哥·卡萨诺编辑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巴里，1973年，第7—8页、14—19页、180—181页。这部著作包括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内的重大理论论战文章，包括下面要谈到的1962年的论战。
（46）关于这一段历史，见《新左派评论》第86期上所载的《一次政治和哲学的访问记》一文中科莱蒂自己所作的叙述（1974年7—8月，第3—9页）。这篇著名的文章对于本文中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整个领域都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该文章中的某些结论，在实际上与本文提出的某些论点是相似的，尽管它们必然具有其本身的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重要的思想家像科莱蒂那样把它的本质和局限性揭示得如此清晰。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肯定他会赞同本文的许多具体论点和判断。
（47）特别参见他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61期（1970年5—6月）上的论文：《斯大林问题》；还有纳波莱奥尼和科莱蒂合编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崩溃还是发展？》一书的“导言”，巴里，1970年，第71—112页。
（48）巴兰和斯威齐抛弃作为马克思《资本论》奠基石的剩余价值观念，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垄断资本》（纽约，1966年）对于剩余价值或资本的有机构成这类观念并没有以直截了当的批判方式做出多大的观察和反对，也没有从这类观念默默地转变到来自凯恩斯的某些含糊的类似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它已经大体上处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程序之外了。应当指出，巴兰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环境中度过了形成他的思想的一年（1930年）；《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几部分反映出受到该所的明显影响。而就斯威齐而论，他最近已经强调，他并不认为《垄断资本》里的“剩余”观念与《资本论》里的“剩余价值”观念有矛盾。见他在《每月评论》上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直接的声明（1974年1月，第31—32页）。总的说来，可以说自从《垄断资本》发表以来（巴兰在发表前不久逝世了），斯威齐在《每月评论》上有关美国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其风格上已经变得更为正统了。
（49）米恰尔·卡列斯基是一位波兰人，他那高深莫测的事业或许代表着这个时期欧洲马克思主义最密切地从事的对先进资本主义进行重大改造的事业。卡列斯基于1899年生于罗兹，他学习的专业是工程师，在经济学方面没有任何正式的资历，他早已具有凯恩斯的大部分思想，他的著作《论商业周期理论》于1933年出版，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概论》要早两年出版。他于1935年经瑞典移居英国，他因发表了《充分就业的政治诸方面》（载于《政治季刊》第4期，1943年）而成为预言战后西方反危机需求管理方式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于1955年返回波兰，直到1970年他去世之前不久，他一直在大学和计划部门担任职务。卡列斯基著作中模棱两可的议论当然是由于和马克思主义犹豫不定的关系所决定的。在这方面有必要对他的传记进一步作出研究。在三十年代半军人专政的波兰，卡列斯基作为给社会主义期刊撰稿的一位匿名作者，他似乎曾因为“卢森堡主义”而受到波兰共产党的批判，这是由于他特别关注有效需求和投资水平问题所引起的。在英国和美国，他的著作从未列入过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而只被看作是左翼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形式。对此尚需作出定论。卡列斯基的成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本世纪是否存在过什么专属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这个传统是由卢森堡传下来的，而格罗斯曼、莫茨科夫斯卡和卡列斯基或许都以不同的方式间接地隶属于这个传统。
（50）在英国本土，普选权是从1929年开始的。在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初次传入这种普选权是在1945年。
（51）卢卡奇在布达佩斯；科尔什在纽约；马尔库塞在布兰戴斯和拉霍亚；列菲弗尔、戈德曼和阿尔都塞在巴黎；阿多尔诺在法兰克福；德拉·沃尔佩在墨西拿；科莱蒂在罗马。只有葛兰西和本杰明这两位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始终处于大学这外。
（52）见访问记：《卢卡奇谈他的生活与工作》，载《新左派评论》第68期，1971年7—8月，第56—57页；又见《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序言，伦敦，1971年，第36页。
（53）见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伦敦，新左派书社，1972年，第3—4页，其中第一篇论文便是《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这一关键性文章的译文。
（54）《辩证唯物主义》最初于1939年在巴黎出版；英译本《辩证唯物主义》1968年出版于伦敦，内容散见第61—167页。
（55）见《关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45）和《共产主义的自由》（1946），它们主要集中论述巴黎手稿；《关于实证人道主义的理论》（1947）集中于评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拉·沃尔佩对马克思上述两书的翻译本出版于1950年。
（56）见《文学与哲学论文集》，伦敦，1955年。
（57）特别是《保卫马克思》（伦敦，1969年）一书中的《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论青年马克思》以及马克思1844年的手搞》诸文。
（58）《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页。
（59）这些作者们语言上的难懂，在他们在世时便经常受到批评。葛兰西编辑的《新秩序》因其艰涩难读而在1920年遭到法国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的抨击，葛兰西对此作了答复，他在1920年1月10日《新秩序》上对自己乏味的文体进行了长篇辩解。卢卡奇在1949年被勒瓦伊谴责为“骄妄自大的文风”：见约瑟夫·勒瓦伊著《卢卡奇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伦敦，1950年，第18—19页）。而卢西恩·塞维在《让·保罗·萨特与辩证法》一文（载1961年2月《新批判》第123期，第79—82页）中，则对萨特的语汇作了特别强烈的抨击。
（60）但是，葛兰西札记的费解难读，不能完全归因于监狱境况。正如我们所知，甚至在都灵，也有人批评他的语言过分复杂；而且，至少《札记》中的某些谜语应归因于他对一些问题无法找到明确或满意的答案而出现自身的思想矛盾和游移不定。
（61）这些影响在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的论文《早期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1971年11—12月号《新左派评论》第70期）中有详细说明。韦伯是卢卡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密友与同事。
（62）关于葛兰西对克罗齐的复杂态度，以及他对克罗齐的“伦理政治史”范畴的一定程度的赞扬（他认为这应成为历史研究的“经验准则”），，见葛兰西的《历史唯物主义》第201—202（都灵，1966年），其中，他甚至把克罗齐同列宁作为两大首要理论家来加以相比，认为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批驳了经济主义。
（63）关于《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之间概念连续性的充分说明，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令人钦佩的论述（普林斯顿，1971年，第230—274页），这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批判性分析。
（64）关于阿尔都塞本人对巴切拉德、坎吉尔汉和拉肯感激的话，见《保卫马克思》第257页和《读〈资本论〉》第16页。巴切拉德是阿尔都塞的博士学位导师。
（65）主要的例外是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在《情趣的批判》一书中德拉·沃尔佩自己为他的美学理论从叶耳姆斯列夫的语言学那儿吸收了大量内容，但是这个学派同别处相应的学派相比，整个说来比较不受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可能同它缺乏重大的题材创新有关，以后可以看到，这也是它的不同之处。
（66）见《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第IX页。
（67）见，《总额和余额》第142—143页；《存在与虚无》（伦敦，1957年）第600—603页；《爱欲与文明》（伦敦，1956年）第166页，209页；《单向度的人》第249—250页。这些作者们主要是受到巴切拉德的诗篇而不是他的认识论的吸引。
（68）比较：阿多尔诺的《社会学与心理学》（《新左派评论》第46—47期，1967年11月—1968年2月）；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散见书内各处）；阿尔都塞的《弗洛伊德与拉肯》，载《列宁与哲学以及其他论文》（伦敦，新左派书社，1971年）；萨特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伦敦，新左派书社，1974年，第35—42页）。
（69）达尔文主义在第二国际时代的影响，也许提供了最接近的例子。但是，进化论的权威是自然科学的权威，它并不直接冲击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领域。因此，无须对社会领域作任何真正的内部改变，便可批准或接受这种学说。即使是考茨基的例子，他可能是最易受达尔主义的影响的理论家，直接输入这种影响也不是他战前主要作品的特点。这类插曲中更加极端化的，当然是马赫对某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首先是波格丹诺夫）的吸引力，这促使列宁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里，又是在物理学方面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思潮产生了一种短暂的影响力。但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代主要人物中却没有人受他们影响的。
（70）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塞巴斯蒂阿诺·廷帕纳罗，在他的《论唯物主义》（比萨，1970年，第1—122页）一书中严肃而权威地捍卫了恩格斯的哲学遗产。由于廷帕内罗的作品的质量，在对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任何综合性的概述时，使他完全有资格被考虑在内。然而，由于他的作品明确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切其他学派，并代表着一种相距甚远的立场，因此，在此把它简单地包括在内，也许没有必要。但是即使是这一不妥协的、有创见的著作，也逃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迫切某些共同性的决定因素。见本书第四章第116页注）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译者注
（72）见卢卡奇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评论（第XXI页）。主要的例外是拉布里奥拉，他本人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是黑格尔派哲学家。因此在第二国际声名扫地以后，列宁在1916年突然“发现了”黑格尔。
（73）《历史与阶级意识》第XXIII页。
（74）《论青年黑格尔》由于大战直到1948年才出版。
（75）《最低道德》，伦敦，新左派书社，1974年，第16页。
（76）《方法的问题》，伦敦，1963年，第8—14页。
（77）见重要的论文《基尔开加德：独一的普遍性》，载《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第146—169页。
（78）《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学》（墨西拿，1950年）
（79）《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伦敦，新左派书社，1973年，尤见113—138页。在第二国际时代，梅林等人（艾德勒）已经被康德的伦理学所吸引，但是科莱所鼓吹的那种系统的哲学结构却从来没有把康德的认识同马克思的认识联系起来过。
（80）见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罗马，1964年，第72—77页）；关于表达这一看法的最极端的话，见科莱蒂的《早期著作》这本“介绍”马克思的书（企鹅与“新左派评论”丛书，伦敦，1974年）。
（81）《读〈资本论〉》第102页。在这方面，在第二国际内部确实存在把斯宾诺莎暗暗地置于马克思之上的值得一提的先例。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斯宾诺莎主义的变体”，他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斯宾诺莎主义就是现代形式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伦敦，1929年，第10—11页）这些论述受到科莱蒂的强烈抨击，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等人把马克思看成只是斯宾诺莎的发展和应用”。（见《卢梭到列宁》，伦敦，新左派书社，1972年，第71页。）在二十年代的苏联，德波林和他的儿子追随普列汉诺夫，把斯宾诺莎看成是“没有大胡子的马克思”。应注意之点是：虽然马克思对康德和笛卡尔的作品不大熟悉，他却在青年时代详细阅读了斯宾诺莎的著作，但并无迹象表明他曾经受到特别的影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能找到最普通的、为数不多的涉及斯宾诺莎的内容。
（82）《读〈资本论〉》第40页，是谈这一点的。对斯宾诺莎来说，“真观念与它的对象不相同；因为圆形是一个东西，而圆形的观念又另外是一个东西。”（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9页。）
（83）比较《保卫马克思》第169页，《读〈资本论〉》第216页，以及《伦理学II》“命题VII”
（84）《读〈资本论〉》第59—60页。“真理是它本身和谬误的标准”：《伦理学II》“命题XLIII”，附注。
（85）《读〈资本论〉》第187—189页。：“上帝是一切事物的内在的而不是短暂的原因”：《伦理学I》，“命题XVIII”。
（86）见《伦理学II》，“命题XXXV，附注。当然，《伦理学》的第四部分题为“论人的奴役或情感的威力”，只要把“情感”改为“思想”，那就是贯穿阿尔都塞作品的一个中心主题，见《保卫马克思》第232—235页，《读〈资本论〉》第180页。
（87）斯宾诺莎《神学——政治学论》第一章第5页。
（88）《保卫马克思》第232页。
（89）[在写了这段以后，阿尔都塞第一次承认自己受到斯宾诺莎的教益。见《自我批判要点》（巴黎，1974年，第65—83页。）然而他谈到的内容仍然是含糊而一般化的。特别是缺乏原文的引述和具体的一致性。因此，它不能剖明将斯宾诺莎的世界变为他的理论著作的真正范围和统一性。对语言作进一步考证以后，将很容易提供这方面的材料。]
（90）《政治学与历史》，伦敦，新左派书社，1973年，第52—53页。
（91）《隐蔽的上帝》，伦敦，1964年，第243-244页，251—252页，300-302页。戈德曼早先选择康德作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念的主要先驱：见《伊曼纽尔·康德》，伦敦，新左派书社，1971年。
（92）《总额与余额》第415—424页：这一插曲本身对列菲弗尔后来的作品并无重大意义，但在其他方面却特别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广阔范围。列菲弗尔描述说，他和波利泽都深感缺少一个合适的先辈，因此有意识地着手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人物，最后偶然发现了谢林。
（93）在德国左翼势力的文化中,这种隐秘思想的再出现,仍然是一个应研究的问题。可能厄恩斯特·布洛克最先对此感到兴趣。
（94）《爱欲与文明》第185—193页。
（95）把卢卡奇的《理智的毁灭》，柏林，1953年，第244—317页（仅有的得到发挥的论述）和下列各书中的评论比较一下：阿多尔诺的《致瓦尔特·本档明的信》，新左派评论，第81期，1973年9月—10月号，第72页；萨特的《圣日内》，伦敦，1964年，第346—350页；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第119-124页；阿尔都塞的《列宁和哲学》第181页。
（96）葛兰西《狱中札记》（伦敦，1971年）尤见第125—143页，147—148页，169—175页。
（97）《狱中札记》第248页。
（98）萨特《方法问题》第21页、37---39页、52—54页；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伦敦，1973年，第49—51页；科莱蒂《从卢梭到列宁》第128—140页；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134—138页；德拉·沃尔佩《当代思想批判》，罗马，1967年，第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