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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抵抗运动与托派
Trotskyists and Resistance in World War 2

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76)
林垕君 译



  我要仔细谈谈1940年至1944年间欧洲抵抗运动的问题。我要这么做的原因,特别是为了有些我所尊敬的同志,也是我希望见到他们回到第四国际来的同志,即法国“工人斗争”(Lutte Ouvriere)的同志,提出这问题来对抗第四国际,并且视此为他们的荣誉所系。

  自从共产国际创立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们就被教育要在原则上拒绝“保卫国家”或“保卫祖国”这样的观点。这意味着全然拒绝帝国主义战争。托派运动也被教育了同样的精神。

  由于共产国际的右转以及1935年“斯大林-赖伐尔协议”(Stalin-Laval pact,即法苏互助条约)使得西欧国家和一些殖民国家中的斯大林主义者变为亲帝国主义的沙文主义的最糟拥护者,这种?育更为必要。

  例如在印度,这导致1942年全国起义中斯大林主义者的灾难性背叛。当起义发生时,英国殖民者释放印度共产党的领导者,以将他们转变成为反对起义、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鼓动者,这个重大的背叛为接下来几十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国大党能够持续拥有群众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运动深受教育要在帝国主义国家反对民族主义,反对以任何形式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想法。那是一个好的教育,我并不是要修改这传统。但是这还没有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主义更复杂得多的立场中的一些成份。

  把当时列宁的立场简化为“这是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与我们毫无关系”,这并不正确。列宁的立场是更加细致的,他说,“至少有两种战争,而且我们还要提出第三种。”(第三种战争就是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内战,俄国的战争实际上变成这样了)。

  列宁为了对抗国际主义政治团体内的宗派主义,展开了坚定的斗争,这些宗派主义者不承认这两种战争的区别。列宁指出“一种是帝国主义间的战争,这种战争我们不参加;但还有一种受压迫民族的民族起义战争。爱尔兰起义是百分百正当的,即使德国帝国主义者试图从中获利,即使民族运动领袖和德国的潜艇有联系,仍不会改变爱尔兰对抗英国帝国主义的独立战争的正义性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也是如此,例如印度、土耳其和波斯的运动。”而且他补充说,“俄国和奥匈帝国内的受压迫民族也是一样。波兰民族运动是正义的运动,捷克民族运动也是正义的运动,任何受压迫民族对抗帝国主义压迫者的运动都是正义的运动.这些运动的领导可能由于和帝国主义有着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连结而背叛运动,这是可以用来谴责这些领袖的理由,但不能拿这个理由来谴责这些运动。”

  如果现在我们从更辩证、更正确的列宁观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必须说这真的是非常复杂。冒着有点太夸张的危险,我会说二次大战实际上是五种不同战争的结合。这个说法也许乍看之下相当令人吃惊,但我想,经过仔细说明后,这个说法将会成立。

  首先,有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一方面是纳粹、意大利和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这是反动的战争,帝国主义势力不同集团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我们不参加,我们完全反对它。

  其次,有一个中国人民自我防卫的正义战争,这是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虽然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联盟,但是无论如何,任何革命者不能以此作为改变对中国战争性质判断的借口。这是对抗一个强盗集团(想要奴役中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托洛茨基绝对清楚和不怀疑这点。那场独立战争在二次大战前的1937年就开始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始于1931年日本在满州的冒险。它和二次大战纠结在一起,但仍然是另外一个而且自主的组成部分。

  第三,有保卫苏联的正义战争,保卫苏联这样一个工人国家对抗帝国主义国家。苏联的领党层不仅仅用军事方式(这绝对是正当的)、同时也在政治上和西方帝国主义结盟,但这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这场苏联工农、苏联人民和苏联国家为捍卫苏联对抗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从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都是正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百分之百支持其中一个阵营的胜利,没有任何保留和问号。我们完全支持苏联人民对抗德国帝国主义的残暴强盗获得绝对胜利。

  第四,有一个非洲和亚洲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拉丁美洲则无这种战争),是人民大众对抗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有时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有时先后对抗两者,一个接一个。同样地,这是绝对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无论那帝国主义国家属于什么性质。

  我们同样支持印度人民起义对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胜利,以及锡兰起义刚开始的一些小行动,正如我们支持缅甸、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游击队相继对抗日本、法国和荷兰帝国主义的胜利。在菲律宾,情况更加复杂.我不想做细节讨论,但基本的情况是,所有这些民族解放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不论他们的政治领导是何种性质。你不需要对某一特定斗争的领导层有政治信心或是给予政治支持才承认那斗争的正义性。就像当罢工受到不可靠的工会官僚领导时,你不信任这些领导人,但你也不停止对罢工的支持。

  现在我要谈到第五种战争,也是最为复杂的一种。我不是说这战争遍布于纳粹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全欧洲,而是尤其在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和希腊,很大程度上在波兰,以及初步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是受压迫的工人、农民、都市小资产阶级对抗德国纳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解放战争。否认这战争的自主性质就实际上等于说西欧工农没有权利对抗那些当时奴役他们的人,除非他们已清楚认知到要反对用其它奴役者来代替现存的奴役者。这种立场令人无法接受。

  没错,如果群众抵抗运动的领导权仍然控制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或社会民主派手中,可能最终会被出卖给西方帝国主义。革命者的任务是要把这些欺骗者驱逐出运动领导层,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不可能靠不参加运动来防止这种背叛。

  第五种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是在被占领国家中的惨无人道的情况。有谁会怀疑这一点?怎么有人能对我们说,起义的真正原因是某种意识形态-例如法国人民或是共产党领导层的盲目爱国主义?这种解释根本是胡说。人民战斗不因为他们是盲目的爱国主义者。人民反抗是因为他们饥饿、因为他们受到过度剥削、因为有大量奴工被放逐到德国、因为有大屠杀、因为有集中营、因为他们没有罢工权、因为工会被禁止、因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被关进牢里。

  那才是人民起而反抗的原因,而并非因为他们是盲目的爱国主义者。虽然他们通常是盲目的爱国主义者,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乃是他们非人道的物质生活环境,他们受到社会、政治和民族的压迫,因为无法容忍,所以使得千万人走上抗争的道路。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因过度剥削和压迫起而反抗,是正当的还是错误的斗争呢?谁能严肃辩称西欧和东欧工人阶级面对纳粹压迫和占领,应该避免行动或保持消极?这种立场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说有第五种战争,这也是1939至1945年间所发生事件的一个独立方面。正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我这样说是带有某种辩护的倾向,因为这个立场是从头开始由比利时托派捍卫的立场,以对抗当时我所谓的欧洲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右翼和极左翼)应该是如下:在被占领的欧洲,我们完全支持所有对抗纳粹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和起义,不管有无武装,以便在战斗中把这些起义和斗争转变成为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为驱逐和西方帝国主义勾结的领导者以及实际上想在战后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的人而战斗,正如实际上发生的一样。

  我们必须了解,1941年在欧洲开始的是不断革命的一个真正新的变种,它有可能将抵抗运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我说“可能”,但至少有一个实际发生的例证-在南斯拉夫。这正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所做的事。

  不管我们怎么样批判他们做事的官僚方式,不管他们在运动过程中犯了什么罪恶,或是过程中有什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偏差,基本上那就是他们所作所为。我们没有打算要替铁托(Tito)辩护,但我们必须了解他做了什么。这真的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1941年开始的起义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只有5,000名积极参与者。

  然而在1945年,他们带领五十万工农组成的军队夺取了政权。这绝不是个小小的事迹。他们看到可能性与机会。他们就像革命者那样行动。虽然你可以说他们是有着斯大林主义起源的官僚中派主义革命者,但你不能称之为反革命。他们摧毁了资本主义。不是苏联军队、也不是斯大林(作为冷战的结果)摧毁了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这场斗争,一面大力对抗斯大林的路线。

  所有的证据都在那里,所有苏联共产党寄给南斯拉夫的信都写着:“不要攻击私有财产,不要因攻击私有财产而使美国仇视苏联”。铁托和南共领导完全不理会斯大林要或不要他们做什么。他们领导了在历史的意义上一次真实的不断革命过程,把一个对抗外国帝国主义占领的群众起义(一个从跨阶级的基础开始,但在无产阶级的官僚领导层支配下的起义)转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1945年底,南斯拉夫变成一个工人国家。1944年到1945年,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起义,工人接管工厂,农民接管土地(之后由国家用一种过份的而且是过度中央集权的方式接收)。私有财产大部分被摧毁。没有人能够否认南斯拉夫共产党摧毁了资本主义,尽管是透过其自身的官僚方式,同时压制工人民主,甚至射杀一些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这指控是不真实的-因为南斯拉夫那时和之前都没有托派支部)。南斯拉夫并非靠外国军队透过某些官僚措施来摧毁资本主义,就像在东欧的情况,而是透过真实的群众革命、一个大规模群众动员(属于欧洲所见过的最大规模之一)而达成。你们应该要研究南斯拉夫的历史-如资产阶级作家说的,在每个村落都有内战。那就是真相。唯一可比拟的就是越南。

  因此,我认为革命者应该基本上尝试在其它被占领的国家中做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南斯拉夫做的事,当然要用比较好的方式,并获得比较好的结果,产生工人民主和直接由工人议会来行使的工人政权,而非由官僚化的工人政党和特权官僚来行使的政权。

  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在抵抗运动中采取正确路线,因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在1945年失败了,所以这是我们的错。这样说实在可笑。即使有最好的路线,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下我们也不会成功。

  共产党和我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共产党当时的声望、共产党和苏联的连结、长时期失败所造成的工人阶级意识低落,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可能真的和斯大林主义者竞争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因此,所有托派右翼和极左翼犯的错误,实际上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影响。它们只是单纯的教训,我们要从中得出政治结论,以避免在未来重复犯错。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些错误,所以当时我们无法影响历史。

  这些教训有着双重性质。法国两个托派组织之一(国际主义工人党,POI,当时是第四国际正式支部)的领导同志在1940至1941年间犯了右翼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基本上他们是从正确路线(如我前述的)出发,但他们走得太远了一步。在执行那路线时,要包括和他们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暂时性的联盟。

  我应该补充说明一下,他们能够用托洛茨基的一句话来为其立场辩护。先记住这句话,不要对这些问题太快下判断。这句话是“法国正在转变成一个受压迫民族”,来自于托洛茨基晚期一篇文章的开头。在受压迫民族中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理由拒绝和“民族资产阶级”达成暂时的、策略性的反帝协议。然而这是有条件的:我们不和资产阶级组成政治上的联盟。但是和民族资产阶级达成单纯的策略性协议是可接受的。举例而言,我们应该在1942年印度起义时进行这样的协议。这是策略问题,而非原则问题。

  POI领导层的立场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从一个多种复杂因素所造成的暂时的情况中做出推断。如果法国已经永远成为半殖民地国家,情况可能不同;但法国被占领只是暂时情况,只是战争时的一个插曲。法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有着帝国主义结构,仍然透过戴高乐派的行动剥削许多殖民地人民,并且原封不动在非洲维持其帝国。只根据在法国国土上几年内所发生的事情就改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这是一种草率的对策,其中带有重大政治错误的种子。

  事实上,这在实践中没有造成任何影响。那些说法国托派在1940至1941年与资产阶级联盟是“背叛”的人,不理解刚开始的理论错误和实际在阶级斗争中的背叛之间的差别。法国托派从来没有和资产阶级达成任何协议,事到临头时也从未支持他们。

  每当罢工发生时,法国托派百分百站在工人这边,不管罢工是对抗法国资本家、德国资本家,或是两者的联合,他们每次都站在工人这边。所以哪里有背叛?背叛的说法是混淆了一个可能的政治错误和一个实际的理论错误-那理论错误最后也许可能有严重的后果,但实际上从未发生。我自然不否认那是一个错误,但我认为POI少数派同志的反对做的很好,而且到了1942年,POI已经修正他们的错误理论且未再提出过。

  然而,宗派主义的错误,在我认为是更加严重。在这里,托洛茨基运动中的极左翼,否认抵抗运动中有任何进步成份,并且拒绝区分群众抵抗、武装群众斗争、与群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社会民主派或斯大林派的错误领导者的谋略和计划。这个错误更大,因为它导致放弃参与群众重要的、活生生的斗争。那些至今坚持把被占领国家的群众运动和帝国主义等同起来的同志(例如“工人斗争”派),说南斯拉夫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因为那是由民族主义者执行的,这根本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他们不是根据客观根源和意义来界定群众运动的阶级性质,而是根据意识型态来界定。这是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向历史唯心论的倒退。当工人喊着民族主义的口号而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时,你说“起而反抗是对的,但请改变口号”,你不会说“起而反抗是错的,因为口号不对”。并不会因为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反抗就变成资产阶级的运动。这是一种错误且绝对非唯物主义的方法。

  托洛茨基在他最后一个基本文件(第四国际1940年紧急会议的宣言)中,正是警告托洛茨基运动不要犯这种错误。他指出,即使工人和资产阶级一样地谈到保卫国家,也应该小心不要用评判资产阶级同样的方式来评判工人。有必要区别工人所说的和他们真正的意思-要评判他们的介入行动在客观上属于什么历史性质,而非评判他们使用的文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的宗派主义者对此并不了解,他们对千百万人民的大冲突采取消极立场,这对第四国际的未来而言是非常危险的。

  基于意识型态因素而避开这种冲突,对活生生的革命运动来说绝对是自杀。但我们在南斯拉夫没有支部,如果我们当时有的话,它会幸运地不会是宗派主义的。否则我们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威望来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工人发言。我们到1948年才开始介入南斯拉夫,这是令人满意的介入,所以如今在南斯拉夫,托派可以用一种无瑕疵的旗帜和相当大的道德威望来发言。

  但如果“工人斗争”的路线在实践上应用于1941至1944年间的南斯拉夫,假如南斯拉夫托派对内战采取中立立场,我们今天不会非常光荣,而且我们一定无法站在有力的立场上来捍卫第四国际纲领。事实上,一些后来成为托派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是内战的英雄,这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和道德威望。这使他们和我们今天在南斯拉夫讨论托洛茨基主义变得比较容易。假如我们背负在巨大内战中消极和弃权的道德瑕疵,我们今天至少会处于非常糟糕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