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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现实性

曼德尔
(1985)



(一) 甚么是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确立的传统,社会主义意指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较低阶段。它是一个生产者的联合体,具体特点和标志在于,生产数据归集体所有,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质,按计划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也就是说,生产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纯粹的商品)。它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已经消亡,也就是说,脱离公民主体的专门的行政管理或共同决策方面的机构或机关都将不复存在。

  这样一个社会,只有当它是由生产者、公民(和消费者)他们自己管理,而且只有当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才能够存在。这个社会必须使自己摆脱「市场规律」(价值规律)的暴虐统治和奴役,摆脱专制权力的奴役,摆脱国家的专横。必须根据在结构性的和首尾一贯的建议或计划之间作出的选择来决定应该优先使用哪些可以利用的资源和社会劳动时间。这就是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政治多元论(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说)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建立在一党制国家或单一的「遥控」机构基础之上的原因。真正的多元论蕴涵着在可供选择的国家内部(和国际范围)应当优先考虑的事情之间作出合乎逻辑的选择。它并不排除在局部、地区和街道的各个层次上以及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各个部门中大量的分散机构,更不排除能够在基层作出民主选择的机构或机关。

  在国际范围内国与国之间力量的社会——政治均势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下,可以在一国范围内开始建设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只有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也就是说,它必须在世界主要国家内实现。

  如果用这些术语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含义,那么社会主义就既不是人间天堂和乐园,或者至福千年幻想的实现,也不是在个人与社会或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完美的和谐。它既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也不意味着标志着人类生存特点的各种矛盾的消失。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所追求的目标是比较现实的:解决若干世纪以来使人类遭受深重灾难的六、七个矛盾。必须结束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状况,结束战争和人类之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必须永远消除饥饿和不平等。必须结束对被认为是「地位低下的」妇女、种族、种族集团和少数民族、宗教少数派别的习惯性的和人为的歧视。再也不能存在任何经济危机或生态危机。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坚信,这些矛盾的解决,无论从我们整个人类的进步和解放方面来说,还是就构成人类整体的每一个人的进步和解放而言,都将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个飞跃同消灭人类问的相互残杀和奴隶制度所实现的飞跃同样伟大。我确信,只有当私有财产、商品和货币被消灭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一进步。消除私有财产、商品和货币是社会阶级和国家消亡的前提。然而我同样确信,我们所选择的消灭阶级和国家,创立一个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联邦的方案并不是简单地维持现状。由于日益激烈的竞争和越来越残酷的暴力冲突,我们的选择有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甚至整个人类的毁灭。

(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人类自我毁灭的倾向最明显的领域是为获得只有巨大毁灭性的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所展开的军备竞赛,以及生态平衡所面临的威胁。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列举无数科学的数据来说明当前的许多趋势和倾向如何可能导致地球人类生命的毁灭这一事实。在这些领域中,我们所面临的抉择不再是「祉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而是「社会主义还是死亡」

  「第三世界」中最没有特权的地区现面临着贫穷和饥荒的威胁,以及帝国主义的主要城市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将成为被排斥或被部分排斥的阶层,这一切,都不是耸人听闻的。如果我们承认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这三年内帝国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将达到四千万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估计,而且我们也考虑到这些失业者的家庭、临时工和「从劳动市场被驱赶出来的」妇女以及从来都没有机会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些所谓「富裕」国家中,可能有一亿人已经在遭受物质的、精神的和道德的贫困之苦。而且这仅仅是一场危机的第一阶段,这场危机远远未达到它的极点。假若资产阶级能够建立一个「双重社会」,那么这个数字就肯定至少要翻一番。

  那种认为形势能够长此下去而不产生空前灾难性结果的幻想,是以这样一个前提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极其灵活的,而且所谓的「自我调节机制」是无所不能的。此外,危机、战争和灾难还没有取代「日常工作」的正常程序,而仅仅是周期性地扰乱这种正常程序,这种状况也促进了这种幻想的产生。人们应当注意到,这些周期性的扰乱和破坏,正以十年为周期变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严重。任何否认这一事实的人,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非常片面地阅读和理解了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千万人丧失了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的人数是八千万。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夺走多少人的生命呢?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二十几次「局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局部战争」大约有五十次。这个数字正一年一年地上升,如果不是每月都在增加的话。

  在战争时期,亚洲和非洲大约有三千万人死于饥饿。从一九四五年到现在,这个数字可能至少增加了十倍。正如我们从埃塞俄比亚的悲惨境况中所能看到的,这个地区的真正灾难才刚刚开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苦难逐渐蔓延到二十个国家,而现在,它至少是六十至七十个国家中所特有的,甚至已成了惯例。唯一值得人们高兴的是,一九四五年以来,还没有出现另外一个奥斯维辛和广岛。然而,谁敢大胆地保证再过二十年我们还能够这样说呢?

  在本世纪上半叶,土地的沙漠化,水资源和大气层的严重污染都是最低限度的,而且仅限于地球上的几个地区。然而现在我们突然获悉,除去侵袭亚马逊和萨赫勒的灾难之外,德国有一半的森林正在枯萎和死亡。

  如果说低估这些不断累积的结果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么断言我们达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同样是不负责任的。这个悲观主义的论点简直是把恐惧、失望和忧虑合理化,它使人们失去信心,而不是动员人们起来勇敢地面对现实。它不是以任何科学的论点为基础,它同有意识地放弃理性没有甚么两样。

  所有的生物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而且它们都深深地依恋生存。人类也不例外。而且这就是人类努力阻止灾难的发生和扑灭火灾的尝试(假若仍有时间的话)总是会占据优势的原因。这也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的原因。在对人类的未来所持的失败主义的和宿命论的观点面前,社会主义仍将获得最终胜利。

  认为我们必然走向深渊的论点,是以对威胁着我们的世界毁灭的原因所作的错误分析和判断为基础的。我们的自我毁灭倾向不是来自我们的「遗传资本」,也不是来自基种 「先天的缺陷」(这些术语可能是有生物学含义的,但它们的根本的含义看来好像是「原罪」);不是来自「大男子主义」,也不是导源于科学技术的必然结果(这个看法重又使人们联想起《圣经》里关于不要吃智慧的禁果的警告)。威胁着我们的灾难并不是由于过多的理智和过于丰富的科学,而是由于这两者太少。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带来某些灾难,然而,这仅仅是由于我们对它的副作用所知甚少。自然科学中不断增加的知识和取得的新的进步,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我们防御灾难的能力。真正存在的问题是在其它方面。在自然科学取得进步和人类控制自然能力得到提高的同时,人类几乎完全失去对人类的「第二自然」即我们的社会环境的控制,失去对社会结构的演变和我们的社会行为的倾向的控制。事实上,也许可以更确切地说,前者是以后者为代价和保证的。这就是威胁着我们的灾难的真正原因。

  马克思主义伟大的远见之一,是它认识到科学和技术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是,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也正在接受这种观点。科学技术的历史富然有它自己发展的逻辑和规律性。它所提出的要求都是每一个特定的法则所固有的,而且又同「相邻的」法则的发展密切相联。但是,科学技术的最主要的发展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逻辑,导源于新的问题和新的思维结构;而这些新的问题和新的思维结构又同特定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联系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核军备竞赛并不是量子物理学的必然结果。而合成化学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海洋的污染。土地的沙漠化也并不是由于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些威胁和灾难,都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从属于资本的控制;从属于每个公司追求最大利润(而不顾给劳动力、给整个社会或给生态平衡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的逻辑,因为每个公司都要受竞争和资本积累这些不能改变的法则的支配。

  产生政治、生态和经济灾难的并不是知识的必然爆炸。正是由于爆炸性的短期利益和中期利益所决定的投资决策导致了危机和战争,因为这种决策根本不考虑全面的或长期的后果或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而且仅仅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寻找部分的合理性和总体上的不合理性空前的爆炸性的结合——这是资产阶级社会有目的有倾向发展的特点——的根源。

  这就使我们触及到问题的实质。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逻辑,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逻辑,追求私人财富的逻辑,而且首要的是由于它们在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每一领域中激发起来的普遍竞争的机制,正在产生一种把我们引向灾难的可怕的力量。任何地方都有投资,每一个地方都有投资,尽管投资造成总额达七千亿美元的债务,使数亿人失业(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城市和「第三世界」的失业人数都计算在内)。仍然不惜任何代价继续发展生产制造业。而不管它毁灭自然资源的程度如何。我们还在继续生产能够十次、二十次甚至比四十次还要多的毁灭世界人口的核导弹,而不管「过多的核武器灭绝人性的力量」已达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

  在现代世界,这种力量正越来越失去控制。它既适应于世界的资本主义地区,也适用于世界「两个阵营」的划分(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阵营都属于同一个地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而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仍然能够限制、防止、扭转或消除这种力量的。人类能否获得对政治、社会、经济和物质存在得以组织起来的方式的控制权,已经成为人类当前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人类必须对自然力量进行控制。自然的力量只有在得不到征服和控制的情况下,它们才会给人类带来危害和灾难。人类完全能够控制自然并运用自然,为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男男女女)创造一种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没有任何纯机械的力量,也没有任何「必然的一连串事件」能够阻止七点五亿生产者在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立即结束并永远终止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甚至所有重型武器的生产;也不能阻止他们摧毁现有的武器储备;阻止他们采取监督和强制性的措施和手段以确保他们的决策受到尊重。他们完全应当成为他们自己工厂的主人,并对它们进行集体管理。假若七点五亿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那么,任何「客观的经济规律」和任何「铁的规律」都不能阻止他们平均分配生产满足他们自己合理需要的商品和社会服务所需的全部劳动时间——假若他们立即采用每周二十五小时或二十小时工作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人类划分为两个群体——一部分人每周拼命工作四十八小时成五十六小时,而另一部分人则不再从事任何社会承认的劳动,因而得到的报酬越来越少。

(三)社会主义是可能的


  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它们已经为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贫穷、消灭商品生产创造了前提条件。当然,这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分配资源,消灭不充分利用资源和浪费资源的现象(军火生产、危害人体健康的产品,等等)。除此之外,还需要重新调配和部署投资,以根据民主决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优先选择,而不是根据任意的或者专家政治论者的强制和专横,优先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

  然而,我确信,现有的资源有可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去假定,贫困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不可能有足够的商品和社会服务来满足衣、食、住房、文化、闲暇和公共交通方面的基本需要。我们说要取消商品生产,这并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假若在全世界范围内控制人口的增长(而且许多述象表明,世界人口的增长正在受到控制),那么,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就一定能够满足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的生活需要。目前得到的科学资料表明,担心能源或矿产资源必然会枯竭是没有任何根据的[1]

  消灭饥荒和贫困,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源和最后产品进行再分配,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降低北半球每一个生产者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要利用现在被浪费的资源或者没有用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资源来实现这个再分配。我们所引证的这两个数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世界每年的军费开支总额至少是七千亿美元。在过去十年间,帝国主义国家以及附属的半工业化国家没有充分利用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力年平均是百分之二十。在这方面浪费的总额是军费的两倍。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里,八小时工作日被认为是「标准的」),有用于生产目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现存的工厂和工人甚么也不生产的时间)的比率,至少也是这样高(安德罗波夫曾经指出,在投入工业的所有劳动时间中,每年要浪费百分之三十三)。假若我们把这些数字合计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大抵可以看出,我们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潜力,即使我们的确应当考虑到要深思熟虑地去使用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来说被认为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

  商品生产显然不会突然消失。它也不会仅仅因为某个权威判决它应当消失而消失,即使这个权威体现的是在自由的多元化的选举中得到证实的多数人的民主决策。尽可能多地节约联合起来的自由生产者所创造的生产成就,正是符合控制生产数据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利益的。这一点以及把消费扩展到不仅是基本的需要这样一个要求,将造成社会经济的紧张局势。消除这样一些紧张局势的最理想的途径(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途径)是维持一个商品和货币部门——基本上局限于「过剩的产品」,与此同时维持非商品和非货币部门——在这个部门中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这两个部门的并存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国家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的经济体制中,不可能突然飞跃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在这之间将会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开始,但还远远没有结束。

  过渡时期的历史逻辑是,确保商品生产和不按照多数生产者自由的和民主的意愿来决定或分配剩余的社会产品的现象的逐步消失。它将同时保证社会不平等和把社会划分为管理阶层和「被管理阶层」的根本的物质条件的消失。这些条件包括,工作时间的长短,接触知识和数据的方式——这意味着社会只有一部分人从事管理活动,而其它人则被迫从事生产性活动。因而,商品生产的消失同社会阶级的消亡和国家的消亡紧密相连。

  现在已进入普遍化和「大众化」阶段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最重要方面意味着,从物质方面来说,很可能会发生这样一些根本的转变。随着半自动化向机器人化和完全自动化的发展,减少一半工作时间决不意味着整个物质生产的下降。今天,微电子学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有充分接触数据和知识的民主权利。所有这一切在技术上都是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我们如何保证现代技术所展现的巨大的可能性不带来新的灾难,不导致新的弊病,新的特权以及少数人实行新的垄断?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回答,即现代技术必须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集体组织实行公开的和民主的控制。

  历史的经验,包括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都明确地向人们揭示出,市场经济的存在,除了在绝对勉强的条件之下,都必然蕴涵着为控制和掌握消费数据和交换数据(至少是某些生产数据)所展开的竞争的存在,必然导致私人积累财富倾向的存在以及在它们背后的社会—经济动机的存在。这些动机远非「人的本性的固有的部分」,它们没有存在千百万年。直到最近,在大多数人类居住的村社和部落群体中,它们也没有存在。但是,一旦商品生产发展起来(或者当商品生产的消灭仅仅适用于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些领域时),不论「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还是「极权主义的灌输」,都不能阻止这样一些动机的传播和蔓延。

  社会主义最终将成为一种新型的、巩固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能够自动地再生产它自身而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强制和局限——这其中也包括国家的强制——这个时候,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协作和团结一致将取代获取私有财富的利己主义的欲望和冲动。协作和团结在原始社会中是起主导作用的,而且最终必将成为普遍的人类特点。我们说协作将取代自私(它们两者都有其人类学的基础),决非空想。消灭贫困、消灭贫困所引起的「生存斗争」,将为这个转变提供物质基础。

  然而,社会风气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所要求的心理上的革命。不仅仅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也不仅仅意味着物质财富和福利的纯粹的「爆炸」。它们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协作和团结成为经济活动发展的动力。这场革命必将反映在日常生活之中,而物质和社会特权的废除必将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假若商品生产以及由商品生产所引起的竞争不消灭的话,这样一些革命和转变就都不可能实现。

  在此我无意描述将导致商品生产消失的各个阶段,也不想论述在全面推翻资本主义以及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世界的状况。我甚至也不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阶段是否「具有普遍性」;就目前我们的知识水平而言,把辩论局限于对那些必须按照民主的计划和自治来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实际的分析,局限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进程中,以及从迄今为止一直损害着所有这些革命的官僚主义弊病中出现并且将继续出现的问题进行宝际的分析,是否更为可取?正因为这些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目前所处的困境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打算从非常一般的历史方面来提出这些问题。

(四)哪些社会政治力量能够建立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下述论点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不可能仅仅通过「启蒙运动」而产生。它也不会从「教育」和「理性主义的」宣传、「科学」、「争取解放的愿望」或者保证最大多数人最可能大的利益的崇高的(或道德的)愿望中产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社会主义的战士当然都具有这样的动机。而且,假若要进行任何坚持不懈和持久的社会主义活动的话,那么这些动机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恩格斯甚至明确使用「社会主义科学」这个术语),没有争取解放的深切愿望,任何社会主义社会都不可能出现。

  然而,尽管这些动机和冲动是必要的,但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还需要这样一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的物质利益同社会中阶级划分的消除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只能从一个真正的阶级[2]所进行的真正的运动中产生出来。我们所说的这个真正的阶级能够克服资产阶级制度和前资产阶级社会的残余在通向无阶级社会的道路上所设置的障碍。生产数据的私有制是主要障碍,然而决不是唯一的障碍。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事业最伟大的贡献,对生产者争取解放的斗争的最伟大的贡献,以及更一般地说,对全人类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为古老的社会主义工程(事实上,它与社会划分为阶级一样古老)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类从来都不认为阶级划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若干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进行反对阶级划分的斗争,尽管这些斗争和反叛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也曾遭到比较大的失败。马克思的贡献有助于把工人阶级(它比马克思主义要古老得多)有效地和自觉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完全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中去。在本世纪的前三十年,也就是一九○五年到一九八二年这个时期,两者的融合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从那时以来,它一直受到一种潜在危机的影响。这种危机有时采取历史失败的爆炸性的或灾难性的形式(如希特勒和斯大林)。问题在于,真正的阶级运动能够克服这些同时发生的而且在历史上是悠忽而过的危机吗?或者说,它们是结构性的而且在历史上是不可逆转的危机吗?用政治战略的术语来说,我们是否可以用另一种方式重新提出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对十九世纪后期阶级斗争的历史分析折概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是尚未到来还是已经过去?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再分为3个小问题:

  1.一旦资产阶级社会达到了要实行工业化的某个时刻,无产阶级实际上还具有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成功斗争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心理和道德的力量吗?而且,它能够在进行这个斗争的同时开始建设一个无阶级社会(至少有某些成功的机会)吗?

  2.一旦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达到了它的极限,并且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危机时期时,无产阶级还能够保存这些力量吗?或者说。这些力量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本身腐朽解体的伴随物正在崩溃和瓦解吗?

  3.我们面临着一个异常特殊的历史窘境吗?无产阶级是否还能够在经济上(物质上)领导世界走上社会主义,而它的道德的、心理的和社会的障碍——即主观上的障碍——现在却是不可克服的?在政治平面上最为明显的一个障碍是无产阶级本身的分化(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市场的划分促进了职业的、工业的、地区的、民族的和种族集团的局部利益;而且,这些局部利益可以导致相当大的工资差别)。因而,「领导」因素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而这又反映了无产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政治活动之间、它们不同的觉悟水平和组织水平之间的不连续性,反映了在工人阶级组织中出现的各种官僚机构。这样一些官僚机构是相对独立于群众而存在的(官僚主义化),而且它们具有许多特权,这些特权导致了用物质特权对它们建立于其上的组织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垄断并以之代替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倾向。

  根据经验提供的资料和数据,第一个问题是相当容易回答的。工业革命以来和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以来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成长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工人阶级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是工人阶级组织工会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斗争成长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的预见得到历史相当惊人的证实和认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全世界的工会会员只不过才一、二百人,而今天却有二亿多人。无论资本主义在哪个地方开辟一个港口、开设一个车间、工厂或银行——也不管是在一个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还是在亚马孙河流域一个偏僻的乡村,或者是在非洲的热带森林之中——那么它所集中到一起的雇佣劳动者迟早会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把最后的产品划分为工资和利润的行为提出挑战。

  不管吉凶如何,也不管悲观主义者可能说些甚么,城市中雇佣劳动者的总数(这里当然包括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工人)仍在全世界范围内增长。甚至在危机之中,雇佣劳动者的数量现在也已达到一个空前的数字:七点五亿。它远远超过了一九一四年、一九四○年或一九六八年的数量。假若把农业雇佣劳动者也包括在内的话,总数甚至要超过十亿。无论是从绝对数额看,还是从它们与现行人口的比例看,这个数字都在继续上升。在美国、瑞典和英国这样的国家,雇佣劳动者现在占现行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出现这种情况的国家的数量可能也在上升。这些庞大的雇佣劳动者大军客观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控制他们每天使之投入运转的生产数据和交换数据,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够根据他们自由地和有意识地选择的标准和重点来管理生产数据和交换数据。

  当我们说「自由地和有意识地选择的标准」时。我们突出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特殊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之区别于以往历史上所有社会革命的特点在于,主观因素或者「意识」因素、因而政治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同第三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更确切地说,这就是我们必须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前提与主观的、社会政治的前提之间作出区分的原因。而且这也就是我们为何重新提出和阐述第一个问题的原因。社会主义不会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危机中或者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危机所导致的阶级斗争中自动地或必然地产生出来。它只是两个可能的后果之一。另一是:正如恩格斯在比较社会主义社会和古代奴隶社会的命运时所指出的,是两个基本的社会阶级同时崩溃。因而,我们应当以这样一个正确方式提出和阐述我们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当主观方面的障碍能够暂时被克服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危机在无产阶级中产生并维持了一种能够经常不断地使真正的运动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革命潜力吗?

  历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积极的和肯定的,而且历史将继绩给予它积极和肯定的回答。「真正的阶级运动」最近的和最明显的表现——一九六八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一九六九年意大利的「热烈的秋天」,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葡萄牙革命,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一年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都足以说明,这个历史潜力仍然存在,即使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就整个趋势而言,这个危机是很明显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工人运动从来没有在民族和国家的范围内取得胜利。譬如说,南斯拉夫革命就是在民族或国家范围内取得成功的例子。南斯拉夫革命,在实行工人自治的运动中得到加强。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样一些在国家或民族范围内取得的胜利都是部分的成功,都是有局限性和矛盾的,它们是在世界普遍危机的框架中发生的)。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有相当多争议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答案也是相当明显的,而且不是建立在教条主义的「信仰」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对全部事实进行充分正确的分析为基础的。它主要依赖于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潜力的性质的界说和定义,也就是说,主要依赖于无产阶级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能力。

  从根本上说,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决定于它为劳动的协作集中和社会化创造客观条件的能力,决定于它是否能够在为捍卫它的利益而发展出的机构和斗争中通过积极的、自觉的和自愿的团结一致来开辟它在自我解放方面的大规模的组织能力和协作能力。所有这一切的必然结果是,无产阶级客观上能够使现代世界的一切经济和社会机构陷于瘫痪,然后在它自己的领导之下,根据它自己的目的使它们发挥作用。

  假若我们对这些条件进行一番分析,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它们并不是工业体力劳动工人所特有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工业的集中显然为上述才能和素质的发展创造了相富有利的条件)。关键在于,它们适用于雇佣劳动者,或者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来说,适用于那些在经济上被迫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的人们(所有这些人都属于无产阶级的范畴)。

  假若经济契约被重新提出来(也就是说,假若工资并没有达到能够把大量的工资用作获得生产数据甚至积累资本的水平),那么工资水平本身就是不相干的。有关的劳动(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也不管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还是不生产剩余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的性质同样是不相干的,尤其是在历史的趋势是走向不断的集中(商店中的营业员,社会保险部门中的职员等等成立大规模的工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发电站里的工人、通信领域和银行业的工人同钢铁工业和汽车工业中的工人一样,能够使资产阶级社会陷于瘫痪。

  我们暂且撇开在工业领域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阶级相对的重要性不谈(就整个世界而言,从事工业体力劳动的无产阶级的数量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我们暂时尚难确定),整个的无产阶级——正如我们上面所定义的——的数量毫无疑问在增长,尽管我们正在经历着比较长的萧条时期。萧条以及它所导致的变化,事实上有助于壮大无产阶级队伍的规模。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并不是「后工业社会」的开端,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社会服务部门和工业部门逐步的工业化和机械化。这主要是由微电子学和计算器化所带来的。所有长期的统计资料都反驳了那种认为工业化和机械化将导致劳动的巨大分散(甚至通过小规模的家庭个体商行的扩张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分散)的观点。在小规模的公司和个别企业家发挥革新和实验的作用这一条件下,「主要部门」中劳动的分散,从传统方面说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一旦有把握取得成功,集中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美国、英国和日本所看到的,家庭计算器业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以后才认识到这一点的。

  目前,资本主义危机不可能导致无产阶级的瓦解和分裂。但是却越来越有可能导致那些有工作的人与那些失业者之间的分裂;然而这个问题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和久远,而且工人运动能够而且必须通过为重新大幅度减少工作日所进行的斗争作出反应。无产阶级仍然是「反资本主义的主体」,而且是卓越的「社会圭义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了使无产阶级倾向于或接受社会主义的条件。现在,在「新的」无产阶级阶层中,历史正在再生产出这些条件,而且有时是非常迅速地再生产出这些条件。

  因而,真正的疑难和困惑集中在第三个问题上。把主要的疑问集中在第三个问题上,决不是甚么巧合。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是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和推翻资本主义以后,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主观的前提条件。

  我们这样说,并没有甚么值得惊奇的地方。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历史上策一个把社会的命运交由一个阶级来掌握的革命。我们说的这个阶级,在它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之前(以及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相当长时期内),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仍然处于从属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而所有以前的社会关系,都是从权力向那些已经取得经济上的领导权因而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的阶级的转移中产生的;所以,设想无产阶级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夺取经济上的权力只是十足的乌托邦,而设想无产阶级在经济上仍然处于从属和被剥削地位的时候能够夺取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更是十足的空想。

  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处于从属地位的结果,通常限制了它们的自我组织能力、协作能力和阶级之间的团结一致。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从属地位是由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存条件造成的。这两个倾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但产生了无产阶级生活的日常程序,它的「现实主义」或者它要适应的倾向,甚至导致了大规模的阶级冲突(群众性罢工、总罢工、政治危机、革命前的危机、革命形势,等等)经常性地出现。在这些大规模的阶级冲突期间,在短时间内推翻资本主义突然成为可能。

  从十九世纪末以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循环一直是以这种辩证关系为基础的,而这种辩证关系本身又是受「历史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的更深刻的辩证关系支配的。这些循环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所代表的总的历史趋势仍然是能够认识的。

  第一次全面的高涨导致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后来又导致了这场革命的失败。在这次革命失败之后,是一个长期的衰落,然后是一个缓慢的恢复时期。巴黎公社的胜利和失败曾打断了这个缓慢的恢复时期。第二次全面高涨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并且以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而告终。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中欧国家革命的失败,对于俄国革命自身的命运具有「超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这个新的高潮之后,又是一个革命形势衰退的时期和一系列日益惨重的失败(日本、德国和西班牙革命的失败)。革命形势的衰退和革命失败的顶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法西斯主义在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从直布罗陀到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蔓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抵抗运动和革命斗争的重新崛起,产生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这个新的革命高潮的顶点就是中国革命和南斯拉夫革命的胜利。但是,这个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西欧、美国和日本的革命都遭到重大失败(资本主义的稳定、麦卡锡主义、冷战等)。

  这一次,革命斗争的衰落并不是世界范围的。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革命扩展到印度支那、古巴和尼加拉瓜。然而,在北半球,革命活动至少有二十年处于真正的低潮和衰落状态,而且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新的革命高潮的出现为止。虽然如此,在北半球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力量的平衡产生了消极影响,正如美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长期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对整个世界力量的平衡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样。

  无产阶级日常的程序和周期性的革命突破之间的辩证法,又与「群众和领导」之间或更准确地说与真正的阶级运动与它的政治代表之间的辩证法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能够不断地克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必要承认,过去五十年这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所出现的危机(我们所说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既包括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也包括斯大林主义的工人运动)。这个危机对于保证二十世纪末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的可能性来说,只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就更为严重了。因为工人运动的危机,同影响那些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危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所提供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本身也处在危机之中。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危机,同资本主义的危机,同在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思想中引起怀疑、传播怀疑态度和道德败坏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的危机(而且不仅仅在应当遵从哪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方面,而且在雇佣劳动者解放自己的历史能力方面)结合在一起。这些新的障碍只能依靠生活本身。依靠新的历史经验来克服(虽然理论上的贡献对开辟克服这些困难的道路可能只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幸运的是,「真正的运动」必然产生「新的模式」,正如一九六八年法国五月风暴和波兰团结工会的实践运动所体现的那样。

  只要真正的阶级运动能够继续积聚力量并且从日常生活(经济罢工、选举运动以及为争取民主改革所进行的斗争,等等)中不断汲取经验,那么它就将继续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产生周期性的、爆炸性的危机,并且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断产生根本性突破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者必须使自己对这些危机和突破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他们也必须通过寻找和利用一切机会来证明勇敢地行动和采取革命的主动的决定性作用使群众对这些危机和突破也作好充分的准备。就整个世界而言,这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更可行。事实上。在这种运动的开始阶段,它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将给予那些认为「革命的循环」已经结束的人们以应得的反面的经验教训。一九○五年,二十世纪是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预兆和趋势下开始的,二十世纪也将在这种趋势下结束。二十一世纪将在这同一趋势下开始。

  无产阶级有两个伟大的同盟者。第一个同盟者是「第三世界」遭受极度剥削的农民;他们经常受到强大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促动和激发。工农联盟是南斯拉夫、中国、印度支那、古巴和尼加拉瓜革命取得胜利的动力。无产阶级在产生于反对威胁着我们的核灾难和生态灾难,反对严重的压迫处境(妇女解放运动)的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反叛的新的社会运动中也找到了它的新的同盟者,所有这些运动影响着无产阶级自身以外的广大阶层。正如我们从使「社会主义还是死亡」成为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窘境的条件的分析中所能看到的,它们自身只有极其强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潜力。但是,只有当工人运动能够把它们团结在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目标周围,不便它们丧失自己的生气和活力,不否认它们的自主性,不把它们变成迫使资本主义「就范」的企图中纯粹替代性的力量时,这个潜力才能够实现。

  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能从哪一场世界性战争中产生(如果认为世界大战可以带来社会主义胜利的话,那么是荒谬绝伦的),它也不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上明显优于资本主义(这个可能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很难想象的)而出现。它将以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方式出现;把世界主要国家中雇佣劳动者的解放运动转变成为生产者的联合,这种联合,通过确立政治多元化的体制和民主地作出计划的自治制度,能够控制生产数据和交换。这样一个转变将从资产阶级社会自身所导致的连续不断的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中产生。当它向着真正的工人自治(在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之下计划和分配社会产品)和政治多元化(全体生产者行使民主的权力;没有这一点,工人自治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内容)发展和前进的时候,这样一个转变将同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者的解放运动联合在一起。

  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可能。社会主义要经历的风险是相当大的,而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所能遇到的困难和窘境也不应当低估。然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的是,把生命奉献给折有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给创造无阶级社会的事业,是人类唯一的抱负和愿望。



 注 释:

  
[1]在过去二十五年间,农业生产的增长,事实上快于世界人口的增长。新的自然能源(包括石油)的发现快于能源的消耗。在这两种情况下,前者与后者的比率都是三比一。
  
[2]「真正的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真正的运动」这个概念见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他们并没有用过「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还原论的(「社会主义」=消灭私有财产)、教条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是通过下定义而得出来的;它不考虑生产者看待他们处境的方式,也不考虑生产者对它的实际反应如何(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波兰……)。因而它实际上成了进行辩释的概念,而且实际上是同真正的阶级争取解放的真正的运动相对立的。这决非偶然。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工人阶级如果不解放自己,那么社会主义就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无产阶级与莫里哀笔下的茹尔丹先生并不一样。茹尔丹先生在写散文,却没有认识到他是在写散文。如果无产阶级认识不到自己在干甚么,那么它就不可能解放自己。


(原载新苗双月刊第13期,1989年11月。这是作者1985年被邀参加在南斯拉夫察夫塔共举行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圆桌会议」上提交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