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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

欧内斯特·曼德尔



  根据社会主义的过去分析其现状并要预见其未来,这意味着研究本世纪的全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史。因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贯穿着20世纪的整个进程。
  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题目,恐怕需要不止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因此,要想以一篇短文的篇幅圆满地论述这个题目,这是不切实际的冒险。在短文的论述中,细微差别、科学的基础和事件间的相互关联要尽可能地略去,留下的只是以合乎逻辑的(辩证的)、其结果必然无可辩驳的论证为基础所作的分析。
  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断言,这样的分析绝不是教条的或演译的。
  它以大量经验材料为依据,这些材料任何人只要想得到我们都可以提供。[1] 不过读者首先必须满足于追随作者的思路,并主要根据这一思路的本来意义及其自身说服力对其作出取舍。

一、社会主义的危机


  社会主义的危机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150多年来,社会主义一直是同一股思想和行动的潮流融为一体的,这股潮流试图用一个全新的、各方面都更加美好的社会来取代资产阶级社会。
  更加美好当然并不意味着尽善尽美。除了若干已再次销声匿迹的少数派外,绝大多数信仰社会主义的流派从未幻想过尽善尽美的千年王国,而既无知又不诚实的敌人却一再以此来非难他们。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创造“人间天堂”或一劳永逸地结束人的发展,更不是要达到“历史的终点”。
  恰恰相反,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无数其它社会主义思想家看来,社会主义意味着人类古代史的终结,意味着人类真正的历史的开端和有悖人的尊严的生存状态的结束,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们总是受到强制,为起码的生存问题和一点点可怜的利益而争斗并自相残杀。此后将开始进入真正人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将不同于野兽之间的争斗而与人类的尊严相称。
  社会主义者一致勾画了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缺陷将被铲除,任何形式的阶级社会将被埋葬。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强权和不公正,没有任何一个人类集团明显受歧视的社会。这是一个不以竞争、人皆为敌和个人发财致富的渴望、而是以合作和团结作为社会行为的主要动因的社会,废除主要生产数据和交换手段的私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尽管尚不充分、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这就涉及到要为实行社会变革即深层含义上的社会革命(不是这一概念的狭义解释即“革命等于暴力”)制定具有连贯性的计划。直到20/30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无论其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属于何种派别,对这类计划都是普遍认同的,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种共识甚至还又持续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甚至他们的主要同盟者,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战士,也接受了这样的计划。
  对此下面的例子是很典型的:当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爆发时,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所有流派几乎异口同声地作出了这样的回答:“用计划经济(依流派分别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或国家的计划经济)克服资本主义危机”。
  而在今天,在70年代爆发了至今仍远未结束的长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衰退之后,[2]无论是在地球的西方、南方或东方,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文职官员和高级军官的绝大多数集团都不再作这样的回答,即使有人这样回答,也只是半心半意的和没有多大信心的。我所属的派别虽然仍十分坚定地这样回答,当然使用的是1930- 1955年间尚不为人知的论据,[3]但是它不抱任何幻想。它目前只是一个有限的少数派,尽管具有这种倾向的并非只是它这一个派别。
  因此社会主义的危机首先是社会主义计划的信誉的危机。五代社会主义者和三代工人曾为强烈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所激励,即认为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4]而今天的这一代人却不再确信它是可能的,他们甚至还至少是部分地怀疑这种社会主义是否必要和有益。[5]所以说我们遇到了深刻的危机。

二、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


  社会主义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的危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中心论点。社会主义的危机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包括改良主义渐进论的各个变种(欧洲共产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失败的结果。
  乍一看,这样硬性地把理论和实践相互分离,可能会令人感到奇怪。对于主张辩证思维方式的人来说,这种分离大概尤其显得缺乏根据。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对此作一番细致说明。我们把社会主义的危机解释为首先是实践失败的反映,依据的是四条难以辩驳的论据。
  第一条论据是,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的信念危机:这就是说,这种信念危机绝非仅限于知识界和政界的狭小圈子。
  广大群众的态度不是由他们对理论的看法决定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或列宁的《怎么办?》的所谓的缺陷,在95%的群众甚至从未读过这些著作的情况下,怎么能决定数千万人的态度呢﹖广大群众形成其信念和思想倾向是根据他们的经验,而不是通过阅读或上进修班?就连已经部分摆脱了统治阶级思想影响并且已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阶级觉悟的劳动群众也不例外。广大群众通过与社会主义者交往而获得的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日常体验不同的、具有决定作用的经验,显然是从社会主义者的实践中,而不是从他们的理论中感受到的。
  此外 , 无法证明共产党人至迟从1923年以来的实践和社会民主党至迟从1914年以来的实践与19世纪未曾得到普遍公认的那种社会主义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任何相符之处。而这一理论在20世纪初曾得到社会民主党的赞同,在 1900-1920年间先是得到革命的社会党左派,后来又得到共产党人的赞同。既然灾难性的实践是在同理论决裂之后才发生的,那么人们又怎么能用理论的失误来解释这种灾难性的实践呢﹖
  要想论证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的成败,人们必须首先回答下列问题:这种理论是否能对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作长期分析﹖它能否预见本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一般进程﹖它今天是否也还仍然适用于对今后的20─30年作出分析和预言﹖
  对上述问题我们毫不犹豫地用“是”来回答。我们能够证实这一点。因此在我们看来,让正确的理论为错误的实践的罪过负责,这起码是荒谬的。此外我们还确信,这样来考虑社会主义危机的解决办法,会使人看不到清除弊端的合适手段。它将把它的支持者引入死胡同。
  我们的中心论点的第四条论据绝对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在论及本世纪社会主义两大群众性流派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失败时,针对的既不是“错误”[6],也不是可宽恕的过失或个人意义上的不愉快现象。[7]我们针对的是规模惊人的罪行,这些罪行给数千万人造成了令人愤慨的后果,把这类后果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或其它某个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重大分析错误或预见错误(如果确实能证实有这样的错误的话)所造成的后果相提并论,那是荒谬的。
  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实践的罪行尤其涉及以下方面 :至迟从1923─1924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对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苏维埃民主和共产主义工人参与政权的一切努力的镇压;农业的强迫集体化和把富农或所谓的富农流放到非人的生活条件下;从1934年开始的至少使 100万共产党人丧生的恐怖清洗;希特勒──斯大林协议所导致的领土后果和镇压后果;1945─1953年间在被苏联占领或统治的国家中实行的大清洗;对1956年匈年利革命的军事镇压;
  为镇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血腥镇压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暴行;入侵阿富汗以及苏联社会福利事业的严重衰退,由此该国实际上成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平均寿命下降和婴儿死亡率上升的唯一国家。
  这些罪行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它们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合乎逻辑的”或“命中注定的”结果。无数共产党人曾对必将导致这些罪行的政治决定及时敲起过警钟。他们对这些决定的后果当时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不是在10年、20年或30年以后才提出批评。这在许多情况下往往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例如布哈林、托洛茨基的伊姆雷·纳吉等人的情况。但是面对由数千万具尸体所揭示的罪行的可怕记录,这些人的个人命运在群众的心目中自然就不那么重要了。
  把这些罪行说成是帝国主义宣传的“发明”或借口揭露这些罪行会使工人“气馁”而有计划地对其进行掩饰的企图,在历史上注定要失败。人们不可能长期否认将近15亿人亲身经历过的事实。真相最终总要暴露出来。西方、南方和东方的大部分工人意识到事实真相至少已有20年了,至迟从1956年起真相就已暴露出来了(一些先驱者意识到事实真相甚至还要早得多)。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以苏维埃国家本身的名义确认了这些事实真相。但是,让公开性所作的揭露来为斯大林及其继承人的罪行对各国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灾难性影响负责,这是毫无道理的和极其反动、反共产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出现这种无可争辩的迷惘和气馁的原因不能在对罪行的揭露中寻找。这种迷惘和气馁是由这些罪行本身引起的。
  此外,我们的指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苏联和东欧的大多数工人和共产党人提出的指控,只包含了斯大林罪行的直接后果。要想控诉得更加彻底,那就必须把斯大林主义者和后斯大林主义者的政治错误的间接后果也包括在内。例如德国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1936年9月起西班牙工人统一的破裂;对1942年印度人民起义的背叛;对1936—1945年间波兰反纳粹人民抵抗的态度以及1947—1965年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本国资产阶级军队采取的灾难性政策——这里仅列举造成了最严重后果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同样有数百万人由于这些错误的政治后果而丧失了生命。
  以上简要回顾所显示的失败记录是触目惊心的。但是,国际社会民主党自1914年以来的失败记录的惨痛程度和流血程度上也毫不逊色。
  除少数几个值得称赞的例外(主要是意大利),各国社会民主党几乎都以“民族防卫”为借口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辩护并向其提供支持,而它们所假托的那些理由的荒谬性今天实际上已无人再否认了。这场严酷的战争不仅导致了上千万人(欧洲青年的精华)死亡,而且它还是现代史上的一道分界线,是现代史决定性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祖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日益严重的野蛮和暴力逐渐被当作命中注定的、无法逃避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而接受下来。[8]军国主义和由国家施行的暴力——现在人们谈论国家恐怖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是社会主义者从19世纪初起就坚决反对的东西,但这些也逐渐为“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 [9]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接受。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了以让·饶勒斯、我们伟大的罗莎(指卢森堡──译者)、卡尔·冯·奥西埃茨基和库特·图霍尔斯基为象征的不屈不挠的反抗,走上了怯懦的顺从之路,这条道路最终导致了诸如奥斯威辛、广岛、对柬埔寨的致使树叶脱落的轰炸和核战争对全人类的威胁等一系列恶果。
  从盲目的反共主义出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8—1919年间有意识地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者集团得以继续存在并蓄意组建了志愿团,从这些志愿团中产生出了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核心。德国社会民主党庇护了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成千上万工人的行径。它阻碍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德国的可能性,而这样的国家本可使人类免遭斯大林和希特勒所造成的可怕灾难。 
  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其在 1929 —1933年间的政治盲目性、荒谬的合法主义和拒绝在还有可能的时候组织反对希特勒政府的起义性总罢工而对纳粹专政的上台和巩固负有连带责任,纳粹专政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人类付出了80,000万具尸体的代价。
  社会民主党政府或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的政府组织或者维护了在印度支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殖民战争。它们组织或者庇护了刑讯拷打,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它们严厉限制民主的自由权利,尤其是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拉克和新加坡。它们粉饰并支持在南非保留惨无人道的种族隔离政权。
  英国工党政府应当对鲁尔区的煤炭和钢铁在1945年以后未实行国有化、致使这些自然资源继续掌握在曾资助和支持过希特勒的康采恩手里承担责任,尽管三分之二的居民明确表示赞成国有化,尽管这同一个政府在英国对煤炭和钢铁实行了国有化。
  国际社会民主党参与冷战达数十年之久。它赞同在西欧部署核武器,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以陈腐的反共主义为理由维持了工人运动的分裂。它今天仍拒绝接纳法国总工会和葡萄牙工人总工会加入欧洲共同体范围的共同工会阵线,而这种做法只会对雇主方面有利。它一如既往地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共同致力于维护能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进行超额剥削的国际经济结构。它从70年代后半期起亲自支持或组织实施了紧缩改策,大资本利用这一政策力图实现通过降低工人的实际收入和提高失业率来捍卫并增加自己的利润这一目标。
  然而,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性失败并不仅限于上述罪行的范围。它的最坏方面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尝试的历史性失败。
  今天,在成体系的社会主义行动开展了 150多年之后,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奋斗了 150年之后,尽管经过了无次惊心动魄的战斗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世界上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建成社会主义。任凭人们怎样努力为强调相反的观点而进行宣传,人民群众还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思想迷惘和怀疑的最深刻的根源可能就在于此。追求一个甚至经过150 年的努力都未能实现的目标现实吗﹖继续为此付出牺性值得吗﹖这就是他们向自己提出的根本问题。
  如此看来,人们能在思想上为国际资产阶级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给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欧和其它地方的不伦不类的过渡社会挂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恐怕没有什么能比干这种理论上的大蠢事更严重地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它使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和思想家有可能依据无可辩驳的证据讥讽地宣称: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社会主义的”集中营,“社会主义”下工人的物质贫困、对妇女的“社会主义”压迫、对人权的“社会主义”压制、普遍的“社会主义的”卖淫和营私舞弊等等。
  巴黎公社的男女社员们、奥地利保卫同盟的战士们、1936年夏西班牙共和国的男女英雄们、斯大林格勒的男女英雄们和中国长征的男女英雄们难道就是为了这些而战斗和牺性的吗﹖
  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性失败的记录属于较低的层次,但其后果却差不多。在为争取能据以取得议会多数的普选权而斗争了100年之后,在“你们投我们50.1%的选票,我们就会实现你们的(我们的)目标”一类的誓言喊了数十年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社会党人拥有议会多数的任何一个地方,资本主义都在继续——金牛犊仍然存在。
  最有说服力的两个例子是瑞典和法国(人们同样也可以列举奥地利、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以及1974年以后的葡萄牙)。令人难忘的奥洛夫·帕尔梅在领导他临终前的某次选举斗争时曾用这样的论据来打动全体选民:“请给我们议会多数吧,否则控制着经济的15个家族就会同样控制政府。”在社会民主党人几乎不间断地执政了40年之后,15个家族仍继续控制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这难道不是一次失败的记录吗﹖
  在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在80年代初共同掌握了65%的议席,他们是在“变革”的旗号下得到男女选民稳定的绝对多数票的支持而当选的。然而“变革”实际上根本没有进行。经历了“左翼联盟”时期的法国同当初一样是资本主义的,而且失业现象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对彻底改造社会的前景和社会主义计划持怀疑态度难道还会令人感到惊讶吗﹖

三、部份成就──最终目的辩证法


  然而,在对社会主义 150 年的斗争经历进行反省时,我们的指控在这一点上应留有余地:实现最终目标方面的失败是伴随着实现部分目标方面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成就而来的。这就需要进一步阐明这一失败和这一成就之间较深刻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者(还是指所有的流派)100多年来的顽强努力,最终使社会现实发生了世界性的根本变化,尽管尚未在任何一个地方导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150年前,八岁的女孩子就在煤矿的非人条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惨事都不再有了。甚至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南方,这样的惨事也越来越罕见了。这要归功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顽强努力。
  150年前, 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平均工时为每周72小时或者更长。而今天的平均工时至少在工业化国中已缩短到了36小时,这又要归功于所有流派的工会会员、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顽强努力。
  150年前,病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老年人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生活。1900年时,在伦敦或纽约这样的富裕城市的贫民区里,孩子们还仍然光着脚走路。而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已有可能使绝大多数职工免遭这样的贫困。工会会员、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虽然也在第三世界国家为实现同一目标而进行了斗争,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
  150年前,除极少数技术熟练工人外,大部分职工都是些未受过教育的、绝望的男人和妇女,他们常因酗酒而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而且多数是文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顽强努力最终提高了职工的素质,使其具有了初步的知识、教育、人的尊严和自信。
  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但是,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南斯拉夫革命、古巴革命和其它类似的运动使进步和初步的解放成为可能,这种进步和初步的解放是任何人凭良心都无法否认的。
  要确证这一点,人们只需拿1850年的只因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便遭鞭笞和流放的贫苦农民,拿长期遭受1900年饥荒折磨的不识字的贫苦农民,同今天有文化的苏维埃公民对比一下就可以了。人们只要拿旧中国的城市同今天的中国城市对比一下就可以了。旧中国的城市挤满了苦力,他们凭自己的力气拉黄包车,即使在有饭吃的情况下每天也不过是靠一碗米饭充饥。而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成千万男女公民拥有自行车,城市和农村25%的家庭拥有洗衣机。
  人们只需了解一下,今天的古巴具有拉丁美洲最低的死亡率,并在扫盲、教师培训和出版书籍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
  因此,人们不能说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徒劳无功,尤其不能说劳动群众为改善自己的命运所作的努力是白费气力,所有这些工作,所有这些努力,已经使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必须依据上述成就,依据对成功和失败同时进行批判性思考,来探讨社会主义的未来和可能性。
  此外我们认为,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觉悟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是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斗争的结果。世界各地的大部分劳动群众不再接受束缚他们的锁链,而这些锁链过去曾被认为是好的和金子似的,因为它们是长久沿袭下来的。1850年、1900年或1944年时曾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价值”(“这是上帝安排的”、“这是祖国的要求”、“贫困总是存在的”、“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杰出的人”、“最优秀的人统治着我们”、“我们太无知了,取代不了资本家和部长们”、“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战争是培养勇敢精神和男子气概的好学校”),今天已被认为是可笑的或受到鄙弃。甚至连教会中最明智、最宽容的派别也不再固守这些“传统价值”了。
  西方、东方或南方的大部分劳动群众今天确信,“上层人物”即统治这个世界的人,都是些既腐败又无能的人。[10]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其黄金时代能够清晰地加以说明的日常经验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有助于(不是“导致”)人们意识到这一日常经验。这样就完成了精神和道德康复的重要工作。以上情况证实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一段著名的话是至理名言:“人们能够自始至终欺骗某些人和在某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人们不可能自始至终欺骗所有的人。”这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始终支持着继续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乐观主义信念的一条主要理由。
  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比怀疑社会主义计划更强烈地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和东欧国家统治结构的合法性。这是可由经验证实的主观现实,我们必须从这一现实出发。
  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但是群众并不否认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价值,即力求挣更多的钱,以便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进而有能力购买由“消费社会”生产出来的充裕的商品。
  这一异议反映了分析上和语义上的混乱。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能表明其特性的不是作为交换手段、作为购买消费品工具的货币。表明该社会基本特性的是由赚钱过渡到积累资本。
  在前一种情况下,货币是达到目的的简单工具。恐怕没有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雇佣劳动者会反对不用货币这种支付手段便得到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免费的医疗保健——,只要他或她能够自由选择,而且所分得的商品和服务是高质量的。而假如货币没有统治社会,那就没有任何一个资本家能作为企业主或投机商通过剥削他人劳动发财致富、积聚私有财产或将财产转让给自己的子女。这第二种“价值”是绝大多数雇佣劳动者既未“领悟”又不曾实际运用过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现象是,极少数人只有在对大多数人隐瞒这一价值的前提下才能运用这一价值。
  一方面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100年来积累起来的部分改良和部分成果,另一方面是实现“最终目标”上的失败,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无政府主义者和某些左翼派别断言存在因果联系,但是他们所作的论证却并不令人信服。
  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雇佣劳动者群众今天是否因自身境遇无可置疑地得到了改善而比从前更容易接受资本主义的日常现实,对这一问题人们可以进行讨论。这一问题要求对各种不同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行详细的、有经验根据和统计证明的分析。然而,认为雇佣劳动者群众在1914年之后更频繁、更大规模地一再举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活动的反论证,肯定不会因此而被驳倒。
  而左派的论证最终却被驳倒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因极度贫困或绝对贫困化而导致以消灭资本主义乃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我们这样说理由是很明显的。
  一个反对现存统治制度并力图用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取而代之的大规模抗议运动需要劳动群众方面有高度的团结、组织、自信和斗争经验。而这种状况的实现绝不可能出自劳动群众的贫困化、无望的贫困、穷困潦倒和绝望。
  群众坚持捍卫部分成果,这说明了为什么男女选民们在选举中通常——美国目前是个突出的例外——总是优先选择改良派政党和新改良派政党。甚至在匈牙利和波兰,被认为要对严重的经济危机负责的共产党在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中也能同它们的联盟党一起赢得大约30%的选票。
  虽然选民的态度在各个地方都表现出对这些政党的本质不抱任何幻想,也就是说,选民们是在带有许多保留意见和大量弃权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选择了“较小的祸害”,但是这种选民态度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由于同样的原因,绝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始终支持并试图领导争取改良、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得并巩固民主自由权利和争取改善群众的物质境遇的斗争。
  我所属流派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承袭了这一传统。它不仅谴责社会民主党人,而且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谴责仍然——还能持续多久﹖——信奉共产主义的众多流派,因为它们放弃为实现必要的改良而进行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为“社会和平”、“社会契约”、“维持公共机构稳定的承诺”、“优先维护在开放经济中的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其它反映资本的阶级利益的考虑而牺牲必要的改良。
  然而,“改良—革命”、“部分成就—最终目的”,这类罗莎·卢森堡早在她1900—1910年间写成的最重要的政治著作中就已出色地探讨过的虚构的二律背反,使人们注意到一个难题,这个难题造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它关系到部分成就在工人运动内部造成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后果。这些后果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极端保守的“工人”官僚机构和“社会主义”官僚机构的膨胀。
  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改良取得成就并不一定总是要以接受现存统治制度为前提。一定时间的或暂时的失业、生活水平的一时下降、周期性反复发生的战争、危机和对民主的自由权利的限制,都是阻碍实现这种持久的一体化的反作用力。
  而在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或已在后资本主义国中取得执政地位的[11]官僚机构那里情况则不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与其所取得的地位及其生活水平的显着提高[12]相适应,这些官僚机构最终已同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一体化了。在东欧国家,上层领导集团在相当程度上为他们自己实现了“社会主义”,而没有为全体人民群众实现社会主义。[13]
  一方面是无可置疑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的和斯大林主义的(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系统化地拒绝为实现最终目的而斗争。想在这两者之间确立一种直线式的、自动的因果关系,曾被说成是屈从于庸俗唯物主义或屈从于某种与对历史(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解释相对立的“密谋理论”。
  这两者一致证明,官僚机构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害怕“冒险”,颠倒了“手段(工具)──目的”的关系,赋予被提升为“目的本身”的“组织”以独立性并对其盲目崇拜。捍卫由“党”行使的“政权”或“国家政权”压倒争取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占了上风,其方式简直近乎狂热。社会民主党的官僚机构以此方式保卫“民主机构”,以防革命群众的冲击。[14]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也同样狂热地坚持为“一个范围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阵营范围”)的神话以及“党国家”的神话(“假如党的领导作用受到怀疑,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辩护,共同反对革命群众。
  历史本身为防止这种情况找到的替代解决办法可以用英国左派社会党人安奈林·比万提出的公式来概括:“社会党人的任务不是行使政权。社会党人的任务是运用政权实现自己的纲领。”导致作出与纲领相抵触的决定——如果想避免“按规范思维”的责难,那么这样说更确切些:导致采取违背工人利益的措施——的任何一种执政方式、“行政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变种,都不是较小的祸害,而毋宁说是较大的祸害。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条无可争辩的缺点需要克服。社会主义运动很早就认识到了这样一种危险,即它自己的干部有可能由公仆演变成为对群众多少有些专横的主人。不仅无政府主义者经常谈论这一点,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的考茨基、年轻时的托格茨基、让·饶勒斯、罗莎·卢森堡、年轻时的布哈林,《国家与革命》和晚期著作中的列宁以及奥托·鲍威尔,也都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种危险。
  但是,理论不可能超越物质现实。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后资本主义国家,都需要借鉴1914年的令人震惊的经验,以便在较深入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支持必不可少的反官僚主义方面的社会良知,无产阶级的良知。这一点已经部分实现了。
  对一切官僚机构,包括对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和所谓民主国家的官僚机构的不信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扎根在群众的意识中。这是一个进步而不是退步[15]。它导致社会主义越来越同广大群众自身的主动性,自身的组织和自治融为一体。这不仅仅是向最初价值和真理的回归。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为在广大群众心目中重新确立社会主义计划的信誉,迈出这一步是绝对必要的。
  决定性的回答毫无疑问要由实践作出。为最终消除群众的杯疑,需要有一个新的,令人振奋的经验,它类似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或1936年夏的加泰罗尼亚的经验,不过影响面更广,而且取得的社会成就要使前进了的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相形见绌并有持久的成效。有可能一个大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工人的和人民的统治)立即实行半日工作制将成为这样的启动器。这将使全世界的雇佣劳动者振奋起来[16]
  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是一切自治方案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生产者?公民(女生产者?女公民)没有时间处理自己的事务,那么社会划分为管理部门和被管理者的现象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或必然重新产生出来。此外,要在劳动生产迅速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背景下恢复并保持充分就业,也必然要求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女权主义者的愿望?减轻对于领薪妇女来说意味着双重工作日的沉重负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愿望也同样要求缩短工作日。
  而大幅度缩短工作日首先是与一种双重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变化相适应的,这种变化起源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普遍危机。与一种没有任何经验根据的神话相反,男女生产者越来越拒绝接受著名的(新教的?日本的?)“劳动伦理学”。减少工作和提高生活质量,这是他们的首要愿望?即使在日本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价值革命”的结果。它首先是对地狱般的工作节奏使人精疲力尽同时毁坏人的身体、神经和精神健康的性质,对机械的、重复的、无创造性的劳动的单调的、因而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性质的日常痛苦体验的结果。
  这里显露出晚期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它虽然能设法?其成效比通常假定的要小?使男女雇佣劳动者作为消费者一体化,也能设法使男女雇佣劳动者作为公民一体化或至少使其中立化,但是它不能使男女雇佣劳动者作为生产者一体化。
  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这个制度下的男女生产者不可能是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自由劳动是自我控制和支配的劳动,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这只有在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在与支配雇佣劳动含义相等的资本的统治下,这种劳动是不可能的。
  此外,与这种主观上的需要相适应的还有客观上的必要性。
  第三次科技革命使那种以强化劳动者的体力投入作为增长的源泉?如果是也只是次要的?的作法,即使从任何意义上的“纯”经济观点来看,也显得既无效又不合理[17]
  今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说:宏观经济的“优化”,99 %是取决于工具的种类和质量,商品流通和仓储的合理化,也就是说有计划的组织[18]以及男女生产者的技能专注和责任感。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东欧由行政机构管理的或官僚主义的商业体制,其经济上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它们没有能力调动起工人的这种注意力和责任感。工人们对繁重的劳动怨声载道,在这种劳动中他们体会到,他们早晚要为此付出代价,而别人将坐享其成。日本资本家为解决“轮班工作制”和“质量保证制”产生的问题所作的努力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以失败告终:工人们不愿意“无报酬地”辛苦工作。
  只有生产者自由联合的体制才能改进监督,发挥创造性以及个人的和集体的责任感,否则新工艺的相当一部分潜能将被闲置和浪费。要释放这部分潜能,恰恰需要对工作时间、学习时间(技能、信息、文化知识)和闲暇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行彻底变革,而且是终身性的[19]。因此,实践经验证实了马克思在《大纲》中所作预言的合理性,根据这些预言,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闲暇时间而不是工作时间将成为财富的源泉和尺度。
  结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高权力仍然掌握在大资本手中[20]。对于数十亿人来说,这种权力的后果是可怕的。这些后果有演变成灾难的危险。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把争取改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当前境遇的斗争同他们接管最高权力的系统准备工作联系起来,一旦出现夺权的有利时机就通过广大群众的行动接管最高权力。

四、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在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客观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历史时刻,社会主义计划丧失了信誉,这不单纯是,但主要是由于经济效率方面的原因。
  昨天的抉择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而今天的抉择简直就是“社会主义还是死亡”。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受到指责,说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及其经济和政治领导人的灵活性。这里不是探讨这种指责有多大根据的地方。它可能含有真理的内核。从1848年至1937年(在盎格鲁撤克逊国家是从1940年至1973年)的长期经济扩张及其社会成就确实使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意外。它现在同样也使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感到意外(试比较一下凯恩斯和其它人反对凯恩斯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愤怒的喊叫声)。他们曾宣称,“国家统治主义的”罪行的报应将是因通货膨胀而造成贫困化。而这一预言并没有应验?至少是没有在帝国主义宗主国应验。
  然而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有理由提醒人们注意人类为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所不得不付出、并且仍在付出的越来越高昂的代价。资本主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代价才终于找到了摆脱1913-1939年的“长期萧条”的出路。我们已经提到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的代价是8,000万具尸体和前所未闻的野蛮(奥斯威辛、1942-1943年的孟加拉国国饥荒、广岛)。即使不使用核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付出多高的代价?
  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所依据的第二个中心论点是:资本主义丧失适应能力的临界线越来越临近了。资本主义的创造力量变为毁源力量的暂时性的转变正趋向于变成永久性的转变。自杀性的灾难不仅威胁着文明的延续,而且还威胁着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人类物种的延续。
  《约翰启示录》的四骑士(原意分别是象征瘟疫、战争、饥馑、死亡——译者)已经在打猎。我们已经闻到了他们难闻的气息。这四骑士就是迫在冒睫的战争毁灭、迫在冒睫的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迫在冒睫的第三世界的大规模饥荒和迫在冒睫的在帝国主义宗主国中随着贫困现象重新蔓延和对民主的自由权利的剥夺而出现一个“两极”社会。
  第一种威胁最早是以核战争这种表现形式为人们所注意,没有哪一个有理智的人会怀疑核战争具有自杀的性质。但是威胁绝非仅限于核战争的可能性。在存在着核电站的时代,任何一场用常规武器进行的世界大战都会导致与核战争同样的后果。此外、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也有造成类似后果的危险。当人们正在计划制造具有与落在广岛的炸弹同样大甚或比它更大的破坏力的炸弹和非核弹头?且不说“死光”和其它为坐在写字台后面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们所向往的玩艺儿?的时候,“常规武器”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
  同样,第二种威胁也越来越强烈地被人们感受到。环境意识不是富国的奢侈品。它是全人类所面临的现实威胁的对应物。这种威胁在苏联、东欧、巴西、墨西哥和印度正在明显增强。许多有名望的科学家认为,爆发环境灾难甚至比战争毁灭的危险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第三种威胁可惜甚至在西方和东方的左派圈子里也极少受到注意。南半球的居民对它当然是很熟悉的,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目睹和经历饥荒的威胁。对此我们想举两个例子。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第三世界每年有1600万儿童死于饥饿和可医治的疾病。
  这就是说,每五年的死亡人数与整个第二世界大战期间的死亡人数一样多。每五年一次针对第三世界儿童的世界大战。这就是某些社会主义者所极力赞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际运行的结果。
  在最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里,50%的男女居民食物摄入量下降到了这样的水准:自经济萧条开始以来每天大约1700大卡热量。这是1940年以前,即真正的灭绝集中营出现以前,纳粹集中营的令人营养不良的水准。
  第四种威胁在一部分大城市的居民看来已是明显的事实。人们只需探访一下纽约的哈勒姆或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的某些区,利物浦或格拉斯哥的某些区(更不用提那不勒斯或巴勒莫了),凭肉眼就可以确证这一事实。在巴黎的某些区,“打零工”的外籍工人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象从前的“短工”那样被雇佣,他们是按小时计酬的,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他们的生活境遇就是这种可悲的社会发展进程的真实写照。
  这一进程对整个工人阶级的长期影响目前还几乎不为人们所了解。该我们想想看,在美国的年轻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中失业率已高达40%以上,与这种社会倒退相伴随的贫困、绝望、堕落等一系列伴生现象已经在发展。
  此外我们还要想到,民主的自由权利在帝国主义宗主国逐渐被剥夺[21]与其在第三世界不断受到损害在时间上是同步的。据大赦国际统计,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存在着程序化的、甚至是由官方进行的刑讯拷打。
  有的人承认这一阴暗的情景,但补充说:现在已经太晚了?《约翰启示录》的四骑士肯定将把我们杀死[22]。然而他说得不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劳动人民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即阻止走向深渊的进程;把他们自己创造的工业技术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销毁库存的武器并最终制止武器生产;重建受到威胁的经济平衡并向第三世界和世界其它地区受贫困威胁的群众提供食品和医疗援助。他们有这样的能力。而要将这种能力付诸实践,需要的是采取行动的意志和行动计划,尤其是需要有实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以防止任何人把这种努力引向与上述主要目标相反的方向。
  与上述“灭绝论”观点的支持者相对立的是那些指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怀有“夸大其词的灾变论思想”的人。他们虽然不否认我们列举的危险,但却断言这些危险并不那么严重,涉及的只是技节现象,这些现象由于政府和专家们的智慧已经得到缓解,它们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到时候一定会一切顺利的。
  这是一场旧争论的继续,这场争论100年来一直贯穿着工人运动,现在它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场争论最终奠定了“改良主义者”与“革命者”的对立。
  爱德华·伯恩施坦是社会民主党的渐进主义的创始人[23],他的思想显然比他的绝大多数学生和继承者更清晰、更连贯。按照他的思想,本世纪的基本趋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其爆炸性的对立不断缩小,经济危机将越来越少,危机的程度将越来越轻。因此社会的紧张气氛将日趋缓和,专制日益减弱,民主日益加强。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少。革命也必然会越来越少,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文明”国家中干脆就不会再有革命。
  相反的论点主要以罗莎·卢森堡为代表。她断言,尽管资本主义的对立在一定的时期?我们今天可以补充说明:“持久扩张时期”?会暂时减弱,但是本世纪的基本趋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而不是日趋缓和。
  那时经济危机将比19世纪更严重而不是更轻微。
  将会有更多的专制和更多的革命,尤其是将会有更多的战争和更多的暴力,其破坏性的结果将比19世纪更严重得多。
  毫无疑问,正确认识事物的是罗莎·卢森堡而不是伯恩施坦。请记住这些决定命运的日子:1914年、1917年、1918-1919年、1920年、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1925-1927年(第二次中国革命)、1929年、1931年(日本进攻满洲)、1933年、1935年(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1936年、1937年、1939、1942-1943年(孟加拉国国饥荒)、1945年、1946-1947年(因划分印度而引起的骚乱、第一次阿以战争)、1949年、1950年(朝鲜战争)、1953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和战争)、1956年(苏伊士之战)、1956年(古巴革命胜利)、1962年(美国人干涉印度支那)、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1968年5月、1969年意大利的热秋、1970-1973年(智利革命高涨和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1973年(埃以战争)、1974年-1975年(葡萄牙革命,第一次普遍的经济衰退)、1978年(伊朗革命),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胜利)、1980-1982年(第二次普遍的经济衰退)、1987年(交易所危机)等等。
  自1935年以来只有唯一的一个年份没有战争。自1945年以来发生过80次战争。这难道还不足以使人明白吗?至少在有关对本世纪的评价问题上,看来恰恰革命者是现实主义者,而持调和立场的改良主义者则是充满幻想的空想家。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晚期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尖锐化的趋势会突然逆转。当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顾问们同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携手并进,郑重其事地宣称21世纪的特征将是阶级和解和合作而不是长期化、尖锐化的阶级斗争的时候,我们必须回答他们:“你们谈论的是哪个星球?你们的理想是彻头彻尾的空想。”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充当了数十年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之后转入了新改良主义者的营垒,他声称,十月革命和成立共产国际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所依据的是三个未经证实的假定:资本主义的崩溃,革命扩展到德国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硬栽到列宁头上的第三个假定是一个明显谬误,再说它也与前两个假定相矛盾。关于第一个假定和第二个假定的说法是典型的诡辩,其奥妙在于,用故意夸张的言词来表述一个论点,以使其成为荒谬的。
  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同志既没有预言过资本主义崩溃,也没有预言过德国革命必胜,而是预言了资本主义极其严重的危机和德国会爆发革命危机。这些危机的结局主要将取决于“主观因素”,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的政策。这些预言有多少证明是错误的呢?
  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我们的判断,但从中得出的结论却与我们截然相反。在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某些“正统的”共产党人中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一些不那么“修正主义的”顾问也属于这一类?在某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尤其是在某些“绿党”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那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他们的论证如下:由于我们面临自杀性灾难的威胁,而占有者阶级肯定不打算自杀,所以他们最终将选择理智的道路。他们将同意用和平方式从根本上调解最危险的冲突和危机。
  无庸置疑,垄断大资本非常清楚地知道世界大战意味着自杀。它不再象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样把世界大战视为经济危机的最终解决办法。资本家不能把手中的商品卖给被核武器杀死的顾客,这样做他们“克服”不了经济危机。他们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样清楚地懂得,自从核武器具备重复毁灭能力以来,世界大战已不再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因此,在核裁军和拯救环境的道路上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共同采取一些起码的步骤是可能的和明智的。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会拒绝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裁军倡议和裁军建议。
  错误是始于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把这种合作赏试所取得的有限的、暂时的成就过分夸大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就[24]。帝国主义虽然对防止核自杀,甚至于对稍微限制一下军备竞赛感兴趣[25],但是它对全面地或哪怕只是较大规模地停止军备竞赛却绝对不感兴趣。“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阻碍这样做。尤其是在较长期的经济衰退时期,军备生产向来是最好的“替代市场”,正如罗莎·卢森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起所预言的那样[26],以及1914年以来的全部经验所证明的那样。此外,无条件地保持核军备仍然是包括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内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政府的原则信条,密特朗的例子不幸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对金诺克、福格尔一拉封丹或克拉克西?奥凯托的政府将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深表怀疑,但愿事实会驳倒我们。)
  此外错误还在于,人们明显地低做了由于“地区性的”有限军事冲突和核武器扩散而酿成的核战争的危险,以及由于误解,由于错误的信息或感情冲动而爆发的核战争的危险。只要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还存在着核武器和核电站,这类危险就将继续存在。尽管有人可能认为这类危险是或然的,但是把人类的肉体生存寄托于饶幸之上,设想绝不会有人跨过核战争的门坎,这难道是理智的吗?这难道是负责任的吗?
  错误还在于以这样的假定作为出发点,即认为拥有核武器的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治领导人永远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智的政治家(就拿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肯尼迪、尼克松、卡特、里根、布什这一类人来说吧,在他们中间也已显示出了某种才智和理性思维递减的趋势,不过这种趋势被他们的最重要的顾问们抵消了)[27]。但是这种假定缺乏现实意义,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挑选政治家的过程可能产生的影响[28]
  我们至少知道一个例子?德国的例子,在那里统治阶级曾允许,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提供了可能性,让一个不受任何束缚的肆无忌惮的冒险家,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掌权。这家伙决心将一切孤注一掷,不惜冒毁灭自己的国家、人民和政权甚至自杀的风险。我们毫不怀疑,即使在核武器具备重复毁灭能力的情况下,他也敢甚至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使用核武器。1945年夏的日本也差一点落入同一类具有自杀倾向的疯子之手。
  谁能向我们担保这样的局面任何时候都不会在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里重演?这不是又在轻率地拿人类的肉体生存冒险吗?这不是极端缺乏理智和不负责任吗?
  根据这些又使般纯结的假定,人们犯了根本性的分析错误,这就是没有认清正在临近的灾难与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结构上的联系。如果人们想最终摆脱战争危险、对环境的威胁、第三世界的饥饿和贫困以及大都市中出现“两极社会”的危险,那么就必须对世界上一切工业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进行自觉的检验,看其是否合乎人道,也就是说,必须同时放弃中短期的打算和利益,放弃追求局部的、分散的利益,放弃各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竞争。这显然是与一个以私有制、竞争和追求个人发财致富为基础的制度不想容的。这显然是与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的。这一制度内部存在着不断追求局部的合理性与不断产生全球性的、往往具有爆炸性和毁灭性的不合理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只有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失才会消失。
  一切调和主义、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用以对付人道危机的虚假解决办法的典型特征是,无论其中含有何种故弄玄虚的思想(“混合经济”,亚历克·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等等),它们的内容都是以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为出发点的。当代最博学、最有洞察力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是美国人迈克尔·哈林顿,可惜他不久前去世了。然而,在他充满自我批评和懮虑的极端批判主义之路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在最后的著作中[29]得出了结论并提出了建议。《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些结论和建议时直截了当地写道,它们的主旨是改良的资本主义。事实的确如此。因此这些建议不可能阻止滑向深渊的进程。因此它们并非是能取代对社会进行必要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替代解决办法。
  经常有人说,为了阻止威胁着我们的灾难发生,进行一场思想方式的真正的革命、一场真正的道德革命的绝对必要的。必须彻底克服人类行为中对“本集团”和“外部集团”不一视同仁的“双重道德”。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毁灭倾向(死亡之神)最终必定要被受到控制的、文明的娱乐倾向(受超我约束的爱神)所战胜。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双重道德”,即对本集团(如部落、氏族、社会阶级、种族或国家)的成员和外部集团的成员使用不同的道德规范,既不是基于人类内在的邪恶,也不是基于原罪。它实质上是以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以及人们对这种种利益的对立和冲突的感受为基础的,它在历史进程中随着这种利益对立和人们赖以出生、成长、工作和积累经验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既想摆脱“双重道德”,阻止人类行为中攻击性的、自我毁灭的倾向占上风,同时又想保持以竞争和用攻击性手段追求个人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这是最危险的空想。它只意味着更加直接地走向灾难。
  只有以合作、团结和自觉地对经济发展进行民主监督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我们不能作过多的许诺?克服“双重道德”。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有可能避免正在临近的灾难。这就是生产者自由联合的社会制度,用亚历克·诺夫的术语来说,就是“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值得人们全力以赴去争取实现的社会制度。

五、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我们所阐释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必要的。它同时也是可能的吗?它当然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导致了并将继续导致一系列的危机,这些危机提出了废除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正是这种资本主义业已创造出了战胜资本主义所必不可少的经济和文化前提:能够在世界范围建设生产者自由联合制度的人的和物质的生产力。
  然而,实现社会主义还有两个绝对必要的附加前提。第一个是政治──社会性的:男女群众的意志,这些男女群众有足够的潜力以微小的、不会使奋斗目标从一开始就受到威胁的代价迫使社会革命的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并按此意志行事。第二个是政治和组织性的:男女群众使这一困难的行动取得成功的能力。
  这两个前提无论哪一个今天都不具备。这两个前提无论哪一个都不会由于“客观前提”成熟,文明危机或压在人类头上的灾难威胁严重而自动产生。它们无论哪一个都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缓慢地、逐步地形成。实现这两个前提要花很长的时间,要费很大的气力,要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这样才能结束目光短浅的现实政策,不再继续为次要目标而牺牲主要目标。
  这关系到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绝对必要的主观前提。在确定这些前提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对各阶级及其较大集团数量上的实力和社会潜力的影响,是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对群众的意识和精神状态的影响,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和群众通过自己的行为而获得的经验,群众的行为,群众的精神状态与政党和工会对群众觉悟的(阻碍的或促进的)影响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许多其它因素相互关联的。
  然而,在一个长长的,缠绕在一起的链条的所有这些环节中,决定性的环节是行动的出于物质利益的动机,不过它有时被意识形态的冲突所掩盖[30]。因此,西欧的资产阶级和东欧的亲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苏联和东欧的危机或失败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即将复辟。他们不懂得,通过公开性而有可能自由行动的各种社会力量利益是相互冲突的。绝大多数工资劳动者将利用公开性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他们的利益既同专制的、过分集中的特权花名册集团的利益相矛盾,也同过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辩护士、即资本主义复辟的辩护士的利益相矛盾。苏联矿工的罢工已经相当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所划定的工人阶级[31]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拥有战胜资本主义,在威胁着人类的灾难面前拯救人类和实现更高的文明──自由联合的男女生产者的文明的必要潜力的社会力量,这支力量是实现上述目标所绝对不可缺少的。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有10多亿人,也就是说,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已经能隐约揣测到其轮廓的今后几十年的长期历史趋势,是趋向于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日益增强的紧密联合,而不是趋向于工人阶级的削弱或瓦解。这是我们探讨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第三个中心论点。
  我们谈论的是历史趋势,而不是特定的情况,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地区。因此,考察这一趋势时必须同时考察向相反方向运动的趋势。正象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常见的那样,当资本的流动性大于劳动的流动性时,企业向新地区的迁移会导致“老”国家和“老”工业区雇佣劳动者数量──尽管是有限的──下降,但是,由于正在工业化的地区和国家中雇佣劳动者的数量上升,这种下降不但会得到补偿,而且还有盈余。
  与“白领工人”人数引人注目的增长和妇女在无产阶级中所占份额的扩大?两个积极的现象?相伴随,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如贫困化的、在整个工人阶级中被挤到边缘的阶层,即马克思所说的“穷困者阶层”令人懮虑地扩大了。“老”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某些传统堡垒的相对削弱[32]尚未完全由新堡垒的发展所弥补,尽管后者已经显现而前者还远未消失[33]
  但是,如果人们想避免乏味的折中主义,那么就必须对这两个相互作用的趋势哪一个将在世界范围长期占上风的问题明确表态。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大多数经验数据都导向这样的结论:就世界范围的和长期的发展来看,无产阶级不是趋向于削弱,而是趋向于壮大,不是趋向于涣散,而是趋向于联合。
  公营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发展成为工会运动和群众行动的一个最富斗争性、最有战斗力的方面军,就是这一历史趋势一的一个明证[34]。与此同时,出现了工人运动的新堡垒,如电信中心、公共交通部门(其中也包括航线和机场)、医院和银行或者学校系统。
  这些堡垒联合了数以千计、有时是数以万计、或者就地区和国家而言是数以10万计的雇佣劳动者,这些雇佣劳动者的组织性日益增强,他们使资本主义经济瘫痪和动摇“资产阶级社会”的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比旧的工人堡垒的能力更大。钢铁业或汽车工业的总罢工不会使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瘫痪,而电力部门、电信业、公共交通业或银行职工的总罢工却肯定会使其瘫痪。
  说到工人行动反资本主义的客观潜力,所指的正是它使整个资本主义经瘫痪,阻止其按照资产阶级的准则和逻辑实际运行和在组织经济生活和国家生活方面取代资产阶级的能力。除了雇佣劳动者群众,当今世界上任何其它的社会力量都不具备这样的潜力。
  雇佣劳动者群众在世界上五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已经占到职业人口中的90%以上,在数十个国家占职业人口的80%左右。如果他们行动起来,谁能使这样一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大军循规蹈矩?19世绝德国社会主义诗人所说的:“只要你强健的臂膀想这样干,所有的轮子都将停止转动”这句话,用来形容20世纪末叶的现实,比形容上个世纪的现实更贴切得多。
  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公营部门的罢工可能更容易被“击溃”或被法律规定所禁止。这类罢工在消费者中,尤其是在低收入的消费者中是不受欢迎的。但是,雇佣劳动者以其堪称楷模的、讲求实际的理智,已经找到了对这种威胁进行反击的振奋人心的途径:积极罢工的途径。
  当医院的各项医疗服务只缓慢运转的时候,当地铁、公共汽车、市郊列车停运的时候,当白天部分时间断电以及孩子们因教师罢工而不得不呆在家里的时候,“公众”肯定不会对此表示赞赏。但是,如果地铁、公共汽车和列车虽然运行,但却免费乘坐,乘客坐车不必买票:如果医院画夜开诊,但也同样分文不取而且不必填写任何事务性的表格:如果孩子们照常上学,但教师让他们去做游戏或偏离正式的教学计划给他们上课,那么“雇佣劳动者公众”就会保护罢工者。如果罢工者不再断电,而只是干脆拒绝查电表,那么“公众”将会高兴地鼓掌叫好。
  公营部门中的积极罢工统一了当今无产阶级的态度(情绪)的两种可由经验证实的倾向:满足于迫切要求(归根结底是要为公营部门的职工争得明确规定了的种种好处,而不是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倾向[35]和不让任何一种对资产阶级的“传统价值”的尊重再继续阻碍自己的倾向。
  如果这些倾向在一场包括所有行业、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或48小时的总罢工中同时出现,那么最终将导致形成国家中事实上的对抗性权力,即导致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高度工业化国家中的任何一场革命危机都将遵循这样的模式。
  向来既为现代社会民主党所采纳、同样也为斯大林主义者和后斯大林主义者所采纳的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有害的原理之一,就是政党和工会之间在职能上的“分工”。后者应专门致力于雇员直接的物质要求。唯有前者才有权“从事政治”(即通过选举进入议会和政府)。这实际上排除了群众在政治领域中开展任何议会外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36]。更糟的是:这使是工人群众除选举权外与一切政治主动性无缘。这使政治成为政党的领导集团独占的活动领域。
  这一原理是以这样一种诡辩为基础的:工会应代表个别利益或者“阶层利益”,而议会党团和民主政府则应代表“全民意志(人民主权)”。然而,一旦人们发现在甲竞选纲领的基础上当选的议员和政府擅自实施偏离甲的决定甚至“非甲”的决定,这一骗局就真相大白了。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委托?
  只要要求他们以人民动议权为基础的全民公决写入他们的宪法,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揭穿这些诡辩家。假如工会、雇员和大型公民团体有权向男女选民们陈述这样的或那样的要求?为什么不执行被“该”党放弃了的竞选纲领的某项条款,而且这种要求不必仅限于经济方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选民的畏惧也许会阻止人们提出不适当的竞选诺言并毫无顾忌地抛弃这些诺言。
  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在积极罢工和总罢工的情况下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它实际上能够逐步克服群众的“政治冷模态度”。而那些以此态度为其“代替论”辩护的人则企图不惜任何代价制造、保持和巩固群众的“政治冷漠态度”。
  马克思的主要功绩之在于:与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和诸如格拉古·巴贝夫一类的第一批共产主义革命家相反,他把“社会主义计划”同工人阶级自身的行动和自身的组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身的事业,而不是任何诸如上帝、凯撤、护民官、政府(国家)或政党一类的较高贵的救世主的事业。政府或者政党可以证明是必不可少的解放工具,但是有明确的条件,这就是,它们要开放、促进和鼓励群众自身的主动性及其真接的组织。如果它们限制、妨碍或阻止群众自身的主动性及其真接的组织,那么它们就不再是有价值的或有益的工具了。
  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1905年以后的列宁、年轻时的布哈林、葛兰西和其它许多人也透彻地理解并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因此,如果社会主义不彻底摆脱代替论的一切残余,它就将继续处在危机之中并且前途渺茫。
  我们这里所勾画的克服社会主义危机的一般战略?假如有人想更进一步,开一张对150个不同国家普遍适用的准则或策略建议的请单,那是可笑的!?不是象牙塔中某位智者幻想的产物。它只是对近几十年来已在大规模的工人斗争中初步显现出来的趋势加以概括所得出的一般结论:比利时1960-1961年的总罢工、法国的1968年5月、意大利1969年的“热秋”、1974-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1980-1981年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不是指1989年的波兰)、巴西80年代的大罢工和1989年的苏联矿工罢工。在所有这些场合,向对抗性权力发展的趋势对于任何一个没有蒙上眼睛的、不带偏见的观察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再说一遍:趋势乃至“初步显现的趋势”,说的并不是已充分实现了的东西或者人们自觉地去实现的东西。我们追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计划”,并不包含把无产阶级理想化的内容。我们针对的始终是本来面目的真实的无产阶级,连同其优点和缺点,这两者都是由于无产阶级是“不良”社会的产物(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是官僚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无产阶级是在这样一些带有种种缺陷的环境中形成的,但它并非单纯地只是这些环境的果实,就象苹果是苹果树的果实那样。因为无产产阶级的产生和成长与其所处的环境既是共生的,又是对立的。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只能是这个现实阶级的现实斗争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某个理想阶级的想象的、假想的斗争的结果。这个阶级在通常情况下,首先就其思想觉悟而言对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所以它需要一个自觉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因此,只要列宁主义不蜕变成代替主义,我们就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列宁主义者[37]
  无产阶级的缺点之一?如早已承认的那样,这一缺点由于其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会的反动态度而增大了十倍,并且由于有关的理论,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陈旧而变得更加严重?在近几十年里愈加明显了:它很难克服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拒绝克服自身队伍中的大男子主义、男性自大狂和男性至上论,这些观念的根源在于“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结构。这是群众性的女权运动脱离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独立发展的主要原因。
  同一论断大体上也适用于生态和反核运动。这个运动最初常常不仅在工会运动的部分组织中,而且也在工人阶级本身的部分成员中引起了事实上的敌视态度,这些人把上述运动看成是对自己就业岗位的威胁。
  这些“新社会运动”只有从经验中学习才能懂得,他们所提出的对于解放的前景和人类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问题,在不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解决。目前无产阶级愈来愈多的部分正以“自我批评”的态度逐步树立起女权意识和生态意识,如果上述正在发展中的意识再充实进来,那么工人运动将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赢得强大的同盟者。
  然而,必须力争实现的首要联盟仍然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的联合。随着那里的工业化进程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可避免地呈上下波动状地向前发展,无产阶级在这一运动中将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南非已经发展到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程度。而女工和女农民的联盟以及争取农业改革和城市改革(解决生活在贫困中的贫民区居民的紧迫问题)的斗争,对于把人民运动引向胜利仍旧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和各国资产阶级为阻挡和镇压人民运动作了种种努力,人民运动仍将进一步兴起。
  我们曾强调过,无产阶级日益壮大和日益团结的趋势是一佪世界性的趋势。户看上去这似乎纯粹是幻想。民族主义在国际无产阶级中难道不是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影响吗?究竟有哪些群众还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旧口号为依据来树立信念,采取行动和提出要求?
  大的群众性工人政党和大的工会难道不是已经证明了自己没有能力在国际上共同行动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难道不是已被有计划地引入歧途,用来为所“领导国”的(确切地说是为在这些国家中当权的官僚机构的)利益服务,从而导致甚至各个“领导国”的群众都拒绝这一提法吗?
  各个国家的雇佣劳动者(有时甚至一国的雇佣劳动者的不同阶层)的利益是有差别的,其表现形式是显着的工资差别,这种工资差别由于“劳动力市场”相互脱节而得以保持下来。上述一切挫折和失败的根源难道不是在于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差别吗?
  这种论证无疑包含有部分真理。但是,20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基本发展趋势使这一论断难以成立,这一趋势就是生产力的国际化。尽管存在着种种国家的和意识形态的阻力,生产力的国际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本的国际化和阶级斗争的国际化。
  今天,7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市场。它们使任何一种国家政策,使任何一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的抵抗失效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至少就长期而言,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必要和有可能复兴的客观基础。要么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建立,要么是死亡。要避免威胁着我们的灾难,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是唯一可能的未来解决办法。放射性烟雾是不会在任何一条边界前停住的,无论是主权国家的边界,还是“联合起来的欧洲”的边界,无论是“伊斯兰世界”的边界,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
  生产力和资本的国际化是下个世绝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将来既不会有“后工业化社会”,也不会有“计算器社会”,既不会有“知识权力”代替资本权力,也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衰亡[38]。本刊的纲领性声明草案提出了相反的论点,对此论点我们是不同意的。因此,我们只是在明确的条件下同意自由合作,这条件就是我们绝不受这篇纲领性声明的束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参加了撰稿,因为我们认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利用任何一个现成的讲坛,毫不退缩、毫无保留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何况不能自由地、公开地讨论工人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自1914年以来一直是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更要尖锐地阐明我们的观点。
  用禁令、唯我独尊、不容异说、侮辱和诽谤或者人身压迫来代替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科学的自由”,更加剧了社会主义的危机。在不要求为最终达成妥协或一开始就意见一致承担义务的前提下重建进行自由对话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公开性为此作出了贡献。我们希望本刊今后也这样做。
  这绝非是知识分子的担懮,而是关系到这样一种认识,即工人运动中的民主是使工人运动获得成就、澄清工人运动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途径的绝对必要的前提条件。此外,工人运动内部的民主也是使不屈不挠的思想斗争始终具有团结一致、追求共同目标和反对共同敌人的意愿和能力的绝对必要的前提。
  这又一次涉及到强调恢复社会主义的信誉的道德前提。如果社会主义者的实践与他们的原则不一致,那么群众就会继续持怀疑态度。今又,唯有社会主义能够坚定不移移地、无保留地为争取和全面捍卫男人和妇女的权利而斗争。而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者绝不能使男人和妇女的权利屈从于任何一种“国家利益至上愿则”,即使是由社会主义亲自管理的国家也不例外[39]。这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必须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保障这些权利。
  如果社会主义重新获得与世界各地反对剥削、压迫和不公正的斗争打成一片和不为这些丑恶现象承担责任的能力,如果社会主义重新系统地始终按照马克思的绝对命令行事,无论可能会付出何种短期的或中期的“政治代价”都绝不以任何一种借口容忍人的生活处境的恶化,那它最终将获得不可战胜的道义力量和政治力量。那时它将全面恢复社会主义方案的信誉,那时未来将属于社会主义──无论社会主义的进程要持续多久,不管有多少必须克服的重重障碍(我们对此不抱幻想;障碍非常多)。



  注释:


[1]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这一总结的经济部分在我们为鹈鹕?企鹅出版社以英文出版的袖珍版三卷本《资本论》所写的引言里得到了概述。

[2]这个问题请读者参阅我们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波动》(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3]我们是与民主多元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拥护者。劳动群众必须独立自主地和自由地亲自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如果没有在各种相关的分配方案之间,也就是说在几种不同的竞选纲领之间,或者说在若干个政党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这样的独立自主是不可能实现的。

[4]应该注意到这不是必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始终否认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思想。他们把资本主义的未来描述为两种可能性中二者择一;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野蛮。为避免野蛮,群众和社会主义者的自觉的、有组织的行动被视为是必不可少的。

[5]亚历克·诺夫教授在一部对于改良主义者和新改良主义者具有权威性的书中断言,“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的)。同时他还对这种社会主义是否有益表示怀疑(《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阿伦和昂温出版社伦敦1983年版)。

[6]有人居然把波尔布特称作是“犯过一些错误的”政治家。屠杀上百万人竟然只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里我们简直是置身于乌布国王和卡夫卡的王国之中。

[7]我们不想用人身攻击来毒化讨论的气氛。但是“香槟社会主义”,即英国人所说的“与统治阶级在一起吃吃喝喝”的癖好,在人民群众中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

[8]19世纪时,暴力曾在第三世界被大规模地使用。从1914年起,帝国主义以及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越来越多地把这种殖民主义的风气搬回了祖国。

[9]我们在阅读有名望的人道主义作家如托马斯·曼、埃米尔·韦拉朗、马塞尔·普罗斯特、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H.G.韦尔斯和其它许多人所写的战争颂歌时,不能不为他们感到羞耻。只有极少数几个值得称赞的例外。

[10] 资产阶级社会上层人物中不断增强的犯罪倾向变得日益明显也与此有关。这种犯罪倾向与晚期资本主义中投机成分、信贷和货币资本的膨胀有结构上的联系。

[11] 夺取政权(“政治剥夺”)这句术语今天已不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标志。这一术语也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正式决议里。

[12] 这种一体化是分三个前后相继的步骤发生的:社会党的受托人融入资产阶级国家:工人官僚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和超国家机构的上层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这种“社会民主党?国家的复合体”与晚期资本主义新的“计算器化了的”私营成分开始融合。

[13] 关于上层领导集团、工人阶级、农民、“新的中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已在《戈尔巴乔夫的赏试》一书中作过详细探讨(法文本由巴黎拉布雷舍出版社出版;英文本由伦敦韦尔索出版社出版;德文本由法兰克福阿腾诺伊姆出版社出版)。

[14] 这些机构的资产阶级本性主要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暴露出来。在葡萄牙,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公开宣布他们决心与工人阶级某些部分的“无政府主义自发论”作斗争。然而,他们“拯救”的并不是“民主”,确切地说他们拯救的是资本主义。今天从社会的倒退中可以看出这种拯救的结果。

[15] 不能把对一切官僚机构的这种否定与赞同重新私有化混为一谈,重新私有化无非是用私人垄断和官僚机构来取代能够较好地接受监督的国家垄断和官僚机构。更不能把这种否定与刚刚开始的废除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做法混为一谈,几乎所有地方的绝大多数选民都拒绝这种做法,甚至连美国也不例外。

[16] 实现这一目标同时又不危及生态平衡的经济上的可能性在于,存在着巨大的生产储备(未加利用的和滥用于破坏性目的的生产能力),其总量估计可达世界现有经济潜力的50%至60%。军备支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7] 这正好揭穿了在东欧国家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引用的、所谓工人的“懒惰”阻碍了生产的论据是多么的无聊和反动。当某个很少从事或根本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对正忍受着令人疲惫不堪的体力劳动折磨的工人提出这样的指控时,这种指控多么无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任何一个技术员或生产工程师都会证实,通过引进生产流水线和更常见的采用半自动化的生产工艺来加大男女工人体力劳动的强度,这对提高产品的总数和质量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只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18] 在大生产和大工业的领域中赞美市场经济是犯了时代错误。所有资本主义大公司都预先对自己的年度生产或10年生产作出计划。它们全都有制定计划的部门和机构。贸易关系的好处一般而言充其量只是在小工业和服务业的领域表现得明显。

[19] 匈牙利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姚诺什伊早在60年代就已强调过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的趋势,即在制造出工业后备军(失业、劳动力的培训水平降低)的同时,又明显缺乏受过良好培训的劳动力,这种矛盾的趋势在经济衰退时期尤其明显。

[20] 可参阅尽管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美国社会学家万斯·帕卡德不久前出版的引起轰动的著作:《超级富翁,到什么程度才为过分?》,利特尔、布朗和赛伊,伦敦1989年版。这部著作是以往早已众所周知的研究工作的继续,譬如费迪南德·隆德贝尔格的《富翁和超级富翁》和C.威廉·多姆霍夫的《谁统治美国?》。对第三次科技革命条件下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关系的论述见安德烈·戈尔兹的最新著作。

[21] 在这一方面,英国在玛格丽特·撤切尔领导下对罢工权的限制(禁止同盟罢工)和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最为令人担懮。

[22] 这一派的思想先驱是英国教授E.P.汤普森(《灭绝主义和冷战》,韦尔索出版社伦敦1982年版)。

[23] 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狄茨出版社柏林1899年版。

[24] 通过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迄今为止销毁了不到5%的核弹头。重复毁灭能力仍继续存在。

[25] 鉴于其财政赤字的规模,美国同苏联一样对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军备支出(或者不如说是减少其军备支出的年增长率)感兴趣。

[26] 这是她的《资本积累》一书的最有价值的部分。

[27] 本·古里翁、摩西·沙莱特、摩西·达扬、戈尔达·迈尔、西蒙·佩雷斯、伊茨哈克·拉宾、梅纳歇姆·贝京、伊茨哈克·沙米尔以及阿里尔·沙龙这个序列就更加令人担懮了。

[28]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家们担心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尖锐化的危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担心并不能代替对当前的发展进程的科学分析。即使谈的是抵消这些危险的最佳手段,根据这种担心也提不出什么好建议。

[29]迈克尔·哈林顿:《社会主义,过去和未来》,阿凯德出版社纽约1989年版。

[30]宗教上的区分尤其起了这样的作用,如天主教会接连不断的教派分裂,宗教改革以及从四世纪直至我们时代的17世纪新教本身的分化等。

[31]即所有那些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这个源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式曾被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原原本本地采用。当然人们也可以以无产阶级的其它定义作为出发点。但是这就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宏观分析的逻辑相违背了。

[32]尤其是采矿、钢铁和汽车工业及企业,如比扬古的雷诺公司、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煤矿、鲁尔区的矿山,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厂、日本的三菱造船厂等。

[33]都灵的菲亚特、沃尔夫斯堡的大众以及丰田等汽车制造厂,大型石化装置,大型炼油厂,宇航部门的工厂,以及制造电力和电子设备的大型工厂,仍然是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工人堡垒,尽管这些部门的就业率有所降低。

[34]在一些国家人们甚至可以把医生视为雇佣劳动者,他们越来越经常地从事领取工资的工作。社会条件的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医生过去和现在对工会和工人运动大体上总是持反对态度的)。

[35]直接要求并非一定就是经济要求。医护人员可以为改善护理工作,为其所学的知识受到更好的重视,反对等级制结构的固定化,反对公文旅行的泛滥等而斗争。反法西斯的斗争?实质上是政治要求?1934至1939年间在动员工人方面就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36]顺便提一下,政治经验清楚地说明了工人运动中的这种“分工”的虚伪性。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在1920年全凭在大规模地把工人武装起来的同时举行政治性总罢工?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才阻止了卡普?冯·吕特维茨反动军事政变取得成功。

[37]参阅我们的数据集《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

[38]纲领声明草案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后果作了错误的判断,把即使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条件下也还是受资本控制和使雇佣劳动者数量增加的“信息”与所谓的由专家、科学家和学者取代大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人们相信,是电视、报刊、广告代理处、民意调查机构(更不用提各个大学了)的贫穷的技术人员在“控制”德伯内德蒂公司、贝吕斯孔伊公司、贝尔纳·塔皮埃公司、特朗普公司、马克斯韦尔公司、默多克公司、福伯公司、贝特尔斯曼公司以及不管叫什么名字的公司,而不是控制着这些仆从的万能的、傲慢的托拉斯和金融巨头在控制这些公司。
  据说一场不同于科技革命的新“工业革命”必将废除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但现在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即将出现这种情况。

[39]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以色列工党的部长们赞同、袒护或者怂恿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所有学校关闭达18个月之久,为巴勒斯坦青少年的大规模文盲化如此地操心费力。这与人权难道是一致的吗?在这种特定的场合人权难道不是成了“国家安全”的考虑的牺牲品吗?


  (原文为法文,王学东转译自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