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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 卡尔·马克思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55-709页，部分内容可查阅《马恩选集》第2卷第634-640页，1972年版） “工人协作社、小组、公社、乡、最后是区域和各族人民的自下而上的联合组织，这个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自由的唯一条件，是和它们（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银行投机活动。——编者注）的本质相对立的，正如任何经济自治都是和它们不相容的一样。”(第17页) 可是，代议制民主结合了它们成功的两个条件：“国家集中制，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反正服从那些管理他们、似乎代表他们并且不断剥削他们的少数劳心者。”(第17页) 《我说，尽管有民族差别和国界的限制，这些同情和意愿证明，无论对于法国无产阶极本身，还是对于特权阶级说来都是一样，国家爱国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39页) 做法国“这样一个衰老的、病入膏盲的国家，哪里能够同年轻的、至今仍然强壮的德国相抗衡呢?”(第33页)任何一种国家形式，即使是社会民主共和国，都不能给人民以它所需要的东西，《即没有任何自上而来的干预、监护、暴力的，符合自身利益的自下而上自的、自由的（——任意的，而且也是毫无拘束的)组织，因为任何这样的国家制度，甚至最共和的和最民主的，甚至“马克思先生想出来的所谓的人民国家”，“实质上”都无非是通过似乎此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少数知识分子因而也是特权分子自上而下地对群众进行管理》(第34、35页)。 因此，由于有产阶级无法使人民的热情和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人民便只有一种手段，即国家暴力，——一句话，就是“国家”，因为“国家”也就是“暴力”(violence，vehemence，force[暴力，暴虐行为，强力])，就是“凭借在可能的情况下是伪装起来的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肆无忌惮的暴力的统治”等等(第35页)。 《革命社会主义的魔鬼反正地掌握(控制)了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和埃斯特勒马杜腊的农民既没有向任何人请示，也没有等待任何人的指示，就夺取了以前地主的土地。卡塔卢尼亚，特别是巴塞罗纳，大声宣布自己的独立和自治。马德里人民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并且不同意使革命服从制宪议会未来的命令。甚至在卡洛斯派控制的北方，也发生了显然的社会革命：宣布实行fueros[自治特权]，宣布各省、市镇独立，烧毁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契约；军队在西班牙全国各地都与人民握手言欢，把自己的军官赶走。社会经济革命的第一个条件——普遍的，公众的和私人的破产开始了。》(第44页)《再也没有财政、军队、法庭、警察；没有国家势力，没有“国家”；只有目前仅仅被社会革命热情所激励的强大的、朝气勃勃的人民。在国际和社会革命者同盟的集体领导下，人民正在团桔和组织自己的力量等等。》(第44页) 在意大利人民中间只保存着一种活传统，即不仅(省、行政区、郡)而且市镇也实行绝对自治。在“人民”中存在的“唯一的政治概念”中，还包含有历史人种学方面的“省的非同类性”，因为各省操不同的方言，甚至一个（[顺便说一下]，也意味着权力、力量)的人郡难于互通语言，有时根本不懂其他“地区”的人说的话；但是意大利“从社会意义上讲”并不是四分五裂的。相反地，有一种“共同的意大利性格和类型”，根据这种性格和类型，可以把意大利人同任何其他部族、甚至南方部族的人区别开来(第46页)。破坏最新的意大利“国家”，结果必然会出现“自由社会的联合”(第46页)。这一切都只是与“人民群众”有关。相反地，同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上层”中，“随着国家统一的形成，剥削人民劳动的享有特权的阶级的社会统一也形成了，并且现在正在日益发展。这个阶级现在在意大利通称为集团：整个”官方世界，即官僚和军事的、警察和法庭的世界，大地主、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整个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律师界和文化界、整个议会(第46页)。 然而甚至最可怕的贫困(贫穷)，甚至伤害到“数以百万针的”无产阶级的贫困，也还不是革命的充分的保证…… 当人(一群人)被弄得陷于绝望的时候，他就很可能起来暴动…… 在绝望中甚至德国人也将不再是滔滔不绝的说教者了，但是要使他陷于绝望，要求有非常多的因素…… 无论“贫困’’还是“绝望’都只能产生个人的，最多是地方性的“骚动”，而并不足以席卷“整批整批的人民群众”。为此必须有一个“永远”是历史地从“人民的本能深处”产生出来的“全民理想”。还有对自己权利的信仰，“可以说，对这种权利的宗教的信仰”。 后者同贫困和绝望一起就是社会革命的良方(第47、48页)。 《意大利人民正处于这种状况中。》(第48页) 正是国际(即同盟!)特别在最近两年(1872年和1873年)中，以这一理想的产婆的身分在意大利进行了非常有成效的活动。 “它（国际的宣传。——编者注）向意大利人民指出了他们应当实现的目的，同时为它揭示了组织人民力量的途径和手段。”(第48页) 《绝妙的是，“马克思的国家共产主义的纲领”在意大利也和在西班牙一样，一点也不走运(不顺利)，相反地，在那里人们广泛而热情地接受了尽人皆知的同盟或“社会革命者联盟”的，对一切“统治、政府监护、上司和权威”无情宣战的纲领。》(第49页) 《在这种条件下，人民能够获得解放，根据一切人和每个人的“最广泛的意志”建立自己的生活，但胡毫不会威胁其他各族人民的自由。》(第49页) 因此，既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承认同盟的纲领，那末，它们就离社会革命不远了，也用不着担心来自它们方面的侵略政策了(第49页)。 《德国人是“国家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他们可以说是生来就是一方面以自己的历史权利，即以侵略和“历史悠久”的权利，另方面以自己所谓的文化优势作为他们高傲自大的依据》（第52页） 这里加了一个注，在注中巴枯宁先生威胁说，要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在这里他只是号召俄国的革命青年反对这一点：他承认，有俄国密探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中间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他们要斯拉夫人相信，沙皇打算把他们的国家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这是在彼得堡内阁“公然”把莫拉维亚和整个波希米亚出卖给俾斯麦，以酬劳他答应在东方援助俄国的许诺的时候》。 在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土地上，竟然有由有教养的人和其他人组成的整个阶级期待俄国人来解放自己，或者甚至《在俄国沙皇的大国下面建立伟大的斯拉夫王国》这是怎么回事呢？(第57页) 这只是表明，《这种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而是“国家主义的”，可恶的德国文明侵蚀斯拉夫爱国者的灵魂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完全成了德意志人，虽然他们追求的目的是反对德国的；他们希望，他们想通过德国的途径和手段把斯拉夫人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为他们受到的是德国的教育，他们只知道用成立几个斯拉夫国家或者成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斯拉夫国家的方法，而不懂得用其他的方法来获得解放。因此，他们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也完全是德国式的，因为类似新德意志帝国或“全俄罗斯”帝国的那种集中制的、官僚的、警察—士兵的“最新式国家”乃是纯粹德国的“产物”；在俄国，它以前夹杂有鞑靼人的因素，“但是说实在的，就是在德国现在事情也不会因为鞑靼人的盛情而延搁下来”》(第57页)。 《可见，毫无疑问，斯拉夫人从未自己主动地建立过“国家”……因为他们从来不是侵略的部族。只有侵略民族才建立“国家”，而建立国家必然是为了使自己获利而损害被征服的民族。》斯拉夫人是一个完全和平的、农业的部族，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公社中过着单独的和独立的生活，这些公社按照宗法制的习惯，是由“长者”根据“选举的原则”和土地公社所有制进行管理，也有统治的意思)的，没有贵族，没有特殊的祭司等级，大家一律平等，《以宗法制的因而是不完善的形式实现着人类友爱的思想》各公社之间没有任何政治的联系，只有抵御外敌侵犯的联系；没有任何斯拉夫“国家”，但是在非常好客的—切斯拉夫部族之间有着社会的、兄弟般的联系(第58、59页)。《在这种组织中，他们对于好战的部族，特别是力图到处扩大自己的统治治的日耳曼人的进攻和侵略，是无力自卫的。》(第59员)《斯拉夫人有一部分被消灭了，大部分别被土耳其人、鞑靼人、马扎尔人、而主要的是德意志人征服了。》(第59员)《从十世纪下半叶起便开始了他们痛苦的，但是也是英勇的受奴役的历史。》(第69员) 用类似合众国那样的泛斯拉夫联邦也不能与泛日耳曼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相对抗(第66页)。北美联邦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在美洲大陆上，与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相毗邻的，没有一个像俄国、德国或法国那样强大的“国家”。因此，为了抵抗正在“国家主义的”或政治的范围内获得胜利的泛日耳曼主义，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泛斯拉夫“国家”。 “全俄罗斯鞭子”下的普通的斯拉夫人的奴役制(第67页)。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在欧洲，斯拉夫人在数量上几乎比德国人多三分之一。然而，泛斯拉夫国家在实力和反正的“国家军事力量”方面从来郡无法和泛日耳曼帝国相抗衡。为什么?《因为在德国人的血液中，在德国人的本能中，在德国人的传统中，有一种“国家主义”制度和“国家主义”纪律的热情》；而斯拉夫人则相反：《因此，为了使他们循规蹈矩，就必须用棍棒来管束他们，而任何一个德国人都会信服地、自愿地忍受棍棒。他的自由正在于，他“受过严格训练”，并且“甘愿拜倒”在任何上司的脚下。而且，德国人是一个严肃而勤劳的民族；他们博学、节俭、“文雅、精明和谨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即在上司希望的时候出色地打仗。他俩在最近几次战争中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他们的军事和行政的组织也达到了任何别的民族永远不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完善程度。因此，能否想像在“国家制度”方面同他们进行较量呢?》(第68、69页) 《德国人在“国家”中得到他们的生命和自由：而对于斯拉夫人说来，“国家”就是坟墓。他们是在“国家”之外，即不仅通过反对德意志“国家”的斗争，而且通过反对一切“国家”的“全民暴动”，通过社会革命来谋求自己的解放的。》(第69页)《但是，“国家”是不会自行垮台的；只有全民性的和全部族性的，国际的社会革命才能够推翻它。》(第69页) 反国家的本性至今都是他们（斯拉夫人。——编者注）的弱点，现在却相反，对于目前的人民运动说来，这反而是他们的力量了(第69页)。 “无知大众”获得彻底解放的时刻，《他们不受任何执政的、政府的干预，依靠自由经济的、属于人民的、公开的联盟、同盟、协会、联合，“不顾”一切旧的国界和一切民族差别，在全人类的既千差万别而又完全团秸一致的生产劳动这一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建立自由的社会组织》的时刻即将来临(第70页)。 《民族性不是全人类的原则，而是一种历史的、地方性的事实，它和一切“现有的”、无害的事实一样，享有获得普遍“承认”的当然权利。任何一个民族甚至“小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格、自己的风习，这种性格和风习正好构成民族性的实质、民族整个历史生活的结果和民族生活的一切条件的实质。正如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是一个人一样，每一个民族都“不由自主地”是一个民族，而且享有成为一个民族的当然权利。》由此就产生了全部所谓的“民族权利”(第70页)。 但是，由此不应该得出结论说，这个民族要提出自己的民族性作为“特殊的”原则，那个民族别要提出自己的个性作为“特殊的”原则。《它们考虑自己越少，“包含”全人类的“内容”越多，那末，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另一个民族的个性就越生气勃勃和越具有意义。》(第71页)同样地，斯拉夫人也只有同别的民族一起深切关心世界利益，才能够在历史上和各民族的自由和睦的家庭中争得“自己的合法地位”(第71页)。 《在德国，宗教改革很快就失去了不合乎德意志气质的“暴动”性质，而采取了“和平的国家的”改革的形式，它立即成了“最正确的”、有系统的、有学问的国家的专制的基础。在法国，长期的流血斗争对于促进自由思想在这个国家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经过这场斗争以后，它(进行改革的愿望)被节节胜利的天主教压制下去了。在荷兰、英国，以及后来在美利坚合众国，它创造了一种实质上是“反国家的”，然而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和自由主义的新文明。》(第72页) 这一段话很能说明巴枯宁的特点：在他看来，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反对政府的；其次，他认为德国同荷兰和英国在发展中的差别不是由于世界贸易的条件改变所致，而是等等。 宗教改革(他只是从宗教的观点来研究文艺复兴，这也不坏)《在文明人类中产生了两个主要方向：经济的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方向(特别是英国，其次是美国)与专制“国家的”、实质上也是“资产阶级的”（burgerlich 这个词对他说来既指资本主义，也指德国中世纪的小市民）和新教的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同贵族天主教分子，同完全服从“国家”的分子混合而成的。这个方向的主要代表是法国和德国——起初是奥地利德国，后来是普鲁士德国。》(第73页)法国革命为新的全人类的利益、最彻底的人类自由的理想奠定了基础，然而仅仅是在政治方面；矛盾，政治自由的不可实现性；在“国家”中的自由——是谎言。产生了两个主要方向。无产阶级不断受到剥削和少数人发财致富。在这种剥削人民的基础上，一个政党想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另一个更加彻底的政党想耍建立君主制的、即露骨的“国家主义的”专制(第73页)。 反对这一切意图的是一个新的方向，它《直接通往》……巴枯宁(第74页)。 因此，斯拉夫无产阶级应该大批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第76页)。《我们已经有机会提到，1868年维也纳工人庄严声明国际友爱》(第75页)，反对泛日耳曼主义纲领。但是奥地利工人没有进一步采取必要的步骤，《因为在第一步就被李卜克内西先生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宣传阻挡住了(拦住了)，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大概在1868年7月到了雄也钠，其目的正是要引诱(诱使)奥地利工人的正确的社会本能离开国际革命的道路，并把它导向政治宣传，以利于建立他们所谓的人民国家，当然是泛日耳曼主义的“国家”——一句活，就是为了实现俾斯麦公爵的爱国主义理想，只不过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并且通过所谓合法的“人民宣传”来实现罢了》(第76页)。 《对于斯拉夫人说来，这就意味着甘愿承受德国的压迫，而这是“违背”一切斯拉夫人的心愿的(第77页)。因此，我们不仅不打算劝说斯拉夫兄弟加入受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跟着他们跑的倍倍尔先生、李卜克内西先生和几个舞文弄墨的犹太人的独裁专权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相反地，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防止斯拉夫无产阶级自取灭亡地同这个党“结成同盟”，因为这个党根本不是“人民的”政党，按其方向、目的和手段来锐，它是纯粹“资产阶极的”，并且完全是德意志的、即“残害斯拉夫人的”政党。》(第77页) 斯拉夫无产阶级不仅不应该与这个政党结成同盟，而且应该疏远它，从而更紧密地靠拢国际工人协会。决不应该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混为一谈(第77页)。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爱国主义纲领同国际的纲领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相反地，是完全对立的。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强加于整个国际。但是这种企图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部分地区、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甚至部分地也包括美利坚合众国的部分地区引起了普遍的强烈抗议，结果，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除了德国人以外，谁也不要德国的纲领(第78页)。 斯拉夫无产阶级应该大批加入国际，成立支部，如有必要，也可以成立“全斯拉夫联合会”(第78页) 《在一切有斯拉夫居民和德意志居民杂居的奥地利城市中，斯拉夫工人都最坚决地参加了无产阶级的一切共同行动。但是，在这些城市中，除了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那些工人团体以外，几乎没有别的工人团体了，因此，迷恋于自己的社会革命本能的斯拉夫工人，事实上被招募参加了这个以建立泛日耳曼“国家”即大规模的德意志“监狱”为自己直接的公然承认的目的的政党。》（第88页）他们应该承认巴枯宁所领导的那个国际的纲领（第89页）所领导的那个国际的纲领（第89页）。 顺便说说，按照巴枯宁的说法，在塞尔维亚除了人民之外只有一个《官吏阶级》，那末塞尔维亚的社会革命除了消除单独在那里构成“国家”的官吏阶级以外，还能有什么任务呢?(第138——139页) 对于巴枯宁说来，主要的是“均等化”，例如要把整个欧洲均等到斯洛伐克的卖捕鼠器的人的水平……《但目前航海仍然是“各族人民繁荣昌盛”(各族人民欣欣向荣)的主要手段。》这是巴枯宁先生谈到经济条件并且认为这些条件创造了各国人民之间不以“国家’’为转移的条件和差别的唯一的一个地方。 当将来不再有国家，在一切国家的废墟上《完全自由地按照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毫无区别地(因为是自由地)包括操一切语言、属于一切民族的人的自由生产协作社、公社和“区域”联合会的自由兄弟同盟的时候，那时通向海洋的道路将对一切人都同等地开放：沿海居民可以直接出海，远离海洋的居民则可以通过彻底摆眠一切‘国家的保护、照顾、照料、“横征暴敛”(1’action de prendre)、关税、限制、挑剔、禁止、准许和干涉的铁路出海。但是，即使到那时，沿海居民也将有许多自然的优越性，不仅有物质方面的，而且也有智力和精神方面的。同世界市场和一般世界生活运动的直接接触将使本来就不均衡的关系大为发展；然而，缺少这些优越性的内陆居民，将比沿海居民生活和发展得迟钝些和缓慢些。这就是航空为什么将会如此重要的缘故…… 但是，在那以前……沿海居民在一切方面将保持先进，并成为人类的贵族。》 印度?没有这种考虑，如果是中国，事情就容易得多了；俄国政府也正在进行这种策划。《它显然力图使蒙古和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有朝一日我们会听到俄国军队入侵中国西部边境＜！＞的消息…… 中国人在他们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内住得太拥挤了；于是使向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移民；还有大批的人可能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动。那时，西伯利亚、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到里海的整个边区转眼之间就将不再是俄国的了。在这块比法国面积(528，600平方公里)大20倍以上的122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的土地上，现在只有居民600万，其中俄罗斯人只有260万人，其余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鞑靼人或芬兰人，而军队人数更是微不足道…… 中国人还会越过乌拉尔，前进到伏尔加河边；人口的繁殖使得中国人几乎无法在中国境内继续生活下去了。在中国国内那是一些坚毅好战的人，他们在连续不断的内战中成长，在这种混战中一次就要牺牲几万或几十万人…… 近年来，他们熟悉了欧洲的武器和欧洲的纪律，简言之，就是熟悉了欧洲的“国家的”文明。同时非常野蛮；没有任何爱好自由的或人道的本能。自从最近这次英法联军进攻中国(1860年)以后，美洲和欧洲的许多军事冒险家找到了插足中国的道路，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现在已经逐渐联合成为各种匪帮；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 天真得像小孩一样的我们的俄国政府却拿这种危险当儿戏…… 希望扩大疆土；而俄国至今还不能够——而且永远也不能够——使新近获得的阿穆尔边区住上居民，在这210万平方公里——几乎等于法国的四倍——的土地上，连陆海军一起总共只有65，000名居民，而且俄国人民又非常贫穷，这促使它到处起来“暴动”…… 俄国政府希望把它的力量扩大到整个亚洲东部。俄国政府本来就应该彻底抛弃欧洲，——这正是俾斯麦所希望的，——把全部军队开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并像塔梅尔兰一样征服东方；但是塔梅尔兰有本国人民跟着他走，而俄国政府却没有》… 以刺刀和鞭子为基础的，受到所有人民群众，包括从大俄罗斯人民起的各斯拉夫民族的人民群众的切齿痛恨的俄罗斯帝国，已经萎糜不振、懈怠涣散等等……它无力对抗重新掘起的德意志帝国。因此，《必须放弃波罗的海，坐待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成为德国的一个省。只有“人民革命”能够阻止这种局面出现。但是这种革命对于“国家“说来就是死亡，我国政府是不会在这里寻找拯救自己的道路的。》 接着谈到自1815年以来德国爱国主义的历史。(材料引自弥勒教授的论1816年至1865年历史一书。) 《只是由于亚历山大一世的要求，才宽恕了普鲁士王国的政治存在(1807年)。》(第168、169页)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但是，现代的德国人保留了自己这位爱国哲学家的全部奢望，却放弃了他的人道精神…… 对于他们，俾斯麦公爵或马克思先生的爱国主义更容易接受。”(第17l页) 《德国人是不需要自由的。对于他们说来，如果没有政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最高意志、最高思想和“可以任意支配他们的”铁腕，生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铁腕越有力，他们就越感到自豪，他们的生活也就越是愉快。》(第192页) 《由于确信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多少被历史所发展了的本能中，在自己的迫切需要中，以及在自己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企望中，具有未来正常组织的一切因素，所以我们》是在人民之中《寻找这个理想》(社会组织)；而由于任何“国家”权力，任何政府按其实质、按其地位说来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因此它必然要力图使人民服从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制度和目的，所以我们宣布自已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结构的敌人，并且认为，只有当人民“自下而上地”通过独立的和完全自由的联合，“没有”任何官方的监护，“但不是没有某些个人和政党的各种不同的、同等自由的影响而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人民才能够是幸福和自由的(第213员)。这就是《社会革命者的信念，为此人们称我们为无政府主义者》(第213页)。《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实证主义者、拥护科学支配生活的人、教条主义的革命者，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论据，但是都以同样的热情捍卫“国家”和“国家”权力的思想，认为“国家”和“国家”权力是拯救社会的唯一方法，对于他们说来，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完全合乎逻辑，这是因为既然他们作为根据的“原理”是思想先于生活、抽象理论先于社会实践，而社会科学也就应当是社会变革和社会改造的出发点，那末他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由于思想、理论、科学至少现在只是为数很少的人的财富，那末这些为数很少的人就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者，不仅是一切人民运动的鼓舞者，而且是这些运动的指挥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的社会组织就应当建立起来，但不是按照人民的需要和本能通过各人民组织、公社、“乡、区域自下而上地”自由联合的办法来建立，而只是由达少数(即使他们是由“全民意志”推选出来的)有学问的人的独裁的政权来建立。》(第214员) 因此，《教条主义的革命者》永远不是“国家”的敌人，而只是现今各国政府的敌人，他们希望以独裁者的身分占据这些政府的地位(第216员)。 《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当反动派正在整个欧洲飞扬跋扈的时候，当各国政府等等正在俾斯麦公爵的率领下准备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现在，似乎是当一切真诚的革命者都应当联合起来给国际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以反击的时候，我们看见，相反地，教条主义的革命者却在马克思先生的率领下到处站在“国家制度”和“国家主义者”方面反对“人民革命”(第216员)。在法国，他们站在“国家主义的”共和派反动分子甘必大方面，反对革命的Ligue du Midi [南方同盟]。但是，只有南方同盟才能够把法国不仅从德国的奴役下，而且从更加危险的、目前正在得势的教权派、正统派、波拿巴派、奥尔良派的联合势力手中拯救出来；在西班牙，他们公开站在卡斯特拉尔、皮—伊—马尔加耳和马德里制宪会议那一边；最后，在德国和德国周围，在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他们都在为俾斯麦公爵效劳，据他们自己招认，他们把俾斯麦看做是大有用处的革命“活动家”，并帮助他使所有这些国家泛日耳曼主义化。》(第216、217员) 《但是，起初秘密地，后来很快就公开地在德国宣传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先生在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设法描述出他的一些真实的特点，是无法撇开这个卓越的人物的。按血统说来，马克思先生是犹太人。可以说，他的身上集中了这个能干的种族的一切品质和一切缺点。有些人说，他神经质到了怯懦的程度，功名心和虚荣心太重、喜欢争吵、没有耐性，像他祖先的上帝耶和华一样专制，并且像他一样热衷于报复，到了疯狂的程度。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而且马克思从来不愿承认的是，马克思先生在政治方面是路易·勃朗先生亲授的学生。和这位”矮小的、未能成功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相比，马克思先生要无比”聪明“、无比渊博，但是，作为德国人，他不顾”自己的一表人材“而就学于这个侏儒似的法国人。不过，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一个是能言善辩的法国人、资产阶级政治家、罗伯斯比尔的狂热崇拜者，一个是身兼黑格尔派、犹太人、德国人三种品质的博学的德国人，两个人都是顽固的”国家主义者“，两个人都宣扬”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不同的只是，一个没有提出论据，而是满足于高谈阔论，另一个却以一个有学问、有身份的德国人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种种诡计和自己的全部多方面的渊博知识来论证这个他同样心爱的原则，在1845年前后，马克思先生开始成为德国的共产主义者的首领，接着，便和他的忠实的朋友，同样”聪明“、虽然学问稍差、但实际得多而且在从事政治诬蔑、造谣和阴谋活动方面并不比他逊色的恩格斯先生一起，创造了德国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秘密团体。1846年他们两人被逐出巴黎以后，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他和恩格斯先生自然是中央委员会的首脑）迁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一直待到1848年。不过，在这一年以前，他们的宣传虽然在整个德国传播得比较广泛，但仍然是秘密的，”因此还没有暴露出来“。》（第221-225页） 《在德国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农民，一切农民，那是反动派，而“国家”，一切“国家”，甚至俾斯麦的“国家”都是革命。请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是诬蔑他们。为了证明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指出他们的演说、小册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他们的通信，这一切在适当的时候将介绍俄国公众。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有别的想法；无论如何他们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必然要咒骂一切人民革命，特别是农民的，按本性来说是农民的（巴枯宁的原文是：“无政府主义的”。——编者注），直接要求消灭“国家”的革命。作为想吞并一切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他们仅仅由于农民革命是纯粹的斯拉夫族的革命这一个原因，就必然要否定这个革命了。》(第230一232员) 《不仅在1848年，而且在现在，德国工人仍然盲目地服从自己的领袖，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组织者们不是把他们引向自由和国际友爱，而是直接使他们陷入泛日耳曼“国家”的羁绊。》(第254页) 拉萨尔《主要成立了德国工人的政党，他按教阶制组织了这个党，使之服从严格的纪律和他的专制，一句话，他完成了马克思先生在后来的三年中在国际内想做的事情。马克思的企图遭到了失败，拉萨尔的企图却完全成功了》(第276员)。 《人民“国家”的第一件事情将是＜在拉萨尔看来＞向工人生产协作社和工人消费协作社发放无限量的贷款，只有这样，这些协作社才能够同资产阶级的资本作斗争，并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战胜它和吞没它。当吞没的过程完成的时候，激进地改造社会的时期就来到了。这就是拉萨尔的纲领，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其实，这个纲领并不属于拉萨尔，而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有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充分“论述”了这个纲领。在马克思于1864年写的第一篇“国际协会宣言”中对这个纲领也有明显的暗示，这种暗示包含在这样一些括中：工人阶极的首要义务等等，或者像“共产主义宣言”中所说的，革命的第一步等等，最后是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即集中在“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手中。(第275—276页)但是，拉萨尔的纲领和他承认是自己导师的马克思的纲领毫无区别，这还不“明显”吗?拉萨尔在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一本小册子中……在阐明了自己关于现代社会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木概念以后，直接了当地说，这些思想甚至术语都不属于他，而属于马克思先生…… 马克思先生在拉萨尔逝世后在关于资本的文集的导言中表示的抗议，更是“令人奇怪”。马克思痛心地抱怨说，拉萨尔剽窃了他的著作，把他的思想攫为已有。这种抗议出自一个共产主义者，是非常“令人奇怪”的，因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宣扬集体所有制，竟然不知道思想一经发表就不再成为个人的财产了。如果拉萨尔是抄袭》“一页或者好几页……”(第276员)，《那是另一回事》《马克思在理论方面，在进行幕后的或地下的阴谋活动方面都是能手，相反地，在公开的场合却失去任何意义和力量。与自己的导师马克思相反，拉萨尔天生就是要在实际方面进行公开斗争的。》(第277页)《整个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对拉萨尔都深恶痛绝；“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本人集中了自己居心不良的嫉妒的全部力量来反对他。他们对他的痛恨像资产阶级那样深刻；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们不敢表示痛恨，因为他对于他们说来是太强了。》(第277、278员) 《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即使不是把这看做最终的理想，至少也是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 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例如，大家都知道，贱农是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而且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他们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的管理。》 这就是说，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因为私有者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在从他们的状况来看他们已属于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属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尤其不能像巴枯宁的革命进军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转交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 《或者，如果从民族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末假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正如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第278页) 小学生式的胡说！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能够mutatis mutandis[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至少要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自己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事情那样多。想得真妙，工人的统治竟包括对农业劳动的奴役！但是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宁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不论雇佣工人、农民等等)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社会革命要根据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种水平，虽然他也看到，航海造成了兄弟之间的差别。但只不过是航海而已，因为这是一切政治家都知道的差别！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 《如果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因而也就有“奴役”；没有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的统治，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第278员) 《“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个别的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组织性，能够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采取这样一些经济手段，这些手段将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 《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将成为统治者吗?》 举例来说，难道在工会中，它的执行委员会是由整个工会组成的吗？难道在工厂中一切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职能都将消失吗？难道在巴枯宁的“自下而上”的结构中，就一切都在“上面”吗？如果那样，岂不就没有什么“下面”了。难道公社的全体社员将同等地管理一个“区域”的共同利益吗？如果那样，公社和“区域”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差别了。 《德国人大约有4000万。难道4000万人全都将成为政府成员吗?》 Certainly[当然啦]，因为事情是从公社自治做起的。 《全民都将成为管理者，而被管理者也就没有了。》 如果人自己管理自己，那末按照这个原则，他就不是管理自己；因为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 《如果那样，就将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如果有国家，就会有被管理者和奴隶。》(第279员) · 这只是就：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即巴枯宁＞所理解的人民的管理，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代表来实行管理。》 Asine[蠢驴]！这是民主的胡说，政治的空谈！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即使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也是这样。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 《由全民选举人民代表和“国家统治者”的普选权， 和目前意义上的全民是一样的东西，都是幻想，（本行的话是马克思插入的——转贴者注）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都是慌言，它掩盖着少数管理者的专制，更危险的是，它好像是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 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就会消失，而让位与合作社的真正意志。 因此结果是：《少数特权者管理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 在哪里说的？ 《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 就像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 《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们将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想管理人民的“野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第279员) 如果巴枯宁先生哪怕是对工人合作工厂的管理者的地位有所了解，他关于统治权的一切狂想就彻底破灭了。他会不得不问自己：在这种工人国家(如果他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的基础上，管理职能能够采取什么形式。 (第279员)。《但是这些当选人将是具有坚定信仰的，而且还是博学社会主义者。》《在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和演讲中经常使用的这些名词》 ——《博学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从来没有使用过，《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把新的呓语和幻想强加于人民，而不把自己的认识领域局限于研究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参看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 《本身就证明》，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学问的，这就是说，他们将完全从管理的操劳中解放出来，将完全被当做被管理的畜群。多么美好的解放呵！(第279—280页) 《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到了这个＜！＞矛盾，由于意识到：学者的管理＜quel1e reverie[简直是胡说]！＞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因此人们使想这个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 Non， mon cher[不，我的亲爱的]！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他们说，他们唯一的心愿和目的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教育人民，提高人民＜咖啡甜里的政客!＞，使人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管理很快都将变得不需要，而国家本身在丧失了政治的即“统治的”性质以后，也将变成一个经济利益和公社的自由组织。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是人民的国家，那末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废除国家，那末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的国家呢?》(第280页) 撇开想在李卜克内西的人民国家(那完全是用来反对“共产主义宣言”等等的一种胡说)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企图不淡，这里只有一个意思：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因此还使自己的运动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耍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失去意义的手段；由此巴枯宁先生便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最好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通过同他们的论战＜这场论战显然早在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和“共产主义宣言”问世以前，甚至早在圣西门以前，就已经进行了：好一个逆序法（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它把后面的、以后的(hysteron)当做最初的、前面的(proteron)，把实际的顺序颠倒过来。——编者注）！＞我们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或者无政府状态》(巴枯宁先生仅仅是把蒲鲁东和施蒂纳的无政府状态翻译成野蛮的鞑靼方言罢了)，即《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胡说八道！） 《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任何“国家”，他们的人民国家也不例外，那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第280页)。 《他们说，这种国家羁绊、专政是为了达到人民的彻底解放所必要的过渡手段：无政府状态或者自由——是目的，国家或者专政——是手段。可见，为了解放人民群众，首先必须奴役他们。我们的论战就是以这个矛盾为基础的。他们断言，只有专政，当然是他们自己的专政，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我们回答说：任何专政除了“使自己永世长存”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它“能够在忍受这种专政的人民身上产生和培养的，只是奴役；自由只能够由＜永恒的citoyen[公民]巴枯宁的＞自由”，即“全民暴动”和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来创造。》(第281页) 《而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社会理论，则“坚决地”、直接地引导他们同一切政府、同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认为除了社会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出路》，除了空洞词句以外，没有任何社会革命的东西， 《而相反的理论，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和科学权威的理论，则在政治策略的借口下，同样“坚决地”把自己的信徒拉到和牵连到同各国政府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断“勾结”中去，也就是把他们直接推向反动》(第281页)。《拉萨尔就是最好的证明。谁不知道他和俾斯麦的交往和谈判?自由派和民主派……利用这一点指责他卖身投靠。马克思先生在德国的各种（巴枯宁的原文是：”私人的”。——编者注）信徒也在相互间“交头接耳地说着”同样的活，虽然说得不那么明显。》(第282页) 拉萨尔对待普通工人群众，与其说像兄弟对待兄弟，不如说像是医生对待病人。《无论把世界上的任何东西给他，都不能使他背叛人民的事业。》(同上)拉萨尔曾经对自由派、民主派公开作战，他痛恨他们，鄙视他们。俾斯麦对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这是他们两人接近的第一个原因。》他们“接近”的主要基础在于拉萨尔的政治社会纲领，在于马克思先生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第283页) 《这个纲领的基本点是：通过“仅仅国家这一个手段”使无产阶级获得(虚假的)解放…… 两种手段……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革命以便掌握国家——英勇的手段……按照马克思先生的理论》……人民应当把全部政权交给他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银行，集中掌握全部工商业的、农业的，甚至科学的生产，并且将把人民群众分成为两支军队：工业军和农业军，由国家工程师们直接指挥，这些工程师将构成新的政治和科学的特权阶层。》(第283——284页) 可是，干革命——德国人本身并不相信达一点：《需要别国人民开始革命，或者某种外在的“力量”吸引或者“推动”他们。》因此，必须寻找别的手段，来掌握国家。必须赢得正在领导或者能够领导国家的人们的同情。在拉萨尔时代，同现在完全一样，领导国家的是俾斯麦…… 拉萨尔的天才主要地在于他具有马克思先生及其追随者所没有的实际的本能和“智力”。正如一切理论家那样，马克思在实践上是始终不渝的、“不可救药的”幻想家。他在国际协会中进行的不幸的运动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建立他在国际中的专政，而通过国际又建立对整个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专政。只有疯子或者完全脱离实际的学者才会抱定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先生在今年遭到了彻底的，也是应得的失败，但是失败未必《能使他摆脱沽名钓誉的幻想》(第284—285页)。《由于这种幻想，并且也由于想在资产阶级当中罗致一批崇拜者和信徒，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经常推动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勾结。甘必大和卡斯特拉尔就是他“真正的”理想。》(第284、285页)《这种近年来在马克思身上暴露得特别厉害的、想同激进资产阶级勾结的意图，包含着两种幻想：第一，激进资产阶级如果能够掌握政权，就可能“愿意”利用这个政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第二，激进资产阶级将能够对抗暗藏在它本身的反动势力。》(第285页) 《作为一个讲实际的人，拉萨尔懂得这一点》(即激进资产阶级既不愿意，也不能够解放人民，它只希望剥削人民)；而且，他还痛恨德国资产阶级；《拉萨尔非常了解自己的同胞，对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不抱希望》。对他说来只剩下了俾斯麦一个人。《联合点是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提供给他的，这就是统一的、暴力集权的国家。拉萨尔希望的是这种国家，而俾斯麦已经做到了。他们怎么会不联合起来呢?》《俾斯麦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他目前的活动表明，他既不是贵族封建政党的狂热信徒，也不是这个政党的奴隶》．．…· 《他的主要目的，同拉萨尔和马克思的一样，是国家。因此，拉萨尔不知要比马克思合乎逻辑和实际多少，因为马克思一方面承认俾斯麦是革命者，“当然是按他自己观点”，同时却又幻想推翻俾斯麦，大概是因为俾斯麦在国家中占据着在马克思先生看来应当属于他本人的首位。《拉萨尔没有这种高度的自尊心，因而不嫌弃同俾斯麦结盟。《拉萨尔完全是遵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先生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所阐明的政治纲领，只是向俾斯麦提出了一个要求：对工人生产合作社发放国家贷款。但是同时……根据这个纲领，他在工人中间发动了拥护实施选举权的和平合法的宣传。》(第288、289页) 《马克思的纲领成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夺取”《政权》是《最近的和直接的目的》，并补充了下面一句值得注意的活：《夺取政治权力(普选权、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是工人经济解放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句活的意义就是：在进行社会革命以前，工人应当完成政治革命，或者，说得更合乎德国人的本性，就是通过和平宣传夺取，或者更简单地说取得政治权利。由于在社会运动以前，或者在社会运动之外——这完全是一回事，——任何政治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所以结果就是这个纲领建议德国工人首先接受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的，并且为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利益去进行政治运动，而激进资产阶级以后为了表示感谢，将不是解放人民，而是使人民屈服于新的权力之下，遭受新的剥削。》（第289-291页） 《这个＜泛日耳曼＞帝国通过自己的大首相宣布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战。俾斯麦公爵以拥护他和给他撑腰的4000万德国人的名义宣布了这个死刑判决书。他的竞争者和妒忌者马克思，而继他之后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体头目，也宣布对社会革命进行同样的决死战争。我们在下一部分将详细地阐述这一切。》(第307、308页)《目前它＜社会革命＞只是在欧洲南部即意大利、西班牙、法国集结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希望，西北部的各国人民即比利时、荷兰而主要是英国，而最后是一切斯拉夫部族不久都将站到社会革命的旗帜下来。》(第3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