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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马克思

保尔·拉法格



他是一个男子汉,
总之,我再也见不到象他那样的人了。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我第一次见到卡尔马克思是在1865年2月。第一国际已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的大会上成立。1865年2月我从巴黎到伦敦,要把这刚成立不久的组织在那儿所获得的成就告诉马克思。托伦先生(他现在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名参议员)曾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

  我那时二十四岁。我一生将永远不会忘记这第一次的会见所给我的印象。马克思那时常常生病,正在下苦功写作《资本论》第一卷(这书两年后——1867年出版)。他担心他也许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因此很喜欢接见青年人,时常说:“我应该训练好在我死后继续共产主义宣传的人。”

  卡尔·马克思是那些罕见的天才之一,他们不论在科学或社会活动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马克思把这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除非我们同时把他当作科学家和社会主义的战士,我们就永远不能了解他。

  马克思认为,不论从事哪一种科学研究,都不应该为这种研究会得出什么结果而烦心;同时他又认为,如果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愿意自己堕落,就决不应该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应该整年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或实验室里,象一条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逃避生活,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

  马克思曾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他最喜欢说的名言之一是“为人类工作”。

  马克思虽然深切地同情工人阶级的痛苦,但引导他信仰共产主义观点的并不是任何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结果。他确信,每一个不为资产阶级利益影响、不为阶级偏见所蒙蔽的公正人士,必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并不抱任何成见,但他从事著作却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传播他研究的结果,同时具有坚定的决心,要给一直还还徘徊在空想的迷雾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科学的基础。他公开参加活动,只是为了促进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这一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当它一取得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导权,就要去建立共产主义。这就象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的使命是:要挣脱阻碍家业和工业发展的封建主义桎梏,建立产品以及人们之间的自由往来,建立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自由合同,集中生产和交换手段,不知不觉地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

  马克思并不把他的活动局限于他所生长的国家,他曾经说过:“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事实上,在法国、比利时、英国这些国家里(事变和政治迫害把他赶到那里),他都出色地参加了当地开展的革命运动。

  可是,当我第一次在梅特兰公园路他的书斋里见到他的时候,在我面前出现的并不是一位坚决的、超群的社会主义鼓动家,而是一个学者。党的同志们为了就各种问题求教于这位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师,从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成群地拥向这里。如果你想真正了解马克思精神生活的深处,就必须知道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房间。

  这房间在二层楼上,有一扇可以俯瞰公园的宽大的窗户,光线很充足。在壁炉的两边和窗子的对面,靠墙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柜,书柜上堆着一包一包的报纸和稿件,直挨到天花板。壁炉的对面,在窗子的一边有两张桌子,也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书籍和报纸;在房间正中光线最好的地方,是一张非常朴素的小小的写字台(三英尺长两英尺宽),还有一把木头的安乐椅。在这椅子和对着窗子的一个书柜中间放有一张皮面的沙发,马克思有时躺在这上面休息。壁炉上也放着书,还放有雪茄烟、火柴盒、烟盒、镇纸以及他的女儿们、他的夫人、沃尔弗和恩格斯的照片。

  马克思吸烟吸得很厉害。

  “《资本论》甚至将不够付我写作它时所吸的雪茄烟烟钱”,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说。

  但他火柴用得更多,他常常忘记了他的烟斗或雪茄,不得不老去点它,因而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内就用完了一盒火柴。

  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去整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去弄乱他的书籍和文件。它们只是表面上杂乱而已,实际上,一切东西都在一定的地方,不需要找,他就能很快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书籍或笔记薄。即使在谈话时,他也常常停下来,指出书中有关的引文或数字。他与他的书斋已融为一体,其中的书籍与文件就象他自己的四肢一样服从他的意志。

  他放置书籍时并不注意外表的整齐,各种开本的书和小册子紧挨着放在一起,他不是按书本的大小而是按内容来安排书籍的。书对于他乃是脑力劳动的工具,而不是装饰品。他常说:“它们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旨。”他不重视书本的样式、装订以及纸张和印刷的美观;他常折叠书角,画线,用铅笔在页边空白上做满记号。他不在书里写批注,但当他发现作者言过其实的时候,就常常忍不住要打上一个问号或一个惊叹号。画横线的方法使他能够非常容易地在书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他有这么一种习惯,隔一些时候就要重读一次他的笔记和书中做上了记号的地方,来巩固他的非常强而且精确的记忆。在少年的时候他就听从黑格尔的劝告,用一种不熟悉的外国语去背诵诗歌,借以锻炼他的记忆力。

  他能背诵海涅和歌德的许多诗句,并且常在谈话中引用他们的句子;他经常研读诗人们的著作,从整个欧洲文学中挑选诗人,他每年总要重读一遍埃斯库罗斯的希腊原文作品,把这位作家和莎士比亚当作人类两个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他特别热爱莎士比亚,曾经专门研究过他的著作,连莎士比亚剧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马克思一家对这位伟大的英国戏剧家有一种真诚的敬仰。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能背诵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1848年以后,当马克思想使自己的英语知识达到完善的境地时(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已经很高了),他把莎士比亚特殊风格的词句都搜寻出来并加以分类。他对威廉·科贝特(这位作者也是他很敬重的)的论战性著作也下了同样的功夫。但丁与白恩士也是他所喜爱的诗人。听自己的女儿们背诵苏格兰诗人白恩士的讽刺或咏唱诗人的情歌,对于他是一件莫大的乐事。

  不知疲劳的工作者和伟大的学者居维叶担任巴黎博物馆馆长的时候,在馆内为自己设立了几个专门的工作室。规定一个工作室供一种特殊的研究工作用,其中备有这种研究工作所必须的书籍、仪器、解剖用品等等。当他作某一种研究疲倦了的时候,就到另外一个工作室,从事另一种工作,这就是他的休息。

  马克思也同样是个不知疲劳的工作者,但他没有钱象居维叶那样为自已置几个工作室。他的休息就是在室内来回走动,以致在门与窗之间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条痕迹,就象穿过草地的一条小路一样。

  有时他躺在沙发上读小说,而且间或两三本小说同时开始,轮流阅读。象达尔文一样,他也是一个小说爱好者。他比较喜欢十八世纪的小说,特别是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现代小说家中,他喜欢保尔·德·科克、查理·利弗尔、亚历山大·大仲马和瓦尔特·司各脱,他认为司各脱的长篇小说《清教徒》是一部典范作品。他特别喜欢探险故事和幽默的短篇小说。

  他认为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是超群的小说家。他把《唐·吉诃德》当作衰落的骑士制度的史诗,骑士的德性在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世界中已显得荒诞和可笑了。他非常推崇巴尔扎克,曾经计划在完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就动手写一篇关于巴尔扎克的最大著作《人间喜剧》的文章。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许多在路易·菲力普王朝时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

  马克思能够阅读欧洲一切国家的文字,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而且写得非常好,使精通这几种文字的人都赞叹不已。他喜欢这样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他有惊人的语文才能,他的女儿们也继承了这种才能。当他开始学俄文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尽管俄文十分难学,但经过半年的努力,他已经能够津津有味地阅读俄国诗人和散文家的著作了,他特别敬爱普希金、果戈里和谢德林。他学俄文是为了能够阅读几种官方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由于揭露了骇人听闻的材料而被政府禁止发表。马克思的几个忠诚的朋友设法为他弄到了这些文件。无疑地,他是西欧唯一了解这些文件的经济学家。

  除了读诗歌和小说,马克思还有一种独特的精神休息方法,那就是演算他十分喜爱的数学。代数甚至是他精神上的安慰,在他那惊涛骇浪的生活中最痛苦的时刻,他总是借此自慰。在他夫人病危的那些日子里,他不能再继续照常从事科学工作,在这种沉痛的心情下,他只有把自己沉浸在数学里才勉强得到些微的安宁。在这个精神痛苦的期间,他写了一篇关于微积分的论文,据看过这篇论文的专家们说,这篇论文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高等数学中,他找到最合逻辑的同时又是形式最简单的辩证运动。他还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马克思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他毕生研究工作中所长期辛勤搜集到的一千多本书,但这些书还不够他用。许多年来,他都是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常客,他十分看重这儿的书库。

  甚至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这不限于他所专长的政治经济学,对各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也无不如此。

  虽然他睡得很晚,但每天早晨八九点钟就起床。喝完一杯黑咖啡和读过报纸之后,他就到自己的书房去,一直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只是在吃饭和傍晚(当天气好的时候)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的时候才休息一会,中午他在沙发上睡一两个钟头。马克思在年轻时就习惯通宵工作。

  工作变成了马克思的一种癖好,他专心工作,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常常要被呼唤好几遍才下楼到餐室去,而且几乎不等咽下最后一口饭就又回到他的书房去了。

  他吃得很少,甚至因胃口佳而感到痛苦。为了增强食欲,他尽量吃些调味很浓的带刺激性的食物,如火腿、熏鱼、鱼子酱和泡菜等。他的胃囊不能不为他的头脑的繁重工作付出代价。

  真的,由于思考是他无上的乐事,他的整个身体都为头脑牺牲了。我常听到他引用他青年时代的哲学导师黑格尔的一句话:“即使是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也要比天堂里的奇迹更伟大崇高。”

  马克思的身体应该是十分强健的,这样才能支持那种非常的生活方式和那样耗费精力的脑力劳动。而他的身体也确实是强健有力的。他身材在中等以上,肩宽、胸厚、四肢很匀称,只是躯干与两腿比较起来显得长了一点,这是犹太人常有的现象。如果他在年轻时多作体操,他会成为非常强壮的人。他经常做的唯一的运动是散步。他能够一连走几个小时,甚至攀登小山,一面还不断谈话和吸烟,丝毫不感觉疲倦。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在书房里散步时就是在工作。他在书桌前稍坐一会儿,就能把他漫步时所想到的东西写在纸上。他非常喜欢谈话时来回走动,只有当话题非常活跃或特别重要的时候,他才时而停下来。

  许多年来我总是陪他在汉普斯泰特荒阜上作晚间散步,就是在沿着草地散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得到了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许还不觉得就把《资本论》第一卷的全部内容,随着他当时写的情节,一步一步地解释给我听了。

  每一次回到家里,我就尽我的能力把刚才听到的东西记录下来,最初,对马克思那深邃广阔的思路,我简直难以跟上。可惜我把这些珍贵的札记都丢失了。因为在巴黎公社以后,我存在巴黎和波尔多的文件都被警察抢去烧毁了。

  我特别惋惜的是失去了有一天晚上所作的笔记。在那天晚上,马克思以他特有的渊博的见解向我讲解了他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辉煌理论。就象在我眼前揭开了一道帷幕一样,我生平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历史的逻辑,在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表面上如此矛盾的现象中,找到了它们的物质原因。这一切使我非常惊讶,好几年后这一印象还留在我的脑海中。

  当我尽我微薄的能力向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们讲解这理论的时候,他们也有同样的印象。这是马克思理论中最伟大的理论,而且毫无疑问,也是人类智慧所产生的最伟大的理论。

  马克思的头脑是用多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历史及自然科学的事实和哲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同时他还非常善于利用他长期脑力劳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观察。无论何时,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向马克思提出来,都能够得到你所期望的最详尽的回答,而且总是包含概括性的哲理。他的头脑就象停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军舰,准备一接到命令就开向任何思想的海洋。

  毫无疑义,《资本论》向我们展示了一颗最有魄力和学识丰富的心灵。但在我看来,也象一切熟知马克思的人看来一样,无论《资本论》或是他的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把他的天才和学识的渊博完全表现出来。他耸然高出于他的著作之上。

  我和马克思一起工作过。我只不过在他口述时作书记而已,但这给了我一个观察他怎样思索和怎样写作的机会。对于他,工作是容易的同时又是困难的。其所以容易,因为不管碰到什么题目,非常丰富的有关的事实和见解立刻就涌上他的脑海;但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事实和见解,使得完满表现他的思想成为困难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维科曾经说:“事物只有对全知的上帝才是一种实体;对于只能看到外部的人,事物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马克思对事物的本质就是按维科的上帝那种方式来理解的。

  马克思理解事物的本质。他不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且看到事物的深处,在相互作用中和相互反作用中来考察一切组成部分。他分析每一个组成部分并探索它的发展历史。然后他就由事物转而考察它的环境,观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接着,他又回头去探讨所研究的事物的起源、变化、进化以及它所完成的革命,最后进而探究它的最为深远的作用。他所看到的并不是个别的离开环境的自在之物,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不断运动的世界。

  马克思想在形形色色和千变万化的作用和反作用中,阐明这个世界的整个生命。福楼拜和贡古尔派的小说家们常抱怨精确地描写我们所见的事物有多么困难,可是他们想描写的,只不过是维科说的表面东西,是他们所得到的印象而已。他们的文学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相比,只不过是小孩子的玩意儿罢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就需要非凡的思考力,而要把所看到与所想说的东西传给别人,也需要同样的非凡的艺术。

  他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

  马克思兼有一个天才思想家必须具有的两种品质。他能巧妙地把一种事物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综合起来,描述它的全部细节和各种不同的发展形式,发现它的内在联系。他的论文方法不是抽象的,只有某些不能思索的经济学家才那样非难他。他的方法不是几何学家的方法,几何学家在从周围世界抽出自己的定义之后,就完全脱离现实基础演绎出结论。我们在《资本论》中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定义或公式,我们所看到的是对现实的一系列高度精密的分析,这些分析把最细微的差异和最小的区别都表达出来了。

  马克思从确定下述这个明显的事实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乃是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因此商品(它是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数学上的抽象)就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细胞。马克思紧紧抓住了商品这个东西,从各方面来观察,甚至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把其中的秘密一个一个地揭开。这些秘密是御用经济学者根本猜想不到的,但这些秘密却比天主教的神秘更加繁多、更加深奥。从各方面研究了商品之后,他就进而考察在交换中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关系,然后转而研究商品的生产以及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条件。他在考察商品存在的各种形态时,表明商品怎样从一种形态转为另一种形态,一种形态又怎样必然地产生另一种形态。现象发展的逻辑过程表现得那样巧妙和完善,以致人们以为这是马克思自己臆想出来的;但它却是从现实中抽出来的,而且是商品的真正辩证法的再现。

  马克思对工作永远是非常认真慎重的。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查阅书籍。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

  参考原始材料的习惯使他连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读到了,只有他才引用这些作家。《资本论》里引证了那么多无名作家的话,人们也许会以为这是要炫耀自己的学识渊博。但马克思却决不是出于这种动机。他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他觉得,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精确的表达,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

  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便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没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给别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天他向我说,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他要从事非常繁重的劳动,这方面,读者恐怕是很难想象到的。举例来说,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来页文章,他在图书馆翻遍了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大量的铅笔记号表示他曾从头到尾地通读过。他认为这些报告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文件,而且,他非常敬重做这些报告的人,甚至怀疑在别的国家是否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他在《资本论》的序言中,给了他们这样光辉的赞词。

  马克思从这些蓝皮书中得到了丰富的实际的材料。英国上下两院的许多议员都收到一份这种蓝皮书,但他们却用来当手枪的靶子,数枪弹穿透的页数来测量武器的威力。另外有些议员把他们当作废纸按重量出卖,这样他们倒做了好事,因为这使马克思能从一个他常去翻阅旧书资料的书商那里廉价买到它们。比斯利教授说过,马克思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英国官方调查报告的人,而且,也许是第一次使全世界知道它们的人。但比斯利不知道在1845年以前,恩格斯早已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里引用过英国蓝皮书的许多文件。


  要了解马克思的心并热爱这颗心(这是一颗在严峻学者的外貌之下跳动着的心),必须看看马克思丢开书本和稿件同家里人在一起的情况,星期天晚间同朋友们会晤的情况。在这些时候,他是一个最惹人喜爱的伴侣,谈话幽默、诙谐,经常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在听到俏皮话或机敏的答辩时,黑色的眼睛便在浓密的眉毛下快活地、嘲弄地闪动起来。

  他是一个温和、慈祥、宽厚的父亲。他常常说:“孩子们必须教育他们的父母。”他的女儿们非常爱他,他对她们从来不摆父亲的架子。他从不命令她们,如果他希望她们做什么事,他只是请求她们帮一下忙,如果他不愿意她们做什么事,他也只是劝她们不要去做。但是孩子们还是非常听从他的话,这样的父亲真是少见的。在他的女儿的眼睛里他是一个朋友,她们对他就象对一个伙伴一样。她们不叫他“父亲”而叫他“摩尔”,这是由于他的黑色面孔和乌黑的须发而给他取的绰号。同时,共产主义同盟的同志们早在1848年以前就称他为“马克思老爹”,虽然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

  马克思和自己的孩子们常常一玩就是几个钟头。她们直到今天还记得海战和全部纸船被烧毁的情形,这些纸船由马克思自己给她们折好放在一个大水桶里,然后在孩子们欢呼声中用火烧掉。

  星期日女儿们是不允许他工作的,这一整天他都得听她们的指挥。天气好的时候,全家去郊游,路过小酒店喝一点姜啤酒,再来一些涂乳酪的面包。当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他在路上还常常不断地给她们讲故事,使她们感觉不到路远。这些故事他一面走一面编,路长就拉长,路短就缩短,使孩子们听得忘了疲倦。

  马克思具有丰富的诗意的想象力。他最初在文学上的尝试就是诗。他的夫人曾小心地保藏着她丈夫青年时代的诗作,但不给任何人看。马克思的父母打算要自己的儿子作一个文学家或大学教授。在他们看来,他献身于社会主义鼓动并专心研究政治经济学(这种学问当时在德国是被人看不起的),就是辱没了自己。

  马克思有一次答应给他的女儿们写一个以格拉古兄弟的历史为题材的剧本。不幸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如果能看看这位被称为“阶级斗争的骑士”的人如何写这个古代世界阶级斗争史的悲壮场面,一定是很有意思的。马克思有许多没有实现的计划。他还想写一本关于逻辑学的书和一本哲学史,后者是他早年喜欢研究的。要完成他的整个写作计进,要把他脑海里所保留的那一部分财富完全呈现给世界,他必须活到一百岁才行!

  在他整个一生中,他的夫人确实是他最忠实的伴侣。他们在童年时代就彼此认识,后来一起长大。他们订婚时马克思才十七岁。到1843年结婚。他们已经等待了七年的时间,但此后就从未分离过。马克思夫人比她丈夫死得早些。马克思夫人虽然生长在一个德意志的贵族家庭并受这样的教育,但没有人比她更具有强烈的平等思想了。社会地位的差别对于她是不存在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在她家里,在她的餐桌上,受到殷勤而亲切的款待,就好象公爵或王子一样。从各国来的许多工人都享受她的这种款待,而且,我敢断定,那些受到她朴实真诚和亲切招待的人,没有一个会想到他们的女主人是阿盖尔公爵家族的女系后裔,她的哥哥曾经是普鲁士国王的内务大臣。她抛开了这一切而跟随她的卡尔,即使贫困交加,她也从不后悔。

  她有一种明澈而光辉的智慧。她给她朋友们的那些毫不费力信手写出的信,简直是一个活跃而独创的心灵的真正杰作。接到她信的人都把收到她信的日子视为节日。贝克尔曾发表过她的一部分信。海涅这位无情的讽刺作家,多少有点害怕马克思的嘲笑,但他对于马克思夫人那种锐敏的睿智十分敬仰。当马克思夫妇滞居巴黎时,他是他们家里的一个常客。马克思本人对于他夫人的才智与批判力非常敬佩(他在1866年曾这样告诉我),他把自己的一切手稿都交给她看,并且非常重视她的意见。她总是把他的手稿誊写得清清楚楚以便付印。

  马克思夫妇曾有过许多孩子。其中三个孩子很小就死了,那是在1848年革命后,他们一家人那时十分贫困,流亡到伦敦,住在索荷广场第恩街的两间小房子里。我只认识他们的三个女儿。1865年我和马克思认识的时候,最小的一个女孩(爱琳娜)即现在的艾威林夫人非常可爱,象个男孩。马克思常说他的夫人把她生成一个女孩是生错了。两位较大的女儿在各方面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女儿燕妮(现在是龙格夫人)象她的父亲,面色黝黑,头发漆黑;二女儿劳拉(现在是拉法格夫人)两颊绯红,美丽的卷发金光闪耀,就象经常有夕阳照耀着似的,很象她的母亲。

  除了上面说过的那些人,马克思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琳蘅·德穆特。她出身农家,在幼年差不多还是小孩时,即燕妮·马克思出嫁前许多年,就成为燕妮的女仆了。燕妮出嫁后,琳蘅不愿意离开,她热爱马克思的家,到了忘我的地步。她伴随马克思夫妇在欧洲各处漂荡,在他们受到驱逐时,她也没有离开。

  她是一个料理家务的能手,善于应付最艰难的情况。由于她办事有条理、节俭、能干,马克思家从未穷得无法维持,至少没有缺少过必要的东西。她什么事都会做,做饭烧菜,料理家务,给孩子们穿戴,剪裁衣衫,同马克思夫人一起缝纫。在她所照管的这个家里,她同时是主妇和管家。

  孩子们象爱母亲一样地爱她,在她们的眼里她有母亲的尊严,因此她自然也完全以母亲的关怀来回答她们。燕妮·马克思把她当作一个亲近的朋友。而马克思本人对她也非常亲切,他喜欢与她下棋,并且常被她击败。

  琳蘅对于马克思一家的爱是热狂的。在她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且不可能是不好的,任何对于马克思的非难,她都觉得是对她自己的非难。所有与马克思家有密切关系的人,她都象母亲一样地保护他们,她好象抚养了这个家庭的所有的人。她比马克思和马克思夫人活得长,她年轻时就认识恩格斯,后来她把对马克思家的关怀又转移到恩格斯家里。

  而且,恩格斯也可以说是马克思家的一员。马克思的女儿们把他当作第二个父亲。他是马克思的ALTER EGO[第二个我]。在德国,他俩的名字长时期联在一起,他们的名字将永远一起记载在史册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我们的时代里实现了古代诗人所描绘的那种理想的友谊。他们年轻时就在一起,并肩地发展起来,真挚地互相倾吐思想和感情,参加了同一革命运动,只要可能在一起,他们就并肩工作。

  如果不是环境迫使他们分离了将近二十年,他们也许毕生都会在一起工作。1848年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不得不到曼彻斯特去,而马克思则被迫留在伦敦。

  即使如此,他们的精神生活仍然是互相沟通的,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通信,谈论当前的政治事件和科学问题,交换他们在理论上探讨的结果。恩格斯一脱离他在曼彻斯特的工作,就连忙跑到伦敦,住在离他亲爱的马克思家只要步行十分钟就可以走到的地方。从1870年直到马克思逝世为止,他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不是在这一个家里,就是在那一个家里。

  当恩格斯来信说他要从曼彻斯特到伦敦来的时候,马克思一家都为此大大欢庆,老是在谈这件事。而当恩格斯来的那一天,马克思等得不耐烦,甚至工作不下去。两个朋友抽烟喝酒,通宵畅谈他们分别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意见比对其他任何人的意见都更加重视。因为马克思认为恩格斯是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对他来说,恩格斯是唯一的听众。为了说服恩格斯,为了使恩格斯赞成某一思想,马克思觉得费多大气力都值得。例如,有一次我看到他反复读好几卷书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事实,为的是想使恩格斯改变对阿尔比教授派政治战争和宗教战争中一个小事件(我现在记不起是什么事件了)的意见。说服恩格斯,使他同意自己的意见,是马克思最大的愉快。

  马克思以有恩格斯这样的朋友为荣。他曾非常愉快地向我详述恩格斯的品德和才智。为了把恩格斯介绍给我,他甚至特意陪我到曼彻斯特。

  马克思十分敬佩恩格斯的渊博的科学知识。有关他朋友的一点小事都会使他感到不安。

  马克思曾对我说:“想到他可能在打猎时遭到不幸,我常常不寒而栗。他在打猎时总是撒开缰绳让马飞奔,不论前面有什么障碍,都是一跃而过。”

  马克思是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温存的丈夫和父亲。而另一方面,他的亲人,他的夫人、女儿们、琳蘅和恩格斯,也是值得象他这样的一个人所爱的人。


  马克思以激进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开始自己的社会活动,但是当他的立场表现得比较尖锐时,他就被抛弃了;当他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时候,先前的同伴就把他视为仇敌,攻击他,把他驱逐出德国,侮辱他和诽谤他,最后又用沉默来反对他本人和他的著作。他的《雾月十八日》完全无人注意,这部著作证明1848年所有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中,只有马克思一人才了解1851年12月2日那次政变的原因和结果。虽然这本书谈的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却没有一家资产阶级的报纸提到它。

  《哲学的贫困》(答《贫困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同样无人注意。但是第一国际的成立和《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终于粉碎了持续十五年之久的沉默。

  人们已经不能不注意马克思。国际成长了,它的事业的声誉响遍了全世界。虽然马克思在暗中主持而让别人露面,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了谁是后台主人。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很快地成长为一种力量,俾斯麦先是企图笼络它,后又对它进行攻击。拉萨尔分子施韦泽发表了一些深受马克思赞赏的论文,使工人大众知道了《资本论》的内容。根据贝克尔的提议,国际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把《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推荐给各国的社会主义者。

  在1871年3月18日的起义(人们想在这里看到国际工作的成果)之后,巴黎公社失败(国际总委员会曾为保护公社而和各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诽谤作斗争)之后,马克思的名字举世皆知了。

  这里,马克思被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理论家和最初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组织者。《资本论》已经成为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教科书。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和工人的报纸都宣传他的学说。在美国,在纽约的一次大罢工中,有人从《资本论》中摘录一些片断,印成传单,用来鼓励工人们坚持斗争,向他们证明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

  《资本论》已经被译成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译成俄文、法文和英文。此外,德文、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荷兰文也都出了《资本论》的节译本。在欧洲和美洲,每当马克思学说的敌人企图驳倒他的学说的时候,经济学家们立刻就能做到使这些人无言可对。今天,《资本论》确实已经成为国际代表大会所说的“工人阶级的圣经”了。

  马克思热心地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这使他致力于科学工作的时间减少了,他的夫人和长女燕妮·龙格的死,又使这工作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马克思对妻子的爱是真挚而深情的。她的美丽成了马克思的欢乐和骄傲;她的温柔和热忱,使他在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所不可避免的贫困不安的生活中得到了安慰。

  这些困苦使燕妮·马克思失去了生命,同时也缩短了她丈夫的生命。在她那长期苦痛的患病期间,不眠的夜晚、不安的心情以及缺乏运动和新鲜空气,使马克思精疲力竭了。他很快就得了肺炎,这病后来夺去了他的生命。

  马克思夫人死于1881年12月2日。不论是活着或临死时她都忠实于自己共产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信念。她并不惧怕死亡。当她觉得死亡来临时,她对她的丈夫说道:“卡尔,我不行了。”

  这是她说得十分清楚的最后一句话。12月5日,她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非圣地里。遵从她生平的主张也是她丈夫的主张,葬礼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很少几个亲密的朋友把她的遗体送到最后的安息地。马克思的老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墓前发表了讲话:

  “朋友们: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萨尔茨维德尔。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在特利尔城时和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两家的孩子在一块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连结在一起了。

  1843年,在马克思第一次走上社会舞台担任旧《莱茵报》的主编,以及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这对新婚夫妇动身前往巴黎;自愿的出境很快变成了被迫的出境。甚至在巴黎,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我必须遗憾地指出,象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和普鲁士政府合作,怂恿路易-菲力普政府把马克思逐出了法国。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搬到伦敦。这次驱逐历尽了重重苦难。尽管这次驱逐使她的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男孩)死亡,她还是决心忍受被驱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但是看到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他们两人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一切对她却是莫大的痛苦。而这种情况继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于稍微可能进行活动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开始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卑鄙的诬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生前终于听到,各国反动派曾经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充满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法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光辉地显示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她的一生表现出了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在妻子死后,马克思的生活就只有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他坚毅地忍受着这一切。然而,一年后他的长女龙格夫人突然逝世,这更加剧了他的痛苦。他已经精疲力竭,再没有恢复过来。1883年3月14日,他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与世永别了,逝世时年仅六十五岁。


载于《新时代》杂志1890—1891年合订本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