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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和革命

托洛茨基
(1915.8.26-9.2)


  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测验,它检验阶级社会物质基础的力量、各阶级之间物知(物质?)联系的牢固程度、国家组织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胜利——在其它相同的条件下——显示一个国家制度的相对的牢固程度,提高它的威望,从而使它得到巩固。反之,失败损害国家组织的威信,从而使它受到削弱。
  反革命势力已经获得胜利的俄国,将不可能胜利地发展帝国主义,它在战争中将会暴露出自己在社会和国家制度方面的一切弊病,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战前都不曾怀疑过。而我们党是坚定不移地反对战争的。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把我们的革命的或改良的政治希望同沙皇制度在军事上的失利联系起来,虽然我们毫不怀疑,一旦爆发战争,失利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跟现在的社会爱国主义的诽谤者一样,认为一个革命的阶级盼望本国政府在军事上遭到破产是"道义上不能容许的"。这也不是出于盲目的民族和国家的本能(这种本能在俄国的一些革命者当中具有能大大抵消对沙皇制度的仇恨的充分强大的力量)。最后,这也不是出于对战争必然带来的种种苦难的一般人道的考虑。数百年以至数千年来阶级社会的"正常"生活,都是建筑在群众遭受最骇人听闻的苦难之上的,战争只不过是在一段时间内把这些苦难集中起来而已;如果战争是求得解放的一条最可靠的和最简捷的道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就会像外科医生下决心一样毫不犹豫地走上这条道路,因为当外科医生认为应当开刀时,他是不害怕痛苦和流血的。
  如果说我们拒绝了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失败进行投机,那么这并不是根据民族的理由,也不是根据人道的理由,而是根据国际以及国内方面的革命和政治上的理由。
  既然失败——在其它相同的条件下——会动摇某一种国家制度,那么由此方失败所决定的对方的胜利就会巩固对方的国家组织。而我们不知道有这样一种欧洲的社会和国家机体,巩固这种机体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是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不论在何种意义上的也不能让俄国担任这样一个被遴选国家的角色,即欧洲其它民族发展的利益都应服从它的利益。问题的这一方面在我们的报纸上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了,现在未必需要更详细地来谈它。
  但是即使不超出狭隘民族发展的前景的范围,俄国社会民主党也不能把自己的政治计划同军事溃败的革命化影响联系起来。
  只有当内部改革的必要性在社会内部根本找不到能够实现或者被迫实行改革的新的历史阶级时,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失败才是无可争辩和不可代替的发展动力。在这种条件下,溃败以后由上面实行的改良,就能够有力地推动进步社会阶级的发展。可是战争是一个异常矛盾的、很能引起两种相反后果的历史发展的因素,以致认为自己是站在牢固的阶级基础之上的、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政党,也不能把革命的道路看作是自己获得政治胜利的道路。
  失败使统治的反动派组织涣散和士气沮丧,同时,战争也使整个社会生活涣散,首先使工人阶级涣散。
  其次,战争不是革命阶级能够加以控制的"辅助"因素:不可能在它提供了预期的革命推动力之后就随意把它取消,如同历史上完成了自己工作的摩尔人那样。
  最后,从失败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所获得的遗产,是被战争破坏的混乱不堪的经济生活,是耗费一空的国家财政和困难重重的国际关系。
  如果说甚至在反革命势力大获全胜的暗无天日的年代里,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断然反对冒险主义的战争投机,那么这正是因为战争即使能够推动革命,它也会造成一种使得人们很难从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利用革命胜利的形势。
  然而现在我们必须不仅估计到战争和失败会朝着什么方向影响政治发展的进程,而且首先必须在失败所造成的那个基础上进行活动。因为,不管战事在将来发生什么样的波折,有一点可以十分肯定:要在短期内把自己的实力恢复和增加到这种程度,以致在这一次战争中就可以实现世界性成就的计划,那是根本谈不到的。沙皇的军队已被击溃。它可能会有一些个别的胜利。但是它打输了这场战争。目前的一些失败标志着军事溃败的开始。我们要再重复说一下:社会民主党无法任意给自己创造历史形势。它只是历史过程的各种力量中的一种力量。它只能站在历史为它所创造的基础上。
  现在,在俄国的一切政党中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的一代,完全是以我国发展中最近十至十五年来的经验教育出来的。仅仅由于这一点,在考虑军事溃败可能造成的国内后果时,就必然情不自禁地同1903至1905年间的事变进行类比。1903年群众性罢工的狂浪震撼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把这些事变看作是革命的序幕。1904年1月,日俄战争爆发了。它立即使革命运动停止下来。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国家就像失去了知觉一样。战场上的失败灭了政府政权的威风并使它受到削弱,同时有力地助长了各社会阶级和集团的不满情绪。在这一基础上,革命急剧地向前发展了。
  在1912至1913年间,像在1903年一样,群众运动的增长主要又表现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罢工。这时,工人运动依靠着俄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内容最丰富的十年的经验,在更加高得多的水平上开展起来了。又如上次一样,战争爆发之后,立即就使革命运动的发展停止了。国内几乎是一片沉寂。政权在最初几次胜利、而且是极其有限的胜利之后,就神魂颠倒起来,采取了革命前俄国所并没有见过的反动方针。但是"胜利"的时期很快就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使统治集团完全晕头转向了,使资产阶级地主联盟产生了爱国主义的愤懑情绪,这样一来,就为广泛的社会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根据过去十年的情况,可以设想,在有产阶级的"反政府"动员之后,民主派的、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动员一定会随之而来,其结果就是革命的震荡。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开始散布俄国失败会起拯救和解放作用这种希望的人,正是那些原来最殷切地盼望俄国胜利的人。英国的一位大臣劳合乔治已经看到被溃败惊醒了的俄罗斯巨人在怎样扔掉反动派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王德威尔得在战争开始时曾劝说我们的杜马党团去相信将来俄国胜利的进步意义,现在却以权威的口吻滔滔不绝地大谈俄国失败的好处,说它是推动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因素。最后,在俄国获胜的那几个月里按照"先胜利,后改革"这个公式进行推理的某些社会爱国主义的投敌分子,在华沙失守之后到处奔走呼吁大赦……。在这种明显的"失败主义"之中,当然没有任何革命性的成分。劳和乔治也好,王德威尔得也好,爱尔威也好,他们无非都是希望军事溃败会唤醒俄国统治阶级的"治国理智"。他们内心深处全都轻视俄国,在对俄国所持的态度上都是赤裸裸的失败主义者,他们指望不用革命阶级的直接干预,军事破产会有一种独立的和自动的力量。而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对于俄国最近将来的命运具有中心意义的,正是关于战争和失败如何影响革命力量的觉醒、团结和积极性的问题。
  从这个观点看来,必须首先证明,在战争对人民群众情绪的影响方面,如果把过去的经验简单地搬到当前的时代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前的溃败,按其规模之大来说,也就是按其对于国内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破坏作用来说,根本不能同日俄战争那一次殖民冒险相比拟。一方面,这当然一定会使现在的失败对人民群众的意识产生更加广泛和深刻得多的影响。在这里,社会民主党拥有进行革命活动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种鼓动的每一句话都会引起强烈的共鸣。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明确,耗尽居民的经济和精神力量以及资源的军事溃败,只有达到某种限度才能引起积极的愤怒、抗议和革命行动。超过某种界限,耗费就会太大,以致摧残人们的精力和麻痹人们的意志。绝望、消沉和精神颓丧就会开始产生。失败和革命之间的联系,不是机械性质的,而是辩证性质的。
  劳合乔治以及其它一些人希望俄国统治者会在失败的独立的力量下面发出自由主义的"智慧之光",如果说这种希望散发出绝望的自由主义的庸俗气味,那么,另一方面,根据错误解释的"日俄"战争经验断言军事失败对群众会自动产生革命化的影响,则是一种幼稚的糊涂思想。正是这次战争的巨大规模,在它不定期地拖延下去的情况下,会在长时间内阻碍整个的社会发展,因而,首先阻碍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因此,必须为争取尽快地停止战争而斗争。接二连三的失败进一步发展下去,对革命并没有好处。相反地,争取和平的斗争对我们来说是革命的自我保全的信条。动员劳动者反对战争的工作开展得愈强有力,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对失败的经验就会估计得愈充分,它就会愈快地变成革命运动的推动力。


发表于1915年8月26日,9月1、2日。译自《托洛茨基全集》1927年
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9卷第146—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