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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业
——摘译自1923年4月俄共党(布)第12次代表大会决议

托洛茨基



一、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般作用


  目前我国工人阶级与农民间的相互关系,归根结底是以工业与农业间的相互关系为依据的。终极说来,工人阶级所以能保持并巩固其领导地位,并不是经过国家机关与军队,而是经过无产阶级本身所再生产着的工业。党、职工会、青年团、以及我国各种学校的任务,就在于教育和培养新的一代工人阶级。但是,如果没有日益增长的工业基础,所有这些工作,都将成为空中楼阁。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基础。
  虽然我国农业技术水平仍是很低,但对整个苏俄经济说来,农业还是占着头等地位。
  只有随着工业企业之真正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之唯一巩固基础的重工业之恢复,以及电气化工作接近于实际完成,农业在国家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才可能改变,也必然会改变,而重心才可能也必然会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上来。党应当有系统地、坚定不移地、不惜一切努力与牺牲地,以尽可能迅速恢复工业与重工业的方法,致力于加速这一过程。
  农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优势地位时期之长短,不仅取决于国内经济成就,因为根据上述一般条件,这类成就只能是逐渐取得的;而且也取决于国外发展进程,即首先是取决于西方革命和东方革命的进程。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都将会增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技术后备,而迅速反映于我国经济发展之整个速度上。我党永久是有着这种国际远景的,但它在估计自己的每一步骤时,却不应当有一分钟忘记或忽视农业占据优势的事实。
  不用说忽视这种情况,即令是注意不够,都是含有经济的,以及纯粹政治的无限危险性的。因为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破坏或削弱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会破坏或削弱农民对于无产阶级的信任;而这种联盟与信任乃是目前历史过渡期间无产阶级专政底最主要的支柱之一,保持与巩固这种联盟和信任,乃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条件,因而也是党底基本任务。
  必须记住过去历次党代大会的决议,这些决议曾正确地强调指出,只有用实证的方法,即在多年实践中向农民证实集体农庄在经济上是更有利、更合理的等,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使农民赞同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
  在财政方面,节约国家资财,正确的税收制度、正确地制定预算等政策,目前是应当而且也定会努力不懈的继续执行的,但要获得决定性的成绩,只有在增殖国家工业利润和大力发展国家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在军队已极端精减并逐渐过渡到民警制度的情况下,国防任务基本上是运输和军事工业问题。
  因此,我国预算构成,国家信贷政策,关于国家军事安全的各种措施以及国家一切活动,都应把有计划地发展国家工业提到第一位。
  在我国总经济构成中,国家工业之恢复,必须与农业发展紧密联系;在工业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前,应当自农业中,由超过农村需要的剩余农产品中取得必需的周转资金。但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工业不能落后于农业,否则,私人工业就会在此农业基础上建立起来,而最后,私人工业就会吞没或消灭国家工业。
  只有其出产多于其纳入者的工业,才能成为胜利者。依靠预算,即依靠农业渡日的工业是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长期稳固的支柱的。关于国家工业中创造剩余价值的问题,是苏维埃政权底命运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底命运问题。
  没有国家底剩余价值积累就不可想象的国营工业之扩大再生产,乃是使我国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条件。
  由此可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之路,是要经过国营工业的。

二、新经济政策初期的优点和缺点


  新经济政策对于健全国家经济生活的影响是无可辩驳的。这表现在工业的活跃,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生产的增加,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工人状况之无可怀疑的巨大改善,以及首先是对于基本经济任务和特殊经济任务之态度较为正确等上面,而最后一点则是将来真正解决这些任务的基本前提。虽然如此,工业底实际状况仍旧是非常严重的。在丰收条件下随市场恢复而引起的轻工业活跃,虽远未波及于轻工业底所有企业与所有部门,但它却为其今后正常发展带来了保证。虽然轻工业产品价格极昂,特别是当与农产品价格比较时为然,但它还不能经常保持原本,因此,也就不能保证扩大生产。许多托辣斯生产活动之增强,是依靠过去存下的原料而达到的,恢复这些原料储备,乃是目前国家经济政策中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那些很难与市场发生接触,而实际上是完全依靠国家定货的重工业,为要进行恢复工作,需要国家有正确计算的大量投资。铁路与水路运输的情况也多半如此。
  由此可知,对轻工业产品价格尚未作到完善的调整(这是由于全部经济条件的关系,而轻工业产品价格,在它尚未达到保证经常还原的水平时仍然是极高的。)和重工业落后于轻工业,乃是新经济政策初期的主要缺点,这是由新经济政策前整个经济状况所引起的,也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经济关系难免失调的结果。依据市场情况求得更符合工业发展需要的物价调整,建立轻工业与为之供给原料的各工业部门及农业间的更为正常的关系,以及拉平轻、重工业的战线等,这就是目前进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国家在工业方面的根本任务。而这些任务,是只有当市场与计划间保有正常关系时才能解决的。

三、计划工作之任务与方法


  工业、运输业的主要资财,都属于一个所有者——国家——的苏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须带有计划性,而且由于作为所有者与主人的国家之统治作用,计划原则一开始也就获得了特殊的意义。
  可是,过去全部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是不能主观地,用推理或官僚主义的方法去拟制的。包括一切工业部门,包括工业各部门间相互关系以及整个工业与整个农业间相互关系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只有在国有化的基础上,在不断努力于实际协调各经济部门之工作并正确估计其结果的基础上,有了长期准备的管理经验之后,才能确定。
  因此,最近时期的任务,便只能是带有一般指示性并多半是准备性的。它不可能以一个什么公式来确定,而只能使各个经济领导机关,使其基本任务、工作方法与实践,能够经常锐敏地适应于市场情况与市场关系。只有发展到最后,计划方法才能够也必须使市场服从自己并从而取缔市场。
  由此可知,国家在最近时期采取有计划的经营方式时,还是存在着两种危险的:(一)当企图以计划的方法规定经济发展,以行政措施代替市场调节,而我们的活生生的管理经验又还未能为这种行政措施创造出必要的基础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局部的或全面的特种经济危机,如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发生的一样(如「停滞」、「堆积」等);(二)当集中性的调整落后于显已成熟的需要时,当采取及时的行政管理措施本可以于较短的时间内,用较少的人力、物力达到同样结果的条件下,我们却要用不经济的市场方法去解决经济问题。
  由于我们既已转而采取市场的经营形式,国家就一定要给各个企业以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必要自由,而不以行政手段代替它。但如果说每个托辣斯为着自己工作的顺利,应当自由决定方向,并对自己的工作负完全责任;那么,国家则应当将这些托辣斯以及其它企业联合看作是为自己服务的机关,而藉助于这些机关去探察整个市场,并可能采取较各个别企业根据市场情况所确定者为优越的许多实际措施。比如中央经济机关可以于某一托辣斯在实际中证明其情况无望之前,即作出关于必须取消这一托辣斯的结论。
  可是,轻工业与重工业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如何是不能仅仅经由市场途径去解决的,因为事实上这将形成一种威胁,此即于最近数年间将要先破坏了重工业,而后又经过盲目的市场再去恢复它,但已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去恢复它了。
  由此可知,我们的计划原则与资本主义诸国不同,它的范围,并不仅以各托辣斯和辛迪加为限,而是要扩及于整个工业的。此外,国家计划还应当包括工业和农业、财政、运输、国内外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
  换句话说,由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在大部工业生产力及运输业方面,在信贷手段方面,不但仍旧是所有者,而且仍旧是经营之主体,所以这时期的计划,按其范围来说,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差别很少。但其方法已截然不同。即集中管理的行政手段已为机动灵活的经济手段所代替。
  在采取行政措施以推行计划时,应当极其慎重地仔细研究其基础。
  计划对于在某个时期(如秋收后粮食上市,货币由城市流入乡村时)所必然或最可能发生的经济现象,应有所预见,并给各相当机关以指示,对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区域的这类预见之尽可能具体,并针对着这种可能的情况制定关于采取某些必要措施的大概时序的指示。
  十分明显的仅靠工业本身,即仅靠领导工业的行政机关——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努力,是不能作出工业的基本计划的,而应当有较工业机关为高的特殊计划机关来承担这一任务,而使工业与财政、运输等联结起。这种机关,按其地位来说,那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可是必须赋与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一定的地位,使其有更坚强的组织,特别必须赋与以更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必须规定一条确定不移的原则。即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经济问题都经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处理,而不是经由共和国底其它高级机关。不管这类问题是由谁提出,是该委员会本身抑或其它任何部门,计划委员会应当根据其它一切经济工作情况来分析这一新问题、新方案或建议,并从而确定它们的比重与作用。必须坚决肃清中心区或各地方底任何部门或机关匆忙、草率地擅自作出这种或那种决定的企图,因为这类企图乃是缺乏经济预见的表现,乃是最有害的行政上的游击习气残余。
  各部门工作作绩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将其计划与提议及时送交国家计划委员会进行全面审查与调整,而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成绩如何,则应看其是否能及时发现经济上的问题,正确地预见到未来,以及是否能使各部门及时实际地获得其自己各工作部份间所需要的预计的协调。
  必须经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而与建立各种偶然性的临时委员会如调查、指导、检查、筹备委员会等事作斗争,因为这种委员会乃是我国国家工作中的最大不幸。必须经由正常的永久性机关保证正常工作。只有如此,才能改善这些机关,并使其根据不断增长的经验,全面适应其所负担的任务而发展其必要的灵活性。
  在今后是否需要赋与计划的领导机关,即国家经济总参谋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以某种行政权力,或何种权力等问题尚未确定前,当计划领导需要使用强制力量时,应经中央政权的适当机关(如经济人民委员会、苏联劳动国防会议、人民委员会议、全俄中央执委会等)之批准。
  制定总的经济计划,特别是在苏联的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只有给各经济部门以必要的自主权力,去解决根据其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而产生的经济任务,才能顺利制定这种计划。
  要作全苏计划,首先要正确估计与指导各省的计划工作,然后把各省计划与全苏联经济任务统一成苏联底整个计划。
  当解决各项基本经济问题时,必须充分估计到各民族共和国底利益与权利。必需经由它们的适当机关去解决它们所担承的总计划任务,并在工作上与它们的相当机关取得经常而密切的协调一致。只有如此,才会使工业分布逐渐达到最恰当的地步,而与自然条件、原料出产地、动力等条件相适应。

四、托辣斯、托辣斯底作用及必要的改组


  国家是基本生产手段与运输工具的所有者。各个经济部门及其所属各个组织、机关与企业组合,则管理其所受领的一部份经济事务,其独立活动范围以能适应目前市场条件下之经济需要为限,并由上级,即国家底高级机关确定之。
  国家有处理各托辣斯、铁路等方面的一切未用资财的无限权力。国家政权对于各经济机关及后者对其所属各机构和托辣斯现行工作之实际干涉范围与干涉形式,纯以合乎经济目的的观点来确定,并以相应的规程调整之。
  大部份国家工业都应组成托辣斯,即组成为享有广泛经济自治权的企业联合,它们则作为经济单位自由出现市场。这些经济联合及该联合内各企业之基本任务,乃是增殖与实现剩余财富之价值,以扩大国家资金积累,因为只有这一积累才能保证提高国家底物质水平和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直接为满足国家主要需要而生产的国家企业,如军事工业,同样必须完全服从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每件产品成本的要求。
  由于由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之过渡,多半是以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完成的,故各企业之分类,将这些企业合并为各种托辣斯,它们之间的资材分配以及对它们的贷款等,直至现在,多半仍是官僚主义地主观地。从经济计划工作的观点看来,这都是些粗糙恶劣的经验。要纠正和改造它们,已经不是用推理的方法,而只能是也必须是用试验,用使市场经验与行政经验日益结合的方法去进行检查,并在这个基础上改造它们。
  周转资金不足的怨声,证明在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国家经营的工业数量,是超过了经过多年内战和封锁的我国一般经济状况下国家所能经营的力量的。因此逐发生了企业不稳定、生产中断,主要是发生了生产不足现象;而这些现象,反过来又引起了产品成本极昂,市场极端缩小,因而也产生了各种经济困难。
  摆脱现状的出路,则是把生产急剧集中于技术装备和地理位置最好的各企业。与此相反的其它各种次要的事情,无论如何重要,都必须推到后面去,而让位于基本经济任务;这就是保证国营工业必需的周转资金,减低成本,扩大市场与增殖利润。
  今后定货之分配,应严格符合于正确的生产集中之利益。当从纯粹生产条件与营业条件的角度审查托辣斯底机构及其组成时,必须完全摆脱单按平行原则或单按垂直原则的单一样式来合并企业的官僚主义成见;对这种审查工作的领导,必须不是形式的,而要实际地考虑到各企业的联系与相互关系,它们地理分布上的相互关系及与运输市场的关系(如企业之联合等)。必须打退那些与更有益更获利的组织生产相抵触的各部门或地方底不合理要求,而倾听和考虑各有关托辣斯与有关工厂的意见,因为它们的生动经验已证明了抛弃生产组织上的公式主义之必要。
  实行减低成本时,应不以追求转瞬即逝的显现于市场上的成绩,而应以我国经济力量之增长与发展前途为着眼点。
  按照昨日的定价计算其原料的成本核算,与减低成本是毫无共同之点的,应按浪费国家资财严格惩处。
  直接或间接损害重工业的暂时廉价政策,同样是完全不正确的致命政策。如不恢复重工业,那么轻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建设,都是没有基础的。煤、石油、五金等业,就是这类工业。只有使它们获得成绩,才能真正保证共和国底经济繁荣与对外安全。只有在最高国民经济会议根据已有的各项指示,将工业底所有基本因素结合起来,预见到并准备使这些因素作必要的联合,保证在全部生产过程中,正确及时地利用生产底所有因素(如燃料、原料、半成品、机器、劳动力等),并对各托辣斯实行坚定的日常领导;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能获致工业战线的全线胜利而非部份胜利。

五、工业与商业


  没有正确的销售组织,生产的成果就将会引起商业杂费的极度增加,部份的商业停滞,亦即在甚至目前即已极端狭小的市场情况下所无法解脱的商业不振之危机。因此,对那些能保证工业与农民市场之真正联系的基层商业机关之研究,应被提在第一位。至于那将日益起重大作用的辛迪加化问题,最近亦应予以应有的注意,并使其完全适应市场情况与托辣斯底物资后备。把辛迪加变为贸易「总局」的办法,除了压制贸易活动与提高商业杂费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要强制实行辛迪加化,必须在经济上有所准备,在营业上亦有利可图。
  代表大会认为过去所通过的一切关于合作社的决议都是正确的,认为合作社作为贸易机关,应日益扩大国营工业与农业间的联系。进一步改善这种机关,大量缩减其杂费开支,一切国家机关为合作社机关之进一步发展创造最便利的条件,使其变为国营工业与农业生产间的基本媒介,乃是国家调节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之一。
  鉴于贸易机关与交易规模极不相称,故应尽其全力地以裁减贸易机关,调整销售过程,取消多余的代理店:特别应以将若干商业职能交付最有生气的各地政府机关与合作社机关的方法,来最大限度地缩减商业开支。
  无论是国营贸易机关或合作社,都必须注意研究市场情况,督促轻工业企业更有系统地注意使其生产适应工农消费者的需要。
  托辣斯与各企业所享有的业务活动上的较大自主权,辛迪加具有较大伸缩性的活动,以及我国工业底一般状况,都要求使单纯的生产活动与单纯的商业活动之间达到最大限度的协调一致。这无论对于国内或国外贸易都是如此。在未确定此种协调底组织形式之前,应即规定:有系统地研究这方面所积累之经验,研究使工业与商业协调的实际方法,乃是一件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解决,只有在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国内贸易人民委员会继续不断的共同努力,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劳动国防会议底总领导下积极参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六、工厂


  生产的成功或失败,关键就在于基本的工业单位,亦即工厂。在每个企业中,在生产技术方面,与采购、推销方面正确的布置工作,乃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问题。
  托辣斯一方面要掌握对企业的总领导权,并将那些业已准备集中的生产、营业部门及其业务活动集中起来,同时另一方面应全力避免绞杀性的集中化,窒息企业之主动性与对其所属各工厂之工作进行机械的干涉。
  必须使每个工厂本身的成本核算与结算不仅能使我们断定该企业获利的大小,增长或缩减的程度,而且能充作实行完全符合该企业特点的奖励制度之一般基础。

七、成本核算,平衡与监督


  在目前条件下,对企业、托辣斯、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正确程度及整个管理工作正确程度之唯一严格、可靠的实验性检查,只有根据营业结算方面所表现出的物质结果才能进行。如果没有包括整个国家经济自上至下各环节的正确的会计制度,如果没有确定国营工业产品之实际成本的科学的成本核算,那就不能保障不逐渐浪费与消耗国有化之财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托辣斯就将会成为将国家财产转交与私人之手的孔道。
  除使目前官僚主义的报告,各种专门的调查统计表,职员登记表等简要化外,制定统一的簿记,规定固定的、一切托辣斯与企业都必须遵行的计算单位,对会计组织方面实行统一领导与统一指导,监督其实际执行,并使其尽量准备确与完善化等工作,应成为经济领导机关,特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底最重要任务之一,其目的在于使整个国营工业,然后是整个国家经济达到真正统一的平衡。
  对工业成本核算与工商业间的平衡、正确地组织国家检查,乃是劳动国防会议的迫切任务。如果没有这样有权威的周密检查,其它一切经济督导即将成为幻想,并使那种与正确的经营经济不兼容的、不负责态度滋生起来。

八、工资


  过去时期内所实行的工资政策,一般地说,已完全证明了第11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与职工会第5次代表大会决议,而特别是关于职工会与经济组织之间签订集体合同的决议之正确性。
  在去年一年内,可以说各业工人的工资都大为增加了,而工资增加的结果,劳动生产率也大大地提高了。
  今后总的工资政策应当是:或多或少地拉平一切工业部门内的中等工资,并对中等技术标准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便使具有同一或同等技术的工人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门内得到差不多相同的报酬,并在真正以实际产量规定个人工资的条件下,使其尽可能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相当的国家机关应与职工会协同努力,使各该工业部门内所具备之较好条件,不仅用以利于各该工业部门内的工人,而且用以利于整个工人阶级,提高各落后部门首先是重工业与运输业部门的工资。
  为着尽力改善工人阶级底状况,国家机关与职工会必须牢记,要长期全面地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只有在发展工业,亦即使工业获得利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这种观点看来,支持生产效率很低的企业,或维持那些工人数量与企业实际生产力不符的工厂,这种措施乃是最有害、最不合理的社会保证形式,而且这也是违背工人阶级底将来利益的。
  各工业企业内所负担之各种非生产所必需,非法令所规定的行政开支,不管这些行政开支有如何重要的意义,对于经济,对于国家都有极大的危害,因为它会破坏正确进行成本核算的可能,并在半隐蔽的形式下迫使国家担负其在目前财政状况下无力担负的开支。托辣斯所擅自处理的,既非法令所规定,又非国家所调整的「赠送」,应看作是浪费国家资财,而非其它,这种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于在目前情况下,劳动法实际实施情况,劳动力、工资、各种工作劳动日之长度、社会保险费、文化教育费等一切规定之执行情况,必须进行仔细的检查,其目的,一方面在于最大限度地(目前工业状况所能允许的限度)满足工人需要,另一方面则在于取消或暂时修改在目前经济条件下显然不能实现的各种规定。为进行上述各项修改工作并采取某些行政措施,经济工作者与职工会工作者应当十分客观地共同搜集那些经过严格审查的实际材料。

九、拨款、信贷、税收与关税


  振兴与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必需的条件,就是切实整顿国家预算,使其符合于国家底实际储备,并进行有计划地开支。
  必须像结束最大的不幸事件一样,完全结束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条件迫使进行的某些事项,因为在进行这些事项的条件下,曾使我国生产计划与用以实现该计划的实有储备间无法达到一致与协调。因为进行这些事项的结果,曾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各种工业的与财政的计划,动摇了最重要的经济机关之基础。
  将工业产品(燃料、五金、机器等)无代价地或以擅自规定的不符该种产品成本的价格让与国家(主要是运输与军事部门)去使用的办法,也会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
  今后当发现实际收入与预算收入不相符合,而必须缩减预算开支时,应当以公开地,而不是秘密地,以改造预算、有计划地缩减运输、工业企业、军队等方法来缩减预算开支。
  工业贷款,不仅是财政的银行的任务,而且是组织与领导工业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因此,对国营工业的拨款事宜,必须尽可能集中在与最高国民经济会议有密切联系的信贷机关。
  对直接税及间接税与工业支付力及市场容量两者之间相适应的问题,以及从保护国内一定工业部门的观点出发,对进口货物采用这种或那种税率的作用问题必须作最周密的研究。
  同样,必须使铁路运费与市场扩大之需要(特别是向东方的输出)协调一致。
  向国外采购与定货(纵使其价格较国内为低廉),除了绝对必需及是项定货可以大大刺激我国是项工业部门之发展者外,必须一概坚决停止。
  只有坚决、彻底地执行社会主义的保护关税制度,才能在目前过渡时期内保证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国家工业的真正发展。

十、外国资本


  过去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在某种广大限度内是容许私人资本(其中包括外国资本)在工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必须继续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用过去业已证明合适的一切形式:即租让、混合公司,出租的形式吸收外国资本投资于工业。仔细研究,究竟那些工业与企业部门,根据何种原则能够租让与外国资本经营,才有利于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等问题,应当是计划机关与经济总领导机关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十一、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底地位与任务,培养新的一代技师与管理人员


  第11次党代大会决议中所规定的,其正确性已为去年经验所证实的、职工会与经济机关的相互关系,应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继续加以发展与巩固。
  必须在自上至下整个工业组织内,实行真正的单一权力制。对工作人员进行选择、配备与调动,乃是经济领导机关对工业实行真正领导与对工业命运负责的必备条件。对职工会机关底介绍与推荐固应予以充分注意,但对工作人员有选择与任用之充分自由的相当经济机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亦不能卸脱自己的责任。
  国营工、商业工作中的弱点,就在于呆笨、不灵活与缺乏企业心。究其原因,就在于对经济工作人员没有很好的选择,在于他们的经验不足,他们对于自己工作底成绩不够关心。因此在所有这些方面,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正确的措施。特别是对企业领导者底报酬,应以收支差额而定,如同工资应以产量而定一样。
  既然经济领导工作者(车间工长,工厂厂长,托辣斯管理处的代表等)底任务是减低生产费用、增殖利润,所以他们的工作就会经常遇到极度的困难,以致经常引起纠纷,使他们被撤职或被调换,所以经济工作者常常是面对着两种危险:(一)其对本企业工人的要求提高时,则遭到他们和他们的代表机关或者是地方党与苏维埃机关的反对;(二)在劳动生产率、工资等问题上循着抵抗最小的路线办事时,那就牺牲了企业利润,因而也就葬送了它的未来。当然苏维埃工厂经理,对工人的物质与精神利益,对其思想情绪必须予以最大的注意。但同时,他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忽略:他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最高义务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减低产品成本,增加工人国家所支配的物质财富数量。在这方面,党与职工会工作人员一定要给予苏维埃厂长以全力协助。苏维埃经济工作者必备的品质,就是精细、坚毅、善于算计。而其最好的证明,则是企业的盈余。
  必须帮助工人群众,使其了解:努力于获取利润的厂长,和力图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及保护他们健康的职工会工作者一样,都是服务于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应使胜任的经理不遭受一切意外与偶然事件,非绝对必需时,不得撤换与调动。
  党底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应用其全部威信的力量,来卫护与支持在工作中表现了良好成绩的经理。
  另一方面,必须在全苏坚决实施此项规定,即凡不能完成任务之经理,直到其在低级职位上,以其工作证明他已有足够经验,可以重新委托以大事业以前,是不能使他担任同样或更高的工作的。
  应当有系统地、专门地训练新的经济工作者。从前那些速成与草率训练时所采取的只重数量的方法应代以按一定计划并经过一定实习的训练。尚未获得必需知识的初期工作者,必须给予补习那些最重要的课程之机会。
  党代大会认为,特别需要全力加强会计人员训练,并已派出大量党员,以便保证最顺利地解决组织正确计算的任务。
  但是,各类实践活动之专门化,必须与提高理论、政治水平及党的统一密切结合,否则,专门化就会给党带来损失,如像万事通会有害于经济一样。
  党与职工会必须严重注意,要在所有各级工业管理机关内增加工人成份的经济工作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员经济工作干部,应以保证各工厂有相当的红色经理作为其首要任务。
  对于新的一代青年来说,受技术训练不但是专门化问题,而且是一种革命义务。在工人国家条件下,从前青年工人曾用以进行革命政治斗争的那种热情,现在应当全部用于掌握技术。必须使怠慢功课的学生,受到与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逃兵或工贼所受的同样待遇。对于无产阶级先锋队说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装璜门面,而是树立伟业。

十二、吸收专家参加生产


  要把工业提到应有的高度,就需要加强生产部门的技术人材。若等待用新的技师、工程师来弥补技术人材之不足,则其进行必然很慢。因此,就必须最好地利用与重行配备我国现有的技术人材。新经济政策期间,从前那些直接参加生产事业的大量优秀专家,都转到工作较轻闲、条件较好的机关、管理局、办公所或者是转到商业中去了。现在的口号就是:「返回到工厂去,从事生产事业去!」为达此目的,必须在各企业中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使能在精神上、物质上满足被吸收到各企业中的专门家,特别是要实行各种奖励原则,以奖励直接生产过程中所达到的技术与经济成就(如各种节约、新的发明与改良等)。对长期工作自动与表现优异的行政工作人员与技术人员,苏维埃机关与职工会应看作是特别宝贵的工作者,予以表扬,使他们享受到像在红军中工作优异的专家们所享有的同样尊敬。

十三、党的机关与经济机关


  党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其经常的革命教育任务,它应当清楚了解,在革命底目前经济建设时期,对于苏维埃建设各基本环节中的经济机关之工作领导,也应当是党工作的基本内容。只有当全党的管理经验,足以随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经济任务之复杂化与经济任务之增加而增长时,党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
  因此,12次党代大会认为,党的责任,不但在于正确地配备工作人员,而基本上是在于领导经济机关本身的工作,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因为新经济政策时期,部份经济工作干部有蜕化的危险,无产阶级底经建路线有被曲解的危险。当然,在实践中,无论如何都不应把这种领导变为部份的、单独的撤换、调动经济工作人员,干涉经济机关底日常工作,或者是企图直接从事行政管理。
  除开在目前条件下必不可免的要对经济机关发出关于某些具体问题的指示外,党组织必须不断努力,使其对经济机关的领导带有广泛的全面的计划性,以便减少其对日常工作底某些个别问题或部份问题必须采取行政干预的场合。
  党底领导保证得愈充分,则国家机关本身在完成党所提出的计划任务方面,也就愈能正确地进行其行政、经济工作。
  第12次党代大会认为:第11次党代大会关于党的工作与苏维埃工作,特别是与经济工作必须分开与划明的决议,是正确的,并坚持要中央和各地方完全而系统地贯彻这一决议。第12次党代大会特别指出,根据11次党代大会决定「只有在某些问题真正要求党来作原则决定时,党组织才得自己解决经济问题。」
  党底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全力支持这种程序,即使权威经济机关,不仅形式上有权力,而且实际上也可能逐渐培养管理人员,并按照他们积累经验之多寡与品质来正确提拔他们。
  这只有在按管理经验,办事能力,熟练程度有系统地选拔干部的情况下,也只有在各经济机关内部之各工作部门及其上级工作者都遵守纪律原则和遵从一定的从属制度之条件下才有可能。
  而在党的方面,鉴于目前经济工作者所承担的工作责任特别重要,全党一切组织必须全力支助他们,系统地关怀于创造一种环境,使各种经济工作者没有离开党的可能。

十四、印刷业


  正确布置印刷工作的问题,不但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有巨大的文化上的意义。
  党代大会认为印刷业底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加以改善。
  必须提高印刷技术,首先要使它能供大批发行。关于组织印刷工业问题,应于最近解决之,其方针是使大的重要的国家出版社,能够广泛、正确、技术上令人满意地布置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