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4.9.15)

十月的教训

托洛茨基
(1924.9.15)

必须研究十月

　　我们沾了十月革命的光，但是十月革命却没有沾到我们出版物的光。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著作，来阐述十月变革总的情况，提出它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素。不仅如此，甚至那些直接说明变革准备时期各个方面或变革本身各个方面的原始资料，以及最重要的文件，直到现在也都没有公布。我们出版了许多属于十月以前时期的有关革命史和党史的文件和资料。我们所出版的十月以后时期的资料，也不在少数。但是对于十月则注意得十分不够。我们在完成了变革以后，似乎认定：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再去重复它了。我们似乎认为，研究十月，研究十月的直接准备时期、它的实现时期、它的巩固时期的头几星期的各种条件，对于完成今后建设的迫切任务没有什么直接的益处。
　　然而，这样的看法，尽管不是完全有意识的，也是十分错误的；甚至还是有民族狭隘性的。如果说我们不会再重复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那也决不意味着我们从这个经验中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而所有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还都刚刚在着手解决自己的“十月”任务。最近一年来，我们也已经得到一些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就连西方最老练的共产党都不仅没有切实地接受我们的十月经验，而且他们简直就不了解它的实际情况。
　　固然，有人可能要指出：研究十月，甚至是出版有关十月的资料，就不能不同时重提旧日的分歧意见。可是，这样看待问题是十分无聊的。自然，一九一七年的意见分歧是很深刻的，也决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事情已经过了几年，到现在还企图拿它们来作为武器去攻击当时犯了错误的人，那就过于小气了。然而，如果为了更无价值的个人考虑，而回避十月变革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极重要的问题，那就更是不能容许的。
　　去年，我们在保加利亚遭到了两次惨重的失败。首先，党由于抱有学究式的、宿命论的看法，放过了采取革命行动的非常有利的时机(臧柯夫六月政变后的农民起义)。随后，党力图纠正错误，举行了九月起义，却没有为这次起义准备好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先决条件。保加利亚的革命本来应该成为德国革命的前奏。不幸的是，不良的保加利亚前奏，在德国本土得到了更坏的发展。去年下半年，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现象，表明一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见的革命形势是怎样被放过的。保加利亚去年的经验也好，德国去年的经验也好，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得到相当充分而具体的估价。本书作者对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作了一般的概述(参看《东方与西方》小册子中《在转折点上》及《我们正经历什么阶段》两章)。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一切情况，都完全地和充分地证实了这个概述的正确。另外也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打算提出任何其它的说明。但是作些概述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丰富的实际材料具体地说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以便能十分具体地解释最惨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的原因。但是，既然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政治上和策略上说明过十月变革，那就很难谈到对保加利亚和德国事件作出分析。我们自己也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以及是怎样完成的。十月以后，人们狂热地以为欧洲的事件将会自然而然地展开，而且时间紧迫，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从理论上吸取十月的教训。然而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这种革命本身就将成为不可能。无产阶级不能用自发的起义取得政权：甚至在工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德国，劳动者自发的起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实际上也只能把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有产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教养”、自己同旧的国家机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掌握从其它有产阶级手里夺来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他们的党。各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时期只是从一九二一年年中才刚刚真正开始的(“争取群众”，“统一战?”等等)。“十月”的任务推延下来了。与此同时，对十月的研究也推延下来了。去年才又使我们重新面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现在已经到了搜集一切文件、出版一切资料并对它们着手进行研究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知道，每个民族、每个阶级、甚至每个政党主要是从自己切身经验来学习的。但这决不是说，其它国家、阶级和政党的经验是无关重要的。不研究法国大革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具有一九O五年的经验，我们也永远完成不了十月变革；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了以前各次革命的结论，并继承着它们的历史路线，才创造出我们这种“民族”经验来的。以后，在整个反革命的时期内，也一直是研究一九O五年的教训和结论的。可是，对于一九一七年胜利了的革命，我们却没有做这一项工作，连十分之一也没有敞过。自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不是反动年代，也不是流亡时期。况且我们现在拥有的人力和物力，也决不是那些艰苦年代所可比拟。需要做的只是明白而确切地提出在党的范围内和在整个国际范围内研究十月革命的任务。应该使全党，特别是它的年轻一代切实地研究十月的经验，因为这个经验极深刻地、确实地、真正地检验了过去，而给未来开启了广阔的大门。去年德国的教训，不止是有重要意义的预兆，而且也是严厉可怕的警告。
　　固然，可能有人说，即使最认真地了解了十月变革的进程，也还不会保证我们的德国党取得胜利。可是，这种笼统的而实质上是庸俗的议论，是连一步也不能使我们前进的。诚然，仅仅研究十月革命不足以在其它国家取得胜利。但是，可能产生下面一种情况：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已具备，却单单缺少一个了解革命规律和方法的、有远见的、坚决的党的领导。去年在德国，恰好就是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还会在其它国家出现。要想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到现时为止，再没有此我们的十月的经验更为深刻和更为重要的资料了。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凡是没有极郑重地、而且十分具体地研究十月变革历史的，就好像一位要在现在的条件下准备新战争的军事长官，却没有研究过这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战术和技术经验。这样的军事长官，在将来必不可免地要使自己的军队遭到失败。
　　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根据我们的即使是仅仅取之于一年间(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的经验，并根据芬兰、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德国的补充经验，可以确定：由革命工作的准备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般说来，每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时，就会产生党内危机。它要么成为转变的序曲，要么成为转变的后果。其原因是：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要求一定的工作习惯和方法。策略上的转变，表明这些习惯和方法或多或少的破坏。这就是造成党内摩擦和危机的直接和最近的根源。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曾写道：“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转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173页)由此就要产生一种危险：如果转变过分急剧，或者过分突然，而在以前一个时期，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聚集了过多的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分子，那么党就会不能在最紧要的关头实现自己的领导，尽管它几年来或几十年来就已经准备应付这个时机了。党被危机所侵害，运动越过了党而前进，走向失败。革命的政党是受着其它政治势力压迫的。它在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要制定抵御和击退这些政治势力的对策。每当策略转变及由此而引起了内部派别变化和发生摩擦时，党的抵抗力量就要削弱。因此，由于策略转变的必要而发生的党内派别变化，往往可能远远超过自己的出发点，而成为各种阶级倾向的支柱。简言之，党如果不能与本阶级的历史任务步调一致，就要成为或者频于成为其它阶级的间接工具。
　　如果上面所说的情况，对于每一次严重的策略转变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对于大的战略转变来说，就更为正确了。我们把政治上的策略，同在军事上的一样，看成是进行个别战役的艺术；而把战略看成是赢得胜利的艺术，也就是夺取政权的艺术。在大战以前，在第二国际时代，我们通常没有这样的区别。当时只限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一个概念。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所运用的有议会策略、职工会策略、市政公所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
　　至于组合一切人力和物力——组合所有各兵种——来战胜敌人的问题，实际上，在第二国际时代就根本没有提出来过。这是因为当时实际上就没有规定夺取政权的任务。只是在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到了一九O五年革命，才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或战略问题。这样一来，它就保证了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具有极大的优越性。革命战略的大时代从一九一七年才开始，首先是在俄国，然后又在整个欧洲。显然，战略并不排斥策略。职工会运动、议会活动等等问题并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但是现在它们都具有了新的意义，它们成了夺取政权的综合斗争中的附属方法。策略从属于战略。
　　既然策略转变通常都要导致党内的摩擦，那么，战略转变所引起的摩擦必然更加剧烈而深刻得多!而所谓急剧转变，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从准备、宣传、组织和鼓动转入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转入打倒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党内一切动摇、怀疑、妥协、投降的分子——孟什维克分子都会起来反对起义，为自己的反对行动寻找理论公式，而在昨天的敌人——机会主义者那里，就可以找到这些现成的理论公式。这种现象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看到。
　　从二月到十月这个时期内，以在群众中所进行的广泛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为基础，对党的武器进行了决战前最后一次的检查和遴选。在十月里和十月以后，这个武器在伟大的历史行动中受到了检验。现在，十月革命已经过了几年以后，还去估价各种对一般革命、特别是对俄国革命的不同观点，而对一九一七年的经验却避而不谈，这就等于搬弄无益的烦琐哲学，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这无异乎我们争论各种游泳方法的优劣，却连一眼也不肯去看一看游泳者在河里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检验革命的各种观点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去革命中运用它们，就正好像最好的检验游泳的方法是在游泳者跳入水中的时候。

“工农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

　　十月革命以自己的进程和结局，给予了那种烦琐哲学式的搬弄马克思主义以无情的打击。这种搬弄以往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中是很普遍的，它在“劳动解放”社就多少有点露头了，而集其大成的则是孟什维克。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把马克思那句有条件的话：“先进的国家显示给落后的国家以后者未来发展的样式”变成为一种绝对的、超历史的(照马克思的说法)规律，并且企图根据这个规律来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既然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没有树立“先例”以前，当然谈不上什么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问题。当然，不须争论的是：每个落后的国家会在先进国家历史中找到自己未来的某些特点，但却完全谈不上整个发展的重演。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经济愈加具有世界性质，则落后国家的命运就愈加特殊，因为落后国家势必把自己的落后成分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成就结合起来。恩格斯在其《农民战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资产阶级就会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者已开始胜过它了”。历史发展进程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比其它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更早、更全面地有了这种觉察。在一九O五年前夕，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只有把这个公式作为走向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阶段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列宁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进性的，是完全和彻底抵制孟什维克的公式的。根据孟什维克的公式，俄国只能重演先进民族的历史，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居于反对党的地位。然而，我们党内有某些人，在列宁这个公式上所着重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着重在它的民主性上，并把它同社会主义性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又无异表明：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只能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西方开始。我们只能在英国、法国、德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样提出问题，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维主义。这种情况在一九一七年充分暴露出来。当时，革命的任务已经不是预言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了。
　　在革命的现实条件下，站在把民主实行到底而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为时尚早”，这在政治上就是从无产阶级立场退到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民族革命的左翼地位。
　　二月革命，如果把它作为独立的革命来看，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它却出现得过迟了，而且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稳定性。它遭到一些矛盾的破坏，这些矛盾立即表现为两个政权的并存。于是，它就该要么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前奏——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要么处于某种资产阶级寡头制度之下，使俄国落于一个半殖民地的地位。因而对于二月革命以后所面临的时期，可以有两种看法：要么看做是“民主”革命的巩固、发展或完成时期，要么看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抱有第一种看法的，不只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也有我们党内的一部分领导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确实曾经努力尽可能地把民主革命向左推。但是所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却是一样，那就是对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而这种压力又不要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范围。如果这种政策占了上风，我党就掌握不到革命的发展，归根到底，我们所遭到的将是没有党的领导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起义。换句话说，我们所遭到的将是大规模的七月事变，也就是说，不是插曲，而是大失败了。
　　十分明显，这种大失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党的毁灭。这样，意见分歧的整个深刻性也就可以想见了。
　　在革命初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自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就是农民群众在人民中为数的众多和革命本身的不成熟性。正是革命的不成熟性，加以战争所造成的十分特殊的条件，才使得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获得了领导权，或者说最低限度获得了一种形似的领导权，以保卫资产阶级对于政权的历史权利。但这决不是说，俄国革命只能走它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所走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产生，不只是由于阶级关系，而且也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那些临时条件。由于战争，农民才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成为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当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以领导农村群众之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已在被战争激怒起来的农民军队中找到了自然的支柱。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利用达支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的力量来压迫无产阶级，并在初期把它领导起来，因为这股力量曾经是支配一切的。在同样的阶级基础上，革命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进程。战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最好地证明了达一点。一九一四年七月，革命罢工震撼了彼得格勒。事态发展到了公开的巷战。在这次运动中，领导权毫无条件地落到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和公开合法的报刊上。
　　布尔什维主义在与取消派和一般小资产阶级党派直接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尔后，运动的增长，首先就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增长。一九一四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如果局势发展到苏维埃的话——很可能在初期就已经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了。农村的觉醒活动也会在布尔什维克所主持的城市苏维埃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进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革命党人会立即从农村中消失。不是的。农民革命在开始阶段，很可能是在民粹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但是照我们所设想的事件发展情况，民粹派本身就要被迫把自己的左翼推出来，与城市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寻求联合。很明显，在这种场合中，起义的直接结局也将首先决定于与农民有联系的军队的士气和行动。如果没有大战爆发，因而没有在发展的链条上加进一个新的重大环节的话，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的运动能够获得胜利吗?这一点是无法猜测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猜测。但是有许多情况说明，如果胜利的革命是沿着那条以一九一四年七月事变为开端的道路展开的话，那么沙皇政府的推翻，就大半意味着革命的工人苏维埃直接取得政权，而这些苏维埃将通过(在初期!)民粹派左翼，把农民群众引上自己的轨道。
　　战争中断了正在展开的革命运动，推迟了这个运动，可是随后又异乎寻常地加速了它。战争通过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为小资产阶级的党造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果，即创立了一个不仅是社会的、而且也是有组织的基础。要知道，农民的特点，也就正在于他们固然人数众多，但即使当他们具有革命精神的时候，也是难于把他们变成有组织的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党依靠了现成的组织，即军队，就来威胁无产阶级，而且引诱他们走上护国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列宁立即气愤地起来反对“工农民主专政”旧口号的原因，因为它在新的条件下，意味着变布尔什维克党为护国派集团的左翼。列宁认为，主要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护国主义的泥潭中拖出来。只是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在下一阶段成为农村劳动群众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样一来，又该如何看待民主革命呢?或者，更确切—些说，又该如何看待工农民主专政呢?列宁毫不容情地驳斥了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他说，他们“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可悲作用……，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出特点”。“不要向旧公式看齐，而要向新的现实看齐”。列宁问道：“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他回答说：“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努力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4、31页)
　　不错，列宁有时也说过，在二月革命初期，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会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实现到一定程度。这种说法，只有在这些苏维埃掌握了全部政权的情况下才是对的。但是，正如列宁不止一次阐述过的，二月革命时期的苏维埃仅仅实现了一半政权。它们支持了资产阶级政权，对资产阶级施加了半反对派的“压力”。正是它们的这种中间地位，使得它们不能越出工农兵民主联合的范围。从政权的形式来看，这种联合，由于所依靠的不是调整好了的国家关系，而是武装力量和直接的革命监督，因而是趋向专政的。但是没有达到这种专政，而且相距还很远。妥协派苏维埃的不稳定性，也正在于这种工农兵半政权联合中的民主形式的不明确。这些苏维埃要想不趋于消灭，就得真正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然而，它们要夺到政权，不能以各党所代表的工农民主联合的形式去进行，而只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去进行。这个无产阶级处于统一的党的领导之下，并领导着从农民中的半无产阶级起的农民群众。换句话说，工农民主联合只能看成是一种来成熟的、没有取得真正政权的形式，也就是一种倾向，但不是事实。要想进一步向夺取政权的方面发展，就必不可免地应该冲破民主的外壳，使得大多数农民必须跟着工人走，使无产阶级有实现阶级专政的机会，这样，在社会关系完全而十分急进地民主化的同时，就把工人国家对资本主义所有权所实行的纯粹社会主义的侵夺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了。谁在这种条件下还继续坚持“民主专政”的公式，谁就是在事实上放弃了政权，而把革命引向一条死路。
　　其余一切问题所围绕着的一个基本的争论问题是：要不要为政权而斗争?要不要夺取政权?这一点就已经表明，我们那时所面临的不是无关紧要的、观点上的分歧，而是两种具有极大原则意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之一，即基本的倾向，是无产阶级的，并已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另一种倾向是“民主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并且最后使无产阶级政策服从于正在进行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在整个一九一七年中，每当遇到多少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两种倾向总要发生敌对的冲突。恰好在革命的时代，也就是在把党所积蓄的资本用来直接流通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揭开并实际暴露出这种分歧来。这两种倾向还将在所有其它各国的革命时期中不止一次地显露出来，只是程度或深或浅，形式有所差别而已。如果注意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根本之点，把布尔什维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用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种教育、一种锻炼、一种组织；如果把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的一种改良主义的反对派活动，理解为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合法性的迁就，也就是理解为从实际上教育群众承认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可动摇性，那么就会十分明白，甚至在共产党内部，在直接革命时期，当政权问题需要迫切解决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也会极为明显、极为公开、极为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要知道，共产党也并不是从历史熔炉中一下子铸炼出来的。
　　只是到了四月四日，也就是列宁来到彼得格勒以后，夺取政权的任务才对党提了出来。但是，即使从那时候起，党的路线也还未具有完整的、一贯的、人人都无疑义的性质。虽然有了一九一七年四月会议的决议，可是反对革命路线的行动——有时暗地进行，有时公开进行——却一直贯穿着整个准备时期。对于从二月到十月革命巩固时期所发生的意见分歧，从其过程上加以研究，不仅具有特殊的理论上的意义，而且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实际意义。在一九O三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所揭露出来的意见分歧，列宁在一九一O年称之为一种“先期行为”，即预兆。研究这些意见分歧，追本溯源，也就是说一直追溯到一九O三年，甚至再追溯上去，例如追溯到“经济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想使这项研究具有意义，必须把这项研究进行得彻底，并且要研究这种意见分歧受到决定性考验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十月革命的时期。
　　限于现有的篇幅，我们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斗争的所有阶段都加以详尽研究的任务。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的出版物中有关我们党的发展的最重要时期的这个值得惋惜的空白弥补上，哪怕只能弥补一部分空白也好。
　　上面已经说过，意见分歧的中心是政权问题。一般说来，这是一个试金石，通过它可以确定一个革命政党(也不只是革命政党)的性质。与政权问题有密切关联的战争问题，也在这个时期被提出来并且获得了解决。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将根据最主要的纪年标志来进行：推翻沙皇政府以后初期、列宁回国以前党和党报的立场；以列宁提纲为中心的斗争；四月代表会议；七月事变后果；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问题(九月——十月)；“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分歧意见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做出对共产国际其它政党同样也具有意义的结论。

反战反护国主义的斗争

　　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政府的推翻，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跃进。但是，如果只在二月革命范围内来看待二月革命，也就是不把它看成是走向十月革命的一个阶段，那么，它只不过表明俄国已接近于譬如像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法国那种类型。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来也没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也没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而看成是一种“民主主义的”至宝。他们也就根据这一点，建立了革命护国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所保卫的不是某一阶级的统冶，而是“革命”和“民主”。可是，在我们党内，革命的二月变革在初期也造成了政治前景的异常混乱。实际上，《真理报》在三月间对于革命护国主义的立场此对于列宁的立场更接近。
　　我们在一篇社论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当军队彼此对立作战的时候，如果建议其中一方军队放下武器各自回家，那么，这是最荒谬的政策了。这种政策不是什么和平政策，而是奴役政策。自由的人民对这种政策一定是气愤而鄙弃的。不，自由的人民一定要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枪弹还枪弹，以炮弹还炮弹。这是无庸争辩的。我们不应容许任何瓦解革命军事力量的行为”。(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九期《真理报》，社论《不要秘密外交》)这里所说的不是阶级，不是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而是“自由的人民”。不是各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而是自由的人民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想法和说法都是彻头彻尾护国主义的!这篇社论接着又说：“不要瓦解革命的和正在革命化的军队，那空洞的‘打倒战争’也不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目的是迫使它公开地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决然地尽力(!)说服(!)所有交战国立即开始谈判，以商讨停止世界大战的方法。但是在那个时候来到之前，每个人(!)都要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压迫帝国主义政府，以便“劝说”它做好事，这是德国考茨基和累德堡、法国让·龙格、英国麦克唐纳的纲领，但决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这篇社论最后不只“热烈欢迎”彼得格勒苏维埃那篇怨声载道的宣言《告全世界人民书》(这篇宣言完全充满革命护国主义的精神)，而且“高兴地”指出报社赞同彼得格勒两次群众大会作出的显然是护国主义的决议。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其中一项决议是这样讲的，“如果德奥两国的民主派不肯听取我们的呼声(也就是临时政府和妥协派苏维埃的“呼声”。——托洛茨基)，我们就要保卫我们的祖国到最后一滴血”。(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九期《真理报》)
　　引用的这篇社论不是绝无仅有的。恰恰相反，它完全确凿地表明了列宁回国以前镀真理报》的立场。例如，在下一期的社论《论战争》中，虽然对于《告垒世界人民书》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同时却又说：“不能不欢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昨天的告垒世界人民书，因为它号召他们迫使本国政府停止屠杀”。(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期《真理报》)”可是究竟从哪条道路去寻求摆脱战争的出路呢?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出路是压迫临时政府，要求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同上)诸如此类的引文——隐蔽的护国主义的和伪装的妥协主义的——还可以举出不少。正当那个时候，甚至更早一个星期，还没有离开自己苏黎世的小屋的列宁就在自己的《远方来信》(其中大部分根本没有送到《真理报》)里猛烈地抨击了那些对护国主义和妥协主义表示让步的任何暗示。他通过资产阶级报纸电讯的歪曲报道，了解到革命运动的情况。在三月八日(二十一日)他写道：“绝对不容许蒙蔽自己和人民的是：这个政府要继续进行世界战争，这个政府是英国资本家的代言人，它要恢复帝制，它要加强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无产阶级革命》第七(三十)期第299页)随后，在三月十二日，他又写道；“建议这个政府缔结民主和约，那无异乎向妓院鸭母宣传行善积德”。(同上，第243页)正当《真理报》号召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迫使它“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为和平而努力的时候，列宁写道：“建议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尽速缔结真诚的、民主的、睦邻的和约，就等于一个善良的乡村‘神甫’要地主和商人‘按照上帝的意志’生活，慈爱待人，当左边吃了一记耳光时，就让人家再打他右边。”(同上，第244—245页)
　　四月四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第二天，就开始坚决地反对《真理报》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他写道：“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要不可容忍地传布幻想，‘要求’这个资本家政府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政府。”(《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页)妥协派三月十四日发出的受到《真理报》极端恭维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列宁只称之为“怨声载道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更是自然的事了。一方面号召其它国家的人民同本国的银行家决裂，另方面自己却同本国的银行家建立联合政府，这是极端的虚伪。列宁在一篇行动纲领草案中写道：“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向各方面‘逼迫’政府，赞成坚决‘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62页)
　　说不定，乍一看到这种意见，会有人起来反驳。难道一个革命的政党可以不对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施加“压力”吗?当然，不可以。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是改良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不拒绝改良。但是改良的道路对于次要的问题才有用，对于主要问题是不合用的。用改良的道路取不到政权。不能以施加“压力”的方法去迫使资产阶级在与它整个命运有关的问题上改变自己的政策。战争之所以造成了革命的形势，正由于它没有为改良主义的施加“压力”留下余地。要么，就一直跟着资产阶级走，要么，就把群众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以便从它手里夺取政权。在第一种场合下，可以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某一些内政上的好处，条件却是绝对支持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恰好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从战争一开始就公开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也恰好因为这样，真正革命分子才不得不着手创立新的国际。
　　《真理报》的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而是民主护国主义的观点，尽管它的护国主义并不彻底。我们推翻了沙皇政府，我们正在对民主政权施加压力。这个政权必须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如果德国民主派不能相应地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就要保卫“祖国”到最后一滴血。和平的前途并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独立任务提出来的，工人阶级的使命是通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来实现这项任务。因为也没有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实际革命任务提出来。然而，这两件事却是彼此分不开的。

四月代表会议

　　列宁在芬兰车站上所作的关于俄国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演说，对党的许多领导者来说，不啻是一颗炸弹。列宁同那些“完成民主革命”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第一天就开始了。
　　发生尖锐冲突的起因是四月武装示威，在这次示威中曾喊出了“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这种情况使得右翼的个别代表找到了借口，硬说列宁犯了布朗基主义的错误。他们认为，要想推翻当时为苏维埃中大多数所支持的临时政府，好像只有避着大多数劳动者才能办到。从外表来看，这种责难像是不乏说服力的，但在实质上，在列宁的四月政策里，连一点布朗基主义的影子也没有。在列宁看来，整个问题恰好在于：苏维埃还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反映着群众的真实情绪，党以苏维埃中大多数为依据是不是会落空。比原来预计“更左”的四月示威，是一种侦察性的出击。其目的是试探群众的情绪，以及群众同苏维埃中大多数的相互关系。试探所得的结论是：必须进行长时期的准备工作。我们曾看到，列宁在五月初会很严厉地约束喀琅施塔得的人，因为他们冒进了，他们曾声明不承认临时政府……而那些反对为政权而斗争的人，对问题却抱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声诉说：“在第十九期《真理报》上，有的同志(显然是指列宁。——托洛茨基)起先提出来一项推翻临时政府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在这次危机以前就印好了。可是，随后这项口号被取消了，认为它有瓦解作用，认为它是冒险主义的。这表明，我们的同志们在这次危机期间是学到了东西的。现在提出的决议案(就是列宁向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案。——托洛茨基)又犯了这种错误……”这样提出问题，是极其耐人寻味的。列宁在做了试探以后，取消了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但是只把它取消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取消的期间长短，要看群众憎恨妥协派的程度增长快慢而定。可是，反对派则认为这个口号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的暂时退却，一点也没有改变路线的意味。他的出发点并非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他的出发点完全是：群众在今天还不能够推翻临时政府。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工人阶级能在明天推翻临时政府。
　　党的四月代表会议，整个是讨论下面这个基本问题的：我们是要为社会主义变革而去夺取政权，还是去协助(别人)完成民主革命。可惜的是：四月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到现在还没有印出来。可是，要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中，根本没有一次代表大会能像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会议这样对于革命的命运具有非常而直接的作用。
　　列宁的立场是：对护国主义及护国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争取苏维埃中大多数；推翻临时政府；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实行革命的和平政策；实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外世界革命的纲领。我们已经看到，反对派正与此相对立。反对派韵观点是用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方法，来完成民主革命。同时，苏维埃仍旧是“监督”资产阶级政权的机构。由此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对待护国主义的无比妥协的态度。
　　一个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谈到工兵代表苏维埃，就等于谈到我们力量的和政权的组织中心……它的名称就足以表明它是小资产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的联合机构。它还面临着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了，那么，这个联合机构就不可能存在了……而无产阶级就会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这个联合机构……可是，现在我们承认这个苏维埃是力量的组织中心……这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我以为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等到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时候政权就会真正转到无产阶级的手里”(加米涅夫同志的发言)。
　　这种说法的无可救药的公式主义，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掌握政权的人不改换，“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日子永远也不会来到。上面所引用的发言漠视了革命的阶级核心：不是根据阶级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来安排党的任务，而是根据革命的形式上的定义，也就是根据究竟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安排任务的。他们的见解是：我们应该同小资产阶级联合一起，来监督资产阶级政权，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为止。这个公式显然是孟什维主义的。学究式地用革命的名称(“资产阶级”革命)来限制革命的任务，那就必然会采取监督临时政府的政策，会要求临时政府提出不兼并的和平纲领等等。所谓完成民主革命，就是意味着通过立宪会议实行一系列的改良。同时，使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中处于左翼的地位。既然对现实内容作了这样的理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完全失掉了实际内容。也属于反对派的已故的诺根，他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对于这个问题说得最冠冕堂皇、最彻底、也最周到：“苏维埃的最重要职能将在发展过程中消失。一系列行政方面的职务要移交给市政机关、地方自治局等等机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今后国家建设的发展，那么，我们不能否认，立宪会议是会开起来的，随着还要召开议会……这样一来，苏维埃的最重要职能就逐渐消失。但这不是说，苏维埃可耻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它只是移交职务。有这个苏维埃，我们就建立不起来共和国公社”。
　　最后，第三个反对派的人物，从俄国没有准备好实行社会主义这个观点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能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吗?俄国在欧洲来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度。指望群众同情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党既然抱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它就只能变成一个宣传的小组。对于社会革命的推动必须从西方来”。接着他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太阳从什么地方升起来呢?我以为，根据一切条件，根据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权不属于我们。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没有这种客观条件。而在西方这个问题就能够提出来，大致就像我们能提出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一样”。
　　并非所有反对列宁观点的人都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做出了诺根那样的结论。但是，他们由于事物的逻辑发展，在几个月以后，即在十月革命前夕，都不得不接受了这种结论。要么就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要么就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做反对派——当时在我们党内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十分明显，第二种立场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立场。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孟什维克不得不在二月革命以后取消的那个立场。在事实上，好多年来，孟什维主义啄木鸟就老在唠叨什么未来革命将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府只能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不能担负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任务，而应该保持反对派的地位来“推动资产阶级向左倾”。马尔丁诺夫对这个问题发挥得深刻到令人厌烦的地步。一当一九一七年资产阶级革命来临，孟什维克很快就加入了政府。在他们全部“原则的”立场中所剩下来的，只有无产阶级不能染指政权这一个政治结论了。但是，很显然，布尔什维克里面，那些揭发孟什维克入阁的主张而同时自己又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人，事实上也走上了孟什维克在革命以前所采取的立场。
　　革命使得政治势力向两个方向发展：右派成了立宪民主党人，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成了共和派。这是形式上的向左转，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党派，这是向右转。资产阶级社会企图以这样的手段来为自己建立一套保持政权、促进稳定和维护秩序的新骨架。但是同时，正如孟什维克从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到庸俗的社会主义立场一样，布尔什维克右翼也转到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场，也就是孟什维克昨天的立场。
　　在战争问题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力量变化离合的情况。资产阶级除了少数的学究之外，都在有声无气地嘶叫不兼并不赔款。可是，不兼并的希望已经很小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_齐美尔瓦尔得派虽然责难过法国社会主义者不该保卫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祖国，可是一当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有了地位，就立即成了护国派。他们是从泊极的国际主义立场转上了积极的爱国主义立场。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右翼却采取了洧极的国际主义立场，也就是为了民主和平，为了“不兼并，不赔款”而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破灭了，进而分化为两种相反的观点：以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的保留条件为掩饰的民主观点和社会革命观点，后者或称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也就是列宁的观点。

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

　　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给了党一个在原则上正确的立场。但是，这些决议并没有消灭党内上层的意见分歧。恰恰相反，随着局势的进展，这些分歧意见反而进一步采取了更为具体的形式，并且在革命的最严重的时机中，也就是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达到了极为尖锐的地步。
　　依照列宁的动议，企图在六月十日举行示威。这个企图受到那些原来就不满意四月示威的同志们的非难，说这是冒险主义。由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禁止，六月十日的示威未能举行。但是到了六月十八日，党却得到了报复的机会：由于妥协派相当粗心而发起的彼得格勒总示威，几乎完全是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下举行的。但是，政府也企图占上风：在前?上开始了一个很轻率而愚蠢的进攻。这是个紧急关头。列宁警告党不要轻举妄动。六月二十一日，他在《真理报》上写道：“同志们，现在发动是不适宜的。现在，我们不得不度过我们革命中整整一个新的阶段”。(《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一版，第十四卷第一部第276页)但是七月事变到来了，这是革命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党内争论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七月运动中，彼得格勒群众自动的出击起了决定的作用。然而，毫无疑义，列宁在七月里曾经反问过自己：是不是时机已经到来了?群众的情绪是不是超过了自己的苏维埃上层建筑?沉醉于苏维埃合法地位的我们，会不会有落于群众情绪之后的危险，会不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很可能在七月事变期间，个别的纯军事行动是根据一些同志的动议去搞的，这些同志诚实地认为他们并没有违背列宁对时局的估计。列宁后来说过：“在七月里，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蠢事”。不过，在实质上，这一次也只是在运动的新的而且更高的阶段上进行一种新的而且是更为广泛的试探罢了。我们不得不退却，而且退却得很厉害。党既然准备举行起义和夺取政权，所以它和列宁一起，认为七月发动仅仅是一个插曲。在这个插曲中，我们为了深入地试探自己和敌人的力量，固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是这个插曲却不能改变我们行动的总路线。恰恰相反，那些对夺取政权的政策抱反对态度的同志们，必然认为七月插曲是一个有害的冒险。党内右派分子越发活跃起来。他们的批评更强硬了。反驳的口气也与此相适应地改变了。列宁写道：“所有这些叫苦、这些议论(说“不应当”使群众完全正当的不满和愤怒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不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出的背弃革命的言论，就是小资产者惊慌失措的一般表现”。(《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194页)当时用了“背弃”这个字眼，表现出意见分歧具有悲剧性质。后来，这个不吉利的字眼就愈来愈常见了。对于政权问题和战争问题的机会主义态度，显然也决定了对于国际的相应的态度。右派曾经企图吸引党去参加社会爱国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代表会议。列宁在八月十六日写道：“八月六日加米涅夫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特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不能不引起忠实于自己的党、自己的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击。”(同上，第23l页)随后，当谈到什么在斯德哥尔摩上空开始飘扬起革命的大旗这句话时，列宁又写道：“这是充满了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精神的最空洞的豪言壮语。这是弥天大谎。不是革命的旗帜，而是勾结、妥协的旗帜，是赦免社会帝国主义者、让银行家谈判瓜分割地的旗帜，——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旗帜在斯德哥尔摩上空开始飘扬”。(同上，第233页)
　　到斯德哥尔摩去的道路，实质上是到第二国际去的道路，正如参加预备议会是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去的道路一样。列宁主张抵制斯德哥尔摩会议，正如后来主张抵制预备议会一样。在斗争的烈火中，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建立新的共产国际的任务。
　　早在四月十日，列宁就已经提出了改换党的名称的主张。他对于所有反对改换新名称的意见一一加以驳斥：“这种理由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苟且的理由。”他坚持地说：“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衬衫、穿起整洁的外衣的时候了”。(《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66页)尽管如此，党内上层的反对依然很强烈。结果，又花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党才决定了改换新的名称，回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上去，而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整个俄国都脱掉了资产阶级统治这件肮脏的衬衫，列宁在整个一九一七年中的作用，在这一段改换党的名称的经过中得到极鲜明的表现。在最急剧的历史转折点上，他始终在党内进行紧张的斗争，为了明天而反对昨天。在“传统”的旗帜的掩护下进行反抗的昨天，其反抗有时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
　　使局势产生对我们有利的急剧转变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暂时缓和了党内的意见分歧。但只是缓和，却没有消灭。在那些日子里，在右翼中出现一种倾向，就是要在保卫革命、特别是保卫祖国的基础上，同苏维埃中大多数接近。列宁于九月初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谈到这件事：“我深信，滚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上去的人 [1] 或堕落到同社会革命党人联盟、支持临时政府的人(像另外几个布尔什维克)，都陷入了无原则的泥坑。这是非常错误的，这是毫无原则的。只有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我们才能成为护国派。”随后又说：“就是现在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克伦斯基政府。支持这个政府是无原则的。有人问：难道不打科尔尼洛夫了吗?当然要打!但这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界限；有些布尔什维克越出了这个界限，因而陷入了‘妥协主义’的泥坑，被事变的急流冲走了。”(《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277-278页)
　　意见分歧发展的次一阶段是民主会议(九月十四到二十二日)和由这个会议产生的预备议会(十月七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任务是：用苏维埃的合法地位去拘束布尔什维克，然后轻而易举地把这种合法地位转变为资产阶级议会的合法地位。右派是欢迎这种做法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听到过，他们是怎样描画革命的未来发展的：苏维埃逐渐把自己的职务移交给相应的机构——移交给杜马、地方自治局、职工会，最后是立宪会议，从而退出舞台。通过预备议会这条道路，就会把群众的政治思想从正在结束自己生命的“临时”机构苏维埃引开，而导至作为民主革命的具体完成的立宪会议。可是，那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是多数。我们在军队中的影响，不是天天地，而是时时地在增长。当时，已经不是预想的问题，已经不是前途的问题，而干脆是选择明天道路的问题。
　　完全筋疲力尽的妥协派，在民主会议上的行径是毫不足惜的卑鄙行为的表现。同时，我们所提出的以示威形式退出民主会议这个显然是极其龌龊的地方的建议，遭到当时在上层依然有势力的党团中右派分子的坚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成了抵制预备议会斗争的前奏。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民主会议以后，列宁写道：“布尔什维克为了不落入圈套，不让人们用这次会议来转移人民对重大问题的注意，本来应当采取抗议的形式退出会议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31页)
　　民主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抵制预备议会问题上的辩论，尽管主题本身比较狭小，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实质上，这是右派的一种最广泛的、而且从外表来看很得手的把戏，企图把党转到“完成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去。看来，这次辩论没有作速记记录至少是没有把记录保存下来。据我所知，直到现在，连秘书的记事也没有发现过。本书的编辑在我个人的文件中找到一些极不完全的资料。加米涅夫同志发挥了一种论证，后来这种论证构成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给党组织的那封著名的信(十月十一日发出的)的内容，其措词则更为尖锐和明确。诺根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最原则的：抵制预备议会是号召起义，也就是重演七月事变。有些同志则以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策略的一般理由做为出发点。他们大致是说：“没有人敢于提议抵制议会，但是有人向我们提议抵制同样的机关，仅仅是因为它的名称是预备议会罢了。”
　　右派的基本观点在于：革命必不可免地要从苏维埃引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而“议会”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自然环节。我们既然要在议会中占据左方的议席，我们就没有道理拒绝参加预备议会。要完成民主革命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可是怎样准备呢?就是经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所学校。要知道，先进的国家要显示给落后的国家以后者未来发展的样式。据他们设想，推翻沙皇政府要用革命手段，事实发生经过也正是如此；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却要在完成了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议会。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必须经过一段延续许多年的民主制度。为了参加预备议会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使工人运动“西欧化”、尽快把工人运动纳入民主的“争取政权斗争”的轨道即社会民主党的轨道的斗争。民主会议中的党团，其人数在百名以上，与党的代表大会毫无不同之处，尤其是在那些日子里。党团中的大半都表示赞成参加预备议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担心了，而从那个时候起，列宁也就当真不断地敲起警钟来。
　　在民主会议期间，列宁写道：“我们如果把民主会议当作议会看待，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就成了不可救药的议会迷。因为，即使民主会议宣称自己为议会，宣布自己为拥有最高权力的革命议会，它还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只能在民主会议外面，只能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区内解决。”(《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7页)从列宁的许多讲话中，尤其是从他九月二十九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是怎样来估价参加或不参加预备议会的意义的。他在信里指出“可耻地决定参加预备议会，是布尔什维克极严重的错误”。在他看来，这种决定依然是那些民主幻想和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而他正是在反对达两种表现的斗争中，发挥了并磨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说什么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必须经过一段许多年的时间，这是不对的。说什么议会制度学校是准备夺取政权之唯一的或基本的或必经的学校，这是不对的。说什么取得玫权的道路一定要经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这些说法都是纯粹的抽象词句，都是学究式的死套子，它们的政治作用只有一个：束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手脚，并利用“民主的”国家机器，使它成为资产阶级的反对派的政治影子，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不能按照学究式的死套子指导无产阶级政策，而应该根据阶级斗争的现实道路。不应参加预备议会，而应组织起义并夺取政权。其余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列宁甚至会提议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提出抵制预备议会作为政纲。自此以后，所有他的书信和论文都集中于一点：决不通过预备议会去做妥协派的“革命”尾巴，而要走到街上去，为夺取政权面斗争!

十月变革前后

　　召开紧急代表大会的必要没有了。列宁的压力保证中央委员会和预备议会党团中的势力产生了必要的左倾。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与政府之间由于把一部分带有布尔什维克情绪的卫戍部队调往前?的问题而发生了冲突。十月十六日，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个合法的苏维埃起义机关。党内的右翼企图牵制事态的发展。党内不同倾向的斗争，正如国内阶级斗争一样，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右派的立场最充分地并且最根本地表现在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署名的那封《论时局》的信里。这封信是在十月十一日即在革命前两个星期写好的，并且分发给了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信中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这封信警告人们不要低估敌人的力量，其实这封信却非常奇怪地低估了革命的力量，甚至否认群众有战斗情绪(是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两个星期啊!)。信里说：“我们十分深信，目前宣布武装起义，这不只是拿我们党的命运作孤注一掷，而且也是拿俄国革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可是，如果不起义，也不夺取政权，那该怎么办呢?这封信也十分明白而确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军队、通过工人拿起手枪对准着资产阶级的脑袋。”可是，资产阶级不会由于这支手枪而去取消立宪会议呀。信里又说：“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我们党的机会是很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在增长……只要政策正确，我们能在立宪会议中得到三分之一或许更多的席位。”这样看来，这封信就公开采取了在资产阶级立宪会议中起“有影响的”反对派作用的路线。这种纯粹社会民主党的路线，似乎是用下面的道理来加以掩饰的：“苏维埃已经根深蒂固，不会被取消……立宪会议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也只能依靠苏维埃。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所要走向的一种配合型的国家机关。”为了说明右派的整个路线，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立宪会议加苏维埃的“配合的”国家机关的理论，在一年半或两年之后，又被德国的鲁道尔夫·希法亭重加运用了，因为他也是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位奥地利德国的机会主义者不晓得自己原来是个剽窃者。
　　《论时局》这封信不认为俄国大多数人民已经拥护我们。它用纯粹议会的观点来估价这种大多数。信里说：“俄国大多数工人拥护我们，绝大部分兵士也拥护我们。可是，所有其余的人都成问题。比如，我们大家都深信，如果现在情况发展到选举立宪会议，那么，农民中大多数将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偶然的吗?”这种问题提法中有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错误，其原因是由于不了解农民可以有重大的革命利益，并且极为迫切地要求加以满足，但农民却不能有独立的政治立场：他们要么通过资产阶级代理人——社会革命党去投资产阶级的票，要么就真正靠拢无产阶级。这两种可能之中，哪一种能实现，正好是决定于我们所采取的玫策。假使我们加入预备议会，以便在立宪会议中产生反对派的影响(“三分之一或许更多的席位”)，那么，我们就会几乎是机械地把农民放在那种地位上，即使得他们必然要通过立宪会议的道路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满足，因而也就不是通过反对派，而是通过立宪会议中的多数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满足。与此相反，假使无产阶级夺到政权，就会立刻为农民反对地主和官吏的斗争造成一种革命局势。如果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流行的字眼来说，那么，这封信既低估了同时又过高估计了农民：低估了的是他们的革命可能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而过高估计了的则是他们的政治独立性。这种同时低估又过高估计农民的双重错误，也是由于低估了本阶级和他的党，也就是用社会民主党的眼光来看待无产阶级。这里丝毫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所有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归根结底，都是错误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可能性。这封信反对夺取政权，并以革命战争的前景来吓唬党。信里说：“士兵群众支持我们，不是为了战争的口号，而是为了和平的口号……假定我们现在独自夺到政权以后，由于整个世界局势而必须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土兵群众就要离开我们。诚然，一部分优秀的青年土兵会和我们留在一道。但是，士兵群众是要离开我们的。”这一论断极值得注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张签订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基本理由。然而，这些理由在这里却是拿来反对夺取政权的。显而易见，《论时局》这封信所表现的立场，使那些拥护这封信里的观点的人非常轻易地接受了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我们在这里还要重复一下我们曾经在其它地方关于这问题所讲过的话：表现列宁政治天才的，不是孤立地来看待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暂时屈服，而是要把十月革命与布雷斯特结合起来看。这一点不要忘记。
　　工人阶级是在始终认为敌人比自己占优势这种意识中进行斗争并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表现出来。敌人手里有财富、政权、一切思想压迫手段和一切镇压工具。经常认为敌人此我们占优势，这是准备时期革命政党的整个生活和工作的组成部分。每次，由于行动的不慎或时机未到所造成的后果，都会最无情地使我们联想到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认为敌人比我们强的习惯，现在正在变成胜利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资产阶级今天的软弱，似乎为他昨天的强大所掩没了。“你们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所有反对武装起义的派别分子都是这样认为的。在胜利前两个星期，我们的一些反对起义的人写道：“凡是不愿意空口侈谈起义的人，必须冷静地权衡一下起义的得失。在这里，我们认为有责任指出，在当前时机中，最有害的是低估敌人的力量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要比他们所显露出来的大。彼得格勒起着决定作用。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敌人正是在彼得格勒聚积有庞大的力量：五千名士官生，他们武装精良、组织严密，他们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甘心而且善于作战；又有司令部，又有突击队，又有哥萨克，又有很大一部分卫戍部队，又有以扇形配置在彼得格勒四周的很大一部分炮兵。另外，敌人一定要借助利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法把军队从前?调回来。”(《论时局》)
　　既然在国内战争中问题不在于简单地计算军队的营数，而在于预先估计他们的觉悟程度，那么，不言而喻，上面那种计算永远也不会十分可靠和确实的。甚至连列宁也认为敌人在彼得格勒力量强大，因而提议从莫斯科开始起义。据他预计，起义可以在莫斯科不流血地进行。这种个别的预计错误，即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下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比较正确的是：应该根据比较不顺利的情况来决定方针。可是，我们在当前场合下要注意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敌人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条件下，有人却很奇怪地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完全歪曲了各种比例。
　　正如德国的经验所表明，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当起义的口号对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来说，主要(即使不说非常)具有宣传鼓动意义的时候，他们干脆就忽视了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个问题(国防军、法西斯队伍、警察)。他们以为，不断增长的革命潮流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军事问题。可是，一当起义的任务被提到他们面前并急待解决的时候，那些本来认为敌人武装力量似乎不存在的同志们，又立即走入另一个极端：他们相信了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一切数字，仔细地把它们同国防军和警察的兵力加在一起，然后把总数四舍五入地算成整数(达五十万以上)，结果就变成一支全付武装、实力雄厚的军队，完全足以打败他们本身的努力。德国的反革命力量此我们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半科尔尼洛夫分子无疑要大得多。最低限度，在组织上和训练上也要强一些。可是，德国革命的积极力量也与我们的不同。在德国居民中，无产阶级占压倒的多数。在我们这里，问题决定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如此。在德国，则有好几十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中心点同时发动起义。从这一点来看，敌人的武装力量完全不像四舍五入的计数结果那样可怕。无论如何，应该坚决地驳斥那种别有用心的计算，为了证明导致失败的政策之正确，这种计算在德国的十月失败之后是一直在进行的。在这方面，我们俄国的实例具有突出的意义：我们在彼得格勒没有经过流血而赢得胜利前两个星期——我们本可以提前两个星期赢得这个胜利的——，党内有经验的政治家就认为，与我们敌对的有甘心而且善于作战的土官生，有突击队员，有哥萨克，有很大一部分卫戍部队，有配置成扇形的炮兵，有从前?调回来的军队。而在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现在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设想：反对起义的人在党内和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取得了胜利。指挥机关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不是列宁向全党控诉了中央委员会，指出它打算做些什么，而且指出它无疑会做得很如意，那么革命早就注定失败了。可是，要知道，并不是每个党在相应的条件下都能有一位列宁啊……不难设想，如果反对战斗的路线在中央委员会里占了上风，历史又会怎样写呢。官方的历史家自然要这样来描写史实：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起义完完全全是一桩蠢事，而且会给读者写出一堆关于士官生、哥萨克、突击队员、配置成扇形的炮兵、从前?调回来的军团等等骇人听闻的统计数字。这些兵力，不经起义的烈火检验，看上去要此实际可怕得多。这就是每个革命者必须铭记在心的一条教训。
　　在九到十月间，列宁之所以坚决地、不倦地、不放松地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是由于他经常担心我们会放过时机。右派回答说：这是多虑，我们的影响将一再增长。谁对呢?而且，放过时机又是意味什么呢?在这里，我们要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对革命道路和方法的积极的、富有战略性的、完全实际的估计，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对革命道路和方法的完全浸透了宿命论精绅的估计是极其分明地相冲突的。放过时机是意味着什么呢?显然，在力量对此变得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候，才是起义最有利的局势。这里所指的自然是意识方面的、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力量对此，而并非指经济基础，因为，在整个革命时期，基础可以看成是多少固定不变的。在同一个经济基础之上，在社会的同样的阶级分化情况下，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以下列各种因素为转移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他们的幻想的破灭；他们的政治经验的积累；中间阶级和集团对国家政权信任心的动摇；以及国家政权自信心的减弱。在革命中这都是一些瞬息万变的过程。全部策略艺术正在于抓住那个各种条件配合得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科尔尼洛夫叛乱完全准备了这些条件。对苏维埃中占多数地位的各党失掉信任的群众，亲眼看出了反革命的危险。他们认为，现在该当由布尔什维克去寻找时局的出路了。国家政权的自然垮台也好，群众对布尔什维克的急迫而有所要求的自发信任也好，都是不能经久的。危机必须解决，不是向这方面解决，就是向那方面解决。列宁一再说：现在不夺取，那就永远夺取不到!右派对这一点提出反驳说：“……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问题，用‘现在不夺取，那就永远夺取不到’这种提法，是严重的历史错误。不!无产阶级的党将要增长，它的纲领将为愈来愈广泛的群众所了解……它只能用一种方法断送自己的成就，那就是在当前情况下起义……我们要对这种危险的政策提出警告。”(《论时局》)
　　这种宿命论的乐观主义需要极其细致地加以研究。它既不是一个民族所专有的，也不是某个个人所独具的。刚好在去年，我们在德国也看到了同样的倾向。实质上，在这个等待主义的宿命论下面隐藏着犹豫不决甚至是行动无能，只不过用下面这种安慰人的预言作掩饰而已：我们的影响会愈来愈大，愈往后我们的力量就愈增强。这是最要不得的蒙混!革命政党的力量只增长到一定的时刻，在此以后，过程就会转到与群众希望正相反的方向去。由于党的消极被动，群众就会变为失望。可是敌人在这当口就会从惊慌失措之中稳定下来，并且会利用群众的失望情绪。一九二三年十月里，我们在德国看到了这种起决定作用的转折。一九一七年秋天，在我们俄国，距离这种转折也并不很远。可能，再放过几个星期，就完全可以产生这种转折。列宁说得对：“现在不夺取，那就永远夺取不到!”
　　起义的反对者，搬出了自己一条最后的、也是最有劲头的道理：“但是决定性的问题在于：首都的工人和土兵是否真正有那样的情绪，即认为只有巷战才是唯一的出路，因而主动地冲向街道。不是的，没有这样的情绪……假设首都广大的贫苦群众当真富有冲向街道的战斗情绪，那么，就会保证他们所发动的起义能把那些最大的最重要然而我党的影响在那里面却是薄弱的组织(铁路工会和邮电工会等等)带动起来。可是，正由于哪怕是在工厂和兵营里也没有这样的情绪，所以，要在这上面打什么算盘，那就是自欺。”(《论时局》)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德国党的同志们，他们正是以群众不愿战斗为借口来解释去年的不战而退的，那么，上面这几句写于十月十一日的话就具有非常而十分迫切的意义了。不错，问题的关键正在于：一般说来，起义的胜利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最有保证，即群众可能取得足够的经验，不至于轻率地投入战斗，并且能够等待和要求坚决的有本领的战斗领导。
　　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工人群众，至少是他们的领导阶层，根据四月示威，七月事变和科尔尼洛夫的经验，已经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今后不再是个别的、自发的抗议的问题，不再是试探的问题，而是进行决定性的起义以夺取政权的问题。群众的情绪将与此相适应地更为集中，更为敏锐，更为深刻。从兴奋的、充满幻想的自发状态转到更为敏锐的自觉状态，要产生必不可觅的革命的意外阻碍。群众情绪中这种进步性的危机，只能以党的相应的政策来克服，这首先就是指党真正去准备无产阶级的起义并且善于加以领导。与此相反的是，党长期进行了革命宣传鼓动，使群众摆脱了妥协派的影响，但是，尔后党由于这些群众的信任而被拥到应有的地位的时候，却开始动摇起来，借辞推诿，卖弄狡猾并且彳亍等待。这样的党会麻痹群众的积极性，使群众失望和瓦解，从而把革命断送掉，可是它却为自己找好借口，在失败之后把责任都推到群众不够积极上面去。《论时局》这封信正是要使人走上这一条道路。幸而我们的党在列宁的颉导下坚决消灭了党内上层的这种情绪。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党才胜利地完成了革命。

　　

　　现在，我们说明了与准备十月革命有关的一些政治问题的实质，并且尽量阐述了在这种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分歧意见的基本意义，然后我们还要哪怕是简略地讲一下最后几个星期中，也就是决定性的几个星期中，党内斗争最重要的因素。
　　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十月十一日，把上面分析过的那封信《论时局》分发给了党的最重要的组织。十月十八日，也就是革命前一个星期，在《新生活报》上刊出了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信里说：“不只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而且还有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也都认为，在当前时机中，在当前力量对比中，不顾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在它开会的前几天来发起武装起义，这是一个不能容许的置无产阶级和革命于死地的步骤。”(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第一五六期《新生活报》)十月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十一月四日，有些负责的工作人员退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并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式的要求：由苏维埃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他们写道：“……不这样，那就只有一条路了：用政治恐怖手段来保持纯粹布尔什维主义政府。”当时，在另一份文件里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对中央委员会这项毁灭自己的政策负责。这项政策违反绝大部分无产阶级和士兵的意志，因为工人和士兵都渴望尽快停止民主派各个部分之间的流血。因此，我们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以便有权公开对工人和士兵说明自己的意见，并号召他们拥护我们的口号：‘苏维埃各党派组成的政府万岁!立即在这种条件下妥协!’”(《十月革命》——《革命档案》，一九一七年，第407—410页)可见，那些本来把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看成冒险而加以反对的人，在起义胜利完成后又主张把政权交还给那些无产阶级与之进行了斗争才夺取到政权的党派。到底为什么胜利了的布尔什维克党一定要把政权交还给——他们所谈的正是交还政权问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呢?反对派对这一点的回答是：“我们认为，组成这样的政府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防止今后流血，防止即将来临的饥饿，防止卡列金之流扑灭革命，保证在规定期间召开立宪会议，并切实执行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纲烦。”(《十月革命》——《革命档案》，一九一七年，第407—410页)换句话说，他们的用意是要通过苏维埃的大门，寻求通往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如果革命拒绝通过预备议会进行，而为自己打通了一条经过十月革命的道路，那么，反对派所制定的任务就是要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协助下把革命从专政下解救出来，而把它引上资产阶级制度的道路。目的不是别的，正是要取消十月革命。自然，在这种条件下是谈不到妥协的。
　　在第二天，十一月五日，又公布了一封同样方针的信：“当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违反理智、不顾自然趋势、不肯承认客观条件的时候，我为了维护党的纪律，不甘缄默，因为这些客观条件正迫使我们在崩溃的威胁下，去同所有社会主义党派妥协……为了维护党的纪律，我不能陷入个人迷信，也不能以某人是否参加内阁来决定是否在政治上同那些支持我们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党派妥协，并且不能为此再延长哪怕是一分钟的流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第二O四期《工人报》)最后，写信的人(罗佐夫斯基)提出，必须争取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下面这一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还是不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或者，它将完全走上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道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第二O四期《工人报》)
　　局势真的像是无望了。不仅资产阶级和地主，不仅那些还掌握有许多上层组织(全饿铁路员工工会委员会、军队委员会、国家职员等)的所谓“革命民主派”，甚至还有我们党内一些极有影响的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委员，也都大声疾呼地谴责党要想继续掌握政权以实现自己的纲领的企图。可是，我们却要说：如果只从表面上而不深入去观察，那么，局势可能被看成是绝望的。应该如何办呢?接受反对派的要求，等于取消十月革命。既有今日，当初又何必去完成它呢。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依靠群众的革命意志前进。十一月七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我党中央委员会有决定意义的声明。这项声明是列宁写的。它充满真实的革命热诚。它的内容明白、简炼而确切。它是写给党员群众看的。这项声明打消了任何一种对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今后政策所抱的怀疑情绪：“让一切信念不坚定的分子，一切动摇分子，一切怀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资产阶级吓倒，被资产阶级直接间接的帮手的叫喊吓倒的分子去惭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它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动摇。我们的党团结得像一个人，屹立不动捍卫着苏维埃政权，捍卫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七日)第一八二期(第一一三期)《真理报》)
　　最尖锐的党内危机被克服了，但是内部斗争还依然没有停止。斗争的路线仍旧未变。但是斗争的政治意义却愈来愈小了。关于这一点，十二月十二日乌里茨基在我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召开立宪会议的报告，就是一个非常有兴味的证明。他说：“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并不新鲜。这还是早先在起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条路线。现在，有些同志把立宪会议看成是一种应该用以完成革命的手段。他们抱着循规蹈矩的态度，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该背礼等等。他们反对那些担任立宪会议议员的布尔什维克去监督会议的召集工作、力量对此等等。他们纯粹从形式上看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可以利用从这种监督得来的资料去剁明立宪会议周围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才可以确定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现在我们所持的观点，是为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可是，那些为数无几的同志却以为我们是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又应该以立宪会议来完成。”
　　立宪会议的解散，不仅可以看做是俄国历史中一个大的段落的告成，而且也要看做是我们党史上一个相当大的段落的告成。无产阶级的党在克服了党内的反抗以后，不仅掌握了政权，而且把政权保持在自己的手里。

十月起义和苏维埃的“合法地位”

　　在九月里，在民主会议期间，列宁要求直接转入起义。他说：“既然要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末同时我们就应当不放过一分钟，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巴甫洛要塞，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的官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而不让敌人向市中心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我们应当动员武装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战，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旁边，用电话把它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等等联系起来。当然，这不过是大概地谈谈，以说明在目前这个时期不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忠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9—10页)
　　这样提出问题，原是预计通过党的途径并以党的名义来准备和完成起义的，以便随后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总结这项胜利。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这项建议。起义被引上苏维埃的道路，而且在宣传上把它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这次发生的意见分歧需要详细阐明，然后这次意见分歧自然就不会落于原则问题的范围，而属手纯粹技术问题的范围，尽管这技术问题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前面已经谈过，列宁对于拖延起义是十分担心的。由于党的上层曾经表现过动摇，所以那种在形式上把革命同即将举行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的宣传，在列宁看来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延期，一种对犹豫不决态度的让步，一种对犹豫不决分子的让步，一种对时机的放过，一种直接的罪行。从九月底起，列宁就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
　　九月二十九日，列宁写道：“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上层中，存在着一种倾向或一种意见，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举行暴动。必须打倒这种倾向和意见”。十月初，列宁写道：“拖延是一种罪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一种玩弄形式的儿戏，是一种玩弄形式的恶作剧，是背叛革命”。十月八日列宁在为彼得格勒代表会议所写的提纲中说：“必须反对对宪政抱幻想，必须反对对苏维埃代表大会抱希望，必须放弃必须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那种成见”，等等。最后，十月二十四日，列宁写道：“现在再拖延暴动，已经真正等于死亡，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接着他又写道：“历史将不宽恕那些革命者拖延时机，他们本来可以在今天赢得胜利(而且他们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可是却去冒明天失掉许多良好条件的危险，冒失掉一切的危险。”
　　所有这些信件，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在革命的钢砧上锤炼出来的，对于说明列宁和估计时机具有特殊的意义。贯穿这些信件的基本思想就是不满、反对、愤恨那种对待革命的宿命论的、等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态度，那种把革命看成为没完没了的事情的态度。如果一般地说时间是政治的重要因素，那么，时间在战争中和革命中的作用将增长百倍。可以在今天做的事就完全不广定也都可以在明天做。今天可以起义、打倒敌人、夺取政权，而明天就会不可以。要知道，夺取政权就是扭转历史的舵把。有人会问：难道这种行动可以决定于二十四小时这样一段时间吗?是的，可以的。当局势已发展到武装起义的时候，行动就已经再不能用政治的长尺来衡量，而是要用战争的短尺来衡量了。放过几个星期，几天，有时甚至一天，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等于出卖革命，等于投降。如果列宁不这样担心，不施加这种压力；不提出这种批评，不这样激烈地并具有革命热诚地对一些人表示不信任，那么，党或许就不能在决定性的时机中整顿好自己的阵?，因为当时党内上层的反抗非常剧烈，而司令部在战争中、尤其是在国内战争中是起很大作用的。
　　但同时十分明显的是：在准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掩护下，并且在保卫这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来准备和举行起义却给我们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优越性。自从我们彼得格勒苏维埃拒绝执行克伦斯基关于把三分之二卫戍部队调往前?的命令时起，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武装起义状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未能估计到这件事实的全部意义。据我的记忆，在他当时所有的文件中，对于这种情况就没有提到一个字。可是，当我们反对调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十月十六日)，向所有部队和机关派出自己的委员，从而不仅完全孤立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也完全孤立了政府的时候，十月二十五日起义的结局已经预先决定了至少四分之三。实质上，我们当时进行的就是武装起义，这是彼得格勒团队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尽管是不流血的)，它是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并且在准备保卫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进行的，而这次代表大会正应该决定关于政权的命运的问题。列宁之所以建议在莫斯科开始起义，以及据他的估计在那里可以保证不流血而赢得胜利，正是由于他当时处于地下，没有可能估计到自从十月中旬最初几天首都卫戍部队“平静地”起义以后，所有士官和军官已经不只在情绪上，而且也在组织关系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自从营队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拒绝离开首都而且当真没有离开的时候起，我们在首都的起义已经取得了胜利，只不过上面还稍微留着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形式的残余罢了。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正是因为这个原故它进行得才很顺利。与此相反，在莫斯科进行的斗争则具有较为持久和流血的性质，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已经建起了人民委员会的权力。十分明显，假定在彼得格勒革命以前，就先在莫斯科开始起义，那么，这个起义必不可免地将具有更为持久的性质，而且它的结局也是极其没有把握的。可是，要知道，莫斯科的失败势将严重地影响彼得格勒。当然，即使走这条路也决不是完全没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起义实际上所走的那条路，却是更经济得多，更有利得多，更成功得多。
　　我们之所以有可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只不过因为“平静的”、几乎是“合法的”武装起义——至少是在彼得格勒——已经即使不是十分之九地、也是四分之三地既成事实了。我们把这次起义称为“合法的”，是指它是从两个政权并存的“正常”条件中产生的。当妥协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苏维埃检查或纠正政府决议的事。这种做法，似乎成了以克伦斯基苛政之名写入史册的那个制度的宪法中的一项规定。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掌握政权以后，只是继续了并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方式。我们主动地检查了关于调走卫戍部队的命令。这样一来，我们就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已经形成了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
　　我们没有用苏维埃宪法的幻想去麻痹群众。因为我们是在争取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把革命军队争取过来，并在组织上把他们巩固起来的。同时，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敌人——妥协派引入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圈套，而且其效果比预期的更大。在政治上、特别是在革命中使用诡计，总是危险的。说不定骗不了敌人反而使跟着你走的群众堕入迷途。我们那次的“诡计”，却是百分之百地成功了。这是由于这个诡计并不是一些要避免国内战争的自作聪明的战略家们故意想出来的。这个诡计是妥协主义制度解体的条件自然造成的，是妥协主义制度的一些极严重的矛盾自然造成的。临时政府想把卫戍部队调开，兵士却不愿意到前才去。我们使这种自然的不愿情绪带上政治色彩、具有革命目的并披上“合法”外衣。这样，我们就保证了卫戍部队内部非常一致，并且把卫戍部队同彼得格勒的工人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我们的敌人由于处境濒于绝望、思想陷于混乱反而情愿把苏维埃的外衣看做是真情实况。既然他们想受骗，我们也就十足地对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同妥协派之间进行了争取苏维埃合法地位的斗争。在群众的意识中，政权的来源是苏维埃。克伦斯基、策烈铁里、斯科别列夫都是从苏维埃出来的。我们也是以我们那个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基本口号而同苏维埃紧密地联系着的。资产阶级从国家杜马接受政权。妥协派从苏维埃接受政权，为的是使苏维埃趋于消灭。我们也是从苏维埃接受政权，却为的是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妥协派还没有中断苏维埃的继承性，就赶忙架起一座由苏维埃到议会制度的桥梁。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召开了民主会议并组成了预备议会。苏维埃之参加预备议会，好像是批准了这种路线。妥协派企图用苏维埃的合法地位做钓钩，去捕捉革命，以便在捉到以后把它拖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
　　不过，我们也同样注意利用苏维埃合法地位。在民主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迫使妥协派同意召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一方面，他们既然不放弃苏维埃合法地位，他们就不能反对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看到，这次代表大会，从它的组成来看，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更为坚决地推崇这次代表大会，把它看做是国家的主宰，并且把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同拥护和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使之不受反革命的必不可兔的攻击这一工作结合起来。如果说，妥协派是通过从苏维埃产生出来的预备议会以苏维埃合法地位来对付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也是以同样的苏维埃合法地位去对付他们，但却通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由党夺取政权这个赤裸裸的口号下安排武装起义——这是一回事，而在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力这个口号下先作准备然后再实现起义，——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样看来，使夺取政权达一行动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不是天真地希望代表大会本身当真能解决政权问题。我们根本不存在这种对苏维埃形式的偶像崇拜心理。夺取政权的一切必需工作，不仅是政治工作，而且也包括组织工作和军事技术工作，在当时都是全力以赴的。但是仍旧是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这个借口作为进行这些工作的合法外衣，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解决政权问题。尽管我们在全?进行进攻，可是却保持着防守的假像。恰恰相反，临时政府——如果它当真决心认真防守的话——则势必攻击苏维埃代表大会，禁止它的召开，从而使对方抓到一个对临时政府最为不利的理由去进行武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不只使临时政府在政治上处境不利，而且干晓麻痹了它那本来已经迟钝的思想。这些人当真相信，我们所致力的是苏维埃议会制，是召开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要通过一项关于政权的新决议，——发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决议的精神，——然后，政府就可以拿预备议会和即将举行的立宪会议作为借口来拒绝这项决议，从而使我们陷于尴尬的地位。最聪明的小市民才子们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设想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克伦斯基笔下找到确切无疑的证明。克伦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十月二十四日半夜他如何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唐恩和另外几个人很激烈地争论当时已经全面展开了的起义。克伦斯基写道：“首先，唐恩对我说，他们对情况的了解此我清楚得多。他说，我是受了我的‘反动司令部’报告的影响而把事态夸大了。随后，他又说，共和国苏维埃大多数通过的决议尽管有伤‘政府的自尊心’，却非常有用处，而且对于‘转变群众情绪’十分重要。他说，这项决议的效果‘已经产生了’。他又说，现在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将‘很快地减小’。据他说，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在同苏维埃中大多数的领袖们谈判的时候，曾表示情愿‘服从苏维埃大多数的意志’。他们准备‘明天就立即’采取一切方法去扑灭那个‘违反他们愿望并且未经他们批准而爆发起来的’起义。最后，唐恩先提到布尔什维克‘明天就立即’(都是明天!)解散自己的军事司令部，跟着就告诉我说，我所采取的压制起义的一切办法，只会‘刺激群众’，而且，一般说来，我这种‘干涉’只会‘妨碍苏维埃中大多数的代表顺利地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消灭起义的谈判’。……为了能充分说明当时的情况，必须补充的是：正好在唐恩向我做这种得意的报告的时候，‘赤卫队’的武装队伍已经把政府机关一个接着一个地占领了。而且几乎恰好在唐恩和他的几位同志离开冬宫的时候，宗教信仰部总长卡尔塔塞夫从临时政府开完会回家，在百万大街被逮捕了，并立即被押送到斯莫尔尼去。而唐恩也正要回到斯莫尔尼去同布尔什维克继续和平谈判。必须承认，当时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有很大魄力的，而且手腕也不低。在起义已经热火潮天，而‘红军’已经在全城行动起来的时候，一些事先专门派好了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很成功地设法使得‘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陷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境地。这些手腕高超的人，整夜在无休无尽地争论着各式各样的方案，好像必须用这些方案做为调解和消灭起义的基础。布尔什维克利用这种‘谈判’的方法，使自己赢得了大量的时间。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战斗力量却没有及时地动员起来。这一点恰恰是须要追究的啊!”(克伦斯基：《久远的回忆》，第197-198页)
　　不错，这一点是需要追究的!从上面这种情况来看，妥协派十十足足地上了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当。克伦斯基猜想，好像有一些事先专门派好了的布尔什维克故意以即将消灭起义为辞，去迷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积极参与谈判的那些布尔什维克确实打算消灭起义，并且很相信各党派协商成立的那种社会主义政府的形式。可是，在客观上，这些谈判使者却毫无疑义地对起义有一定的功绩，因为他们是以自己的幻想培养了敌人的幻想。然而，他们之所以对革命有这样的功绩，则完全由于党不顾他们的劝告和警告而勇往直前地把起义引导到彻底的胜利。
　　要使这样一次广泛而繁剧的战斗运动获得胜利，必须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完全异常的情况的配合。首先，必须有不愿继续作战的军队。假使到革命时期我们没有一支破碎的、怀着怨望的、数以千百万计的农民军队，那么，革命的整个进程，特别是在革命的最初时期，即从二月到十月，将会呈现出完全另外一幅情景。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进行的试探才能成功，而这次试探也就预先决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一种使“不成熟的”而且几乎预先不能察觉的起义同保卫苏维埃合法地位不受科尔尼洛夫分子破坏的特殊的结合，但要把这种结合升华为一种规律，那是谈不到的。恰恰相反，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经验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会再重复了。但是，仔细地研究它还是必要的。通过研究，可以开阔每个革命者的眼界，使他晓得：在明确提出任务、正确估计局势、具有斗争到底决心的条件下，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可资运用的。
　　莫斯科的起义具有比较持久的性质，而牺牲也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莫斯科的卫戍部队没有能够像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那样由于调往前?的问题而受到革命的锻炼。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说一下，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是分为两步进行的。第一步在十月前半月。那时，彼得格勒团队服从苏维埃所制定的完全符合他们自己心情的决议，顺利地拒绝执行总司令部的命令。第二步在十月二十五日。这时所需要的只是一种不大的补充性质的起义，以剪断二月政权的脐带而已。至于莫斯科的起义，则是一步进行的。这也许就是它具有持久性质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领导不够坚决。我们看到，在莫斯科曾经由军事行动转为谈判，然后，再由谈判转回到武装斗争。如果说，那种能使被领导者的情绪受到影响的领导者的动摇一般来说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话，那么，在武装起义的条件下这种动摇就有致命的危险。统治阶级已经对自己的力量失掉信心(不这样，就根本不能指望胜利)，但是，国家机器依然在他们手里。革命阶级的任务是掌握国家机器。为了这个目的，革命阶级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党既然把劳动者引上起义的道路，就应该由此做出必要的结论。“既然作战，就行军法”：在战争中此任何其它地方都更不容许动摇和错过时机。战争是用短尺来衡量的。原地踏步，哪怕是几小时的时间，也会使统治者恢复一部分自信心，而使起义者失掉一部分自信心。可是，要知道，正是这一点直接决定对起义结局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对比。必须用这种观点一步一步地结合政治领导去研究莫斯科军事行动的进程。
　　把在特殊条件下进行国内战争的其它一些地点提出来加以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些地点，由于民族因素，情况就更复杂些。在细致分析实际资料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研究，一定能大大地丰富我们对国内战争一套办法的概念，从而使我们易于归纳出一些具有相当一般性的方法、规则和方式，把它们列为一种国内战争的“条令” [2] 但是在通过这项研究做出某些结论之前，我们可以说，外省国内战争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彼得格勒国内战争的结局所预先决定了的，尽管在莫斯科发生了意外的阻延。二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临时政府把它承继下来，却没有能力把它更新或加强。结果，二月和十月之间的国家机器，在行动上就成了官僚主义惰性的残余。外省的官僚习惯于向彼得格勒看齐，他们在二月这样做了，在十月又是这样做了。使我们占了很大便宜的是：我们准备推翻的那个政治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完满建成。“二月”国家机器的极端不稳定和缺乏自信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工作，使革命群众和党本身增加了自信心。
　　德国和奥国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九日以后，也产生了与此相同的情况。但是，在那里，社会民主党弥补了国家机器的缺陷，从而帮着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这个政体到现在也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稳定的范例，然而，它自产生以来，毕竟已经存在六年了。至于其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就不会有这种优越性，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不会这样接近。他们的二月革命已经落在后面很远了。诚然，在英国还保留有不少封建残余，可是却谈不上在英国会有什么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国内的君主政体、贵族等等要到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才能一扫而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将是完全建成的资产阶级国家。但这还不是说，将是稳定了的国家机器，因为无产阶级起义的可能性本身是以资本主义国家解体的极为深刻的过程为前提的。如果说，我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同一个在二月革命以后还未来得及完满建成的国家机器的斗争中展开的话，那么，在其它国家里，起义的对象将是一个正处于逐渐解体状态中的国家机器。
　　一般来说，可以这样设想，——我们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已经讲到这一点了，——在各个老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抵抗力量通常要比在我国大得多，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比较困难，但是，只要它取得政权，就能保证它立即有一个比我们在十月革命后第二天所有的稳定得多并巩固得多的地位。我们的国内战争只是当无产阶级在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夺得政权以后才真正展开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的前三个年头还延续着。许多情况都说明，在中欧和西欧各国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可是，一旦取得政权，则无产阶级的行动将无比地更为自由。当然，这种对未来的设想是有条件的。它将大都决定于欧洲各国革命发生的顺序，外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当时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等等。尽管如此，我们基本的和在我们看来是无可争辩的意见却是：在欧洲和美洲，夺取政权这一行动本身将遭遇到比起我国来要大得多、严重得多、顽强得多、并有计划得多的各国统治阶级的抵抗。因而，就更要求我们在事实上把武装起义(一般地说是把国内战争)当作一种艺术来看待了。

再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

　　无论在一九O五年还是在一九一七年，我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都是从运动本身产生出来的，是这个运动在一定斗争水平上的自然的组织形式。但是，对于欧洲年轻的党来说，由于它们都是或多或少地把苏维埃当做一种“学说”、一种“主义”来接受，所以经常有把苏维埃当做偶像来崇拜的危险有把苏维埃看成一种革命的自足因素的危险。然而，尽管苏维埃作为一种夺取政权的组织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却完全可以产生另外一种情况，即起义可以在其它组织形式基础上层开(工厂委员会，工会等)，而仅仅在起义过程中，或者甚至在起义胜利后才产生苏维埃，这时它已经是政权机关了。
　　从这种观点出发，列宁在七月事变以后所开始进行的那种反对对苏维埃组织作偶像崇拜的斗争具有极大教育意义。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苏维埃在七月中成了公开驱使兵士进攻并压制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所以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可以而且必须为自己寻找另外的道路。列宁曾提出以工厂委员会做为夺取政权的粗织(例如请参看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回忆录)。如果不是科尔尼洛夫叛乱迫使妥协派的苏维埃趋于自卫，并使布尔什维克有可能通过苏维埃左翼即布尔什维克一翼把苏维埃同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因而重新鼓舞起苏维埃中的革命生活的话，运动很可能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
　　正如德国不久以前的经验所表明，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在德国建立了好几次苏维埃：作为起义机关，却没有起义；作为政权机关，却没有政权。这样一来，结果在一九二三年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就开始围绕着工厂委员会集结起来。而工厂委员会在基本上执行了我国苏维埃在直接夺取政权以前时期中所担负的一切职务。另外，在八月到九月间，有些同志提议立即在德国成立苏维埃。经过长时间的、激烈的辩论，这项提议被否决了。这样做是完全对的。在工厂委员会已经实际成为集中革命群众的枢纽的事实下，苏维埃在准备时期自然就成了空洞的平行形式。苏维埃只能使人忽视起义的物质任务(军队、警察、武装的百人团、铁路等等)，而去注意一种独立自在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在起义以前不是为了执行起义的直接任务而成立空头苏维埃，就等于公然宣布：“我来攻击你们了!”政府不得不对工厂委员会“容忍”，因为它们已成为广大群众的中心，但是，却要打击那第一个成立起来的苏维埃，因为它是“图谋”夺取政权的正式机构。共产党人势必被迫出来保卫苏维埃这个纯粹的组织形式。这样一来，决战的展开就不是为了夺取或防卫物质阵地，而且也不是在我们所选择的那个时刻，即由于群众运动的条件而产生起义的时刻。不是的，展开决战是为了组织形式、是为了苏维埃的“旗帜”，而决战的时刻是敌人所选择的，而且是硬加在我们头上的。同时，显而易见，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可以十分顺利地在工厂委员会这个组织形式下进行，因为工厂委员会已经成为群众的组织，正在继续成长和巩固，并且使党能够在起义的时间上有机动的自由。不言而喻，到了一定阶段苏维埃是要产生的。值得怀疑的是，在上述条件下，作为起义的直接机关的苏维埃可否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产生，因为这样会有在最紧急时刻出现两个革命中心的危险。英国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过急流时，不要换马”。到了全国各重要地点胜利后苏维埃就有可能到处成立起来。无论如何，起义的胜利必然引起苏维埃的建立，这时它就是政权机关了。
　　不要忘记，我国的苏维埃还是在革命的“民主”阶段上就产生了的，在这个阶段上就已合法化了，然后我们再把它继承下来加以利用。这种情况不会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重新出现。在大多数场合下，那里的苏维埃将根据共产党人的号召而建立起来，因而成为无产阶级起义的直接机关。显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以前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动摇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情况就为成立作为准备起义的公开机关的苏维埃造成条件。但这决不是一般的通例。很有可能苏维埃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作为起义群众的直接机关而建立起来。最后，也完全有可能到起义已经发生转折以后，甚至在起义完成时，才作为新的政权机关而建立起苏维埃来。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可能，免得把组织当做偶像来崇拜，免得把这种本来应该是富有弹性的、富有生命力的斗争形式的苏维埃变成一种组织“原则”，从外面硬加在运动的头上，从而破坏运动的正常发展。
　　最近，在我们的刊物上出现大致是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我们无从知道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通过什么门径进行：通过共产党还是通过工会。这样提出问题，表面上好像是从历史发展上去看问题，其实是根本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抹煞近些年来的主要教训。如果说在战争结束时没有能够发生赢得胜利的革命，这恰恰是因为缺少一个党。这个结论适用于整个欧洲。它可以用个别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命运来更为具体地说明。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就十分明显。德国革命如果保证有必要的党的领导，无论在一九一八年或是在一九一九年，都是可以胜利的。在一九一七年，我们根据芬兰的例子看到了这种情况。在那里，革命运动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在革命俄国的掩护和直接的军事支持下发展的。但是，芬兰党内大多数领导者原来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于是就把革命断送了。从匈牙利的经验中显然也可以得出同样的教训。他们那里的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左派不是通过战斗夺取政权的，而是从吓坏了的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来的。成功了的——既没有战斗，也没有胜利——匈牙利革命，在最初阶段就缺少战斗的领导。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就暴露出它本身不是一个共产党，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把那样轻易得来的政权保持在手里，尽管匈牙利无产阶级具有一定的战斗精神。如果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最近十年来的主要教训。不错，英国工会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例如，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条件下它们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维埃。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起这样的作用，不是由于把共产党放在一边，更不是由于与共产党对立，而恰恰是因为共产党的影响在工会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为了这个结论——关于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意义的结论——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而决不能随便地放弃它或者轻视它。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自觉、预先考虑和计划所起的作用比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应该起的并且已经起了的作用要小得多。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也是群众，但是比起现在来，其组织性和自觉性要小得多。那时的领导权操在资产阶级各党派的手里。所有资产阶级都有财富和文化，还有与此种优越性有关的组织(城市、大学、报刊等)。官僚的君主政体是凭着经验来自卫的，是以试探的方法去行动的。资产阶级则是窥伺时机，以便利用下层的运动投入自己的社会力量，使局势有利于自己，从而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不仅是一个突击力量，而且是——体现在自己的先锋队身上——一个领导力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文化、市政机关和大学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党去起。由于敌人那一方面的自觉程度不可估计地提高了，所以无产阶级的党的作用就更大了。资产阶级在自己几个世纪的统治中创立了一所比旧的官僚君主政体的学校更高明得多的政治学校。如果说，议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实行革命的准备学校，那么，议会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反革命的战略学校。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制度训练出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它现在已成为私有制的主要支柱。欧洲社会革命的时代，正如这种革命最初一些步骤所表明，将是一个不仅要进行激烈和无情的战斗、而且要进行考虑周密和计算精确的战斗的时代。其考虑周密的程度，将比我国在一九一七年时期的大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用另外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那些看法来对待国内战争问题，尤其是武装起义问题。我们常常追随着列宁而重复马克思的一句话：起义是艺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根据积累下来的最近几年的丰富经验去研究国内战争艺术的基本要素，从而把马克思的公式充实起来，那么，它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应该干脆说：凡是肤浅地看待武装起义问题，那就是还没有克服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力量在作祟。一个党如果肤浅地看待国内战争问题，妄想到必要时一切都会自行安排妥当，那它就一定要垮台。必须用集体力量来研究自一九一七年以来各次无产阶级战斗的经验。
　　上面所讲到的一九一七年党内各派的历史，也是国内战争经验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们认为，对于整个共产国际的政策来说也具有直接的意义。上面我们已经谈过，在这里我们再重说一遍，就是研究这些分歧意见，无论如何不能也不该看做是在攻击那些曾经实行过错误政策的同志。但是，另一方面，仅仅因为有些党员没有同无产阶级革命同一步伐，而把党史中最重要的一章删掉，也是不能容许的。党可以而且应当知道自己的全部过去，以便正确地作出评价并把一切都放在应有的位置上。革命政党的传统不是建立在含含糊糊上，而是建立在通过批评而澄清问题上。
　　历史保证了我们党具有无可比拟的革命优越性。同沙皇政府进行英勇斗争的传统，由于地下条件而养成的革命自我牺牲的习惯和方式，对全人类革命经验的广泛理论研究，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一九O五年最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反革命年代中对此经验的理论研究，从一九O五年革命教训出发来考虑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所有这一切的总和，使我们党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锻炼，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洞察力，空前的革命气魄。然而尽管如此，甚至在这样的党里面，临到决战的时刻，在它的上层中依然出现了一些坚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有经验的革命者、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在革命最紧要的时期中，大致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一九一八年二月，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为了捍卫党，为了捍卫革命，为了消弭其中由于此种情况而产生的极度混乱，必须有列宁当时在党内所起的那种唯一的、空前的影响。要想使其它各国共产党从我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掉这一点。遴选领导人物的问题，对西欧的党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夭折了的德国的十月革命的经验正在为此而发出悲鸣。可是，必须以革命行动的观点来进行这种遴选。几年来，在德国会有足够的机会可以在直接斗争的时期中去检验党的领导人物。没有这项标准，其余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这几年来，法国没有多少革命震动，即使是局部的也不多见。可是，法国的政治生活却也爆发过几次国内战争的火花，这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工会领导者也不得不认真地应付一些急须解决的和尖锐的问题(例如，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一日的流血的群众大会)。仔细地研究这些尖锐的事件，会使我们掌握到极宝贵的资料，以评价党的领导、党的个别机构的行动、党的个别领导者的行动。漠视这些教训，不从这些教训中做出关于遴选领导人物的必要的结论，其前途就是必不可免的失败。因为，没有英明的、坚决的和勇敢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个党，甚至是最革命的党，也难免产生自己组织上的保守主义，否则，它就会失掉必要的稳定性。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保守的程度。一个革命的党的极其必要的保守主义成分必须同不墨守成规的充分自由精神、决定方针的主动精神、行动上的勇敢精神相结合。这些精神将在历史道路的转折点上受到最严酷的考验。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列宁所讲的那几句话：甚至最革命的党，在局势急剧转变、从而任务也急剧转变的时候，也往往还继续走着昨天的路，因而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或有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的危险。党的保守主义和党的革命主动性，都最集中地表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而欧洲的共产党还只是将要面临急剧的转变——由准备工作向夺取政权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要求最严格，时间最紧迫，责任最重，危险性最大。放过这种转变的时机就是一股说党所能遇到的最惨重的失败。
　　把近年来欧洲的、首先是德国的战斗经验拿来同我们自己的经验加以对照，我们就会知道，有两种类型的领导者往往会在党必须向前大跃进的时候把党向后拖。一种类型的领导者专门会在革命道路上看到困难、障碍、麻烦，而在判断每一种情况的时候总抱着一种先人为主的、尽管不是经常是有意识的逃避行动的打算。马克思主义到了他们手里就变成了拖延革命行动的依据，这一种类型的纯粹的代表者是俄国的孟什维克。但是，这一种类型自然也不完全限于孟什维克，在最危急的时刻，这一种类型也会突然出现在最革命的政党的负责的岗位上。另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的特点是认识肤浅和大吹大擂。这些人根本看不见什么障碍和困难，直要到推车撞壁才算。他们能够利用辞令来冲淡实际障碍，对任何问题都表现出十足的乐观主义(“大海不过没膝深”)，一临到决战的时刻，他们就一定会转变为另一极端。在第一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谨小慎微的革命者看来，夺取政权的困难只是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专门惯于看到的那一切困难的积累和加深。在第二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肤浅的乐观主义者看来，革命行动的困难永远是突然发生的。在准备时期，这两种类型人物的行为是各不相同的：一种表现为怀疑者，从革命的意义上来看不能过于依靠他；第二种却正相反，好像是个狂热的革命者。但是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这两类领袖就携起手来反对起义。然而，全部准备工作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能够使党、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善于决定起义的时机并领导起义。因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以便改造社会。
　　近来，常常有人谈到并且写到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的必要性。这是一项不可争辩的、必定无疑的任务。这项任务在受到去年保加利亚和德国的教训以后更特别地突出了。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学说(就是说不仅仅是学说)，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教育体系。什么是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呢?这就是对这些共产党进行教育，这就是在它们中间正确地遴选领导人物，免得他们在自己的十月革命来临的时候又溜之乎也。“这就是黑格尔，这就是书本上的智慧，这也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

关于本书的两句话

　　“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包括二月革命到四月危机，以及五月六日通过建立有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方法对此危机的解决。整个第一阶段的工作，本书作者都没有参加，因为，在五月五日，即联合政府成立前夕，本书作者才回到彼得格勒。关于革命的第一阶段及其前途，我在美国所写的论文中有所阐述。我认为，这些论文在所有主要的论点上完全符合列宁在其《远方来信》中对革命所做的分析。
　　自从回到彼得格勒第一天起，我的工作就完全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相符合。列宁制定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路线，我当然是完全并且充分支持的。关于农民问题，我同列宁之间连一点分歧的影子也没有，当时列宁正处在完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右派的斗争的第一阶段，反对他们那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在我正式入党以前，我就参加拟订了一些以党的名义提出和发出的决议和文件。我推迟三个月入党的唯一理由是，我想使区联派组织中的优秀分子和一般来说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布尔什维克赶快合并到一起。我实行这项政策，也是列宁完全同意的。
　　本书的编者要我注意，在我当时所写的一篇论文中，我会为了团结，指出过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有“小组习气”。别有用心的祭司，像索林同志之流，当然要急忙把这句话直接拉扯到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上面去。当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实际的和巨大的组织上的错误以后，我以为没有必要再为这件事去争论了。但是，对于上面所提到的我在最具体的时间条件下的表示，有些受坏影响较少的读者会找到十分简单而直接的解释。在区联派的工人之中，还存在有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对于彼得格勒委员会组织改策的很严重的不信任心理。在区联派里面很盛行“小组习气”的议论，他们在这样做时总是借口一切“不公平现象”，这在类此场合下是常有的事。我在论文中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小组习气是存在的，它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但是，为了使它减小，区联派必须停止独立存在。
　　我向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由十二个贝舍霍诺夫组成政府的那个纯粹论战性的“建议”，被有的人——大概是苏汉诺夫——说成是好像我个人对贝舍霍诺夫献殷勤，要么就好像是一种不同于列宁的特殊路线。这当然是最露骨的奇谈。当我们党要求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时候，这也就等于“要求”由若干贝舍霍诺夫组成政府了。因为，归根结底，在贝舍霍诺夫、切尔诺夫和唐恩之间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差别，而为了使政权易于由资产阶级转入无产阶级，他们几个人是同样可用的。贝舍霍诺夫不过对统计知道得多一些，比起策烈挟里或切尔诺夫来，能使人产生一种稍微精干一些的印象而巳。一打贝舍霍诺夫等于是由一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组成的政府来代替联合政府。当我们党所领导的彼得格勒群众提出了“打倒十个资本家总长”这一口号的时候，就是要求由孟什维克和民粹派来占有这些总长的位置。“资产阶级民主派先生们，把那些立宪民主党人赶出去吧，把政权拿在你们手里吧。把十二名(多少随便吧)贝舍霍诺夫安置在政府里面吧。我们答应你们，将来到时候，我们一定尽可能‘和平地’罢免你们。这时候很快就要到了。”这里没有任何特殊路线。这是列宁不止一次提出来的路线。
　　我认为必须特别强调本书的编者连茨涅尔同志所提出的警告：本书引用的大部分讲话，不是根据速记记录(哪怕是不完整的速记记录)，而是根据妥协派报纸一半是无知，一半是出于居心叵测的记者的报道。当我匆匆地翻阅了几篇这类文件之后，我就打消了原来想要对这些文件多少加以删改和补充的计划。让它们以本来的面目存在着吧。它们也是一种时代的文件，哪怕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由于连茨涅尔同志对本书作了许多注释，由于连茨涅尔同志和他的助手盖列尔同志、克雷让诺夫斯基同志、罗文斯卡娅同志和伊·鲁米尔同志为本书作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本书才能得以出版。
　　在这里，我向他们致以同志的谢意。
　　我要特别谈谈我的亲密的同事姆·斯·格拉兹曼，他为这本书所作的巨大的准备工作，就像为我的其它几本书所作的准备工作一样。在我写这几行的时候，我对这位卓越的同志、工作人员和卓越的人的不幸逝世，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

列·托洛茨基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于基思洛沃得斯克

[1] 从下面一句句子结构来看，这里显然提起了一些人的名字，但是脱落了。——托洛茨基注
[2] 参看托洛茨基：《国内战争问题》，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第二O二期《真理报》。——托洛茨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