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

（1929－1939）

双山 译



　目　　录

·译者序
·致刘仁静（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致刘仁静（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
·答中国反对派『我们的话』（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廿二日）
·致刘仁静（一九三零年三月）
·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一九三零年四月二日）
·致刘仁静（一九三零年四月三日）
·致刘仁静（一九三零年八月廿二日）
·致『我们的话』派（一九三零年八月廿二日）
·致『十月社』（ 一九三零年九月一日）
·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
·致陈独秀（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日）
·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一九三一年九月廿二日）
·致中国同志【北京】（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七日）
·要行动的战略不要揣测——给北京同志们的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
·致李福仁（一）（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
　　　　　（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
　　　　　（四）（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
　　　　　（五）（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
　　　　　（六）（一九三八年六月廿五日）
　　　　　（七）（一九三九年二月廿三日）
　　　　　（八）（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
·附录：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一九三九年×月）
　




译者序


　　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的信，迄今为止，我们见到与收集到的共有二十二封，现在将他们编成一集出版。其中五封（1929年12月22日『答中国反对派』，1930年4月2日『论国民会议口号』，1931年1月8日『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1932年9月22日『论无产阶级专政与农民战争』，以及1932年10月3日『要行动的战略不要揣测』），因为性质上都是郑重的理论分析与政治指导，当时都登载在『反对派公报』上，同时差不多都立即译成各种主要文字，在各国反对派机关报上登载了的。在中国，除当时将它们译出、抄印与传播外，后来又曾收入《中国革命问题》与《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的信》这两本书（注①）中。
　　其余十七封，绝大多数是写给中国的个别托派同志的，多少带点“私人”性质。内容也与上述五封长函略有不同，他们差不多全是关于组织和“事务”方面的。这些信，在写作当时发信人都不会将它们公开发表。在收信人方面，由于性质关系，也不会将每一封信都译出付印。其中一些重要的虽曾译载在当时反对派各派的刊物上，但因国民党的严厉镇压，中国托派不断遭受破坏，以致这些刊物得以流传的基本没有，而托洛茨基寄来的信札原件更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近年来，我们首先见到了收入英文《托洛茨基论中国》书中的两封旧信：1930年8月22日致刘仁静与同年9月1日致“十月派”的。他们是从一本侥幸留存下来的《无产者》（1930年，第四期）的中译文转译成英文的。稍后，我们又见到了收入英文《托洛茨基著作辅篇》中的一封（1935年8月10日致李福仁（注②）旧信）。
　　去年（1980年）一月，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保管的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密封部分』，依照当年所订条件开封了。我们请人代为寻找并影印有关中国的文件，结果得到了十四封弥足珍贵的旧信。
　　这十四封可分作两部分。前面七封（从1929年11月到1932年9月）是中国早期托派运动的第一手史料。他们反映了中国左派反对派当时的组织实况，同时也充分流露出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关怀。正是这几封信，连同上述1930年8月22日与9月1日的而信，以及1931年1月8日的长信，直接促成了当时分别成立于中国的四个托派组织的统一。
　　后来写给李福仁的七封（连同前已发表的则共为八封），主要谈的是陈独秀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看到了这位世界革命的巨人对于他的中国老同志如何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切与爱护。
　　为使读者能充分了解这些信的内容，我就所知道的当时的事实，在每封信的后面添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1981年5月21日 双山



　　① 收在本书里的这五封信都是旧译，编者只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
　　② 李福仁不是中国人，但他是中国托派的成员。



致刘仁静

（1929年11月）

　　亲爱的朋友：
　　收到您写来的三封信，使我甚为高兴。感到遗憾的只是信都太短了。在第二封信里您答允给我写关于中国局势的一篇详尽通讯，我急不及待的等着它。
　　您告诉我关于反对派的情形，很使我担心、不安。我们必须获得第二次代表大会（注①）决议案的正确翻译以及您对它的批评意见。特别使我痛苦的是：他们将您排斥在大会之外。这是因何而起的？
　　您说他们反对让陈独秀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1924-27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莽的。
　　您信上又说，反对派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内部工作上。而这一层也绝对不能作为分裂的基础（注②）。在党内工作室有巨大意义的。如果有一个同志，他在1924-27年期间犯了一大些错误，而现在，在事后，他却走到我们这里来了，这是我们最可贵的收获，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丰富经验。因此在党员内部进行工作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做这项工作，完全不排斥反对派自己队伍的紧密团结工作，相反，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当然，要更加确切地估计党内工作的意义，需要知道正式党的力量。盼将这方面的情形尽可能确切与详尽的告诉我。
　　恰好您自己就说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站在R（注③）立场上的，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持“民主专政”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原谅的轻率。
　　反对派对于中国的民主过渡口号采取什么态度？正式党提出了一些什么口号？陈独秀在这个问题的立场上为何？
　　真理报上多次报道了由朱德统帅的“共产党队伍”的消息。这是一种怎样的队伍？朱德是谁？兹随信附上关于此一问题的评述（注④）。等待您的意见（注⑤）。
　　希望您已经收到了《保卫苏联与反对派》（注⑥）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里也谈到中国的事情。出版它会比出版那些旧作给为迫切、重要。
　　自传一出版将立即从美国给您寄去。俄文版自传日内便可出版，也会寄给您。
　　现在我正在写一本关于“第三时期”的小册子（注⑦）。很想分出其中若干部分来谈中国情形。但是极难办到，因为我手头关于中国的消息非常不够。在这件事情上您要负部分罪责。
　　收到法文《真理》和我们的公报吗？咋最近期间我们希望能出版一种很好的德文周刊。这将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因为乌尔班斯（注⑧）的路线只能败坏我们的立场。

　　 紧紧的握手
　　（具名）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日



译注
　　① ②这封信内提到的“反对派”，指的是1927年冬天起被开除而遣返回国的那些留俄学生以及他们在《我们的话》杂志周围团结起来的组织。他们曾经与1928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于1929年9月举行第二次大会。当时刘仁静已经从苏联经土耳其回到上海，因他不遵守莫斯科托派会议上的决定；回国后不肯承认业已在中国活动了将近两年的托派，不设法留在党内工作，只是拼命要同陈独秀派统一，所以反对派的第二次大会不让他出席。刘为此给托洛茨基写信，要为反对派当时主张注重党内工作与不和陈独秀派谈统一这两个问题而与之决裂。托洛茨基此信主要便是针对着这两点而写的。（此点可参阅《双山回忆录》143-153页）
　　③ 指拉狄克。据当年参加陈独秀派的一位负责人说：“当我们陈独秀派看到反对派 文件，互相讨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了，惟陈独秀有保留，他认为此口号不能包括农民。我们同他反复讨论，最后他接受了。1930年2月间他答复第三国际的信便是站在『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反对当时斯大林派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这是『无产者』社内部讨论的事情。个人思想都在发展中，不能作为定论。这个讨论传到外面，人家便当作陈独秀的固定意见了。人们不去理会1930年2月的答国际信。至于陈独秀后来在此问题上有反复，那是另一个问题。此外，当时也只有陈独秀个人暂时有保留，陈独秀派则是无条件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
　　④ 即指1929年11月9日写的文章《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从信内的这句话，我们推定出这封未写日子的信应该写于1929年11月中旬。
　　⑤ 最后一句是托洛茨基用笔添写在打字稿上的，最后一字字迹不清，凭猜测译成“意见”。
　　⑥ 此书1930年已由郑超麟译出，由『无产者』社出版。
　　⑦ 即《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这本小册子完成与1930年1月8日
　　⑧ HUGO URBAHNS（1890-1964）原德国共产党的一位领袖，1927年因反对派被开除，后来发起『列宁团』，在1930年初便与左派反对派断绝关系。



致刘仁静


亲爱的朋友：
　　与此信同时寄给您我的小册子《何谓不断革命》俄文手稿。我给小册子写了一篇序，是特别为中国而写的。正本小册子，我想，都能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一般有思想的中国人发生兴趣。希望目前中国书报出版审查的条件不至于妨碍此书出版。我劝您首先要把此书弄出来（注①）。希望您翻译的很小心，很确切。要做到这一步，大概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题材太复杂了。不过您对问题的把握，以足以使您在中文里选择到必须的术语。
　　俄文的第一卷自传已出版。希望您已经收到这本书—无论如何我是及时设法要使他们给您寄去一本的。英文版我自己都未曾收到，究竟它几时可以出来，我也不知。不过此书一出，一定会给您寄一本去。
　　前几天才给您写了信。我等着您关于中国情况的文章和通讯。这个短条只想通知您我已经给您寄了关于不断革命的新手稿。如果将它出版，我将引以为快。

　　（未具名）1929年12月1日


译注
　　① 此书刘仁静未曾翻译。过了数年之后，大约在1933或34年，在南京监狱里的几位青年托派，根据英文版翻译过它，且曾在上海出版，但因翻译和印刷都不够好，以致流传不广，影响不大。
　　据说中共已翻译出版，内部发行。1966年2月发行第一版，第二版不详，1973年5月发行第三版



答中国反对派『我们的话』


亲爱的同志们：
　　十二月二十日我才接到你们在十一月十五日发出的信：这信由上海寄到君士坦丁堡。共费了卅五天工夫，我们的答复达到你们手里，至少也要费这许多日子，这是没有办法的。航空邮政和无线电，现在还没有为反对派的事业服务。
　　你们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你们已经公布了一个中国反对派的政纲。你们应该立即将它至少翻译成一种欧洲语言。整个国际必须要有可能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以最大的急迫心情等待着你们的政纲。
　　在你们的信中，提到关于政纲地两个问题：立宪会议与亚洲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第二个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鲜的问题。对这问题，我以后写专文来回答，关于立宪会议问题，我简单答复如下：
　　减弱了力量的且又被迫在地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不仅在动员工人而又须动员城市与乡村的广大的贫民群众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为了这个目的，立宪会议就是在目前条件之下的最简单而又最自然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必须进行百击不懈的鼓励，并须与民主革命的其他口号联系起来；比如：土地归贫农，八小时工作制，中国独立，中国版图内各民族的自决权。
　　鼓励须用宣传来完成。至少要使无产阶级的最先进分子明白：走向立宪会议的路，只有经过反对军事独裁的暴政，和经过民众夺取政权。
　　工农得了胜利的革命以后所组成的政府，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领导着大多数被剥削的和被压迫的民众在他后面。但我们必须明白地了解一般的革命前途（这一点，我们必须在理论的和宣传性的文字和演词上，不倦地加以发挥）和当前政治口号的区别，所谓当前政治口号，即我们从今日始，要在这口号之下动员民众，实际组织他们使他们反抗军事独裁的制度。这一个中心政治口号，就是立宪会议。
　　在君士坦丁堡由一位中国同志和几位外国同志共同起草的中国反对派政纲草案中，曾经约略地谈到这个口号。我知道，这个草案，曾由我的年青同志列尔士转交给你们。我急不及待地等候着你们的政纲，以便根据文件，让我能决定在你们与列同志之间是否有不同意见；并且决定两个组织分别存在是否应该。在我未曾熟悉各个事实与文件之前，在此重要问题上，我不得不暂时不下任何判断。
　　你们报告说，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在广东枪杀了一个反对派同志（注①）。无论这事实是如何荒唐，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斥责斯大林个人有滥用权力的倾向，即使用暴力的倾向。从那时起，这特性已很惊人地在俄国共产党机关内部发展，并伸展到共产国际。自然，无产阶级专政，假如不采用暴力，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一部分有时也不得不采用暴力。这问题若是在资产阶级的国家，就完全呈现了另一种的形态，因为在那里革命党还是占着工人阶级的少数，她必须为争取多数进行斗争。在这条件之下，使用暴力来反对思想上的敌对者——-他们不是罢工的破坏者或捣乱者，或是从侧面进攻的法西斯者，他们仅仅是思想上的敌对者——包括忠实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在内——是最大的罪恶、疯狂，这种行动必然会被转过来反对革命党。在十月革命以前继续至十五年之久的布尔什维克与民粹派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猛烈斗争，从来没有发生过用暴力手段的问题。至于个人恐怖主义（暗杀），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对于俄皇的暴吏使用，我们也是反对的。可是在现在，各国共产党，尤其是机关人员，对于敌对者，尤其是对于左翼反对派，常常使用捣乱会场和机械式的压迫手段。有许多的官僚都诚实地相信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谛所在。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面前表示怯懦，所以只好向无产阶级内部别的派别表示蛮横，反而使资产阶级的警察成了无产阶级内部派别斗争的仲裁者。
　　由怯懦和暴行的混合而产生的堕落现象是不堪设想的。现在一班青年愈来愈认为拳头比辩论更有用。这是在培养政治的犬儒主义，而这个主义却最易帮助青年跑到法西斯的队伍中去。我们应向斯大林派的这种粗暴而不忠实的方法进行无情的斗争，在集会上与刊物上攻击它，在工人中养成他们对这些假革命党之憎恨与鄙视，他们不诉诸人的脑神经却敲击人的脑袋。

×　　　　×　　　　×


　　关于陈独秀派的问题，我很知道他在革命几年中的政策：那是斯大林、布哈林、马丁诺夫的政策，实质上说即是右派孟什维克的政策。不过列尔士同志来信说，陈独秀根据他本人的革命经验已大大接近我们了，对于这，毋须说我们是只能表示欢迎的。可是你们的来信，绝对不同意列同志的报道。你们甚至说，陈独秀还没有放弃斯大林的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联合的政策。但是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派任何纲领性式的声明书（注②），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
　　其他方面，我认为只有对下列问题有明了的答复，在此基础之上，然后能说：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是否原则上一致。
　　关于革命的第一事情的问题：
　　一、能不能因为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就做出结论，以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能起领导的作用（斯大林、布哈林的意见）？
　　二、四个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与无产阶级——联盟（斯大林与布哈林的理论）的口号，是不是甚至于有片刻是正确的？
　　三、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决定）是允许的吗？
　　四、为北伐的利益而妨害土地革命（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电令）是允许的吗？
　　五、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广大工农运动发展的时候而拒绝苏维埃的口号是允许的吗（斯大林、布哈林）？
　　六、斯大林派关于『工农党』的口号——即俄国民粹派的旧口号，应用到中国，是否有片刻是对的？
　　关于革命第二时期的问题：
　　七、共产国际的决议说，国民党左右派之摧残工农运动，是“革命转变至较高阶段”的表现（斯大林、布哈林），这是对的吗？
　　八、在这种条件之下共产国际提出的武装暴动的口号是对的吗？
　　九、在工农的政治退潮之际，由共产国际所认可的贺龙叶挺的游击战争是，对的吗
　　十、由共产国际的代表所组织的广州暴动是对的吗？
　　关于一般过去的问题：
　　十一、一九二四至二七年共产国际在中国方面对于反对派的攻击是列宁主义对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抑或是孟什维克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
　　十二、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共产国际对于反对派的攻击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取消派』的斗争抑或是冒险主义对于布尔什维克注意的斗争？
　　关于将来的问题：
　　十三、在目前反革命胜利的条件之下，反对派深信要用民主口号，尤其是立宪会议口号，动员群众，是必要的吗？还是此时只限于苏维埃口号的抽象宣传，像共产国际所决定的一样呢？
　　十四、『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是否还含有革命的内容，像共产国际所想象的那样，或是恰恰相反，此时应揭破这样掩饰着将来国民党的公式，并说明中国工农联合的胜利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呢？
　　十五、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否适用与中国，或是相反，中国革命能否得到胜利，能否彻底完成其任务，全看他是否成为全世界革命的链锁之一环？
　　依我之见，这都是中国反对派在他的政纲中所必需答复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整个国际是有莫大意义的。中国目前所经历过的反动时期，像历史上所常见的一样，必然会变成为理论上加深研究的时期。目前中国革命青年的特征，就在他们有热情去要求了解、研究和抓住问题的全部，缺乏理论基础的共产国际官僚在缢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我不怀疑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反官僚的斗争中，能产生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同时亦将为整个的国际服务

　　1929年12月22日普林吉博岛



　　译注
　　① 反对派李肃同志，与一九二八年，在东江某地，被斯大林派所枪杀。
　　② 英文本译作“我们读到一个……纲领式的声明”，显属误译。



致刘仁静


亲爱的列尔士同志（注①）：
　　收到您一月廿五日那封有趣的长信。其中能引起普遍兴趣的主要部分将以通讯形式刊登在公报上。至于不发表的部分，我想请你阐明某些观点。首先，关于下述诸点，我想从您那里获得充分报道。一、党在上海能享有怎样程度的合法性？二、党的刊物多久出版一次？它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三、被捕的示威者是怎样的一种人？四、上海目前被监禁的共产党人有多少？五、其中有多少人是反对派的？六、在全国其他工业中心的党的情况如何？七、在党的这些重要组织之间有经常联系吗？中央委员会能发生领导作用吗？八、党有没有一份理论机关报？如有，他多久出版一期？九、依照党的正式数字，全国共有多少党员？十、除上海外，在其他工业中心有无反对派组织？目前我只给您提这几个问题
　　您给我们描写了上海示威的情景。我完全承认党在这方面的态度是要不得的、错误的。但是就示威本身来说，我们反对它们却是很成问题的。在“革命”运动被当作非法的地方，街道上进行小小示威乃是宣传方法之一。它们能让民众知道革命党还在。他们能唤醒青年人的政治意识。您说传单散落在人行道上，跟路上的垃圾一起被扫除掉。一个运动会有这样的浪费那是无法避免的。但虽如此，总会有多少传单没有落空，它们极有可能落入它们原想送达的人们的手中，这就达到目的了。
　　我所以要在这一点上说几句话，因为反对派时常对党的实际行动采取纯粹消极的批评立场，同时对于由党组织起来的行动不作任何参加。这个立场是错误的，而从这个立场会发生极其危险的倾向。在原则方面，反对派应该采取绝不缓和的态度，但是在党的实际行动方面，反对派却应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阻止反对派与党的成员一起参加街上示威。相反，我觉得他们是非参加不可的。您举出了党的几个口号：『打倒国民党！』『共产国际万岁！』这两个口号是绝对不够的。在游行示威中我们必须将民主口号加以普及化，要提出下面的口号：『立宪会议』，『土地归贫农』，『八小时工作制』，『民族独立』。反对派应该将这个政治调子放到示威中去。唯一妨碍我们去做这项工作的也许就是我们的微弱无力。但是软弱决不能为我们的消极开脱责任。纵然反对派的人与党的成员一起被捕，这只能加强组织的地位。
　　您信上说党在上海大约有一千党员。这也不算少了。反对派无论如何都得对这些由可怕的失败中残存下来的干部进行工作。究竟我们应该在党内工作还是党外工作呢？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提法，我觉得不对。当然，反对派不仅要在思想上给自己定形，在组织上也必须如此。在现在情况之下，它显然只能在党外有自己的组织。但是它应该把它的组织扩展到党内去。加以现在既然有反对派同志在党内工作，那就更应如此。他们的行动自然应该在一个反对派的小组的领导之下。不过这并不因此排斥我们要求在党内工作，首先在工会里工作。
　　注：除了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我还想添加下面几个：十一、上海有多少工会？十二、这些工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十三、那些合法工会操纵在什么人的手里？十四、谁领导非法工会？十五、正式党在工会里起着怎样的作用？它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如何？
　　陈独秀派问题是已经解决了：既然这一派继续坚持『民主独裁』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既然在最根本的问题上继续坚持斯大林-马丁诺夫立场，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如果陈独秀迄今仍未了解那个所谓『布尔什维克口号』在中国只是掩饰了一个纯粹孟什维克的政策——这正犹之乎孟什维克们在一九零五年曾经断章取义地将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提出的公式，来掩饰他们自己的政策一样。——如果陈独秀还不曾懂得这一点,那么事情便很糟糕。他既已表示出这个弱点，那就谈不到与他合并的问题，也不可能与他和解。为一时形势所促成的协议是没有真正存在理由（raison d’etre）的。
　　关于『我们的话』的情况我仍旧一无所知。从您的信来看，对于陈独秀派的看法，结果倒是『我们的话』对了（注②）。现在不同意见已经消失，因为您对陈独秀派的判断也采取了不可和解的立场。在其他问题上，您和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也许没有像最初看来那样深刻。在许多刚刚开展工作的派别中，我们常能发见一种夸大歧见的倾向。。在共同原则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上，非常希望你们能够相互接近，甚至合并起来。至少从这里，从远处，我有这个希望。不过在我收到所有必要的材料之前，我对此难题不愿下任何判断。
　　您对于农村游击队运动所作的描述，我认为有极重大意义。这个描述完全证实了反对派的理论预见。这些游击队代表着过去革命的残余者多谢，代表革命再兴的开始者少些。目前党在城市中的力量极度微弱，无产阶级消极溃散并因而陷于孤立。在这样情况中，农村里的运动是必然要瓦解与堕落的。反对派应该对党与参加游击队运动的真诚革命者明白地说出这个前途。
　　我非常盼您继续来信，热烈的握手并祝贺成功。

　　（未具名）



译注
　　① 原件上只见有手写的“一九三零”四字，未写月日。从内容推断，此信当写于一九三零年三月。
　　② 『我们的话』派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即在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之前约一个月）写信给托洛茨基，告诉他，他们向陈独秀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不久前成立，人很少）。”接着，那封信说，“他拒绝执行我们的要求，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像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反对他。”（译自一九三零年二、三月合刊，第九期俄文《反对派公报》。）
　　刘仁静对陈独秀等的态度，在一九二九年八、九月间竭诚欢迎他们接近左派反对派，要求原有的反对派立即和他们统一起来。反对派不愿意这样干，他表示要和反对派决裂。但是过不了多久，大约到了一九二九年年底，刘仁静和陈独秀派闹翻了，他便宣布陈独秀派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仍持斯大林立场，拼命反对与陈独秀接近，但也不愿与原有的反对派（『我们的话』）和解。



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



　　在我看来，我们的中国朋友对于民主主义的政治口号问题，渗入了太多的玄学和甚至有点学院主义。
　　『微细之争』起于名称：立宪会议这是国民会议。在俄国，我们在革命以前用的是立宪会议口号，因为它明显地着重在与过去的时代决裂。但是你们写信说这个口号很难译成中文。假使如此，只有仍用国民会议口号，在羣众的意识中，这一口号将一面做革命的鼓励，一面由事变来充实它的内容。
　　你们问道：可不可以进行为国民会议的鼓励，而否认它的实现可能呢？我的回答是：为什么预先断定它的实现是不可能呢？当然，羣众为某以口号斗争，只是在他们任它有实现可能的时候。谁实现它和怎样实现它呢？关于此点，只能做种种的假定。假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更进一步的削弱和民众的不满逐渐增高，特别是在城市之中，则国民党的一部份有与『第三党』联合起来，企图召集类似的国民会议之可能。在此种情形之下，他们一定尽可能地剥夺最受压迫的阶级的选举权，我们共产主义者跑到这种限制选举和指派代表的国民会议中去吗？假使我们没有力量代替它，换言之，即不能自己取得政权，则应当参加进去。我们路上的这一阶段，无论如何不会削弱我们。恰恰相反，它会帮助我们集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力量，和教育这个先锋队。甚至在于假国民会议以内，特别是在它以外，我们要继续鼓动，要求最民主的会议，在有革命的羣众运动之时，我们要同时组织苏维埃。在这种时候，小资产阶级认为必须召集比较民主的国民会议，以便把它变成反对苏维埃的工具，这是十分可能的。我们应否参加此种代表机关的选举呢？当然我们要参加。假使我们在这个时候又是力量不够，不能用更高的国家组织形式－苏维埃－来代替它。但是这样的可能，只是在革命进潮达到最高点的时候。而我们还没有走近这种革命进潮的真正的起头。
　　甚至于苏维埃存在的事实－现在在中国还完全谈不到－其本身还完全不能够做拒绝国民会议口号的理由。因为苏维埃的多数可以在（而且在起初的时候多半在）妥协派及中派政党及组织之手。我们很愿意这些政党在国民会议的公开舞台之上，在人民的面前表现自己的面目。这样的方法可以使苏维埃的多数快些和真正地过渡到我们的一边。当争取多数工作完成之时，我们即提出苏维埃的政纲与国民会议的政纲对抗，把全国大多数的被压迫的羣众集合于苏维埃旗帜之周围，这样即可能在实际上而非在纸上，用革命的阶级独裁之机关－苏维埃来代替议会民主制度的国民会议。
　　在俄国，立宪会议存在了只有三天。为什么？因为它出现得太迟，苏维埃政权当时已经成立了，立宪会议与苏维埃政权相抵触。在此种冲突中间，立宪会议代表革命的过去。但是我们试想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下了决心在三月或四月（一九一七年）召集立宪会议。这在当时是可能的吗？当然是可能的，立宪民主党研究法律问题，拖延立宪议会的召集，希望革命潮流的低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附和立宪民主党唱这些调子。假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稍有一点革命的用处，他们岂不在数礼拜内召集了立宪会议？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选举和参加立宪会议吗？没有这回事。你们或者记得俄国有产阶级的代表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妥协派把革命一切重要问题都推到开立宪会议时解决，同时尽力地拖延它的召开期。这使地主与资产阶级有可能相当地掩饰，在土地问题，工业问题以及其它问题中，他们自己的利益。假使立宪会议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召集得成，则一切社会问题，在会议中都紧迫地提了出来，有产阶级不得不显露出他们的本相，妥协派的背叛作用也十分地明了，立宪会议内的布尔什维克党团要获得最大的威望，而且帮助了苏维埃在自己的队伍中结合得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在这几个条件之下，立宪会议不仅要存在一天，或者要存在几个月，而且异常地增加劳苦羣众的政治经验，不仅不推延无产阶级的革命，而甚至于使它逼近。立宪会议就其本身，大有意义。假使第二次革命不在十月发生，而比方说，在七月或八月发生，则前线的军队或者不至于疲乏削弱得怎样利害，同德国媾和或者取得更有利的条件。但即使说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因立宪会议而快到一天，那末在羣众中的政治水平上说来，革命的议会主义这个学校，决不是毫无痕迹地过去的，它也许会减轻我们十月革命以后的任务。
　　中国会不会有同样的变化呢？这种变化在中国不是不可能的。在现在这样条件之下，资产阶级军事统治的肆无忌惮，工人阶级之屈服与涣散，及农民运动之极度低落，假使我们相信和等着中国共产党一跃而取得政权，这简直是相信奇迹。在行动上就走上游击战争的冒险举动上去，目前共产国际一半地袒护着这种行动。我们应该攻击这种政策，且坚决地要警告革命工人，脱离这种政策。从现在的政治环境出发，动员无产阶级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农民羣众，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而这环境就是军事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环境。被压迫羣众的力量，即在于他们的数量上。他们数量上的力量，当他们醒觉起来的时候，就想经过普选权而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固然在现在已经知道了普选权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之一，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资产阶级统治消灭。我们可以这样来预先教育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几百万劳苦羣众却只有站在他们自身的政治经验基础上才能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路上去。所以对他们说来，国民会议是这个道路上的一个进步的阶段。因此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同时又并列提出别的四个民主的口号：土地归贫农，八小时工作制，中国独立，中国境内各民族有自决权。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前途－它在理论上是可以思议的，－即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了农民羣众，依靠苏维埃，在无论那种国民会议实现以前，就取得了政权。但是在最近期间无论如何不大可相信的，因为首先要有极强固的集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没有这样的党，还有什么力量来统一你们这样大的中国革命羣众？并且最可惜的就是中国没有强有力的集中的共产党。它还是在刚要建立的时候。而那为民主主义的斗争，却正是造党的一个必要条件。国民会议口号可以把各省分散的运动及暴动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且造成共产党结合的基础，而使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羣众的全国的首领。
　　因此，国民会议口号（根基于普通直接平等及无记名投票选举法产生的）应该全力提出来，应该为它进行勇敢与坚决的斗争。目前，共产国际及中共的正式领导者的纯粹消极作用的立场之完全无用，迟早要无情地暴露出来，假使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派争民主口号的运动进行得愈坚决，则它们将暴露得愈快。那时共产国际的政策必然破产，左派反对派将异常地巩固，且能帮助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的主要力量。

　　一九三○年四月二日





致刘仁静


亲爱的同志：
　　我现在很忙，对于您二月廿一日的来信，只能作简单答复。
　　一、寄给您关于国民会议的一篇不长的文章（注①）。
　　二、我还是不清楚您的信的意思，为什么不能和『我们的话』派统一起来？您说，他们犯过错误。但照您自己的话说，您也犯了错误。世界上究竟有谁不曾犯错误的，只有上帝，但是上帝根本没有。依我看，必须真诚地试行两派的统一（注②），否则我们就无法脱离无力状态。可别忘记：两个组织，信守着同样的原则，大家都自称为国际左派的一部分，但是分别存在着，这会使工人们迷惘，会妨碍你们运动的向前开展。您别以为：如果你们分裂成两派，力量只减弱了两倍；不对，你们因此减弱了十倍，因为你们将可怕的混乱带进到人们的心中。如果真有严重的原则分歧，而这些分歧又为政治的经验所证实了的，那么分裂是完全应该的。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从这里无论如何都不应发生分裂。我想如果你们的一派采取主动倡议统一，会增强你们原有的威望，会对左派反对派作出巨大贡献。
　　三、您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八十一个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地完美与确切。
　　四、您收到法文月刊《阶级斗争》吗？我们的《公报》您收到无误吗？

　　（未具名）一九三零年四月三日



译注
　　① 即指《论国民会议口号》一文。
　　② 这里提到的两派，指的是『我们的话』派与成立不久的『十月社』。



致刘仁静


亲爱的列同志：（注①）
　　……（注②）
　　（2）今天我终于收到了一份陈独秀同志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写的信《告同志书》。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当你写信给我，说明为什么你不能与陈独秀统一时，你的理由是他似乎仍旧拥护『民主专政』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因为你若没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来领导发展，那么这便和民主专政一样，实际上它只是新的国民党政策的一个别名，此外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了！在此问题上是不能作任何妥协的！但是十二月十日的信写得很清楚，陈独秀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因此，我又怎能解释与保卫你的立场？你还有别的不同意见吗？我想没有了，除非有什么未曾预料到的麻烦。我们如何能在国民会议的问题上走到一起呢？国民制将在中国起什么作用？在基本问题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至于那些未曾预料的与更为复杂的问题，其中有的只是学院式的，另一些则是策略性的。在将来事变的进展中这些问题便能解决。在这里，我必须老实告诉你：你关于国民会议与国会制的意见，在我看来是站不住的。不错，『我们的话』说这是考茨基主义，但这也是没有根据的。
　　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青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3）你攻击『我们的话』，说他们不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一般局势，并且拒绝利用争取民主的口号。我收到了他们的一封长信，看来，你所提及的那些原则分歧全都已经没有了。你信上写到：他们修改了大会议程（注③），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是改好了，而且更接近我们了。你攻击他们的卑劣手段（例如重提旧争论与修改议程），当然，这问题也自有它的意义，但若他们觉察到有了一些错误，同时大家都同意修改议程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什么可怕的罪恶。他们依然照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做这些，实际上都不是原则问题，因为迄今没有一个国家的反对派支部以建立第二党为其使命的。我们必须继续自视为党内的一派。当然，我们一定要争取新同志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即是说，要争取新人到反对派中来。党内工作与党外工作的正确结合只能通过实际工作来达到目的。不管怎样，我们的党外工作一定要带有这样的性质：让党内同志看来我们是他们的朋友而非敌人。让我们来看看欧洲经验吧。法国与德国的反对派最近与党更接近了，但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却丝毫不曾因之而减弱。这个战略在法国已经获得最好的结果，在德国很快也会如此。
　　（4）最近一期《反对派公报》（注④）给中国问题占了很大篇幅。可是太糟糕了，直至目前为止，你却没有给我们写来关于中国农民（苏维埃）运动的任何材料，让我们对它可以采取一个正确立场。我们一定要搜集所有的消息，一定要仔细研究所有的事实；否则我们会丧失影响整个局势的机会。
　　现在的农民战争是否尚有与工人运动混合起来的机会？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在理论上，不能排除“党”处于地下状态而仍有收获的可能性。这是说，在农民暴动的影响下，城市里的革命能够加紧并能迅速前进。如果发生这种情形，那么农民暴动会带上不同的客观意义。自然，我们的基本使命是在改善这种普通的农民暴动同时要和它熔合起来（注⑤）。此外我们一定要对工人们解释农民暴动的真正意义，以及告诉他们通过这些暴动我们将能得到什么。我们一定要设法通过这些暴动来提高工人们的士气。同时我们必须明白地支持暴动者所提出的要求与政纲，另一方面反对地主、官方与资产阶级对农民暴动所放的谣言与诬蔑，反对他们镇压农民暴动。要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揭穿共产国际诸组织所进行的谎话。他们说，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却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制度』！当工人们拒绝积极参加的情形下，居然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我预料“国际”『国际左派反对派』不久便要就这个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员发表一个宣言。
　　（5）看来现在是给你寄一本《不断革命论》的时候了。你不久就会收到的。
　　（6）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喜欢。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热烈地握手。

　　托洛茨基 一九三零年八月廿二日


　　译注
　　① 这一封和下面一封致『十月社』的信，均不能找到原文。它们收在英文本的《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中，是从中文的《无产者》杂志（第四期，1930年10月30日出版）上翻译出来的，现在我们又从英译稿译回中文。几度翻译，意义可能有多少走样，但基本上我们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② 据英文本的编者注，此信第一段是托洛茨基改正他在《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所作的一个地理名字上的错误，故英译文删去。
　　③ “修改大会议程”一语，疑在辗转移译中有误。
　　④ 指一九三零年九月至十月合刊（第十五—十六期），其中载有《斯大林与中国革命》，《国际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以及陈独秀《告同志书》的摘要。
　　⑤ “熔合起来”英译文为（to fush with it）。如何与农民暴动“熔合起来”，含义欠明确，同时与托洛茨基反对共产党员将力量“溶解”与农民暴动的见解不符。故此句译文疑不甚确切。



致『我们的话』派


亲爱的同志们：
　　一、收到你们六月十七日署名彼得的来信。你们问我是否能充分明白你们写的英文。完全明白。你们的英文比我的英文不知道要好多少。简直不能比。因此我用俄文给你们回信。
　　二、今天我手里拿了铅笔，仔仔细细读完了三个文件：第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写的公开信（注①）；第二，一九三零年一月刘仁静写的公开信，以及第三，你们附有对刘仁静批评的来信。我的一般结论是：没有倾向上的分歧，也没有战略上的分歧。有之，只是一些细微的分歧，其中一些带有学院性质，一部分带有策略性质。你们和刘仁静却把这些分歧的色彩极度夸大了。在所有这三派之间，我根本看不出有分别存在的基础。
　　三、你们在统一问题上的组织立场，我绝对不能同意。你们将统一问题归结到这一点，别的二派先得在你们面前承认错误，然后才能让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过早地模仿斯大林的机关“作风”了。在政治方面，问题是要这样提出来的：是思想上的相同者呢，还是思想上的敌对者，那根本谈不上统一。如果是志同道合者，那么要在与他们统一之前将他们屈辱一番，是不是允许与不足为训的。此种“威望”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的特征。谁想将这些移植到左派反对派的队伍中来，谁就是用最坏的毒药把反对派从他的童年时候起便加以毒害了。
　　四、很可惜，你们信上丝毫不曾具体地谈到你们与陈独秀派的未来关系。他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是一个精采之至的政治文件。陈独秀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是为大多数中国反对派所欠缺的。你们可以反驳道：在他的经验里含有大量错误。这一点无可争辩。但是自己清楚懂得这些错误而又公然承认了它们，那么这个经验便成了可贵的政治经验了，它将帮助我们将来不致重犯这些错误。
　　注：我说承认错误，指的是那些带纲领性的与战略性的、在革命事变中犯下的错误。这一类必须公开承认，公开解释。但这与你们要求与刘仁静的，要他向你们承认自己错误这种做法，无丝毫共同之点。
　　五、你们三排都只是弱小的宣传组织。廿五个成员，一百个成员或三百个成员，这中间的差别当然有的；但这里的数量之差终究还不曾转变成质量之差。而且既然有了三个组织的存在，就势必要寻找出一些不同意见，籍以证明分裂之合理，这情况却是反对派发展途上的最大障碍，因为这会使工人们感到迷惘。
　　统一时必然要实行的。它可以由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大家一起草拟一个短短的统一政纲，然后根据各派人数推派代表，召开统一大会。如果与我们的期望相反，草拟政纲时候你们遇到了困难，国际局会来帮助你们。这是唯一正确与可行的统一道路。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已不是一个宣传团体，而是一个有长久历史的巨大力量了；可是它却以此种方式与全国各地的某几个革命国际主义者的组织统一起来。当时谁也不要谁表示悔过，谁也不叫谁蒙受屈辱。这些不足为训的作风是一九二三年以后齐诺维耶夫与斯大林开始采取的。
　　六、你们收到俄文的《公报》吗？最近一期《公报》将主要讨论关于中国的事情。你们答应在下一封信里告诉我你们对中国与中共的情形的看法，我急不及待地等候它的到来。
　　左派反对派必须对目前的农民（『苏维埃』）运动采取一个正确立场，这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农民战争现在有与工人运动衔接起来的希望吗？这是一个异常重要问题。理论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农民暴动的影响下，城市里的革命运动会加速高涨。如果发生了这个情况，那么农民暴动会具有完全不同的客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