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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国家、政治反革命与波拿巴主义[1]

1935年2月1日
列·托洛茨基


(历史—理论随笔)[2]

 

  苏联当权派的外交(主要的官方渠道和辅助性的共产国际渠道)完成了新转折:靠拢国联、推行status quo(维持现状)路线、与改良主义和有产民主阵营结盟。内政也有相似转向:重视市场和农村「富裕社员」,再度迫害反对派、半反对派和多少沾点批评倾向的党内分子。为了让斯大林放手推行右倾路线,党内大搞新清洗。本质上讲,「新路线」在走熟悉亲切的老路(对内依靠富农、对外寻找有产盟友[3])。与旧时光相比,「新右转」涉面更广而周遭环境恶劣十倍。莫斯科向何处去?「热月反革命」一词重又挂在许多人的嘴边[4]。唉,使用过频让「热月」一词的精度已失,既难概括官僚层的当前阶段,也无法体现当权派酝酿的政经新灾祸。看来,先得澄清名词的含义。

关于政治反革命[5]的昔日论战


  「热月政治反革命」一词与左翼反对派的历史密不可分
[6]。往昔论战中谁先以「热月」进行历史比较,已难查清。一九二六年,党内反对派各方立场大致如下:「民主集中制」派[7]断言「政治反革命已成事实!」[8];左翼反对派坚决驳斥了类似看法。分歧导致了分裂。谁是正确一方?回答这个疑问,先得澄清两方各自理解的「热月」内涵:历史类比可提供多种推敲,更甭说滥用名词的现象了。

  已故的弗·斯米尔诺夫——旧式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位高贵代表——提出以下论点:工业化的延误、富农及新有产者的繁衍,有产者与官僚层的勾搭成奸、党的蜕变等等趋势已万分严重;想重返社会主义轨道,惟新革命一途;无产者已丧失权力;粉碎左翼反对派之后,官僚层体现着再生资产阶级制度的利益。十月革命的基本社会成就已遭清除。是为「民主集中制」一派的总立场。

  「左翼反对派」批驳道:双重政权的因素确有露头,但必需反革命政变的手段,「因素」才会变成有产统治。当权派与有产群你来我往,却仍保留着通往工人阶级的社会之根。打压党内正统之时,干部们拖着粗重的有产尾巴;明天这根尾巴会把自个脑袋——执政集团——抽开花。当权者难逃新分裂。一旦反革命的火焰蹿上房梁,官僚层的主要核心将靠拢工人回击壮大的农村资产阶级
[9]。尘埃尚未落地,别急着埋葬十月革命。清洗正统人士减轻了政治反革命的难度,但攻坚战还在前头。

  最新事变的启示下,复述
1926-1927年间的论战内容足以揭示我方立场的正确性。1927年富农拒售聚敛的大量粮食,给官僚层当头一棒。1928年当权集团公开分裂:党内右翼主张继续向富农示好;中间派曾与布哈林之流连手驱赶革命干部,如今却抄袭我方纲领[10]凭借工人的支持打垮右翼,并走向工业化和集体化。以无数本可避免的社会苦难为代价,十月革命的主要成果得以幸存。

  实践验证了我们的预测(准确地说是预测的「乐观方案」)。任何争议已属多余。生产力发展没跑向恢复私有产权的凶途,而选择了社会化基础的有计划领导。只有政治盲人看不见这一事实的世界性意义。

「热月反革命」的真实含义[11]


  目前来看,可以——也应该——指出一点:与热月先例的政治比较起了搅混水的效果
[12]1794年的热月政变使战胜王权的「国民」发生内部权力再分配,国民公会的当权派有所变化。它是一场反革命吗?这取决于我们给具体事变的「反革命」定义赋予多少内涵。1789-1793年间的法兰西社会转折具有资产阶级特征,转折的本质可概括如下:「自由」的资产阶级产权代替封建所有制。那场革命引申的「反革命」当指封建所有制的重建,但热月政变并未侵犯财产领域的既得成果。罗伯斯庇尔试图依靠作坊主阶层;督政府依靠中等资本;波拿巴与银行结盟。上述变化带有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含义,但局限于有产主流社会及国家的内部框架。

  何为热月?它是革命后的反动逆流,受限于新的社会河床
[13]。波拿巴的雾月之变也有相仿意义,代表了「返潮」的第二阶段。但两者都不等于旧所有制或旧统治阶层的复辟,而意味着「第三等级」各集团分配新体制红利的过程。资产阶级——直接、间接或通过波拿巴等人的代理——全面攫取了产业和权力,并未侵犯革命的社会成果;相反,资产者极力巩固、梳理和稳定了有关成就。拿破仑既防范城市「老粗」也狠揍落魄封建主,捍卫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产业。封建欧洲对「革命化身」拿破仑的憎恨,远非全无逻辑。

苏联性质的马克思主义评价


  今日苏联,与
1917年列宁描述的苏维埃共和国(无职业官员和常备军;公职人员的随时撤换制、群众「撕破脸皮」的积极监督)确乎相去甚远。官僚层的专权统治和斯大林的「第一执政」身份均已确立。结论何在?有人会说:无产阶级革命催生的现实苏联不合预设的理想标准,我不想睬它。「不跟你玩了」之类的清高自赏,是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及其它小资极左知识圈的常见病。其他人会说:既然苏联生于无产阶级革命,对它的任何批评都是渎神和反革命行径。虚伪言辞的后头,常隐藏着——同一个!——小资知识圈或工会官员群某些集团的物欲动机。只要个人条件有所变化,以上两种类型——自大狂和伪君子——极易互换。让我们绕过这帮恶心家伙!

  马克思主义者会说:今日苏联显然不符合苏维埃国家的预设标准。我们将系统考察当初制订纲领标准的疏漏;我们将考察哪些社会因素歪曲了工人国家,并再次检查政治扭曲是否已影响了经济基础,即是否保存了革命的基本社会成果;假设成果尚存,它往何处转化;我们将考察国内外的哪些因素能减轻、加快苏联建设的进步倾向,并取得对复辟逆流的优势。马克思主义的观察方式本身就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提供万能钥匙(懒性思维的最爱),却可预防自大狂或伪善的政治病,且开启了积极影响苏联命运的可能性大门。

  1926年「民主集中制」派宣布工人国家已遭消灭,摆明是给活着的革命穿寿衣;作为回答,左翼反对派制定了苏联制度的改良纲领。当权派粉碎了党内抗议,以捍卫巩固自身特权。死死抓住本位利益之余,它被迫借鉴我方纲领的某些段落,以拯救苏联国家的社会基础。无比宝贵的一课!它告诉我们,特定的历史条件——农民的落后,工人的疲惫,西方无产阶级决定性支持的缺席——书写了革命进行曲的「第二章」:保守的国家官僚打压放逐国际主义无产先锋的章节。但它也告诉我们,正确路线能让马克思主义组织真实地影响实践的发展,即便「第二章」的胜利者仍在压迫「第一章」的革命者。

  肤浅的唯心主义思维模式,依赖铁定的纲领准则,把纸面的标准照搬到活的发展进程,容易从热情的笑脸转为悲叹的苦相。辩证唯物主义——也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从发展和内部斗争的角度审视任何存在,使思维与实践得到必要的稳固性。

无产阶级专政与官僚独裁

  以往研究中,我们确认了一个事实:尽管生产资料国有化造就了不凡的经济跃进,苏联社会仍充分保留着过渡与矛盾的特征,以劳动者的处境、生存条件的不平等与官僚特权的程度而言,这个社会距离资本主义远较未来的共产主义更近。

  我们同时确认另一事实:尽管存在巨大的官僚蜕变,苏维埃国家仍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工具。它确保了生产资料国有基础上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就为劳动群众的真正解放——通过清除独断官僚层与社会不平等——准备了条件。

  谁未曾严肃思考和接受以上基本点,等于无视左翼反对派对苏联性质的全套文件
[14],等于丧失把握任何新事件的思想主线,等于把马列分析替换为气咻咻的埋怨之声。

  苏维埃(确切说:反苏维埃)官僚制度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城乡矛盾与工农矛盾(这两种矛盾并不自动重叠)、民族共和国与各州的矛盾、农民的内部矛盾、无产者的内部矛盾、消费者的内部矛盾;最后,存在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围困的矛盾。把上述七缠八绕的矛盾折成「银两」单位,经济矛盾也就极为外露。

  调节矛盾的官僚层,借机盘踞于劳动群众之上。利用调节功能,它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既然不受监督,它便任意武断地行使领导权,积累了新矛盾。利用丛生的矛盾,它建立了官僚绝对主义体制。

  高层内讧导致了「中央骑士团」的淘汰现象。「骑士团」的纪律需求,催生了一元化领导和完美领袖的崇拜文化。类似秩序笼罩着企业、集体农庄、高校和整个国家:亲兵护卫着领袖,大家紧随其后。以个人而论,斯大林从未成为——也没法成为——群众领袖:他是各类「领导」的主子、「登基坐殿」的象征
[15]与个性化代表。

  经济任务越复杂、居民的要求越高,官僚制度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越尖锐
[16]。官僚们越是粗野捍卫自家地盘,越是无耻动用欺诈、收买与暴力手段。

  上升的经济文化与末路的政治制度并存
[17]。这一惊人现象说明——也只能说明——压迫、镇压及侦察监视手段主要用来保卫政权机器和官员特权,而非苏维埃国家。越是拼死捍卫官僚专制,越需要以无数借口和歪曲污蔑粉饰现实。

  能否称这个国家为工人国家?道德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和「革命处女」狂怒抗议,谨慎的人异议道:「或许它还算工人国家,但无产阶级专政已完荡然无存。退化的工人国家处于官僚专政之下」。

  我认为,不必再次深入讨论上述质问。我方的正式文件已解释明白。对相关的重要结论,尚未出现实质性的反驳、修正或补充。

  只谈一件事:能否把官僚层的事实独裁称作无产阶级专政?

  让我们首先摆脱术语困境。「专政」一词既有较窄的政治意义,也可表达深刻的社会学意义。我们谈论「墨索里尼的专政」,同时定义法西斯主义「仅是金融资本的专政工具」。哪个说法对呢?从不同的层面讲,都对。毋庸置疑,执行权力由墨索里尼抓在手中;同样毋庸质疑,官府活动的全部内涵以金融资本的利益为坐标。阶级的社会统治(「专政」)具有极不相同的形式。从中世纪到今天,资产阶级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的建设已积累了足够经验,令我们把上述阶级统治的法则
[18]——完成必要订正后——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域。夺取政权、工人国家逐渐消融于社会主义无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统治的形式及手段可能有极大差别,这取决于内外阶级斗争的局势。

  斯大林中央的领导,简直没法让人联想起初期的工人政权。然而,一种体制并非立即取代另一种体制,而以数种手法完成,免不了——专断官僚打击工人先锋的——几场小内战。从历史总结的角度说,苏维埃民主被积聚难解的社会矛盾炸成了齑粉。利用既有矛盾,官僚们剥夺了各群众组织的权力。这层意义上,大可谈论「官僚专政」乃至斯大林的个人专政。这一篡权行为的发生与站稳脚跟,仅由于官僚专断的社会内涵受工人革命奠定的诸生产关系所制约。这层意义上,大可判断官僚专断的外表下,无产阶级专政得到歪曲但确实的表达。

必须重新审视与修正历史类比


  我方的内部论战
[19]认为苏联「热月」的矛头指向工人国家的社会(变革)基础[20],可有保留地理解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第一阶段。尽管旧论战的本质结论未受损,但「热月」的历史类比终归带有保留性的借喻特征[21]。近年来,这一保留性越发妨碍我们对苏联最新发展阶段的分析。仅举一例:我们常谈起官僚层的「波拿巴专政」,但「原装」波拿巴体制是热月后的产物。处于历史类比的框架中,难免问一句:既然苏式「热月」还没登场,波拿巴主义从何而来?不必改变旧的本质评价,但应大幅更改看待历史类比的角度,以便更近地观察某些旧事实并更好地理解某些新现象。

  1794年政变没有清除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成就,仅把权力转给雅科宾党的温和保守派(亦即富庶的有产阶层)。必须承认,早已右倾的苏联政权颇似当年的「热月」群僚,只是蜕变的速度更慢、更隐蔽。与巴黎先辈的临时操刀相比,莫斯科变质官僚的谋划更系统更充分;正因如此,它迫害党内正统的初始行动保持了外表的克制[22]

  无产者比资产者更一元化,但仍包含多个阶层。夺取政权后,职业官员及相连的工人贵族群开始成形,清晰暴露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差异。对左翼反对派的镇压,最直接地意味着政权由革命先锋手里转入较保守的官僚层及上层工人手中。
1924年——苏联热月的起点。

  当然,我们谈的并非历史现象的重叠,而是类比。由于社会结构与所处时代的差异,历史近似的程度总有极限。但上述类比既不肤浅也非偶然:它由革命——反革命时期阶级搏斗的极度紧张所决定。两场革命中,基层民主都确保了新制度的胜利,也让新贵们飞黄腾达
[23]。雅科宾俱乐部渐无生气。1793年的革命者或战死、或变身外交官与将军、或上了断头台、或转入地下。某些雅科宾党人成功转型为拿破仑帝国的要员,同殿为臣的包括日益增加的旧党派投机者、老贵族、粗鄙的逐利之徒。俄国呢?从苏维埃与党内俱乐部的沸腾生活,到通盘依赖「敬爱领袖」的书记领导制,完成了权力重心的过渡。这一过渡于130-140年后再现了法国革命后期的蜕变图,但舞台更宏大、形势更成熟。

  当年「热月」格局与波拿巴专政的长期稳定,全赖挣脱封建桎梏的生产力全速跃进。幸运的冒险家、亡命徒、官场中人的亲眷盟友发了财。失望的群众陷入麻木状态。

  在俄国,
1923年起步的国有化生产力崛起令当权派很意外,也为后者统治的稳定提供了经济前提。工业复苏给干练的组织者、管理者和技术专家伸展拳脚找到了空间,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享受迅速改观。出现了一个与执政高层紧密相连的广泛特权阶层。劳动群众要么盼着「明天会更好」,要么充满绝望。

  假如把
18世纪末的法国事变硬套到十月革命的各阶段,未免迂腐。但一个事实相当抢眼:今日的苏联制度酷似「第一执政」体制(而且是帝制前夕)。斯大林缺少军功荣耀,营造的制度性谄媚却压过拿破仑一头。只有窒息了党、苏维埃和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之后,他才得到如此权力。新生专断官僚层依附于一国范围的革命胜利成果,却与行进中的国际革命毫无交汇。从生活方式、利益和心理来说,今日莫斯科要人与布尔什维克的区别,不亚于拿破仑的将军省长们与雅各宾党人的区别。

热月分子向波拿巴主义者的演变[24]



  不久前,苏联驻英大使马伊茨基会见了英国工会代表团,并向后者宣讲了官方迫害「反革命」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正义性与必要性。类似的戏剧片段成千上万,任何一个都能把我们立刻引向问题的核心。对「季派分子」的本质,我们心中有数:不管有多少错误和动摇,他们毕竟是典型的「职业革命者」。世界工运问题,与他们血肉相连。马伊茨基是谁?右翼孟什维克。
1918年脱离孟派跑去乌拉尔,荣任白军政府(高尔察克派)部长。高将军垮了,马部长投了苏维埃。列宁和我带着极大的不信任乃至轻蔑看待这号人物。今天,马大使跳脚骂街「季派托派反革命」妄图召唤洋鬼子复辟资本主义,那个「季派托派反革命」粉碎过、马先生捍卫过的资本主义。

  现任驻美大使阿·特罗扬诺夫茨基年轻时跟过列宁,后脱党。欧战时以热血爱国著称,
1917年加入孟派。十月革命前后,他是孟派中央委员,与工人政权进行了数年地下斗争。左翼反对派失败后,他入党作官,纵横外交圈。十月革命期间,现任驻法大使帕捷姆金是一位主流史学教授,内战后靠拢我党。十月起义后,原苏联驻德大使亨丘克曾与右翼社会革命党人格立宁科(现任财政人员委员)一起加盟「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顽抗工人政权。亨大使的继任苏立兹是孟派大佬齐赫泽的政治秘书,内战后靠拢我党。苏俄外交圈的今日红人,大都有着同等出身。值得注意的是,数起叛逃后,外派人员的挑选以政治可靠为第一要求。

  不久前,国际传媒对苏联采金业巨大成就的报道提及了它的组织者:谢列布洛夫茨基。与亲苏同道展开吹拍竞赛的《
Temps》(苏共海外「喉舌」)郑重说明谢先生1903年即是列宁派的「老近卫军」。他的新党证确实如此填写。实际呢?他先以孟派学生的身份投身1905革命,后来脱党「打拼前程」。二月革命前,他是两家国有军工厂的经理兼企业家协会会员,与冶金工会殊死搏斗。19175月他骂列宁是「德国奸细」!十月胜利后,我曾安排谢某与其他非党专家出山负责技术工作。政治上,列宁不信任他,我不太信任他。如今他是苏共中央委员。

  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
(19341231)刊登了谢先生的文章「论苏联采金业」。打开第一页:「党和全体工人阶级的敬爱领袖斯大林同志」;三行以下:「斯大林同志与美国记者的谈话指出」;再过五行:「斯大林同志凝练准确的回答」;本页结尾:「这就是斯大林式的采金精神」。第二页:「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四行以下:「回答他们(布尔什维克)的报告时,斯大林同志写道:祝你们成功」;同页:「斯大林同志鼓舞人心的指示」;下一行:「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党」;两行以下:「我们的党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再看文章结尾:半页篇幅塞满「党和工人阶级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敬爱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话」等等,等等。

  讽刺剧的效果,精彩显现于奴性洪流中!「敬爱领袖」似乎不需要一篇谈论采金而非祝寿的专业文章每页五次表忠心。另一方面,作者的媚功绝技宣判了自己不可能具有革命者的任何气质。与工人为敌的帝俄工厂经理、有产者和爱国者,今日的体制台柱、中央委员和百分之百的斯大林门徒!

  再举一例。扎斯拉夫茨基(《真理报》的台柱)今年一月谈到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说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动作品」一样,禁止出版。姓扎的是个什么玩意?遥远的过去——犹太工人联盟(「崩得」)右翼成员,后来混迹有产传媒。1917年赤膊上阵向「卖国特务」列宁和托洛茨基泼了无数狗血。同年的列宁文章可见不断重复的词句「扎斯拉夫茨基及同类恶棍」。以职业有产造谣家的身份,扎秀才进入了党史。内战时他躲在基辅,以白军杂志记者谋生。1923年转向苏维埃。今天,他捍卫总路线免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动血手戕害」!这号人挤满了官方报刊,包括国外的亲苏舆论阵地。

  布尔什维主义老班底荡然无存。革命者让腰杆灵活的官员取代。马克思主义让恐惧、阴谋和奉承取代。列宁时代的政治局只剩斯大林一人:两人靠边站并遭中伤(李科夫、托姆茨基);两人坐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人流放和开除国籍(托洛茨基)。按照列宁夫人的说法,死亡使列宁免受监牢之灾。来不及给他上枷,败类们把列宁锁进水晶棺。执政大厦的材料已统统败坏。雅科宾党人让热月分子和波拿巴主义者取代:斯大林分子取代了布尔什维克。

  对远非无私的庞大官员群体——各型号的谢局长、扎秀才和马大使——来说,斯大林是最高仲裁者、福祉之源和避免底层侵害的守护神。

  与此相应,官僚层时不时向「守护神」提供确认合法性的机会:(全民或全党)「公决」。党代会与苏维埃大会只有一条组织标准:赞成或反对斯大林。谁反对?惟有「反革命」及同伙。是为今日政权的运作动力学——波拿巴专政的动力学。

有产国家与工人国家的角色差异


  历史对比的目的,是以史为鉴。但类比应具体化:必须注意相似特征之外的差异。法俄革命都终结了封建主义和农奴制。但前者的疾进派仅曾徒劳地试图冲破有产社会的极限;后者则推倒有产统治并建立了工人国家。以上基本的阶级差异,确立了历史类比的物质极限,也对现实预测具有决定意义。

  深刻的民主革命摧毁了农奴制,给农民土地。封建反革命已不可能。王室大可复辟并重演中世纪礼仪
[25],但无力重建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关系一朝得以解放,便自动向前涌动。外力无法阻挡它们:创造出掘墓人之后,资本主义在为自己挖坟[26]

  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截然不同。工人革命不仅打碎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解放生产力,还把后者交给新国家——革命的产物——直接管理。革命后,有产国家满足于警察角色并让市场遵循自身规律,工人国家却扮演着经济的主人与组织者角色。政治制度的更迭,对市场经济仅起到间接与表面的影响。有产政府或小资政府取代工人政府,却必定导致计划经济的根基消解,以及重建私有制。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建设不是自动进行,而是有意识地进行。社会主义过渡与工人政权不可分离,这一政权要么真诚建设社会主义,要么依附于社会主义建设。仅在高级发展阶段(工人国家的生产力远超有产世界、人类与个人的需求得到丰裕满足、国家融化在社会中),才可确认不动摇的社会主义特征。这暂且还是未来。现阶段来说,社会主义建设与工人国家处于共存亡的一驾马车。深思熟虑地思考资本主义(「无秩的」
[27])与社会主义(「计划的」)经济形成规律的深刻区别,方能理解何处是与法国革命的对比中不应逾越的政治极限。

  一九一七年十月结束了民主革命,开启了社会革命。绝无任何力量,能让俄国的土地
-民主变革回头:此处与法国革命的类比既合理又重叠。但集体农庄制度仍处于旧关系的打击之下,生产资料国有制亦在其列。政治反革命即便返回沙皇时代,也不会原样重建地主所有制的土地关系;亲资「左翼」政党一旦掌权[28],就可扼杀社会主义建设。

「官僚中派立场」向波拿巴主义的转化


  法俄革命的主要差别(包括「花落各家」之反革命阶段的差别),对理解现苏联体制的本质——由诸多反动政治演进构成——颇为紧要。农民起义
[29]的革命后果及趁势而起的资产阶级与拿破仑制度友好共处,也能于波旁王朝复辟后[30]坚守自身阵地。斯大林的专权制度却使工人革命遭到致命威胁:继续右转会要后者的命。从成分到精神均已小资化的苏联官僚层,极力自吹「布尔什维主义传统」,内里唾弃这一传统;它的使命是和稀泥:调节工农矛盾、调节工人国家与世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为「官僚中派立场」的社会基础。是为当权派的权变、力量、弱点及对世界工运毁灭性影响的社会基础[31]。干部层越独立、权力越集中,「官僚中派立场」越趋向波拿巴主义。

  波拿巴主义的定义太过宽泛,必须把它具体化。近几年,我们用它称呼某些有产政府:自封「全民团结」的救世主,它们利用工人阶级与法西斯阵营的殊死对立,依靠暴力机器逾越了国会与代议民主的束缚。它是资本主义衰败期的波拿巴主义。它极大地有别于血气方刚的上升期波拿巴主义,后者虽是资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埋葬者,但也是英雄时代基本成就的守护人。话说回来,两者的名字相同,因为特征相同:尽管时间无情,老者身上可窥到少年的往事。

  苏联的波拿巴制度,应与朝阳期的类似有产体制相比:与拿破仑的执政府与第一帝国相比,而非不成器的「第二帝国」或现代的法德政客团
[32]。从事对比时,大可不必把斯大林的脑壳硬套进拿破仑的船形帽:社会条件需要时,波拿巴主义会绕着尺寸悬殊的轴心旋转。

  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
[33],澄清两种波拿巴主义——苏式与法式——的社会基础差别,才是头等大事。清洗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及政治机构,以达成既得利益的整合,是为法式波拿巴主义。消灭工农革命的国际主义纲领、政治领导及工人民主机构,以实现对既有社会变革成就的保守「梳理」,是为苏式波拿巴主义。延续热月政策的拿破仑既敲打复辟势力,也防范「老粗」与中小有产民主派的不满;如此这般,他把「革命红利」归于有产上层[34]。苏共当权派保卫十月成就的手法,既击退皇室有产反革命[35],也迫害怒火难耐的工农。官僚集团碎了党内左翼(多数工人[36]进步合理历史利益的代表);借助凶猛的工资分化制度,它建立了新贵群体、特权与社会等级符号。时而依靠上层痛殴下层,时而依靠下层收拾上层,斯大林把权力抓在手中。这不是波拿巴制度,还能是什么?

  本质上说,波拿巴主义寿命难长: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均衡之球或滚向一方,或滚向另一方。提醒读者,此处的历史类比尤其得注意物质极限。诚然,拿破仑一世的倒台影响了阶级关系,但法兰西保留了资产阶级特征。苏式波拿巴主义的必然覆灭,远不等于工人国家的幸存。社会主义经济无法离开工人政权。苏联作为社会主义
[37]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何种政治制度将取代既有体制。假如无产者的革命先锋能再度将城乡劳动者召唤于本军旗下,它将是复兴苏维埃的唯一力量。

结论


  以上分析的结论如下:

  俄国革命的「热月」转折已完结。蜕化分子可以欢庆胜利——大致——十周年。苏联现制度是「苏维埃」(或曰反苏)波拿巴主义,它更接近拿破仑帝国,而非执政府时代。

  1 俄国革命的「热月」转折已完结。蜕化分子可以欢庆胜利——大致——十周年。
  2 苏联现制度是「苏维埃」(或曰反苏)波拿巴主义,它更接近拿破仑帝国,而非执政府时代。
  3 以自身社会变革基础和经济趋势而言,苏联仍是工人国家。
  4 波拿巴制度与社会主义发展需求的矛盾,是国内危机的最大来源,也代表着对工人国家的生存威胁。
  5 生产力水平仍较低下与资本主义围困,使阶级与阶级矛盾——时缓和时激化——在苏联仍将存在较长的不确定期。该时期的结束,至少需要全球资本主义中心带的无产者取得全胜。
  6 无产阶级专政仍是苏联经济文化沿社会主义轨迹前进的必备条件。专政的波拿巴蜕变,对工人革命的全部社会成就构成直接威胁。
  7 国内进步青年中的个人恐怖倾向,是波拿巴制度丧失了(继续存活的)政治可能性并陷入生存内斗的一个主要痛苦标志。
  8 专权制度的必然覆灭导致工人民主的复兴需要一个前提:现制度的垮台是无产先锋自觉行动的结果。否则,取代斯大林制度的 可能是法西斯类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制度。
  9 无论打什么旗号,个人恐怖的战术目前只会给无产者的最凶险敌人提供方便。
  10. 对国内进步青年中的个人恐怖倾向,党的掘墓人斯大林应承担全部政治与道德责任。
  11. 与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中,国内无产先锋被削弱的主因在于世界无产者的连续失败。
  12. 世界无产者连续失败的主因,是共产国际——苏式波拿巴主义的盲目工具与境外改良主义官僚层的最佳盟友及卫士——的可憎政策。
  13. 工人阶级的下一个重大成就,取决于国际无产先锋如何摆脱莫斯科及雇佣狗腿——所谓的「共产国际」——的灾难性影响 。
  14. 对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拯救,与第四国际的斗争完全一致。

后记


  论敌们或许会死抓本文的「自我批评」不放。他们会说:你们改变了「热月」的评价,过去只谈「危险」,如今忽然确认它已完成。亲苏派大概还会添油加酱,声称「托派」变调是替西方军事干涉开路。布哈林派和极左集团将跟着鹦鹉学舌。他们一向无力指出与「热月」的历史类比错在何处,当我们自揭失误后,他们的补充是更欢实的几声叫喊。

  上文已说明了这一错误在苏联性质总评价占有的位置。修正错误不等于改换系列正式文件表达的原则立场,而仅是订正。重复一遍:「自我批评」不等于推翻苏联阶级特征以及官僚蜕化条件成因的分析。「自我批评」仅限于通过与法国革命各阶段的对比,对上述政治进程予以历史说明。更正重大局部错误,不会动摇整体立场;相反,借助更准确与现实的类比,让我们更准确、更具体地刷新了立场。补充一点:当前的官僚蜕变进程特别鲜明外露,减轻了揭示我方错误的难度。

  我们的流派从未自比圣人。斯大林主义的教长们以神启名义恭迎预制真理,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研究和辩论。实践之光中,我们检验自身思想结论、公开修正错误并继续前进。律己的诚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是马列主义道统的一部分。这一领域,我们也要忠于诸位先师。

 

1935年2月1日

1935年4月《反对派公报》N43

 



[1] 原文直译: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
[2] 原文直译:历史-理论证明
[3] 原文直译:依靠富农、与国民党结盟和英俄委员会
[4] 原文直译:「热月」一词重又挂在许多人的嘴边
[5] 原文直译:关于「热月」的夕日论战
[6] 原文直译:「热月」的问题与左翼反对派的历史密不可分
[7] 原文直译:「民主集中制」派(在流放地被斯大林折磨至死的弗·米·斯米尔诺夫、萨普隆诺夫和其他人)
[8] 原文直译:「热月已成事实」
[9] 原文直译:中派官僚的核心会靠拢工人打击复兴中的农村资产阶级
[10] 原文直译:中间派借用被它和右翼连手粉碎的左翼反对派纲领
[11] 原文直译:「热月反革命」的真实含义
[12] 原文直译:与热月先例的政治比较使问题晦暗而非明晰
[13] 原文直译:它是革命的社会基石上的反动行动。
[14] 原文直译:等于从没研究1923年起的左翼反对派关于苏联问题的文件
[15] 原文直译:他们的加冕
[16] 原文直译:官僚制度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需求的矛盾越尖锐
[17] 原文直译:经济文化的增长,同时存在不断恶化的政治制度
[18] 原文直译:足以令我们把上述社会学法律
[19] 原文直译:俄国和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内部论战里
[20] 托洛茨基原注:流亡孟什维克也在谈热月蜕变。但语意所指难以理解。他们曾反对无产者夺取政权。他们现在也认为苏维埃国家并非无产阶级国家(什么国家?说不清楚)。过去他们要求俄国重返资本主义,如今要求「民主」。既然孟派自己不是热月趋势的代表,那「热月」到底是啥?显然,政治骂战的文艺腔而已。
[21] 原文直译:但历史类比终归带有保留性和非现实性的特征
[22] 原文直译:苏联官僚们反对左翼的密谋之所以在最初保持了「干燥」特点,完全是由于它比热月的灵机一动更系统化更充分
[23] 原文直译:两个事件中,官僚层都在确保了新制度胜利的贫民民主的背上上升起来。
[24] 原文直译:热月分子向波拿巴主义者
[25] 原文直译:并把自己用中世纪的幽灵围绕起来。
[26] 原文直译:他们应为自己挖坟,预先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27] 原文直译:「无政府状态的」
[28] 原文直译:但孟派-社会革命党联盟恢复执政
[29] 原文直译:农民革命
[30] 原文直译:路易十八复辟后
[31] 托洛茨基原注:德国的一些左翼派系(包括S.A.P的领袖们)至今只看到共产国际的「极左政策」,否认(至今否认)「官僚中派」的概念。目前,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迫使西欧工运从主流改良主义转向右倾,反衬出S.A.P领袖层的极端机会主义政治哲学。任何问题都无法令这帮人把逻辑推演至尽头。他们厌恶直面现实,亦即厌恶诸种科学分析与革命政治的最高原则(原文直译:布兰德尔分子(包括S.A.P的领袖们)至今只看到共产国际政策的「极左」,否认(至今否认)官僚中派的概念。如今的「第四阶段」,当斯大林用共产国际的政治铁钩拖着西欧工运从主流改良主义向右转,显示出S.A.P领袖们的政治哲学的极端机会主义。没有任何问题这帮人能思考到逻辑尽头。所以他们如此厌恶直面现实的做法,而这是各种科学分析与革命政治的最高原则)。
[32] 原文直译:更不用说施列赫尔和杜梅尔格。译者注:施列赫尔是20年代末德国军人政治家,一度试图推行独裁统治;杜梅尔格是20-30年代的法国政客,几次出任总统、总理。
[33] 原文直译:从我们所感兴趣的角度看
[34] 原文直译:如此这般,他把生于革命的新体制带来的好处归于有产上层
[35] 原文直译:既打击封建-资产阶级反革命
[36] 原文直译:非特权工人
[37] 译者注:社会主义四字的加重符号为原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