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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俄国革命观

托洛茨基
（1939年）

　　1905年革命，不仅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而且是一种实验室，在其中造成了俄国政治生活内所有基本的派别，又反映出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不同的倾向。争论的焦点和根本的分歧，不待说，是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性质及甚未来发展道路间题。这种关于革命观的争论。与史大林传记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史大林本来并未参加。他写的几篇与此间题有关的宣传文章，是完全没有理论价值的。好多执笔为文将那些思想通俗化的布尔什维克，都比斯大林写得好些，而且好得多。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观作任何批判性的阐述，自然是属于列宁传记内的事情。但是理论也有其自己的命运。在第一次革命及其以后的时期，直至1923年为止，当各种革命学说都制定出来并加以应用的时候，史大林是没有什么独立立场的，可是1924年发生了一种突然的变化，从而开始了一个官僚反动和彻底地重新估价过去的时代。革命影片颠倒放映，旧时的学说被人拿出来作新的估价或加以新的解释。于是，乍看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地，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不断革命”论上面，视之为“托洛斯基主义”一切谬论之源泉了。自此以后好多年中，对于“不断革命”论的批评，便成为史大林及甚伙伴们所有理论（怨我滥用这个字眼）著作的主要内容了。既然，在理论方面，“史大林主义”的每一点都出于对不断革命论（1905年提出的）的批评，那么叙述这个理论，说明它与孟什维克的和布尔什维克的理论的差异，显然也是本书分内的事情，至少是应当作为本书附录来加以叙述的。
　　俄国的发展，首先显出来的是它的落后性。但历史的落后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依样画葫芦地于100年或200年后再走先进国家所已走过的道路。宁可说这个国家产生完全不同的“结合的”社会形态，其中资本主义技术和结构上最高的成就，纳入于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蛮的社会关系之内，改变这些关系，支配这些关系，造成一种独特的阶级关系。在思想方面说来，也是这样。正因为它的历史的落后性，俄国才能成为欧洲唯一的甚至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民主党就已经获得巨大发展的国家，——当然是这样的，因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二者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在俄国得到最深刻的理论的检验。
　　唯心主义的民主派（大多数是民粹派）迷信地拒绝承认即将到来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们称之为“民主的”革命，图谋拿这中性的政治商标来掩饰革命的社会内容，不仅为了欺骗别人，而且为了欺骗自己。但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始祖普列汉诺夫，远在上世纪80年代，当他反对民粹派的时候，就已证明俄国没有任何理由依靠自己爱走的发展道路了。同“凡世上的”其它国家一样，俄国也须经过资本主义炼狱。在这条道路上，俄国可以争得政治自由，这是无产阶级继续为社会主义斗争时所不可缺少的。普列汉诺夫不仅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开，视前者为目前的任务，视后者为未来的远景，而且规定了两种革命中各自的不同的力量配合。无产阶级先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去争得政治自由；然后，经过几十年后，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与资产阶级直接冲突。
　　1904年末，列宁写道：“俄国的知识分子……一向认为，承认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使革命黯然失色，就是把革命贬低和庸俗化。……对无产者来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只是……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之一。”[1]1905年，他又写道：“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民主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2]他坚持说：“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 [3]——这话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内为无产阶级往后斗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在这范围内，列宁还是跟在普列汉诺夫后面亦步亦趋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乃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路线的交叉点。
　　在此情形下，柯巴宣传的时候自然是不敢越出那些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共同遗产的通俗公式的范围以外去的。他在1905年1月间写道：“根据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制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应当争取的！只有这样的立宪会议才能使我们有一个为争取社会主义所极其需要的民主共和国。”[4]拿资产阶级共和国做战场，以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目标的持久的阶级斗争，——这就是革命前途。1907年，即当国外的和彼得堡的报刊已经进行了无数次争论，而理论上的预断又经过第一次革命的经验严格的检验之后，史大林写道："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结局应当是消灭农奴制度，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革命的结果只能成立民主共和国，--关于这一点，似乎我们党内每一个人都是同意的。"[5]这里，史大林并非说革命当以什么开始的;却是说革命当以什么告终的：他预先把革命限制于"只能成立民主共和国"，而且说得相当坚决。我们想在他那时写的著作中找到一丝一毫关于与民主革命有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暗示，那是白费气力。他的这个立场一直保持到1917年2月革命初期，直到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为止。
　　在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及一般孟什维克领袖看来，把革命定为资产阶级性质，首先含有这样一种政治意义，即避免过早地拿社会主义这个红色幽灵去打扰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吓跑”，走入反动营垒去。孟什维克的主要策略家阿克雪里罗得在统一代表大会[6]上说道："俄国社会关系仅仅成熟到可以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无法无天的政治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应当提起无产阶级反对其它阶级、直接争取政权一类的话。……无产阶级是为资产阶级发展的条件而斗争的。客观的历史条件注定我们的无产阶级在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斗争中非与资产阶级合作不可。"如此说来，俄国革命的内容就被预先限制在那些符合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的改革范围之内了。
　　这就是两派根本分歧的出发点。布尔什维主义坚决否认俄国资产阶级能完成它自己的革命。列宁比普列汉诺夫更有力、更彻底得多地提出了土地问题作为俄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俄国革命的症结乃是土地问题。……根据对群众为土地斗争的条件的说明……我们对革命的成败问题必须下定决心。……"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将农民看做小资产阶级，将农民的土地纲领看做资产阶级进步纲领。他在统一代表大会上说道，"土地国有化是一种资产阶级手段。土地国有化将促迸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它将加剧阶级斗争，加强土地的利用和农业投资，降低粮食价格。尽管公认土地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但俄国资产阶级还是反对没收贵族地主所有土地的，正是为了这个原故，俄国资产阶级才力图在普鲁士式宪法基础之上与君主制度妥协。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所提的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他宣布，这两个阶级革命合作的任务，乃是要建立一种"民主专政"，把这作为唯一的手段，来彻底肃清俄国的封建残余，来创立一种自由农民阶级，来开辟美国式的而非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列宁写道：革命的胜利，“……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方面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掉，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7]
　　列宁的思想的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它是从土地革命为革命中心任务这一点出发的，而非从宪法改革为革命中心任务那一点出发的；它又指出那些能实现这个任务的社会力量唯一切实可行的结合方式。列宁的这个思想的弱点在于“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中含有内在的矛盾。列宁公开称这个“专政”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专政的时候，他自己就着重指出了这个“专政”的基本的局限性。他以此暗示，为了维持与农民的联合，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不可直接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不啻是放弃它自己的专政了。所以那个专政，虽然有工人参加，本质上是农民的专政。有几次，列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例如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当普列汉诺夫反对夺取政权的“空想”的时候，列宁就回答他道：“这里说的是什么纲领呢？土地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是要谁夺取政权呢？革命的农民。列宁是否把无产阶级和这些农民混为一谈了呢？’[8]没有！他说他自己：列宁分别得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府和什么是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他又反问道：“革命的农民不夺取政权，又怎么可能有胜利的农民革命呢？”[9]在这论战式的说明中，列宁很明白地暴露了他的立场的弱点。
　　农民散布在广大的国土上，而以城市为其接触点。农民自身甚至不能提出他们的利益，因为在不同的区域，农民所想的利益是不相同的。各省之间的经济的接触是通过市场和铁路建立起来的，但市场和铁路都是操在城市手里。农民要突破乡村界限，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采取共同的行动，就必须在政治上依赖城市。农民在其社会关系上也是不单纯的：农民中的富农阶层自然力图诱导农民去同城市资产阶级联合，而下层农民则倾向于城市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其全体来说，是不能掌握政权的。
　　不错，在古时中国，革命曾使农民，或更确切地说，曾使农民起义的军事领袖上台执政。每一次革命的结果都是重分土地，建立一个新的“农民”皇朝，以后历史又开始重演：土地又重新集中起来，又造成一批新的贵族，又出现新的高利贷，又发生新的起义。只要革命保持其纯粹的农民性质，社会是不能走出这没有出路的循环圈之外的。这便是包括古代俄国史在内的古代亚洲史的基础。在欧洲，则从中世纪初叶起，历次农民起义的胜利都未能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只让市民阶级左派去执政。更确切地说，农民起义的胜利仅以设法确立城市人民中的革命派的地位为限。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的俄国，谈不上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的问题。
　　这样一来，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便成了区别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试金石了。俄国革命能够进行多远，未来临时革命政府将具有什么性质，它将面临什么任务，它将依照什么次序来解决那些任务，——这些问题的重大意义，必须同无产阶级政策的基础性质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提出来；而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性质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决定的。普列汉诺夫装腔作势地固执地闭起眼睛，不理会19世纪政治史上的实际教训，无论什么地方无产阶级一作为独立力量出现，资产阶级就要转入反革命营垒去的。群众斗争愈加勇敢，自由派就愈加迅速变为反动派。至今还没有人发明一种能使阶级斗争规律不起作用的办法。
　　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革命期间常常反复地说；“我们必须重视那些非无产阶级党派的支持，我们不可用‘鲁莽行为’驱使那些党派离开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哲人以此类单调的说教表明：他不能理解社会的活生生的动力。‘鲁莽行为”可以赶走一两个感情容易冲动的知识分子，但阶级和党派的结合或分离是全凭各自的社会利益的。列宁反驳普列汉诺夫道：“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说，自由派地主们会宽恕你几百万次的‘鲁莽行为”，但是永远不会宽恕你教唆人家夺取他们的土地。”不仅地主而已，就是因财产利益相同，尤其因银行借贷原故而与地主有联系的上层资产阶级，以及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依赖大中财主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也都害怕群众的独立运动。可是，要推翻沙皇制度，就必须唤起千百万被压迫者去从事英勇的、奋不顾身的、崇高的革命进攻。只有在群众自己利益的旗帜之下，即只有启发对剥削阶级，尤其对地主的不可和解的仇恨，才能唤起群众参加这个斗争。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反对派从革命的农民和工人那里“吓跑”，正是革命的内在规律，是“谨慎”或外交手腕所改变不了的。
　　一月比一月更加证明了列宁对自由主义的评价的正确。尽管孟什维克望眼欲穿，俄国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没有来领导“资产阶级的”革命，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认为他们的历史使命正在于反对这个革命。十二月起义惨败以后，那些靠短命的杜马走到政治舞台前面来的自由派，都在声嘶力竭地向帝制政府解释他们于1905年秋天，当最神圣的“文明”支柱陷于危险时，搞反革命活动不够积极的原因。曾与冬宫秘密谈判的自由派领袖米留可夫在报纸上说得很好，他说：在1905年底，立宪民主党人简直不能在群众面前现身。他写道；“责备（立宪民主〕党当时没有召集群众会议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的人，......简直不懂得或不记得当时参加这类会议的民主群众中间流行的情绪，”这位自由派领袖所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幻想”，指的是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这政策引起了城市下层阶级、士兵、农民及一切被压迫者对苏维埃的同情，从而疏远“上流社会”。孟什维克沿着相同的路线发展。他们为他们的1905年10月以后和托洛茨基搞在一起这件事再三向自由派辩解。孟什维克那位有才干的政论家马尔托夫所作的解释是这样的：当时对群众的“革命幻想”让步是必要的。
　　在梯弗里斯，政治派别也是依照彼得堡同样的原则基础形成的。高加索孟什维克领袖饶尔丹尼亚写道；“粉碎反对派和赢得宪法，——这些目的，将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各种力量自觉的联合和统一领导而达到......不错，农民将被卷入这个运动，并将赋予这个运动以一种自然力的性质，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上述那两个阶级，农民运动则给那两个阶级的磨盘注水。”列宁嘲笑饶尔丹尼亚担心对资产阶级采取一种不可调和的政策会使工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列宁说：饶尔丹尼亚“讨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于孤立的问题，可是他忘记了……农民！他看上了地方自治会中的地主，承认他们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不承认农民有这个可能。这还是在高加索说的！”列宁这个反驳，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一点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饶尔丹尼亚并没有“忘记”农民；而且从列宁自己的暗示也可以看出，他在高加索决不会忘记农民，因为那里的农民，在孟什维克派旗帜之下，正像风暴一样起来。但饶尔丹尼亚并不把农民看做政治的盟友，他是把农民看做一种政治上的进攻武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盟时候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个武器。他并不相信，农民能成为革命的一种领导力量，甚至能成为一种独立力量。在这点上，他并没有错。但他同时也不相信无产阶级能以领导者资格保障农民起义的胜利。这点就是他的致命的错误。孟什维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实际上是叫工人和农民服从自由派。这个纲领的反动的空想，是从下面的事实出发的，即阶级分化如此之深刻，一开始就使资产阶级陷于瘫痪，不能成为革命因素。在这根本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是对的；寻求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势必把社会民主党推入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营垒中去。在1905年，孟什维克还没有勇气从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做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在1917年，他们就把他们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于是他们就碰得头破血流。
　　在那对自由派态度问题上，第一次革命那几年间，史大林是站在列宁方面的。但必须声明一点。即在这个期间，谈到反对派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甚至孟什维克下层分子大多数人也是更靠近列宁而不是更靠近普列汉诺夫的。对于自由派的轻蔑，本是知识分子急进主义的文学传统。但如果我们要探究一下柯巴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独立的贡献，例如分析高加索社会条件，或提出新的论据，或给予旧论据以一种新的提法，——那是完全徒劳无功的。高加索孟什维克领袖饶尔丹尼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独立性，比史大林对于列宁的独立性要大得多。流血的星期日之后；柯巴写道：“自由派的先生们力图挽救正在崩溃的沙皇宝座，是枉费心机的！他们想伸手援救沙皇，也是枉费心机的！……愤怒的群众却准备革命，而不准备跟沙皇和好。……是的，先生们，你们真是白费气力！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就像旭日东升一样地不可避免！难道你们能阻止旭日东升吗？”[10]诸如此类的话。柯巴不能飞得比这更高些。二年半之后，几乎每字都重复列宁的话，他写道：“……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它不能是革命的推动者，更不能是革命的领袖，它是革命的死敌，必须和它进行顽强的斗争”[11]然而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以后十年内，史大林经过了一次完全的转变，以至1917年2月革命发生时，他竟赞成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与此相适应，他又主张同孟什维克合并为一个党。须待列宁从国外回来，才能迅速地结束史大林这个独立政策，这个列宁称之为同马克思主义开玩笑的政策。[12]
　　民粹派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看做简单的“劳动者”和“被剥夺者”，同样关心社会主义；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乃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农民必须在物质上或精神上不再成为农民，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民粹派以其特有的感情认为上述那种社会学的分析乃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刻薄的侮辱。俄国各派革命者曾在这问题上进行主要的斗争达两代之久。为了了解后来史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冲突，必须着重指出：列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从来没有把农民看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盟军；恰好相反，正因为农民占居压倒的多数，列宁才断言在俄国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与土地问题有关的论文中都再三发挥了这个观念。
　　1905年9月间；列宁写道：“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着（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13]，列宁把西方无产阶级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在某种程度上也把俄国乡村中半无产阶级分子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但他从来没有把全体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他以他特有的坚定性反复地说：“我们起初是彻底地、用一切方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反对一般农民。”[14]
　　1906年3月间，他又写道：“农民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获得胜利，因而将完全耗尽他们作为农民的革命性。无产阶级也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获得胜利，因而将真正开始发挥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性。”同年5月间，他重复道；“农民运动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这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斗争，而是替资本主义的基础清除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斗争。”[15]我们从列宁的这一篇到那一篇文章，从这一年到那一年，从这一卷到那一卷著作，都可以找到这个观点。文句和例证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则是不变的。这个基本思想不可能发生过变化。列宁如果把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那么他坚持革命的资产阶级性，把革命限制在“工农民主专政”范围内，限制在纯粹的民主任务的范围内，就会毫无根据了。有时列宁指责我对农民“估价过低”。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没有认识农民的社会主义倾向，而是说我没有充分认识（就列宁的观点说）：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独立性，农民有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能力，又有通过它去阻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建立的能力。
　　对这个问题的重新估价，是到了热月反动期间才开始的；这个反动大体上是从列宁患病和逝世时开始。从此以后，俄国工农联盟就被宣布本身含有足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充分保证，含有在苏联境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史大林拿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世界革命论之后，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的评价称为“托洛茨基主义”，不仅指现在，而且追溯到整个过去。
　　当然，可以提出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经典的看法是否被事实证明为错误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将使我们远远地超出本附录的范围。目前，我们只说下面一点就够了，即马克思主义把农民看作非社会主义的阶级的时候，从来没有赋予这一评价以一种绝对的不可更改的性质。马克思早已说过：农民有判断能力，也有臆断能力。农民的本性是随条件不同而改变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发现了影响农民、改造农民的十分巨大的可能性。历史还没有彻底探明这个可能性的限度。然而已经清楚的是，苏联的国家强制作用的日益增长，不仅没有驳倒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有别于民粹派的对于农民的评价，反而根本证实了这个评价。现在，新政权建立了二十多年之后，无论关于这个问题的情况如何，下面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宁可说在192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一个人曾把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列宁更不待说。列宁一再重申：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并没有想错；史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级。
　　以上便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两大派别的不同立场。可是在这两种立场之外，早在第一次革命初期，就有第三种立场提出来了。这种立场，当时虽然实际上没有得到承认，我们仍须加以说明，——不仅因为它后来被1917年事变所证实了，尤其因为它在革命七年之后，在被驳倒之后，在史大林以及整个苏维埃官僚的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起着完全意料不到的作用。
　　1905年初，我在日内瓦出版了一本分析1904年冬俄国政治局势的小册子。我得出结论：自由派的独立的请愿和宴会运动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把希望寄托于自由派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同自由派一起走进了死胡同；农民运动正为胜利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能确保胜利；唯有无产阶级武装起义才能决定胜负；朝着这方向走去，下一阶段必须是总罢工。这本小册子名为《一月九日之前》，是在彼得堡“流血的星期日”以前写的。从那天开始的强大的罢工浪潮，以及随之俱来的第一次武装斗争，明确地证实了这本小册子的战略的预断。
　　帕尔乌斯替我的小册子写了序文。加尔乌斯本是俄国侨民，那时已经成为有名的德国作家了。他是个具有非凡的创造力的人，能够接受别人的思想影响，也能够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别人。但缺乏必要的内在的均衡和勤勉，使他不能对工人运动作出无愧于他的思想和写作才能的贡献。无疑他对我个人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在以社会革命观点去理解我们的时代方面。我们两人第一次见面以前几年，帕尔乌斯就热烈主张德国总罢工了。可是当时德国正经历持久的工业繁荣时期，社会民主党正在使自己适应霍亨索伦政权，外国人的革命宣传只能得到嘲笑和冷遇。彼得堡流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帕尔乌斯读了我的小册子原稿，落后的俄国的无产阶级必然要起异乎寻常的作用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他。我们两人在慕尼黑同住了几天，谈了许多话，彼此增加了不少理解和私人的友谊。帕尔乌斯那时替我的小册子写的序文，就永远列入了俄国革命的史册。他用寥寥数页文字阐明了落后俄国的社会持点，这些特点固然是众所周知的，但在他以前没有一个人曾从中做出一切必要的结论。
　　帕尔乌斯写道：“大家知道，西欧各国政治的急进主义都是首先依存于小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就是手工业者，就是资产阶级中落后于工业发展、同时又被资本家阶级所排挤的那一部分。……在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俄国，城市照中国的方式而不是照欧洲的方式发展的。俄国城市乃是行政的中心，带着纯粹官僚的性质，并没有任何政治意义，至于经济意义，则不过是周围的地主和农民的商业市场。当资本主义过程结束城市的这种发展的时候，城市的发展还是微不足道的。资本主义开始建立它自己所设想的大城市，即是工厂城市和世界贸易中心。……阻碍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东西，反倒有利于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这就是俄国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的微弱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是直接集中在工厂里面的。……
　　“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将被卷入运动中。但农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增加那业已弥漫全国的政治混乱，从而削弱政府的力量；农民不能成为组织严密的革命军队。所以，随着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政治工作将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同时，无产阶级的政治警觉性也将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毅力也将迅速增长。……
　　“社会民主党将面临这样的抉择：不负起临时政府的责任，就得退出工人运动。不管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如何，工人将视临时政府为自己的政府。……在俄国，唯有工人才能完成革命起义。在俄国，革命的临时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站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头的话，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的。
　　“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不能完成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肃清专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过程将给临时政府从事政治活动提供肥沃的土地。”
　　1905年秋，正当革命事变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又会见了帕尔乌斯，这次是在彼得堡。我们两人与两大派别都没有组织关系；我们共同编辑《俄罗斯语言报》，这是给工人群众看的报纸；我们又与孟什维克合办《开端报》，这是很重要的政治报。人们常常把不断革命论同“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只有一部分是对的。帕尔乌斯于上世纪末，当他走在同所谓，“修正主义”，即歪曲马克思理论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队伍的前头的时候，已经成为成熟的革命家了。可是他尽一切努力都未能推动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更坚决的政策，于是他的乐观情绪受到了伤害。他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前途越来越采取保留态度。同时，他觉得：“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不能完成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的预断没有指出民主革命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指出俄国将或多或少同在澳洲一样建立一个工人民主政权，在澳洲，以农业家（farmerist）为基础的第一个工人政府并不敢走出资产阶级制度范围以外去。
　　我并不同意帕尔乌斯的这个结论。在新大陆处女地上有机地成长起来的澳洲民主制，立即带有保守性质，而且支配着年轻的拥有一些特权的无产阶级。俄国民主制，恰恰相反，只能作为大规模革命暴动结果而实现，这个革命暴动的动力不容许工人政府保持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框框之内。1905年革命之后不久，我们二人意见就开始分歧了，到了大战开始时就达到完全的决裂。那时怀疑家帕尔乌斯已经把革命家帕尔乌斯杀死，事实已证明他站在德国帝国主义方面，后来又做了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柏特的顾问和智囊。
　　在写了《一月九日之前》这个小册子之后，我一再恢复发展和论证不断革命论的工作。鉴于不断革命论后来在本传记的主人公的思想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用摘录的形式在这里介绍一下不断革命论是必要的。以下便是我的1905到1906年著作的准确的摘录。
　　“在现代的城市中，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城市中，居民的核心乃是急剧分化了的雇佣劳动阶级。正是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时基本上还不存在的阶级，注定要在我们的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经济上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比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获得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机械地受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手段所决定的这一种思想乃是极其简单化的‘经济’唯物主义，这一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美国工业生产力虽然比我国高十倍，可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它对于本国政治的影响，以及不久之后对于世界政治发生影响的可能性，要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影响大得多。……
　　“我觉得俄国革命将会造成这样的条件，使政权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家尚未能充分施展其统治才能以前就有可能（在胜利情形之下则必然）落入无产阶级手中。……俄国资产阶级将把一切革命阵地交给无产阶级，它也不是不把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交给无产阶级。掌权的无产阶级将作为阶级的解放者来解放农民。……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将动员一切力量来提高乡村文化水平，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但农民自己不会把无产阶级赶走而取代它的地位么？那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历史经验都否定了这个假设。历史经验证明：农民完全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从以上所说就可以清楚看出我对‘工农专政’的思想的看法。问题并不在于我原则上承认不承认它‘要’‘不要’这种政治合作形式。我认为，这种合作形式是不能实现的，至少不能马上直接实现。……”
　　有人硬说这里阐述的观点是“跳过资产阶级革命”，后来人们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一说法，上面所引的几段话业已证明这种说法多么不正确。我同时写过；“为俄国的民主革新而斗争，整个说来，是从资本主义来的，是资本主义基础上所形成的力量领导的，它的矛头首先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上的封建障碍。”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用什么力量、什么办法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可以用下面的说法限定一切革命问题的范围：我们的革命，就其客观的目的以及从而就其一切不可避免的结果说来，是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可以闭上眼睛不看这个事实，即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主要的能动的力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靠革命的一切冲击力量推动自己向政权前进。……人们也可以以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条件倘未成熟这种想法安慰自己，而同时忽略这个思想，即无产阶级执政后，它的地位必然推动它靠国家的力量去管理经济。……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力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进入政府的，他们只靠这个办法打破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即把集体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无产阶级朝着这个方向走多远，要看各种力量间的相互相关而定，决不随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初的意图而定。……
　　“但我们已经可以自问道：无产阶级专政是否一定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框？它打破这个框框后，能不能根据现存的世界历史情况期待胜利的前途？……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即：如果没有欧洲无产阶级政府直接支持，俄国无产阶级将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将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转变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但这不一定导致悲观的预断。“俄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解放，将把领导者提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将赋予领导者以巨大的力量和手段，使其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肃清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历史已经为在世界范围内肃清资本主义创造了一切客观前提。……”
　　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能够执行其革命任务到什么程度，我在1906年写道：“欧洲的各个社会党，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德国党，已经发展了它们的保守性，随着倾向社会主义的群众增多，随着这些群众的组织和纪律的效力提高，它们的保守性也愈加强烈。因此，社会民主党这个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的公开斗争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碍。……”但我在总结我的分析时表示确信“东方革命将以革命的理想主义影响西方无产阶级，将激发它开始同它的敌人说‘俄国话’的愿望。……”
　　总结一下。民粹派同斯拉夫派一样，是从这种幻想出发的，即认为俄国的发展道路是完全特殊的，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则集中于证明俄国的历史道路和西方的历史道路在原则上是相同的。由此产生出来的纲领，无视俄国社会结构和革命发展上十分真实的而远非神秘的特点。孟什维克的革命观，除去其非本质的歧异和个人的偏向以外，可以概括如下；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获得胜利，这个胜利必然使自由资产阶级上台执政。以后，民主制度将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比过去大得多的成效的社会主义斗争道路上赶上它的西方老大哥。
　　列宁的见解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它自己的革命的！经过“工农民主专政”取得的革命完全胜利，将肃清土地上的中世纪制度，将使俄国资本主义照美国的速度发展，将加强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将使社会主义斗争成为真正可能。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胜利将大大推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而且使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夺得政权。
　　不断革命论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只有采取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才是可以思议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把民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把社会主义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时有力地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唯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以上的概括的公式同样清楚地显示后两种观点是相似的，它们与自由派孟什维克的见解是根本对立的，同时显示后两种观点在革命必须产生的“专政”的社会性质和任务问题上也有极其重大的本质差别。现在的莫斯科理论家的著作时常埋怨无产阶级专政纲领在1905年提得“过早”，这说得不恰当。经验证明，工农民主专政纲领也是提得“过早”的。第一次革命时期各种力量配合不当与其说有碍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如说有碍于一般革命的胜利。然而，各个革命党派所依据的是对完全胜利的希望；没有这一种希望，就不可能有最高的革命斗争。革命的一般前途以及由此生出的战略问题是意见的分歧所在。孟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他们给无产阶级指出错误的道路。布尔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他们正确地指出斗争的总方向，但关于斗争的阶段说得不正确。布尔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的缺陷，1905年革命时还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是仅仅因为革命本身还没有进一步发展。可是，1917年革命开始时，列宁就不得不改变他对革命前途的看法，而直接与他的党的老干部发生冲突了。
　　任何政治的预断都不能自命像数学一样准确。只要它能正确指出发展的总路线，有助于指示事件的实际发展方向（事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使主要路线偏左偏右），这就够了。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看到不断革命论完全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苏维埃政权成立最初几年，没有一人否认这一点，相反地，这个事实得到了若干官方出版物的承认。可是，当苏维埃社会冷静下来的上层分子反对十月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反动活动开始的时候，就立即向不断革命论开火了，这个理论比别的理论更加完全地反映第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时也公开揭露这次革命之未完成的、局限的和部分的性质。于是，在排斥不断革命论的过程中产生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史大林主义的基本教条。


（原载托洛茨基《史大林评传》中译本，齐干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附录，页592－611）


[1] 《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9卷，中文第2版第112页——译者注

[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30、34页。——译者注

[3] 同上

[4] 《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史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9页。——译者注                  

[5] 参看《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与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史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4页。──译者注

[6]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4月I0日至25日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译者注

[7]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38-39页。——译者注

[8]《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1页。—一译者注

[9] 同上

[10] 《高加索工人们，是复杂的时候了！》。《史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2页。——译者注

[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史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62页。——译者注

[12] 关于这一切本书其它地方已作了详尽的叙述。——著者注

[13]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222-223页。——译者注

[14] 同上

[15] 《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97页。—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