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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

托洛茨基

（1910年9月）



　　《托洛茨基读本》编者按：从列宁批评托洛茨基文章的数量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同列宁的主要分歧集中在组织问题上。1905年革命失败后，孟什维克内部出现“取消派”，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召回派”，托洛茨基对孟、布两者都提出了批评。但他一直认为两派的分歧并不影响党的统一，因此他在两派之间做调和工作，希望取得统一。而这时候列宁坚持同孟什维克划清界限，并要求把孟什维克取消派清除出党。托洛茨基的立场被列宁称之为“调和主义”，受到列宁的严厉谴责。对自己的“调和主义”，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是承认的。他在1921年12月6日的给奥里明斯基的信中说，关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的估计，关于各派别的斗争等等的文章，“显然是错误的”。（见本书第126页）关于这一阶段的托洛茨基文章，本读本仅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一文，以见一斑。列宁对此文反应强烈，写了《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50－368页）予以批驳。


一


　　科学社会主义，按照它的创始人的解释，是欧洲先进国家物质和精神发展的产物。但是，后来它是作为一种必须用于实践的现成理论公式出现工人运动的领袖面前的。社会主义体系的那些已被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克服了的内部矛盾，在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又以民族的政治矛盾的形式来重新出现。甚至最好的社会理论，也就是把世界经验概括得最正确的那种社会理论，也无法代替经验本身。每一个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必须自己重新去领会马克思主义，以便掌握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不仅表现在每个国家都从先进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且还在于它会重复这个国家的错误。
　　国际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斗争整个来说是社会革命阶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和法律规范的适应过程中的矛盾的反映。这一整个的发展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一方面是从无政府主义观点“否定”任何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这样一来，经济基础就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僵化物，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又用纯粹革命意志的炸药来反对这种僵化物；另一方面是改良主义的软弱无力，它把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限制都看成是绝对的东西——唯一的理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按照他们凶狠的意志有先见地把这些限制变成了“法律”。既然在阶级斗争的每一个新阶段上必然会产生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偏向来片面地满足工人运动的内在要求，因此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为了保存自己而在理论上同这些偏向进行斗争，在实践上使之屈服，而最后，当这些偏向的拥护者威胁到党的活动能力时就把他们从党内开除出去。
　　不存在这种谬误的普遍公式，因为谬误正是由于使公式适应生活而产生的。
　　似乎已被国际完全克服了的无政府主义正在工团主义的昌盛中欢庆自己的再生。同样，尽管社会主义内阁主义在法国遭到完全破产，也无法阻止内阁主义倾向在另一个法语国家即比利时盛行起来。
　　理论不能代替经验。但是在所有的西欧国家，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这些革命将群众卷进了旋涡，产生了各种党派，造成了种种幻想并使之破灭，这样就积累了政治经验。尽管1848年德国革命的实际成果是如此贫乏，但它在制造60年代普鲁士宪制冲突的同时毕竟为拉萨尔的活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拉萨尔和李卜克内西[1]都是从1848年的学校中出来的。
　　但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在很多方面要更加困难和更加复杂。它在这里不是在一次民族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出现的，而是在关于未来革命的原始的思想观点（“民粹派”、“民意党”思潮）破灭之后出现的。它不是无产阶级直接的政治自决的武器，而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缺乏任何自觉的群众斗争传统的、政治上不开展的环境中预先确定社会方向的武器。
　　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完全被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所掌握，是西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全面瓦解的时代中俄国无产阶级巨大革命作用的结果。和历史上初试身手的无产阶级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优越性是，拥有较多的政治知识，与革命前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物质上的联系。这种优越性使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组织里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当他们加入工人政党的时候，他们给党带来了自己的全部社会特性：宗派主义情绪，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思想拜物教；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工具，用它来使任何一种片面性发展到极端。谁要想懂得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他就不能忽视革命前和革命期间我党领导组织的社会成分。
　　如上所述，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内的分裂和意见分歧是由于社会革命适应议会主义、工会斗争等等有限的条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造成的。但是由迄今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所引起的派别首先是由于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适应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而产生的。这个适应过程的实际政治内容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是这样有限，而这个适应过程的形式是这样不可抑制，所投身的思想阴影又是这样巨大。


二


　　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所带来的每一种新的需要，都造成一个独特的派别，它是满足这种新的需要的工具，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适应工人运动进程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派别又都创立它自己的关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哲学。“经济主义”是在工业高潮时期必然出现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任务是彻底地，或者尽可能地把政治从运动中排除出去。后来，经济危机开始了，国内政治生活活跃起来了，“政治派”才趁机完全排斥了“经济派”（唯工会主义者）。紧接着，政治派自己又分成了两派，即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裂的原因是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不同，实质上是党组织对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的观点不同。
　　尽管这两派一开始就斗争得很激烈，然而两派之间实质上的差别最初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这时革命爆发了并且展示了它的最大问题。革命利用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现成的组织形式，迫使两派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为运动的各种迫切需要服务。这时，政治历史是以月计算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各自极其迅速地制定了不同的革命观点和不同的策略。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持其他思想的知识分子之间剧烈地展开了影响政治上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各派之间也进行着斗争，这个斗争包含了一旦条件具备，就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先锋队从知识分子的领导下解放出来的萌芽。
　　布尔什维克把初期的、原始的党组织提到原则的高度，并且认为工人阶级之所以最适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导，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同时又具有革命情绪。
　　与此相反，孟什维克极其激烈地批评党的两层结构，揭露知识分子的掩藏在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资产阶级雅各宾主义本质，并且说，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掩盖下反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孟什维克的激进一翼终于产生了勇敢地自我否定的思想，要求原有的党消融于群众之中。然而，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在孟什维克越来越明确地提出这一自我否定的思想时，它自己却完全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组成一个严密的派别来作为与布尔什维克相抗衡的力量，这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组织，它在一般地反对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口号下，实际上为争取自己对工人群众的领导权而进行着斗争——正像那些超群的个人主义者为了共同地孤芳自赏而建立起会员众多的协会一样。知识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领导作用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作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独立的前提的一种历史必然性；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向群众提出了革命的口号，满足了群众的建立强大革命组织的基本需要，所以这些群众就以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为转移，时而拥护布尔什维克，时而拥护孟什维克。群众从两派中都取得对自己的阶级斗争有利的东西，因而在一个时期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两派都深深地扎根于无产阶级之中。


三


　　1908年至1909年间，党不断遭到瓦解，其原因是：第一、反革命时期的环境和情绪；第二、原有的党组织的形式与工人运动的已经变化了的需要之间普遍的不相适应。
　　工人们由于巨大的希望遭到破灭而变得麻木不仁，受到反革命残酷打击的镇压，被10年的经济危机弄得贫困不堪，因而大批地离开了党。这是对过去年代全力以赴的高度紧张状态的自然的反动。这个过程是自发地按照它本身的必然性而完成的，思想上几乎没有反应。最落后的、但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工人暂时地跑到黑帮那边。另外一小部分加入秘密教派。个别头脑发热的人脱离群众，单独或成群地进行反对警察的游击战，或者冒险去搞毫无意义的剥夺，结果丢了自己的性命。另一些人企图脱离自己的阶级，闭门读书，演算代数，准备参加高中毕业考试。但是，大批工人却是处于完全消极状态，沉湎于赌博、酗酒以及各种放荡生活。只有觉悟较高、性格坚强的工人才竭力团结在工会、教育协会等组织之中。
　　那个时期，民主派报刊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了疯狂攻击。这个党在革命以前的时期曾经为“有教养的社会”开辟了通向“人民”的道路，现在却受到谴责，说它在有教养者和人民之间造成了不和。这个党只不过把革命的客观趋势用政治口号的预言表达出来，而因为对立加剧了，它自然受到谴责，说它不知分寸和缺乏责任感。社会民主党走在革命的前列，正因为如此，革命失败的记事就成了对社会民主党的起诉书。革命所引起的阶级对立的加剧，归根到底只会对社会民主党有利，但最初却使它受到某些沉重的打击。那些半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昨天还作为一群坚定的同情者和同路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今天摇身一变，回到了哺育他们的母亲即资产阶级的怀抱。这种转变阵线的思想形式与其说是有教益的，不如说是可笑的：工团主义、神秘主义、两性关系上的混乱状态、约翰福音、万达·扎赫尔－马佐赫[2]的《回忆录》，所有这一切都被动用起来对付社会主义的诱惑。
　　党的最优秀分子，1905年的领导人那个时期分散在狱中、流放地和国外。秘密组织中残存的知识分子完全不知所措了。政治前景日益暗淡。下面群众离去了，上面从前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队伍中涌向这个党的财源枯竭了。党的组织陷入了死胡同。它的成员面临着为生存而斗争的一些平凡问题。不久前无非是党的抽象的范畴的体现者的职业革命家、宣传鼓动家、组织者、秘密书刊的传递人等，以及禁欲主义者、策划密谋的幕后人、除需要假身份证而无其他需要的人，所有这些人在反革命的气氛下很快就物质化了，并且完全世俗化了。在他们那里，突然出现了最合法的需要：家庭、妻子、孩子、襁褓和喂小孩的牛奶。他们飞速地同过去的地下状态一刀两断，或者回到大学，或者穿上律师的燕尾服，或者当了店员和企业主联合会的秘书，或者占据资产阶级报刊编辑部的位置。
　　一部分老的党内知识分子顺着阻力最小的路线，把他们的活动交给合法的工会去进行，工会同党组织不一样，还得到自由资产阶级的关怀。还有可能在工人俱乐部中进行活动，而不致同警察或工人阶级的自由派朋友发生冲突。但是，为了保证这一活动的可能性，似乎必须保护工会，使它们不致因为与党的关系而信誉受损。于是很快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社会民主党人。
　　在这种混乱和低潮的气氛中，孟什维克通过知识分子对党的领导所作的批评在知识分子本身那里引起了强烈反响。政党这个历史上形成的东西，现在被说成是阻碍无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灾难。知识分子根据这一哲学而脱党，现在可以说不再是一种背叛，而是一种政治义务。
　　因此，在我们党的术语中所说的“取消主义”[3]（“取消”党组织的愿望）是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它首先包括政治背叛的理论及其实践上的结论即“打倒党！”其次，它包括对合法活动阵地的渴望，这种渴望甚至发展到准备牺牲纲领和策略的革命精神。最后，它包括——并且是其他一切情况的原因——群众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这种态度是巨大失败的直接后果。
　　同孟什维主义的瓦解相平行，布尔什维克派也在瓦解，这样就保持了发展的对称性。为了在群众运动低潮时期不失去对工人阶级积极分子的影响，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名义批准了抢劫战、剥夺等策略，其实这种策略只不过是用无政府主义来消除革命心理状态的表现。在这个基础上，革命以前时期党所固有的，尤其是布尔什维克派所固有的密谋倾向充分发展了。背着党做了一些与群众政治生活毫无关系的事，这些事情就其全部实质来说也是无法置于党的监督之下的。冒险分子钻进了党组织。责任重大的党内职务往往交付给一些在一个与党的运动无关的领域内显示出组织才能的人物。对于任何工人组织的独立性，碰一碰“好运气”的英雄行为，对“二等”党员保守秘密的冒险行动——所有这一切都在助长放荡的个人主义，助长对党章和党纪的“成规”的蔑视，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在本质上完全与工人民主气氛格格不入和敌对的政治心理状态。当孟什维克批判主义的哈姆雷特迫于政治发展的矛盾而以其取消主义的“死亡！”来回答党的存亡问题时，主张权威的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在自我保存的本能的压力下力图使党离开阶级，使派别离开党，使派别的核心离开它的外围，而他们按照命定的必然性做到了把他们的全部政治时间纳入施泰纳[4]的“唯一者及其所有”这一公式。
　　群众风潮的浪头愈低落，布尔什维克队伍的组织由于知识分子的坚决离去而瓦解得愈厉害，布尔什维克中某些分子对本派之外存在得一切的不信任就愈严重，企图通过“以党的名义”发出指示、训令、最后通牒式要求来使工人组织保持服从的倾向就表现得愈明显。
　　这些分子，即所谓最后通牒派[5]只知道用一种方法来使杜马党团或工人合法组织接受党的影响；以同它们断绝关系相威胁。这种抵制主义倾向贯穿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抵制工会、抵制国家杜马、抵制地方自治机关等等——它是害怕“淹没”在群众之中的宗派心理的产物，是“不调和的弃权的激进主义！”这种倾向在第三届杜马时期加强，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形成一个特殊派别。这个派别本身又表现出各种不同色彩：从完全地、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地拒绝任何议会活动到以某种蔑视的、无所谓的态度容许这样的活动。
　　在我们党的语言中被称为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6]的那些类似的派别的因素和组成部分是：革命感情对于斯托雷平法制压迫的直接抗议（人们在急风暴雨时期之后曾经不得不对这种压迫屈服）；政治上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认为，不可能把反对6月16日政制的革命斗争同6月16日议会中的活动结合起来；像迷信一样地深信，由于坚决拒绝合法斗争的可能性，结果革命情绪必然会重新高涨；最后（这是一切其他情况的原因）工人的消极态度，这种消极态度使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团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和软弱无力，也使一切公开的工人组织的情绪低落。
　　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却不屈服于最后通牒主义。相反，它坚决地，或者更正确地说，激烈地反对最后通牒主义。同时，孟什维主义与取消主义发生了冲突。对严密的党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策略上的混乱，每当阶级的情绪发生变化时胆怯地对这种情绪屈服，——所有这些特点取消主义都具备了，这就使孟什维主义的一切革命分子可以自由选择道路。这一过程的后果是两个旧的派别接近起来；当然，它们最初接近时还是相互很不信任的，手里还拿着枪。


四


　　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问题上的分歧和孟什维克在对党的态度问题上的分歧，是两方面有可能达成统一的心理上的必要条件，而且因为党的派别分裂在继续下去就会使派别斗争的进行显得极端荒谬，所以统一已经是可能的了。但是，新的派别在旧的派别中的形成过程，本身只不过意味着党进一步走上瓦解的道路。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是下面这两种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现象：工人运动的形式与方法的多样化和从先进的工人队伍中产生的新型政党。这两种现象都是革命的直接遗产。
　　我们在革命以前曾见到，在秘密的党的小组的组织专政的领导下，爆发过一些没有确定形式的偶然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在革命以后，我们在群众当中看到一个虽然缓慢、却是不停顿的定形过程。各种各样的非党工人组织成立起来，它们都是独立存在的。工人在工会、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和禁酒协会等领域走上了有计划地进行斗争的道路，并且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教育协会网。党不能从外面来领导这些团体，因为党会使它的一般纲领性要求与这些团体的细小工作对立起来。党首先必须学会通过日常实践来迂回曲折地实现这些要求。在新的活动条件下，党不能停留为一种理论上志同道合者的与世隔绝的团体，即一个站在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之上的指挥部。党本身必须成为阶级的核心，必须转变成这样一个群众性组织，它的触角深入到无产阶级各个团体，并从内部来领导它们。对于这种工作，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由于它们从前那种思想方式和组织结构，是完全不能胜任的。这两派作为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上一致的单纯的同志团体，在议会、市政机关和工会的实践领域既无明确观点，又无经验和相应的组织。当然，所有这些活动部门总是在个别的社会民主党人或者组成小组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两派范围以外进行的，并没有受到它们的组织影响。
　　孟什维克首先积极参加了公开活动（所有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工会机关报刊编辑部、工人俱乐部理事会等主要是孟什维克组成的）。但是，孟什维克开除了在工会和俱乐部等等积极活动的各个小组，于是它便自行瓦解了。非党的工人组织陷于孤立；它们虽然在党的队伍中找到了领导者，但是没有得到党的领导。缺乏一个统一的策略。甚至孟什维克占优势的极其重要的合法组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也是在完全不受孟什维克派的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它们经常得到个别老练的然而大都处于派别之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但是，在党的个别组织看到自己面临全部阶级任务（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杜马中的社会立法问题、工人代表在各种会议上与资产阶级政客的冲突等）的一切地方，缺少一个协调一致的党的领导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在孟什维克本身的队伍中，对党的需要产生了。
　　当分散的孟什维克集团的合法地位巩固起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则在全力保卫党的秘密机构，以防反动派的打击，他们重新回复了国外的出版活动，并且召开了一次党的全俄代表会议。初看起来，似乎两派找到了两个互不相关的活动领域，从而使分裂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但实际上，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直接着手党的统一。
　　布尔什维克在各种非法组织中感到日益孤立。派别当中最独立的无产阶级分子都追随工会和俱乐部等等中的孟什维克。革命时期曾经使党的规模一下子大大扩大起来，却在非法的秘密活动领域留下一个可怕的遗产——人数众多的奸细。群众的情绪越受压抑，加入党组织的新成员越少，这些奸细的破坏作用越大。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出色的鼓动。在非法的秘密组织的四周完全是一片空白。在各种条件下，对布尔什维克派的所有积极分子来说，显然必须把地下活动领域和公开的工人组织结合起来，把公开的工人组织统一起来，把新的血液输入到秘密组织中去。如果从旧的党组织范围内来考虑，这项任务首先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策略上的协调，以共同改进党的工作和改进党的机构。
　　过去的发展已经为这种新的机构准备了一些新的人员。
　　在革命以前，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完全把先进工人排挤在后面。先进工人不仅处于一个制定理论公式和政治口号的相当小的实验室之外，而且完全处于任何组织之外。他们现成地从一个站在他们之上的党那里接受这些口号和公式。
　　革命行动的要求造成了一些拥有几十万工人的强大组织。这是俄国第一个严肃的工人学校。但是这些革命组织不是党组织的一部分，不仅在形式上是如此，甚至在下述意义上也是如此：这个时期的政治口号是由党、由党的总司令部提出的，而工人代表苏维埃只是传播和实现这些口号的机构。党对工人群众来说现在也是不言而喻的事物，一开始就是，而且永远是既定的事物，但它是站在他们的圈子以外的。工人就是抱着这种对党的看法在1906－1907年参加公开组织的。他们有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觉悟，党的感觉在他们身上已经根深蒂固，并且由于社会民主党工人自然会成为工会和俱乐部内最有威信的成员，因此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足够保证。他们是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后来，在1909年，当党几乎已不再对工人起领导作用，而工人感到要依靠他们自身的孤立的力量的时候，工人才突然地——而且这一次也是完全彻底地——认识到必须通过党统一起来。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不再是那种浮在群众之上的职业革命家；他现在是一个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的以钳工或纺织工为职业的人。这个钳工或纺织工在革命以前就常常处在党及其各派的影响之下，但是，他从党及其各派中接受的只是那些符合无产阶级运动要求的东西。他经历了革命这所政治学校，在公开的组织中掌握了阶级自治的必要方法，并且通过斗争进程本身认识到，必须把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把利用杜马讲坛和利用革命传单结合起来。然而，分裂成派别是妨碍党的重建的，所以他不能去赞扬派别。他需要一个统一的有活动能力的党。
　　一年半以前创办的工人报纸《真理报》[7]置身于两派之外，并力图表现这种正在出现的统一党的趋势，它所看到的正是这一新的党的因素。《真理报》从创办时起就给自己规定了如下任务：阐明斗争的迫切需要，同不管处在何种岗位上的先进工人建立起政治联系，从而促进克服党分裂成派别的现象。


五


　　派别斗争的方法——被激怒的和激怒人的论战、用互相对立的实践口号向群众发出号召、相互抵制——所有这些，其实质都是要消灭党内的对手。每一个派别都把其他派别看作是异端的化身而设想未来的党是单单由它一派组成的。如果布尔什维克战胜孟什维克，或者是孟什维克战胜布尔什维克，——正如当年“政治派”战胜“经济派”一样——那么这种结局就历史地证明这种斗争方式是正确的。因为能取得胜利的那种方法就是好的方法，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但是结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经过7年旨在直接消灭对手的斗争，两个派别都认为非签订某种协议不可。这就意味着他们中间没有一方是无产阶级运动一切方面的体现者，而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联合——克服极端性——社会民主党才能得到发展。这一结论是从协议这一事实本身得出的。
　　这种协议的内容如下：作为领导机关的中央委员会全部转移到俄国；侨居国外的人只可能保持思想影响。大力促进党内各派别在组织上和财政上瓦解。改组中央机关报，使党内各种思潮获得较大的自由，从而使各派别的机关报成为多余的东西。在《真理报》和中央委员会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最后，决定召开一次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合法工人组织应当有大批代表。
　　联合的基本文件是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党的活动任务的策略决议。这一决议宣告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原则基础无论在革命高潮时期还是在和平的“有机”发展时期始终是一样的，这样，决议便彻底地消除了两个派别的策略哲学，并引导两派走上了发展党的广阔道路。
　　第三届杜马是遮盖旧的野蛮的沙皇制度的拙劣的议会制装饰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拙劣的装饰品不是简单的政治手腕和偶然的东西，它说明了沙皇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适应过程的特点。这一适应过程将前进多远，或换句话说，在这条道路上积累起来的革命矛盾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关于这一问题，党作为一个政党拒绝作出预言。但是它认为，必须利用第三届杜马和与之相联系的合法团体的各种形式——结社法、合法报刊等等，以加强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个把它在中立的工会和在杜马中的全部组织的活动统一起来的政治整体，不能不保持非法的状态。我们的决议把合法的和非法的活动方式的有计划的结合（这会使德国同志想起他们在反社会党人法[8]时期的特殊策略）提到首位。无论是以有组织的党在斯托雷平法制的俄国没有存在的余地为理由而主张取消它，还是以貌似革命的态度轻视杜马讲坛和其他合法活动的可能性，这两种极端都同样地被通过的决议排除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既不限于街垒，也不限于消费合作社的柜台。它利用一切活动形式和方法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把他们团结成一个独立的组织。这是唯一的真正革命工作，并且只有这一工作才能够使党一劳永逸地消除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宗派。
　　但是最近的将来怎么办呢？中央委员会里的各派代表缔结的协议本身是否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呢？又是又不是。假如协议归根到底只是各个具有影响的党内小团体的代表之间缔结的个人协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这样了），那么这一协议便是以个别人物的善良意愿和政治洞察力这些不可靠的因素为转移的。心理状态一般说来是历史发展中的保守因素，而个别集团、派别的心理状态则比任何其他的心理状态更加保守。
　　对于我们来说，无可怀疑，在目前俄国缺乏广泛的工人运动的情况下，派别活动的过去还是会不止一次地引人注意的，并且完全可能会有人企图利用党的统一的要求来巩固旧的正在瓦解的派别或者建立新的派别。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甚至因为派别争吵的旧病复发和再一次出现而陷于绝望和束手无策。迫使一切集团高喊党的统一的词句的那些趋势正在加强，这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独立性的加强一样，都是以不可战胜的力量进行的。再也没有一个派别能违背有觉悟的工人阶层的意志而取得群众的拥护。


写于1910年9月。译自俄国《新时代》杂志第28年卷（1910年4－9月）第2卷第50期第860－871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　




[1] 威·李卜克内西（1826－1900）——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之一，1889年参加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

[2] 万达·扎赫尔－马佐赫（1847——？）——德国女作家，著有《我的一生的忏悔。回忆录》（1906）等。

[3] 取消主义是1907年间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主张取消无产阶级的秘密政党，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社会革命党合并，成立一个合法的、公开的工人党。

[4] 鲁·施泰纳（1861——1925）——德国哲学家，发表一系列著作宣扬他的“人智学”，即人类智能论。

[5] 最后通牒派是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左”倾派别，召回派的变种。认为党只应从事秘密工作，应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6] 召回主义坚持主张召回杜马党团，或者使之拒绝接受委任书。——托洛茨基注

[7] 《真理报》是俄国托洛茨基派的报纸，1908年10月16日起先后在里沃夫和维也纳出版。

[8] 反社会党人法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1890年10月1日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