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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政纲（节选，第11、12章）

托洛茨基

（1927年9月3日）



《托洛茨基读本》编者按：在1926－1927年的争论期间，联合反对派曾陆续发表多个政纲，阐述自己的观点。1927年5月25日提出《84人宣言》，6月27日提出《15人政纲》，9月3日提出这里摘录的《反对派政纲》。此政纲概括了反对派过去提出的政纲和要求。美国麦克斯·伊斯特曼以《俄国局势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为题将此政纲收入《俄国局势真相》一书。限于篇幅，本书选用最后两章，从《关于真正的和伪造的分歧》一章，可以看到反对派是怎样看待当时所存在的分歧的。


第11章 关于真正的伪造的分歧


　　没有什么比下述的事情更能确切地表明斯大林集团的错误政治路线了：他们喋喋不休地与之争吵的，并不是我们那些真正的意见，而是一些虚构出来的意见，我们现在和过去都从未有过的意见。
　　当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1]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派别争论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在工人面前详细说明他们的对手所提出的一套实际意见。但是当孟什维克或者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争论的时候，他们不是反驳布尔什维克的真正意见，而是把后者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推到他们身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能用任何正直的方式在工人面前详细说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工人就会支持布尔什维克。整个阶级斗争的全部规律使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下流到必须骂对方是“阴谋家”、“反革命的同盟者”，以后又是什么“德皇代理人”。现在如出一辙，我们自己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只能把我们从来既没有想过也没有说过的事加到我们身上，否则就无法对我们的列宁主义观点进行斗争。斯大林集团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能够用任何自由的方式辩护我们的真正观点，那么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就会支持我们。
　　进行党内正直辩论的最基本条件是不存在的。在中国革命这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迄今没有发表反对派所说的任何一个字。在严密地把党封锁起来，把反对派同党报隔绝之后，斯大林集团对我们展开了不停的论战，每天往我们身上添加许许多多的蠢事和罪行，其数量与日俱增。而党员则日益趋向于不相信这些指责。
　　（一）当我们说，目前资本主义的稳定并不是几十年的稳定，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列宁），斯大林集团说我们否认资本主义的一切稳定因素。
　　（二）当我们按照列宁的话说，为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胜利是必要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尤其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内取得最终胜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经完全论证过的，斯大林集团完全捏造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三）当我们遵循列宁，指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现象在发展，斯大林集团说我们认为苏维埃国家一般说来不是无产阶级国家。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说明：“无论谁企图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们，而同时又否认我们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否认苏联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将遭到我们无情的反对和唾弃。”斯大林集团隐瞒了我们的声明，继续对我们进行诬蔑。
　　（四）当我们指出，热月[2]派正在我国成长，他们有着相当重要的社会基础；我们要求党的领导方面对于这些现象和它们对我们党的某些环节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坚决的和有计划的抵抗，斯大林集团说我们宣称党已热月化。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蜕化变质。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说我们指责我们党的多数右倾，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仅仅认为，在俄国共产党内有右的倾向和右倾集团，它们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党能够克服它们。”斯大林集团隐瞒了我们的声明，继续诬蔑我们。
　　（五）我们指出富农的巨大增长；我们遵循列宁，继续断言“富农不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斯大林集团攻击我们想要“剥夺农民”。
　　（六）我们提醒党注意私人资本的地位正在加强的事实，注意私人资本积累及其影响在农村的过分增长，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攻击新经济政策，要求恢复军事共产主义。
　　（七）我们指出党在工人物质条件方面的政策不正确，在解决失业问题和住房需要方面的措施不适当；特别是我们指出，非无产阶级分子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正在猛烈地增大；他们指责我们犯了“基尔特社会主义”[3]倾向和“蛊惑人心”罪。
　　（八）我们指出工业一贯落后于社会经济要求，以及这种落后带来的全部必然结果——不平衡，商品不足，城乡联盟的断裂，他们把我们叫作“超工业化主义者”。
　　（九）我们指出价格政策的不正确，它不是把高昂的生活费用降低，而是为私人资本家积聚惊人的利润，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提倡一项提高物价的政策。一年前，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宣布：“反对派在言论中从来没有要求过或建议过提高物价，而是认为我们经济政策的主要错误正是在于它没有进行足够的努力来解决必然造成零售价格过高的商品不足现象。”但是他们隐瞒了我们的声明，却继续诬蔑我们。
　　（十）我们反对同总罢工的叛卖者、公开扮演着张伯伦代理人角色的英国总委员会的反革命分子“诚恳合作”，因此我们被指责为反对共产党人在工会里的工作，反对统一战线的策略。
　　（十一）我们反对苏联工会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或者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作任何种类的勾搭，于是我们被指责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十二）我们反对以中国将军为基础的那个政策，我们反对把中国工人阶级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我们反对马尔丁诺夫的孟什维克策略，因此我们被指责为反对“中国的土地革命”，“和蒋介石同谋”。
　　（十三）在我们对国际形势所作的估计基础上，我们得出了战争正在临近的结论，我们及时向党提出了这个警告，因此斯大林分子对我们发出了卑鄙的攻击，说我们“希望战争”。
　　（十四）我们忠于列宁的教导，我们指出，战争的临近只是更加迫切地要求我们有一项坚决的、纯粹的和明确的阶级政策，斯大林分子无耻地断言，说我们不愿意保卫苏联，我们是“有条件的保卫者”，半失败主义者等等。
　　（十五）我们指出这个明显的事实：全世界资本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都在支持斯大林在俄国共产党内同反对派斗争，赞扬斯大林压制左派，鼓励他砍掉反对派，从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开除反对派，《真理报》以及所有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每天欺骗说，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赞成反对派”。
　　（十六）我们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权转入右派手中，反对开除几十万工人布尔什维克，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企图分裂共产国际。
　　（十七）在党的目前畸形制度之下，反对派——这些忠诚的党员企图把他们真正的观点告诉全体党员，因此被逐出俄国共产党。他们被加以“宗派主义”的罪名。关于捏造的分裂党的阴谋，处分的程序已经安排好了。党的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进行讨论，而是用破布遮掩起来。
　　（十八）但是，近年来他们最喜欢用的罪名是说我们信仰“托洛茨基主义”。我们曾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说我们维护托洛茨基主义，这是不真实的。托洛茨基曾向共产国际声明，在所有他和列宁争论过的原则问题上，列宁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不断革命和农民问题上。”斯大林集团拒绝发表这个向整个共产国际提出的声明。它继续用“托洛茨基主义”指责我们。上书声明所提到的当然只是和列宁之间的过去的分歧，决不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恬不知耻地虚构出来的那些“分歧”。他们硬把我们老早以前的分歧同十月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那些实际分歧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虚构的。
　　［斯大林集团提到1923年和1925年两派之间的早期分歧，企图用这个方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反对派表述在目前政纲里的观点上吸引开，我们认为这种斗争方法是不光明正大的。这些分歧现在已经丧失了它们的意义。由于当时党内和国内一些情况不明，布尔什维克的两派在1923－1924年的争论中所犯的错误和小题大做，现在已经纠正了，并且它们没有妨碍在反对机会主义保卫列宁主义斗争中的诚恳合作。］[4]
　　斯大林和布哈林集团离开列宁的原则越来越远了，他们断章取义，粗暴和不忠地滥用任意摘选地列宁很久以前的那些论战语句，向党隐瞒列宁较近时期的另外一些话，直接伪造党的历史和昨天的事实，更加严重的是，曲解和直接篡改我们关于目前争论的问题所写的文章，力图用这些方法欺骗党，使党相信目前这个斗争使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斗争。实际上，目前这个斗争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修正主义者用过完全相同的方法，他们曾经借口反“布朗基主义”而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我们所以能够在反对斯大林路线的斗争中全心全意地合作，正因为我们完全是在保卫真正地列宁无产阶级路线的意愿和决心下联合起来的。
　　现在的这个政纲是对“托洛茨基主义”这种指责的最好回答。一切读完它的人都将知道，这个政纲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止，都是以列宁的教导为基础的。它浸透着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
　　让党了解我们的真正意见。让党看到有关我们分歧的真正文件——尤其是我们在中国革命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上的分歧。列宁教导我们，如果发生分歧，不要相信任何人的片面之词，而要要求拿出文件来，请听争论的双方，摒弃谎言，正直地探求争论的关键所在。我们反对派重申列宁的这个忠告。
　　当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分歧问题是在会前两三天突然降临到党的面前的，我们必须永远消除产生这种情形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为公正的争论和在分歧的真正问题上作出公正的决定而创造条件，列宁在世的时候是经常这样做的。


第12章 反对机会主义——维护党的团结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国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已经坦白地说明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指明了中央委员会这些错误怎样削弱了我们党这个革命的根本工具。我们已经指明，虽然如此，然而我们党能够从内部改正它的政策。然而为了改正这个政策，必须清楚地和坦白地说明党领导上所犯错误的性质。
　　所犯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根据列宁的经典式定义，机会主义在其发展了的形式中，是由工人阶级领袖和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它反对工人阶级的多数。在苏联现在的条件下，机会主义在其已臻于完全的形式中，是工人阶级首领们要同正在发展的新资产阶级（富农和耐普曼[5]）妥协，同世界资本主义妥协，而牺牲工人和贫农广大群众的利益的一种愿望。
　　因为我们指出这种倾向存在于我们党的某些集团里——在有些场合是刚刚出现，在有些场合已充分发展——，就以此为根据指责我们诬蔑党，这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正是向党呼吁，要党警惕这种危害党的倾向。硬说我们指责党或者中央委员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对革命不忠诚，背叛无产阶级利益，这是同样荒谬的。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可以产生于对工人阶级利益最真诚的关怀。甚至极端的右倾的代表，也相信他们准备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妥协是对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必要的，他们相信这种妥协不过是列宁认为完全可以允许的那些策略行动之一。甚至代表公开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右倾集团，也并非有意识地希望发生热月事件。这种情况对“中间派”来说更是如此，这部分人执行着一种典型的充满幻想、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的政策。
　　斯大林及其最亲密的信徒认为，借助于他们的强大机器，他们可以用斗智的办法战胜全部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不必在斗争中去打败它们。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玩弄”中国将军们，而在为了革命利益利用过他们以后，就会把他们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抛弃。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玩弄”柏塞尔之流，而不是柏塞尔之流反过来玩弄他们。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能够“自由地”向“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让步，而以后可以同样自由地收回这些让步。
　　斯大林分子为了“顺利实行”他们的策略，以一种官僚式的自欺欺人态度，完全不让党——实质上就是如此——参与政治决定，这样来避免它的抵抗。斯大林官僚机构作出决定并且行动起来，而后让党来“批准”它的决定。这种方式如果没有使得一些重要的力量瘫痪，也使得它们削弱了。这些力量本来是可以在一个既必要又及时的良好的政治策略行动中使用的，这些力量本来是可以减弱和消除那些领袖的显然恶劣的策略所造成的恶劣后果的。这样，中央委员会右派的妥协倾向和它的中派的策略造成了一个累积的结果，这个结果总括起来就意味着：苏联国际地位的削弱，无产阶级在同苏联内部其他阶级的相对关系中地位的削弱，从而威胁到它同中农的联盟，它在国家机关中的作用的削弱，工业化速度的减慢。当反对派提出热月化危险的问题时，他们心中所想的正是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政策的这些结果，而不是多数派的意图。这种危险就是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而转入小资产阶级的轨道。我们党的历史和性质同第二国际各党之间的巨大区别是每一个人都清楚的。俄国共产党经过了三次革命烈火的锻炼。它在同各式各样的敌人的斗争中夺取并且掌握了政权。它组织了第三国际。它的命运就是第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革命决定着它的内部生活的节奏。由于强大的阶级压力而出现在党内的一切思想过程，都有迅速成熟和发展的趋势。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在党内对每一种背离列宁路线的倾向，在一出现的时候就进行及时和坚决的斗争。
　　在目前条件下，俄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有着深刻的客观根源：（1）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和资本主义的暂时的局部稳定，造成一种相信这是全面“稳定”的倾向。（2）新经济政策是一条绝对必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它部分地复兴了资本主义，也复活了许多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3）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成分不能不渗入苏维埃和党。（4）党在政治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对革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个事实也进一步造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危险。在列宁领导下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曾经直接地和坦率地指出，我们党内已经存在着整批整批的人们（来自富裕农民的人，高级职员，知识分子），他们本来会加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如果这些党不是非法的话。（5）党所掌握的国家机关反过来使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分流入党内，用机会主义影响党。（6）虽然专家、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建设工作是必要的，但是从他们那里发出一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不断地侵入我们的各种机构——国家的、经济的和党的机构。
　　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列宁主义反对派对于斯大林集团的明显的日益危险的背离倾向坚持敲起警钟。要是认为党的伟大的过去和它的老布尔什维克队伍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事件都是反对机会主义蜕化的保证，这是一种有罪的大意想法。这种想法是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这不是列宁所教导的思想。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6]
　　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工人构成了西方社会党内的绝大多数，他们曾经是无条件地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及时克服他们的领袖的机会主义错误，这些错误在开始时并不是很大的。他们低估了这些错误的作用。他们不了解，在和平发展的长时期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阶层；在这个和平时期后面，到来了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动，它不仅会迫使机会主义者，而且也会迫使中间分子向资产阶级投降，使群众在严重的时刻处于解除武装的状态。如果说那些战前第二国际中的左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有什么地方可受责备的话，那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夸大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把它叫作民族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而是因为他们过多地依赖那时的社会党中的工人阶级党员。他们依赖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依赖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低估了这个真正的危险，并且没有用足够的力量动员下层革命阶级来反对它。我们不要再重复那个错误。我们要及时地纠正党的领导机构的路线。用这个事实，我们来回答指责我们要分裂党并且要建立一个新党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迫切地需要一个作为劳动群众和穷人的领导者的、单一的和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这种不为派系斗争所削弱的团结是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任务所绝对需要的。这种团结只能在不掺杂个人解释和修正主义歪曲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的基础上实现。
　　主张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提的工业化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速度，主张反对富农的增长及其统治农村的野心，主张及时改善工人条件，主张党内、工会内、苏维埃内实行民主——反对派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同它的党分裂，而是为了加强全联盟共产党真正团结的基础。不纠正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只能有一种表面的团结，这将使党在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之下被削弱，这将使党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被迫在进军中和敌人的炮火下重新组织队伍。当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一旦发现我们的真正观点和建议，他们必将接受并且为之而战（对于这一点，我们是确信的）——不是把它们作为“派别的”口号，而是作为全党团结的旗帜。我们党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的领导上的错误，因此还没有纠正这些错误。恢复时期我国工业异常迅速地增长是产生机会主义错觉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委员会在党和工人阶级里面系统地鼓励这种错觉。和内战时期比较，工人的条件迅速开始有所改善，这种情形使工人广大群众产生了迅速地和没有痛苦地克服新经济政策的矛盾的希望。上述的情形阻碍了党及时看清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
　　列宁主义反对派在党内的成长，迫使最坏的官僚分子使用了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方法。由于再不能用命令阻止在基层党组织内讨论政治问题，于是一部分官僚现在正转向——恰好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建立暴徒组织，它们的任务就是用叫喊、吹口哨和熄灭灯光等办法来破坏关于党的问题的一切讨论。
　　在我们党内采取直接具体的暴力的方法的企图，势必引起一切正直的无产阶级分子的愤怒，从而必将使它的组织者自食其果。党及其最坏部分的任何手段都不能使党的群众同反对派分离。在反对派后面支持着它的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传统，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国际无产阶级所看到的国际政治的现状和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的现状。在恢复时期以后，阶级矛盾必然日益尖锐，它将日益肯定我们关于目前危机的出路的观点。它将在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中日益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
　　战争危险的增长已经迫使工人党员更加深刻地思索革命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必将使他们积极地加入纠正机会主义错误的工作中来。
　　近年来，我们党的工人阶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出党的领导，它一直受到长期诽谤运动的不利影响，这种运动的目的是证明左即是右，右即是左。党的工人阶级部分将清醒起来。它将发现真实情况。它将把党的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里。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工人先锋队是反对派的任务，是这个政纲的任务。
　　最重要、最尖锐同时使我们党一切党员苦恼的问题，是党的团结问题。而且老实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这个问题。无产阶级千千万万的阶级敌人正在集中注意我们党内的争论，并且，带着无法隐忍的喜悦和急切心情期待我们队伍的分裂。我们党的分裂，建立两个党，这对于革命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危险。
　　我们反对派毫无保留地谴责要建立第二党的任何企图。两个党的口号是斯大林集团的口号，为了要从全联盟共产党中排除列宁主义的反对派。我们的任务不是创建一个新党，而是纠正全联盟共产党的路线。只有存在一个团结的布尔什维克党，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正为了我们的观点在党内斗争，我们谴责“两个党”的口号，把它看作冒险家的口号。“两个党”这个口号一方面表现了党机器内的某些分子希望分裂，另一方面表现了一种失望的情绪，表现了他们不理解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党内赢得列宁思想的胜利——不管有什么困难。没有任何一个真诚保卫列宁路线的人会抱有“两个党”的观点，或者有分裂的想法。只有那些想用其他路线代替列宁路线的人才会去主张分裂，也就是沿着两个党的道路行动。
　　我们将用全力斗争，反对建立两个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它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单一的党。它要求一个无产阶级的党——这就是说，它的政策是由无产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并且是由无产阶级核心加以实行的。纠正我们党的路线，改善它的社会成分——这不是两个党的道路，而是加强和保证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团结。
　　在此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我们表示我们深刻的信心，工人阶级作出了无数的牺牲，推翻了资本主义，证明他们现在对于纠正其领导机构的错误，有力地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保卫世界革命中心——苏联的任务，是同样能够胜任的。
　　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为了列宁主义党的团结！


写于1927年9月3日。译自《俄国局势真相》，1928年伦敦英文版第23－39、94－101、111－133、140－146、155－171、174－195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　




[1]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代表农民利益的最大的政党。成立于1902年，是第二国际的支部。党纲规定最终目标为实现社会主义，消灭阶级和剥削，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主张采用个人恐怖手段。1917年二月革命后参加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曾多次组织叛乱，进行暗杀活动。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底分化出左派社会革命党，1919年10月分化出社会革命党少数派。1923年3月宣布解散。机关报为《人民事业报》。

[2] 热月（音译为“特米多尔”）指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2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推翻雅各宾专政的反革命政变。热月往往与蜕化同义。

[3] 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英国工联的改良主义派别之一，产生于20世纪初。主张在现有的工联基础上由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专门的生产者联合会，即“基尔特”，并由这种“基尔特”来管理工业生产，用基尔特社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4] 方括号中的这段话是托洛茨基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请求而插进政纲的。

[5] 耐普曼，由俄文“新经济政策”的缩写“耐普”（нзп）加上“人”所构成的单词的音译。指苏联20年代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城市里发财致富的人。后用作对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新兴资产阶级的总称。

[6]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