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关于“统一与青年”的纲要[1] （1934年夏天） 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纠正所谓“有机的统一”的口号。这不是我们的口号。“有机的统一”在形式上是空洞无物的，既没有纲领，也无法使之具体化。由于物质现实总是排斥真空的状态，这个口号就会越来越被模棱两可的甚至反动的内容所填充。社会党所有的领袖，自从加斯特与马修·皮韦尔（Marceau Pivert)[2]的时代开始，一直到福罗塞德（Ludovic-Oscar Frossard）[3] 为止，都是相信这种“有机的统一”的理论。而列巴士（Jean-Baptiste Lebas）[4]是最热忱地提倡这种理论的人，而且他的一些反对革命的倾向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共产党的领袖们也越来越多地操弄相同的口号了。我们的工作难道是去帮助他们用这种空洞的政治口号去和工人们开玩笑吗？ 两党（指社会党与共产党）领导层之间的公开通信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用来讨论工人党的目标与方法。在这点上我们应该花力气进行干预。政治组织的统一与分裂应该是服从于政治纲领和任务。因为这些讨论终于愉快地开始了，我们就应该以有策略的方式来逐渐打消将“有机的统一”这个理论看作灵丹妙药的幻想。我们的观点是，只有在一个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真正统一。这一基础也是我们自己的政治纲领。 如果明天两党就合并，我们就将在一个统一政党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联盟就会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保持对所谓“有机的统一”纲领的幻想，将人民群众仅仅看为一个接受列宁主义政治宣传的观众，而不是让他们真正理解这个口号的话，我们就会被两党的官僚们在群众面前描述为一个阻止他们达成“有机的统一”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两党）政治上的统一也许会在对我们进行压迫的基础上而出现，而这会成为一个反动的因素。我们不能随便使用本身不含有革命意义的政治口号。这种口号在不同的局势下，在力量对比不同的情况下，其内容就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并不是害怕“有机的统一”。我们可以公开地说明这种意义上的政治统一是有可能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我们的任务在于，应当对群众明确指出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政治纲领才会有进步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直接反对两党官僚们当前竭力吹捧的“有机的统一”的政治路线。但是，面对群众我们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个纲领的同时，也应尖锐地对纲领进行一些批判，特别是在澄清纲领的具体定义与原则性的标准方面更应如此。 克利浦与卡蒙（Yvan Craipeau and Elie Kamoun）[5]同志说：“没有什么比被‘只要没有政治上的统一，所有的工作都是无用的’这样一种观点所迷惑更为危险了。”这个当然是对的，但是也是不够的。必须明确地理解一个没有与革命工作相结合的“有机的统一”纲领只能将工人与两党的消极性相结合并且将他们催眠，而不会有其他的任何效果。 为了防止有着催眠效果的这种“有机的统一”的口号，这个理论又提出“这种统一必须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低原则来做它的纲领。”这简直就是一个经典的机会主义的不断降低标准的典范。首先，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稀释化，让它们更加适应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是斯大林主义者的脆弱的肠胃。如果仅仅是为了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工人群众，又何必提出什么“基本原则”的伪装（呜呼唉哉！果然是非常基本的要求？！）？而如果这个是为了党和无产阶级的话，那么一个最低纲领和基本原则又如何能是足够的呢？ 在这之后，这一理论又提出应该向工人们解释“如果不能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变为一个一个组织化与纪律性的团体的话，那么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革命的统一。”提出这个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并不知道在今后的发展中，两党是否会进行统一的尝试，还是会发生一系列新的分裂。我们不会在抽象的定义与分析上花时间。 自从2月6日之后，《真理报》（La Verite）[6]还在花时间重复着“统一战线”的公式。不过在当时它还是比现在的所谓“有机的统一”的口号更加有内涵。我们针对纳威尔（Pierre Naville）[7]没有明确指出统一战线的革命纲领而批判了他，因为他这么做使两党的官僚们可以利用这个标语而不必承担巨大的风险。我们在当前有更严重的情况下，不能再去重复这样的错误了。 对于青年来说呢？也是相同的情况。并不存在两种政策，一种是给青年的，而另一种是给成人的。只要青年是在履行政治活动的职责，那么他们的政治就应该也是与成人无异的。有很多因素都会将没有经验的革命青年吸引到斯大林主义者那里去。而统一的政策会使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更加危险。我们的武器，是符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最高利益，也就是实现统一的实际内容。当我们现在立足于趋向统一的潮流时，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讨论这些政治问题，并且加深对它的理解。我们将两党中最先进的分子都最大程度地集中在我们的“绝不是基本的”政治纲领的周围，通过这个我们将会加强我们的组织。这样的话，无论今后会发生什么，统一或是分裂，革命先锋队都会从中得到益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论断：“统一的青年组织（Jeunesse Unique）不能以列宁主义的原则来作为它的政治基础。”谁会如此说呢？改良主义者还是斯大林主义者？不，是那种心宽体胖的列宁主义者们自己。每个有整体思考能力的工人都会说：“如果你们的纲领不能够实现革命的统一，那么它就是一无是处。”“那样的话我们就会退出”，那些所谓的列宁主义者们就会继续说道，“如果不能在政治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话我们在一些地方就会让步。”既然这些列宁主义者所拥有的政治原则已经是非常少的了，他们又如何能够继续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呢？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我们又会被告知：“但是我们只是很少数！”那么好吧，那两个多数群体，或是说建立在那两个多数群体之上的两党官僚们，无论我们让步与否都会统一起来（或是不统一起来）。由于他们本来就是多数，他们也不需要我们。提出这个“有机的统一”的人似乎更像是一个为了整个人类着想的慈善家，而不是列宁主义的提倡者。他们想将斯大林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统一起来，即使是这样做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也是如此。更糟糕的是，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这种统一的纲领，而不是被政治形势所逼迫才是如此。他们一开始就投降了。他们的让步是柏拉图主义式的。而这些都是不符合理性的。“有机的统一”纲领的提出者一方面是一小部分人群的政治代表，而另一方面又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监察者。这些都是他们为自己所挖的坑，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而又只具有极少政治原则性的所谓的“有机的统一”的空洞的口号。 即使是在不打算建立苏维埃式政权的情况下，提出“有机的统一”纲领的人们也会向斯大林主义者们游说，建议他们放弃那个列宁主义者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政治纲领。（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列宁主义者成了最合乎常理的中间人。）亲爱的同志们啊，这个难道不是可笑至极吗？如果你在法国社会党人面前捍卫我们意义上的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你可以赢得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以及获得一些斯大林主义者的同情。与此同时，你对你自己保持了忠诚，并且保证了你自己的未来。但是对于你来说这些都是不够的，因为你是一个鼓吹“政治统一”的人。如果因为你的缘故这种统一建立起来了，那么斯大林主义者们就会视你为叛徒，而且这个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们则会在斯大林主义者们的左边行动。无论如何，无人会对你有任何好感。这就是所有在政治上献媚者的下场。 我想让同志们注意到第二段所说的，就是需要在第三国际废墟的无数障碍与苏联目前仍然具有的政治吸引力上重建革命的政党。这种纲领简直就是具有犯罪性的。苏联目前还有的吸引力被当成了建立革命政党的一种障碍。对于从官僚们那里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好处的群众们来说，对于那些既没有被邀请到纪念日的庆祝典礼也没有像那些所谓的“苏联的朋友们”那样拿到什么别的东西的人们来说，苏联所具有的吸引力又在何处呢？群众们会对自己说，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在工人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这种看法是具有革命性的。现在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则更是进一步增强这种观点。将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与其成就的好感看作是一种障碍是很错误的，对于苏联以及西方的工人都是一种犯罪。 有人可能会反驳到：“这不过就是一种不太恰当的说法罢了。所指的是苏联官僚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如果真是用词不太恰当的话，那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并非如此。在青年当中，特别是在非无产阶级群体当中，有一种怀疑苏联无产阶级基础的庸俗化的政治激进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将共产国际与苏联官僚完全等同，而且也将整个工人国家与官僚等同。这种错误比将茹奥（Leon Jouhaux）[8]与工会组织等同，或是将布鲁姆（Leon Blum）[9]与整个第二国际法国支部（SFIO）等同起来，还要错误十倍。事实上，在这个基本政治问题上没有清晰认识的人们没有权力在工人面前搞政治宣传，因为他们只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与怀疑，甚至还会将很多年轻工人推向斯大林主义一边去。 那么，这些机械的模棱两可的解释究竟来自何处呢？他们来自于社会主义青年们的不好的社会构成。学生太多，工人太少。学生太自我中心主义，而对工人运动关注的不够。一个工人的环境会培养年轻知识分子的纪律性。工人们喜欢学习基本的，有实质内容的东西。他要求清楚的回复，而不是虚幻的幽默。 塞纳区（Seine District）[10]的政治出路在于动员学生向工人群众做宣传的艰难工作。不愿意从事这一事业的人在社会主义组织中将一无所获。无产阶级的组织当然需要知识分子加入，但是只是作为帮助工人群众崛起的工具。而在另一方面，一个真诚的革命者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一定可以从工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青年个人的生活方式应该根据这个任务而调整，需要安排合适的分工，他们具体的任务必须交给扎根于工人区的学生和学生团体等。这样的话，意识形态上的动摇将会变得更少，而组织越是扎根于无产阶级基础中也会变得愈加可靠坚定。 注释 [1]“关于'统一与青年'的纲要” (On the These 'Unity and the Youth')一文发表于1935年美国工人党的一份未署日期和刊期的内部公报上。文章署名为克鲁克斯（Crux)。本文是托洛茨基针对1934年夏天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关于法国共产党和第二国际（即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可能的合并而发表的看法。 [2]马修·皮韦尔（Marceau Pivert, 1895 – 1958)，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领导成员，教师、记者与工会活动分子。 [3]路德维西·福罗塞德（Ludovic-Oscar Frossard，1889 – 1946）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领导成员，1920年代到1930年代，在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游移，曾担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后又回到社会党内。1930年代曾任法国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政府宣传部长和曾短期在德国占领期间的法国贝当政府中出任公共服务部长一职。 [4]让· 列巴士（Jean-Baptiste Lebas, 1878 – 1944）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党务人员。 [5]伊万·克利浦与伊利·卡蒙（Yvan Craipeau and Elie Kamoun），两人都曾是法国左翼反对派在社会党青年组织中的领导人，后离开第四国际。 [6]《真理报》（La Verite），1930年代当时法国左翼反对派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机关报。 [7]皮埃尔·纳威尔（Pierre Naville，1903 – 1993)，法国社会学家和超现实主义作家，曾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后加入托派，之后转为中派主义的联合社会主义党（Unified Socialist Party)成员。 [8]列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 – 1954)，法国总工会领导人，工联主义职业工会官僚，1951年因参与发起创立国际劳工组织（ILO）曾获诺贝尔和平奖。 [9]列昂·布鲁姆（Léon Blum，1872 – 1950)，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曾经参与19世纪末德雷福斯事件，担任过三届法国总理，是法国第一位社会党籍总理，也是第一位犹太裔总理。 [10]塞纳区（Seine District），法国巴黎塞纳河沿岸以南地区，又称“左岸”，当地以座落众多大学、书店、画廊和咖啡馆等文化行业而知名，集中居住着大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