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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写给伊罗生的九封信


· 译者序



· 附录:托洛茨基为“悲剧”出版而写的一张短条
· 相关文献:王凡西:关于托洛茨基九封信的几点感想和说明 (1991年11月22日)



译者序



  伊罗生(Harold R. Isaacs)著的《中国革命悲剧》,现已普遍认为是一部“经典之作”(Classic)。凡是研究中国革命的人,特别是那些研究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历史的学者们,对它都非常重视。
  当他写作这部书的时候,伊罗生是里昂。托洛茨基的一个追随者。初稿写成后,他还特别到挪威去访问托洛茨基,和他讨论问题,请他读原稿,提意见。托洛茨基很赏识这个年轻美国人(当时他才二十五岁)的才能,仔细读了稿子,认认真真提了不少意见,最后还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很长很有分量的序。
  托洛茨基所提的意见,都写在他给伊罗生德九封信里。这些信我们是从哈佛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托洛茨基文件中找到的,现在译出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们。
  从这九封信里,我们不仅可以见到这部名著的成书经过,见到托洛茨基如何奖掖一位青年作家,而且,更重要的,我们还可以得到不少有关中国革命与中共历史的宝贵材料,可以看到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分析。
  各项意见中最值得注意的,我个人觉得有三,它们是:1,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和观点来写作?(见第三封信。)2,当初中共是如何决定加入国民党的?(见第六封信。)3,什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见第五封信。)
  这些问题及其答案,也许不会让一般读者感到兴趣,但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学人们,它们却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有极大的启发性,甚至还有现实性哩。
  譬如拿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这个问题来说吧。为要解答中国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生产关系中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人们曾提出不少答案:有的将它归咎于中国的地理条件(海岸线相对平直);有的归罪于儒家思想(保守自足);有的——目前相当时髦的——则要让老是给中国人造成灾难的几条大河——特别是黄河来负责。
  其实,这些答案不是隔靴搔痒,便是舍本逐末。真正抓住了这个特点的,不能不数托洛茨基在第五封信里所指出的——实质上也正是马克思曾经指出而未充分阐明的那种“亚细亚生产模式”。
  《悲剧》出版于一九三八年,由伦敦一家书店承印。出版后不久便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遭到了它自己的悲剧:书尚未广泛流通,便让纳粹的轰炸机连书店一起给炸毁了。
  大战结束,《悲剧》于一九五一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是第一次修订版。再过十年,一九六一年,又出了第二次修订版。此后,流通渐广,销数大增,从一九八零年起每年重印一次,成了历史科学这类严肃书籍中的一本畅销书。它还有了许多种文字的翻译本。
  不过这本书的内容,随着著者的思想改变,已有了不少改变。两次修订,就为的要记录这些改变。
  伊罗生的思想改变过程,我不想,也不能在这篇短文里详细介绍。简单说,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完成于大战发生之后的《悲剧》著者的观念(他自己爱把它称作“偏见”)变化,可归结成一句话: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变成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者”。(见他的第一次修订版序言。)
  这样的转变,在那个时期,并不限于伊罗生一人。在当时,正如目前一样,这是发生在大批左倾知识分子中间的时髦现象。伊罗生和其他许多时髦人物不同的,只在于它不曾以今日之“是”全盘否定昨日之“非”。特别是对于一向崇敬的托洛茨基,他仍旧保持着崇高敬意。为什么这样呢?他自己做了以下解释:
  “在图书目录中,我这本书从来总是杯归入‘托派’书籍一类的。现在,人们也许会恨合适的问道:如今(经过修订)它是否还配得上这个标记。’托派’是一个给人乱使滥用的名词,在今天很难知道它有什么意义。当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进行时,托洛茨基抗拒着斯大林派的堕落,他是一位一贯的国际主义者。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他比俄国其他任何一个领袖看得更加清楚。对于每一次事件转折,他都能以惊人的精确程度做出预言。他对官方路线所做的分析与批评,一再为文件所证实——这些文件,在我这里是第一次加以考核的。这是个事实,而这一个事实,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或者因作者观点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不过,这部著作虽然证实了托洛茨基当时的分析,它却已不再接受他的结论,因而再不能称之为托派书籍了。”
  “我虽然抛弃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托洛茨基是这个主义的具有权威的发言人——但我对于托洛茨基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概念,到底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回事的某些概念,我仍旧怀有很大敬意。托洛茨基本人虽然为某些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前提所囿,(这些前提是滋养了独裁制的)。但正是托洛茨基,正是他,终于站出来反对全能主义的官僚制度,成为那残存着革命道德的一个象征,它高高超出于当权的斯大林派的阴谋诡计之上,超出于权力机构,诬蔑中伤与血腥镇压之上。要敬仰托洛茨基那是绝对不必在意见上相同于他的。”(见第一次修订本序)
  伊罗生却曾以这个态度修订了他的书。所以修订上基本保存了原来的面目。最大的改动是后面新添了一章《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的痕迹》,在那一章里,作者充分发挥了他对中国革命,对俄国革命,以及对托洛茨基思想等等的新的看法。此外他删掉了托洛茨基给他写的那篇长序,代之以英国十九世纪那位诗人,美术家兼社会主义者威廉·摩理斯的一段《语录》。
  经过这样一番修订,自不免有前后矛盾之嫌。这也就是说,整部书的叙述与分析和它最后的思想结论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不过,据我看,恰好因为这个矛盾,才使这部书仍不失其为“经典之作”的。

王凡西
一九九一年八月





亲爱的劳勃次同志:①
  我没有回复您巴黎的来信,实在抱歉,我生了病,而且有些迫切的事情要做。给您回信,先得读您的报告,可我抽不出时间来读它。
  芬纳·布洛克威②给我来信,热情洋溢,谈到他和您的会见,谈到您讲给他听得有关中国的情况。莫斯托同志③告诉我,说他和您谈到了您将在美国的工作。我很想听到那边的情形究竟如何,以及您对于组织的现状及其前途的印象和看法。
  我已经在继续读您的书,它是很有趣与有益的。我只怕您找不到一个出版人能对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诸问题发生足够的兴趣。您的文章使我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了。

L.D.T.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译者注:
  1 Roberts是伊罗生的一个化名。原件法文。哈佛大学图书馆托洛茨基档案编号EP8542。又原文《同志》一字用得是复数,当系包含伊罗生德夫人维奥拉在内。
  2 Archibald Fenner Brockway(1888-1988)英国独立工党领袖。革命社会主义党国际局书记。这个松散的国际组织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参加这个国际的有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英国独立工党”,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等。这个国际既不属于第二国际,也不拥护第三国际,但又反对成立第四国际。随着各成员党的先后消失,这一组织不久也就不存在了。
  3 A.J.Muste(1885-1967)和平主义者,牧师。美国工人党领袖。这个党于一九二四年与美国的托派组织——美国共产主义同盟合并,成立合众国工人党(WPUS)。莫斯托担任书记。一九三六年莫斯托退出组织,回复到和平主义立场并复任牧师之职。在六十年代,他又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组织美国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中,他起了很大作用。




亲爱的劳勃次同志:①
  一,我寄给您弗莱特。崔勒②的一本小册子,这是关于赛因区少年社会党运动的,其中有我给它写的一篇序。我相信您会把我的序言很合适的译成英文。崔勒最近曾来此作短暂访问。
  崔勒这本小册子,给斯巴达派③提供了一件很重要的工具。
  二,西蒙—苏斯托(Simon&Shuster)书店④觉得您的书“很富学术性”。他们认为如果您能增加一些有关革命本身富有色彩的描述,会更加好些。
  不知道您手头有没有这些必要材料:不过我认为,如果这样办,却会使这本书更有吸引力的。如果您有可能在某几章中,或在一些章的某几页中加入一些优美的报导文学式的描写,那就加插进去吧。
  我在医院里又读了两章,不过我要等到读完全书之后才给您提意见。
  三,坎农与夏克曼二同志的信⑤和其他派别的同志们所曾写过的许多信一样,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国际书记局将这封信发表出来,那是犯了让人惋惜的错误。我正在写封正式的信说明这层意思。无论如何每一个通达的读者都知道,当热烈讨论进行之时,人身攻讦(据原文直译是:“个人的品格评估”——译者)往往是斗争的一种特点。我们在一些并不准备发表的信札中,为要加重自己的想法起见,谁都会写出这一类过头话的。坎农与夏克曼知道的很清楚:他们在信中“对某几个人”应用了那种讽刺警句式的评估,绝对不会使我对这几个我衷心敬爱的同志,不依同志看待。
  如果把私信公布的这一无可原谅的事件,即令极小的毒害了党的生活,都是真正可叹的。在我的正式信件寄到之前,您可以给政治局翻译这个简短评语,以备应用。
  对您和您的夫人致最热烈的敬礼。

(未具名)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译者注:
  1 原件发文。编号EP8543
  2 Fred Zeller(1912-)原系巴黎赛因区社会党青年组织的领袖,因接受托派主张,于一九三五年七月被社会党开除。同年十一月他到挪威访问托洛茨基。他写了一本名叫《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道路》的小册子。托洛茨基给它写了一篇序。此后他成为法国托派与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三七年因他与法国斯大林派从事私下勾搭,被开除。
  3 Spartacus,法国社会党左翼的一个中派主义的小团体。
  4 Simon&Shuster,美国纽约的一家书店。它曾在一九三二年出版了托洛茨基著的《俄国革命史》。不过这家书店从来并未出版伊罗生的书。《中国革命的悲剧》是由伦敦的Secker&Warburg书店于一九三八年出版的。
  5 信的第三段原与伊罗生和他的书无关,只因不想把信割裂,将全信译出了,其中所说,意义自明,需要说明的只有一点,信中牵涉到的另外二人是Jack Weber与Albert GlotzeR。他们为了当时的美国托派应是否加入社会党一事,与坎农和夏克曼斗争,这二人都反对加入。




敬爱的劳勃次同志:①
  在斯贝克托②与韦托③二位同志来此作客期间,我不曾能回复您的两封信。访问的结果如何,您当已从我的电报中知道了。在讨论中我最最开心的,是必须避免破裂:一个形同“独立政党”的少数派的存在,那简直是一幅政治讽刺画,它会使那些优秀同志们浪费精力,丧失威信。
  我不曾将您的稿子交斯贝克托带上,因为我始终希望这本书就会出版,我将需要这份原稿来给它写序。
  这里是我对它提出的一点简单意见。您的著作是很好的,很重要的,它会给读者们带来很大好处。不过书的结构,以及您叙事的方式,我觉得还需要有点变动。照您这本书的现有方式,好像是给布尔什维克—列宁派④的先入之见作一种历史图解。您一开头摘引了圣经文,然后您指出:往后的事变发展完全符合这些经文。这么办,您给了您的叙事方式以一些“神学”气味。当然,我想您知道得同样清楚,您的分析与“神学”毫无共同之点。您所摘引的学说与您的叙述一样,实际上都是用唯物主义来分析事变,并以此作为根据的。但是这种叙事方式却会使那些非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人们为之震惊。这就是说,它会使人类中极大一部分人,特别是美国人,为之震惊的。
  我对您提什么建议呢?
  不要那篇教条式的与抽象的导言。另写一篇以事实的叙述为根据的,像是结论式的东西,来代替它。
  给那些资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写一篇历史性的导言吧。譬如说,十六世纪的荷兰革命,也是一次民族解放的革命,它反对西班牙的统治。将荷兰革命的动力与中国民族革命的动力作一个比较,那怕是很简单的比较,都能使您的叙述大为突出的。
  也可以把法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拿来做出发点,进而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所经历的变化。类乎这样的一个导言,会引起编者的更大兴趣,会赢得读者们的同情。
  从同样观点出发,您得把整部稿子修订一下。我不认为您得大修大改。只要去掉那些“神学”形式的痕迹,用更生动的描写,用对人物的更好的刻画,等等,来加以补足就行了。

(未具名)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一日




译者注:
  1 原件法文。编号EP8544
  2 Maurice Spector(1898-1968)加拿大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当选过共产国际执行会委员。他又是加拿大托派组织发起人之一,后来成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领袖。
  3 White是Lyman Paine的化名,美国“合众国工人党”成员。当时美国托派决定加入“美国社会党”,组织内部为此爆发激烈议论,形成了对立的二派。托洛茨基赞成加入。斯贝克托与韦托代表少数派的反对意见,特地到挪威去访问托洛茨基。
  4 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是苏联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称呼自己的名字。一九二九年后,它成为国际托派的共同名称,直至一九三三年。那时希特勒在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帮助下取得了政权,托洛茨基认为从此已不再有改良共产党的希望,托派不再自认为共产党内部的一派,因而改名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一九三六年七月“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大会上通过决议,发起一个“为建立第四国际的运动”;一九三八年九月,第四国际正式成立。




敬爱的埃撒克斯同志:
  我随时都准备给您关于中国革命的那本书写序。我甚至希望给你写一篇范围宽广的序,它要写到历史方面,更要写到现实的政治方面;我要试图指明目前正在法国与其它地方推行的“人民阵线”政策乃是中国革命时期中共与国民党联盟政策的翻版,而且,由于同样理由,它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门雪维克政策的继续。我想把序言写得简单明白,让广大的读者能够了解。如果这本书和序言出版与读者见面时,博罗姆②政府已经下台,我就不该把它当作现任政府来分析的。你必须把这个情况解释给可能出版你这本书的人听。只要你或者你的出版人给我来一个电报,说:"迫切需要序言",我会立即动手写,把序言在收到电报的二星期内寄给你。不过无论如何,九月初以前是无法办到的,因为在八月里我必须休息几个星期。至于序言长度,我相信大约会有十六页。
  热烈问候你和你的夫人。娜妲利娅·伊凡诺夫娜③同此。

(未具名)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




译者注:
  1 原件英文。档案编号8545
  2 Leon Blum(1872-1950)三十年代法国社会党领袖。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担任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领袖。一九四零年被维希政府所补。战后又当过法国政府总理(一九四六—一九四七)。
  3 Natalia Ivanovna Sedova(1882-1962)托洛茨基夫人。




亲爱的埃撒克斯同志:①
  收到你的稿子,并且已经读了第一章(三十一页)。我觉得这篇新导论,无论内容与形式都非常出色。要把一个庞大国家的几千年复杂历史在三十一页篇幅中讲出来,那是不容易的。可是你却能把它们描绘得既清晰而又有教益,描绘得很成功。你的文体是美丽的:清楚,确切,完全没有新闻记者式的浮夸辞藻。
  从你开到的参考书目中,人们可以看出你是从各种文字的书籍中吸收大量资料的。这就给了你的著作以一个坚实基础。真是好极了!我们这个流派不但能出小册子,不但能写单篇文章,而且开始能写出严肃郑重地书来——这一个事实是我们这一派具有的内在信心的一个极可喜的象征。这个自信本身就是成功的一项保证。还只在短短时间内,我们已经有了詹姆斯(C.L.R.James)②的书,有了华克(C.R.Walker)③写的接近我们意见的书,而现在,又有了你那本扎扎实实,事事有根据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现在都不能产生什么严肃郑重地作品了。它们都丧失了自信,它们都只是在得过且过。第四国际在任何方面都开始在继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这里我只有一点意见想说。第一章第三页开头,你谈到中国的古老城镇与一般的“亚细亚生产模式”,我以为说的不够清楚。诚然,事情的本身就是不很清楚的。不过我相信中国后来的历史,让我们可以确定出以下一个公式: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是生产中心;亚洲的城市是消费中心。欧洲的乡村④,即使在中世纪也已强大有力,强大到足以使手工业者与农民分开,让工匠们集中在城市里面。贸易则在工匠们的城镇和它周围的农村之间造成一种联系。在亚洲,手工业,即使是那最重要部分的手工业,也仍旧和农业结合着,分散在乡村中。城市里面住的是贵族,官僚,放利者和兵士。城市中的工匠们是为那些寄生着们服务的,而手工艺的本身便带有一种“贵族”性质。贸易在很广大的场所活动,它和放债这个行当结合着。这些不同的特点,即欧,亚两地的城市以及它们和乡村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的特点,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是一部缓缓向前的历史,而亚洲的历史则是一部周而复始的循环的历史。
  第十四页最后一行,最好说“游击战争与盗匪活动”。
  致最诚挚的敬礼

里昂·托洛茨基
寄自考约奥冈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1 原件英文。编号EP8556
  2 C.L.R. James(1901-1989),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革命家,作家。他曾长期间在英国和美国的托派运动中工作。著作中最出名的是《黑色的雅各宾党人》与《世界革命》。
  3 Charles Rumford Walker (1893-1974),曾经做过托洛茨基在美国的文学代理人。《美国的城市》一书的著者。
  4 这里的“乡村”疑系“城市”之误。




亲爱的朋友:①
  刚刚读完了第三章,它给了我关于“新觉醒”的一些很有趣很重要的知识。这一章你写的和前面二章一样好,我完全相信整部书会具有同样高的水准。
  我有一个建议,每一章都很长,而每一章又都包含许多个问题。你是否觉得在各章之内加上一些小标题会更好呢?这些小题目或者紧加在总标题之后,或者加插在文章中间。
  不过在这一章中,有两个问题,我和你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不是原则性的,但是很重要。
  首先关于马林②与陈独秀之间的争论(第三章第九—十一页)。你确实是太偏袒马林二没有公平对待陈独秀了。马林在事后对你提出的几点论据毫无历史价值。说马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出于他个人的主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那时负有官方使命,他的活动不是以他早年在爪哇的经验作根据;而是以奇诺维也夫,拉狄克与布哈林的训令为根据的——这些训令还可能得到过斯大林的同意。你在这里没有写明确切时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整个事件发生在一九二二年。列宁病了。我则完全不让知道共产国际的工作情况。我第一次见到马林是在他出使中国回来以后。
  陈独秀与其他中共领袖们反对把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我认为绝对可能,如果我不能完全保证的话。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很自然地会更倾向于不妥协,较少可能倾向于机会主义。我们并无丝毫理由不相信陈独秀的报告。说马林当时并无“书面训令”,那是可笑的。他的莫斯科派遣的特使身份是毫无疑问的,他自己会乞灵于共产国际纪律这个法宝。对于这件事是否还须提出更可信的说法,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实以为我们不需要袒护马林,只因为他是自由的而陈独秀则在监狱里。
  我引用这个事实:即使中共领袖们反对加入国民党,他们所根据的也不是原则性的理由,而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是死的”。你把这个论点提了两次,也许还不只两次。我以为在这里你把原则与事实对立起来是不对的。过去,当资产阶级的政党还能领导劳动大众之时,革命者的责任是要参加它的。例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在一八四八年加入过民主党(此事做得是否正确,得具体分析)。“国民党是不能领导革命群众的。从革命的观点来看,它是一个死的政党。因此我们反对加入。”——这样一种论断可能具有十足的原则性的价值。
  我还可以更进一步来谈这个问题。一九二二年,在这样一种设想下,即认为国民党当时已拥有一些人;而年轻的中共则是弱小的,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因此决定加入国民党——这样的加入,特别是在华南,本身不是一椿罪恶,甚至还不是一个错误,(一九二二年的情况真是这样吗?)事情如果是这样,那么加入“国民党”只是“共产党”走向独立的一个插曲性的步骤,这在某一程度上有如你们之加入社会党③。这里的问题便在于加入的目的何在于加入之后将采取什么政策。
  你引用陈独秀一九二二年自己写的文章来反对他。他写道:“与革命资产阶级合作是一条必需的道路。”……这句话是写在马林的训令之前还是之后呢?而且,“合作”并不意指加入。一九二七年时候,我们也曾提议与国民党作军事合作。不……你对马林太慷慨,对陈独秀太苛求了。
  我的第二个不同意见是关于你对苏联于一九二零年对华政策的批评。在第三章第十三页,你写道:“一个更为显著的例子,它让人们见到那个倾向:国家的眼前利益被置于革命目的至上。”你提及的那些事情(你没有说明时日),我一点都不知道。你摘引了《消息报》上登载的一篇愚蠢的文章,但这篇文章能代表我们的整个路线吗?这难道真的是“一个倾向的显著例子”吗?你拿这件事情来责备苏维埃政府重视吴佩孚④更甚于中国的革命力量。你在这里的指责是站不住的。共产国际有援助革命力量的义务,但是苏维埃国家有在她的远东边界上对各个帝国主义者之间应用策略的权利。不但在远东,而且,例如在德国,这都曾使政治在二个不同平面上展开的。
  你在第十五页上首次提到鲍罗廷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来到中国。那正是"三头”⑤统治的时代,当时对国民党所采取的政策正反映了他们开始反对我们“轻视农民”的斗争。他们是把国民党看作代表农民的政党的。
  请你把第三章,第二十页的第五,第六两行,和第二章第三十四页的第四及以后几行的文字对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同时前后两处都有一点言过其实。
  我虽然提出这些批评,但我必须说,这第三章写的很好。
  请接受我最佳的祝愿。

[里昂·托洛茨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
于考约奥冈




译者注:
  1 原件英文。编号EP8558
  2 Maring,系斯尼夫里脱(Henricus Sneevliet 1883-1942)在中国工作时所用化名。他是荷兰共产党与印尼共产党的创立人之一。一九二七年脱离荷兰共产党,他所领导的一个小派曾与一九三三后接近托派,但于一九三八年,主要为了对西班牙内战问题的不同意见而脱离托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纳粹所捕,终于被杀。
  3 美国的托派组织“合众国社会党(SPUS)”曾与一九三六年自动解散,加入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 1884-1968)为首的美国社会党,于一九三七年年底脱离,复于一九三八年初成立“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4 吴佩孚,一九二零年代初期,北洋直系军阀的领袖。
  5 三头指奇诺维也夫,加明尼夫与斯大林




亲爱的埃撒克斯同志:①
  最近有好多事情要做,因此直到现在才读完第四章和第五章。两章都很好,特别是描写蒋介石性格的第五章,极好。真是非常精彩的一章!我觉得当你的文章从一般的历史议论转入特殊事件的描写时,显得更加活泼生动。对于(这两章)我几乎是毫无批评的。
  第四章第三页,从底行数起第十二行,我以为最好这样说:“组织着,宣传着,正在进行阴谋诡计。”用这几个字代替你原来的文字。
  第四章第二十三页,从底行数起第六行。你说我们正在创建双重政权机关,这样说不正确。双重政权只能是诸般力量关系的结果,却不是一个政治目的。
  第五章第三页,从底数起第四行,你说,“香港瘫痪了”,但你没有写出瘫痪成什么样子。
  第五章第二十三页,你首次提到左派反对派对中国问题所采取的态度。这里必须告诉你如下的情况: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期间,中国问题是先在斯大林与奇诺维也夫两个人之间取得同意,然后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来处理的,他们从来不曾征求过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意见。鲍罗廷(所执行)的政策,甚至从来不曾在政治局里提起过。这是共产国际的专享特权,实际上是斯大林与奇诺维也夫的专享特权。我只是偶尔预闻一下,例如,当我在政治局里投票反对国民党以同情党资格加入共产国际之时。只当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和奇诺维也夫的联盟破裂之后,(有关中国问题)的种种秘密才逐渐透露出来。不过奇诺维也夫本人还是受着他以往政策的束缚的,并且在我们最初几个公开声明之前,左派反对派曾经有过一连串内部讨论。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我在中国问题上延迟很久才出来作公开斗争的缘故。
  现在来谈报刊问题。你批评我对于资产阶级报刊的态度。这批评是由一些误解引起的。(1)克鲁康②问题。这并不是我对纽约泰晤士报下哀的美顿书,而是要挫败克鲁康把我从墨西哥驱逐出去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有关新闻报道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此斗争中,我们是得到了重大胜利的:一,我们使美国的新闻记者们分裂了,使美联社与合众社的代表们反对克鲁康。二,克鲁康在此间的政府方面名誉扫地。三,克鲁康现在不但变得小心谨慎了,而且还想(与我们)重建外交关系。(2)当我有什么事情想传达给新闻记者时,我绝对不曾对资产阶级报刊提哀的美顿书,我们和美联社,合众社与哈瓦斯社的关系是极友好的。不过,如果有某一家报纸要我对某一问题(这个问题只对他们有兴趣而我并无兴趣)发表一声明,我就要求这家报纸保证能把我的回答忠实完整地刊载出来,我曾经浪费了大量时间给他们写声明,而他们却把我的意见歪曲了或者竟根本不给发表。因此,我们对他们所取得态度是绝对合理的。
  向维奥拉与你致意。

(未具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九日
于考约奥冈




译者注:
  1 原件英文。编号EP8559
  2 Frank L. Kluckhohn(1907-1970),纽约泰晤士报记者。当时他写了好几篇文章,着重指出托洛茨基在墨西哥从事积极的革命活动,又说这些活动给墨西哥政府带来很大困难。其用意显示要使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无法居留。因为墨西哥政府给托洛茨基以居留是以他不干涉墨西哥内政为条件的。




亲爱的埃撒克斯同志:①
  多亏Rae②的帮忙,我才能给你的书写好了序言。我得承认,这项工作让我感到一些困难。有时候,仿佛我在重复一些老生常谈。另一些时候,我又好像牵涉到一些复杂的,一般性的问题中去了。不过终于让这样的想法说法了我自己:第一,我们的"老生常谈"对于你这本书的大部分读者来说却是未曾前闻的。第二,序中某些复杂的,或者抽象的见解,会有你这本书的内容来作图解。好吧,我从已在目前的环境中尽了我最大的可能了。选择我把序文的俄文原稿寄给你,由你负责去译成英文,我们则保留批评(译文)的权利。
  不知你和出版人签订的合同上有没有规定序文不得在杂志上登表的条文。(其实,如果允许序文在杂志上发表,只能对书有利。)我无法确知这篇序文是否能找到一份资产阶级杂志来发表。如果找不到,它可以发表在《新国际》③上。不过这件事我完全让你处理。
  娜妲利娅与我向维奥拉何尼致最佳的祝福。
  同志的敬礼

里昂·托洛茨基
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
考约奥冈。




译者注:
  1 原件英文。编号EP8561
  2 Rae Spiegel亦即Raya Dunayavskaya,托洛茨基的俄文女秘书。
  3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杂志




亲爱的朋友:①
  收到你的书,非常高兴。这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一项真正收获。我希望有一位合格的批评家,至少在《新国际》与《派性评论》②上撰文评介:因为资产阶级与亲斯大林派的刊物不可能赏识这本书的崇高价值的。
  法朗雪斯可·榨摩拉③,一位很出名的学者与新闻记者,他又是我们的同情者,已经接受我的提议,要在HOY杂志上写一篇评论这本书的文章。他是一个忙人,文章将在两个月以后登出来。Clave④杂志上当然也会有一篇书评。我们要尽可能把这些书推广开去。我要给它写一个短短的广告,让我们各国的刊物登载。
  娜妲利娅与我向维奥拉何尼致最热烈的敬礼

(里昂·托洛茨基)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
于考约奥冈




译者注:
  1 原件英文。编号EP8561。
  2 Partisan Review,三十年代中期,由一群美国左倾高级知识分子出版的杂志。它最初倾向斯大林主义,后来摆脱了斯大林派的影响,相当倾向托派,但最后根本排拒了马克思主义。
  3、4 Francisco Zamora Padilla (1890-1985)尼加拉瓜出生,墨西哥出名的记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任墨西哥工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西班牙文Clave(锁匙)杂志的编辑之一。



  附录

托洛茨基为“悲剧”出版而写的一张短条



  《中国革命的悲剧》,哈罗尔特.F.埃撒克斯著,全书五〇一页,英文,上月出版。本书叙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它提供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一个非凡的例子。著者对于书的题材是异常熟悉的。以一个积极的与严肃的观察者身份,部分又以事变参加者身份,他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好几年。作为他这部著作的基础的,乃是确属巨量的国际文献。著者能灵活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又能以明白,确切与令人信服的文字来写作。每一个真正关心中国前途与中国革命的人,都必须将它作手册的。我写这张短条的目的是要使所有的同志注意埃撒克斯同志的这本书。我又表示一个希望,希望它不久能译成其它文字,首先必须译成中文。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译者注:
  这条短条即是上面第九封信中预许的那个“广告”。写成后,却始终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保存在哈佛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中,原件俄文,编号T4452。一九七九年这条短条被译成英文,收入英文托洛茨基著作集(一九三四-四〇年)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