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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格柏乌

——5月24日的行刺企图和墨西哥共产党
托洛茨基

(1940年8月17日)
史丹 译



政治前提


  这篇文献的目的,是司法方面的而非政治方面的。可是墨西哥这个所谓“共产主义”党的成员的犯罪行为,却是出于政治动机。 5月24日的行刺企图,是一项具有政治性质的企图。要是不把行刺企图的政治底蕴袒露无遗,而只是作总括性的描述,那便无法理解引发这宗罪行的机制,更无法理解激励行刺参与者的动机了。
  这次行刺企图是由斯大林最主要的统治工具格柏乌一手组织起来的,时至今天,公共舆论对于这点已经毫无疑问。克里姆林宫寡头集团的属性是极权主义的;也就是说,它把国家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的全部功能置于其下,把任何最细微的批评意见和独立意见的表达一一粉碎。克里姆林宫政治学的极权主义性质并不是源出自斯大林个人的性格,而是源出自新的统治阶层凌驾人民之上的位置。十月革命追求两项紧密相关的任务:第一项是生产数据社会化,以及通过计划经济来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第二项是在上述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分野的社会,并从而建立一个没有职业官僚的社会——一个由社会全体成员整体来料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项任务的基本轮廓已经实现;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纵使在官僚主义的影响下仍然以其无可争议的力量披现出来。在社会政体方面却是另一回事。社会政体不是迈向社会主义,更反是愈离愈远。出于历史性的原因——本文不宜处理这个课题--- 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在十月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新的特权阶层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其手中,恣意吞食愈来愈大宗的国民收入。这个阶层发现自己处在深刻矛盾的位置之内:它在口头上以共产主义之名冒起,但在行为上,它争取的却是本身的无限权力和排山倒海的物质特权。新贵族受到被欺骗的群众的不信任,被憎恨所包围,它无法承受其制度内最微不足道的裂口。新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无法不把哪怕是一闪而灭的批评和反对也给绞杀掉。所以就有了令人窒息的暴政横行,就有了普遍匍匐在“领袖”脚下的卑躬屈节和同样普遍的虚情假意。从这同一个源头便派生了作为极权统治工具的格柏乌的庞大无比的角色。
  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不是由“神的赐给”,或“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来支撑;支撑它的是共产主义的平等思想。这么一来,便剥夺了寡头集团之运用任何说理和有可信性的论句来给它的独裁统治作辩解的可能性。同样地,寡头集团也不能拿政权的“过渡性”来自圆其说,因为问题不是在于为什么仍未能够彻底的实现平等,而是为什么不平等在持续地增加。统治阶层无法不系统地撒谎,把自己美化,披上假面具,并且每每把批评者和反对者行动动机的原因说得截然相反,颠倒过来。任何挺身而出,为保卫贫苦大众而反对寡头集团的人,便会被克里姆林宫立刻扣上帽子,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支持者。这种一律化的谎言并不出于偶然:它从这个阶层的客观位置派生出来;这个阶层既誓言要搞革命又是反动的化身。在此之前的所有革命里,新生的特权阶级用虚假的革命辞藻保护自己,以图对抗左派的批评。在法国大革命时,特尔米多分子和波拿巴主义者向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雅各布宾派——穷追猛打,把他们谴责为“保皇派”和英国皮特反动政府的间谍。斯大林并无发明任何新鲜事物,他不过是把捏造政治冤案的制度推至极致而已。在苏维埃社会篡夺权力的官僚层从它的位置中顽强地源源不绝的发放出各种谎言,诽谤,迫害,诬告和各种司法喜剧。人们除非明白这一点,否则便不可能理解在苏联内部的政治,亦无从理解格柏乌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列宁在遗嘱里(1923年1月)提议撤去斯大林作为党总书记的职务,列宁给出的理由是斯大林其人粗暴,不守诚信,并且有滥用权力的倾向。在此之前的两年前,列宁已经提出警告说:“这个厨子将只会调制辛辣尖刻的菜色。”党内没有一个人喜欢斯大林或尊敬斯大林。不过,当官僚层开始尖锐地感到来自人民的威胁的危险性,它所要求的正好就是一个粗鲁和不守诚信的领袖,这个领袖随时准备为了官僚层的利益而滥用权力。因此,一个调制辛辣尖刻菜色的厨子,便如此这般的成为了极权主义官僚层的领袖。
  莫斯科的寡头集团之对我切齿痛恨,是由它根深蒂固地深信我“背叛”了它而引起的。这样的一种指责自有其历史性的含义。苏维埃的官僚层不是一下子便把斯大林擢升到领导层,并且也不是没有过踌躇不决的。直到1924年前,即使在较阔大的党圈子里,斯大林仍然是不为人所知悉的,这更遑论是在人民之间了;而且正如前面说的,斯大林就是在官僚的行列里也是不负人望,不受欢迎的。新生的统治层曾经希望我担起保卫其特权责任。在这个方向上曾经做过不少功夫。只当官僚层终于确信了我是无意保卫它的利益以反对贫苦大众,而且更是相反之保卫贫苦大众的利益而反对新生的贵族,官僚层才彻底转向了斯大林,并且宣布我是“叛徒” 。特权阶级口中的这个称号遂构成我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证据。在过去12年里, 所有那些建立起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十月革命,创立了苏维埃国家和创立了红军,领导了内战的革命者们,他们中的9成人全都被作为“叛徒”而给一一消灭掉,这不是出于偶然的。另一方面,在这同一段时期里,斯大林主义的机器把在革命年代里对抗街垒的压倒性的大多数人纳进其内。
  在那个时期,共产国际蒙受到同样的堕落过程。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当革命从一个险境大踏步到另一个险境,当全部的精力都被内战及附随而来的饥荒和时疫所吸去,各国最大无畏最无私的革命者纷纷加入到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这批在艰难岁月中用行动来证明其对十月革命忠心耿耿的整个第一代革命者们,如今荡然无存。克里姆林宫这一帮极权主义的伙徒,他们通过没完没了的开除手法,经济压力,直接贿赂,清算和死刑而把共产国际彻底的变成了顺从的工具。现行的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领导层,都是由那些没有参加十月革命的人所组成;那些人参加的是那个洋洋自得的,作为高官厚禄源头的寡头集团。
  现在那些“共产主义”官僚的类型,压倒性都是政治野心家,从而就是与革命者背道而驰的另一极。那些政治野心家的理想,就是在他们本国之内得到与克里姆林宫寡头集团在苏联之内所得到的同样地位。这些人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却是极权统治的追求者。他们梦想在那个苏维埃官僚层及其下的格柏乌的扶助下获得成功。他们怀着钦佩和羡慕的看待红军侵略波兰、芬兰、波罗的海诸国和比萨拉比亚,因为这些侵略,立即造成权力的转移,使权力移交给地方上那些追求极权统治的斯大林主义者。
  这些共产国际支部的领袖们缺乏独立的身份,独立的见解,独立的影响力,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本身的地位和名誉与克里姆林宫的地位和名誉联成一道,同起同落。在物质的意义上来说,他们依靠格柏乌的供食;这点稍后在本文加以陈示。因此,他们为挣扎求存,狂热地守护克里姆林宫以反对任何反对派。对于来自所谓的托洛茨基派的批评,他们无法不意会到那些批评的正确性,从而亦无法不意会到那些批评的威胁性。而这只会令他们加倍地憎恨我和我的同道人。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一如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他们对第四国际的真实见解无法作出批评响应。因此便唯有诉诸捏造和冤案,这些捏造和冤案源源不绝的从莫斯科输送出来。因此,墨西哥斯大林主义者的行为之与“民族性”完全无尤:他们只不过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格柏乌的指令转译成西班牙语。

作为行刺组织者的格柏乌


  斯大林帮之首先把我流放,然后企图在外地把我杀害,这在没有创见的人看来,或许是无法理解的。要是像对待其它许多人一般,在莫斯科便把我杀害,那不是更简单吗?
  这就是解释:在1928年把我驱逐出党及流放到中亚细亚的那个时候,莫说是枪杀,而是连谈到逮捕也是不可能的。我与之一起共同经历了10月革命和内战的那一辈人仍然还健在。政治局感到四面楚歌。我从中亚细亚能够与反对派维持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在经过一年来的举棋不定之后决定,把我流放到外国去是最少遗害的办法。按他的推想:从莫斯科隔离出来的托洛茨基,被剥夺了机关和物质资源之后,将完全无权无势,办不了任何的事情。斯大林还算尽心机,估计他把我在全国的眼里成功地抹黑之后,他可以毫无困难的从友国土耳其手中把我讨回来,以便在莫斯科给我来个总算帐。可是事态表明,不拥有任何机关和物质资源,也完全有可能参与政治的生活。我在年轻友人们的帮助下,给第四国际奠定基础,它正在稳步向前,步履虽慢但却坚忍不拔。 1936-1937年的莫斯科大审判,是为了把我从挪威递解回国而开出来的一台戏;那就是说,是为了把我交到格柏乌的秘密警察之手而设的。但这事没有成功。我抵达了墨西哥。我得到消息说,斯大林有好几次承认,把我流放外国是一项“重大的错误”。除了诉诸恐怖行动,无法纠正这宗错误。
  格柏乌近年来消灭了我数以百计的友人,其中包括我在苏联的家人。在西班牙,他们杀害了我的前秘书爱尔文·吴尔夫及我的一些政治同道;在巴黎,他们杀害了我的儿子里昂·西道夫——斯大林的职员杀手把他追踪了两年。在[瑞士]洛桑,格柏乌杀害了伊尼亚斯·赖斯 ---赖斯脱离了格柏乌而加入了第四国际。在巴黎,斯大林的间谍杀了我又一个前秘书鲁道夫·克莱门特——他的尸体在塞纳-马恩省河被发现,其中头,手,脚全被斫掉。这张受害者名单还可以无穷无尽的算数下去。
  在墨西哥,有过一次暗杀我的明显企图:有个人拿着一张伪造的政治要人的介绍信来到我家,这宗事件令我们的友人警觉到,有必要采取更为严密的保安措施:设立日夜轮班的守卫,设置警报系统等等。
  格柏乌积极参与西班牙事件,并且进行实实在在的谋杀;自此以后,我收到主要是来自纽约和巴黎的友人的许多信件,都是关于从法国和美国派到墨西哥的格柏乌的特务,我适时地把部分这些先生们的名字和照片转交给墨西哥的警察去了。在[第二次] 大战爆发后,由于我对克里姆林宫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所作的绝不妥协的斗争,局面是更加恶化了。我在世界报章上发表的宣言和文章——关于分裂波兰,入侵芬兰,被斯大林斫去盲肠的红军之脆弱等等问题——在世界上所有国家数以千百万计的给重印。苏联的内部不满与时俱增。在上一次大战开始时的第三届国际比起今天的第四国际,是无可比较地薄弱得多。
  在1939年8月25日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行将破裂之前,法国大使古龙德向外交部长G·邦内特汇报他在下午5:30向希特勒进行的一次戏剧性的访谈:
  “要是我真的认为”——观察所见——“我们将会胜出,我也同样的恐怕,到了战争结束之时只会有一个真正的胜利者:托洛茨基先生。”总理打断了我的话,吼叫道:“那么你为什么让波兰自由放任?”(《1938-39年外交檔 》,页260,档编号242)
  就在战争之前夕的关键时刻,两个帝国主义势力的两名权势代表人物,一名是民主国家的,一名是法西斯主义的,互相以一个革命者的名字威吓对方;而这名革命者,格柏乌多年来徒劳地试图把他涂黑为“帝国主义的间谍”。我尚可以引述其它同类的事例哩。但实在毋须多费笔墨。希特勒和古龙德无论如何皆是比戴维·西凯罗斯和伦巴度·托尼丹诺更要认真许多的专才政治家了吧。
  斯大林作为从前的革命家,他明白到,战争的进程或许会于第四国际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推动,而且会在苏联的内部发展。因此,斯大林给他的特务发出指令,尽可能快些把托洛茨基干掉。
  因此,从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总体的政治考虑可见,俱无可置疑的展示出,组织5月24日的暗杀企图只能来自于格柏乌。况且还有补充性的证据哩。

  1. 在暗杀行动发生前数个星期,墨西哥报章上满载有关于格柏乌特务群集到墨西哥的谣言。在这些报导里,有许多内容都是子虚乌有,可是谣言的本旨正确的。
  2. 袭击技术之高超值得十二分的注意。暗杀之所以失败,就和每场战争皆有意外事故一样:战争和意外事故是不可或分的。袭击在规模,计划和效率方面所作的准备和执行,实在教人啧啧称奇。恐怖主义者对房子的规划和房子内部的活动情形了如指掌;他们配有警察制服,武器,电锯,绳梯等。他们彻底成功地把驻守在房子外的警察捆缚,正确的使用开火的策略而把屋内的守卫瘫痪下来,他们深入行刺目标的房间,无伤无故的开火三至五分钟,投掷燃烧弹,然后不留痕迹地离开袭击现场。像这般利落的行动,私人集团是办不来的;遵循这样的行动需有其传统,培训,巨大的资源和一大群各式各样可以精心挑选的刽子手。这就是格柏乌的工作。
  3. 袭击计划本身的其中一环,是急不及待的把调查转移到错误的轨道去:这是严格遵照格柏乌的整套的方法。袭击者一边把警察捆缚,一边高呼:“阿尔马桑万岁!”这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向着5个警察---其中有3个在睡觉——惺惺作态的呼唤,旨在一石二鸟:一是为了转移视线,以让在未来的数天或哪怕只是数小时里,不向格柏乌及其在墨西哥的特务作调查;二是为了挫害总统竞选人之一的追随者。格柏乌--- 更准确地说,它的励志者斯大林的典型手法,就是在杀害一个反对者之余,把可疑点嫁祸到另一个反对者的身上。
  4. 袭击者随身带来了几个燃烧弹,其中两个投掷到我们的孙子的房间。从而,有份参与其事的袭击者所考虑到的,不仅是谋杀,而且还有纵火一项。他们纵火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我的档案库毁灭。我的档案库,在反对莫斯科寡头集团的斗争中,对我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因此,我的档案库的毁灭,惟有对斯大林才有利。在我的档案库的说明之下,我对莫斯科审判捏造的冤案假案之揭露尤其玲珑突现。 单在1936年11月7日,格柏乌蒙受重大风险之下,窃取了我位于巴黎的档案库的一部分。格柏乌在5月24日这次对档案库也念念不忘。因此,那些燃烧弹,犹如是斯大林的到访名片一般。
  5. 格柏乌罪行颇富特色的一点,就是在秘密杀手和所谓“合法友人”之间的分工,格柏乌在一边进行地下密谋,为袭击作出准备,一边就发动诽谤攻势,旨在使袭击对象名誉扫地。这种分工在行事之后照办如旧:恐怖主义者躲藏起来,而他们在光天之下业务的代理人就试图把警察的注意力引导向错误的路线。
  6. 最后,不可能不注意全世界报章的反响:各类倾向的新闻报章,皆公开地或心照不宣地把这次袭击当作是格柏乌一手包办的事情来处理;惟有由克里姆林宫所津贴,俯首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报章,才会为相反的版本说项。这就是无可辩驳的政治证据啊!
  7. 然而,说明这次行刺企图是由格柏乌所组织的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行刺的所有同犯都是共产党的成员或者其最亲密的“友人们” ;还有,这批人中最重要的成员,俱是在格柏乌直接发施号令的那种西班牙军队部队内(“第五军团”和“国际纵队” )担任指挥职务。

为何我已确知会有行刺的企图


  为什么打从年初开始,我已经那么肯定预料会有行刺的企图?7月2日当我在法庭上回答辩护律师帕冯·弗洛雷斯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指出墨西哥共产党在今年3月举行的大会,那次大会宣布它的方向将迈向把“托洛茨基主义” 歼灭。为了把我的回答作进一步的澄清,我必须附加提供更多的说明事实。
  为了让行刺的图谋在今年1月能够开始作出实际的准备,同时也为了让初步讨论和详细地切磋行刺方案有所需要的间隙时候,容或可以确定的说,行刺的“命令”最迟得在1939年11月或12月间下达到墨西哥去。
  回溯《墨西哥之声》报,可以看到,墨西哥党领导层的危机,正是打自那个时期出现的。引发危机的冲力既来自于党外,而危机本身亦是由自上而下的发展开来。1月28日刊载在《墨西哥之声》的那篇被称之为“讨论材料”的特殊文件是谁人执笔,这点无人知悉;这篇文件对旧有的领导层(拉波尔特,坎帕等人)提出匿名指控,指称领导层对待托洛茨基主义犯有“调和”之罪。广大的公众舆论当时对于事情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还是彻底地一无所知。可是对于有心的人及有兴趣的观察者而言,那是毫无疑问的正在磨刀霍霍地作出认真的准备,以对付托洛茨基主义或托洛茨基本人。
  墨西哥共产党的颠覆是和莫斯科的行刺命令紧密相关的,这在今天已经是不言而喻。最可能发生的事,大概是格柏乌碰到墨西哥共产党某些领导人的反对,因为那些领导人已经惯于太平无事,并且甚至恐怕行刺会引起甚为不快的政治后果和警察插手的后果。或许这正是那些领导人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了。
  一个匿名的“清算委员会”把墨西哥共产党的领导人拉波尔特及由前次大会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一并撤职。谁能给清洗委员会注以这么巨大的权力?而委员会本身又是从何处生出来的?这不会是自动自发产生出来的。这是由外而来,得到委以全权的人所委任的委员会。那些人显然有各种理由必要隐姓埋名。
  唯当在2月18日之时,当变动已经完成,剩来下的唯一的事情只在于把变动作出认可,才向公众公布新设的委员会的组成名单。这个委员会全部由墨西哥人组成,可是对于他们是由谁来委任这点,却仍然没有任何交待。 待到3月21日召开墨西哥共产党大会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已经有了决定,而留给大会代表的唯一事情,就是让他们向那个新领导层效忠。这个新领导层产生,代表们既不在场,而且大多数的代表也不知道产生这个新领导层的背后目的是什么。
  由《墨西哥之声》(1940年3月18日)对党大会所作的报导所示,就有关“向托洛茨基主义和其它人民之敌作斗争”的问题,并非一如大会其它议程般公开地作讨论,而却是在一个特别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中进行。这项事实本身就是证据,证明新的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他们本身的党的大会前掩藏他们的计划。我不知道这个特别委员会是由谁来组成。但是谁人在幕后作出指导,则可以猜测出来。
  大会选举了——毋宁说是被动地通过了一个“荣誉主席团”; 这个“荣誉主席团”的成员是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库西宁,撒尔曼,卡洛斯·孔特拉斯等人。这张名誉主席团名单刊载在奥尼西奥·恩西纳写的小册子“帝国主义者滚蛋!”内(1940年,大众版,第5页)。其中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和库西宁是人在莫斯科,撒尔曼是人在柏林的监狱,而卡洛斯·孔特拉斯是人在墨西哥。把孔特拉斯纳进名单去,并非出于偶然。孔特拉斯不论在哪个方面都不入于那些所谓的国际“头目” 的那一号人;把他纳入名誉主席团去具有仪式性的特色。孔特雷拉斯首先是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的恶贯满盈的声誉,他在西班牙内战其时,是第五军团的委员长和指挥,是格柏乌最凶残的特工的一员。里斯特,孔特拉斯和“乡民”在共和派阵营内发起他们的内战,把反对斯大林的无政府派,社会主义者,P.O.U.M.派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肉身消灭。这项事实,可以从报章的电讯和许多西班牙难民的证言中得到确证。所以,要是我们假设这位第五军团的前委员长和大会 “荣誉主席团”的成员之一,就是今年初掀起领导层变动的重要搞手之一,该不会是过分鲁莽的假设。尤其是,孔特拉斯在1929年之时已经在墨西哥共产党进行过一次“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清算活动,所以更能说明上述假定的正确性。但既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他选进和行刺阴谋联结起来的大会名誉主席团呢?
  我在今年初在报章上注视墨西哥共产党的事态那时所能看到的东西,完全没有现在所看到的那么清晰。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很明显,在党的影子戏的布幕之后是掩藏着实质人物的活动的这一点,对我来说已经明白不过。格柏乌人员是这一场表演的实质人物。此所以我预料会有行刺的企图。

为行刺而作的“道德”准备


  发展一个托洛茨基驱逐出墨西哥的“群众”运动的这个原有计划的草图,蒙受彻底的失败。 格柏乌唯有诉诸恐怖行动。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便有必要作好公共舆论的准备。由于格柏乌不打算承认它是这次谋杀的赞助者,所以有必要把恐怖行动与墨西哥的内部政治斗争联接起来。在更早的时候,《墨西哥之声》,《民众报》和《未来报》已经企图把我与塞迪奴将军,阿马洛将军,巴斯孔塞略斯,阿特尔博士,以至更不消说还有那些石油大亨和戴斯委员会挂钩在一起。现在,他们接到命令,要加倍朝着这个方向尽力。总统大选和预计在来临中的尖锐冲突看来给这种努力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时机。行刺企图的知识分子同犯企图把我扯进阿马桑将军的阵营混为一谈,而这在后来也无碍于他们把行刺的搞手归咎到阿马桑的追随者去。这些人的活动是由斯大林早在希特勒将之化为公式之前所应用的格言作指引的:“谎言愈大,更可入信”。
  为行刺而作的“道德”准备是和技术性的准备同步进行。在去年12月,推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努力更趋激烈化已经明白可见。在12月24日该期的《墨西哥之声》,有一篇名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作用”的文章,在该文中我们读到:
  “……至于那个新教皇里昂三十世---联想到卑鄙的犹大的那三十个银币---他执行了戴斯委员会编派于他的角色,……里昂三十世站在帝国主义势力那边来干预拉丁美洲的事务,以宣布‘没收石油是共产主义者的工作’来完成他的工作,……”(作者:贡萨洛·贝尔特兰)
  那句“没收石油是共产主义者的工作” 附有引号,彷佛就是从我的文章摘引出来似的,用以表示反对没收石油公司。这不消说是个谎话。我在全世界的报章上所做的,是尽我所能的保卫墨西哥人民之作为本国自然资源的主人的权利。但这宗小事是不会打岔格柏乌的捏造者的。
  墨西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安特尼斯·加西亚·沙尔格度在党3月大会上作的报告, 其撒谎之能事打破了国际斯大林主义的所有纪录。尽管这些谎话令人深恶痛绝,也且让我举叙述一斑吧:
  “ ……卡德纳斯政府违反所有工人组织的意见,容许了托洛茨基进境;托洛茨基得以在我国设立一个为所有反动势力服务的国际间谍组织的指挥中心这个事实,仅仅是由于帝国主义者们本身有意思把我国变成一个供他们进行间谍活动和煽动活动的中心而才有可能。”
  不管这些人有多么的无知,他们不会不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会容许我进入它们的国境;他们也不会不知道,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皆把我看作是头号敌人;我的同道人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皆受到迫害,而墨西哥政府之所以对我客气,正由于它并不是个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其政府对寻求庇护权持有严肃的态度。可是那些正为行刺而磨刀霍霍地作准备的捏造者们是不会为这些区区琐事而却步。 沙尔格度先生继续说:
  “所以托洛茨基派的间谍经常与佛朗哥的军队合作,与敌人的军事行动相配合,在忠心派的后卫队里进行叛乱和煽动。”
  “为蒙特里的老板们所欢呼喝彩的托洛茨基这个人,他是按照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需要而调转他的工作,他为石油公司之反对工人组织,反对政府而提供论句。”
  “同志们:让我们以此为鉴来加强我们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而且因为这伙间谍的头目必须给逐出本国。”(见“把人民之敌逐出革命队伍”)
  这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党大会上的一个领导人的报告!克里姆林宫的寡头集团把曾经一度正确的共产国际,改造成怎么一个藏污纳垢的水槽啊!一个革命家聚集的场所, 由于自然而然的物以类聚和人为的选取,而逐渐被野心家、恶棍和职业诽谤之徒所占据了。沙尔格度也属于这么的一个集团。就在1940年5月1日的《墨西哥之声》,刊载了党的一篇正式宣言,它要求受到警察追捕的西凯罗斯博士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这篇宣言向人民发出以下的声明:
  “把帝国主义代理人逐出墨西哥!必须把外来的间谍和煽动者逐出本国,其中首先要驱逐的是他们中最邪恶最危险的头目托洛茨基……。”
  在保卫西凯罗斯博士之同时,又要求同一个政府把托洛茨基迫害,所有这些在行刺前三个星期里发生的事,倘若不是为行刺而作出的准备,那会是什么呢?
  就在1940年5月19日,即行刺前的5天,我们在《墨西哥之声》上找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苦心经营的狂热症到痉挛阵发的程度:
  “就如伦巴度·托尼丹诺同志在某个场合对他作的评定一样,托洛茨基这个‘老叛徒’每次都能向我们显示到,他是愈老愈卑怯,愈老愈尖酸刻薄。”(见《叛徒托洛茨基》)
  “受反动派势力收买的间谍,戴斯委员会在墨西哥的特务……墨西哥的叛徒,帝国主义公司和戴斯委员会的特务,托洛茨基在这些阴谋中负上责任……”
  “托洛茨基必须在国家当局跟前,对他的反无产阶级,反墨西哥的行径作答,必须停止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在最近,这个叛徒大概在梦想再一次重现迭戈·里维拉的房子里由他的友人们来评判他的那些日子,他现在发出挑战,要求设立一个法庭,对指他为戴斯委员会的特务的那些指控作出审议。而他本人曾经在公开声明中招认过他与戴斯委员会的关系。”
  “托洛茨基是为了从事攻击墨西哥工人的恶毒活动而谋求开启论坛,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但人民不会给他这样的论坛。”
  “对于托洛茨基,在他必须被驱逐出境这个意义上,墨西哥工人已经宣布他们的意见。”
  这篇文章是由集体联署的,这全然不教人觉得出奇。联署人是:戴维·西凯罗斯,内斯托尔·桑切斯·埃尔南德斯,路易斯·亚雷纳尔,戴维·塞拉洛和马里奥·帕冯弗洛雷斯。
  在同一期里,另有一篇文章声称,托洛茨基正在准备:
  “……支持煽动家和刺客,急于要介入墨西哥的内部事务……”
  往下又说:
  “有关于托洛茨基,我们记得这个恶形恶相的叛徒刚刚向 《民众报》和《未来报》发出挑战,要求它们在72小时内对“第四国际”这个老不中用的小头目提出指控——也就是墨西哥和全世界的整个革命运动所提出的指控。这个老叛徒是多么的狡滑啊!他深知肚明,在72小时之内,单是就他在苏联,中国和西班牙所犯的所有弥天大罪和恶行,在他与所有人民之敌的纠葛之种种,也不知从何说起才是。”
  我们已经看到,在行刺发生前最末一期的《墨西哥之声》,基本上是对托洛茨基穷追猛打,彻底捏造的专号。这样的写法,是准备放下笔杆,执起枪杆的人的写法。《墨西哥之声》的编辑部是知道行刺在即的,是在为本党和同情圈作出舆论的准备。
  若说《墨西哥之声》那些饱富风霜,精神正常的编辑相信他们笔下的那个我,这是一刻也不可能的。他们是根据从上而来的指令而冷酷地撒的谎。而且,他们在接收莫斯科的现成诽谤之外,更附上自己发明的一笔,指我的“参加”到塞迪努的叛乱,指我与戴斯委员会“联线”反对墨西哥和插手墨西哥大选;这样一来,便加倍地披露了他们的恶毒。撒谎者们以不愿让我有开设“论坛” 和“宣传”的机会为借口,拒绝就他们的指控提供证据。而当我把他们称作为金钱而替斯大林工作的人,他们则威吓说要用“毁坏名誉”之罪把我送进监狱去!

  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学校。它的特点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犬儒主义,道德方面是厚颜无耻。这些人对于事实和文献毫无尊重,从来不会清楚确凿而有系统地阐释他们作出的指控;他们所作的诽谤,具有着把污名化而广之的特色。从无人胆敢对斯大林及其同僚表示相反意见的苏联,充斥着奴性,阿谀奉承和犬儒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直扩散到整个共产国际,其毒性直透工人运动的骨髓。

为格柏乌的踪迹作遮掩


  在企图行刺发生后的数天里,主谋者先生们躲在他们的巢穴里按兵不动。他们恐怕他们的“军事”同僚或会落入警察的手上。格柏乌的报刊初时所作的暗示是十分的谨慎小心。但是,每个新的一天给这些绅士先生们带来更多的勇气。他们通过若干管道而推广流通那个愚蠢而又恶毒的 “自我袭击”的版本。警察被那些道德上的同谋犯误导方向。如所周知,直到五月底,仍然无法追踪到罪犯的线索。斯大林派的圈子是愈来愈自鸣得意。到了6月1日,《墨西哥之声》便已经把行刺称为“这一场怪诞的闹剧”了:
  “由可怜的托洛茨基及其一伙聪明地进行的,最近在墨西哥发生的那些事件,其所包含的挑衅性质是欲盖弥彰……”
  “托洛茨基这个特工,把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国际资本主义;为之服务,甘心为它的利益而当工具。这一趟,他以在他所居住的宅第中作为被袭击的对象为国际资本主义再作一次服务,他并不感到有何不妥。”
  至于“资本主义”和托洛茨基本人为什么需要有此神奇的事件,这份报章没有给人解释。“谎言愈大,入信愈易”——希特勒-斯大林的格言如是说。
  《墨西哥之声》竭力的为共产党确立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这点对于人类的脑袋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份报章却没有就此停下来,而是同时也替格柏乌辩护:
  “……由托洛茨基本人直接惹起的挑衅,尤其具有反苏维埃的挑衅的特征。”(1940年6月10日)
  确凿无疑!托洛茨基运用“自我袭击”的手段,企图损害格柏乌的纯洁无瑕。
  在同一期里,编辑们宣布:
  “我们收到西班牙共和国退役兵会社墨西哥分部的一些宣言,这些宣言作出声明说,攻击反革命者托洛茨基的‘行刺企图’,是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反对墨西哥人民的庸俗技俩。”
  担当这个会社的墨西哥分部的主席者,不外乎是戴维·亚尔法罗·西凯罗斯!行刺的搞手对 “反动的庸俗技俩” 作出抗议。编辑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他们为了证明他们之不在罪案场,不得不表现出那个他们无法挣脱关系的格柏乌是与本案无涉的。而为了证明我是“自我袭击”,他们感到有必要引述更高的权威D.A.西格罗斯。这一切的一切,都有着疯人院的成份。目空一切和厚颜无耻距离疯狂不过一线之隔。但就在这种疯狂里有着一种做法,这种做法与格柏乌的名字难分难解。
  《墨西哥之声》在介绍西凯罗斯不偏不倚的证言之余,也自己写上一笔:
  “托洛茨基……是催生第五纵队的主要人物之一,第五纵队是支持墨西哥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美国佬的据点,是屠杀墨西哥人民的最顽劣的刽子手所雇用的人员。”
  恐惧在此说出了疯狗病者的语言。这些人为他们将要为5月24日的行刺企图答辩而害怕。
  对于这份卑劣的,在墨西哥警察和格柏乌之间挣扎打滚的斯大林派报章,实在不需要对它的每一期作出分析。在最为关键的几周里,《墨西哥之声》的行为无可争辩地表现出,打一开始,其督印人之对于行刺是由斯大林的代理人所编排一事,是完全的心知肚明。他们知道D·西凯罗斯在行刺行动中的作用。他们知道,罗伯特·哈特不是行刺的同犯,而却是受害人。他们制造这个自我袭击论,散布攻击哈特的流言蜚语,是为了格柏乌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要是格柏乌的正式喉舌报在墨西哥出版,则这份喉舌报为行刺所做的准备,及后来为行刺的线索的所作的掩饰,其表现出来的狂热和无耻,亦无法超过《墨西哥之声》的所作所为。

“自我袭击”论


  自从我抵达墨西哥的第一天(1937年1月)开始,警察便采取了保护我的特殊措施,以防各种行刺企图。墨西哥当局无疑有着非如此不可的严重理由才采取这样的措施。人们会想到,警察守卫我,并不是严防戴斯委员会,因为在1937年时,戴斯委员会尚不存在;而警察之所以守卫我,既不是为了严防 “阿尔马桑的追随者”,也不是为防“自我袭击”。那么, 墨西哥警察在5月24日发生行刺当天之前的三年半里,他们之所以把我守卫,到底是严防着谁呢?对于这个问题,只可能有一个合理的答案:是严防格柏乌。
  然而,当行刺的确发生了,并且还呈露出使用的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所具有的全部特点,却有某一类的墨西哥报章(《墨西哥之声》及其传声筒《民众报》和《未来报》),发动起一场造势运动,旨在证明行刺事件与格柏乌毫无瓜葛。唯有格柏乌特务训练有素的目空一切,才会煞有介事的把那么荒唐的“自我袭击”的想法,看成是真有其事。
  我能从这般可怕,可厌而又危险的投机冒险行为中去达到什么目的呢?时至今日,仍没有人给以解释。有种暗示谓我想把斯大林及他的格柏乌抹黑。但对于一个摧毁了整个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的人而言,他还有任何声誉可言吗?有人说,我想证明“第五纵队”的存在。为什么呢?况且,格柏乌的特务有足够的行动佣金,无须有一个神秘的“第五纵队”存在。有人说,我希望给唯一为我提供庇护的政府制造困难。 那么,我能有什么动机,要给唯一为我提供了庇护的政府制造困难呢?有人说,我是想激发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但这个解释完全是一个胡说。要挑起这样的战争,应该组织反对美国大使或石油巨头们的活动,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世界排斥和憎恨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当斯大林组织针对我的行刺企图时,他的目标是明确的:清除第一号敌人。斯大林自己不必冒任何风险,他只要远距离操纵。另一方面,安排“自我袭击”,我就要自负其责,让我自己的命运,我家人的命运,我的政治声誉和我投身其中的运动的信誉,担受风险。那么,我会得到什么呢?
  但是,即使我们假定,放弃我毕生的事业,违反常识和违反我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可能的,为了一个未知的目标,我做了决定,安排了一个“自我袭击”,但还是有问题:我如何获得20个执行人?给他们配备警察制服?武装他们?向他们提供所有必要的东西?如此等等。换句话说,一个生活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人,怎么能策划必须由一个强大机构来实施的活动?我承认,批评一个不值得批评的想法,我感到很尴尬。

斯大林的代理正准备把西凯罗斯宣布为托洛茨基的代理人


  刻下,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围绕着西凯罗斯这个人大造手脚。这些动作的目的,是要把西凯罗斯牺牲,把我毁谤,谋求自保。可不过,正是这种满腹机关的阴谋诡计,而会造成的结果,将会做出与格柏乌战略家所预期的相反的证明。
  这些技俩是由,戴维·塞拉诺先行开始的;塞拉诺是共产党政治局的成员,所以是共产党的官方领导人之一。6月19日的报章就他的声明作出以下的报导:
  “他表示,在可沃亚岗的事件发生后,共产党立即作出调查,以便探寻发生了什么事。从那个时候开始,调查便落向了A·西凯罗斯;这个人是不受控制的分子,被认为是疯狂的。……从那时始他们便对西凯罗斯有所怀疑。与他一起被怀疑的,还有一个名叫布朗哥的和一个名叫安东尼奥·普霍尔的,这两人是他的学生和助理,经常露面。”
  像这种对自己最亲密的同路人,行刺中的同谋者所作出的谴责,在一个革命党人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不过斯大林主义的规则是“向至高无上的格柏乌致敬”。D·塞拉诺把西凯罗斯称为“不受控制和半疯狂的分子”,是为了把注意力引离开克里姆林宫和他本人。
  6月23日,当袭击的总体性质和主要参加者的名字已经得到披露,《墨西哥之声》刊出共产党以下述声明:
  “多个名字被直接和间接的影射到,其中的一人是D·A·西凯罗斯,他被指为袭击的首领……墨西哥共产党明确地宣布,这场挑衅的参与者没有一人是党的成员;他们所有人都是不受控制的分子,都是专职煽动家……”
  这则声明在随后的日子里,大同小异的一再重申。打那时开始,西凯罗斯不仅被称为 “半疯狂”,而且是“专职煽动家” 。
  D·塞拉洛对西凯罗斯和A·普霍尔两人所作的声明,是让其余囚犯作出同类声明的讯号。 “塞拉诺·安多奈吉首先提供了A·西凯罗斯的消息,继而两名女特工愿意扩充她们所作的声明……” 因此所有被告都把全部责任推卸给A·西凯罗斯。党员之一的马特奥·马丁内斯最初承认,政治局成员D·塞拉洛这个人“即如行刺托洛茨基之类,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 。但显然的,经过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其代表律师帕文·弗洛雷斯的有益影响之下,马丁内斯突然明白到D·塞拉洛与此事无关,而且唯有西凯罗斯这类专职煽动家才能够做出那种行动。
  斯大林派搞定这点之后,就向前推进……,到了8月2日,据报章所报导来判断,D·塞拉洛已经作出口供说,我把一笔钱交给西凯罗斯,用作出版或……“自我袭击”。这遭新的荒唐话的目的很清楚:D·A·西凯罗斯是逐点逐滴的给改造成……托洛茨基主义者了。就如希特勒-斯大林的格言说的:“谎言愈大,入信愈易”。
  在官式调查的幕后,毫无疑问的进行着紧凑的活动。 格柏乌不愿意就此放弃。尽管有着罗伯特·舒尔顿·哈特的尸体,也尽管有着一部分被捕者的供词,格柏乌意欲让自我袭击论死灰复燃。这对于那撮污名累累的人是多么的便利啊!再者,格柏乌拥有用之不竭的经济资源。
  在极权主义的莫斯科,掌管这么的一台机器 会是没有困难。但在墨西哥却是另一回事。 在这里,格柏乌的特工及其D·塞拉洛和他的律师冯·弗洛雷斯须把他们的热情约束起来。他们的谎言太笨拙,他们自相矛盾太过突兀。今天的他们忘记了昨天的所作所言。我们将就此用充分的证据给以陈述。这些段落之目的,是为了防止格柏乌用阴谋诡计把公众舆论迷惑,哪怕只是迷惑数天也不应该。
  在行刺发生之前,共产党和西凯罗斯的实在关系是什么?他们的关系是亲密的合作者,在目的及方法上完全统一;他们的关系是友好分工的关系。毋庸置疑,西凯罗斯从不曾与克里姆林宫破裂。他一如往昔,仍旧是斯大林忠心耿耿的特工。西凯罗斯无疑对墨西哥共产党里某些领导人有“误解”。一般而言,党内气氛的特点是竞争,勾心斗角,相互谴责。但是西凯罗斯从未同克里姆林宫破裂。他持续是斯大林的一个忠实特工。在西班牙,他和D·塞拉洛一起共同在苏联格柏乌的特工的领导下工作。他是作为莫斯科所信赖的特工而返回墨西哥的。所有斯大林派和半斯大林派的团体皆向他致敬。《民众报》和《未来报》皆有文章对他推崇备至。伦巴度·托尼丹诺,V·比利亚塞尼奥尔和门力山德罗·卡里洛怎么可能从不去怀疑西凯罗斯是个“半疯狂” ,“专职煽动家” ,乃至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呢?
  在1939年12月,当行刺的计谋已经在密谋者的小圈子里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共产党组织了一次向“亲切的指导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骄傲”的斯大林的60岁生辰致敬的聚会。我们在12月21日的《墨西哥之声》上读到有关该次聚会的报导:
  “ 上述速记下来的讯息,就在希大尔高剧院出席斯大林六十寿辰的参加者如雷震耳的鼓掌声下得到通过,……主席团有占姆士·福特同志, A·西凯罗斯同志,拉斐尔·卡里洛同志,,巴伦廷·坎帕同志,安特尼斯·沙尔格度同志和西班牙作家马加烈达·尼尔金……”
  那么,这个在很久以前已经被“开除”出党的“半疯狂”的“专职煽动家”西凯罗斯,就这么的和竞选美国副总统的斯大林党的候选人福特和共产国际其它星光灿灿的人物并肩坐在祝寿会的主席台上。D·A·西凯罗斯(那时仍没有疑心他的“托洛茨基主义” )明明白白,满心欢喜的签署那份致送给斯大林的兴高采烈的贺电,而他在此之前的不久,才从斯大林那里接获组织一次行刺的命令哩。
  我们在同一期的《墨西哥之声》里找到另一篇文章:
  “另一宗同类的事例是关于D·A·西凯罗斯同志,他被联邦地方警队下级的雇员通过捏造的证词非法地送上法庭……,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组织也必须在西凯罗斯同志的案件上组织起来。”
  《墨西哥之声》把“托洛茨基主义者”西凯罗斯称为“同志” ,并且热烈地保卫这名专职煽动家,反对墨西哥的警察。
  1940年1月14日,当西凯罗斯已经着手给行刺进行实际的筹备其时,《墨西哥之声》报告了又一则共产党的会议:
  “接着是西凯罗斯登上讲坛, 为的是展示那些所谓‘独立报刊’的真正性质,这些报刊把自己出售给最高的出价者,并且按付钱的主子而改变标准,……他向每个人,人民及其组织作出召唤,提醒他们注意一场反动叛乱的威胁,他肯定墨西哥共产党是正在动员,以便用任何必须的形式来回答帝国主义者和民族叛徒的进犯。”
  D·西凯罗斯作为共产党集会上的一名主要的讲者,他不仅与这个把他“排斥”的党团结一致,而且权威地以这个党的名称发言:“肯定墨西哥共产党是正在为斗争而动员” 。唯有党的领袖,才会使用这种语言。至于《墨西哥之声》的编辑部,则是五体投地的团结响应西凯罗斯“同志”这番战斗性的演词。
  在5月1日的《墨西哥之声》,我们找到如下这篇文章。
  “… 西凯罗斯的审讯即将结束。由于商业性报纸的腐败的影响力,他有着被判有罪的威胁。所以,工人的团结支持有必要表现出来,立即支持‘让西凯罗斯完全自由委员会’。” (见《争取西凯罗斯自由》一文)
  距离行刺当天只有三个星期;格柏乌迫切地需要西凯罗斯,而西凯罗斯处在警察的监视下。《墨西哥之声》的编辑们为他作辩,却没法预见到,就在个把月之后,他们要把自己的亲密同党宣布为“专职煽动家”。
  如此这般的犬儒主义的矛盾性,同样可以在共产党与罗森多·科美斯·洛兰索的关系上找到,只是规模较小了罢。据6月19日的报章所载:“有关于罗森多·洛兰索,他(D·塞拉洛)说他知道由于[洛兰索]犯有某些欺诈的把戏而在之前已被开除出党。”《墨西哥之声》也复述这个版本,把洛兰索定性为一个把党收集得来的款项吞并的普通窃贼。
  后来,在6月23日,出于确信洛兰索有份参与行刺一事不会得到证实,而且考虑到稍后有需要用到洛兰索,《墨西哥之声》的写法便有了不同:
  “对报人罗森多·科美斯·洛兰索表现出同等的愤慨;由于洛兰索赞同革命力量的立场,使得那些声名狼藉的记者们对他痛恨交加。”
  昨天被宣布为窃贼的一个人,在次日却被描绘成一个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烈士!

  我们在此之前已经听过,D·塞拉洛是如何轻蔑地指普霍尔是半疯狂的西凯罗斯的“学生和私人助手” 的了。D·塞拉洛之和普霍尔明明白白的是毫无共同之处啰。可不过,在1939年1月4日,《民众报》刊登了一份发自巴塞罗那的电报,该篇电报的日期是同月2日,是致发给“墨西哥工人联会”的,电文如下:
  “最近被遣返回国的墨西哥退役军人,我们祝你们打击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联合革命斗争里有一个丰收累累的新年。致委员会:总书记普霍尔;鼓动及宣传处书记塔拉韦拉;组织书记胡斯托。”
  胡斯托就是戴维·塞拉洛。这则电报只是无可辩驳的证言,证实D·塞拉洛和普霍尔以至西凯罗斯其人密切无间的合作性。
  格柏乌难道不会在明天以死来胁西凯罗斯,要他招认他一向是个秘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吗?西凯罗斯难道不会宣称罗伯特·舒尔敦·哈特是在“自我袭击”期间受害的吗? 难道D·塞拉洛本人不会招认他只不过是戴斯组织政治谋杀的众多人员之一?《民众报》难道不会就这个题目已经写就了一篇社论吗?我们可以在事前预见到爱国人士同仇敌忾的风格了!就让他们试试看!莫斯科在很久以前便给诸如此类的行为创造了经典的模型。我们平心静气地守候新的阴谋诡计。我们毋须作出什么发明。我们将会做的,只是协助阐明这些事实的逻辑。伪造者一脑子碰上这些逻辑是将要头壳破裂的!

斯大林派为什么抵赖自己亲手做的事?


  当那个荒唐的“自我袭击论”招来贻笑大方,克里姆林宫的特工的罪行大白于人前时,西凯罗斯的友人们,主雇者们乃至他的保护人皆依据“原则”性,企图洗脱与行刺的关系。
  6月1日的《墨西哥之声》写道:
  “列宁和斯大林的国际:共产国际及其下的全世界政党,从来不曾主张而且也不从事个人恐怖式的斗争,但只是主张和从事于群众性的有组织的暴力……”
  6月16日的《墨西哥之声》再次重申:
  “共产党成千上万次宣布过,它的纲领不接纳亦不主张个人恐怖主义;它所接纳和主张的是人民大众为保卫自身的利益而作的公开行动。”
  6月30日同报又说:
  “那么,共产党又怎么可能会否认其自身的原则,违反自身的利益而行动,参加到与我们的斗争战术和方法完全陌生的恐怖主义行动呢?”
  被指控的D·塞拉洛,马特奥·马丁内斯和他们的律师皆复述了同样的说话。他们全部都孤高傲岸的大谈那禁止个人恐怖的精神性的“原则”,却无一人就事实讲上一句话。无人谈到格柏乌。他们难道真的未听闻过这个机关的存在吗?他们难道真的对格柏乌在苏联本土乃至世界所有文明之国家有系统地忙于暗杀的事无知无闻吗?
  这事全然无关乎共产党那些所谓“原则”之孰好孰坏。问题之所在,乃是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及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与格柏乌的真正关系。
  格柏乌不仅是苏联的秘密警察而已,它而且是更要重要的东西。 它是斯大林帮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施行极权统治的工具。格柏乌最重要和最行之不懈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反对斯大林个人独裁统治之最坚决,最危险的反对者的肉身消灭。在苏联内部,这种消灭是用上合法的形式来半遮掩的。在苏联以外,就通过用计谋,行刺和谋杀来进行。
  格柏乌和共产国际之作为两个组织,它们两者并不一样,但却是难分难解。它们两者互相隶属,然而发号施令的并不是共产国际而是相反,是格柏乌彻底的把共产国际来支配。这种支配性,表现在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的中央委员会,随着莫斯科的颐指气使而会突然作出更换,也表现在从党背后伸出的神秘之手所进行的种种清算。位于中央委员会的那些格柏乌人员,监视着党的行为,以防党在任何方面违反格柏乌的利益。而由于党内无从谈得上有任何的自由讨论和民主决策,所以格柏乌人员能够经由中央委员会透过施行道德惩罚而有时甚至是肉身消灭的方式来强使党员执行格柏乌的决定。倘若不明了这些机制,便无从理解《墨西哥之声》,被告们及其支持者的种种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了。
  在1937年6月,埃尔南·拉波尔特先生遵照莫斯科的命令而把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及他自己本人置于“自我批评”之下。以下是他的悔过书的一些内容:
  “我们要求撤销允许托洛茨基留驻在墨西哥的协议,我们并且以群众行动作胁,但是我们无法把群众行动策动起来,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的力量……。”(见埃尔南·拉波尔特,‘不惜一切代价而团结’,1937年)。
  这段摘录非常严重。莫斯科自然是宁可我在群众的压力下被驱逐出墨西哥。可是党并无群众,党于是便落入了荒唐的局面。莫斯科曾经一度希望伦巴度·托尼丹诺运用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墨西哥的口号,能够较为成功的把工人发动起来。但不管托尼丹诺是如何的卖尽气力,工人是顽固地拒绝响应这一次鼓动——贫困大众并不喜欢扮演迫害者的角色。随着战争的爆发,莫斯科更感到尤其迫切地需要令我的声音沉默下来。随着每一天的消失,莫斯科是更不耐烦了,它对其在墨西哥的代理人是更为催迫了。历史教导我们,当一个冒进主义的组织在缺乏把任务来解决的政治力量时,恐怖主义行动的念头便会应运而生。必须用手枪,机关枪,或炸药来替代群众力量之不足。这是个人恐怖主义的传统公式。
  《墨西哥之声》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只不过是回避责任的仪式性的言词了罢。D·西凯罗斯其人的行为是这种虚情假意的谴责的最佳明证。 1939年3月5日,西凯罗斯在一次墨西哥教师的会议上,以斯大林派的雄辩家之一的身分,就发动斗争以打击“叛徒”必要性作出以下的训诲:“……并且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将向他们进行战斗,而这些战斗并不是通过直接的行动,而却是通过群众的联合一致。” (《民众报》, 1939年3月6日,第1页,第2栏)。
  西凯罗斯在此所采用的公式,正是《墨西哥之声》,《民众报》和《未来报》在后来为了与西凯罗斯脱离关系而被迫一再重申的完全相同的公式。却都是徒费功夫!西凯罗斯已经令这一条作为救赎的公式彻底失去信用。
  革命党派使用的恐怖手段之与格柏乌那一帮人所使用的恐怖手段之间的巨大差异,是无法不予强调指出的。俄罗斯是典型的充满个人恐怖国家。革命政党对其所作的每一宗的血腥行动,向来都是采取公开负责的态度。波兰的恐怖主义者和爱尔兰的恐怖主义者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里的行为,同是不相伯仲。但斯大林派却是全然不同。他们在干掉一宗处心积虑的谋杀案后,他们不但不承认自己干的罪行,而且还将之搪塞给他们的政敌。他们是为了一个极权帮派的利益而行事, 而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行事。他们不得不把人民来欺骗。这个懦怯的表里不一,使格柏乌的恐怖有着欺诈和可憎的属性。

我的指控的性质是甚么?


  7月2日,我在法庭上再一次确定我对《墨西哥之声》,《民众报》和《未来报》的论断,即它们皆是格柏乌的工具,收取格柏乌的金钱。《墨西哥之声》遵循《民众报》和《未来报》的做法,认为有必要入禀法院,控告我“毁坏名誉”。精明的一步!共产国际之为克里姆林宫的顺从的工具,正与格柏乌相同。可是啊,《墨西哥之声》既然仍然是共产国际属内的一份报刊,怎能又同时认为把它和克里姆林宫联系起来就是一种“毁坏名誉”?很显然了,《墨西哥之声》之入禀投诉,只是为了把《民众报》和《未来报》的投诉化为荒诞不经的事。
  莫斯科方面对别个国家的革命运动给与物质协助的这件事,是从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那一刻开始的。 在1917年12月26日,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如下法令:

支持世界革命的拨款


  考虑到苏维埃权力是建基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原则之上及建基在所有国家的贫困大众的兄弟般的关系之上的这个事实,考虑只有在整个国际的范畴来发起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把斗争带向完全的胜利的这个事实,人民委员会议认为有必要运用所有可能的手段,也包括金钱的手段,以向所有国家内的劳工运动中的国际左翼提供协助,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处在战争中,或是否与俄国结为同盟或是否采取中立。人民委员会为此决定拨授200万卢布以供革命的国际运动之需,这笔款项交由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外交代表处理。

  人民委员会议主席
  V·乌里扬诺夫(列宁)
  外交事务人民委员
  L·托洛茨基


  即使在今天,我亦无意撤回我在这道法令上的签名。这是关乎到在工人组织的控制之下向其它国家的革命运动给予公开的援助。受取援助的党派享有批评苏维埃政府的完全自由。在共产国际的大会里,向来都有着热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列宁和我不止一次的处在少数。
  在斯大林的政权下,向外国组织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蒙受了彻底的堕落。由党控制和向苏维埃交待的“工农政府”变成了建基在非人化的机关工作人员所组成的极权机器的个人独裁专政。国际团结变为向克里姆林宫的卑屈投诚。财政援助成了贿赂的形式。就在共产国际仍然是个革命组织的那个时期,没有一个革命家胆敢把从克里姆林宫收取援助的说法称之为“诽谤” !这种“援助”来到了今天,就是连莫斯科的代理人也感到是一种不能公开承认的,可耻堕落的依附。克里姆林宫的墨西哥代理人之向我提出“毁坏名誉”的诉讼,只不过进一步巩固我对现时的克里姆林宫的评价。
  我并不非难《墨西哥之声》和其它刊物之从它们在外地的同路人处得到金钱。这事没有可非议之处。我所指控的,及我对他们的指控,乃他们在苏联的同路人并不是工人和农民,而却是工人和农民的压迫者和刽子手。我指控的是他们履行格柏乌可耻的罪恶任务,他们为寄生的寡头集团的反动目的服务,他们被迫掩藏他们与格柏乌的连接及他们在经济上对格柏乌的依赖。我全盘地维持这项严重的指控!

共产国际的财政预算案及对外国支部的经济援助


  自1926年初,当斯大林确定的把自身置于共产国际的首脑地位,格柏乌之介入共产国际的事务,向外国的劳工运动的领袖作贪污贿赂的制度便开始有系统地发展开来。与此同时,反对派(“托派”)开始对共产国际及其外围组织的专横和行贿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因此,举例来说,反对派把英国工会界的著名领袖珀赛尔收取每月25英磅的秘密月薪,以作为他对苏联——即克里姆林宫的“友谊”的回报这件事揭露出来。在这些工会里的其它重要领袖,也同样的享有各式各样的物质恩赐。他们的妻室,则获得“没有冒犯性”的礼物黄金和白金。毋须赘言,所有这些在形式上不属于共产国际的绅士淑女,俱把托洛茨基主义者视为“叛徒” 。
  由于害怕反对派所作的揭露,斯大林不得不开始刊登某些性质属于共产国际的财务报表的东西。我在这篇声明里附录了其中三年——1929年,1930年和1931年的三份财务报表。必须首先申明,这些在格柏乌的实验室里着手准备的财务报表彻头彻尾是虚假不实的。整项财政预算一而再的削减,秘密的开支只字不提。款项来源是伪装出来的。在汇报里所指的削减后的数字——即上述三年的675,000美元,956,000美元和1,128,000美元——几乎全部来自斯大林的秘密资金。
  尽管有着如许种种的掩人耳目和扭曲,或该说是正由于有着这种种动作,开支栏里的其中一个项目便尤其具有说服力了。我们在每年的预算中找到一个特别项目:补助党出版物,该3年的数额分别是$435,000, $641,000 和 $756,000;也即是说,由这份大刀阔斧地删减掉及伪造的财务报表承认了有这样的一宗开支。在三年间,补助共产国际众支部的出版物的费用分别跃升了50万,75万,和1百万美元。所以,报表是认为,对于这项广为人知的事实,即莫斯科方面对其他支部及其刊物的财政援助是不必要掩藏或不可能掩藏的了。显然,那些高度谨慎的格柏乌会计从不曾想过,《墨西哥之声》会把有关于指它吸收莫斯科的金钱援助称之为“陈腐的诽谤”。这些财务报表很自然的只是述及共产国际的正式出版物如《墨西哥之声》一类,至于那些在形式上并不入于共产国际的期刊,例如《民众报》和《未来报》之类,其所作的直接或间接援助,财务报表是完全抹省掉了,但这些期刊却履行着格柏乌极之重要和微妙的任务。我们将分而述之。
  自然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为什么我只动用1929年,1930年和1931年的财务报表。答案很简单:在把“托派”镇压掉之后,也就不再刊登这些财务报表。他们的虚假捏造挑起各方面的更多怀疑,不能令任何人感到满意。而同时,公告诸如资助共产国际支部和出版物这些项目,则为一些支部制造了麻烦。共产国际不再刊登其财务报表这个事实本身证言了共产国际不得不把它的财政活动全面隐藏起来但这绝不是说它对支部和“友人们” 的资助是终止了。正要相反,这些资助是与年俱增。时至今日,其总数必定是数以千万美元计,而且这一数额中的大部分无疑是给予那些在形式上不属于共产国际的出版物和“友人们” 。

共产国际和格柏乌难分难解的关系


  身为美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的B·吉特洛在致我在美国纽约的律师艾伯特·戈特曼的一封信里,对共产国际与格柏乌的关系有如下的界定:
  纽约克罗姆邦特
  1940年7月25日

  戈特曼先生
  116大学区
  纽约市,纽约州

  亲爱的戈特曼先生:

  在我身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那个时候,我协助指导共产国际的事务,对于共产国际这个组织之作为格柏乌的代理人的方式非常熟悉。
  共产国际从俄国派往外国的每一个代表,经常都携有格柏乌的特别指示,他们倘非格柏乌的特工,也会是在格柏乌代理人的指导下工作。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那个主持签发护照,签证和向俄国以外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报刊提供财政津贴的特别部门,同时也主持格柏乌,这个特别部门的主管是个受薪的雇员,直接向格柏乌这个组织负责。
  共产国际的财政事务操持在格柏乌的手中这点,对我而言是一个普通常识。

您真诚的本杰明·吉特洛



  鉴于吉特洛先生所在的市镇没有法律公证人,A·戈特曼先生用特设的宣誓书为这一封发给墨西哥法院的信件的真确性作出证明。

宣誓书


  艾伯特·戈特曼本人正式以口头宣誓作证,作出以下的宣誓:
  1. 他本人是美利坚合众国纽约州纽约市的居民;
  2. 他收到一个从本杰明·吉特洛发于1940年7月25日的一封信件,该封信件涉及的是有关于共产国际与格柏乌的关系的事宜;
  3. 他认识本杰明·吉特洛的手笔,并以他所知认为上述信件确是本杰明·吉特洛的手笔。

  

艾伯特·戈特曼



  于公元1940年7月29日当天在我本人临场下签名和作誓。
  法律公证人:H.E. 明尼克

  B·吉特洛在他的‘我供认’一书内,就共产党之依赖格柏乌的事情作了殊为重要的和殊为确切的声明:
  “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联系也有着更为强力的串绳。这些串绳当中最重要的是格柏乌。党应格柏乌之请而把党员供应给它以加入它的情报员的行列。这些党员便成为了正式的格柏乌人员,受苏维埃政府支薪雇用。这些人员是党和格柏乌之间的联系。党书记局为他们打点接触交往,不时对他们之如何行事提供建议。一个党员一旦给选拔为格柏乌的特工,便会脱离党的活动,从属于格柏乌套用到其人员的严苛纪律之下。仅有少数几个领导人知道哪个党员成为了格柏乌的特工,并且会把这个信息严格保密。每次当党被格柏乌敦促帮忙,党将收到远高过实际开支的费用,余款将收归党的库务部。可是,我们这些爱惜每一次格柏乌差遣的机会,援助格柏乌的工作及它所信赖的党领袖们,是知道格柏乌同样也把我们密切监视着的。格柏乌向莫斯科供应美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及党整体活动的完整记录,这点对我们这些领袖来说,是个公开的秘密。……然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苏维埃政府不仅把我们的党视作由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支配下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也把美国共产党看为它的代理之一。…苏维埃政府把美国共产党党员使用于广大的区域,包括中国、日本、德国、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国家……”(见B·吉特洛《我供认》,第302、303页)。
  就我们所观察,墨西哥并无例外。否认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这点,亦不是《墨西哥之声》的首创;B·吉特洛就这一点这样说:
  “……美国共产党经常申辩说它与苏维埃政府没有任何联系,但事实是,美国共产党之与苏维埃政府的关系,就和美国内部收受纳粹德国金钱的代理人之和第三帝国政府的关系相同。” (见B·吉特洛《我供认》 ,第300,301页)

马托拉斯和克里维茨基的证言


  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恩里克·马托拉斯在他的1935年于马德里出版的文献性书籍里,就克里姆林宫对共产国际支部所施行的财务专政,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远非完整:
  “共产国际在经济上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经费的摊派或多或少,通常每个国家有一个固定的数额,但是在异常情况下它会发送更大的款项。这种支持不仅针对恰当地称为党的组织,还延伸到其它不同的形式的共产主义运动分支。”
  “西班牙每月收取的各种形式的资助大约如下:
 (披索)
共产国际支付给党12,000
国际红色工会支付给共产主义工会运动10,000
共产国际青年团支付给青年组织 5,000
国际红十字会援助西班牙支部 5,000
国际工人援助西班牙支部 2,000
红色国际运动会付予文化工人运动联会 1,000
共产国际报刊部付予党刊10,000
合计45,000

  上述数额并不入于维系各个代表的款项,而只限于用在增强党和其下的各种不同组织的活动。尤可注意的是,党的‘政治局’和青年组织的所有成员,每月都收取400披索定额以作月薪;此外,他们在本城以外出差能享有每天10披索的出差费,以致所有出差费用的开销皆可报销”。
  “该宗金额通过各种方法送到西班牙境内。有时是由个人携带,或有妇女专门擅长这项工作。有时是经由与党有联系的出版社作中介;人们因此而推断塞列出版社接收该宗款项有超过两年以上。简言之,共产国际设法通过一切手段务使每个国家有一队受薪的雇员供它完全差遣。”(见前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恩里克·马托拉斯着的 《 西班牙的共产主义,其方向,组织和程序》,马德里,1935年西班牙出版,“Pax”版专利本,Plaza de Santo Domingo 13, Apartado 8001. Madrid. 第13, 15页)。
  这里提到的款项是相对地小额。但且让我们不要忘记,马托拉斯这本书是在1935年面世的,也就是说,是写在格柏乌决定性地介入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E.马托拉斯的证言是证明了无论如何,共产国际对其支部的资助,在其取消出版共产国际的财务报表之后,还没有停止过。
  前面摘引的参考材料是有关共产国际而非格柏乌的援助。但这里涉及的仅仅是用术语来掩饰的问题。 格柏乌并无本身的库务部。克里姆林宫出于实际的考虑而把所有这些发放基金盖上诸如共产国际,国际红色援助金,国际文化关系协会,或“苏联之友”或运动国际等等之类的印章。掩饰在这些印章之后的是那同一个斯大林,而他用以维系外地接触的就是格柏乌这部机器;这部机器有着各种理由需要隐姓埋名。
  就共产国际各个支部对克里姆林宫的财政依赖这点,我们有的是克里维茨基将军历数不竭的证言;克里维茨基直至1938年时一直是苏维埃在全欧洲的间谍的头目。
  “共产国际的心脏是罕为人知的,从不传世的国际联络部,这个部以其俄文简写见称:OMS(Otdyel Mezhdunarodnoi Svyazi)……他(皮亚涅特斯基)之作为OMS首脑便实际上成为了共产国际的财务部长和人事部的主任。”
  “他创立了一个向他交代的全世界的长驻特工的网络,用以作为莫斯科和整个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美国的那些名义上独立自主的共产党之间的联络官员。这些OMS代表作为驻共产国际的人员,执掌着挥舞在其驻留地所在的共产党领袖们头上的鞭子。普通的基层党员以至大多数共产党领袖皆不知悉这些OMS代表的身份;这个OMS代表向莫斯科交代,不直接参与党的讨论。
  “在近年间,格柏乌逐渐取代了OMS的许多运作,尤其是有关追踪对斯大林有异心的人事及将之向莫斯科汇报这方面的运作”。
  “付托给OMS驻当地特工的最为微妙的工作,就是分配金钱以资助共产党,其昂贵的宣传和其虚假的阵线——例如“争取和平民主联盟”,“国际劳工援助会”,“国际劳工援助”,“苏联之友”及各种名目上的非党派组织,当莫斯科着手从事人民阵线时,这最后一类组织变得尤为重要……”
  “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从未能应付多过它们开支负担中的一个极为微小的比率。莫斯科自己本身的估计,是它必须承担外国共产党平均支出的90-95%。这宗金钱由苏联的国库部支付,按斯大林治下的政治局所决定的数额,经由OMS来支取。
  “对于当地共产党希望设立的任何的开支新项目,驻当地的OMS特工会首先是这项新项目是否得当的裁判人。例如,在美国,美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假如考虑出版一份新刊物,它会咨询OMS特工的意见。这名特工会考虑这项提议,倘若他认为提议值得注意,便会向莫斯科的OMS总部传达……”
  “莫斯科向外国当地的共产党传送金钱和指示的惯用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外交邮袋,这些邮袋是豁免于搜查的……从莫斯科送发……这些有苏维埃政府盖章的邮包里装有一束束钞票和如何分配的指示。他(格柏乌的代表)把这一束束钞票亲自交给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与党领导直接接洽的。有过好几次,这些送往国外给共产国际使用的美金,英镑和法郎,由于轻率不慎而盖有招人话柄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盖章。” (见W.G. 克里维茨基着的《斯大林的特工》,第.51〜54页)
  克里维茨基从而证实了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在财政上是绝对地依赖莫斯科,而对共产国际施行财政控制的直接机关就是格柏乌。
  由于克里维茨基在美国国会调查委员会上宣誓作证所提供的资料是和上述摘引的段落的数据相同的,而且他也准备答复墨西哥法院对他的质询,因此对克里维茨基该书的摘录,具有法律供词的份量。

B.吉特洛的补充证据

  就有关于证明共产党对莫斯科在财政上的依赖这件事,唯一的困难就是可资应用的证明和文献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之多。在此,我不得不把有关的摘录减至最少。
  过去20多年来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里担任领导角色的本杰明·吉特罗,他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内里载录了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对莫斯科的全盘财政依赖的无可争辩的证据。吉特洛已经与共产国际脱离关系,否则他不会站出来作此披露。我对吉特洛现时的政治立场并无兴趣。这本书在事实方面是建基在无可反驳的事实之上的,这点便绰绰有余:
  “……《工人日报》经常蚀钱,远远不能自行缴账。共产国际在投资开创这份报章的3万5千美元的创办费之外,一而再次的注资进去。……我们希望,随着把总部迁到纽约,《工人日报》将能从增加销路的形式而得到较佳的收入。在建设物,一般维修,新印刷厂和各项突发开支的费用,达到30万美元……” (见 B·吉特罗 《我供认》,第.307页)
  “党在今天伸展到如此之多的新领域方面;有鉴于日本的局势,其对苏联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使党有必要推行史无前例的宣传活动,使用上每一种宣传途径,包括动用十分昂贵的无线电广播。在最近,党又创办了两份新日报,一个在旧金山,另一份在芝加哥出版,尽管《工人日报》的每年赤字经常超过5万美元。苏联现在显然要较之过去给予美国党尤为沉重的津贴……” (见 B·吉特罗 《我供认》,第.389页)
  “……我从莫斯科回国参加1928年竞选总统提名的党大会时,牛仔裤里袋有俄国出资的5000美元, 这笔钱是莫斯科捐赠给我们作总统竞选活动的3万5千美元的首期付款。这也是我们每年从给予特殊用途的特别授款中所得到的25万美元的一部分。莫斯科在1924年给我们的总统竞选活动捐赠了五万美元。莫斯科从最初捐赠3万5千美元以创办《工人日报》 之后,每年继续用不少于这宗金额的数目来喂养这个无底深潭。而当然了,在我的那个时期,莫斯科对美国共产党的财政捐赠,比起今时的数额,只不过是区区小数;今时的莫斯科已经是无可非议的老板了……”(见 B·吉特罗 《我供认》,第.496页)
  莫斯科作的财政援助的比例有多少呢? 不止一次地从莫斯科掌间转手经费的B.吉特洛对此作出以下的宣称:
  “……莫斯科是个豪爽的捐赠人,但我们的所有行动远远不是全都由俄国人支付的。美国共产党当年的成员从不超逾1万6千人,我们平均每年支出1百万美元,其中的过半数是在美国国内募集得来……” (见 B·吉特罗 《我供认》,第.470页)
  即便富裕有如美国的党,其中近半数的财政开支也得由莫斯科的来源来勾销。
  同一位作者向我们诉说在伦敦创办一份共产党人报章的情形:
  “……英国共产党被当作一个病弱的孩子般来对待,党每走一步,都必须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援助……,共产国际试图迫使英国党为创办一份英国共产党日报所需的金钱而自行募集其中若干比例的数目。 开始英国党的领袖们则搬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解释他们为何不能筹得这笔款子。报纸终于出版了,金钱是由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为创办这份报纸和维持其不倒的所有金钱,实际上全部都是由俄国人来供应。这些国家的领袖们的实情,也适用于其它国家的领袖们的实情,分别只在于程度的多寡……”(见 B·吉特罗 《我供认》,第587-588页)
  据我们的观察,无理由假设墨西哥会是个例外。
  吉特洛的书,我不是作为一部文人的著作而却是作为一个证人的证词来引述的;首先是因为他在国会调查委员会上宣誓而后作出与该书相同的证言,其次是由于他准备在宣誓下回答墨西哥法庭提出的任何问题。

对拉丁美洲共产党的财政援助


  拉美的共产党之与莫斯科的关系,是和世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之与莫斯科的关系大同小异,这点已经是相当的不言而喻。即使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特殊的数据,也是毫无疑问的了。不过我们确是持有这方面的数据。在此我附上的约塞·扎克的重要证言。扎克在美洲,包括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生活中发挥了领导的角色有15年之久。以下是约塞·扎克宣誓后所作的证言:

宣誓书


  约塞·扎克本人口头宣誓作证如后:
  1。他在美利坚合众国的纽约市居住。
  2。他在大约15年间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在这段期间,他是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担任其它许多负责性的职位。
  3。他在1929-1930年期间为位于莫斯科的红色国际工会工作;在1930年时,他被共产国际当时的书记皮亚涅特斯基和共产国际的主席马努伊尔斯基遣往拉丁美洲哥伦比亚的波哥大,以代表共产国际监督哥伦比亚共产党的工作。
  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哥伦比亚停留了15个月,并且也代表共产国际而在委内瑞拉停留了7月。
  当他在该处时,他和驻乌拉圭蒙特维多的共产国际局保持经常接触。
  4。宣誓人进一步声明,当他在哥伦比亚期间,他被授权开销并且确有开销了约6千5百美元,作为资助当时隶属于共产国际的哥伦比亚的工作的用途。当他在委内瑞拉期间,他也有开销作为资助委内瑞拉共产党的工作的金钱。
  大部分的金钱来自于居住在纽约的一个名叫吉蒂·哈里斯的共产党党员。

  他特别记得,他个人有一次从一名称作威廉斯的共产国际代表里收到800美元的数目。据他所知和据他相信,这个威廉斯其人是格柏乌的成员。

  约塞·扎克
  在我当前宣誓和签署
  1940年7月20日
  法律公证人:沃尔特·A·索洛尔


  不错,J.扎克是没有和墨西哥有联系。但格柏乌既然没有忘记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则它无疑有更多理由须关注墨西哥。
  墨西哥政府在1931年时留意到有一个名叫马奴尔·戴亚斯·拉米尼斯的人,其人有一笔巨大的款项存入他的银行户口。1931年5月6日《宇宙报》对此事有以下的文章:
   “……据知,他曾经属于墨西哥共产党有10年时间,现在是第三国际在墨西哥的代表,就此他曾经到过俄国,在那里留了一年。他从1927年到1928年掌管党的财政,处理了3万披索。他出差的全部开支就是由这个基金支付。” (《宇宙报》,第一部,第7页第7栏)
  据我所知,在那个时候已经坚实的确定了,那笔钱是来自莫斯科的。法庭当局完全有可能对这段插曲作出查证。
  就在墨西哥和苏联中断外交关系的那段时期,墨西哥政府曾经正式述及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与苏联国家机关的关系。
  对于墨西哥和苏联的外交关系破裂是“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我将之完全置诸一旁;同样的,我也把墨西哥共产党的迫害的问题置诸一旁。我所感兴趣的是已经官方确立了的事实。墨西哥政府在1930年1月23日的传达如下:
  “墨西哥政府清楚无误地知道:俄国的共产主义团体并不是独立地工作,亦不能独立地工作,因为该国无论任何政治都是隶属于苏维埃政府的。”
  在苏联,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作为独立于政府而自行其事的这个论断,绝对是无可争议的。对所有组织的指挥皆集中在格柏乌的掌中,而当关乎到对外的关系,更是变得尤为严苛和专横。向共产国际的外国支部以及对“友好的”刊物的财政援助,俱是格柏乌的事务。墨西哥并不成其为例外。

个人贪污腐化的制度


  在莫斯科向来自外地的劳工运动的领袖所使用的贪污行贿的方法,在很久以来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莫斯科对共产国际内部的反对派,要么是行贿,要么是扼杀之。由党大会合法选出来的美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出发前往莫斯科之时,党的领袖便在事先知道他们在莫斯科将会受到怎样的接待: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代表,以对抗莫斯科贪污制度。我们向他们提出警告,前往莫斯科是一个崭新的经验,他们该准备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我们也向他们解释共产国际的种种做法。我们告诉他们说,共产国际有着无与伦比的资源,它的人员会给他们花天酒地,会向他们作出各式各样的诱惑,以令他们改变看法,而要是诱惑不生效,便会使用压力。我们的代表庄严地誓言保持忠心,为我们所寻求的正义而奋斗到底。” (见 本杰明·吉特罗着 《我供认》,第528页)
  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你争我夺,经常都是用把一些“领袖”调往格柏乌来解决。当吉特洛因企图实施一项独立的政策而失宠时,莫斯科便试图把他调往格柏乌。吉特洛本人就这件事有以下的说法:
  “……对我作了种种行贿的企图。有一份薪金十分优厚的职位提供给我,是在拉美国家做保密性的格柏乌的工作,除优厚的薪金之外,还包括有足以供我乘坐头等交通,出入最佳酒店的旅费,……我把这个诱惑推掉,因为我认识到这是一项贿赂,并且也知道,要是我让自己任由格柏乌的差遣,从此之后我便会由它为所欲为的了。” (见 B·吉特罗 《我供认》,第568-569页.)
  这个插曲,揭示了 给许多那些曾经被“开除”,被“撤位”的人的命运,诸如D·A·西凯罗斯,G·洛兰索,H.·拉波尔特等人,投下了耀目的光照。把吉特洛这么显要的一个人物派往拉丁美洲的企图,展示了格柏乌对拉丁美洲国家有着特殊的兴趣。
  美国的工人领袖之一弗雷德·比尔在他的书里谈了他在莫斯科是怎样被争取过去的:
  “共产国际……开始用打动人心的渴求来讨我欢喜。他们让我在莫斯科称心满意:住的好,吃的好,为报刊而作的演讲和文章的稿费也好。” (弗雷德·比尔着《无产者之旅》,第257页)
  吉特洛谈到克里姆林宫是怎样把著名的美国黑人福特争取过去的:
  “……形形色色的谄媚讨好,奖状,徽章和礼物铺天盖地的向他投来,……” (见 本杰明·吉特罗着《我供认》,第455页)
  就在5月24日行刺发生之前,在墨西哥共产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动的期间,当时在墨西哥代表着共产国际的人,就是这同一个福特;在此指出这一点,实在不是多此一举。
  克里姆林宫采取诱使个人贪污腐化的这些例证,只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制度里的一些孤立的状况。这个制度的基本元素,就是斯大林引进的双重工资制度:第一重工资是正式偿付给党雇员的工资;第二重工资,是由格柏乌控制下的一个秘而不宣的特别财库部专门支付给那些“负有更多责任”的机关人员的工资。这个制度以莫斯科为发源地,从打击“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派生气勃勃的抵抗开始,旋即扩展到共产国际的整个方面去。毋需置疑,同样的制度在过去和现在皆在墨西哥照办如仪。收受秘密酬劳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因此能把他们的精力用在友好组织(《人民报》,《未来报》)方面,从而给它们提供了最重要之一种经济支持的方式。
  吉特洛回忆起斯大林是如何的爱在庄严的场合里,大谈共产国际的纯洁性和贞洁性:
  “……‘共产国际是神圣的工人阶级的最神圣者。一定不能把共产国际与股票市场混为一谈。’可见,这正好是斯大林打理共产国际的方法:收买,出卖,把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弄得一败涂地……”。 (见 B·吉特罗着《我供认》,第553页)
  墨西哥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不能例外!

《墨西哥之声》的公正无私


  1940年7月7日,《墨西哥之声》声称,我断言它从莫斯科接受财政援助,这个说法,是一个“陈腐的诽谤。” 为把我自己同斯大林式的傲慢浮夸撇清开来,我要再加上一段摘录:
  “卑劣叛徒的断言,陈旧诽谤的重复,都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但我们等待,希望他提供证据,但肯定他无法提供,因为这份报纸带着自豪和切实的期望,获得工人,农民和同情者的自愿捐款而维持存在。”
  显然的,这些绅士先生们是带有这么一种印象,即他们既然采用了目空一切的调调儿,那么他们便毋需要处理他们本人已经承认过的事实。
  《墨西哥之声》否认有接受来自莫斯科财政援助,它假惺惺的装作相信,在统治着共产国际的常规里,全世界独有墨西哥共产党是个例外。于是,正是这同一份报章,在今年5月1日该期里写道:
  “党之所以陷入这样的经济局面,其根由乃在于党过去的领导层把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弄成依赖于总督,议员,代表,把党绑到……资产阶级的尾巴去,使党的原则变质,放弃保卫的工人和人民的利益,制止群众争取更好条件的斗争,把党与之对立。”
  我们看到,对于选取金钱的来源,党并不是如它在7月7日装模作样宣称的那么一丝不苟。
  就在党上一次的大会里(1940年3月),党领袖之一的沙尔格度指控前领袖拉波尔特收取贿赂说:
  “尤卡坦人民的全部痛苦和饥饿,就以每个月一千比索之数目,卖给了控制着国家的一小撮政客。”(见《把人民之敌赶出革命行列!》)
  党另一名领袖拉斐尔·卡里略在1940年4月就有关上次党大会有以下的写法:
  “……全国非常大会做出了无可估量的努力……它把须对存在于基层之中的混乱和贪污腐化的局面负责的领导人开除出党……” (见迪奥尼西奥·恩西纳着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滚蛋!》的序言。 1940年墨西哥出版)
  我们因而知道,在以党之名义发言和行事的党领袖之间,不仅充斥着无组织的“混乱”,而且还有着“贪污腐化”。
  这不是一个无伤大雅的插曲。须为“贪污腐化”负上责任的埃尔南·拉波尔特其人,从1928年开始出任党的最高领袖,也就是说,长达十二年之久。他对党有无限的权力;在过去的五年,更尤其如此。
  党的新首脑迪奥尼西奥·恩西纳对此有如下的说法:
  “党在过去的领导层不过是一个狭小的领导层,由它处理和解决所有事务,把政治局的其它成员沦为附从,这样的领导层不是狭小的领导层又是什么?”
  还有:
  “……自第四届大会迄今,也这是说,党在拉波尔特和坎帕的领导之下足有五年。” (同上,第102页)
  作为墨西哥斯大林主义者的领袖之一的D·A·西凯罗斯,有一次这样宣称:“从莫斯科方面收取金钱,要比从墨西哥资本家方面收取金钱为佳” 。 他们在1940年时,公开的承认有从墨西哥资本家方面收取金钱。而这当然并不表示他们在同一时候里没有收取莫斯科的金钱。
  共产党之与总督、议员、代表和墨西哥资本家的关系,我在此是毫不关心的。《墨西哥之声》和沙尔格度先生以前承认了的事实,使我感到兴趣之处的,仅仅是在于他们把有关《墨西哥之声》这份报章只是全赖着“工人,农民和同情分子的自愿捐助” 而生存的这项断语,彻彻底底的驳倒了。
  上次党大会(1940年3月)不错是决定了此后要过上更富德行的生活。可是我们就在下一轮的清算里得知,党所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它所推行的程度,是有多么严肃:共产党从所能及的方面收取尽所能多的金钱,而且对于金钱的来源毫不腼腆;这个事实,一直维持迄今。
  即使我们接受上次大会的虔诚意欲是真实不虚的吧,我的话里亦没有一丁点儿的诽谤成分。《墨西哥之声》认为从“同情分子”间收受金钱完全是可允许的。而难道斯大林主义者不入于同情者之列吗?就在那篇把我称作“诽谤者”的评论里,斯大林是被称作为“伟大的苏维埃领袖斯大林同志”。然则,为什么又不可能接受这位 “伟大的苏维埃领袖”的同情者的金钱呢?
  但问题不仅是 “同情”分子。共产国际是把本身看成为无产阶级的国际政党。 格柏乌的头目贝利亚,联同其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及在格柏乌担任要职的所有人员,全部都是共产国际的成员;这就和《墨西哥之声》编辑中的党员同志一样。所以,这份报章是可以接收贝利亚和格柏乌委员会 ---国际党的同志——的金钱而不会损害它的“骄傲”。 因此,在我的论断里,全没有一点诽谤的影子。不过,《墨西哥之声》的公正无私必定是完全入于神话的范畴了吧。

华尔特·克里维茨基向墨西哥法庭作的特别声明


  在本文件行将完成之时,我接到由苏维埃驻欧洲情报处的前任首脑华·克里维茨基将军向墨西哥法庭作出的一份特别声明。这份声明是就苏联和国外的格柏乌组织的系统,格柏乌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及国外格柏乌的恐怖活动而作出的。身为格柏乌多年来最重要的代表之一的华·克里维茨基先生,他在斯大林开始通过捏造冤案审判而把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一代摧毁的时刻里,与莫斯科决裂。克里维茨基在全世界报章和最近通过书本形式所揭露出来的事情,皆被所有严肃的出版界誉为是有关克里姆林宫政治学的隐藏机制方面最为有力和最为精确的证据。
  为了避免误会,必须交代,克里维茨基声明内的缩写GUGB的所指,就是格柏乌机关。由于格柏乌的名字[“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招人憎恶的性质,克里姆林宫试图给它取用其它名称。不过,不论在苏联和外国,由于事情的本质无改,所以人们仍然把GUGB称为格柏乌。
  我把在纽约的代表律师A·戈特曼宣誓作证以证明克里维茨基的声明确是出自其人不虚的声明,一并附录在后。克里维茨基将军本人由于受到格柏乌的职业杀手追杀,所以他万非不得已,除紧急事态外是不会在公众场合露身的。
  艾伯特·戈特曼所作的声明的日期是8月9日,这与克里维茨基的声明是同一天:
  “我谨为里昂·托洛茨基和代表他作出以下面声明,这份声明可以在墨西哥任何一个法庭使用。
  国家内部关系全国委员会安全总行政部(GUGB - NKVD)是苏联秘密警察的部门。内务部人民委员贝利亚同时是GUGB首脑。
  GUGB按部门编分,配合着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而组织。
  GUGB的基要部门名叫特别部门。这个特别部门执掌对整个党组织的监视工作,军队中的特别部门和海军也隶属其下。 特别部门在所有组织里布有秘密人员和线人。由这些秘密人员和线人所作的举报,就成为GUGB扣留的根据。GUGB典型的工作方法就是定期的逮捕。登记在GUGB文件名册的人,都是不太完全忠于苏维埃政府者,没有受到任何实质犯罪指控。GUGB把这些人目为“潜在的反革命”;他们在这支不忠心的公民大军里实行大规模拘捕。在狱中,他们把这些人变成罪犯,令他们为国家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的失败背上责任。
  GUGB在国外的代理机关有着代表人。
  这些人在官式方面担任外交人员的职务。在这些人的指导下,他们对位于所在国的所有的苏维埃正式机关进行监视。
  在国外的共产国际的全部工作,都是经由国际关系部(OMS)执行。从1936年至1937年以来,国际关系部在莫斯科和国外的全体机关,俱通过GUGB的特工而融为一体,而国际关系部的所有活动,皆由GUGB所操纵。在共产党属于合法的国家里,都有来自莫斯科的国际关系部的一名代表。在过去,这些代表是处于较次职位的使节人员,而在近来,这些人俱转到地下。这些人员的运作如下:对共产党的活动和财政状况作出控制;转达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和经济援助。苏维埃政府的金钱资助,不仅限于正式的共产党及其报刊,而且也及于不属于党的亲斯大林派的报刊。例如:巴黎的《今夜刊》。拉丁美洲的共产国际的所有活动,皆驻集在美国;国际关系部出任美国和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首要代表,就是驻在美国。这名代表的助手们散布多个国家。有关的指示和经济津贴,主要通过苏维埃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除了这个主要中心之外,国际关系部还有着非法的网络机关供其差遣;这个网络机关分有欧洲,亚洲和美国各不同部门。这种编排,是为了应付与任何一国发生战争或外交关系破裂而作出的。
  GUGB组织在国外的恐怖活动。有鉴于执行命令会涉及的风险和外交麻烦,这些恐怖行动的指令皆是由内务部人民委员会, GUGB最高头目亲自发出,经由斯大林批准。负责组织恐怖行动的搞手,都是国外GUGB身居要职的人员。为GUGB服务的杀手通常都是外国人,都是经过共产党反复考验过的战士。在这类人之中,有些人由于被认为具有阴谋家的性格,所以不是正式属于党的。”

  华尔特·克里维茨基



  艾伯特·戈特曼首先以口头宣誓作证如下:
  1. 他是美利坚合众国纽约州纽约市的居民。
  2.他接获华尔特·克里维茨基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以英文开首如下:
  “我谨以里昂·托洛茨基和代表他作出以下声明,这份声明可以在墨西哥任何一个法庭使用。”
  这份档共有三页,由俄文写成。
  3.他熟知华尔特·克里维茨基的手笔,并且知道该份文件是出自华尔特·克里维茨基的手笔。
  4.这位华尔特·克里维茨基无法亲自作出宣誓,因为他若亲自作出宣誓便会暴露出他的所在;他由于害怕格柏乌而不愿意暴露他的所在。

  艾伯特·戈特曼


  在我当前签署及宣誓,
  公元1940年8月9日
  法律公证人:梅耶 B·卡尔巴

结束语


  由于我在法庭表示,《墨西哥之声》的负责人肯定是和其它的格柏乌人员一样,是有从主子收取财政援助,《墨西哥之声》的编辑部便要求我必须为“毁坏名誉” 负责。
  在这篇文件里,我尝试证明,并且相信我是已经成功地证明了,《墨西哥之声》是充分意义上的一份格柏乌的喉舌报。这份报章除了由克里姆林宫通过格柏乌灌输到其国际特工的政策之外, 别无其它政策。它保卫格柏乌所犯的全部罪行,诬告格柏乌的敌人。它在过去数年间最暴烈汹涌的诽谤造谣,就是用来攻击我的。
  我还进一步尝试证明,并且希望我已经能够成功地证明,墨西哥共产党和《墨西哥之声》在筹措行刺的过程和在事后把行刺的线索加以掩饰所用上的种种错综曲折的手法。墨西哥共产党全体的领导层参与了行刺的准备,领导层中的一部份人而且更参与了实际行动。
  而在道德舆论方面的准备,主要就是用有系统的,蓄意而为的用恶毒的诽谤来攻击我;这些诽谤更是属于最严厉和最富杀伤力的指控。
  这同一批的人物,在代办了行刺之后,又试图用新一轮的诽谤攻势( 所谓“自我袭击论”等等),来愚弄负责调查的当局和公众的舆论。
  所有这种种工作,从始到终,俱是对应着格柏乌的任务和利益而作的,而且也是履行其指令而作的。墨西哥共产党的领袖和《墨西哥之声》的众编辑,是作为格柏乌的特工而行动。指称他们像所有其它格柏乌特工一样,必然是有收取格柏乌的酬劳的这项声明,并无一点儿的“毁坏名誉” 的成分。我已经额外地举出了无数的证明,以说明全世界各国共产国际支部的领袖们,都是由克里姆林宫支付酬劳。
  说到“毁坏名誉”方面, 那些据以对我作出诽谤而造就政治事业的那批人,应该是最无资格来谈“毁坏名誉”的。我的前文里,已经陈示了一些他们作的诽谤的样本。这些诽谤的恶意之甚,已是无出其右的了。
  从而,我在此谨表达我深信:墨西哥司法不仅会拒绝指我毁坏名誉的诉讼,并且反过来要让《墨西哥之声》的编辑们为诽谤负责,而且根据他们有系统性地、恶毒地作出的诽谤的性质,而对他们判以最重的刑罚。

  L·托洛茨基
  1940年8月17日,墨西哥科约阿坎




  [编者注:史丹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