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2年10月写作本书的，那时长达三个月的可怕折磨刚刚结束，如果对这次折磨进行一次清算可以为将来其他类似折磨提供说明，我将——谁知道呢——在某天讲述我的历史，既讲述此种经验的环境条件也讲述我的经历（精神病治疗等等）。因为我在某种极度危机和不可预见的心理失常情况下扼死了我的妻子——1980年11月——，这个女人是我世上的一切，她那样地深爱着我，既然生活早已变得不可能，她曾想过一死了之。当我心理失常，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时候，无疑是我帮她“如愿”了：她未作丝毫抵抗，就这样死去。
随后,很快对我做出了“免予起诉”的决定，此决定的基础是其能力和独立性深为我钦佩的专家给出的三方意见，此后，我才意识到我住进了精神病院，挨过了那静止不动的、在其中我对身边一切都毫无知觉的时间。只是稍晚些时候我才弄懂世上的一切仍然继续。那段时间见证了左派在1981年5月总统大选的压倒性胜利，见证了弗朗索瓦·密特朗“平静的”任期内莫鲁瓦（Pierre Mauroy）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府的诞生。那段时间也见证了最初的“社会”措施（可以说它们是“社会主义的”吗？），这些措施让雇佣者不安，甚至颤栗（他们总是习惯性的颤栗——抑或是伪装如此？毕竟他们看到了那么多的变化，有法院体系的变化，也有法定最低工资的变化，这意味着种种变化的两极，一个涉及法律，另一个涉及工资，它们是我们世界的两极）。那段时间也见证了右派卷土重来的尝试，他们在这儿或那儿的一些选举中获胜，他们鼓足干劲以使自己确信右派的存在。那段时间还见证了密特朗为谋求和平与生产合同而进行的世界环游。我们再次看到许多其他进步性改革被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些改革可以被视为里程碑，尽管正如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我们必须“等到沙糖溶化”（柏格森语），所有这些事情的成熟需要时间，没有什么比早熟的发展更糟的了，那样只能给各种各样弊端大开方便之门。1792年和1871年的法国深知其中的道理，无论是法兰西的智慧还是民众的记忆都让法国人知道怎样静待时机的成熟，知道期限未至不可轻举妄动。法兰西等待着，并深知这一切是值得的，而且也知道所有事情都可能出错，但至少有必要进行这种为长远打算和准备的尽管是无望的实验；它是这样一种实验，一旦做出努力，它就能打通一条路，通向在坚实得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繁荣、保障、平等、和平的世界。
如今，健康好转，也没有了可怕的心理失常，我住在苏瓦西临床部，得到奇迹般的照料——如果我能在这些事情上谈论奇迹的话，我复归这个对我来说全新的世界，而且既然我此前从来未曾与它相遇，它也充满了惊奇。现在我住在一个平民聚居区，可以亲眼看手艺人是什么，而无论他们是否陷于混乱，以前在第五区的巴黎高师我仅仅通过传闻或“道听途说”来了解他们，现在我也可以亲眼看一种生产方式是什么样的，亲眼看“转包合同”是什么，所以，在我看来，我更好地理解了马克思努力说出而——至少是部分地——没能说出的东西。
当然，这些感想与我的职业分内的长期反思是联系在一起的（我28岁之后除了哲学家则什么也不是了），其结果就是这本书的形成，该书在那些急于浏览它的人看来是奇怪的，在那些即便不是想研究也是想要阅读的人来说是严肃的。我在本书中浓缩了我所相信的事，在黄叶某天缓缓落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墓冢之上、巴黎公社墙近旁以及别处的这个秋天
[4]，我所能说的一切都记在这本书中。照例我已经一口气说出了所有事情，或多或少对某种形式的写作动作完全抱有信任态度，该动作与其说是“书面写作”动作不如说是“口述写作”动作，我也相信怀有善意的读者们将以某种类似的动作来对待它。我已经扫清了沿途标记的困难障碍，复述了确凿的必需的真相，匆忙抵达了期待中的结局：专论马克思的第二卷，以及也许还有专论有着“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那些国家的第三卷。
[5]
我从一开始，特别是在这我不得不心惊胆战地经历的严酷考验之后，就宣告“摊牌”，人们当然可能会认为我是欠考虑的，但是，毕竟，如果他要循着我的脚步，他还是知道他所向何方好些，所以他还是知道我正走向何方——知道我想要走向何方，知道我也许正在去的地方——更好些；他还是了解“
相遇哲学”更好些，我要为这种哲学的存在、原因以及丰富性辩护，这种哲学
没有什么思辨，
而是我们阅读马克思的钥匙，也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对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东西，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解：这个世界被共谋的力和使这些力聚合在其循环之中的“危机”撕扯着，那是一种恶魔般的循环，因为它几乎不为我们所了解。
我只能一如既往地希望我的读者慷慨地预先给我以信任并且有阅读的勇气，并且——也是最必须的——在开始阅读本书之前先读读这一暂时草就的章节，这章自命不凡地追随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那段动荡时期，列宁从他那里也借用了这个标题）以“
怎么办？”为其标题。
[6] 因此，我开始这项工作，并使最初笨拙的尝试和随后的修订都体现在其中：清楚地，尽可能清楚地探究马克思的理论，他的理论思想，同时为行诸文字的思想赋予其外延（努力地去思考、去设想该思想的种种结果，努力地衷心接受必然的矛盾限制）。因此在这关于哲学，关于理论的最初的两卷小书当中，就需要再一次并且一如既往地兜圈子。有些人会觉得这很可笑，我要为此请求他们原谅。他们总是确信,在理论中,特别是在哲学中,在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当中不存在兜圈子的问题,尽管兜那种圈子可以使我们理解政治——我们投身于其中的政治，我们迷失于其中的并且是“没有参考注脚”的政治。这项工作也许过于野心勃勃，但这种经验是值得尝试的，在此过程中我也时刻紧绷着警惕这根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