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

馬克思

1848年1月9日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公眾大會上

先生們!

   英國谷物法的廢除是自由貿易在19世紀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在廠主們談論自由貿易的所有國家裡,他們主要指的是谷物和一切原料的自由貿易。對外國谷物征收實行保護關稅,這是卑劣的行為,這是利用人民的饑餓進行投機。

    廉價的面包,高額的工資,這就是英國的自由貿易派不惜耗資百萬力求達到的唯一目的,他們的熱情已經感染了他們在大陸上的同伙。總之,人們要求自由貿易,是為了改善勞動階級處境。

    可是,奇怪得很!想盡辦法讓人民得到廉價的面包,而人民卻毫不領情。現在英國的廉價面包,如同法國的廉價政府一樣,都信譽掃地。人民把那些充滿獻身精神的人們,包令、布萊特一類人及其同伙,當做自己最大的敵人和最無恥的偽君子。

   誰都知道:在英國,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間的鬥爭被稱為自由貿易派和憲章派之間的鬥爭。

   現在我們來看看英國的自由貿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証明促使他們起來行動的那種高尚情感的。

   他們向工人這樣說:

   谷物稅是工資稅,是你們向大地主,向這些中世紀的貴族交納的稅;你們陷于貧困,是因為生活資料的價格昂貴。

   工人反過來問廠主們:在最近30年中,我們的工業獲得巨大發展,而我們的工資的下降率卻大大超過了糧價的上漲率,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照你們所說的,我們交納給地主的稅,對每一個工人來說,每周約計3便士;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這一時期內,手工織工的工資從每周28先令降到5先令,而在1823年到1843年這一時期內,自動工廠織工的工資從每周20先令降到8先令。

   在這整個時期內,我們交納給地主們的稅從未超過3便士。而在1843年,面包價廉,市場繁榮的時候,你們對我們說過什麼話呢?----“你們是不幸的,因為你們生育的孩子太多了,你們的婚姻比你們的手藝還要多產!”

   這就是當時你們自己對我們說過的話,同時你們還制訂了新的濟貧法,設立了習藝所這種無產者的巴士底獄。

   廠主對此回答說:

   工人先生們,你們說的對,決定工資水平的不僅是谷物的價格,而且還有供給的人手之間的競爭。

   但是請你們仔細地想一想:我們的土地都是由巖石和砂礫構成的。或許你們還以為可以在花盆裡種植谷物呢!要是我們不是慷慨地獻出自己的資本和勞動,用來耕種不毛之地,而是撇掉農業,專門來搞工業,那麼,整個歐洲就得把工廠都關掉,那時英國也就成了唯一的大工廠城市,而歐洲的其他部分就都變成英國的農業區了。

   可是廠主和自己的工人們的這番談話被一個小商人打斷了。他向廠主說:

   如果我們廢除了谷物法,那麼我們就荒廢了農業,但是我們也不會因此而迫使其他國家關閉它們的工廠來購買我們的工廠的產品。

   結果將怎樣呢?我將失去現在農村的主顧,而國內貿易也會喪失市場。

   廠主拋開工人轉過身來回答小舖主說:這件事就聽之任之吧。一旦廢除了谷物稅,我們就會從國外得到更廉價的谷物。那時,我們就會降低工資,同時在那些供給我們谷物的國家裡,工資卻會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我們已有的那些優越條件之外,又加上更少的工資,有了這一切優勢,我們就能迫使大陸購買我們的產品。

   可是,現在農場主和農業工人也插進來爭論了。

   他們叫道:可是我們到底又將如何呢?

   難道我們應該把養育我們的農業宣判死刑嗎?難道我們能夠聽任別人斷絕我們的生活來源嗎?

    反谷物同盟卻不作回答,而一味滿足于給三部論述廢除谷物法對英國農業產生有益影響的優秀著作頒發獎金。

   獲得這種獎金的是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三位先生,他們的著作已有成千上萬冊在農村流傳。

   其中一位獲獎者企圖証明,自由輸入外國谷物既不會使農場主吃虧,也不會使雇傭勞動者吃虧,吃虧的是只是地主。他大聲疾呼:英國農場主不應該害怕谷物法的廢除,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像英國那樣生產如此價廉物美的谷物。

   因此,即使谷物價格下跌,也不會使你們遭致損失,因為這種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縮減,但絕對不會傷及工業利潤和工資,它們依然會保持在過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獲獎者是莫爾斯先生。他相反地斷定,廢除谷物法的結果是谷物價格上漲。他挖空心思力圖証明,保護關稅從來都沒有能保証谷物得到有利的價格。

   他引用事實來証實自己的論點說,在英國,每當輸入外國谷物的時候,谷物價格總要大大上漲,而當進口減少的時候,谷物價格便急劇下跌。這位獲獎者忘卻了不是進口引起價格上漲,而是價格上漲引起進口。

   他的見解同他的獲獎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斷言說,每次谷物價格上漲總是有利于農場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獲獎者是大廠主格雷格先生,他的著作是為大農場主寫的,他不能滿足于重復類似的濫調,他的話是比較科學的。

   他承認谷物法之所以會引起地租的上漲,只是因為谷物法會引起谷物價格的上漲,而谷物法之所以會引起谷物價格的上漲,正是由于谷物法會迫使資本投于劣等地,這是很容易說明的。

   隨著人口的增長,由于外國谷物不能輸入,就不得不去開墾肥力較差的土地,耕種這種土地需要較大的耗費,因而它的產品也就較貴。

   既然谷物的銷路有充分保証,那麼谷物的價格必然要受耗費最大的土地的產品價格的調節。這一價格和優等地的生產費用間的差額便構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廢除谷物法而降低了谷物價格,從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話,那麼,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不再沒有收益的土地上耕作的緣故。由此可見,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農場主的破產。

   為了理解格雷格先生的話,作這幾點說明是必要的。

   他說,那些不能再繼續經營農業的小農場主,可以去工業中謀生。至于那些大農場主,則必然在農業中取勝。或者是土地所有者被迫把自己的土地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他們,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和他們訂立期限極長的租約。這就有可能使這些農場主把巨額資本投向土地,更大規模地採用機器,從而也就節省了手工勞動,但手工勞動也將由于工資的普遍下降(這是廢除谷物法的直接結果)而更加低廉。

   包令博士對所有這些論証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認。他在一個公眾集會上大聲說:“耶穌基督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耶穌基督!”

   顯然,這種虛偽的說教根本不能使工人為面包跌價而感到欣喜。

   其次,對于廠主那種單憑一時心血來潮而發的慈悲,工人又怎麼能夠相信呢?要知道對于將工廠工人的工作日從12小時減到10小時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反對最力的,正是這些廠主們!

   為使你們對廠主的慈悲得到一個概念,先生們,我提醒你們注意一下所有工廠都採用的廠規。

   任何廠主都有他自己使用的一套規程,其中規定對一切有意無意的過失都處以罰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而私語或談笑,遲到了幾分鐘,損壞了機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質量不合規格等等,他就得挨罰。事實上罰款往往超過工人實際造成的損失。為了設法使工人容易挨罰,工廠的鐘點撥快了,發給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頭要是沒有足夠的花招來增加犯規數字,便被辭退。

   先生們,你們看,這種私人立法的建立是為了制造過失,而制造過失卻成為生財之道。因此,廠主不擇手段,竭力減低名義工資,甚至還要從這些並非由于工人的過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處。

   這些廠主正是力圖使工人相信只要為了改善工人的處境,他們是能夠不惜任何破費的慈善家。

   這樣一來,廠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廠規用最卑劣的手法克扣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又不惜作出最大的犧牲借反谷物法同盟來提高工資。

   他們不惜耗費巨大的開銷來建築宮殿,反谷物法同盟在這些宮殿裡也設立了自己的某種類似官邸的東西,他們派遣整批傳道大軍到英國各地宣傳自由貿易的宗教。他們刊印成千上萬的小冊子四處贈送,讓工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惜花費巨額資金拉攏報刊。為了領導自由貿易運動,他們組織龐大的管理機構,而且在公眾集會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辯之才。在一次這樣的群眾大會上,一個工人大聲喊道:

   “要是地主出賣我們的骸骨,那麼,你們這些廠主就會首先買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國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工業資本家之間鬥爭的意義的。他們很了解,人們希望降低面包價格就是為了降低工資,同時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工業利潤也就上升多少。

   英國自由貿易派的傳道者,本世紀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李嘉圖的觀點在這一點上是和工人們的意見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名著中說:

   “要是我們不在自己的本土耕作而找尋新的市場以便獲得更廉價的谷物的話,那麼,工資就要降低,利潤就會增加。農產品的跌價不僅降低了農業工人的工資,而且也降低了所有產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工資。”

   先生們,請不要以為工人在谷物價格較賤時至多收入4法郎,而過去卻收入5法郎這件事對他們來說是完全無所謂的。

   工人的工資和利潤比較起來難道不是越來越低嗎?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癒下,難道這還不清楚嗎?不但如此,工人實際上還遭受更大的損失。

   當谷物的價格和工資都同樣處于較高的水平時,工人節省少許面包就足以滿足其他需要。但是一旦面包變得非常便宜,從而工資大大下降,工人便幾乎根本不能靠節約糧食來購買其他的東西了。

   英國工人已經向自由貿易派表明,他們並沒有被自由貿易派的幻想和謊言所欺騙;盡管他們同自由貿易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但是那只是為了消滅最後的封建殘余並僅僅同一個敵人進行鬥爭。工人並沒有估計錯:為了向廠主進行報復,地主和工人聯合行動使十小時工作法案獲得通過;工人們30年來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廢除谷物法後,就立即實現了。

   在經濟學家會議上,包令博士從口袋裡取出一份長長的統計表,他想論証,為了滿足(照他的說法)工人的消費,英國輸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雞雛等等。可是遺憾的是,他卻忘記了告訴你們,就在這個時候,由于危機來臨,曼徹斯特和其他一些工業城市的工人卻被拋到了街頭。

   在政治經濟學中,原則上決不能僅僅根據一年的統計材料就得出一般規律。常常需要引証六七年來的平均數字,也就是說,需要引証在現代工業經過各個階段(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這一段時期內的一些平均數字。

   顯而易見,當一切商品跌價時(這種跌價是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我用一個法郎買的東西要比過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別的法郎一樣,具有同等價值。因此,自由貿易對工人會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這裡只產生了一個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說,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換別的商品以前,必須先以自己的勞動去交換資本。要是當他進行這種交換的時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勞動換得上述數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價的話,那麼他的這種交易中始終都會是有利的。困難並不在于証明當一切商品跌價的時候,用同樣的錢可以買到更多的商品。

   經濟學家總是在勞動與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時候去觀察勞動價格。可是他們卻把勞動與資本相交換這一環節完全置之度外。

   當開動生產商品的機器需要較少的費用時,則保養被稱為勞動者的這種機器所必需的東西,同樣也得跌價。如果一切商品都便宜了,那麼,同是商品的這種勞動的價格也同樣降低了。而且,正如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勞動這種商品的價格的下跌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時候,仍然繼續相信那些經濟學家的論據的勞動者將發現自己口袋裡的法郎已經融化,剩下的已不到5蘇了。

   于是經濟學家們會對你們說:好吧,我們同意說工人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在自由貿易的統治下恐怕也不會減少)很快會使工資和低廉的商品價格互相一致起來。但是,另一方面,低廉的商品價格會導致消費的增加;大量的消費需求要求大量的生產,而大量的生產又引起了對人手需求的增加;對人手需求增加的結果將是工資的提高。

   全部論據可以歸結如下:自由貿易擴大了生產力。如果工業發展,如果財富、生產能力,總而言之,生產資本增加了對勞動的需求,那麼,勞動價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資也就提高了。資本的擴大是對工人最有利不過的事。這一點必須同意。要是資本停滯不動,工業卻不會停止不動而是會垮台的,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工業垮台的第一個犧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將先于資本家而死亡。而在資本擴大時,就像上面所說的,在對工人最有利的情況下,工人的命運又將如何呢?他還是一樣會死亡。生產資本的擴大也就意味著資本的積累和積聚。資本集中的結果是分工的擴大和機器的更廣泛的使用。分工的擴大使勞動的專門技能,勞動者的專門技能化為烏有,從前需要用這種專門技能的地方,現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從而工人之間的競爭也就加劇了。

   這種競爭之所以更趨激烈,是因為分工使一個工人可以完成三個人的工作。機器的採用在更大規模上產生了同樣的結果。生產資本的擴大迫使工業資本家採用不斷擴大的生產資料進行工作,從而使一些小企業主破產,把他們拋入無產階級隊伍。其次,因為利息率隨著資本的積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過活,只好到工業中去工作,從而擴大無產者的人數。

   最後,生產資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為市場(這種市場的需求它並並了解)而生產,生產就越是超過消費,供給就越是力圖強制需求,結果危機的發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頻繁。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機又加速了資本的集中,擴大了無產階級的隊伍。

   這樣,隨著生產資本的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更劇烈了。大家的勞動報酬都減少了,而一些人的勞動負擔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徹斯特36個工廠中有1088個紡紗工人。到1841年紡紗工人總共才只有448人,可是他們所照管的紗錠卻比1829年的1088個工人所照管的還要多53353個。假定採用手工勞動的數量隨著生產能力的發展而相應增長的話,則工人的數量應達1848人;也就是說,機械的改進使1100個工人失去了工作。

   經濟學家們的答復,我們是可想而知的。他們一定會說,失去工作的人會找到別的職業。在經濟學家會議上,包令博士沒有忘卻引用這個論據,同時也沒有忘卻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令博士在下院就5萬倫敦織布工人為題發表了演說,這些工人長期以來徒勞無益地尋求自由貿易派向他們許諾的虛無縹緲的新職業而處于饑餓潦倒之中。

   讓我們從包令博士的演說中引用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吧。

   他說:“手工織工所處的貧困是所有從事這類勞動的人的必然遭遇,因為這種勞動易于學習,而且隨時都可能被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減少,就會引起危機。手工織工好象處于人生的邊緣。再走一步,他們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點輕微的振盪,就足以置他們于死命。機械的進步使手工勞動越來越被排擠,因此在過渡時期必然要引起許多暫時的苦難。民族的福祉只有以某些個人的不幸作代價才能取得。工業的發展總是靠犧牲落後者來完成的;在所有的發明中間,只有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機對手工織工的命運影響最大。在許多手工制品的生產中,手工織工已經被排擠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做的許多其他制品的生產中,手工織工也將被擊敗。”

   他接下去說:“我這裡有印度總督跟東印度公司的往來信件,其中論及達卡地區的織布工人。總督在他的信件中說:幾年以前,東印度公司購入600萬到800萬匹當地手機織成的棉布。後來需求逐漸下降,大約縮減到100萬匹。

   現在需求幾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年北美從印度得到的棉布約為80萬匹。1830年印度輸出的還不到4000匹。而1800年裝船運送到葡萄牙的棉布,還有100萬匹。到1830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過2萬匹。

   關于印度織工苦難的報告是可怕的。但是這些苦難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國產品在市場的出現,在于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機來進行生產。大量的織工死于饑餓,其余的人則轉入其他行業,特別是轉入農業勞動。不能改行的人則活該餓死。現在英國的棉布和棉紗充斥達卡地區。以美觀和耐久著稱于世的達卡細棉布,也由于英國機器的競爭而完全絕跡了。象東印度的整個階級所受的那種苦難,恐怕在全部貿易只上都很難找到第二個例子。”

   包令博士在演說中所引用的事實是真實的,所以他的演說就更為出色。但是他力圖掩蓋這些事實時所使用的措詞,和自由貿易派的一切說教一樣,是偽善的。他把工人描寫成應該以更廉價的生產資料來代替的生產資料。他故弄玄虛,把他所說到的這種勞動看作完全特殊的勞動部門,而把排斥手工織工的機器也看作特殊的機器。他忘記了,任何一種手工勞動總有一天要經受手工織布勞動的命運。

   “實際上任何機器設備的改進,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圖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勞動,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勞動代替成年男工的勞動,用非熟練工人的勞動代替熟練的手工業工人的勞動,以求降低勞動的價格。在大多數機器紡紗廠中,紡紗的盡是些16歲及16歲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自動紡紗機代替了簡單的騾機,大部分紡紗工被解雇,留下的僅是些少年兒童。”

   自由貿易的最狂熱的信徒尤爾博士的這些話,是對包令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補充。包令先生談到某些個人的不幸,同時又告訴我們,這些個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整個階級于死命;他談到了過渡時期的暫時的苦難,而且毫不諱言,這些暫時的苦難,對大多數人說來,是從生存到死亡的轉變,而對其他的人說來,是從他們過去的處境到更壞的處境的轉變。如果他進一步說,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業的進步不可分割地聯系著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那麼,他也就等于承認勞動階級打苦難就是資產階級福祉的必要條件。

   包令先生慷慨地給予奄奄待斃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貿易派所創立的全部補償理論總的來說可歸結如下:

   成千上萬的奄奄待斃的工人們,你們不應灰心失望。你們可以非常平靜地死去。你們的階級不會絕種的。它將永遠保有足夠數量的人聽任資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絕。如果資本不力求保存工人這種可供其不斷地剝削的材料,資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運用呢?

   那麼,為什麼還要把關于實現自由貿易對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作為未解決的問題來談呢?從魁奈到李嘉圖的經濟學家們所表述的一切規律是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礙自由貿易的羈絆已不再存在。這些規律的作用隨著自由貿易的實現而加強。其中第一條規律是說,競爭把每一種商品的價格都降低到該商品的最低生產費用。因此,最低工資是勞動的自然價格。什麼是最低工資呢?這就是說,要維持工人使他能勉強養活自己並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後代,就需要一些物品,最低工資恰好就是為生產這些必需品所必要的支出。

   不要因此而認為工人只能得到這種最低工資,也不要認為他所得到的總是這種最低工資。

   不是的,在這一規律的作用下,工人階級有時也有較幸運的時候。有時他的所得也會多于這種最低工資,但這種多余部分不過是補充了他在工業停滯時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資的不足部分而已。這就是說,工業經過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諸階段而形成一種反復循環的周期,在這一定的周期內,如果把工人階級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計起來,那麼它所得的總額恰好是這個最低額;換言之,工人階級只有經歷一切苦難和貧困,在工業戰場上拋下許多屍體,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保存下來。但是這又有什麼關系呢?階級還是繼續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數量還在增長。

   事情還不止此。隨著工業的發展,出現了更廉價的生活資料。于是,燒酒代替了啤酒,棉織品代替了毛織品和亞麻織品,馬鈴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斷地找到以更廉價更低劣的食品來維持勞動的新方法,最低工資也就不斷降低。如果說,起初這種工資迫使人為了活下去而去勞動,那麼,到最後就把人變成機器人了。工人的存在的全部價值只不過在于他是一種生產力而已;資本家就是這樣來對待工人的。

   隨著經濟學家們的前提,即自由貿易的實現和成為現實,勞動商品的這一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顯現出來。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貿易作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或者就同意說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工人一定要經受經濟規律的嚴厲打擊。

   讓我們來作個總結:在現代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麼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換的條件如何有利,只要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那些自由貿易的信徒認為,只要更有效地運用資本,就可以消除工業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對抗,他們這種妄想,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這只能使這兩個階級的對立更為顯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關,不再有城市進口稅,一句話,假使工人迄今仍然抱怨的造成自己貧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況都全部消失,那時,一向掩蓋著他的真正敵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開了。

   他將看到擺脫羈絆的資本對他的奴役並不亞于受關稅束縛的資本對他的奴役。

   先生們,不要受自由這個抽象字眼的蒙蔽!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個人在對待另一個人的關系上的自由。這是資本家壓榨勞動者的自由。

   當這種自由不過是自由競爭基礎上的必然產物時,怎麼還能把自由競爭奉為自由的觀念呢?

   我們已經指出,在同一個國家裡,自由貿易在不同階級之間會產生怎樣的一種友愛。即使自由貿易在世界各國之間建立起友愛關系,這種友愛關系也未必更具有友愛的特色。把世界范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種觀念只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在任何個別國家內的自由競爭所引起的一切破壞現象,都會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來。我們不需要更多地停留在自由貿易的信徒對這個問題所散布的詭辯上,這些詭辯同我們的三位獲獎者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論証完全一樣。

   例如,有人對我們說,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這種分工將規定與每個國家優越的自然條件相適宜的生產。

   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賦吧。

   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系的自然界在那裡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五十年,那裡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秉賦作競爭。而這個自然秉賦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一樣,已是同樣沉重的負擔。

   同時不應忽視另一種情況:正如一切都已成為壟斷的,在現時,也有一些工業部門支配所有其他部門,並且保証那些主要從事于這些行業的民族統治世界市場。例如,在國際交換中,棉花本身在貿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義。自由貿易的信徒從每一個工業部門找出幾個特殊品種的生產,把它們跟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中一般消費品的最廉價的生產等量齊觀,這真是太可笑了。

   如果說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那麼我們對此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這些先生們同樣不想懂得,在每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個階級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們,不要以為我們之所以批判自由貿易是打算維護保護關稅制度。

   一個人宣稱自己是立憲制的敵人,並不見得自己就是舊制度的擁護者。

   但是,保護關稅制度不過是為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于世界市場,然而,一旦它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護關稅制度也促進了國內自由競爭的發展。因此,我們看到,在資產階級開始以一個階級自居的那些國家裡(例如在德國),資產階級便竭力爭取保護關稅。保護關稅成了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但總的說來,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著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讚成自由貿易。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 215-229頁 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