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


Ø 富有才华但并不身居要职的人
Ø 罗莎·卢森堡
Ø 左派内部的分裂——拉狄克事件
Ø 但左翼势力确实存在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尽管社会民主党人有时会批评党的领导层，但是敢指出党的领导层已经抛弃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最高纲领前景的，一个都没有。但是，在左派内部形成了一个激进派集团，这点也是否认不了的。这个集团还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它仍然表现出了党内的普遍的不安。

　　在一九一三年的代表大会上，来自这方面的批评的数量很多，批评者也很踊跃。一个代表走上讲台宣称工厂里有许多工人认为领导们“跟资产阶级的理想太近了”[1]。另一个代表宣称：“随着组织的巩固和集中……，单个的同志现在已无法把握全局，而越来越多的全职干部和书记却拥有了单独控制整个机构的权力[2]。”

　　而且，在一战爆发前的几年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征兆，显示出领导和“被领导的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坏。一九一〇年，在关于改革普鲁士选举制度的讨论中，《前进报》和《新时代》杂志拒绝刊登卢森堡支持群众罢工的文章，由此开了由党的领导层进行报刊审查的重大先例[3]。一九一二年，考茨基趁着《新时代》编辑部改组的时机，免去了老激进派弗兰茨·梅林[4]为《新时代》杂志写社论的工作[5]。接着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一三年开除了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卡尔·拉狄克[6]，开除他的理由很站不住脚，而开除他的程序又是追溯性的，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中是史无前例的[7]。

　　另外，就在同一时候，当时被叫做“左翼激进派”（Linksradikalen）的反对派已经开始倾向于挣脱对党的效忠，此前这种效忠一直使他们束手束脚。一九一二年，在改革党内体制的论战中，格奥尔格·雷德布尔[8]和他那批激进派代表们组织了一个事实上的左派派别。执行委员会指责他们破坏党纪，并非毫无根据[9]。一战爆发前夕，左翼激进派在各级党组织内集结了起来，并在组织中拥有了强大的力量。斯图加特激进派的领袖弗里茨·维斯特麦耶尔[10]把激进派阿图尔·克里斯平[11]介绍进了《士瓦本日报》（Schwäbische Tageblatt）编辑部里[12]。最后，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13]、弗兰茨·梅林和罗莎·卢森堡办了一份通讯，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出了第一期，这显然是要把坚定的左翼反对派分子给集结起来[14]。

富有才华但并不身居要职的人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已经名垂青史，一战中他们共同斗争，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他们在同一个晚上悲剧般地牺牲，他们的战斗和牺牲将他们两人的名字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在“伯恩施坦事件”和反修正主义斗争中，一批记者和理论家汇集到了考茨基身边，后来，从这批人中间逐步分离出了一个流派，他们俩其实只是这个流派中最重要的两个人而已。

　　后来成为了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化身的卡尔·李卜克内西[15]，是党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职业是律师，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者，积极拥护反军国主义斗争（特别是在一九〇五年耶拿代表大会上），他写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提交给了一九〇六年在曼海姆举行的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16]。在这本小册子里，他阐述了反军国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和若干原则。由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使他遭到起诉，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7]，这使他成为了同军队斗争的社会主义者的象征，也使他成了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

　　在党内，他反对执行委员会对青年组织的控制，捍卫青年组织的独立性，并提倡呼吁青年参加革命斗争的主张。他也是所有离开东欧、到德国避难的社会主义者的保护人和辩护人。托洛茨基就是在那几年里认识李卜克内西的，对于李卜克内西，托洛茨基写道：“他天性冲动、热情、忘我，有很强的革命直觉，对群众和局势的嗅觉敏锐，有大无畏的首创精神[18]。”在战前的社会民主党里，他出众的品质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威望。在他身上，旗手的成分比领袖的成分更多些，鼓动家的成分比理论家的成分更多些。他还没有碰到配得上他的能力的大场面，而且他也不是机关里的人。那些巧妙地操纵着党内的（我们今天称之为）“公众舆论”的干部和议员对他抱着一种屈尊俯就的假殷勤态度，因为在他们眼里，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像一个仗着自己有个响亮的姓氏到处胡闹、而别人也拿他没办法的顽童[19]。

　　在一九一〇年前后，弗兰茨·梅林[20]是柏林左派每周例会上的中心人物[21]。梅林出生于一八四六年，是一位文学史家和著名的批评家，他起初是民主派，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才成为社会民主党人。他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并为《新时代》杂志写社论，但在一九一〇年跟考茨基决裂，向卢森堡靠拢。他无疑是所有左派评论家中头脑最清醒的[22]，尽管如此，他的年纪和他所受的智力训练，使他无法成为一个思想流派或派别组织[23]的真正领袖。

　　社会民主党激进派的另一个领军人物是克拉拉·蔡特金[24]，她走上激进派道路的历程跟梅林很像[25]。她也是在非常法时期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她出生于一八五七年，曾在法国流亡过几年，在法国她见过大部分欧洲社会党领袖。她是社会主义妇女组织的领袖，也是妇女组织机关报《平等报》（Die Gleichheit）的编辑。她跟卢森堡有很深的交情。她跟梅林一样，是那些仍忠于革命传统的德高望重的人之一。

　　尽管如此，这些人虽然广受尊重，并且在党内和党的外围中广为人知，却形成不了一个能把反对派组织起来的核心。这个核心其实是由国外出身的活动家们组成的。

　　闻名世界的荷兰天文学家安东·潘涅库克[26]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九〇六年，柏林中央党校邀请他去讲学，但德国政府威胁说要驱逐他，所以他谢绝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布莱梅定居了下来，在那里住了几年，并在当地培养了一代革命活动家[27]。一九〇九年他写了《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在这篇文章里，他着重指出工人阶级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阶层，在工人运动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

　　他是第一批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特权阶层，这是产生机会主义的主要根源”这个观点来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之一，此前马克思主义者只用这个观点来分析英国工人运动[28]。一九一二年，他与考茨基进行论战，他主要是通过《群众行动与革命》（Massenaktion und Revolution）这篇文章来同考茨基争论的。在论战中，他批评了党的领导层的做法，批驳了考茨基在自己的著作中为这些做法所做的理论辩护。他针对考茨基，特别着重指出通过无产阶级群众行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29]。他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开展反军国主义活动，并强调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工人阶级必须立即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虽然他是德国党的理论家和教育家，但他也与荷兰的“论坛”集团的同志们保持着密切联系[30]；“论坛”集团是一九〇九年从荷兰的正式社民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反对派，它的纲领是革命的，后来“论坛”集团成立了社会民主党[31]。

　　在整个国际运动中，只有布尔什维克支持“论坛”集团，在“论坛”集团里，除了潘涅库克之外，还有诗人赫尔曼·戈尔特[32]和作家亨丽爱塔·罗兰—霍尔斯特[33]。从那时起，许多评论家都强调指出：列宁所描述的分析与观点，同潘涅库克所描述的分析与观点有紧密的联系。这使得他们被当作是正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形成的国际左翼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34]。

　　尤里安·卡尔斯基（Julian Karski）——真名马尔赫列夫斯基——是另一位著名流亡者帕尔乌斯[35]的同志。帕尔乌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在一战前下海经商去了[36]。卡尔斯基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曾是记者，先后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人民报》工作过，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的普及者，也以东欧社会主义运动专家的身份为党的领导人工作。一九一〇年以后，他也开始批评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转变，考茨基这种转变表现在他的政治活动、理论辩解、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上，以及通过议会手段和平地、渐进地夺取国家政权的口号[37]。一九一三年，他跟卢森堡和梅林三人联名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读起来简直就像一篇判决书：

　　这就是全部实情。我们三人——特别是我——坚持认为：在我们看来，党正在经历一场内部危机，这场危机要比修正主义第一次出现时所经历过的那场危机严重得多。这些话看起来可能言过其实，但我确信，党要是再这么走下去的话，就会陷入彻底衰退的危险。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口号，来争取建立一个革命党，这个口号就是：进行最激烈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38]。

罗莎·卢森堡


　　不过，在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那个体弱多病的外国出身的女人那样，赢得如此之多的尊重——有时则是来自党和工会的领导层的恐惧和仇恨，这个女人是在二十世纪初，同考茨基一起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两大理论家之一而登场的。

　　罗莎·卢森堡[39]于一八七〇年出生在波兰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里。少年时即信仰社会主义，一八八八年流亡瑞士，在那里结识了另一名波兰流亡者、活动家列奥·约吉希斯（化名蒂什卡）[40]。他们一起建立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jaldemokracja Królestwa Polskiego i Litwy, SDKPiL），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的俄国革命中，他们在华沙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此被监禁了好几个月。

　　但是，从一八九八年开始，除开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在波兰参加俄国革命的那段时间，卢森堡就一直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并参加过多次重大理论论战（其间她通过假结婚获得了德国国籍），为此赢得了资历、名望和深厚的友谊，当然也获得了对手的敌视。她的名字，与“伯恩施坦事件”，与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的历史密不可分。在这些斗争中，她发表了著名的小册子《社会改良还是革命？》[41]。也正是她，通过《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这本小册子[42]，在德国党内发起了关于“群众罢工”及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结果与教训的论战。

　　从一九一〇年起，潘涅库克、梅林和卡尔斯基先后与考茨基决裂了，卢森堡也停止了同考茨基的合作关系，尽管两人曾在合作中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她自己对帝国主义和群众行动的分析，同考茨基越来越修正主义的分析和观点是对立的。一九一三年，她由于在波肯海姆（Bockenheim）的社民党集会上做了反军国主义的发言，遭到起诉[43]，在一九一四年头几个月里，在一系列抗议活动和保卫党的活动中举办的大型群众集会上，她以镇压的受害者和演说家双重身份登场，成了集会上的焦点人物[44]。在此期间，她曾在柏林中央党校教过几年书，就连那些跟她意见不同的学生，也对她深感钦佩[45]。

　　在第二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她都是重要人物，而且流亡中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一般也要通过她来投票。她也是社会党国际局委员。但她在社民党内，从来没能通过报刊的支持建立起稳固的发言阵地，也没能拥有固定的、广泛的听众——她的固定听众，仅限于身边的几个好朋友和支持者。但在这样一个基本上对她抱持敌意的、作为一个外国出身的女人难以溶入的环境中，她却能让别人清楚地了解她的意见。她同倍倍尔、同威廉·李卜克内西关系都很好，同考茨基的关系也同样好，她通过在辩论和演说中体现出来的智慧力量，赢得了所有这些人的尊重。她敏感，富有艺术气质，又拥有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所应有的勇气。列宁后来曾称赞她“是一只鹰”[46]。在一九〇七年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就战争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针对这个提案，列宁和卢森堡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修正案[47]，因此，从事后看来，我们可以认为，在一战之前，列宁和卢森堡就已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领军人物。

　　尽管如此，他们俩都是有主见的人，在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他们都有分歧。在列宁发表《怎么办？》之后，卢森堡认为，这本书体现出了集中化的倾向，这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她把这种倾向叫做“布朗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在反驳列宁的文章中，她写道：

　　然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则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它在历史上是从基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它的扩大和发展符合于以下的辩证矛盾。无产者大军是在斗争过程中吸收进来并认识到自己的目标的。党组织的活动、无产者对斗争目标和斗争本身的日益认识，并不是在时间上互相机械地分割的不同的事情。它们只是同一进程的不同方面。除了斗争的总原则外，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许多细节策略可以由中央委员会象军队训练营里训练士兵那样来教导党员的。而且，社会主义党的影响范围是经常随着组织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斗争起伏而变动的。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员对党的领导中心机械从属和盲目服从的基础之上。……

　　……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只能是工人阶级中最有阶级觉悟、最有战斗性、最先进部分的个人和集体代表的集中意志。……它……是党内的少数服从多数[48]。

　　她非常坚决地反对列宁所支持的集中制思想：

　　显然，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之点，并不在于为未来的政策准备好一整套指示。重要的是：一、鼓励对各个有关局势的斗争形式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价。二、当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接近的时候，对当前阶段的相对性和革命紧张形势的必然加深保持了解。

　　把这种消极性质的绝对权力如列宁所希望的那样去交给党的最高机构，我们就把这种机构所固有的保守主义加强到了危险的程度。……列宁所要求的极端集中制是充满监工式死气沉沉的精神的。那不是一种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精神。列宁所关心的，主要不在于使党的活动更有成果，而在于控制党——把运动缩小，而不是使运动发展，去束缚它而不是去统一它[49]。

　　她那个著名的结论有时会被人当作是她的思想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区别（尽管这些人错得厉害），那个结论就是：“从历史上来说，一个真正革命的运动所犯的错误，比起最聪明的中央委员会的一贯正确，要无可比拟地富有成效得多[50]。”

　　这次论战很快就变得过时了，它并没有许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说的那么重要[51]。虽然如此，它还是能让我们去分析卢森堡的思想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卢森堡的政党思想同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思想的区别又在哪里。但是同时也应该记住，卢森堡忠于德国社民党，并同样地忠于它在国家层面上和国际层面上的统一。事实上她从未放弃这样的想法，就像她在一九〇八年写给老朋友亨丽爱塔·罗兰—霍尔斯特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分裂——不要把这种分裂同意见分歧相混淆——是致命的。你们现在想脱离党，我愿意尽一切努力来阻止你们这么做……您向社会民主工党提交辞呈一事，只意味着您将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以您不能这么做；我们谁都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能离开组织，同群众脱离联系。哪怕有一个最糟糕的工人党，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52]

　　尽管卢森堡在集中制问题上、在党的作用问题上同列宁有分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一九〇七年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联合起来向机会主义斗争，在那之后也没有破坏他们之间的友好的个人关系。但是，卢森堡在一九一〇年同考茨基决裂，批评考茨基为新修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后，她并没有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任何人的支持，甚至连列宁也不支持她，因为列宁认为她的批评太过分了[53]。一九一三年，卢森堡把她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师时的思想加以提炼，写成了《资本积累论》，这本书出版后遭到了尖锐的抨击，批评她的人不仅有潘涅库克，而且还有列宁。列宁认为，卢森堡提出的“在封闭的经济体内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以资本主义要想实现扩大再生产，就必须掠夺处于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的观点[54]，“从根本上就错了”。

　　卢森堡认为，自己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必然性，以及帝国主义面临由它自身所激起的群众反抗时的脆弱性，但列宁却批评她，说她把革命行动变成了一种客观现象，而且忽略了社会民主党作为革命领导层的作用。到了一九一四年，社会党国际局终于关注起俄国党的问题来了，这正是列宁想要的，他为此从一九一二年起就跟孟什维克——这些人被他称作“取消派”——进行斗争，而卢森堡则赞成考茨基对所谓的列宁的“分裂”政策的批评，并发言赞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重新统一[55]。社会党国际局本来打算在一九一四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问题，但由于一战爆发，这次大会没能开成，如果它开成了，那么人们肯定会见到卢森堡和列宁就俄国问题再次发生对立，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

左派内部的分裂：拉狄克事件


　　德国左派的分裂，是与国际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相联系的，这种分裂，在所谓的“拉狄克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卡尔·拉狄克，本名卡洛尔·索贝尔松[56]，出生在奥地利控制的加利西亚[57]，从这次“事件”之后，开始被人们叫做“拉狄克”[58]。在德国党内，他是个独行侠，说得更准确些，是个“外来者”。他起初是波兰社会党的活动家，一九〇四年参加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五年革命期间，他在华沙负责主办党报《红旗》（Czerwony Sztandar）。革命失败后被捕，然后又逃了出来，在德国避难，居住在莱比锡。他从一九〇八年起为《莱比锡人民报》工作，一九一一年又去了布莱梅，为《布莱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工作，在那里，他尖锐的文风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他不仅和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行论战，而且还与中派的和平主义幻想进行论战。这个年轻人是在一九一二年五月的《新时代》杂志上的专栏里批评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的那批人之一[59]。

　　“拉狄克事件”是一九一二年捅出来的。那年拉狄克应好友塔尔海默[60]的邀请，暂时顶替塔尔海默，去接管哥平根（Göppingen）的一家激进派报纸《自由人民报》（Freie Volkszeitung）。这家报纸长期处于财政困难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它跟符腾堡党组织的修正主义领导人作对。拉狄克痛批执行委员会，说他们同修正主义者勾结起来，企图扼杀这家报纸，捅出了一件全国性丑闻。与此同时，由于他在华沙党委问题上支持反对派[61]，波兰党于一九一二年以盗用同志的钱财、书籍和衣物的罪名将他开除[62]。在一九一二年的德国社民党代表大会上，有人对拉狄克的党员资格提出了质疑，执行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争执不休，最后没有得出结果。一九一三年的代表大会注意到了他已被波兰党开除的事实。根据第二国际的成员党不能接受被另外一个成员党开除的人为党员的规定，大会决定将这条规定追溯用于拉狄克，把他从德国党中开除出去。

　　在波兰党和德国党执委会的交流中，卢森堡担任联络人，在这次事件中，她支持拉狄克的敌人，因为她也讨厌拉狄克。马尔赫列夫斯基支持卢森堡。但潘涅库克和他在布莱梅的朋友们无条件地支持拉狄克，而卡尔·李卜克内西原则上也是支持拉狄克的，因为李卜克内西认为执委会是想拿拉狄克来“杀鸡儆猴”，吓唬其他批评机会主义的人。在国际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则为拉狄克辩护，拉狄克则向德国党的代表大会提出了上诉[63]。由于一战爆发，这事不了了之，但它还是对后来产生了影响。

　　这次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在党内发生的对左派力量的第一次考验——党内有人企图惩罚一位左翼反对者，在这次考验面前，德国左派的领袖却分裂了——左派中有些人乐于看到一位左翼同伴遭到惩罚。左派分子并没有团结到足以形成一个派别去反对官僚机构的程度。在社民党的党员们看来，确实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任何具有凝聚力的、持久的左翼集团存在。

但左翼势力确实存在


　　人们很容易匆忙下结论说，左派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党报记者、作家和教师组成的，比如保尔·伦施[64]、康拉德·亨尼施、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保尔·弗勒利希[65]、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66]和恩斯特·麦耶尔[67]等人，这些人曾在报界跟卢森堡、梅林或马尔赫列夫斯基合作过，或曾在中央党校当过卢森堡的学生。但这种观点过于狭隘。左派中有从布莱梅移居柏林、担任中央党校书记的威廉·皮克[68]，斯图加特的弗里德里希·维斯特麦耶尔，哈勒的威廉·科嫩[69]，这三个人都是党务工作者、全职干部，接受过机关专业工作人员的训练。左派中还有战斗性工人、工会活动家和党员，在一战爆发之前，他们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普遍的“野猫罢工”[70]中让工会领袖们吃了不少苦头[71]。这些人有来自波鸿（Bochum）的矿工海因里希·托伊贝尔[72]，开姆尼茨建筑工人的领袖弗里茨·赫克特[73]，还有斯图加特的技师罗伯特·迪斯曼[74]、鲁尔区哈根城（Hagen）的技师约瑟夫·恩斯特[75]、雷姆沙伊德（Remscheid）的奥托·布拉斯[76]，以及柏林的车工里夏德·米勒[77]。

　　这些左翼激进派活动家在一战爆发前拥有很强大的阵地。在一些工业中心，他们在当地的党员群众和党组织机关中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们享有巨大的威望；通过他们的出版物，他们在党内和工人阶级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一九一四年，当局对卢森堡采取法律手段之后，卢森堡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取得巨大成功，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威望之高[78]。尽管遭到党内官僚阶层和国家政权的两面夹击，他们还是对党内外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卡尔·李卜克内西对这种环境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中，许多青年活动家受到了他的鼓励，培养起了反军国主义情绪，这些青年活动家通常都在柏林党校上过卢森堡的课，这些人有：维利·明岑贝格[79]（当时流亡瑞士）、瓦尔特·施特克尔[80]、埃德温·亨勒[81]、雅可布·瓦尔赫尔[82]、威廉·科嫩、保尔·弗勒利希和格奥尔格·舒曼[83]，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没在这里列出来。

　　在一九一四年，尽管这些活动家还没有形成一个集团，但他们在号召举行群众罢工、抨击帝国主义和军备竞赛、批判考茨基提出的关于裁军的和平主义口号的宣传中靠拢得更紧密了。在不断增多的经济性罢工、反战集会和工人反战游行、以及保卫卢森堡的活动中，他们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使这些人作为社会主义活动家去斗争的共同基础，是他们的坚定信念，他们深信：社会主义革命是唯一能解决帝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方法，群众的自发行动是政治活动中唯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过正如卢森堡所写的，社会主义革命要通过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来进行，而她认为社民党正是这样的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84]。

　　多年来，德国左翼激进派都跟他们自己的党的专制组织冲突不断，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集中制是阻碍群众的激进化、阻碍革命行动发展的最大障碍。他们对集中制的看法同列宁相反。他们注意到修正主义是从党的队伍中间、特别是从党的领导层中出现的。他们知道工会官僚和官僚们的保守观点正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也注意到了帝国主义时期的革命性质，并不倦地批判领袖们的机会主义和专断手段。他们跟卢森堡一样，认为对于组织来说，并没有什么万灵秘方：

　　我们无法预先保护自己免于机会主义偏向的任何可能性，这种危险只能靠运动本身来加以克服——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帮助之下——但只是在有关危险已经在实践中具体成形以后[85]。

　　这种关于行动的基本概念，这种把党视同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以及他们对组织的深深的忠诚（尽管组织上出现了官僚这个肿瘤，他们仍把组织视为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具体表现），这使得他们不愿建立一个派别组织。他们不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或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成立一个革命的流派，哪怕是一个非正式的、松散的流派；如果他们这么做了的话，可能就会促使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因此他们甚至还有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党或第二国际内的任何分裂。

　　直到那时为止，都还没有人正视过〔建立一个左翼派别〕这个问题，就连把它当成是一个可行的假设的人都没有。这个问题，是由兰道尔[86]之类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和弗兰茨·费姆费尔特[87]之类的记者（仅仅是试验性地）提出来的，这两人都不属于工人运动[88]。但是，首先是一战的爆发，然后是第二国际各国支部的领导人对“保卫祖国”的支持，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考茨基在他于一九一三年十月八日写给自己的长年合作者维克托·阿德勒[89]的信中写的这番话，并没有错：“这里现在有某种不安的情绪，有种对新道路的犹豫的探求，从中一定会产生出什么东西……就连罗莎的支持者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90]。”



[1] 《191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1913），第287页。

[2] 同上，第246—247页。

[3]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82页。

[4] 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

[5]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53页。

[6]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至1923年。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中译者注

[7]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53页及其后。

[8] 格奥尔格·雷德布尔（Georg Ledebour，1850年3月7日——1947年3月31日），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Pankow）的议员，一战前是激进派，一战中属中派，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斯派不友好。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领导柏林的独立党组织，并领导着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1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有人控告他的叛卖，共产党指责他的盲动主义。1920年，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独立党左派决裂。1933年流亡到瑞士，1947年于瑞士逝世。

[9]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17—219页。

[10] 约翰·弗里德里希·维斯特麦耶尔（Johann Friedrich Westmeyer，1873年1月14日——1917年11月14日），工人，斯图加特党组织的书记，符腾堡激进派的领袖，卢森堡与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的私人朋友。1914年开始组织反战活动，被逮捕并被征召入伍，后来死于军医院。

[11] 阿图尔·克里斯平（Arthur Crispien，1875年11月4日——1946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当过油漆工、装修工，后来当了记者。“国际派”成立时即参加了这个集团；1915年被捕并被征召入伍。中派反对派成立时即参加该派，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并成为党内右派的领袖。1918年11月至12月任人民全权代表，1918年11月——1919年1月10日任符腾堡邦副总理兼内务部长。1919年——1922年任独立党主席，1922年率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1933年任社民党主席。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3年纳粹篡权后流亡瑞士，最后在瑞士逝世。——中译者注

[12] 威廉·凯尔（Wilhelm Keil），《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历》（Erlebnisse eines Sozialdemokraten），第1卷，斯图加特，1947—1948年，第262页。

[13] 尤里安·巴尔塔扎·约瑟夫·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Baltazar Józef Marchlewski，1866年5月17日——1925年3月22日），出生于波兰，当过染料工人。1888年成为地下活动家，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893年移居德国，继续同卢森堡合作。他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1916年至1918年间被监禁，后来作为俄国公民被释放给苏俄政府，成为苏俄政府的客人。1919年2月返回德国，后来又逃回俄国，然后去了波兰，在那里成为了共产党领袖。1921年拒绝了担任德共领导的邀请。后来定居于莫斯科，担任国际工人救援总会的领导。

[14] 这份通讯的第一期出版于1913年12月27日，它谦虚地自称为“新闻通讯”周报（约翰·彼得·耐特尔〔John Peter Nettl〕，《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删节版，伦敦，1969年，第313—315页）。

[15] 卡尔·W·麦耶尔（Karl W. Meyer），《卡尔·李卜克内西：没有国家的人》（Karl Liebknecht: Man Without a Country），华盛顿，1957年。

[16] 卡·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Militarism and Anti- Militarism），剑桥，马萨诸塞州，1972年。
　　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易廷镇译，三联书店，1962年。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ebknecht-k/1907/index.htm ——中译者注

[17] 卡尔·李卜克内西于1907年2月发表《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后，立即遭到了统治阶级的迫害：同年4月23日，莱比锡法院下令没收该书；同年10月9日—12日，卡尔·李卜克内西以“叛国罪”在莱比锡法院受审，并被判处一年半徒刑，直到1909年6月1日才出狱。——中译者注

[18] 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87页。

[19] 同上。

[20] 托马斯·霍勒（Thomas Höhle），《弗兰茨·梅林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869年—1891年》（Franz Mehring. Sein Weg zum Marxismus 1869-1891），1958年；约瑟夫·施莱夫施泰因（Joseph Schleifstein），《弗兰茨·梅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891—1919》（Franz Mehring. Sein marxistisches Schaffen 1891-1919），东柏林，1959年。

[21] 这种例会于每周五在“莱茵金梦”（Rheingold）饭店举行（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84页）。

[22] 他不承认第二国际中有真正的革命者，认为只有俄国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同上）。

[23] 思想流派（tendency）与派别组织（faction）都是政党内的派别，这两种派别的区别在于：思想流派是由具有某种共同思想、或在某些问题上具有相同看法的人组成的，它的成员并不那么固定，结构也比较松散，没有自己独特的纪律；而派别组织则具有比较紧密的结构，成员比较固定，一定程度上还有自己独特的纪律。——中译者注

[24] 克拉拉·约瑟芬娜·蔡特金（Clara Josephine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娘家姓艾斯纳（Eißner），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办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和德共中央局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25] 路易斯·多耐曼（Luise Dornemann），《克拉拉·蔡特金传》（Klara Zetkin. Eine Lebensbild），东柏林，1959年。

[26] 安东尼·潘涅库克（Antonie Pannekoek，1873年1月2日——1960年4月28日），出生于荷兰，在天文学上有很高造诣，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从1905年开始组织了荷兰社民党内的左翼，并领导“论坛”（Tribune）集团；1909年被开除后，成立了左派社民党。1905年后定居德国，在布莱梅住了很多年，在那里培养了很多活动家。一战前曾同考茨基进行过论战。1914年返回荷兰，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创立了荷兰共产党，支持德国的际共团，随后成为德国极左派的理论家。1920年对共工党的纲领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成为共工党的理论家。在共工党的一系列危机之后，继续从事科学活动，出版了许多权威著作；并继续在荷兰和其他地方宣传委员会共产主义。

[27] 塞尔日·布里西亚涅（Serge Bricianer）编纂，《潘涅库克与工人代表会》（Pannekoek et les conseils ouvriers），巴黎，1969年，第45—46页。

[28] 安·潘涅库克，《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汉堡，1909年；节选收录于：塞·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代表会》，第52—98页。

[29] 安·潘涅库克，《群众行动与革命》（Massenaktion und Revolution），《新时代》，第30卷，第2期，第541—550页、第585—593页、第609—619页；节选收录于：塞·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代表会》，第106—112页。

[30] 塞·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代表会》，第42—43页。

[31] 第二国际的荷兰支部是社会民主工党（Sociaal Democratische Arbeiders Partij），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修正主义逐渐控制了党的领导层。1907年，马克思主义者戴维·怀恩科普（David Wijnkoop）创立《论坛报》（De Tribune），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集团，这个集团就叫“论坛”集团。1909年社会民主工党开除了“论坛”集团，“论坛”集团随即成立了社会民主党（Sociaal Democratische Partij）。1919年，社会民主党加入共产国际，改名为荷兰共产党（Communistische Partij Nederland）。——中译者注

[32] 赫尔曼·戈尔特（Herman Gorter，1864年11月26日——1927年9月15日），荷兰人，出身于牧师家庭。曾学习过古典文学，当过中学教师，写过有关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论文。1896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反对修正主义，支持“群众罢工”，1907年参加《论坛》的编辑工作。1909年被开除，共同创立了左派的社会民主党。1914年反对一战，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参与创建荷兰共产党。1918年年底前往德国，1919年至1920年间成为德共（斯）极左派的理论领袖。后来当选为共产国际阿姆斯特丹局成员，先后同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冲突。1920年4月参与创立共工党，撰文回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11月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协商共工党的“同情党”地位。1921年4月批评统一共产党的三月行动。1922年共工党分裂之后，领导共工党埃森派。在比利时旅行期间逝世。死后他的文学作品和诗集得以出版。

[33] 亨丽爱塔·戈维尔丁·安娜·罗兰·霍尔斯特—范·德·沙尔克（Henriette Goverdine Anna Roland Holst-van der Schalk，1869年12月24日——1952年11月21日），荷兰女作家，社会主义者，著有《森林中的妇女》（1912）和《两个世界之间》（1923）等诗集；曾参加过“论坛”集团，但在“论坛”集团同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的斗争中采取了调和立场。——中译者注

[34] 详见H·舒勒（H. Schurer），《安东·潘涅库克与列宁主义的起源》（Anton Pannekoek and the Origins of Leninism），《斯拉夫与东欧评论》（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第41卷（第97期），1963年6月，第327—344页。

[35] 亚历山大·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本名伊斯瑞尔·拉扎列维奇·赫尔凡德（Израиль Лазаревич 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中译者注

[36] Z·A·B·蔡曼（Z. A. B. Zeman）与W·B·沙尔劳（W. B. Scharlau），《革命商人：亚历山大·赫尔凡德（帕尔乌斯）的一生，1867—1924》（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 The Life of Alexander I. Helphand〔Parvus〕1867-1924），伦敦，1965年。

[37] 霍斯特·舒马赫（Horst Schumacher），《他们叫他卡尔斯基》（Sie nannten ihn Karski），东柏林，1964年。

[38] 致汉斯·布洛克（Hans Block）的信，1913年12月16日，见E·麦耶尔（E. Meyer），《与战前的中派决裂》（Zur Loslösung vom Zentrum in der Vorkriegszeit），《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5期，1927年，第153—158页。

[39] 罗莎·卢森堡的主要传记有：保尔·弗勒利希（Paul Frölich）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伦敦，1940年；约翰·彼得·耐特尔（Peter Nettl）的《罗莎·卢森堡》，两卷本，伦敦，1966年（删节版，1969年）；还有一本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袖之一弗雷德·奥尔斯纳（Fred Oelssner）的《罗莎·卢森堡，简要评传》（Rosa Luxemburg. Eine Kritische biographische Skizze），柏林，1952年。

[40] 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列昂·蒂什卡（Leon Tyszka），也曾用过格罗索夫斯基（Grosovsky）、约翰内斯·克拉夫特（Johannes Kraft）、奥托·恩格尔曼（Otto Engelmann）、克伦巴格尔（Krumbagel）等化名，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斯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斯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局领导人。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入选中央局。1919年1月反对李卜克内西的政策，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

[41]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前引书。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1898/index.htm ——中译者注

[42] 罗·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Massenstreik， Partei und Gewekschaften），汉堡，1906年。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33—111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06.htm ——中译者注

[43] 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481页。

[44] 同上，第482—484页。

[45] 同上，第390—396页。

[46] 弗·伊·列宁，《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454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133.htm ——中译者注

[47] 请参阅：弗·伊·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6卷，第64—75页、第79—85页。——中译者注

[48] 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高铦译，《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50—551页。

[49] 同上，第552页。

[50] 同上，第558页。

[51] 这种观点详见列宁在1907年为自己的一个文集写的序言中提到《怎么办》的那部分（弗·伊·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序言》，《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6卷，第92—100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6/010.htm ——中译者注

[52] 该信出自：亨·罗兰—霍尔斯特·范·德·沙尔克，《罗莎·卢森堡的生平与著作》（Rosa Luxemburg. Ihr Leben und Wirken），第221页。
　　社会民主工党是荷兰的社会党，1909年，罗兰—霍尔斯特、潘涅库克和戈尔特脱离了社会民主工党。——英译者注

[53] 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1卷，第433页。

[54] 这是由耐特尔所总结出来的观点，见《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532—534页。

[55] 同上，第592—595页。

[56] H·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Radek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概览》（Survey），第53期，1964年10月。

[57] 加利西亚（Galicia）是东欧一地区名，现属波兰。1795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时，西加利西亚被奥地利占据，1867年东部亦被占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加利西亚被归还给波兰。——中译者注

[58] “拉狄克”和波兰语中的“盗窃”发音相近，拉狄克是用这个笔名来抗议对他的污蔑。——中译者注

[59] 卡·拉狄克，《我们的反帝斗争》（Unser Kampf gegen den Imperialismus），收录于《在德国革命的行列中》（In den Reihe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第156—176页。

[60]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年3月18日——1948年9月19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9年担任哥平根的《自由人民报》（Freien Volkszeitung）主编，同拉狄克、卢森堡、梅林和维斯特麦耶尔交好。一战爆发后加入国际派，积极参加斯巴达克斯派的活动，1916年被征召入伍，1918年因伤退役，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曾在符腾堡邦政府内短暂任职。1919年至1920年间同极左派斗争，但在1921年为进攻理论辩护。1918年起入选中央局。1923年成为德共理论家，对革命的时机表示怀疑。他和布兰德勒对1923年起义的失败承担了责任。1924年至1928年间居住在莫斯科，在中山大学任教。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随后参与创建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流亡法国，1939年被法国当局扣押，1941年逃往古巴，因为得不到返回德国和法国的许可，1948年在哈瓦那逝世。——中译者注

[61] 在1908年12月5日至13日举行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华沙区党组织批评了党总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波兰党从此产生了裂缝。党内分歧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以华沙党委为首，波兰党的几个党组织开始向以蒂什卡（即列奥·约吉希斯）为首的总执行委员会造反，总执行委员会则于1912年3月1日宣布解散华沙党委，波兰党自此在事实上分裂。在这一事件中，拉狄克站在以华沙党委为首的反对派一边，反对总执行委员会。请参阅《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2卷，第309—314页。——中译者注

[62] 这是波兰党在此事中开除拉狄克的具体理由，请参阅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574—577页。

[63]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55—256页；路·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35—237页；H·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关于拉狄克的自我辩护，请参阅：《我的反击》（Meine Abrechnung），布莱梅，1913年；鲁道夫·弗兰茨（Rudolf Franz）在《1913年的拉狄克事件》（Der Fall Radek von 1913 ）(《论坛》〔Das Forum〕，第4卷，第5期，1920年2月，第389—393页）里充分阐述了拉狄克的理由。

[64] 保尔·伦施（Paul Lensch，1873年3月31日——1926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02年担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07年—1913年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4年8月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19年任柏林大学教授。1922年退出社民党，倒向反动阵营。——中译者注

[65] 保尔·弗勒利希（Paul Frölich，1884年8月7日——1953年3月16日），又名保尔·维尔纳（Paul Werner），出身于工人家庭，是家中的第11个孩子，曾当过商行的办公室职员。1902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8年起在阿尔托纳当记者，1910年至1914年在《汉堡回声报》（Hamburger Echo）工作，与布莱梅的激进派活动家克尼夫、拉狄克和潘涅库克合作过。1914年至1916年在《布莱梅市民报》工作，一战期间应征入伍，当过士官，1916年退役，1916年至1918年与约翰·克尼夫合编《工人政治》，1916年以布莱梅左派的代表身份参加了昆塔尔会议，曾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成员，接近列宁；1916年年底重新被征召入伍，1918年夏季因从事反军国主义活动被捕，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十一月革命后被解放。成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领袖，1918年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在德共成立大会上代表极左派发言，入选中央局。后参加巴伐利亚革命，短暂转入地下。后重新入选中央局，1920年批判列维的消极，1921年成为“进攻理论”的支持者。1921年至1922年任中央局书记。1923年支持布兰德勒。1921年至1924年、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代表德共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928年12月被德共开除，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2年加入社工党。纳粹上台后被捕，1933年12月获释，先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法国、美国，1950年返回西德并参加了社民党。——中译者注

[66] 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Heinrich Ströbel，1869年6月7日——1944年1月11日），1889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为多家党报撰写文章。1908年起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10—1916年间任《前进报》编委。一战初期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属于国际派，1917年加入独立党，曾与其他编辑一起企图将《前进报》置于独立党的控制之下。1918年11月14日至1919年1月4日任普鲁士邦总理。独立党分裂后，回到社民党内。1931年参加社工党，但1932年初又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1944年逝世。——中译者注

[67] 恩斯特·麦耶尔（Ernst Meyer，1887年7月10日——1930年2月2日），出身于火车司机家庭，曾与社会主义者论战，后来于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初开始在《前进报》当记者，负责文艺部门。他是卢森堡的朋友，1914年8月反对战争。因患有结核病，未被征召入伍，一战期间是坚定的斯巴达克斯派，曾多次被捕。1918年德共（斯）成立时即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他和列维是党的主要领导，曾任《红旗报》主编，1921年任政治局书记，后任党主席。他很敌视左派，但出于机会主义立场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8月让位于回国的布兰德勒。1923年未入选中央局。1923年在准备起义时任南方局书记。1924年成为中派领袖，然后又成为了“调和派”领袖。1929年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1930年初逝世。

[68] 弗里德里希·威廉·莱因霍尔德·皮克（Friedrich Wilhelm Reinhold Pieck，1876年1月3日——1960年9月7日），出身于木工家庭，1894年参加工会运动，1895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6年以前一直在布莱梅当木工，1906年至1910年在当地党组织工作。1910年起在柏林负责党的教育工作。他虽然同艾伯特一起工作，但支持社民党左翼。1914年成为国际派成员，1915年5月被捕，1915年10月被征召入伍，1917年8月因抗命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18年1月逃到荷兰。1918年11月返回德国，被李卜克内西介绍加入革命工长组织。先后当选为斯巴达克斯同盟和德共（斯）的中央局委员，1919年1月成为李卜克内西的亲密助手，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捕，后获释，1919年7月再次被捕，同年9月获释。1921年根据中央局的命令尽力在鲁尔进行妥协。后属德共右派，支持布兰德勒，1924年支持中派，领导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工作，1926年领导柏林地区的工作。1929年做了自我批评，并向斯大林屈服，1928年起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1年起任共产国际书记、主席团委员，长期担任共产国际的巴尔干事务书记。1933年至1938年流亡巴黎。1938年回到莫斯科，二战中在自由德国委员会工作。1945年回德国，任德共主席。1946年起任统一社会党主席，从1949年至逝世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69] 威廉·科嫩（Wilhelm Koenen，1886年4月7日——1963年10月19日），生于汉堡一个木工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1907年起任全职干部。1910—1911年在党校学习，1911—1919年任哈勒的《人民报》（Volksblatt）编辑。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任哈勒—梅泽堡（Merseburg）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领导了德国中部的罢工。1920—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曾为三月行动辩护，后来又支持莫斯科妥协。后来参加了中派，1929年屈服。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辗转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46—1948年任统一社会党萨克森州委主席。1949—1963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53年受批判，1959年任柏林工人运动研究委员会（Kommission zur Erforschung der Berliner Arbeiterbewegung）主席。——中译者注

[70] 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是指没有得到工会正式领导的自发罢工。——中译者注

[71] 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478页。

[72] 海因里希·托伊贝尔（Heinrich Teuber，1872年2月23日——1927年9月1日），当过矿工，1900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起任工会主席，工会内左翼反对派的领袖。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三月行动后随列维派退党，参加了共产社，又随共产社先后返回独立党和社民党。1927年9月1日自杀身亡。——中译者注

[73] 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克特（Friedrich Carl Heckert，1884年3月28日——1936年4月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建筑工人。1902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起四处游历打工，1908—1911年先后在柏林、布莱梅和瑞士定居，在瑞士通过妻子的关系联系上了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开姆尼茨建筑工会主席，并认识了布兰德勒。1916年在开姆尼茨建立起了强大的斯巴达克斯派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党，领导当地的党组织。1918年10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参加了同年年底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把开姆尼茨的独立党组织并入了德共（斯）。1919年在德共（斯）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1921年当选中央局委员，1922年担任中央局工会工作部副部长。在1923年秘密准备起义的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23年10月在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中任经济部长。1924年从右派转投中派，1924—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4年10月被捕，1925年7月获释。1927年入选政治局，领导工会工作部的工作，1928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1931年被冲锋队打成重伤。1932年返回莫斯科，重新担任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1936年4月7日逝世于莫斯科，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中译者注

[74] 罗伯特·迪斯曼（Robert Dissmann，1878年8月8日——1926年10月30日），车工，22岁时担任巴门—艾尔贝菲尔德（Barmen-Elberfeld）五金工会领导。1905年担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五金工会书记，1908年担任社民党哈瑙（Hanau）党组织书记。1914年参加反对派，独立党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10月担任五金工会主席，成为工会内左翼反对派领袖，后来因坚持工会的独立性、在哈勒代表大会之前和哈勒代表大会上反对独立党参加共产国际，因而同独立党左派决裂。独立党左派同德共合并后，继续留在剩余的独立党内，1922年同列维合作，反对独立党同社民党合并。1923年同列维在社民党内组织左翼反对派。因心脏病去世。

[75] 约瑟夫·恩斯特（Josef Ernst，1882年3月30日——1959年8月19日），曾当过水手，后来在五金业工作。1909年至1914年在哈根的五金工会中工作，1911年至1914年任当地工会主席，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第八集团军士兵苏维埃主席，参加过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卡普暴动期间曾领导鲁尔工人武装反抗反动军队。1920年至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1931年参加社工党。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二战后参加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1948年至1952年任诺德奈（Norderney）市长。——中译者注

[76] 奥托·布拉斯（Otto Brass，1874年12月21日——1950年11月13日），锉销工，1897年参加社民党。后来当过保险公司出纳员、报社行政人员。领导过鲁尔地区的激进派，参与创建独立党。1918年任雷姆沙伊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同年12月在柏林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魏玛代表独立党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19年在鲁尔组织罢工。1920—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反击卡普暴动，因此被指控叛国。在独立党内属左派，在哈勒代表大会任联合主席之一。独立党左派和德共合并后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1921年2月和列维、多伊米希（Däumig）一同辞职，三月行动之后作为少数派代表参加了莫斯科的谈判，在列维被开除后几个月里公开支持列维，并与弗里斯兰德（Friesland）和马尔赞共同组织新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后参加共产社，同年与列维回到独立党，随后回到社民党。此后直到1933年未发挥重大作用，纳粹上台后遭到监视。1945年以从事地下活动的罪名遭到逮捕，后被红军解救。然后参加了苏占区的社民党组织的领导层，在呼吁重建自由工会和争取社民党与共产党合并的号召书上签名。参加创立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77] 里夏德·路易斯·米勒（Richard Louis Müller，1880年12月9日——1943年5月11日），出身工人家庭，当过车工。负责领导柏林五金工会的车工部门。1914年领导了反对战争的反对派，组织了革命工长网络。在1916年6月、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组织了三次群众罢工。后被征召入伍。1918年11月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反对召开国民议会。反对革命工长组织与德共（斯）合并，反对一月起义。1919年3月在柏林领导罢工。后领导工会和独立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被德共开除出党，1929年退出政治活动，转而经营房地产。——中译者注

[78] 请参阅：《罗莎·卢森堡反对德国军国主义》（Rosa Luxemburg gegen den deutschen Militarismus），东柏林，1960年。

[79] 维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1889年8月14日——1940年6月？日），出身于旅馆老板家庭，12岁起在全国巡回打工。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0年起流亡瑞士，在那里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瑞士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并重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领导层。曾多次被捕，1918年被驱逐出瑞士。1918年11月起在斯图加特参加了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同盟，1918年12月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左派）全国会议。当选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被监禁五个月，在海德尔堡（Heidelberg）代表大会上组织了介于列维和左派之间的“缓冲集团”。1921年起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数次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争执。1921年负责组织国际工人救济会。为帮助共产国际，组织了商业网络“明岑贝格托拉斯”。1933年后流亡法国，当接到要他去俄国的命令时，拒绝前往，1938年被德共开除，1940年被法国当局扣押，法军溃败时获释，在圣马塞郎（Saint-Marcellin）附近被暗杀。

[80] 瓦尔特·施特克尔（Walther Stoecker，1891年4月9日——1939年3月10日），出身于工程师家庭，1908年参加社民党，活跃于青年运动，1912年起在科隆领导社会主义学生组织，1914年同明岑贝格建立联系。1915年被征召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1918年至1919年领导科隆的苏维埃。1918年12月—1919年6月任艾尔贝菲尔德的《人民论坛报》（Volkstribüne）编辑。1919年6月任独立党副书记，成为党内左翼的领袖。1920—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加入统一共产党，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1921年列维辞职后任党主席，同年8月在德共七大上被免去领导职务。1923年1月在德共八大上入选中央局，同年担任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委政治书记。积极参加了十月起义的准备工作。1924年加入中派。1924—1932年任共产党国会党团主席。在“国会纵火案”中被捕，曾在多个集中营被关押过，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里死于斑疹伤寒。——中译者注

[81] 埃德温·亨勒（Edwin Hoernle，1883年12月11日——1952年7月21日），出身于牧师家庭，学过神学。1909年与教会和家庭断绝关系，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2—1914年任《士瓦本每日卫报》（Schwäbische Tagwacht）副主编。一战爆发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参加了《国际》的发行工作。1916年4月代表斯图加特社会主义青年参加了耶拿社会主义青年反对派秘密代表会议。1916年6月被捕，同年8月被送往前线作战。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当选为斯图加特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并参与创立德共（斯）。1919年1月至6月被捕入狱。专门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开展工作。1923年入选德共中央局，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1924年支持中派，但反对开除左派，1928—1933年在中央局竞选活动部工作。1933年流亡苏联，1943年参与创立自由德国委员会，1945年返回德国，至逝世前一直担任重要职务。——中译者注

[82] 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 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斯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参加右派而被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然后参加了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被法国当局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

[83] 格奥尔格·舒曼（Georg Schumann，1886年11月28日——1945年1月11日），出身于石匠家庭，当过工具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至1913年在党校学习，后成为记者。一战中加入国际派，1915年被捕并被征召入伍。后被军事法庭判处12年苦役。十一月革命爆发后获释，在莱比锡领导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工作，后来领导德共（斯）。他是德国中部最受欢迎的领袖，属右翼。1924年转入中派，同年5月当选国会议员，12月辞职。1925年至1926年间在莫斯科为红色工会国际工作，1926年至1927年在德国入狱。1929年成为调和派，后做了“自我批评”。1930—1933年再次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纳粹篡权后被捕，1939年前一直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后被释放，返回工厂工作，很快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共产党抵抗组织的领导，这个组织宣称反对苏联的自由德国委员会，并赞成社会主义。1944年被捕，遭受了酷刑，1945年1月11日遇害。——中译者注

[84] 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479页。

[85] 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57页。

[86] 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1870年4月7日——1919年5月2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一战中坚持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立场，1919年4月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任公众教育和启蒙人民委员，后辞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入狱，1919年5月2日在狱中遇害。——中译者注

[87] 弗兰茨·费姆费尔特（Franz Pfemfert，1879年11月20日——1954年5月26日），作家，《行动》（Die Aktion）周刊编辑，战前曾在左派立场上批判社民党，一战中成为表现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1915年成立“反民族社会党”（Antinationale Sozialistenpartei）。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让《行动》为极左派工作，1920年4月参加共工党，为“工人联合会”辩护。1921年初被共工党开除，继续对工人政党进行左翼批评。1923年申请加入“第二斯巴达克斯同盟”，同托洛茨基建立了个人合作关系，在为国际左翼反对派辩护过程中同托洛茨基接近。1933年先后流亡布拉格、巴黎，1940年流亡伦敦。1941年定居于墨西哥，在那里当摄影师，后逝世于墨西哥。

[88] 作家弗兰茨·费姆费尔特从1911年起出版《行动》周刊，他支持卢森堡身边的左派力量，但号召“成立一个新的工人党”（汉斯·曼弗雷德·波克〔Hans Manfred Bock〕，《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Sy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格兰河畔麦森海姆〔Meisenheim am Glan〕，1969年，第47页）。

[89] 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年6月24日——1918年11月11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一战中公开支持奥匈帝国参战。1918年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90] 引用自维·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通信录》（Briefswechsel mit August Bebel und Karl Kautsky），维也纳，1954年，第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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