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九章 双重政权时期


Ø 工人士兵苏维埃
Ø 各政党与苏维埃
Ø 资产阶级政府
Ø 柏林执委会
Ø 两个政权之间的冲突
Ø 苏维埃代表大会


　　西方历史学家通常认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国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他们强调指出：德国的苏维埃的活动是无足轻重的，这些苏维埃具有仓促拼凑的性质，它们的行动是犹豫不决的，最后，它们是无力的。同俄国革命相比较，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的苏维埃算不上真正的苏维埃，只是一些短命的组织，是由于一时头脑发热去追求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风尚而产生出来的过渡性组织[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观点，则把某些历史学家引上了类似的立场。尽管一九一八年的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斯派都从德国的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了证明德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证据，东德的一位专家却在一次公开讨论中指出：在最初的一些事例中，德国的苏维埃是“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关”[2]。

　　西方历史学家之所以这么会认为，是为了表明：在先进国家里，想要发生一场苏维埃革命，想要成立一个由各级苏维埃像金字塔般一层层地组成的国家机关，完全是空想。而其他人的任务则是要证明：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坚定领导”，革命就不会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这两种观点都带有政治偏见，但两者都表达出了某种真理；在一九一八年，德国的苏维埃所缺少的，正是布尔什维克曾在俄国做到过的：一致、耐心地向群众解释；正是因为做了这样的解释，才使得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加强了苏维埃、提高了他们在苏维埃内的威信，并争取到了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使苏维埃成为了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武器。

　　但是，如果有谁拿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国苏维埃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俄国苏维埃来做比较的话，那他就错了。我们应该先拿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国苏维埃同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国苏维埃来做比较；这两者都是在关于政权的政治大辩论取得进展之前就出现了，而且都是通过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行动产生的。尽管德国的革命派在组织上有种种弱点，他们在德国的苏维埃的成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布尔什维克派在俄国的苏维埃的成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重要得多。而且，对于这个因素，无论是德国还是协约国的资产阶级都是承认的。

　　其实，苏维埃革命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的德国爆发的机会，要比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国爆发的机会更大。当然，所有工人中心的苏维埃都在社民党和独立党的影响之下出现了对立。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全国的苏维埃——包括彼得格勒（Petrograd）苏维埃里——占有多数。而在德国正好相反，最重要的一些苏维埃被革命派、独立党左派、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斯巴达克斯派、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领导着。在柏林有里夏德·米勒，在慕尼黑有库尔特·艾斯纳，在斯图加特有吕克，在开姆尼茨有赫克特，在莱比锡有利平斯基[3]，在布伦瑞克有梅尔格斯，在汉堡有劳芬贝格，他们都是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他们领导的苏维埃是当地的权力机关。至于其他方面，在喧嚣纷乱的德国苏维埃的诞生过程中所出现过的各种混乱，跟俄国苏维埃诞生时、一九三六年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代表会（consejo）诞生时所出现过的混乱比起来，既不多也不少。

工人士兵苏维埃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国苏维埃与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国苏维埃的根本区别在于：德国苏维埃被老的工人政党和工会把持着。这首先可以用两国的不同传统来解释：在俄国，苏维埃成了最杰出的组织形式，而在德国，老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工人阶级生活中长久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在科隆，曾有人试图成立一个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其中有康拉德·阿登纳[4]博士）在内的福利委员会（Wohlfahrtsausschuss）[5]，最后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当地领导人在十一月八日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工人苏维埃，这个决定在下午的会议上在一片赞成声中获得批准。在卡塞尔（Kassel），当地工会和两个工人政党在举行讨论后，于九日成立了苏维埃及其下属的行动委员会，并在十三日得到了由工人和士兵选出的六百名代表组成的大会的承认。在布雷斯劳（Breslau），社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邀请独立党一起成立“人民委员会”，这个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是社会民主党人保尔·洛贝[6]，在十三日举行的有三万人参加的集会上，这个委员会“被选出”了。在杜伊斯堡、雷克林豪森（Recklinghausen）和比勒菲尔德（Bielefeld），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致使中央党和基督教工会的代表参加了工人苏维埃——在比勒菲尔德，这个过程是由社民党人卡尔·塞费林[7]主持的[8]。

　　总的说来，这些情况只是例外，只有在革命运动被政客或改良主义机关利用、或被它们抢先下手的地方，才会出现这些情况。尽管在革命派内部，在对苏维埃的精确定义上存在着种种分歧，但在坚持苏维埃必须是民主的、并且必须直截了当地反对任何操纵选举或鼓掌表决[9]这一点上，他们都是一致的。在大多数时候，工人群众要的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社民党人总是忠于自己的“民主原则”的，他们希望选举按照地域原则，一个区一个区地举行选举；选举得是“普选”的，这样子的话，机关工作人员之类的社会贤达，就能像在通常的选举中那样，击败那些以自己的阶级立场而闻名的候选人。因此，在德累斯顿临时苏维埃按地域原则组织的选举中，社民党赢得了五十个工人代表席位中的四十七席和五十个士兵代表席位中的四十席[10]。因此，由社民党工会活动家诺伊林[11]任主席的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成了最保守的苏维埃之一[12]。

　　而在其他地方，在工厂举行的选举是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进行的，投票权是根据生产单位来安排的。在柏林，在大工厂里每一千人选一位工人代表，其他工厂里则是几百人选一位代表[13]。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每四百人选一位代表，在汉堡和莱比锡是每六百人选一位代表，在斯图加特是每三百人选一位代表，在布莱梅是每一百八十人选一位代表[14]。

　　许多地方的社民党党员要求抵制工厂中的选举。布伦瑞克的社民党人提出：无论投票结果如何，必须保证各党都能在执委会里拥有相同的席位。他们遭到了拒绝，也就没有坚持下去，五千四百五十四名选民从临时委员会提出的五十人名单中选出了二十五名代表。斯图加特的情况正好相反，当第一个临时苏维埃的委员们被捕后，社民党在选举中赢得了绝对多数，他们赢得了三百个席位中的一百五十五席，而独立党只赢得了九十个席位。在莱比锡，自从独立党分裂出来后，社民党多数派在当地就没有组织了，所以几乎所有当选的苏维埃代表都属于独立党。在布莱梅的威悉造船厂，左翼激进派赢得了二十四席，社民党赢得十三席，独立党赢得九席，当选的社民党党员参加了苏维埃。但在汉堡，社民党只是在其他组织许诺会给他们在执委会里保留代表席位后，才在最后一刻同意参加[15]。

　　在工厂的选举中，每当社民党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当地的社民党及工会领导人就会高呼“团结”，并援引十一月九日的柏林协议，来争取在执委会中平分代表席位。但是这些要求同那些当选者所关心的东西并不矛盾，因为政党和工会代表参加苏维埃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威信。莱比锡的执委会中有十位工人、十位士兵和三位独立党代表。汉堡的执委会则有十八位经选举产生的委员（其中工人和士兵各有九人），还有十二位来自各组织的代表，其中有三名社民党党员、三名独立党党员、三名左翼激进派、三名当地工会干部。

　　大多数地方的情况都跟柏林相似；独立党放弃了对自己有利的比例代表制，同意在执委会中平分代表席位——即使是在他们占有多数席位的苏维埃里，比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多特蒙德（Dortmund）、爱尔福特和大多数工业城市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有在当地不存在社民党组织、或当地社民党组织拒绝参加执委会的地方，独立党才自己组成执委会，比如布莱梅、莱比锡、哈勒和杜塞尔多夫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在自己力量强大的地方，社民党就不愿平分平分代表席位了。在斯图加特，独立党只赢得了十五个席位中的四席[16]。

　　各级工厂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组成了一个金字塔般的结构，在这个金字塔中，越靠近顶端，社民党和工会机关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在苏维埃成立后的几周里，他们拼命组织覆盖地域较广的地区性苏维埃，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其中保持多数地位，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把被他们控制、或被他们平分了代表席位的苏维埃塞进去就可以了。

　　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下面这种现象，是毫不出奇的：十一月里许多苏维埃仅仅是虚有其表的空架子，或是仅发布了一纸宣告成立的宣言，并且在社民党的反苏维埃路线与独立党的“踌躇华尔兹”之间来回摇摆。虽然如此，一些苏维埃还是明确表示，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真正的苏维埃国家。几个苏维埃废除了现有的权力机关。开姆尼茨、莱比锡和哥达的苏维埃宣布解散当地市议会，汉堡、布莱梅和柯尼斯堡的苏维埃解散了传统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机构[17]。其他的苏维埃在这么做的时候甚至都没说一声，直接就把委员会里的高官或原先的议员给赶走了。

　　布莱梅的苏维埃则更进一步，他们禁止举行任何要求重选参议院或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集会或示威[18]。在诺伊克伦的苏维埃里，斯巴达克斯派占有多数，这个苏维埃禁止了各种旧组织的一切活动，并宣布解散警察部队。柏林地区被媒体骂做无产阶级专政的试验场[19]。布里茨（Britz）、马里恩多夫（Mariendorf）和滕佩尔霍夫（Tempelhof）的情况也没什么不同。十一月十八日，下巴尼姆选区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会议号召在整个德国实行同样的措施[20]。

　　十一月二十日，下莱茵兰和西威斯特法利亚的各苏维埃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独立党人奥托·布拉斯提出的一项动议：解散一切现有的国家机关，并将权力交给苏维埃。一项给各苏维埃制定的行动纲领列出了具体措施——解除警察的武装，建立赤卫队，组织安全部队，控制司法和粮食供应，等等。在每一个由革命的独立党人和斯巴达克斯派占苏维埃多数的城市里，这项纲领都得到了执行，至少也是开始着手进行，这些城市有杜塞尔多夫、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汉伯恩（Hamborn）、米尔海姆（Müllheim）、索林根（Solingen）、埃森等。哥达工人士兵苏维埃解散了邦议会，成立了一个邦政府[21]。

　　由苏维埃成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或警察，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体现了革命派建立另一个权力中心的意志[22]。这些部队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希尔登布格豪森（Hildenburghausen）的工人卫队[23]、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义勇军[24]、汉堡的一支治安部队[25]等，其中赤卫队的叫法是最常见的；这些部队的核心是由起义水兵组成的，比如由士官伦斯曼（Lunsmann）领导的布莱梅赤卫队[26]、由前军官弗里茨·菲尔赫兰特（Fritz Ferchlandt）与“红水兵”卡尔·梅塞贝格领导的哈勒“保安团”[27]、布伦瑞克的一支约有一千人的赤卫队等[28]。

　　最后，在由革命派领导的苏维埃里，其执委会自己就具有足以履行政府职能的机构，苏维埃任命专人或委员会来负责财政、公共安全、粮食供应、劳动问题等事务。它们行使着各级权力——从司法、立法到行政——这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正好相符。十二月三日，埃森工人士兵苏维埃占领并关闭了《莱茵—威斯特法利亚新闻》（Rheinisch-Westfälische Zeitung），几天后又关闭了《埃森联合报》（Essener Allgemeine Zeitung）。哈瑙苏维埃下令禁止解雇工人，并施行八小时工作制。米尔海姆苏维埃颁布法令，将工资提高了百分之八十[29]，莱比锡苏维埃没收了新闻媒体和卫戍司令部的宣传部门[30]。那些最警觉的政客并没有弄错；赫尔曼·米勒写道：诺伊克伦共和国正走向“类似苏维埃俄国的阶级专政”[31]。

　　在德国各地，凡是参加了苏维埃的活动的革命派，都站在争取建立另一种政权体制的斗争的最前线。十一月革命初期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相反例子——在符腾堡，有几天工夫，所有的工人政党（包括斯巴达克斯派在内）都参加了一个享有合法权力的临时机关，即符腾堡“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在革命后立即得到了邦议会的授权。两名斯巴达克斯派活动家在其中担任要职。已从监狱获释的奥古斯特·塔尔海默负责财政，阿尔伯特·施莱纳[32]负责军事[33]。但斯巴达克斯派中央局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们发表了一封由约吉希斯署名的信，信中向符腾堡人解释道：在当前情况下，与社民党一起参加政府，分担政府的职责，是严重的错误[34]。塔尔海默收到信后当即辞职，施莱纳不久也辞职了[35]。

各政党与苏维埃


　　当苏维埃开始在德国各地成立时，没有人出来反对，也没有人出来同它们争夺权力，这体现了苏维埃运动的锐气与活力。社民党到处给资产阶级政党提供庇护，让它们还能留有一席之地，这让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们万分庆幸[36]。最高统帅部自己也认可了士兵苏维埃的存在。在位于比利时斯帕镇（Spa）的司令部里，法乌佩尔中校接见了士兵苏维埃的代表团；他向士兵苏维埃的代表们解释了将部队从西线撤回国内的艰巨性，并请求他们配合军官的工作[37]。苏维埃的权力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帝国当局、行政机关、警察、法院和军方的承认。

　　但是，反抗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权力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成立市民苏维埃，市民苏维埃有时会分成各种专门的苏维埃，如医生苏维埃、律师苏维埃、法官苏维埃，甚至还有地主苏维埃和牧师苏维埃[38]。比如说，在科隆，当《科隆新闻》说资产阶级已经准备支持新的政权机关时[39]，该市一批商人却成立了汉莎同盟[40]，其目的就是要成立市民苏维埃[41]。《德意志新闻》（Deutsche Zeitung）赞成这个要求，并写道：只有苏维埃是不够的，在面对着“偏心”的工人卫队时，必须组建“民卫军”[42]。

　　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各级政府承认了苏维埃具有真正的权力，但仍将苏维埃视为昙花一现的过渡政权，他们认为苏维埃应该把临时的合法性授予现存的、已不再具有法定地位的政府机关，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苏维埃来把形势引上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内，这是社民党的看法。他们认为，苏维埃只是在帝国政权倒台时出现的临时机构，苏维埃应该放弃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力，因为它们只能代表人口中的一部分。十一月十三日的《前进报》上发表了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43]的文章，其中写道：“我们已经胜利了，但这胜利不只属于我们自己，也属于全体人民。所以我们的口号不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是‘一切权力归人民’[44]。”

　　根据这种观点，苏维埃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帮助成立一个全新的“民主”政权，这个政权应该以经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为基础，而这个国民议会将享有制宪的权力，也只有这个国民议会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

　　在此基础上，在争取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这个会议将从苏维埃手中夺过权力，制定民主宪政）的斗争中，在有产阶级的推动下，各种旧的政治势力形成了一个联盟，而社民党成了把这些势力团结起来的先头力量。为了对抗革命、保卫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和私有制，旧的权力机关和政客们以快得出奇的速度投身于“民主”运动。一夜之间，保守派和反动派们摇身一变，成了共和派和民主派，成了“主权在民”的信徒，而此前他们对这个原则是不屑一顾的。

　　《十字日报》（Kreuz-Zeitung）去掉了自己以前的标语“为了上帝、国王和祖国，前进！”，鼓吹起了普选制[45]。天主教中央党改名为基督教人民民主党。保守派重组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DNVP），其纲领包括实行普选制、建立议会制政府、实行出版和言论的自由。老的德国进步党（Deutsche Fortschrittspartei）和部分民族自由党（Nationalliberale Partei）合并为德国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DDP），没有同进步党合并的那部分民族自由党人则在施蒂内斯[46]、弗格勒[47]、罗赫林[48]等商业巨头的支持下成立了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DVP），由古斯塔夫·施特莱泽曼[49]任主席。容克和资产阶级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因为他们的首要目的是摆脱苏维埃[50]。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内部并无重大分歧。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和艾伯特都同意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十一月十日的宣言也承认了这一点。独立党的“人民全权代表们”提出了技术上的反对意见，讨论着选举定于何时为宜，并请求给些时间来“准备”竞选活动，但他们选择了议会制共和国而不是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51]。尽管如此，在独立党内部并不是一点反对意见都没有的。党的左翼——柏林党组织的领导人和革命工长组织——曾为“权力归苏维埃”的思想力争了几个月，他们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与斯巴达克斯派意见一致的。

　　事实上，只有斯巴达克斯派始终如一地在思想上反对召开立宪会议。卢森堡在发表于《红旗报》上的文章里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她在文章中重申：

　　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是民主还是专政。被历史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像资本主义利润的代理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不是炸弹、暴动、阴谋、“无政府状态”，这是运用全部政治的权力手段去实现社会主义，剥夺资本家阶级。这是符合占无产阶级多数的革命者的意愿的，是依靠他们的意志实行的，因此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的。

　　没有无产阶级多数的自觉意志和自觉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为了加强这种觉悟，锻炼这种意志，组织这种行动，需要一个阶级的机构，这就是城乡无产阶级的全国议会[52]。

　　但是，对于这一原则性立场的意义及其在实践中的推论，在革命派内部也是众说纷纭。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宣称：工人士兵苏维埃就像俄国的苏维埃那样，构成了“世界革命的口号”、“今天的革命的初步知识”[53]，她在发言中还归纳出了使一九一八年革命同它之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区别开来的特征，对于这些，革命派确实都是同意的[54]。但当“革命派在苏维埃里处于少数地位时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出来时，分歧就出现了。

　　十一月十六日，继奥托·吕勒退出德累斯顿市工人士兵苏维埃后，左翼激进派代表们也集体退出了市苏维埃；他们认为自己不应该继续留在苏维埃里，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少数地位，遭到由当选的社民党和独立党代表——这些代表被他们笼统地概括为“反革命”[55]——组成的联盟的反对。通过这一轰动性的表态，他们拒绝了一种前景，而这种前景正是卢森堡在她的发言中所描绘的：“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挖空资产阶级国家，我们要到处都使公共权力即立法和行政不再分离，而是结合起来，交给工人士兵委员会掌握[56]。”

　　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戏剧性的与历史性的弱点，与下列事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苏维埃政党”，没有这么一个政党来激励、鼓舞苏维埃，没有这么一个政党来参加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而这些正是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之间做到了的。在“要立宪会议还是要苏维埃”这个关键问题上，独立党右翼的领袖哈泽、迪特曼等人采纳了社民党的立场（只有一些小分歧）。独立党左翼则在总体上（在组织上则是个别的）同意斯巴达克斯派领袖的观点。斯巴达克斯派自己也产生了分歧：领导核心认为必须去争取群众，并按这一前景去开展工作，而一部分急躁的成员则放弃了说服群众的任务。这种混乱，以及缺乏一个能坚定地领导争取苏维埃中的大多数的斗争、领导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斗争的革命组织，致使阵地落到了苏维埃的敌人手里——这些敌人就在苏维埃内部活动着。

　　就在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下令解散参议院和众议院之后，才刚过了几天，苏维埃就重新成立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将其作为行政机关。也是在汉堡，一位参议员彼得森（Petersen）任命前军官弗雷德里克·鲍曼（Fredrick Baumann）去同工人士兵苏维埃内的“极端分子”作斗争。鲍曼很快就通过士兵苏维埃当上了苏维埃委员，并同社民党合力“逐步将激进派从控制着军队或警察的职位上赶走”。他甚至还成功地将自己安插到了赤卫队负责人的位子上，而这支赤卫队本来是要保卫苏维埃的[57]。

　　中央政府的存在助长了旧的政权机关的复活，在同旧的政权机关的合作过程中，苏维埃一步步地被逼进了死角。财政上的需求已经把刀子架在了苏维埃的脖子上。苏维埃遭到了来自的内部的破坏和腐蚀。卢森堡的话很快就应验了：“在十一月九日所赢得的革命果实中，他们让最重要的东西从手里溜走了[58]”。即使是在他们进行了抵抗的地方，他们也没能坚持多久。诺伊克伦于十二月六日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柏林苏维埃执委会在十二月十一日又撤销了这个决定[59]。十二月十六日，第一次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就在这一天，普鲁士政府在诺伊克伦重建了旧的政权机关[60]。

　　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德国资产阶级遭到了失败，但它的生命力依然要比一九一七年的虚弱的俄国资产阶级强大得多。它掌握着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军官团，最重要的是它得到了灵活的、富有经验的社民党机关的全面支持，社民党知道如何有效地保卫它所谓的“秩序”和“自由”，使它们免遭所谓的“混乱”和“专政”破坏。最终反革命的阵地得到了加强，确保了他们在苏维埃心脏里赢得的胜利，李卜克内西在十一月十日发出的警告应验了。最后，德国资产阶级得到了协约国军队的坚定支持，在整个德国革命期间，协约国的威胁一直如影随形。

资产阶级政府


　　十一月十日在布什马戏场举行的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政权交给了六个“人民全权代表”，而这六人在几小时以前就已经进入了帝国内阁。通过这种方式，柏林“苏维埃”任命艾伯特为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主席，而他早在前一天就被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任命为帝国首相了。这样一来，在双重政权状态下，却产生了一个单一的内阁，一个双面政府，对于工人来说，这个政府是苏维埃性质的，而从国家机关、统治阶级、军队与协约国的立场来看，这个政府又是资产阶级的合法政府，它的代表艾尔茨贝格尔从十一月八日起就请求协约国提供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斗争的物质手段[61]。

　　对于艾伯特首相和军方首脑在十一月革命中达成了交易一事，今天已经没人再有怀疑；尽管关于威廉·格勒纳将军曾在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夜里同艾伯特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的说法已不再被正式接受[62]。十一月十日，兴登堡元帅给军方首脑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总参谋部已经决定同首相合作，以“阻止布尔什维克恐怖主义在德国蔓延”[63]。显然，格勒纳是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的主要人物，几年后，当他遭到来自右翼的抨击时，他为自己辩解道：

　　军官团只会与保证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斗争的政府合作……艾伯特已经就此下定了决心……我们结成了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盟……其他政党对群众的影响力都不够强，不足以在军方帮助下重建政府权力[64]。

　　在艾伯特政府治下，国家机关继续运作，官吏继续工作。早在十一月九日，艾伯特就已号召所有国家官吏留在岗位上[65]。十一月十三日，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宣布，联邦参议院（帝国政体中立法机构的第二院）与各地诸侯将继续“得到授权，以行使根据帝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职责，在未来也不会改变”[66]。所有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被帝国当局选出的全体高官原封不动。

　　 在人民全权代表政府里，在（理论上的）当选的苏维埃执委会委员的监督下，资产阶级部长继续把持着原来的职位，同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一起留在内阁里；冯·绍伊赫[67]将军继续当国防部长，佐尔夫[68]博士继续当外交部长，中央党人希菲尔[69]继续当财政部长，民主党人胡戈·普洛伊斯[70]继续担任内务部国务秘书[71]。九日和十日这两天里，艾伯特把自己的人安插到了政府最高层的关键职位上。他的朋友巴克[72]成了总理办公厅主任。西蒙斯[73]负责检查信件，这样总理就能接到任何对他来说是重要的邮件，即使这些邮件属于其他人民全权代表的管辖范围[74]。

　　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原封未动。当然，在十一月十二日发表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第一份宣言为新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份宣言宣布：大赦政治犯、解除戒严、取消书报审查制度、保障言论自由、赋予妇女选举权、年满二十岁的公民均享有选举权等[75]。它还采取了一些规范与保护劳动的重要措施，许诺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扩大社会福利体系，设立失业救济制度，并制定了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计划[76]。但这些措施都只是为了保存现有社会、保卫私有制而实行的，是因为工人运动吓怕了资产阶级才被采用的。十一月十五日，雇主方面最重要的代表——胡戈·施蒂内斯、弗格勒、胡根贝格[77]、拉特瑙[78]和西门子等人——与工会签订了建立“劳动共同体”的协议[79]，这就是最重要的事例；在该协议中，雇主们在名义上接受了此前一直被他们所顽固地拒绝的要求，这些要求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不减少工资；通过集体协议制定工作条件；承认工厂内的工会代表，解散黄色工会；在雇员多于五十人的企业里选举委员会以监督集体协议的实施情况；设立各级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中工会代表和雇主代表的人数必须对等[80]。

　　一个资产阶级评论家说，这份协议立了一个大功：“它构成了一道坚强的壁垒，可以保护我们的社会制度免遭暴力颠覆[81]。”各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的代表组成了一个社会化委员会[82]。这个社会化委员会没有带来什么东西，只是给资产阶级争取到了一段有利的时间而已。

　　“保卫大资本家的财产”，这可不是一句受欢迎的口号，所以社会党人不得不用“社会化”的口号来保卫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还用呼吁“新闻自由”的方法来保护大型报社，不让它们落到革命工人手里，当斯巴达克斯派夺取了《柏林本地新闻》（Berliner Lokalanzeiger）后，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资本家不仅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建筑物、厂房和资本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纲领，在他们感到内战不可避免时，他们还能利用这些东西来为内战进行思想上的和物质上的准备。

　　通过这种途径，一个曾在俄国被俘的战俘爱德华·施塔德勒[83]获得了大笔资金支持，成立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中心”，其中一部分资金是由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行长赫尔菲利希提供的，这笔钱被用来印刷几十万份传单和小册子，这些宣传品通常煽动暗杀斯巴达克斯派、渲染“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渲染混乱状态、攻击“嗜血的罗莎”[84]和污蔑犹太人[85]。施塔德勒成立了“总书记处”来掩盖更有效率的组织“反布尔什维克同盟”（Antibolschewistische Liga）；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组建了自己的情报机关，并建立了一个组织，用施塔德勒的话来说，是一个“积极反共、反间谍的组织”[86]。

　　十一月革命后，由于“新闻自由”的口号（社会民主党及支持他们的力量大肆鼓吹这个口号），媒体依然被反工人阶级力量控制着。《弗斯报》、《柏林日报》、《十字日报》之类的报纸仍在继续出版，并得到了大笔资金，而工人革命组织却只能依靠劳动人民的捐款，所以他们要么不得不沉默，要么就只能依靠极其困窘的财力，顶着社民党—资产阶级联盟的巨大压力，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政府的许可下，“自由媒体”甚至敢对柏林苏维埃执委会的宣言和决议进行审查和删减。各家新闻社也仍然被私人控制着，艾伯特任命自己的儿子来主管半官方的政府新闻社[87]。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媒体、所有自称发表“新闻”的出版物是怎样从十一月中旬起，不仅支持政府召开立宪会议的号召，并合伙极力抹黑工人士兵苏维埃的。

柏林执委会


　　在革命的头一个月里，在十一月革命中被苏维埃授予了权力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同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通称执委会〔Vollzugsrat〕）进行了一场争夺影响力的艰苦斗争。不久前有一位历史学家强调指出了其中的矛盾，他认为：由于革命派在布什马戏场大会上不敌士兵的压力，才产生了这个执委会，其中社民党占多数，但在成立后的几周里，革命派却想通过它来巩固苏维埃的统治，并且造成了初期的激进路线同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亲资产阶级措施的对立[88]。

　　执委会开会的环境，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完全不同。后者的委员都被安插到了各个部里，在那里，尽管有人曾做出一些反抗的姿态，但他们很快就被官吏和行政程序给同化了；而执委会则设在普鲁士邦议会大楼里，在革命的心脏里。它继续受着来自街头的压力，用执委会主席里夏德·米勒的话来说，就是“服从于革命在墙上所写下的一切”[89]。同时它还体现出了其最活跃的成员——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的雄心，即把它变为德国革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90]。它还反映出了柏林工人群众的信任，在每个转折关头，柏林工人群众都向执委会发出了呼吁，因为他们把执委会当成自己人。那里的气氛是如此的革命，以至于最温和的社民党人都经常在同事或工人代表的劝说下，走得比自己希望的更远[91]。

　　执委会成立之初，社民党员及其同情者在其中占多数。“平分”仅适用于被士兵选出来的人。但不可靠的当选者很快就会被可靠的活动家替换。十一月十三日以后，它的核心成员稳定了下来[92]。两位主席是里夏德·米勒（这是对柏林工人做出的让步）和代表士兵的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第一位代表士兵的主席是冯·贝尔菲尔德[93]上尉，他在两天之后被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取代）[94]。社民党党团的领导人是后来才被选为士兵代表的马克斯·科恩—罗伊斯，以及以“工人代表”身份参加的赫尔曼·米勒[95]。革命派党团的领导人是雷德布尔和多伊米希，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是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成员、领导了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历次罢工的人，比如埃克尔特、诺严多夫和维格曼。在他们身边是已为柏林工人阶级所熟知的革命五金工人，包括保尔·肖尔策（他主持革命工长组织的会议）、诺瓦科夫斯基、保尔·诺伊曼、海因里希·马尔赞和马克斯·乌里希[96]（他当时负责苏维埃书记处[97]）。执委会里的社民党人都是全职党务干部或工会干部，比如古斯塔夫·赫勒和奥斯卡·鲁施[98]，后者很快就向左转，参加了独立党。

　　士兵代表就不同了。汉斯·帕舍[99]是一个有意思的资产阶级青年的偶像人物，他的父亲是个商人，是民族自由党人，曾被选为国会议长。他是通过和平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100]。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在政治上都追随社会民主党。他们才刚刚开始政治化，其中有些人是毫不掩饰的野心家，想利用这种局势捞一把，以“监督”为名把自己的朋友塞进政府部门里，并以自己的不负责任来给一切严肃的工作制造障碍[101]。其中有真正的冒险家，比如柯林·罗斯，他是艾伯特和维尔斯安插在士兵苏维埃里的代理人，十二月里因勾结保皇派被赶出苏维埃，后来当上了希特勒的地缘政治顾问[102]。奥托·施特洛贝尔（Otto Strobel）在一家反动日报上发表了反犹文章，在这篇文章上，他不但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还把自己的苏维埃委员职位也写上去了[103]。瓦尔茨中尉可能曾梦想当上“德国革命的元帅”（这是赫尔曼·米勒的猜测），但在十一月底，人们发现他于十一月八日被捕后就当了奸细，他把起义计划交给了警察，并导致了多伊米希被捕[104]。

　　这些人制造的种种事端浪费着执委会宝贵的时间。里夏德·米勒未经正式程序开除了瓦尔茨后，瓦尔茨厚着脸皮抗议，辩称他之所以招供是情有可原的。他在士兵苏维埃面前承认自己有罪，但罪行不过是“愚蠢”，并由此设法组织了一个支持自己的少数派，这个少数派强行让来自各兵营的苏维埃代表开了两晚的讨论会[105]。

　　尽管执委会的意愿是好的，尽管它享有柏林工人的信任，但它却组织不起自己的工作，甚至建立不起自己的机关。它同时主张要监督和指导全国内阁和普鲁士政府、要在政治上领导柏林的各个苏维埃、要充当全国一万多个苏维埃的中央机关、要解决劳动问题、要给革命提供一条总路线。它很快就陷入了混乱，而政府和国家官吏的敌意，以及行政人员的怠工，更是加剧了混乱，他们把各种要求都交给执委会，耗光了它的资源。执委会的讨论总是被各种代表团打断。它被淹没在文山会海里，主席忙到连文件尚未过目就签名的程度[106]。它也无力给眼前的大量任务确定轻重缓急，它没有听从赫尔曼·米勒的严厉警告：“想让自己在历史上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委员会齐名的机构必须注意，不要让自己沦为劳动部的一个科[107]。”

两个政权之间的冲突


　　十一月十日晚上，正当执委会开始工作时，它通过了埃克尔特的提议，向“劳动人民”发表了呼吁书：“旧德国已不复存在了……德国成了共和国，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士兵苏维埃成了政权的执行机构[108]。”

　　同一天选出的政府面临着缔结停战协定的任务。其他任务有：经济的社会主义转变，以及通过劳动人民的团结来恢复和平。呼吁书中向俄国劳动人民树立的榜样致敬，并指出，被数年的战争所破坏的东西，革命政权不能在一天之内重建，但它是唯一能执行必要的重建的政权。呼吁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召开国民议会的可能性。

　　《前进报》没有发表执委会的呼吁书。但政府的纲领提到了国民议会的投票方法。施坦费尔随即发表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一样的：政府必须来自“全体人民”，不能只从工人和士兵中间产生[109]。双方的分歧迅速扩大，因为执委会于十一月十一日发布通告，规定了自己的权力：“所有市区、国家和军事机关应继续工作。上述各级机关的一切命令都将被认为是以苏维埃执委会的名义发布[110]。”这是对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权力的进攻，同时又不自觉地给拯救国家机关的努力提供了支持，国家机关为了生存下去和日后算账，将自己置于苏维埃执委会的权威的掩护之下。

　　另外，问题在于执委会能否组织起强制力量。十一月十二日，多伊米希建议组织赤卫队[111]，这个建议以二十一票对一票获得通过，连社民党多数派都投了赞成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了执委会的呼吁书，这是执委会实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为了保卫革命，需要征集两千名工人阶级同志，他们得是成年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有组织，受过军事训练[112]。”

　　应征者于当天被请到工会总部去介绍自己。但他们没有被征集成军。右翼立刻借柯林·罗斯之口表示反对。士兵苏维埃的代表们在亚历山大近卫团[113]的兵营里开会，对主张为了保卫革命而组建赤卫队的社民党人鲁施大喝倒彩。士兵将武装平民的建议视为敌视自己的表态。近卫燧发枪兵团[114]的代表宣布，士兵不会支持任何一个政党，因为他们属于祖国。这次会议否决了建立赤卫队的提议[115]。执委会在凌晨两点发表的公报中宣布：它注意到柏林的部队自称忠于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又反对建立赤卫队；因此它“暂时”放弃了这个计划[116]。

　　执委会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失败，以及它的迅速退让，让敌人大受鼓舞，他们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有人安排士兵在国会大厦里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艾伯特在发言中表示，成立赤卫队没有任何问题；执委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工人和士兵们，公务员和资产阶级，都支持政府。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117]。”维尔斯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然后以新任卫戍司令的身份呼吁遵守纪律。对于士兵提出的军饷问题，政府代表答复说，他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执委会。这次会议让士兵苏维埃更加反对成立赤卫队，并首先谴责了执委会“越权”提出动议。

　　十一月十六日，安全与公共秩序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次是政府机关提出的。巴尔特把这个问题带到内阁委员会上讨论，当天下午，艾伯特、巴尔特、一些执委会代表和一些部长讨论了这个问题。巴尔特宣布，必须在一周内征召一万人，其中三千人要分给艾希霍恩的安全部队，三千人分给卫戍司令，四千人保卫火车站并处理退伍士兵[118]。第二天，维尔斯宣布组建“共和国安全部队”[119]，这支部队人数在一万三千人至一万五千人之间，将由志愿者组成[120]。很快就有大量志愿者报名参加，来自资产阶级圈子的捐款也大量涌入，他们给这支维持秩序的部队提供了财政支持[121]。执委会遭到了双重失败：政府组织了有利于它自己的武装部队（同时不让执委会组织这样的部队），又沉重打击了执委会的威信。此后几天里，艾希霍恩徒劳地要求增加他的部队的兵力。最后，过了几周，赤卫队的征兵才根据维格曼的建议，按照十一月十三日准备的名单开始进行[122]；而此时维尔斯的部队的兵力已经远远超过赤卫队了。

　　十一月十六日，多伊米希在执委会里重新提出了政治前景的问题。他说，革命已经摧毁了旧的政府体制，但还没有建立起另外一个制度，他还号召采取果断措施，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做出抉择。他再次对政府的行动表示不满，政府企图摆脱执委会的控制，任命国务秘书和副国务秘书，并发表公告；他还要求把立法权和执行权交给经苏维埃选举产生的执委会。他提出了一项动议，谴责“德国资产阶级企图通过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来“夺走工人群众的革命果实”，并建议立即召开代表全国的中央苏维埃，“从无产阶级民主的立场出发，商讨新宪法”。他警告执委会说，如果执委会支持政府召开立宪会议的计划，就等于在自己和所有苏维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123]。

　　多伊米希的动议立即遭到了罗斯和赫尔曼·米勒的猛烈反对。后者说，多伊米希的观点是“反民主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建立“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无产者之阶级专政”。他明确提出：“我们不能走向已在俄国存在的那种专政”[124]，并提出了一项强调苏维埃的存在仅具有临时性质的修正案：它强调指出立宪会议越早召开，社会主义多数派就会越快领导国家。这些理由没能说服所有社民党代表。多伊米希的动议仅以十票对十二票被否决，士兵代表汉斯·帕舍和两位社民党工人代表比赫尔与尤里希投了赞成票[125]。随后赫尔曼·米勒以个人名义接受了多伊米希的动议，但又加上了一条关于中央苏维埃未来将采用的宪法的条件：“该宪法要提交给由中央苏维埃召集的立宪会议”[126]。

　　在经过一番混乱的讨论后（在讨论中巴尔特改换了立场），新决议的条文以九票对七票获得通过[127]。执委会为自己及作为政权机关的苏维埃的覆灭开辟了道路，就连像里夏德·米勒这样支持“权力归苏维埃”的人，也认为要做出妥协而投票赞成取消苏维埃[128]。社民党多数派迅速利用了这种混乱。就在同一天，当这场讨论正在进行时，兰茨贝格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政府已经做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决定[129]。第二天的《前进报》宣布内阁已将大选的日期定在明年二月二日[130]。十一月十八日，《自由报》对此表示反对，并拒绝接受[131]，显然这是代表独立党的部长而发的，但在十九日，独立党机关报不得不承认，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已在十七日进行了讨论，并已在原则上得到了彻底解决，不过日期还没有定下来[132]。与此同时，由《前进报》牵头的各家社民党报纸从两天前就开始为尽早召开立宪会议做宣传了。

　　执委会承认自己于十六日[133]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里夏德·米勒后来说，一个“糊涂”的立场“使其显得荒唐可笑”[134]。执委会企图向自己的委任者——在十一月十日任命了执委会的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们——求助，以夺回失去的阵地。它在十八日把苏维埃代表召集到布什马戏场重新了开一次会。

　　在会上的发言中，里夏德·米勒就执委会的活动做了汇报。在描述十一月十六日的决议时，他尽力强调了苏维埃的作用及过早召开立宪会议可能导致的危险：

　　如果现在召开国民议会的话，就等于判处了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死刑。工人士兵苏维埃就会被粉碎。决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保卫自己的统治，如有必要，就要动用武力。是那些要求召开国民议会的人逼我们动手的。我要公开宣布：我曾为了革命而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我以后还会这么做。国民议会将为资产阶级的统治铺平道路。它的召开就等于斗争。要想召开国民议会，就得跨过我的尸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知道执委会里是有人赞同我的，还有全体曾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劳动者也是，我坚信大多数劳动人民是站在我这边的[135]。

　　赫尔曼·米勒插了进来，他想让大家重新恢复信心：社民党多数派也想要社会主义共和国，但这个问题在这样的会议上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两个工人政党在原则上都不反对召开立宪会议。这并没有让他感到担心，他相信德国人民，相信德国人民在投票时表达出的意愿[136]。哈泽说，在一个工人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举行普选，不会有损于革命的胜利果实；他还含沙射影地警告听众，让他们提防受到“外国榜样”（影射俄国）影响的“错误”思想[137]。社民党人卡利斯基[138]说，没有民主的革命会导致另一场战争[139]。

　　雷德布尔答复说，如今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决不能冒最微小的丧失政权的风险。他反对那种认为真正的民主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观点，坚持认为必须从摧毁资本主义的根基开始建设真正的民主[140]。

　　李卜克内西的敌人指责他是“团结”的敌人，他激烈地为自己辩护。他支持团结与明确。作为对“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复，他号召所有想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人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拥有强大武装的反革命正在行动。他呼吁工人保卫自己的政权，提防那些混入工人阶级队伍、暗中进行破坏的“叛徒们”，永远不要忘记工人阶级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解放自己。当他强调必须要有明确的立场，并毫不含糊地批判了执委会的糊涂混乱时，他赢得了满堂喝彩[141]。

　　相当一批代表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批评了里夏德·米勒的活动报告。十一月十五日，米勒和莫尔肯布尔以执委会主席的身份在一份宣言上签了字，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委托工会组织来代表工人的经济利益[142]。就在同一天，由社民党人克尔斯腾领导的柏林工会委员会决定解散并重选工厂里的行动委员会[143]。这一举措得到了老板们的赞成，当时老板们正在同工人委员会斗争，不让工人委员会监督他们的活动，而老板和工会领袖都不喜欢工人委员会的监督[144]。一些工厂代表批评执委会，说执委会的做法让那些“四年来一直在背叛工人群众”的人垄断了代表工人群众的权利[145]。里夏德·米勒不得不保证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146]。

　　在给辩论做总结时，他对来自左翼的批评集中做了答复：

　　当我在执委会里的时候，我只会在无损于革命的胜利果实时，才会争取召开国民立宪会议……你们知道我们在执委会里想要什么，我们会留意不让革命的胜利果实遭到损害。当哈泽同志宣布政府将前进时……你们也许会相信我们——执委会——会推动它前进，我们非常清楚怎样推动它，正如近来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147]。

　　十一月十六日的决议没有被提交给这次会议进行表决，而是与其他文件一起被踢回了执委会。它甚至没有被公开发表，因为政府禁止沃尔夫电讯社[148]发表它[149]。《柏林日报》报道了这次会议，并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简介：“除了立宪会议的问题外，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德国到底谁说了算？最高权力究竟是在政府手里呢，还是在工人士兵苏维埃手里？[150]”

　　资产阶级和社民党的报纸这样来提出问题，是因为资产阶级开始觉得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能够以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对政府有利）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执委会已经注定要打一场杂乱无章的自卫战了。它一步步地后撤，每一天都被逼得后退一步。十一月十八日，苏维埃执委会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在总理府举行联席会议[151]。艾伯特一上来就抨击苏维埃执委会的要求，并攻击执委会，说执委会仅是柏林一地的组织，竟敢蚕食政府的权力。这甚至激起了苏维埃执委会中的社民党委员的反对。迪特曼很快提出选举全德中央苏维埃[152]。支持社民党多数派的兰茨贝格承认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和内阁的权力来自苏维埃执委会，因为它们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任命的，苏维埃执委会也能罢免它们，但他又辩称，不能容许对行政权的任何干涉，否则就会形成一个“对立政府”（counter-government），这意味着无政府状态[153]。

　　多伊米希反对内阁权力的拥护者的“专制”观念，他要求承认执委会拥有有效的监督权[154]。在国民议会问题上，艾伯特否认了已定好日期的说法[155]。独立党的部长们极力妥协。最后，双方达成了长期有效协议，根据该协议，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都将立即生效，只有当苏维埃执委会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意见不一致时，苏维埃执委会才能干预；还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划分苏维埃执委会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权限[156]。十一月二十三日，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出来了：执委会发表声明，为“最初的过渡时期”颁布了新的宪法性命令。政权属于工人士兵苏维埃；全国性苏维埃的职能由柏林执委会行使，直到代表全国的中央苏维埃选出为止；而执行权则移交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行使[157]。

　　十一月二十三日，执委会根据该命令吸收了来自军队和不同地区的代表，扩大了自己。它现在又多了二十五名委员，大部分是社民党多数派，比如年轻的库尔特·舒马赫[158]，他是残废军人的代表。但也吸收了一些革命派，比如来自库克斯港的水兵卡尔·拜尔，还有来自施潘道的士兵冯·洛耶夫斯基（von Lojewski），有时来自萨克森的弗里茨·赫克特也会跟他一起出席会议[159]。

　　但这招出得太晚了。社民党和资产阶级的报纸已经知道如何利用柏林执委会对资本的始终若隐若现的敌意来大做文章。这些报纸暗示执委会企图成为独裁者，并坚决反对普选制[160]。曾被用来抹黑巴黎公社的那些话术，现在又被它们重新捡了起来。执委会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161]。执委会的敌人说协约国不承认执委会，所以承认执委会的权力就意味着要冒破坏停战的风险[162]。政府的新闻社说工人苏维埃花了八亿马克，后来又变成了执委会花了十八亿马克[163]。而另一方面，媒体却连一个字都没提到司库马克斯·麦因茨（Max Maynz）的报告[164]。

　　十一月二十五日，全德地方总理联席会议呼吁召开国民议会[165]。当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者做了大量交易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将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日期定为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166]，而执委会则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决定在十二月十六日于柏林召开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167]。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办期间，敌人向柏林执委会及其激进派领导人发动了疯狂的宣传攻势。《前进报》大骂“死尸米勒”，由于米勒在十一月十八日的发言，他们骂他是“行尸走肉”。他们痛骂“里夏德一世”和“另一边的容克”[168]。难怪保皇派部队于十二月六日发动公开针对执委会的暴动时，把设在普鲁士邦议会的柏林执委会骂做“犹太教会堂”——这是传统的反犹词汇[169]。

　　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柏林执委会就已经在选出新的中央苏维埃和最终解决政权归苏维埃这两个问题上失败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在国界上把应自己的邀请而来的布哈林、越飞、拉科夫斯基[170]、伊格纳托夫（Ignatov）和拉狄克（他们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派来的代表）赶了回去[171]。卢森堡用愤怒的笔调给柏林执委会写了一篇悼文，她把这个革命机关叫做“革命的棺材”和“资产阶级秘密政府班子这驾四轮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

　　显然，执委会和工人士兵苏维埃本应满足工人和士兵群众的要求[172]。然而，他们的机关，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机关却衰落到了虚弱不堪的程度，让权力从它手中溜走，落到了资产阶级反革命手里。

　　当然，一个政治机构会失去权力，肯定跟它的错误脱不了干系。如果不是执行委员会的犹豫不决和敷衍塞责，艾伯特和谢德曼的把戏就绝不会得逞[173]。

　　这话说得非常严厉，然而没人能反驳。德国革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最终被击败了。它的主席里夏德·米勒把它称作革命的“一切工作的奴仆”，从而以他自己的方式亲手埋葬了它[174]。

苏维埃代表大会


　　全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出了革命派在这六周里遭受的政治失败有多么严重。参加大会的四百八十九名代表中，有四百〇五人是由工人苏维埃委派的，八十四人是由士兵苏维埃委派的[175]。其中只有一百七十九人是工厂工人和办公室职员。有七十一人是知识分子，有一百六十四人是“专业人员”、记者、政党的议员或工会的全职干部[176]。来自机关的代表远远超过了工厂工人的代表。社民党多数派占有绝对多数，他们有二百八十八名代表，而独立党只有九十名代表，其中只有十人是斯巴达克斯派。这十人中最出名的是赫克特与列维涅。还有十一名“统一革命派”（以来自汉堡的劳芬贝格为首）、二十五名民主派和七十五名无党派人士[177]。艾伯特的提案一开始就能得到多数支持。代表大会开幕当天，正为召开立宪会议而大举活动的《前进报》，对斯巴达克斯派肆意嘲笑，还问他们是否愿意按照自己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政策，接受苏维埃交出权力的决定[178]。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都不是这次大会的代表。在柏林，只有那些名字被列入在职工厂工人或现役士兵名单的人，才能担任代表。主席团提议邀请他们，让他们以顾问身份参加大会，但这个提议未经讨论就被立即驳回了[179]。几小时后，一位符腾堡的代表又提出了这个提议，经过激烈讨论后还是被驳回了[180]。斯巴达克斯派只能试着在会场外来影响大会了。他们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并在开幕式和休会期间组织了游行示威和示威者代表团。

　　在大会开幕时，他们和革命工长组织联合举行了大型集会，随后举行了游行，并以二十五万名响应他们号召的柏林工人的名义派遣了代表团。代表大会接纳了革命工长组织成员保尔·维尔，他宣读了示威者的要求：宣告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工人士兵政权；由经过中央苏维埃选举产生的执委会行使政府权力；罢免艾伯特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采取措施肃清反革命并解除他们的武装，把工人给武装起来；号召全世界工人成立苏维埃，把世界革命给进行下去[181]。

　　但代表大会依然无动于衷。大会主席莱纳特[182]宣布他注意到了这些要求，并会在决策时考虑它们。当示威群众沿着柏林的大街小巷前进时，里夏德·米勒在报告被抵达的代表团打断后继续做报告。十二月十八日，在斯巴达克斯派的倡议下，十七支部队派出了一个士兵代表团，在多伦巴赫[183]带领下来到大会，提出了他们关于军队和纪律的诉求。这次他们遭到了公开的敌对，社民党多数派威胁要全体退席。十二月十八日又举行了另一次游行示威，这次柏林工人罢工了[184]。但是，尽管斯巴达克斯派和革命工长组织在组织这些活动时（他们或许是在仿照法国大革命中的“重大时刻”〔grandes journées〕），能够发动群众走上街头，但他们却没能对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影响：如果苏维埃代表大会仅仅只是犹豫不决，那么这些活动或许还能影响到它；然而，艾伯特及其同伙牢牢地控制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事实上，唯一的意外来自士兵提出的难以解决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士兵代表（其中也有社民党人）提出的。艾伯特曾秘密地向总参谋部保证，不会让这些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来。苏维埃代表大会采纳了“汉堡七条”[185]（这是由社民党人兰普尔[186]提出的折中方案）之后，总参谋部便直接向政府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最终引发了十二月的大危机——而这场危机又是由前几周里的军队瓦解过程导致的[187]。

　　至于其他问题，特别是在关于政权性质的问题、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问题上，代表大会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学究式的——如果不说议会式的话。 马克斯·科恩—罗伊斯坚持要求尽早召开经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据他所说，这个选举办法将是社会主义的巨大胜利，因为自从爱尔福特纲领提出这个要求以来，它一直都没有在德国成功实行。社会主义者需要它，因为他们既需要一个坚不可摧的中央政权来反对强大的资产阶级，又需要一个经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来反对协约国。科恩—罗伊斯坚信，社会主义者必将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所以这次选举将成为建立德国社会主义政权最便捷的道路。

　　社民党人下定了决心，不让他们“纯洁、干净、美好的社会主义世界”被“布尔什维克的歪曲”所“污损和破坏”。据科恩—罗伊斯所说，一个经全民选出的社会主义政府，能建成社会主义。当苏维埃召开立宪会议后，它们的特殊任务也就完成了，然后它们就能回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本应有的位置去，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188]。

　　多伊米希做了反报告。他强调指出，采用科恩—罗伊斯的条文，就等于给苏维埃判死刑。他回顾了苏维埃在俄国和德国的出现和发展，并表示它们是“现代革命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社民党多数派的支持者企图用一切手段来破坏它们，把它们同独裁画上等号，视它们如洪水猛兽。俄国的历程，德国不一定要重演一遍，因为俄国是个农业国，而德国则不是；在德国，苏维埃专政显然将是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专政。针对科恩—罗伊斯提出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他提出了自下而上的、从工人在工厂里的活动中诞生的社会主义。最后他表示了自己对苏维埃制度的信心，在他看来，苏维埃制度迟早都会建立的[189]。

　　在论战中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意见。唯一有争议的问题是关于立宪会议何时举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独立党要求尽可能地将它推延，按照独立党的说法，这么做是为了让社会主义者有更多的时间去“教育”仍被资产阶级思想控制着的“群众”。对于何时举行立宪会议，最后提出了三个不同的动议。一个是由盖尔[190]和劳芬贝格提出的，他们建议将日子定在三月十六日，这个建议赢得了五十票。另一个是由艾伯特与哈泽根据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内达成的妥协提出的，赢得的票数只比前一个多一点。马克斯·科恩—罗伊斯提出的将日期定为一月十九日的动议以四百票赞成、五十票反对获得通过[191]。在哈泽带领下，大约一半的独立党代表跟着他投了赞成票。剩下的独立党代表中有几个人与雷德布尔、多伊米希以及里夏德·米勒等人结成了反对派。第二天，多伊米希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继续将苏维埃作为立法与行政的最高权力的基础，并在新宪法通过之前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这项动议以九十八票赞成、三百四十四票反对未获通过[192]。

　　苏维埃代表大会明确表示，它反对“苏维埃政权”。多伊米希正确地称它为“自杀俱乐部”[193]。艾伯特的社民党多数派在反对派的地盘上，全面战胜了反对派，以吕德曼[194]的提案[195]获得通过而大功告成，这个提案将原则上本应交给中央苏维埃的权力交给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196]。里夏德·米勒和其他革命工长组织领导人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学到了教训，他们成功说服了大部分独立党代表，让他们相信自己必须抵制这个软弱无力的中央苏维埃[197]。当苏维埃被一帮自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坚定反对者所代表时，苏维埃政权就只是个糟糕的笑话。

　　全德各地的革命派都组织了集会和示威，通过了鼓动性的决议，组织了反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抗议活动。十二月二十一日，皮克、李卜克内西、敦克尔和保尔·肖尔策代表革命工长组织，在柏林号召开展反对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并号召同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进行不妥协的斗争[198]。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却没有提出来，更没有得到解决：革命派是应当从长计议，通过重选苏维埃并在其中赢得多数的办法来推进斗争呢？还是从此绕开现有苏维埃的领导层，把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开始的反对召开立宪会议的斗争给继续下去呢（换句话说，就是要立即开始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而这偏偏是那些苏维埃自己所不想要的）？

　　在立宪会议选举前，这个问题主宰了德国的政治生活。由它引发的分歧，对整个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1] 支持这种论点的人通常会拿慕尼黑的苏维埃来做例子，因为那里的苏维埃刚好符合这些历史学家心目中的样子。

[2] 瓦尔特·克雷恩（Walter Kleen），《苏维埃在十一月革命中的作用》（Über die Rolle der Rä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历史学刊》，第2期，1956年，第326—330页。

[3] 罗伯特·里夏德·利平斯基（Robert Richard Lipinski，1867年2月6日——1936年4月18日），德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作家。当过店员，店员协会（Zentralverbandes der Handlungsgehilfen）创始人之一。1890年参加社民党，1894年至1901年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03年至1907年当选国会议员，1907年至1917年间任社民党莱比锡执委会主席，1917年至1922年任独立党莱比锡执委会主席，1918年11月15日至1919年1月21日间任萨克森自由邦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年至1933年间任社民党莱比锡执委会主席。纳粹篡权后被捕，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4] 康拉德·赫尔曼·约瑟夫·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6年参加天主教中央党，同年当选为科隆市议员，1909年出任科隆市副市长。1917年至1933年任科隆市长，1922年至1933年普鲁士邦议会议长。纳粹上台后多次被监禁。战后参与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1949年当选为战后西德首任总理，并一直干到1963年。——中译者注

[5] 托尔明，《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59页。

[6] 保尔·洛贝（Paul Löbe，1875年12月14日——1967年8月3日），1895年参加社民党，1898年在伊尔梅瑙（Ilmenau）成立了社民党支部，1899—1920年任《布雷斯劳人民卫报》（Breslauer Volkswacht）主笔，1904—1919年当选为布雷斯劳市议会议员，1915—1920年当选为西里西亚邦议员，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1924年、1925—1932年两度出任国会议长。纳粹上台后两次被监禁。1949—1953年当选为西德联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7] 卡尔·威廉·塞费林（Carl Wilhelm Severing，1875年6月1日——1952年7月23日），1892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1893年参加社民党，1895年因参加罢工遭到当局迫害，流亡瑞士。1897年当选为瑞士中央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99年返回德国，1905—1924年当选为比勒菲尔德市议会议员，1907—191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1926年、1930—1932年两度出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8—1930年任德国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8]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83页、第91—92页。

[9] “鼓掌表决”是指当在会议上就一项议案进行表决时，不进行投票，而只以会场上发出赞成议案的鼓掌声就通过议案。——中译者注

[10]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96页。

[11] 古斯塔夫·诺伊林（Gustav Neuring，1879年11月14日——1919年4月12日），德国工会活动家，十一月革命后先后出任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人民全权代表和萨克森自由邦军事部长，1919年4月12日被一群士兵私刑处死。——中译者注

[12]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81页。

[13]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59页。

[14]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94—96页。

[15] 同上，第95—96页。

[16] 同上。

[17] 马里安·艾因霍恩（Marion Einhorn），《论1918年十一月、十二月期间苏维埃的作用》（Zur Rolle der Räte im November und Dezember 1918），《历史学刊》，第3期，1956年，第548页；至于汉堡的情况，请参阅：理查德·A·康福特（Richard A. Comfort），《革命中的汉堡：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工人政治》（Revolutionary Hamburg. Labor Politics in the Early Weimar Republic），斯坦福，1966年，第46页。这项措施不久后就被废除了（同上，第48页）。

[18]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95页。

[19] 《弗斯报》，1918年12月4日。

[20]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93页。

[21] 同上，第195—198页。

[22] 海因茨·奥克尔（Heinz Oeckel），《革命人民自卫军，1918—1919》（Die revolutionäre Volkswehr 1918-1919），东柏林，1968年。

[23] 艾因霍恩，《论1918年十一月、十二月期间苏维埃的作用》，第549页。

[24]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8页。

[25]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5页；康福特，《革命中的汉堡：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工人政治》，第53页。

[26]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39页。

[27] 《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368页。

[28]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4页。

[29]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94—196页。

[30] 同上，第198页。

[31]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41—142页。

[32] 阿尔伯特·施莱纳（Albert Schreiner，1892年8月7日——1979年8月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修工。1910年参加社民党，后来担任全职党务工作者，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曾短暂出任符腾堡邦军事部长。1919年参加德共。1923年任军事机关领导之一。1924年在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随后领导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frontkämpferbund）。1928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法国，1935年重新参加德共。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任国际纵队第13旅参谋长。1939年后辗转流亡法国、摩洛哥、墨西哥和美国。1946年返回东德，参加统一社会党。1947—1950年任莱比锡大学教授，1950—1952年任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译者注

[33] 《十字日报》（Kreuz-Zeitung），1918年11月11日，关于此事的评论，请参阅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374—376页。

[34] 这封信的日期为11月11日，是寄给塔尔海默的，它的全文是由德拉布金首次发表的，请参阅《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377—378页。

[35] 威·凯尔，《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历》，第2卷，斯图加特，1948年，第107页。

[36] 在上文中已经介绍了科隆的情况：康拉德·阿登纳市长在福利委员会中担任了主席这一要职；布雷斯劳苏维埃的100个当选代表中，有34人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26页）。

[37] 约翰·惠勒·惠勒—贝内特（John Wheeler Wheeler-Bennett），《权力的报应》（The Nemesis of Power），伦敦，1954年，第26页。

[38]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25页。波恩的工人士兵苏维埃还同市民苏维埃合并了（《科隆新闻》〔Kölnische Zeitung〕，1918年11月12日，晚间版）。

[39] 《科隆新闻》，1918年11月12日，早间版。

[40] 汉莎同盟（Hansabund）本是中世纪北欧沿海各商业城市和同业公会为维持自身贸易垄断而结成的经济同盟，历史上科隆也曾参加过汉莎同盟。——中译者注

[41]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24页。

[42] 《德意志新闻》，1918年11月13日。

[43] 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Friedrich Stampfer，1874年9月8日——1957年12月1日），出身于律师家庭，1900—1902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02年以后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1915—1916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1916年11月担任《前进报》总编，直到纳粹篡权为止。1920—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1925—1928年任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纳粹篡权后，辗转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美国。1948年回国。——中译者注

[44] 《前进报》，1918年11月13日。

[45]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96页、第307页。

[46] 胡戈·施蒂内斯（Hugo Stinnes，1870年2月12日——1924年4月10日），德国工业家、政客。1890年继承了家传的煤矿和商业公司。后来他的企业逐渐控制了德国采矿业和钢铁业的命脉，他也随之成为德国的工业巨头之一。一战中他大发战争横财，1920年6月当选为国会议员。他经常以资方代表的身份与工会谈判。——中译者注

[47] 阿尔伯特·弗格勒（Albert Vögler，1877年2月8日——1945年4月1日），德国自由派政客、工业家、企业家。大学毕业后在多特蒙德钢铁厂任工程师，后成为德意志—卢森堡采矿与冶金集团董事会成员。1924年施蒂内斯死后继任经理。1918年参加创立德国人民党，1923年脱离人民党。纳粹上台后，弗格勒大力支持纳粹，并向纳粹党捐赠大笔资金。1940年后弗格勒大力参加军火工业的生产。1945年他为了避免被美军俘虏而服毒自尽。——中译者注

[48] 赫尔曼·罗赫林（Hermann Röchling，1872年11月12日——1955年8月24日），生于钢铁巨头家族，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执掌家族企业。一战期间曾参与破坏法国东北部的工业，为此在停战后遭到法国指控，被判处十年徒刑，但上诉后被撤销。二十年代积极资助极右运动。支持纳粹党篡权。1935年参加纳粹党，积极参加重整军备和军工生产。纳粹德国战败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51年获假释。——中译者注

[49] 古斯塔夫·恩斯特·施特莱泽曼（Gustav Ernst Stresemann，1878年5月10日——1929年10月3日），1903年参加民族自由党，1917年任该党主席兼国会党团主席。一战期间积极支持战争，1918年12月主持成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年8月13日——1929年10月3日任外交部长，1923年8月13日——1923年11月30日任总理。——中译者注

[50]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93—296页。

[51]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57页及其后。

[52] 本文标题为《国民会议》，发表于1918年11月20日的《红旗报》，此处译文借自《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23页，于沪生译，殷叙彝校。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1120.htm ——中译者注

[53] 出自《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45页，殷叙彝译。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1231.htm ——中译者注

[54] 《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1969年，第183页。

[55] 全文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03—404页。

[56] 出自《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59页，殷叙彝译。
　　“工人士兵委员会”在本书中译为“工人士兵苏维埃”。——中译者注

[57] 康福特，《革命中的汉堡：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工人政治》，第47页、第52—53页。

[58] 《关于纲领的发言》，《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与材料》，第184页。
　　在已译为中文的卢森堡著作中找不到相应的句子，可能是《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的这段话：
　　“由于缺陷，由于弱点，由于缺乏自己的首创精神和缺乏对自己的任务的明确认识，它几乎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让它在11月9日夺取的权力手段的一半重新脱离自己的掌握。”（《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46页）——中译者注

[59]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42页。

[60] 同上，第219页。

[61] 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119页。

[62]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洛塔尔·贝托尔德（Lothar Berthold）与赫尔穆特·内夫（Helmut Neef）编写的《军国主义与机会主义反对十一月革命》（Militarismus und Opportunismus gegen die Novemberrevolution，东柏林，1958年）以及由艾·奥·沃尔克曼记录的对电话谈话的评论（《德国革命》，第23—24页）。

[63]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57页。

[64] 威·格勒纳，《回忆录》（Lebenserinnerungen），哥廷根（Göttingen），1957年，第467页。

[65] 《前进报》，1918年11月10日。

[66] 《前进报》，1918年11月14日。

[67] 海因里希·绍伊赫（Heinrich Scheüch，1864年6月21日——1946年3月9日），德国将军，一战中曾任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第29步兵旅旅长、第33步兵师师长，1918年10月9日出任国防部长。——中译者注

[68] 威廉·海因里希·佐尔夫（Wilhelm Heinrich Solf，1862年10月5日——1936年2月6日），德国外交家，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自由派家庭。188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后来曾任萨摩亚总督、殖民部秘书、1918年10月出任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69] 欧根·希菲尔（Eugen Schiffer，1860年2月14日——1954年9月5日），德国法律学家、政治家。曾任德国财政部长、副总理、司法部长等职。书中说法有误，希菲尔当时隶属于民族自由党而不是中央党。——中译者注

[70] 胡戈·普洛伊斯（Hugo Preuss，1860年10月28日——1925年10月9日），律师、自由派政治家。他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国宪法之父。1918年出任内务部国务秘书，1919年任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71] 《前进报》，1918年11月15日。

[72] 库尔特·巴克（Curt Baake，1864年4月2日——1940年4月16日），记者、社民党政治家。1884年任社民党报纸《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blatt）编辑。1890年参与创立柏林自由人民剧院（Freie Volksbühne Berlin）。1891—1893年担任《新世界》（Neue Welt）编辑。1894年担任《士瓦本每日卫报》（Schwäbische Tagwacht）编辑。1914年后成为艾伯特的亲信。1918年11月12日——1919年3月3日担任总理办公厅主任。1920—1933年担任德国人民剧院协会（Verband der deutschen Volksbühnen）主席。——中译者注

[73] 瓦尔特·西蒙斯（Walter Simons，1861年9月24日——1937年7月14日），德国律师、政治家。曾先后在司法部和外交部工作。1919年曾任德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过程，但后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后曾任外交部长、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统等职。——中译者注

[74]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22—123页。

[75] 此文即《1918年11月12日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致德国人民>呼吁书》，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0—71页。——中译者注

[76]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65—366页。

[77] 阿尔弗雷德·恩斯特·克里斯蒂安·亚历山大·胡根贝格（Alfred Ernst Christian Alexander Hugenberg，1865年6月19日——1951年3月12日），德国企业家、政客。他是二十世纪初德国民族主义领袖之一。曾大力赞助纳粹党上台。——中译者注

[78] 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年9月29日——1922年6月24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其父是通用电气公司（AEG）创始人。1899年进入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一战期间在陆军部任高官，1915年其父死后继任通用电气公司总裁。1921年任重建部长，1922年任外交部长。在签订拉巴洛条约后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中译者注

[79] 该协议俗称“施蒂内斯—列金协议”。关于其具体内容，请参阅孟钟捷，《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8—59页。——中译者注

[80] 全文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93—396页。

[81] 莱布洛克（Leibrock），《德国企业家协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Die Volks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der deutschen Arbeitgeberverbände），转引自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114页。

[82]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313页。德拉布金查阅了该委员会的档案，列出了委员们的名单：考茨基、希法亭、居诺夫、工会领袖胡埃（Hué)与乌姆布莱特（Umbreit）、几个学者和电气业巨头瓦尔特·拉特瑙。

[83] 爱德华·施塔德勒（Eduard Stadtler，1886年2月17日——1945年10月5日），1917年在俄国被俘，1918年任德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馆新闻办公室主任，1918年12月成立“反布尔什维克同盟”（Antibolschewistische Liga），后来还成立了几个反共组织。他鼓吹“德意志的”、“民族的”、“基督教—民族”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中译者注

[84] “嗜血的罗莎”是工人阶级的敌人给罗莎·卢森堡起的绰号，因“罗莎”（Rosa）有“红色”的意思而得名。——中译者注

[85] 德拉布金特别提到了叫做《反斯巴达克斯》（Antispartatkus）的小册子系列，这套小册子每本印量一万到十万册，见《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2页。

[86] 同上，第482页。德拉布金指出，施塔德勒使用了“民族社会主义”这个词来描述他的目标。

[87]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83页。

[88] H·E·弗里德兰德（H.E.Friedlander），《革命政权的冲突：临时政府对柏林苏维埃，1918年11月至12月》（Conflict of Revolutionary Authroity:Provisional Government vs. Berlin Soviet，November-December 1918），《国际社会史评论》，第7卷，第2期，1962年，第163—176页。苏联历史学家S·I·连兹涅尔（S.I.Lenzner）也对此做了全面的研究，见《1918年11月10日至12月16日的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Ispolnitelnii Komitet Berlinskikh Rabochikh I Soldatchikh Sovetov〔10 noyabrya-16 dekabriya 1918g〕），收录于《德国十一月革命》（Noyabrzskaya Revoliutsiia v Germanii），莫斯科，1960年，第98—139页。

[89] 《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18年12月16日至21日于柏林众议院》（Allgemeine Kongress der 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 Deutschlands， vom 16 bis 21 Dezember im Abgeordnetenhause zu Berl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柏林，未注明出版日期（实为1919年），第149栏。

[90]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04页。

[91] 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73页。

[92] 独立党的工人代表是巴尔特、雷德布尔、多伊米希、埃克尔特、诺严多夫、维格曼和里夏德·米勒；社民党的工人代表是赫尔曼·米勒、比赫尔、希尔特（Hirt）、赫勒（Heller）、尤里希（Julich）、麦因茨（Maynz）和奥斯卡·鲁施（Oskar Rusch）。士兵代表是冯·贝尔菲尔德（von Beerfelde）、莫尔肯布尔、盖尔哈特（Gerhardt）、帕舍（Paasche）、瓦尔茨、贝格曼（Bergmann）、波特纳（Portner）、施特洛贝尔（Strobel）、利特克（Lidtke）、赫特尔（Hertel）、伦佩尔（Lemper）、科勒尔（Köller）、艾克曼（Eckmann）和龚策尔（Guntzel）（连兹涅尔，《1918年11月10日至12月16日的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第101页）。
　　保尔·贝格曼（Paul Bergmann，1881年6月11日——1951年5月25日），生于图林根邦上莱森镇（Oberreißen）。当过屠宰工学徒。1904年加入社民党，1907年任德国屠宰工中央工会（Zentralverband der Fleischer und Berufsgenossen Deutschlands）代表与工会机关报《屠宰工》（Der Fleischer）编辑。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担任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机关报《红旗报》编辑与汉堡独立党主席。1919—1928年当选为汉堡市议会议员。1920年反对与德共合并。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此后参加了以社民党内的左派，但在1931年没有参加社工党。1928—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被捕，不久后获释。1944年再次被捕。二战结束后再次当选为汉堡市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93] 汉斯—格奥尔格·冯·贝尔菲尔德（Hans-Georg von Beerfelde，1877年8月12日——1960年9月25日），生于贵族家庭。1897年以少尉军衔进入亚历山大近卫掷弹兵第11团（Alexander-Garde-Grenadier-Regiment Nr. 11）服役。一战期间历任连长、营长，1917年晋升为上尉，战争期间逐步萌生反战思想，参加了和平运动并因此被捕，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十一月革命爆发后获释，曾短暂担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主席。二十年代积极参加和平主义运动和人权运动。纳粹篡权后多次被捕，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94]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92页。据说冯·贝尔菲尔德要逮捕国防部长。

[95] 同上，第91页。

[96] 马克斯·乌里希（Max Urich，1890年2月10日——1968年6月21日），德国工会活动家，社民党人，1929年被选为柏林—维丁区议会议员。纳粹上台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多次被捕，曾在多个集中营内被关押过。1945年初在被运往弗洛森比尔格（Flossenbürg）集中营途中逃脱。1954年至1963年当选柏林市议员。——中译者注

[97]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20页。

[98] 奥斯卡·鲁施（Oskar Rusch，1884年7月1日——1935年5月11日），工会活动家，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后因反对三月行动，脱离德共，参加了共产社，又随共产社参加独立党，但在1922年没有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议员任期满后转而经商。——中译者注

[99] 汉斯·帕舍（Hans Paasche，1881年4月3日——1920年5月21日），生于罗斯托克一个保守的上流家庭。1900年参加海军，1905年参与镇压德属东非殖民地的起义，这段经历对他的思想造成了极大影响，使他开始转向和平主义。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6年1月被勒令退役，1917年秋季因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而被捕。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立场接近独立党。1920年5月21日被反动军队暗杀。——中译者注

[100]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99页。

[101] 同上，第92—93页、第97—98页；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53页、第154—156页。

[102]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96—97页。鲁道夫·科佩尔（Rudolf Coper）认为，柯林·罗斯是“高级间谍”，“受各个社会阶层所欢迎”（《一场革命的失败》〔Failure of a Revolution〕，剑桥，1954年，第114页）。

[103]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97页。这篇文章题为《致从学者到工人的德国人民》（An das deutsche Volk vom Gelehrten bis zum Arbeiter），发表于1918年12月13日的《德意志日报》（Deutsche Tageszeitung）。

[104]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93页。

[105] 同上，第93—97页；《自由报》（Freiheit），1918年11月29日；《前进报》，1918年11月29日；《红旗报》，1918年11月30日。

[106] 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74页。

[107]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11页。

[108] 《弗斯报》，1918年11月11日。
　　该呼吁书全文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7—68页。——中译者注

[109] 《前进报》，1918年11月13日和14日。

[110] 《弗斯报》，1918年11月12日。
　　该通告的全文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9—70页。
　　“上述各级机关的一切命令都将被认为是以苏维埃执委会的名义发布”这句话，在《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中被译为：“上述各级机关的一切规定须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托方能公布。”——中译者注

[111]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28页；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82页及其后。

[112] 《德意志日报》，1918年11月13日。

[113] 即亚历山大皇帝近卫掷弹兵第1团（Kaiser Alexander Garde-Grenadier-Regiment Nr. 1），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于1814年10月14日组建，为纪念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而加上了“亚历山大皇帝”的称号。1920年12月31日正式解散。——中译者注

[114] 近卫燧发枪兵团（Garde-Füsilier-Regiment）是柏林卫戍部队的一个团，成立于1826年3月30日，原名（本土军）近卫预备役步兵团（Garde-Reserve-Infanterie〔Landwehr〕），1851年改称近卫预备役步兵团（Garde-Reserve-Infanterie-Regiment），驻扎在麦凯菲尔兵营（Maikäferkaserne），1860年改称近卫燧发枪兵团。1918年12月14日正式解散，其兵员被编入自由军团。——中译者注

[115] 《八时晚报》（8 Uhr-Abendblatt），1918年11月13日；科佩尔，《一场革命的失败》，第114页。

[116] 《弗斯报》，1918年11月14日。

[117] 《柏林本地新闻》，1918年11月15日。

[118]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3页。

[119] 共和国安全部队（Republikanische Soldatenwehr）于1918年11月中旬成立，兵力为一万多人，主要由社民党和独立党的支持者组成，其作用是维护柏林的治安。1919年三月斗争失败后被逐步遣散。——中译者注

[120] 同上；《前进报》，1918年11月18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15页。

[121]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3页。

[122] 同上，第234页。

[123]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7页；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82页及其后、第127—128页。

[124] 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9页。

[125] 转引自上书，第240页。

[126]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28页。

[127] 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0页。

[128] 同上，第241页。

[129] 《弗斯报》，1918年11月16日。

[130] 《前进报》，1918年11月17日。

[131] 《自由报》，1918年11月18日。

[132] 《自由报》，1918年11月19日。

[133] 英文版此处为“十八日”，但这与上文不符，经核对法文版后改为“十六日”。——中译者注

[134] 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83页。

[135] 《大柏林地区工人士兵苏维埃会议记录》（Protokolle der Versammlungen der 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 Gross-Berlin），第1卷，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1—244页，引文补足了刊载于1918年11月20日的《前进报》的报告。

[136] 《前进报》，1918年11月20日。

[137] 同上；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3页。

[138] 尤里乌斯·卡利斯基（Julius Kaliski，1877年6月20日——1956年？月？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3年在担任《前进报》编辑时曾因“侮辱皇室”而被判处四个月徒刑。十一月革命曾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中译者注

[139]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3页。

[140] 《前进报》，1918年11月20日。

[141]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3—244页。

[142] 同上，第235—236页。

[143]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01页。

[144]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6页。

[145] 同上，第236—237页。

[146] 同上，第237页。

[147] 转引自上书，第244页。

[148] 沃尔夫电讯社（Wolffs Telegraphisches Büro，WTB）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报通讯社之一，1849年开业，1934年停业。——中译者注

[149]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4页。

[150] 《柏林日报》，1918年11月19日。

[151]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34页；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5—249页，后者对保存在波茨坦国家中央档案馆里的官方记录（Reichskanzlei, no. 2482, 28ff.）做了概述。

[152] 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6页。

[153] 同上，第246—247页。

[154] 同上，第247页。

[155] 同上。

[156] 同上。

[157]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59页。
　　此文即《1918年11月23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工人士兵苏维埃和人民全权代表的国家法律地位发表的声明》，请参阅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8—79页。——中译者注

[158] 库尔特·恩斯特·卡尔·舒马赫（Curt Ernst Carl Schumacher，1895年10月13日——1952年8月20日），出身于小商人家庭，一战中右臂因伤截肢。1918年参加社民党。1920年担任斯图加特的社民党报纸《士瓦本每日卫报》（Schwäbische Tagwacht）编辑。1924年当选为符腾堡邦议员，1928年当上符腾堡邦社民党组织领导。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被捕，1943年获释，1944年再次被捕。1945年解放后领导了社民党的重建工作，但反对同共产党合并。1946—1952年任社民党主席。1949—1952年当选西德联邦议会议员，并担任反对党领袖。——中译者注

[159] 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05—106页。

[160] 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68页。

[161] 请查阅柯尔布的《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的第七章《新闻界大肆污蔑工人苏维埃》（Die Diskreditierung der Arbeiterräte durch die Presse）。

[162] 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68页。

[163] 同上；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91页。

[164] 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69页。

[165] 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32页。

[166] 同上，第133页。

[167]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62—464页。

[168] 请参阅《行尸走肉》（Der lebende Leichnam），《前进报》，12月5日；《里夏德一世：威廉的替身》（Richard I Wilhelms Ersatz），《前进报，1918年12月18日。

[169] 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157—158页；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09页。

[170]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19年、1920—1923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5年任驻英国全权代表。1925—1927年任驻法国全权代表。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19—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科斯塔奈。1931年被流放到巴尔瑙尔。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返回莫斯科，进入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35年脱离左翼反对派活动，并于同年11月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20年徒刑。1941年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171] 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12页；谢德曼，《崩溃》，第227页。

[172] 此处英译文直译为“显然，在执委会和工人士兵苏维埃里，群众本应发现自己的作用”。经核对德文原文之后，改为现在的译法。——中译者注

[173] 《红旗报》，1918年12月11日。
　　此文即《论执行委员会》（Um den Vollzugsrat）。——中译者注

[174] 转引自赫·米勒，《十一月革命》，第111页。

[175] 《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98栏及其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49页。

[176] 《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0页。

[177] 同上，第249—250页。

[178] 《前进报》，1918年12月16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21页。

[179] 《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2栏。

[180] 同上，第53—58栏。

[181] 同上，第19栏及其后。

[182] 罗伯特·莱纳特（Robert Leinert，1873年12月16日——1940年2月10日），生于德累斯顿一个陶匠家庭，1900年参加社民党，1903—1905年担任《人民意志报》（Volkswille）编辑，1906—1918年担任汉诺威省社民党书记，1908—1918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十一月革命期间当选汉诺威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1924年当选汉诺威市长。1918年12月担任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1919年1月当选普鲁士立宪会议议员，并参加了巴黎和会。1921—1933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并于1921—1924年出任普鲁士邦议会议长。——中译者注

[183] 海因里希·多伦巴赫（Heinrich Dorrenbach，1888年2月18日——1919年5月18日），办公室职员、社会民主党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志愿参军，获少尉军衔，并因作战勇敢而获二级铁十字勋章。1915年在香槟战役中身负重伤后，逐步萌生反战思想。1917年因企图逃离军队而被监禁，最后被勒令退役，此后积极参加了1918年1月工潮。1918年11月参加了十一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8年11月11日参与创立人民海军师。他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在1919年1月鼓动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到布伦瑞克，然后又逃到哥达。5月16日在爱森纳赫被专门追杀共产党人的私人侦探绑架回柏林，5月17日接受审讯后“在企图逃跑时”被枪击，次日伤重不治身亡。——中译者注

[184] 《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23栏及其后、第144栏及其后。

[185]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七点要求，通称“汉堡七条”，其中包括取消最高统帅部的指挥权，由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统帅军队，取消军衔制，由士兵选举军官，建立人民军队以代替常备军等。——中译者注

[186] 瓦尔特·兰普尔（Walther Lamp’l，1891年5月10日——1933年1月4日），生于汉堡。中学毕业后，于1910—1912年前往墨西哥，当过房产经纪，1913年返回德国，学习法律，一战爆发后入伍，1917年12月受重伤。十一月革命后参加社民党，出席了1918年12月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苏维埃委员。1918年12月当选为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8月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大汉堡地区的国家专员。1919—1921年当选汉堡市议会议员。1921—1933年出任阿尔托纳市法官。1925—1933年当选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省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187] 详见本书第十二章。

[188] 《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09栏及其后。

[189] 同上，第226栏及其后。

[190] 库尔特·盖尔（Curt Geyer，1891年11月19日——1967年6月24日），出身于萨克森社民党干部家庭，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进入《前进报》编辑部工作，后来在符茨堡（Würzburg）的社民党机关报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被选为莱比锡苏维埃委员，1919年被选为苏维埃主席。1920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在独立党内属于左派，支持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代表统一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8月因支持列维被开除出党，后来追随列维参加了共产社、独立党和社民党。他跟列维及其他“列维派”不同，没有参加社民党的左翼反对派。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后定居英国，参加了社民党的流亡执委会。他长期为德国报刊担任通讯记者，后来在西德退休。

[191] 托尔明，《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99页。

[192] 《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300栏。

[193] 同上，第227栏。

[194] 赫尔曼·吕德曼（Hermann Lüdemann，1880年8月5日——1959年5月27日），当过机械工程师，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5—1922年当选柏林市议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担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社民党党团主席。1919年当选普鲁士邦立宪会议议员，1921—1929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0年3月29日——1921年4月21日任普鲁士邦财政部长。1927年任吕奈贝格（Lüneburg）行政区区长。1928年任下西里西亚省省长。纳粹篡权后隐居。二战后重新担任社民党领袖。1946—1958年当选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州议会议员。1947年4月29日——1949年8月29日当选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州总理。——中译者注

[195] 关于吕德曼的提案，请参阅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92—93页。——中译者注

[196] 《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92栏。

[197] 里·米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223页；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85页；《自由报》，1918年12月22日。

[198] 请参阅刊登于1918年12月22日的《红旗报》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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