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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档案的最后秘密

[法] 皮埃尔·勃鲁埃 菲·罗勃里厄
(1980年5月4日)


  编者按:1980年1月,哈佛大学公布了托洛茨基档案,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法国《世界报》记者菲·罗勃里厄就此访问了托洛茨基研究所主持人之一皮埃尔·勃鲁埃,询问了有关情况,显然,布鲁埃是站在找洛茨基的立场上谈论问题的。现将罗勃里厄写的访问记译出,只供研究者参考。
  1980年1月2日,哈佛大学已把托洛茨基的档案全部公诸于众,或确切地说,根据这位大革命家的遗愿,在他死后四十年内封存的那部分“秘密”档案被公开了,这是一件为关心二十世纪革命史的人们渴望已久的事情。

  专攻托洛茨基问题的历史学家、托洛茨基研究所主持人之一皮埃尔·勃鲁埃前往哈佛大学去看了这些文件,他刚从那里回来。这些文件对弄清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材料。



  问:这些档案的历史具有象征的意义,它本身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经历一样,带有传奇的性质。您能否对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托洛茨基的档案和我们二十世纪十分相似,它有一段漫长而悲惨的历史。斯大林曾准许托洛茨基于1929年把档案随身带到国外。随后,他又后悔了。1931年3月1日的一场火灾毁了部分档案。一些重要文件和托洛茨基给他儿子谢多夫的一些信件于1933年被收藏在法国,谢多夫死后就再也没有找到。1936年11月7日,位于米希勒街的阿姆斯特丹社会史研究所巴黎分所发生了一起盗窃案,盗走了托洛茨基与安德烈·南的通信,这是一些为格勃乌服务的盗窃专家所干的。最后,1940年5月24日,格勃乌分子、画家阿尔法罗·西盖罗斯领导了一次旨在破坏档案的袭击,向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科约阿坎住所投掷了燃烧弹。托洛茨基认为他的文件对未来的运动极其宝贵,同时也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他于是决定把档案出售给一所具有收藏能力的大学。

  问:为什么这部分档案在四十年内被禁止查阅?

  答:这项条件是托洛茨基于1940年定下的。他担心有人读了他的档案后,把某些人的革命活动报告斯大林、希特勒或别国政府,他要保护这些人不受可能引起的连累。这是一项安全措施。这显然证明,档案里有一些为历史学家所不知道的“新东西”。否则,托洛茨基决不会把它们封存那么久。

  问:中间有什么新东西?

  答:档案共有一万七千五百件内容极其丰富的未发表材料。例如,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竟有几百封同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创始人、原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阿洛伊斯·纽拉特的来往书信。也没有想到档案竟涉及到1929至1933年间的德国。有几千而材料谈到德国工人、社会党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思想情况,谈到罢工和示威,既有询问也有答复。还有几十份报告讲了从希特勒上台到国会纵火案期间德共的一些会议情况。

  问:关于这些会议,我们从档案中可以了解些什么?

  答:这些会议包括基层到中央的各级会议。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德共领导人继续执迷不悟,好象纳粹还没有上台,好象他们自己始终正确。他们继续把那些主张同社会党党员结成统一阵线的人,把那些看到希特勒已经把手指扣在枪机上因而不同意再把社会党党员当作“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和“头号敌人”的人开除出党。

  一些同托洛茨基联系的人在有的报告里痛切地诉说:鼠目寸光的党部负责人大权在握,独断独行,而一般党员又无能为力,思想极其混乱。他们隐约看到灾难即将来临,但又不知如何是好。有人责怪无产阶级过于消极,有人说斯大林主义者已把工人的团结感情破坏无遗。德共领导人表面上似乎稳如泰山,但也有人开始准备长期搞地下工作。在德共党内,干部们的注意力不在这里;他们还泰然自若地反复重申“总路线”的“正确”。确实,这些报告描绘了一个共产党瓦解、消沉和腐化的整个过程。

  问:德国人民有何反应呢?

  答:托洛茨基的通信人一般认为,广大群众如果懂得应该怎么办,他们是准备起来战斗的,但群众完全不知所措。通信人指出,成千成万的工人愿意斗争,但他们不相信任何人能领导这场斗争。由于德共的无所作为,他们后来被各个击破。

  问:通过阅读托洛茨基的文件可以了解哪些有关苏联的情况呢?

  答:在多年来已经供人查阅的那部分公开档案里,有1928年的被流放者之间的大量通信,但至今没有一个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家对这批材料作出整理分析。然后是1929至1931年间的信件,也就是除了托洛茨基以外我们最先看到的那一批(个别几封信伊萨克·多伊切已经先我们看到)。接着是斯摩棱斯克档案,这是过去掌握的研究苏联历史的第一批文献。被软禁在穷乡僻壤的“孤独者”的信件是十分感人的。每封信都需要几个星期的耐心工作才能写成,才能成为一篇真正的报导或名符其实的论文,因为信要写在一些能放在火柴盒当中带走的纸上。这些信件对我们弄清苏联的现实,了解被无情的官僚主义所扼杀的一国人民和一个革命党的悲剧,也是内容丰富的资料。

  问:那么,苏联党内发生了什么事呢?

  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回过头来看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真实情况和强迫集体化所造成的经济灾难。托洛茨基的信对当时苏联的现实勾画了一幅可怕的图景:许多地区发生饥荒,农村居民大量外流,象哈尔科夫这样的大城市几个月没有电,盖起的工厂不能开工,工人因吃不饱饭和劳动强度过高而精疲力竭,他们的无法支持下去,因而拒绝工作。

  这一切在党内和在干部中当然都有反应,甚至在官僚机构的最高层也有人公开表示不满。不仅原来的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斯米尔诺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托洛茨基分子)对自己的屈膝投降感到后悔,而且在不久前还是激烈地反对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主义者中间也出现了新的反对派。罗米那兹、斯腾和列宁时代共青团的全套领导班子就属于这种情况。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柳亭说,假如斯大林不是一个力图把苏联引向灾难的奸细,他决不会这样行事。斯腾说斯大林会搞出“比德雷福斯案件更恶劣的冤案”。甚至斯大林亲近的同事也以自己的方式承认局势的严重性。有人同卡冈诺维奇谈到人吃人的事,他竟回答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被吃掉”。

  问:这些人向托洛茨基一边靠拢吗?

  答:斯大林的破产显然说明了托洛茨基的正确。许多官僚也认为托洛茨基是最后的救星。罗米那兹的朋友们以及对自己屈服感到后悔的那批人都这样想。甚至原来属于布哈林派的柳亭和斯列普科夫先也写道,托洛茨基在党的问题上是正确的,必须恢复民主和把托洛茨基分子重新吸收入党。这些人都愿与国外的托派结成联盟,希望托洛茨基支持他们推翻斯大林。可是,中级的官僚们担心托洛茨基传报复,这种恐惧是斯大林的王牌。所以,托洛茨基写信告诉他的同志们不要提出“驱逐斯大林”的口号,相反,应该提出来建立包括斯大林在内的“统一阵线”,以拯救苏维埃政权。

  问:这和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有关吗?

  答:当然有的。基洛夫意识到不满和愤怒情绪上升和危险,他反对实行镇压,或至少反对采取镇压的极端形式。“自由派”迫使斯大林在1933年至1934年间推动一项他所不同意的政策,斯大林于是通过暗杀基洛夫和紧接着杀害所有可能替代他的领导人,使自己从这项政策中摆脱出来。据赫鲁晓夫于1956年透露,斯大林1936年在一个电报中说“格勃乌的工作落后了四年”。大家记得,1936年前四年正好是1932年,反对派的形成和自由派的活动阻挠了斯大林的镇压。

  问:由此看来,流亡已达三年之外的托洛茨基与苏联没有断绝关系。他怎样沟通消息的?

  答:同苏联方面保持的地下联系完全是由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组织和控制的。地下工作搞得很机密,通过微型文件、显影墨水,分级传递等手段,把在柏林出版的左翼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反对派通报》寄出去,又把苏联的消息和文件带回来。谢多夫还在柏林会见包括外交官和经济官员在内的许多苏联人,他们有的直接同他谈,有的同他的朋友谈。

  问:托洛茨基的中间人都是谁?他们是从那里招来的?

  答:谢多夫的秘密联络网的成员一方面有在国外的苏联人,主要是苏联驻外商业机构的官员,另一方面有共产国际本身的人。一些德国共产党员利用为工会和报刊出差的机会,甚至专门为地下组织办事,负责谢多夫的联络工作。大家记得,斯大林的对德政策为造成希特勒的祸害作了准备,许多德共党员对此有所预感,因而愿意帮助左翼反对派。

  问:您能否举几个人为例?

  答:可以。例如:卡尔·格鲁尔,他曾是德共地下军事组织的负责人。

  问:1931至1932年间,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特别在德俄两党中的影响有所上升吗?

  答:肯定是的。但可惜的是,情况接着就变了,向托洛茨基靠拢的那些党员遭到了肉体的消灭。

  问:托洛茨基与苏联的联系什么时候断了?

  答:据我所知,署名T.T.最后一份报告日期为1933年2月。在这以后关系就断掉,再也没有联络上。谢多夫的联络网同德共组织一起被希特勒的警察破坏了。

  问:那么,希特勒的胜利对托洛茨基是个沉重打击?

  答: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仅在技术上,联络网遭到了破坏,而且在政治上,希特勒的胜利意味着德国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欧洲最强大的组织)的覆灭。“褐色浪潮”(1)席卷全欧的前景从此已近在眼前。托洛茨基一下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懂得他永远也不能回苏联了。

  希特勒的胜利在短期内标志着欧洲反动的开始以及法国和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失败,但由于反对派的被镇压,它也标志着俄国工人阶级的失败。托洛茨基明白这一点,他说斯大林和希特勒是一对“姊妹星”。

  问:这一地下活动在档案中留有痕迹吗?

  答:很少。托洛茨基知道格勃乌和盖世太保可能把他的档案搞到手。他在希特勒上台后用剪刀剪去了或涂抹了与他通信的德国人的署名,俄国人也是如此。有时他甚至剪掉几个字。据我了解,1932年的有关“反对派集团”一批文件完全没有采用这些安全措施。还有他的秘书、美国人乔·汉森的一封信也是如此。这封信暗示,乔·汉森在托洛茨基的同意下,与格勃乌在美国的代表有所接触。

  问:这一接触的目的是什么?

  答:是要通过格勃乌对乔·汉森提出的建议来了解格勃乌的阴谋计划。

  问:托洛茨基秘书们的工作好像忙得一蹋糊涂……

  答:托洛茨基工作起来简直就象不要命似的。接连几小时不停地口述,直到秘书们感到吃不消,他才不愿去过分剥削他们的劳动。只要秘书的条件允许,他用五种语言(英、法、德、俄、西)平均每天口授两千字。他仔细修改第一份打字记录稿和其他的“校样”。他的工作能力确实是极其罕见的。

  问:他有几个秘书?

  答:根据不同时期的可能条件,他有一至五个秘书。

  问:除了德国和苏联以外,这些档案还提供其他方面的情况吗?

  答:还有很多其他情况。例如关于马尔罗的情况。此人作为国民党的“特派员”和鲍罗廷的同事,曾去拜访了托洛茨基,并说《人的命运》一书中的加林就是他自己的写照。确实,他曾向左翼反对派,即向三十年代初期跟随托洛茨基的那批人,捐赠了一年的版税收入。

  问:通信中是否有不同于我们至今所了解到的分析?

  答:要说不同的分析,那是没有,但进一步的分析却是有的。托洛茨基在他的信里常常抱怨自己不得不就一些他认为并不很重要的题材写些“应景”的文章和书。当时托洛茨基派的刊物篇幅不大。他因而在信里谈一些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不以托洛茨基的全部通信为参考,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和他为建立第四国际而采取的政治行动。

  问:托洛茨基的传记需要重写吗?

  答:肯定需要。材料现在是有了,但还要用几年时间去分析整理,这得由一个班子来搞。

  问:他的主要传记作家伊萨克·多伊切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有保留的价值?

  答:多伊切是一位不错的作家和很好的记者,但他不是历史学家。他的书里大小错误层出不穷。何况,他在最后一卷书里的主要考虑是为他个人在托洛茨基问题上所采取的十分微妙的政治立场进行辩解。最后,他只是同他妻子一起就未经编目的档案工作了两星期,他对这批庞大的历史文献的认识只能是十分浅薄的。

  问:哈佛大学开放了这批档案,阅览室一定会有人满之患吧?

  答:图书馆的负责人估计到了这一点。他们甚至曾要求我们压缩代表团的名额……不过,空位子总会有的。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四位托派成员和三名英国人。我询问了几位美国的历史学家,他们打算以后再来。奇怪的是,那些从未跨进档案门坎的人,在没有听到去现场工作了几个月的人作出反应以前,却已经断定里面没有任何新东西。

  问:你们现在的计划是什么?

  答:列夫·托洛茨基研究所创立于1977年,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受到托洛茨基之孙塞瓦·沃尔科夫的支持,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出版这位伟大革命家的著作。研究所完全是独立的,经费全靠其出版物销售所得,任何工作人员都没有报酬。两年来,我们已出版了《全集》七卷,时间包括1933年至1935年,其中许多文章是从未发表过的和十分难得的。我们首要的考虑是继续深入挖掘这一真正的矿藏,从而通过其广度和深度向大家介绍托洛茨基的事业。我们还出版一个名为《托洛茨基手册》的季刊。



译自法国《世界报》1980年5月4日。
(顾良译)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