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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和托洛茨基

 Bukharin and Trotsky

皮埃尔·勃鲁埃
(Pierre Broué,1926-2005)
 


  这是作者给1988年10月10日-13日在联邦德国召开的「布哈林著作国际多科性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

  波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一次谈话中回忆了他与布哈林的一次会见。1936年2月至4月,布哈林曾率领一个庞大的苏联代表团去巴黎购买马克思手稿。他们两人一起到达哥本哈根。尼古拉耶夫斯基(1965年)写道:
  “当我们在哥本哈根时,布哈林提醒我说,托洛茨基就居住在附近,在奥斯陆。他眨了眨眼睛,示意让我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带着这个装着马克思手稿的箱子到托洛茨基那里去待一天,会怎么样?他接着说,大家知道,我们之间曾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他怀有极大的敬意。”(第16页)
  布哈林在苏联正式恢复名誉后,他在遭到审讯前两年的这次眨眼确实获得了新的意义。在那次审讯中,布哈林曾承认参加了“托洛茨基策划的反革命运动”。

结识


  在1912年底和1914年8月之间,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在维也纳相遇。布哈林认识了托洛茨基一家,也许建立了一定的友好关系。在经过多次迁居后,他们在纽约再次相遇,布哈林是在1916年11月到达那里的,而托洛茨基则在1917年1月3日到达纽约。两人一起工作。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布哈林“带着他所特有的那种孩子气的热情”接待了他。(1929年,第254页)
  从头一个晚上起,他们一起去纽约公共图书馆工作并为纽约的俄文报纸《新世界报》撰稿。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布哈林这时表现出对他的亲近态度。与此相反,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报以友谊方面显得比较冷淡。他们保持私人的联系,但两人在政治问题上常常展开热烈的争论。在1917年1月14日持续了整整一夜的会面中暴露出最初的不协调: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对于美国的运动采取了互相对立的立场。布哈林认为,必须尽快实行分裂,左派应与美国社会党决裂并组成一个新党。托洛茨基则认为,条件还没有成熟,并坚持说,革命派应留在美国社会党内,同时出版他们自己的独立的杂志。
  布哈林很快在某种程度上遭到托洛茨基的排挤,后者为《新世界报》撰写社论并且赢得拥护者。然而,布哈林筹备在2月17日召开“各社会主义组织和团体国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应作出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决议。托洛茨基似乎对他的抱负抱冷嘲态度。布哈林在1926年回忆说:“托洛茨基那时常常问他,他是否在北极找到了一个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德莱柏,1957年,第83页)
  不管怎样,托洛茨基在美国社会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并成为它的左翼领导人之一。但是二月革命使一切都成了问题。托洛茨基比布哈林早一个月动身,但由于在加拿大被捕而耽误了。他于1917年5月4日(公历17日)回到俄国,比布哈林晚了几天。
  这里,我们不赞成列维(1982年)书中的观点,他认为早在1917年两人之间就显露出个人方面的和思想方面的对立。不管怎样,重要的是两人很快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在1917年的争论中,两人都站在列宁方面反对“调和派”。
  在不同的情况下和在不同的问题上,两人都曾同列宁发生过冲突。托洛茨基在1903年与列宁分手,在1912年发生尖锐的冲突。从1914年起开始重新接近,随着1917年7月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种重新接近变为现实,他回国后,曾与列宁进行过密切的合作。布哈林从1906年起是党员。在大战期间,在民族问题、民族自决权和国家问题上,布哈林与列宁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后一个分歧曾一度使两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后来随着列宁的转变和《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出版,这一分歧消除了。柯仑泰曾把托洛茨基在纽约的立场告诉过列宁,列宁对托洛茨基很不满;但是布哈林竭力使他所钦佩的两个人和解,以便“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积极力量的联合。”[1]

亲近的人


  到那时为止,两人只是配角,但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两人占有重要的位置。托洛茨基是彼得格勒的党的活动家,布哈林是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两人是伟大的演说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富有才华的辩论家,而托洛茨基在这些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性格:托洛茨基的意志表现得总是不可动摇,而布哈林则无法控制自己的细腻软弱的敏感性。
  两人在政治方面互相接近。他们都拥护四月提纲,反对“调和派”,虽然布哈林对于列宁关于向起义过渡的建议一度持保留态度。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彼得格勒的状况比莫斯科要有利得多。起义后,两人担任了很高的职务。托洛茨基是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所妒忌的布哈林则被派去领导党的报刊,起先领导《真理报》。他们都同样相信即将来临的欧洲革命的决定性意义。
  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同,但围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的争论并没有使他们分开。托洛茨基在谈判过程中确信,革命的俄国不能再长久忍受战争。为了获得德国革命的机会,他建议结束战争,但不缔结和约。布哈林是支持进行革命战争者的领袖,他把这种战争更多地理解为一场游击战,而不是常规战。在他看来,签订和约是对欧洲革命的背叛。
  起初布哈林希望能争取托洛茨基支持他的立场;但是他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为托洛茨基根据他所接触到的被放弃了的前线的经验,断然排除了进行一场革命战争的可能性。当托洛茨基建议,鉴于德国的威胁而与法国人和英国人进行谈判时,布哈林非常气愤,落下了眼泪,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提案(“接受来自帝国主义的英法强盗方面的土豆和弹药”)和布哈林的提案(“原则上拒绝来自任何帝国主义政权的任何援助”)的表决促使布哈林辞去他的职务。托洛茨基谨慎地同他后来的倡议保持距离。

疏远


  这些意见分歧并不妨碍布哈林在1919年成为三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的一个,托洛茨基是政治局的正式委员。事实上布哈林是“六巨头”之一,仅次于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的道路不一样。托洛茨基建立红军,领导红军进行斗争,并在共产国际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布哈林则是理论家,他纠正各种错误,是年青一代共产党人的思想先驱,特别是在红色教授学院。他们之间仍保持私人的联糸,托洛茨基声称,布哈林对他的亲近态度愈来愈强烈了。
  在1920-1921年冬关于工会军事化的争论中,布哈林起初力图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起缓冲作用;后来他向党提出了“缓冲纲领”,其中要求工会“国家化”与此同时仍然想保持工人民主的基本要素。
  列宁的激烈反应并没有阻止布哈林向第10次代表大会提出一个提纲,这个提纲是他与托洛茨基共同拟定的,列宁使之缓和了一些。与此同时,布哈林是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内必需的民主的报告人(这对于党的习惯做法是很有代表性的),以便通过一项决议,但由于后来决定禁止派别活动,这项决议成了一纸空文。从1922年起,它被机关用来作为扼杀民主的工具。
  有关喀琅施塔得的历史著作对于托洛茨基是严厉的,而对布哈林则持宽容的态度。历史学家一个接一个地重复据说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关于判乱所说的话:“误入歧途的兄弟,我们的亲骨肉。” [2] 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大会的讲坛上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这并没有阻止西方的作者们把刽子手托洛茨基同还有某些良心的布哈林对立起来。不管怎样,没有什么东西预示,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私人关系会发生变化。
  如果说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联合在一起或几乎联合在一起,那么他们在共产国际内部关于1921年三月行动的大争论中则成了敌人。布哈林是“进攻理论”之父,这种理论为一次又一次的冒险活动和真正的极左病的发作辩护。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准备进行反击,并在共产国际三大上获胜:他们一起组成“右翼”。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人都接受新经济政策,认为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策,尽管带有某些保留。托洛茨基较为冷静和科学,布哈林则凭感觉,从而放弃了关于即将成熟的世界革命的幻想。
  1923年重新出现了两面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托洛茨基承担了向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的责任,后来由于列宁重新发病,他没有这样做。布哈林则坚决支持格鲁吉亚人及其同盟者拉柯夫斯基,抨击“大俄罗斯倾向分子”,强调人们必须赢得“过去的被压迫民族的信任”。
  他再一次论述了民主问题,谈到工人国家可能蜕化,形成“享有特权的共产党人”集团,从而可能变成一个“官僚的国家”的前景。他解释说,人类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母权制,父权制,书记集权制。那里所阐述的论点同托洛茨基后来在1923年底——1924年初的文集(《新方针》)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一致的。
  他们两人都把1923年10月发生的事件看作是德国革命,布哈林赞同托洛茨基关于革命可能获胜的信念。他是准备起义的支持者,并为此亲自进行宣传活动:路特·费舍曾描写他如何郑重地号召大学生们作好准备,“放下书本,拿起步枪”。

决裂


  但是,随着新方针的争论发生了决裂。其原因是否象托洛茨基的一些朋友所认为的那样,或者象斯蒂芬·科恩所想的那样,在于经济政策?这没有任何证据。相反,当他同意在《真理报》上自由展开争论后,布哈林就准备中止这种争论。首先,布哈林从1923年12月28日起发表了题为《打倒派别活动!》的一组文章,向反对派展开了第一次进攻,“第一次有计划地企图毫不羞耻地利用托洛茨基过去与列宁的分歧”。(卡尔,1954年,第321页)他此后不惜有计划地歪曲历史真相和撒谎。原因是否在于托洛茨基和46人反对派重新提出1921年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决议的主要论点时发展了布哈林的观点?或许在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揭露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阴谋”计划的发言(这一发言在1938年审讯中再次被提到)中可以找到得到斯大林的许可向他施加压力的因素?
  在反对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的运动中,布哈林站在攻击者的最前列,不再保护他了。在1924年12月13日抨击不断革命的文章中他声称,“抛开任何个人的好恶,而只着眼于政治”(1924/1963年)。“
  1925年他是放宽新经济政策、对富裕农民作新的让步的理论家和主要鼓吹者。他向富农提出了他的著名口号:“发财吧!”他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这一问题和一国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争论。他在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之前和大会期间对他们采取了极具挑衅性的态度。但是他在争论期间保证:“托洛茨基不是孟什维克,他曾为十月革命进行过斗争……他为党作出了许多贡献。”(卡尔,1954年,第171页)

延误了的接近


  不容置疑,布哈林在这时希望阻止托洛茨基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联盟。由于这一主要理由,在两人之间重新开始短暂的私人关系。在1926年1月5日的中央全会上,当斯大林要求作出对反对派成员采取真正的镇压措施的决议时,布哈林要求用“鞭子”来对付反对派。加米涅夫感到奇怪:为什么曾经反对惩罚托洛茨基分子的布哈林今天会赞成对新方针的拥护者实行镇压?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他从中得到乐趣。”布哈林当时写信给托洛茨基,说这句话使他“从头到脚发抖。”[3]
  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后来的往来信件中,我们只得到托洛茨基的信件。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拒绝任何明确的协议,只要求布哈林让党独立,具有发挥作用的民主,并向他通报斯大林的党领导现在采取的方法,特别是实行的反犹主义。无疑,这些温和的建议在布哈林看来仍然太多了。[4]
  在党的机关反对联合反对派的斗争年代(1925-1927年),布哈林是仅次于斯大林的党内第二号人物。由于他的辩论才能,他是左翼反对派和托洛茨基的主要谴责者。这是“二人统治”时代,是“布哈林的最坏时期”。(科恩,1979年,第7章)当斯大林操纵党的机关的时候,布哈林则从政治上加以表述并从理论上为之辩护。他的好斗性多次搏得斯大林的赞赏,斯大林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除了自我论证的力量和在进攻方式中表现出来的才智外,他同斯大林派的领导人没有什么区别。当他终于声称托洛茨基从来不是布尔什维克时,他已做得太过份了。
  然而,左派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后,斯大林与“右派”之间的冲突被提上了日程,而布哈林则是“右派”最有名的首领。从1928年起,布哈林在许多问题上反对斯大林,这开始于他激烈反对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这时开始了以斯大林领导集团放弃新经济政策而告终的关于农民政策的冲突,匆匆转入迅速实行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大多数历史学家强调指出,那时斯大林的政策与左翼反对派,特别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过去所要求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措施非常接近。但是这意味着过快地抛弃了关于民主的问题。
  在这一方面,至少在1929年,在左翼反对派的思想(例如拉柯夫斯基和托洛茨基所表述的那样)和布哈林关于国家和官僚制问题的思想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1928年)看起来很象拉柯夫斯基的许多文章,强调工人们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在我们巨大的机关的毛孔中也有官僚主义蜕化分子,他们根本不关心群众的利益、群众的生活、群众的物质和文化利益。”他的文章和讲话,例如《我们的当前任务》和《列宁的政治遗嘱》等,不仅同他1921年和1923年反对官僚制和党的机关的观点有联系,而且也同处于流放和监狱中的左翼反对派的分析和口号有联系。
  按照这一意思,布哈林在索柯里尼可夫那里向加米涅夫所表述的那个想法就可以理解了,而且一切证据表明,这个想法本身表明是向季诺维也纳夫—加米涅夫和向托洛茨基伸出和解之手。布哈林对他的对手说,他同斯大林的意见分歧比同他们的意见分歧要大得多。他认为斯大林的国际政策是“右的”。他要求展开争论:“他想割断我们的喉咙”。他强调,斯大林只对他的权力感兴趣;实际上国家和党被合为一体了。他把斯大林比作成吉思汗。他说,斯大林只知道一种方法:报复,他通常采取背后暗算的办法实行报复。[5]
  托洛茨基从他的朋友那里(他们得到了加米涅夫秘书的文本),后来又从加米涅夫那里(他向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透露了消息)获悉情况后,几乎不感到激动。在他看来,布哈林的惊慌失措是他的软弱的表现。他把布哈林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力量,因此他只限于向他的朋友们建议,加倍地打击加米涅夫,如果后者进一步表现出要接近他们的话。 [6] 他在1928年9月12日致他的一位老同事、工程师沙图诺夫斯基(他属于布哈林派,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想接近的企图)的一封信中作了回答。他提到了他向第16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削减预算1/20,重新恢复党同所有被开除的派别的联系,在所有预选中实行秘密投票)。他补充说:
  “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我们也许准备同右派进行谈判,因此实现这些党的原则的基本前提会使无产阶级核心得到机会,要求真正地不仅同右派,而且也同中派实行清算,也就是同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支柱和保护者实行清算。”(托洛茨基档案,T3132)
  这个十分清楚的建议没有任何结果,有些人断言,这是因为托洛茨基派明确地加以拒绝了,根据是他们对此作出了激烈的反应。但是这种说法缺乏可靠的证据,我并不相信。这个建议之所以没有结果,不如说是因为布哈林不接受它。科恩(1979年)力图使人相信,“布哈林的悲剧在于他拒绝诉诸人民的感情”。如果严格地说,他从来不想诉诸党,这也是不能接受的。总的说来,他在这一时期接受斯大林的游戏规则:在机关的上层领导进行斗争,正如斯米尔加所说的那样,“在党的背后”进行斗争。
  莱文在1972年的一篇文章中正确地强调,布哈林在帮助斯大林扼杀了人们、党和他自己之后,“在1928年和1929年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光辉”:[7]
  “他关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实行的政策的总体方案值得注意:根据这个方案,这一政策应包括三个基本因素:国家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和苏维埃民主。除这些原则外,如果再补充反对把粗暴的强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尤其是迫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方法,批评‘过快的增长速度’和劝告实行退却,同时呼吁谨慎和理智,以及特别要求同社会民主党进行合作,反对纳粹主义,那么,人们可以重新恢复布哈林在1928—1929年的纲领,而不缺少任何重要的方面。”(第520页)
  关于布哈林的最后几年,我们知道的确定无疑的情况不很多。关于柳亭—斯列普科夫集团的历史及其对托洛茨基的态度是很有趣的,因为它也提供了这个集团同布哈林的关系的某些细节。到那时为止,可以认为他的纲领的特点是把放慢集体化速度(那时非集体化还绝对不可能)的政策同党内生活民主化的政策结合起来。有关托洛茨基“关于党所说的都是正确的”的暗示在纲领中只是隐约地提到,而通常由斯列科夫说出来,这可能是受到布哈林的鼓励,即使是从远方。
  罗伊·梅德维杰夫论述布哈林最后几年的著作(1980年)把关于基洛夫是“温和派”反对派的首领的流行说法看作是已经得到证实的。盖蒂最近(1985年)对这种说法表示异议。梅德维杰夫显然把他们同布哈林联系在一起。如果马骞尔·博迪关于列文博士在巴黎的使命的说法是确切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温和派在莫斯科确实同托洛茨基有接触,以便建议他回国的话,那么,这是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倒数第二次来实现的接触。
  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会见涉及对斯大林的德国政策、对斯大林由于希特勒军队的胜利进军而拒绝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批评。托洛茨基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莫洛托夫的尖刻的攻击中已经知道布哈林的态度,他在出现纳粹危险时提到列宁的政策并主张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一个牢固的统一战线。这显然是对著名的斯大林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谴责—我们不知道,这是含蓄的还是明确的。由于不久前在《星期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历史学家阿纳托利·拉季舍夫(1987年)在那篇文章中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范围内阐述了他根据一些文章和他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分析而恢复的布哈林的立场。在那篇文章中布哈林被说成是同斯大林相对立的,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反对者和同社会民主党结成反对法西斯威胁的统一战线开展斗争的拥护者。
  最后,使人们感到惊讶的是托洛茨基对“建设速度”的批评中的布哈林声调以及布哈林对国际和党的体制的批评中的托洛茨基声调。前面已引证过的莱文的一篇文章(1972年,第500-501页)中提到1929年4月的斯大林的一项秘密决议一举作出判决,认为布哈林在关于新方针的争论中最终转到了托洛茨基的立场。
  1938年布哈林受到斯大林的法官们的审判。他无疑是在从1936年起就没有申诉的可能的情况下被判刑。他在被捕前以及被捕后遭到不断的审讯。他是一个被控告的叛逆者;他甚至多次打断国家检察长维辛斯基的讲话,使之狼狈不堪。但是他未能逃脱自我谴责是“反革命强盗行为”的下场,他以此区别于“反革命政策”,后者是“托洛茨基的命运”。他向法官们承认,他曾同尼古拉耶夫斯基谈到过托洛茨基,并力图使人相信,“只有象托洛茨基那样的人才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武器”。
  布哈林在被捕前让他的年轻的妻子安娜·拉林娜背熟他的《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这封信对他最后几年的政治立场作了概括的表述,这一表述显然是认真地为历史而留下的:
  “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8]

相反的命运


  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关系的历史是一场失败的历史。他们互相接近并在私人方面联结在一起,但从来没有消除或克服分歧,然而都成了他们曾拒绝共同与之斗争的杀人犯的牺牲品。科恩在1979年强调,这种缺乏互相理解的能力以及极端的方式说明了被他称之为布尔什维主义的软弱无力。科恩的这种说法是轻率的。但是人们必须承认这两个人之间的区别:一方面是托洛茨基在客气礼貌中保持的某种高傲的距离;另一方面是布哈林真挚的不拘礼节,列宁曾把布哈林称作“全党喜欢的人物”。这些不同的性格并不互相补充。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带着某些讽刺的口吻写到布哈林的感情表露,甚至说他有些歇斯底里。
  这两个人物在20年代是否可能至少在政治上结成联盟?是否确实预先决定了和蔼可亲的布哈林允许自己在关键时刻成为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工具?他从未爱过斯大林,而把托洛茨基看作几乎是自己的兄长。难道在要求绝对牺牲和无条件服从的军事领袖同一个学派的领导人、受到学生们爱戴的著名教授之间确实是互不相容的?
  在卡尔看来(1958年),思想僵化和顺从的性格使布哈林轻易成为玩弄权术的人的猎物。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他引证列宁并从托洛茨基的下述揭露性言论中提出了一个论据(1929/1961年):
  “这个人的特点在于他总是要依靠一个人。在这些时候布哈林表现得简直象一个中介,某一个人通过他讲话和行动。然而,人们必须密切注视中介,否则,它会不知不觉地处于完全相反的影响之下,并开始以同样热烈的献身精神破坏自己的偶像的声誉……我从来没有认真看待布哈林,而是听其自然,这就是说听凭别人摆布他。”(第254-255页)
  让我们把心理考察放一边,它不能提供任何结论,因为它是不完全的。剩下的是政治考虑。只是在1929年托洛茨基才开始对那种把布尔什维克党分为左派、布哈林右派和斯大林中派的分解图表提出疑问。伟大的斗争已经过去并从他的视野消失,以致他强调,布哈林右派并非真正的右派,而只是右派在党内的反映,党仍然是右派不想与之决裂的框框。由此他有理由作出结论:中派,即斯大林的拥护者,是机会主义的根源和热目的政治支柱,真正的右派特别表现在共产国际的政策中。但是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发现现实的另一方面,也就是布哈林仍留在党的框框、共产主义的框框之内,同布哈林的联盟是可能的,而同斯大林不再可能建成立联盟。
  布哈林的正式平反是一个重要事件,人们对此不仅可以感到高兴,即使人们今天对于那种过分的赞誉感到可笑,有人把他说成是替代斯大林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可惜他在20年代帮助了斯大林主义的崛起。

(辛庚 译)



文献资料

  布哈林(1924年):《不断革命的理论》,载《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布哈林(1928年):《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载《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卡尔,E·H·(1954年):《1923-1924年的空位时期》,伦敦版。
  卡尔,E·H·(1958年):《一国社会主义》,第2卷,伦敦版。
  科恩,斯蒂芬·(1979年):《布哈林政治传记》,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德莱柏,西奥多·(1957年):《美国共产主义之根源》,纽约版。
  盖蒂,Arch·J·(1985年):《大清洗之起源》马萨诸塞,剑桥版。
  拉季舍夫,A·(1987):《人民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布哈林》,载《星期周报》,1987年12月底,第51期第7页(俄文)。
  莱文,摩西·(1972年):《尼·伊·布哈林关于计划化的思想》,载《俄罗斯和苏联社会手册》第ⅹⅢ卷(10—12月)第481~501页。
  列维,A·G·(1982年):《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冲突》,载《列夫·托洛斯基的思想和活动》,第367~372页,佛罗伦萨版。
  梅德维杰夫,罗伊·(1980年):《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纽约版。
  尼古拉也夫斯基,波里斯·(1965年):《权利和苏联权贵》,巴黎版。
  托洛斯基,列夫·(1929年):《我的生平》,196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注 释

[1] 引自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1979年巴黎版,第69页。
[2] 许多作者重复了这种观点,阿布拉莫维奇完全接受了它。科恩在1979年的著作中大概重新思考了这种观点(第195页注68)。
[3] 引自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1979年巴黎版,第185页。
[4] 托洛茨基致布哈林的信,1926年1月8日,托洛茨基档案,2976。
[5] 加米涅夫备忘录,托洛茨基档案,1897。
[6] 托洛茨基的通告信,1928年10月21日,托洛茨基档案,3146。
[7] 1978年4月,马塞尔·博迪在《逃兵》一书中谈到莱文博士的访问。他从基洛夫那里来,以便同谢多夫见面。我在1985年于华盛顿召开的苏联东欧研究世界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剖析了这个问题。
[8] 布哈林的信引自梅德维杰夫《真理是我们的力量—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及后果》(1971年版)第205-206页。布哈林恢复名誉后,他的遗孀安娜·拉林娜在苏联电视台上宣读了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