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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给一位历史学家的信


我的论点

(1954年3月2日)



  我已经接到了你的信,得悉你正在研究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对你的工作至感兴趣,并且愿意尽我所能,给你帮助。
  你的任务不会是轻松的,因为你将如身入一块未经发现的土地,那里大多数看得到的路标都是倒着写的,而所指的方向还都是错误的。我所碰到的一切材料,不论是叛徒们还是官方的辩护士提供的,都是有倾向性的和伪造的。客观的历史学家若要探求真相必须对这些互相矛盾的材料保持双重性的警惕。
  斯大林主义者不但是历史上空前最有系统和最专心致志的撒谎大家,而且还博得职业反共分子的变相赞赏——受到他们的模仿,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是各色各样的撒谎者在每一场合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而大做文章的一个题目。
  虽然如此,绝大部分的主要事实都是有案可查的。困难在于解释;而一个历史学家,即使怀着世界上最好的心愿,如果不能正确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我就怀疑他到底能不能写出一篇真实的报告,能不能使人们理解这些事实。
  你知道,在我所写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一书中我曾谈到美国共产主义的草创时代。在过去一年中,我又曾在总结我们运动的当前的讨论时,谈到了这一个时期。《第四国际》1953 年5-6月合刊上刊载的我党关于“美国的斯大林主义和我们对它的态度”的决议,就是由我执笔的。
  我在那里头也谈到了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还发表过其他文章和信件,提到这个时期。这些材料都可以给你。我打算在今后再详细地来谈谈这个问题,因为我肯定地认为,理解美国共产主义的草创时代,对于教育新的一代的美国革命家有极大的重要性。
  我就美国共产主义早期的历史所写的文章,目的主要在阐明我的基本论点,就我所知,这种论点还没有其他任何人加以阐述。它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
  共产党原来是一个革命组织。共产党当初的所有领导人(他们后来在党内分裂成三个固定的派系)开始时都是想在美国闹革命的美国革命家。假若不是这样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参加到这个运动里面来,也不会同社会党的改良派分裂来组织美国共产党了。
  即使有人说,在这些领导人中,有一些是追求名位的野心家(这些人后来的发展往往证实这种看法),也仍然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追求名位,而不到工商企业或者自由职业的天地中,不到资产阶级的政界中或者工会官僚体系中去追求名位。在这些方面,至少对其中有些人来说,当时是大有机会的,然而他们却还是有意置之不顾。
  美国共产主义创始年代的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艰难困苦、险恶万状的道路。在我看来,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唯一的解释是,他们起头都是革命者,甚至其中的野心家也相信工人革命会在美国胜利并且希望自己能依托这样的一个前途。
  至于并无个人利益可以追求的基层党员,那就更不必说是被革命信念所鼓舞的了。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是相信我国革命的前景的,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样的革命者。美国共产党并不是以斯大林主义起家的。共产党的斯大林化毋宁说是在二十年代的长期繁荣期间开始的退化过程的结果。那个时期持续了相当久的繁荣逐渐被美国各阶级的广大群众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在共产党内也不是没有影响的。它软化了党的领导干部,而且破坏了他们原来对我国革命前景的信念。这使他们后来轻易地接受了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对于那些接受这个理论的人来说,作为革命已经胜利的“一国”的俄国,就成了美国革命为之奋斗的代替品了。从那以后,我国的共产党就把用各种各样方法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压力以“保卫苏联”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而不再有任何自己的革命目标了。此后共产党在美国的政策的一切迂回曲折的变化,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解的,都有着一个中心动机——那就是使美国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保卫”另一个国家的革命。
  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头几年美国外交政策同苏联外交针锋相对的时候,共产党要展开狂热的激进活动,为什么在罗斯福承认了苏联,并且对克里姆林官在外交上采取妥协的方针以后,共产党要同罗斯福和解;为什么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时期共产党又同罗斯福分裂,为什么后来当华盛顿和克里姆林宫在战争中结成联盟的时候,美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又采取热烈的和解态度和无节制的主战态度。
  共产党目前的政策,它把阶级斗争从属于和平主义的“和平”运动的做法,它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民主党的决心,都同以前历次的政策转变一样有着同一个一以贯之的动机。
  共产党的退化是从它放弃我国革命的前景时开始的。它从此就变成了为俄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政府服务的一个压力集团和啦啦队。它误以为这种官僚政府是“另一个国家中的”革命的守护者。
  我不应该漏掉我的论点中的最后一点:共产党的退化不能用一个草率的结论来解释,说这些领导人一开头就是一批无赖(虽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论是成了斯大林主义者还是成了叛徒——最后确实成了头等的无赖。);而是要以一种情况来解释,那就是他们成了一种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信念的受害者。
  如果放弃在我国实现社会革命的斗争,不把这一斗争看成是我们时代的现实前景,如果把自己贬低到仅仅充当别国革命的同情者,我国共产党的下场是可以预知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不例外。
  我坚信美国革命者应当真诚地同情其他国家的革命,并且尽一切可能给他们以帮助。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坚决相信能在我国进行革命的党。
  没有这样的信念,共产党或者社会党就是名不副实的党。这个党就不再是本国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推动者,而是它的障碍。这样的党对其他国家革命的同情也就分文不值了。这一点,在我看来,就是美国共产党从兴起到衰落的真实的正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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