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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
（1956年1月27日）
在我的头脑里，我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始的新斗争，掩盖了从1927年洛夫斯东派的胜利到1928年那次代表大会为止的一段时期。1928年前期的许多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在党的二月全会和五月全会之间，我几乎一直不在党的总部。为了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公务，我在1928年二月全会之后，马上就动身到全国各地去绕了一个大圈子，在五月全会前不久才回到纽约。在这次旅行中，我竭力把派别斗争从脑海里排除出去，并没有十分密切地注意党内事态的发展。你提出的问题说明你对当时的事件比我熟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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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1928年已经知道，共产国际在向左转，这就在美国党内给反对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究竟这在当时给了我多大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是很难说的。当时，我们大家关心的主要是美国的斗争。直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我才开始真正有了一个国际方向。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斯大林的一切行动都受到托洛茨基的有力影响。斯大林的做法是在组织上摧毁反对派，然后把它的思想拿过来，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加以实施。是托洛茨基首先看到，在战后的更大革命高潮减退之后，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正在到来。他在1921年同过左分子的论战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此后不久，共产国际的官方政策看到了新的现实，又过分强调起新的资本主义“稳定”来。这是共产国际向右转的时期（1924—1928年）。这个时期在美国党内大大帮助了洛夫斯东分子。
大约就在共产国际在这一论调上走过头的时侯，托洛茨基看到了新稳定中的矛盾和新的革命前景的展开。他反对官方关于英俄委员会和英国总罢工的政策的斗争，就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他的《英国向何处去》一书以及他在1926年2月15日发表的关于《欧洲和美洲》的演说（《第四国际》1943年4月号和5月号曾加以转载），也反映了这一思想。
在1927年12月开除左派反对派的同时，斯大林在俄国和国际范围内开始采用了托洛茨基纲领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这就是他和布哈林发生冲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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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说过，当时我对这一切完全不能理解。当时，我们只是看到了向左转的迹象。在这个转变开始的时候，洛夫斯东和沃尔夫正在抛弃他们从鲁登堡那里继承过来的过左行头，而凭他们自己的政治本能办事，而他们的政治本能一向明明白白是保守的。共产国际“向左转”的时候，他们丝毫也没有防备。
正式的记录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1928年美国党内的派别冲突主要围绕着工会问题，福斯特和洛夫斯东站在一边，毕特尔曼—坎农站在一边。文献材料可能证实这种看法，但是，这一看法并不真正正确。当时，福斯特—坎农—毕特尔曼的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一致协议对党内的洛夫斯东领导及其一般的保守观点，进行不调和的反抗。工会问题只是斗争的项目之一。
而且，虽然在1928年5月全会上福斯特在这个问题上同洛夫斯东分子比较接近，但是，他却在全面的派别基础上，肯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来反对洛夫斯东的领导。在5月全会前不久，当我回到纽约来的时候，福斯特先来找我，建议我们一起对洛夫斯东分子展开更加积极的斗争。佩帕尔似乎已经在1928年春天奉着特别使命回到国内，要促进洛夫斯东集团和福斯特集团的“团结”。洛夫斯东分子在佩帕尔的鼓动下，力图把福斯特争取过去，或使他守中立，但是，他却不答应。
在五月全会上，洛夫斯东分子集中攻击我和毕特尔曼，并且竭力表现得同福斯特“团结一致”。我记得我曾经嘲笑他们突然发现了福斯特的优点。我质问道，他们是不是想用亲善来杀死福斯特。我还引用了一句拉丁格言：" 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对死者扬善隐恶）。全场都听懂了这句机智的括，福斯特也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洛夫斯东分子想要把福斯特俘虏过去，但是他们的阴谋并没有得逞。福斯特坚决反对他们控制党，并且拒绝了他们的一切拉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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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对待工会问题的方针同洛夫斯东和沃尔夫的方针并不一样。洛夫斯东和沃尔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像在其他国内问题上一样，是由他们对美国前景的根本上保守的看法决定的。他们相信，美国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它的“维多利亚”时代。他们似乎对此非常高兴。这些人根本不再相信在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里还有革命的可能。
福斯特对工会问题的态度则出于不同的动机。他主张在劳联中“从内部突破”，他是他自己的这种迷信的俘虏。自从1911年他和世界产盟决裂以来，这种迷信就支配着他的思想。他的整个名位似乎都同这种具体策略联系在一起。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自我辩护的需要迫使他抱住这个迷信不放。
在工会问题上，我从来也没有完全同意福斯特的意见。我也是从世界产盟出身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我在那个领域中的工作。我已经开始认识到，世界产盟企图在双重工会的基础上建立崭新的革命工会是错误的。但是，在我自己的思想中，从来也没有像福斯特那样走到劳联主义的极端。
统一共产党在1920年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反劳联的立场，就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我曾经发言，主张采取一种更加灵活的政策，即一方面在现有的劳联各工会中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劳联所忽视的领域中支持独立的工会。那次代表大会关于“陶逊”发言的报告中所说的“陶逊”，就是指的我。（统一共产党正式机关刊物《共产党人》1920年6月12日第1卷，第1期，第4页）
在1923年开始的派别斗争的多事之秋，没有特别理由，也不适于让这种侧重点的不同在党内公开表现出来。但是，早在1925年12月全会上，邓恩和我就在巴塞克罢工运动问题上，同福斯特分子发生分歧。邓恩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支持洛索夫斯基，就是我们的真实思想的自然表现。我们认为必须在劳联所忽视或不肯去建立工会的地方建立独立的工会。这可以看做是我们和福斯特之间的真正分歧；但是，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侧重点的不同，而且，我们在反对洛夫斯东领导及其一般保守观点上的总的一致，始终掩盖了我们之间的分歧，甚至在1928年5月全会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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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特尔曼在这些新事态中扮演的角色是很特殊的。毕特尔曼和我一样，从来也不是一个“福斯特分子”。他自始至终是莫斯科的人，莫斯科来的路线在他就是法律。他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能读俄文书报，因此每当莫斯科有新的动向的时候，他总是比别人先了解一步。此外，在党内，毕特尔曼在犹太分部内一直有他自己的个人的支派。因此，同他打交道的时候，总得把他看做是一个派别的代表，而不能仅仅把他看做是一个人。
在1928年10月我们被开除以后，共产党最后决定全力执行独立工会主义政策，并且把工会教育同盟变成一个新的工会中心，改名工会统一同盟。福斯特不得已接受了这一决定，但是，这在他一定是一丸苦药。事实上，这是抛弃了自从他和世界产盟决裂以来他一直主张的整个方针。
1934年秋天，札克被开除出党，有一段时期到了我们这一边。他对我说，前不久他去看过福斯特。他觉得福斯特很不高兴，无依无靠，意气沮丧。札克说，福斯特劝他不要给白劳德任何借口来把他开除出党。谈到这一点时，他告诉札克，他从来也不相信工会统一同盟计划，但是，他觉得他不能不同意，为的是避免被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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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福斯特未能出席1928年冬天的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没有任何特别意义。他当时正为矿工运动忙得不可开交，经常在现场。我不记得在邓恩动身前去参加职工国际这次代表大会之前，我和邓恩有过任何特别讨论。关于整个这件事，我的记忆是相当模糊的——或许是因为我当时一直在旅行的缘故。但是，我认为，毫无疑问，主动急剧转变的是洛索夫斯基，而不是我们。不过，叫我们同意这个转变是十分容易的。因为在我们看来，事情愈来愈明显，要把没有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需要更加侧重在某些领域中建立独立的工会。
《共产党人》1928年7月号上刊载的我那篇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是在我自己坚持下刊出的。我对这个问题相当激动，急于要阐明我的立场。当时，人们已经认为，在报刊上出现互相冲突的观点有些“不正常”。洛夫斯东分子是反对的，但是，他们大概认为，在那样一个时候，刊出这篇文章比在那样一个问题上同我闹纠纷要好一些。我不记得我同福斯特讨论过这件事。当然，洛夫斯东分子认为，他们叫福斯特出来为官方政策辩护，是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但是，福斯特也在耍他自己的把戏，来为自己的迷信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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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全会上我和福斯特在工会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严重妨碍两个派别的联盟关系。和以前一样，它仍然是一种“别碰我”的权宜联盟。我记得，在我们动身到莫斯科去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两派举行了一次联欢会。总的谅解是，我们在那里要一道干。
根据我的记忆，福斯特分子内部的分歧在5月全会上并没有表现出来。他们把这种分歧掩盖了一个时期。直到两个反对派集团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上，斗争才第一次公开化，那时候，我们才知道福斯特分子内部有激烈的斗争。在那次内部斗争中，福斯特陷于孤立。
我们那一派有好几个代表出席代表大会——邓恩、坎农、哈沙威、戈麦斯，还有在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的一些人。但是，我们并没有站在毕特尔曼—白劳德—约翰斯顿方面进行干预。我们没有插手，而让福斯特分子自己去拼个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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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斯东在1928年对洛索夫斯基路线的反应，主要并不是他对工会政策的任何狂热信念决定的。工会问题不是他的主要兴趣——远远不是这样。他关心的是替党内多数派过去的政策辩护，从而保护它的威信。他关心这一点远远胜于关心他将来必须采取的任何路线。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怎样保持党内控制权。
为此，他差不多愿意接受莫斯科的任何新指示。我深信，他当时有一种错觉，以为洛索夫斯基骑虎难下，在布哈林的支持下，他可以在莫斯科斗倒他。挑起这场斗争而且逼得洛夫斯东除了起而应战外别无出路的，是洛索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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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我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的感觉和希望时，我的回忆很难不受后来的事件的影响——当我在会议期间读过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批判》之后，我知道了很多事情，也做了很多事情。
在1928年头几个月中，来自莫斯科的新迹象无疑地对反对派[1]有利一些了，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况给予福斯特分子的鼓舞比给予我的鼓舞要大。我们过去已经在莫斯科遇到过很多挫折，因此，我再也没有那股热劲，希望下次运气好一些了。而且，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已经证明过，当时，俄国党内的事态和反对派被开除的事件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我当时对争执的问题，了解有限，不知道可以想什么法子，也没有要想一些办法的明确打算。在那种心情下，我根本不想去参加代表大会，要不是因为我那一派朋友坚持，我本来也不会去的。
当时，我并没有把我内心的想法和怀疑告诉他们，因为我提不出明确的建议。他们的心情和我恰恰相反，对于我们一派的斗争在莫斯科得到支持的前景，相当乐观。我想，这就是他们不叫我退出代表团的原因。
[1] 文中所说的“反对派”有时是指当时美共党内的反对派，有时是指当时苏共党内的反对派，请读者注意。——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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