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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1956年1月1日）
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1928年），除了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写的材料外，我再也没有多少可以补充的了。那本书中关于整个代表大会的材料是太少了，原因我已经在那里解释过。实际情况很简单，在我们到达莫斯科以后的头一个时期中，我像所有其他美国代表一样，关心美国问题上的斗争远远胜于关心大会的一般工作。后来，在我搞到一本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批判》以后，我的兴趣和注意力就集中到了那上面，集中到了我回国以后怎样办的问题上。
加拿大党的一位高级领袖莫里斯·斯佩克特也同时看到那本书，他的反应也和我一样。从此以后，我们就对正式的会议失去兴趣。我们约定要为托洛茨基的事业奋斗，但是，我们知道，在莫斯科开始我们的斗争是无益的，从策略上来说也是不智的。我们连续不断地举行了我们自己的“代表大会”，讨论托洛茨基的伟大文件及其意义。我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说过。“让干部内议和大会会议去见鬼吧，我们要研究这个文件。”
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成了一个蹩脚的报告者，担上了片面性的罪名。但是，片面性有时对一个政治工作者也是有用的。这一次无疑就是如此；托洛茨基对纲草案的批判所代表的“一面”，比代表大会所有其他内容的总和还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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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那个时期的回忆只得由我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一书来保存下来。十四年前我写那本书的时候，一切事情在我脑海里还比较新鲜。现在我再也想不出有什么重要事情可以作为补充了。这本书有一个奇特的历史。像我差不多所有的作品一样，它多少是偶然产生的，是在运动的其他工作中附带产生的，事先根本没有计划写它。1942年冬天，负责组织党校的同志们要我作几次关于党史的讲演，以填充他们讲座时间表上的几个空白日期。我想这好办，就轻率地答应下来，心里本来只是想就主要的问题讲几件往事。
后来，当我坐下来写第一篇演讲提纲时，我忽然想到，我应该证明一下我们的运动是怎样从共产党内产生出来的。但是，要讲在共产党内的这段历史，就需要提供一些证明性的背景。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干一件什么样的工作，就重新开始写了一些关于早期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提纲。我在有关这段时期的提纲中愈陷愈深，以致作了三次演讲，才讲完共产党内的这段历史，然后才有可能开始讲我们被开除以后的独立活动。
听众的兴趣鼓舞我继续讲下去，一共作了十二次演讲。演讲时，并没有预先写好讲稿，而是按照提纲随口讲的，提纲通常也是在当天写成的。我只参考了《战斗者》合订本，为的是把各个事件按适当次序排好。其余的都是凭记忆即席讲出。
讲演稿最后的发表，也不是我事先计划好的。我当时的秘书西尔维雅·卡德威尔，自己主动地把讲演速记下来，然后誊在她的笔记本上。我们偶尔也谈到了什么时候发表这些讲演稿，但是我一点也不在意，让打字稿在箱子里又躺了一年半。要不是又发生一件我无法控制的事件，这堆原稿大概还躺在那里呢。
1941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审讯中，我们被定了罪。后来我们提出了上诉。1943年11月，我们得到通知：我们的上诉已被最高法院驳回，我们得准备在一个月左右以后进沙石监狱去。
由于时间紧迫，我就仓促地改正了打字稿上的几处文法错误，在时限快到的时候，交给了前锋出版公司。这部偶然的书终于在第二年春天出版了。它有没有价值要由别人来评判。我只确确实实知道它是完全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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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对斯大林在六大时期的政策的评论，我必须附带声明一下：当时俄国党和共产国际内部的情况，我现在知道的要比当时多一些。因此，我必须提防不要让我后来找到的解释影响我对各种事件的回忆。
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我们美国反对派的人都知道俄国党内正在进行着秘而不宣的反右翼的斗争，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对我们会有某种好处。我想，我们当时并没认识到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裂痕有多么深。因为当时布哈林还被推举为大会的领袖，负责作主要政治报告，这些都使我们看不清裂痕的深度。
关于俄国党内实际发生了什么情况，有很多猜测，但是究竟怎样，似乎谁也不知道。我个人从哈沙威口中得到不少消息。哈沙威是我们一派的一个成员，在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刚刚完成了三年的学习。像这个命名错误的学校里的一切其他学生一样，哈沙威受过训练，能够嗅出俄国党内的动向。他是一个受到充分思想灌输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像鹦鹉学舌似地重复了官方的论调，攻击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他认为是俄国党内的右翼分子的一些其他人，但是我记不清他是不是肯定地讲过布哈林也是右翼分子。
斯大林显然想利用这个代表大会，来最后扫荡左派反对派，然后再对布哈林展开公开的斗争。美国反对派干得很狡猾，他们避免在俄国党的内部事务上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他们谴责洛夫斯东分子是共产国际内部右翼倾向的代表，但是又没有明白指出谁是这个右翼的俄国领袖。我不记得毕特尔曼或美国反对派的任何其他成员公开攻击过布哈林，我相当有把握记得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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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说有人在元老会议中提出了关于俄国党内部斗争的谣传问题，但是，据我记忆所及，并没有任何消息说洛夫斯东当时提出过这个问题。（元老会议是一个顾问机构，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我想，其中也包括一些别的特别著名的代表。如果我没有弄错的括，福斯特也是元老会议的一员。）
我到现在还记得的一件事情是，据说，斯大林在元老会议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否认俄国领导机关中有任何冲突，这就使想要提出这个问题的大会代表有所顾忌。
代表大会上时时刻刻都流传着关于俄国党内分歧的各种各样谣言，但是，我没有听说有任何可以看做是“走廊大会”的有组织的或者半有组织的运动。我倒认为，这个说法是洛夫斯东分子被开除以后捏造出来的。当时，他们已经什么也不怕了。当然，我个人的证词并不一定准确无误。按照我当时在莫斯科的地位，如果有这种秘密团体的话，也不会请我参加。
但是，福斯特倒是够资格的，我从来没有听福斯特说过他和任何“走廊大会”有关系。如果他有这种联系的话，看来差不多可以肯定，他会讲出来的。他讲过比这更机密的消息，那就是他应斯大林的邀请同他亲自会面。在见面的时候，正如我在另一封信里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告诉他，他不相信洛夫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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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斯大林的迂回曲折的政治操纵手法绝对是举世无双的。没有任何判断标准可以用来估计他在某个时候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托洛茨基有一次在谈到俄国党内左派反对派早期的斗争时（或许是在他的自传里）说过，党的干部对多数派这一或那一行动的意思，总是莫名其妙。他们得“猜测”这一行动是什么意思，然后来适应。干部的选拔和提升就是以他们在派别斗争的每一发展阶段上猜测的准确程度为根据的。那些猜错了或者根本不去猜的人都被抛弃了。这种猜谜的把戏在斯大林准备抛弃布哈林的时期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认为，在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真实情况怎样，或者已经有了什么计划。人人都在猜。十分显然，洛夫斯东分子猜错了。
这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推论，如果洛夫斯东和沃尔夫事先已经知道所谓“走廊大会”，并且已知道斯大林站在它背后，那末，布哈林就已经是一个显然要失败的派别的代表了，他们还会抱住他不放吗？我怀疑他们会这样做，或者不如说，我肯定地说他们不会这样做。
洛夫斯东和沃尔夫关心的主要问题不是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政策的总方向，而是他们自己在美国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利益。第二年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摊牌的时候，他们就建议开除布哈林，企图向斯大林讨好，这是一个很能证明问题的姿态。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他们未能同布哈林断绝关系，的确不应看做是他们对布哈林的事业抱有堂吉诃德式忠诚的一个标志。这只是猜得不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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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特劳在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次调查会中提出了洛夫斯东拍给他在美国的宗派支持者的一封电报，电报上提到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的一次会议。我在以前（1955年5月31日的信中）已经说过，我记得有这么一次会议。我记得，它是美洲局的一次会议，而不是美国代表团和俄国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不管是什么会议也好，我确实不记得斯大林曾出席讲过话。我把这件事忘掉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斯大林亲自出席这样的集会是希罕的事，很容易记住。我所以还记得这次会议，是因为洛夫斯东采取空前未有的行动，对洛索夫斯基进行粗暴的愤怒的攻击，并且说：“在我们党内还从来没有人反对过列宁”——，这显然是指洛索夫斯基在（1917年）10月同列宁的分歧。
也有可能，洛夫斯东派同斯大林和布哈林举行了秘密会议，而斯大林在这样一个会议上给了他们若干印象，使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指望他的支持。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斯大林想要叫布哈林放松警惕以便将来切断他的喉咙的迂回行动的一部分。但是，这当然只是猜测。当时，人人都闹不清是怎么回事。现在可以清楚知道的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斯大林正淮备向布哈林开火，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他在共产国际中的支持者搞掉，但是，当时他还没有准备好宣布他的整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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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的纲领《美国党内的右倾危险》是反对派联盟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向美洲局提出的。签名的人有约翰斯顿、戈麦斯、邓恩、坎农、福斯特、毕特尔曼和西斯金德。这些人显然都是正式任命的代表。（还有一些别的反对派分子，如白劳德、哈沙威等也出席了代表大会，但他们显然不是正式代表）。文件是用整个反对派代表团的名义提出的。据我所知，没有持不同意见的人。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是毕特尔曼。签名的次序没有什么意义。
我不记得美国反对派分子曾经以大会提纲第49节没有充分强调“美帝国主义面临的日益增长的矛盾等等”为理由，对这一节提出抗议。无论如何，这不能认为是一次严重冲突，而只能认为是企图施加一点小小的压力，为的是把美国革命纳入更加明确地符合共产国际新方向的轨道，并帮助反对派在美国党内进行斗争。在共产国际内部的这些派别斗争中，每一派别在提出要求时，通常都是比它预计可以得到的东西要多一些，希望经过折衷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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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提出反对派关于“右倾危险”的纲领的时候，在反对派联盟里的一切情况仍然多多少少是正常的。丝毫没有迹象证明福斯特分子反对我参加，因为这个联盟若不团结起来，便没有希望在党内争得多数。他们反对我的地方倒是，在美洲局面前，我在斗争中不够活跃，不够积极。在我读了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批判》以后，他们对我的实际表现就更加不满了。这时，我已经开始对派别斗争慢慢不感兴趣了，到后来就完全不感兴趣了。别的人也可能知道或者猜到了其中的原因，但是，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认为我决不会做任何愚蠢的不切实际的事情。只要他们还没有受到某种公开的行动的损害，他们是不关心任何人的秘密的内心活动的。
我对莫斯科的派别斗争以及它可能造成的结果，愈来愈漠不关心，“坎农集团”的代表们对此特别不满，他们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肯定要因为我不参加斗争而受到不利的影响。他们开始施加压力，劝诱我改变这种态度，认真参加斗争。由于福斯特已被他自己以前的支持者抛弃，反对派联盟的领导机构中出现了某种真空，他们觉得我远远比福斯特集团的任何其他成员更有资格来填充这个真空。这种看法，照当时的情况来说，也不是没有某种道理的。这一切就引起了一桩或许值得一谈的事件，因为正是这一事件迫使我作出了后来产生了深远后果的决定。
在莫斯科召开了我们一派的所有成员和同情者的会议。参加的总共有十二人，包括我们出席大会的代表，列宁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别的人。斯佩克特也出席了。在这次会议上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我不再犹犹豫豫而全力投入派别斗争的话，他们愿意在洛夫斯东领导被推翻的时候，支持我作党内中心领导职务的当然候选人，一直支持到底。
我在会议上没有作明确的答复。斯佩克特和我举行了我们自己的秘密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有两三天之久。我们完全从怎样才能最好地为托洛茨基的事业服务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时，我们已完全献身于这个事业。这个建议有它吸引人的地方。首先，虽然我们没有别人那么乐观，我们也认识到，这次会议中所说的目标并不是不现实的。如果说共产国际向左传的迹象已经充分展露出来，那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反对派在党内争得多数的可能会不断增加。
第二，在福斯特已经被他自己先前的支持者所不信任和抛弃的情况下，我远远比毕特尔曼或福斯特派的任何其他人更有权利要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担任反对派的中心领袖，最后担任全党的中心领袖。毕特尔曼有很多不利条件，他自己也很清楚。他显然是一个党务工作者，不是一个群众领袖和演说家，不适于做公众的领袖。白劳德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是没有地位的，当时对他连考虑也没有考虑。福斯特集团的其他人，资格就更差了。
我们这样推理：如果我能在党的正式机构中取得中心职务，在决定性的公开决裂的时机到来时，我将能够促使更多的人支持国际左派反对派。但是有一种可能足以破坏全盘计划，那就是，为了执行这个策略，我就必须适应共产国际官方的路线，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甚至得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热心，以弥补以前的不足。事实上，我就得使全党支持斯大林主义的纲领。
要是那样的话，我能在将来某一个不能说定的时候，宣布我自己的秘密纲领，克服我帮助散播的错误教育的后果吗？难道不是连我自己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退化变质，以致不能在将来某一个时候脱身吗？
我必须坦白地说，斯佩克特和我在决定拒绝这个建议以前，非常严肃地秘密讨论了这个建议。只是在从各方面透彻地考虑了这个策略以后，我们才最后决定拒绝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坦率地宣布托洛茨基的纲领，并且在那个基础上开始教育新的干部，从长远来说，那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事业更好，即使这肯定意味着我们自己在新的斗争的一开始就被开除，从而陷于实质上的孤立状态也罢。
我们的运动自1928年以来，就一贯是学习托洛茨基主义的有原则的政治的学校。对于在这个学校中成长和受教育的人来说，选择何去何从，是毫无困难的。我们当时所作的决定，似乎是一个可以很容易作出的决定，可以马上作出的决定。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却不容易。自从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的政治已经成为一个阴谋诡计的学校。我们自己也受到它的影响。托洛茨基关于纲领草案的文件是一项伟大的启示，它告诉了我们有原则的政治的意义，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新的启示。我们深深受到它的影响，然而我作们还只是刚刚开始理解它的全部意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迟疑不定，花了一两天时间来反复考虑这样的可能性：是不是要采取一个自己骗自己的策略。这个策略很可能会严重损害我国真正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还不只我国的真正共产主义事业而已，因为各处被开除和被诽谤的共产主义旗帜的保卫者们当时都处在他们最黑暗的时刻。他们希望听见一个美国的声音出来支持他们。我们在1928年——当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处于与世隔绝状态的时候——公开打起托洛茨基的旗帜的示威性行动，大大鼓舞了全世界国际左派反对派的被粉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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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分子从来没有向我们谈过他们自己的家务事。因此，两个集团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发生这场大爆炸，我们都感到有些意外。从他们的激动情绪来看，这场反对福斯特的叛变一定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它不可能是仅仅由工会策略上的分歧引起的；情况更可能是这样：爆炸是由许多日积月累的不满造成的，工会争端只是爆炸的导火线，因为在工会争端上，毕特尔曼和白劳德可能觉得自己站在洛索夫斯基一边，因而有了勇气。
在我同福斯特搞熟以后，我特别注意到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和态度。他对待他所需要的人，如毕特尔曼和我，总是非常小心，有时甚至有点尊敬。他对待需要他的人，如白劳德和约翰斯顿，就很粗暴和专制。他们一定对他有了很多不满。
我记得，在讨论期间发生过一次相当有声有色的事件。福斯特声势汹汹地站在约翰斯顿旁边，握紧拳头，用他那老一套的恫吓办法，咆哮地说：“你真是太胆大了。”约翰斯顿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回答说：“你作践了我好多年，我再不让你作践我了。”约翰斯顿和白劳德在这次会议上使人觉得就好像是冲出长期监禁的牢狱拼命向外跑的人。
毕特尔曼的行为是我比较难以理解的。当我们在一个集团里的时候，私人关系方面的一切情况我都是了解的，福斯特就从来没有敢恫吓过毕特尔曼。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毕特尔曼那种语调和措词就好像他同福斯特有什么深仇大恨要在这一次报仇雪耻似的。他对福斯特的攻击是绝对无情的，甚至对他提出的辩白表示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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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会上没有人给福斯特辩护。整个这一派都起来反抗他，毕特尔曼带头，白劳德和约翰斯顿紧跟在后面。在整个事情中好笑的地方是，这场斗争差不多达到通常会使当事人的私人关系和政治关系完全破裂的那种空前激烈的程度，但是居然谁都不考虑这种后果。
起来反抗的福斯特分子仍然要依靠福斯特的名声和威望，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当时，没有他，他们就没有希望在党内扮演重要角色。福斯特呢，他也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成为洛夫斯东分子的俘虏，而这是他所绝对不干的。因此，一场风波蓦然而起，倏然而去，不过还是在同一个茶杯中翻腾了好一阵子。我们“坎农分子”站在一边，让福斯特分子自己去拼个你死我活。从私人观点来说，我对歇斯底里地起来反抗的奴隶们有一点同情。但是，从政治观点来说，我觉得，鼓动一次分裂，把阵容调整一下，撇开福斯特而在我们这一派和福斯特分子之间建立联盟，这是非常愚蠢的。
福斯特的名声和威望，他作为一个群众工作者的顽强的毅力和卓越的能力，始终是福斯特集团的主要本钱，就是当他在这个集团内部遭到失败和陷于孤立的时候，情况也还是这样。不久以后，事实就十分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斯大林想要向美国反对派传达一个指示——不只是暗示将来给予支持——的时候，他就派人把福斯特找去，亲自向他传达。
很可能，白劳德和约翰斯顿有一种错觉，以为他们离开了福斯特也能过下去，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他们俩人都以在政治上不现实和不懂事闻名，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不能够想像毕特尔曼也有这种错觉。他对于党内的各种力量和他自己的缺陷，一向有十分现实的估计。他知道，他必须和那些具有他所缺乏的才能的人联合起来，他总是依靠他可以在其中折冲的各种联盟。原来的福斯特—毕特尔曼—坎农集团就使得他在党内扮演了一个他自己一个人决计扮演不了的角色。在这个联盟有三分之一分裂出去的时候，他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他和福斯特公开决裂，他的地位还会下降。
根据我的了解，毕特尔曼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比大多数人都善于控制自己的个人感情——这种品质，我是很钦佩的，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那样猛烈地攻击福斯特，以致有引起不可弥补的分裂的危险。至于他是不是想争夺党内的领袖职务，照我看来，这种假设必须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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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回忆中，福斯特分子这场家庭争吵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声。但是，我很快就把它忘记了，因为我正忙于研究一个大得多的问题：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批判》以及它对我自己今后的道路的意义。
在那次会议以后，福斯特在私人谈话中曾经向毕尔·邓恩和我表示，他对那次攻击很不满意，并且暗示——没有直接地说——他愿意同我们建立更好的私人友谊，在将来合作共事。但是，我自己的心思已经转到比美国党里老的派别和派别争吵重要得多的事情上去，我对它们不再发生任何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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