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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民主

詹姆斯·坎农

（1957年9月1日）
姜晴信译 若羽校订



　　1957年9月1日，在社会主义工人党（SWP）西海岸暑修学校的一次会议中，坎农做出如下发言。该演讲首次发表于1957年秋季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


　　同志们，我很高兴今天至此接受你们的邀请，同你们一起谈谈社会主义和民主。这是最切合实际的话题，也是社会主义者联合这个议题的重中之重。在真正触及问题的其他方面前，有四点我们必须取得共识：何谓社会主义、何谓民主、它们关系如何，以及我们将如何同美国工人谈及这三者。

　　尽管看上去很奇怪，人们对这两个简单基本概念的理解，正如经验揭示那般莫衷一是。工运的各层面笼罩在思想混乱和士气低落中，斯大林主义是迷雾的制造者，而美国资产阶级的鹰犬枪手们是成功的加工者。我们必须认清这一事实。即便在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行列中，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认识与误解仍五花八门。多数的美国工人则被更厚实的迷雾窒息。所有这些使得对这些问题的澄清工作成为燃眉之急。事实上，它被首次搬上了所有激进运动的议事日程。

　　对社会主义及民主的广泛误解和思想混乱有其深刻成因。在清除这些成因前，开诚布公的进行澄清与审视是必须的。如果我们决心抵达问题的根本，就必须承担清理它们的责任。

　　莎士比亚笔下的马克·安东尼（Marc Antony）[1]提醒我们，邪恶常比它的始作俑者长寿。这用于形容当下恰如其分。斯大林死了，但斯大林主义对于整整一代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还没有消失。这被如下事实所雄辩证明——自从苏共二十大后，共产党的成员与同路人们正式否定了斯大林主义，却依旧固守它最堕落的概念和定义。

　　在我所能回忆的过去岁月中，社会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而民主被定义为由人民统治。在我听来，这些简单概念仍真实可信，就像许多年前我首次听到它们时一样。但在近些年我们听到了令人生厌的新解。我刚才提到的那帮人——那些把斯大林挪下神坛却仍对斯大林主义的理念原封保留的共产党领袖及同路人们——还是殷情地把苏联种种现状——所有最夸张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一小撮人的野蛮独裁统治——称为“社会主义”。他们依然有板有眼地宣称，那些卫星国里由苏联的刺刀所维持着的丑陋警察体制，是某种“人民民主”。

　　当这帮人以为社会主义与民主奋斗为名而向我们呼吁形成统一战线时，我认为理当适时向他们提问来作为初步摸底，“对于你们而言，究竟何谓社会主义、何谓民主？你们是否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阐释的那样理解？或者你们遵循斯大林的训诫？”这两者并非能被轻易地判定为同一概念，在此种或彼种定义中选择其一是必须的。

　　概念的混乱程度可以用一位得过斯大林奖的知名作家，霍华德· 法斯特 （Howard Fast）的例子来说明。法斯特长期闭着眼睛支持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演讲以及接踵而至的真相揭露，撑开了法斯特的眼皮并让他对真相不满。这值得肯定，但他仍把那称作“社会主义”。对于苏联这一从斯大林治下延续至其继任者治下的畸形“社会主义”，在《主流与大众》（ Masses and Mainstream）中的一篇文章里他描述了他的看法。

　　霍华德·法斯特是这么说的：“在俄国，我们有缺乏民主的社会主义。我们有无陪审团、无人身保护或者其他能防范刑讯逼供泛滥的措施的社会主义。我们有缺乏公民自由的社会主义……我们有摒绝公民抗议途径的社会主义。我们有缺乏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社会主义。我们有剥夺任何自由艺术创作权利的社会主义。明确地讲，我们有道德破产的社会主义。”

　　这些是霍华德·法斯特的原话。我同意他提到的每一点，只要除开他所有限定所施加的同一对象——缺乏这缺乏那的“社会主义”。他言下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在前斯大林主义时代的工运理念里的任何社会主义社会应具备的特征统统消失不见的社会主义。仿佛是发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品种。好比蘑菇，你外出采摘食用菌类并做了一顿美餐；但如果你收集了通常认为是毒蘑菇的品种，你只会毒害自己。要拿现实事物来将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与真货比较，最接近的莫过于毒蘑菇对比食用菌。

　　当然，斯大林主义者及其辩护士们并非在这个国家里独创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忽悠，至少不能直接归于他们。30年来，斯大林主义在混乱工人思想、挫败工人士气以及颠倒概念意义的工作上，一直得到资产阶级统治者及他们辩护者的相互支持。后者从未误读过斯大林主义者的意思，并指着斯大林体制的所有恐怖说道：“那就是社会主义。美国的生活方式更好。”

　　这帮在人群心中散布混乱的人给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隅下了一个亲民的定义，他们把这个劳苦大众因极少数人之故陷入贫困的地方，称为“自由世界”。在他们描绘外的真实美国，工人仅有在本分做人的情况下才有权每四年投票一次，还对工厂船只的管理毫无发言权；而所有的大众传媒手段则被少数人垄断——但如此情景的社会被称为理想的民主社会，一个工人们理应幸福地为之战死的社会。

　　斯大林主义是造成整整一代美国激进工人士气低落的主因，这是事实且毫无疑问。但在使美国工人阶级中的多数对社会主义产生偏见上、使他们把美国资本主义的虚伪民主作为较少的恶来接受上，斯大林主义主要负间接责任。进行误导和迷惑的关键角色是由统治美国的少数人扮演，并通过他们所掌控的大众传媒完成的。

　　他们讪笑着接过斯大林主义抛出的定义，并将有着极度贫困和显而易见的不平等、有着无处不在的警察恐吓、陷害、谋杀和奴工营地的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殷勤宣传。他们借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去蛊惑美国工人反对社会主义固有的一系列概念。在歪曲中最严重的是“同志”这个词，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工作获得了广泛的成功，而我们被迫咽下苦果。这个国家难以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除非我们帮助美国工人消除他们心中对社会主义本意的曲解。

　　这场歪曲与迷惑的竞赛为资产阶级所推动，并很大程度上获益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一群自身受益于美国有产秩序的人，一群为捍卫美国“民主制”而为其抹上劳工和社会主义色彩的人。此外，我们必须认清这个国家相比世界其他地方，来自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繁荣、力量和政治迫害的只会更加沉重，它们已经深深影响了许多自称激进分子或前激进分子的思想。这些巨大压力已经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与资本主义社会达成了和解、并转而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即便不是把它当作天堂，至少也是当作较少的恶，填饱了他的“务实理想”。

　　无疑，资产阶级持续猛烈的宣传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普遍反感，已深刻影响了美国工人阶级的情感，包括它的最进步、最激进和具有潜在革命性的那部分中的多数。

　　在事情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对民主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美国工人相比从前变得极度敏感。这是他们的反映在我眼中的积极一面，我们也从中受益。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显露的暴戾，不亚于斯大林主义的罪行且从未被旧时的社会主义者想象过。它的恐怖特质在此后为公识，在美国工人阶级中激起了对任何形式专制独裁的恐惧与仇视。在某种程度上，在苏联存在着的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已被以社会主义之名定义，而这一冠名也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使美国工人产生对社会主义的偏见。

　　这是令人痛苦的事实，并必须被正视。这道阻拦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障碍不能被摧毁，甚至连目前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这些有限得可怜的力量都难在重组上结出硕果，直到我们找到一个办法破除对于社会主义的误解和歪曲，并至少让相对进步的工人确信我们社会主义者在所有领域都是最坚定与激进的民主拥护者。事实上，我们完全投身于一个理念，即没有民主就无从实现社会主义。

　　如果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不在民主这个问题上重获主动权，它就不可能再次显著前进，并对资本主义及其在劳工运动中的所有代理人展开攻势。所需的并非一个宣传策略或什么诡计，而是澄清这个问题所具有的真义；一个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109年前现代工人运动首次发起而秉持至今的真义。在对资产阶级宣传的反击中，我们不需要需找新的理念。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在当下时局生活和战斗的任务，仅仅是忠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他们真诚的弟子们所恪守的原则，并根据美国的时下情况重新阐释何为社会主义和民主。

　　对基本目标和原则应进行的重申无暇蹉跎，事实上已成燃眉之急。重申我们立场的要求和意义都使得我们必须对存在于自身的误解零容忍。我们需要回归对于何谓社会主义、何谓民主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经典解释，并同所有来自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歪曲毫不调和地进行战斗。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

　　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创立人的构想中以及超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中，是全人类历史中最民主的运动。作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而在1848年向世界通告的《共产党宣言》在这一问题的论述上已经相当详实。《共产党宣言》如此写道：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2]

　　《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将社会主义与民主作为互为目的、互为手段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如果我们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的统治、多数人的统治，那么这里的运动的利益不是它者而正是民主。斯大林主义宣称——在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基础上，重塑社会的任务可以托付给一个有特权无约束的官僚层，而工人却在这个过程中既无发言权也无选举权——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先驱们的思想迥乎不同；而与此同时，改良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能由剥削工人的资产阶级一点点地交回到工人手上。

　　所有这些伪概念已被马克思和恩格斯预先的反复重申所回敬：“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3]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话——“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如同换句话说——正如他们数次明确重申的那样——社会主义力量的重新凝聚所需要的是一场工人革命。这一场革命无疑需要工人阶级中大多数人的积极参与，而工人阶级本身正是人口中的大多数。没有什么比这更民主了。

　　此外，导师从未限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霸权针锋相对的民主活动。他们将民主定义为从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的一种国家统治形式的。这在《共产党宣言》中有明确表述——我想知道它已经被多少人在近几年遗忘——“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宣言写道，“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的首要目标的明确表达——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些在他们观点里，是同一件事。从这个严谨的论述上可以清楚知晓，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承认那在资本主义下掩盖了剥削和少数统治极大多数事实的有限而浮于形式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为了争得真民主，工人必须成为“统治阶级”。只有用无产者的阶级统治取代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革命才能在事实上而非幻想上争得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是说。

　　他们从未教过人们，简单国有化生产能力即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建立。这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国有化仅仅为迈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他们更未支持过如下荒谬的想法（哪怕他们设想过相关情景）：一条无平等自由可言的道路能通向社会主义；一个被残忍的警察专制所控制、以监禁、虐待、强制劳动营来确立生产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社会，能被称作“社会主义”。这些糟透了的歪曲和矛盾的术语来自斯大林主义者及其辩护士们。

　　所有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都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个无阶级社会——一个丰裕、自由、平等的社会，一个没有国家、甚至民主的工人国家也不存在的社会，更不用说不会存在由少数特权者的专制官僚们统治的可怕国家。

　　今日的苏联处在一个社会秩序的过渡时期，那里存在着的极少数特权者的官僚专制，非但不能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而是作为和谐发展之径上的巨大障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中，从资本主义向无阶级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只能借助不断拓展的民主来实现，通过直接参与和管理，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将普罗大众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包含进来。

　　并且，在此后全方面进步发展的通途中，正如列宁表述的，这种民主、即便是一种工人民主，它作为阶级统治形式的那部分仍会消亡，而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列宁说：“民主制度会逐渐改变成为一种习惯，并最终消失”，因为在正确的理解中，民主制度本身也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因而在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既无必要也无容身之所。

　　预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时，《共产党宣言》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注意这里的“一个联合体”，而非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

　　托洛茨基在谈及社会主义时以另一种方式阐述了同一件事情：“由劳动自治协调下的一个纯粹、透明的社会系统……平等的普遍性不断拓展——人类个性，包括无私、真诚和其他珍贵人际关系的全面绽放……。”[6]

　　这是一幅由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们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在这之前民主过渡时期的画卷。斯大林主义制造出的惹人生厌的血腥怪物绝非它的替代品。

　　此外，直到我们像先驱们一般以社会主义的真名呼其实，直到我们澄清我们支持不断扩展的工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直到我们清算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每一处堕落歪曲，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重回正轨，并恢复它对这个国家工人阶级中最积极的情感、尤其是对年轻人的感召，并重申马克思主义先驱们的观点和设想。

　　然而在我们在找寻美国社会主义力量重聚的坚实基础前，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歪曲，并非唯一必须清算的对象。社会民主党在所有色调和层次上给出的定义同样虚假。他们是这个国家里更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他们根扎得更深，并且他们被统治阶级本身所姑息。

　　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美国工会官僚是“民主制”的狂热支持者。至少，这是他们自诩的。他们努力把工人驱赶进叫嚣着“民主对独裁”口号的帝国主义战争机器里。他们以这种狡猾的、充满刻意欺骗的借口来掩盖我们时代真正的“不可调和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他们宣称民主自身凌驾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之上，而非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方式。

　　列宁在与考茨基的论战中指出这些对现实的不真切描述。列宁说：“自由主义者言必称‘民主’；但共产主义者从不忘记追问：‘为了哪个阶级？’。举例来说，谁都知道（考茨基作为‘历史学家’同样也知道），在古代发生的奴隶叛乱甚至是大规模起义都揭示了一个事实，古代社会的国家本质上是奴隶主的专政工具。那么这种专制工具是否废除了为奴隶主享有、为奴隶主服务的民主？谁都明白绝无此事。”[7]

　　在任何政府形式下的资本主义——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或是法西斯或是警察国家——在任何政府形式下，资本主义是一个由少数人统治的社会，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大收益者是极少数有产剥削者；几乎可以类比于奴隶主是古代雅典民主制的真正受益者和真正的统治者。

　　诚然，美国工人有周期性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候选人投票的权利。如果他们能幸免于政治迫害，他们将在行使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中得到锻炼。然而工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正当行使在同极少数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手段的较量中显得人微言轻，这群人彻底垄断了所有大型出版社、电视、收音机和所有其他传媒手段的所有权。

　　如果我们在抵达城市职员办公室前不因《史密斯法案》（ Smith Act）而遭逮捕，如果我们能遵从那些对小众政党刻意限制的法律，我们这些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也有提名自己候选人的权利。但在这个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说要比做容易。在一个又一个的州里，无论你反复请愿多少次，你都不能依法行使权利也不能获得选票。加利福尼亚、俄亥俄州、伊利诺斯州是这种情况，而名单仍在增加。即便你成功遵循所有环节，就像我们去年在纽约做的那样，他们也会以小众政党在计票时不方便为由将你除名。但在所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与限制之外，我们有自由选举和充分的民主。

　　事实上，在《解放奴隶宣言》发表94年后，美国黑人仍在为南方地区的选举权、公交上入座的权利以及把他们的孩子送进财政支持学校的权利等诸如此类的权利在斗争——你可以把这些称为美国民主的局限。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仍聊胜于无。我们社会主义者从不否认它。在经历了法西斯主义、麦卡锡主义、泛滥于世界的军警专制和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后，我们有更多理由珍惜保护人权和人格尊严的民主条款，为争取更多而非更少的民主而战。

　　当美国工人说他们想要民主而非独裁的时候，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同他们争吵。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他对人权和民主保障的要求，无论在现在和未来都具有进步意义。社会主义者的职责不在否认民主，而在于扩充其内容使它更完整。这是社会主义的真正传统。百年来，公允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珍惜并维护尽管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并用他们作为教育组织在斗争中的工人去建立完整的民主通过完全铲除资本主义统治。

　　组织工会的权利是项宝贵的权利、一项民主权利，但它并非直接“恩赐”于美国工人。在实际上，以伟大的静坐罢工——美国工人的一次为期半周的革命——为顶峰，（20世纪）30年代的强大而不可抗拒的劳工抗争才让在广泛的产业领域中建立工会的权利得以落实。

　　如今——我仍在继续民主这个话题——在通过静坐罢工坚定地建立起汽车工人工会的20年后，汽车业仍为金融大鳄所私有掌控。汽车业工人在他们创造的产业中不容置喙、无选举权，也无法使那吞噬他们生命的装配线减速。根据工会合同的具体条款所允诺的对汽车、钢铁及其他行业中生产环节的全权控制，仍垄断在特权下，被一帮对汽车、钢铁及其他生产毫无贡献的不劳者“管理”着。

　　民主是什么？那些宣称我们在这个国家中拥有一个近乎完美的民主制度的言论，罔顾工人在一切产业生产管理中毫无民主权利的事实，罔顾这些权利是一些连工厂内部一眼也未瞥过的寄生虫独占的事实。

　　在过去，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鼓动者们——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曾给社会主义一个简短的定义“产业民主”。我不知道你们中的多少人听说过。这是一个常见的说法：“产业民主”，意味着民主在产业中的延伸、工人自己对产业的民主管理，私有制被铲除。这是德布斯和海伍德的时代，社会主义者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时代，那时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尚年轻且未堕落。

　　你从未听过一个“民主”工人领袖说过今天这样的话。社民党和工会官僚捍卫“民主”的结果实际上是捍卫“民主”资本主义，或是贝克和麦克唐纳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我承认他们在其中有一定股份，有保卫它的某种理由，这些均以他们所关注的个人利益为界。

　　在危机时，那些在反对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把民主挂在嘴边的工会领袖们，为所有践踏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行为辩护。在对待违背民主规则的行为上，他们容忍资产阶级的程度远甚于工人。他们要求工人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服从资产阶级民主——包括即将改天换地的时期和防御资本主义复辟尝试的过渡时期。他们说必须自始至终严格贯彻“民主”。任何应急的激进措施能不被容忍；任何事情必须严格合乎程序地按照少数资本家预设的规矩进行。他们把民主当作不变的原则供奉，一个高耸于阶级对立的抽象存在。

　　但当资产阶级为自保而挣扎，并将自己声称的民主原则当作累赘削减时，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寻找借口搪塞。

　　例如，他们不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根据战争的规则发动战争，那与“民主”法则完全不是一回事。当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这一在所有——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轰炸并把整个城市的妇女儿童男人抹去——的历史中最为卑劣的行径发生时，所有这些优秀的自由主义者、工会骗子和捍卫美国民主的社民党人卫队所能做的无非就是诺曼·汤马斯哀嚎。你知道，他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自然是支持战争的。在广岛长崎被夷为废墟后，诺曼·汤马斯只是起身谴责了炸弹不应该“在警示前”扔下。其他人则无话可说。

　　这些职业民主派对资产阶级国家军事力量的独裁统治没有任何反对，它剥夺了普通士兵在性命攸关的事情上的所有民主权利，包括选举他们自己长官的权利。麦克阿瑟在日本的独裁统治，像极了统治整个征服之地的沙皇，这些同独裁者做斗争的老将们都无异议。他们反对在克林姆林宫的独裁者，但对在日本的独裁者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你瞧，所有这些都和战争有关，而且没有什么，包括“民主”的神圣原则能被允许阻挡在美帝国主义硝烟弥漫的求胜之旅中、和军事占领后的恣意妄为前。

　　但在工人为改变社会而针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其残酷程度居所有战斗之首——在工人革命胜利后的过渡时期内，那些职业民主党要求那些被少数剥削者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秩序必须被小心谨慎地遵守。任何应变措施都是不被允许的。

　　通过这些由同一阶级本性在不同的情况下形成的不同反映，职业民主派暴露出他们的判断在每种情况下都受阶级偏见左右，同时也使暴露了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献身于形式民主规则的宣言是种欺骗。

　　当管理他们掌控下的工人组织时，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人领袖对他们自己创设的民主原则少有敬意。现在的美国工会，如你所知，在一小撮的富有特权官僚层管控之下，他们私用工会设施、挪用工会基金，豢养一支打手作为私人军队，借助召之即来的雇主和政府的帮助，维持他们自己的“党”对工会的控制，并抑制打压普通工人任何试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争取发表反对言论的行为。可是，无结社自由、无成立不同倾向政党或反对派的权利，就无真正的民主可言。

　　实际上，这些渴盼一党极权主义治下的斯大林主义苏联重获民主的美国工会官僚，竭尽所能地在他们自己治下维持绝对的一党统治。吉卜林说：“上校夫人和朱迪·奥格雷迪在内心里是姐妹。”俄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和美国工会官僚并非姐妹，但他们的相似多于差异，他们本质上是同胞，首要身份都是由自利自保动机驱动下牺牲工人并与工人为敌的特权等级。

　　无处不在的特权官僚层是通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最大障碍。从最深刻的意义上理解，曾经分属两条战线上进行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对付篡夺权力的官僚层已经达成一致了。

　　在苏联，存在着为恢复1917年革命所取得的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斗争。工人民主已经成为确保苏联向社会主义平稳过渡的燃眉之需。这是政治革命指向正在开发苏联全境的官僚层的意义，值得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毫无保留地支持。否认这点，否认并拒绝支持苏联工人应对苏联官僚采取防御的人，无资格谈及社会主义者联合。

　　在美国，显而易见，为工人民主奋斗是普罗大众为夺回对自己组织的掌控的斗争。总的来说，这是为在这个国家推翻资本主义、“争得民主”的决战所准备的必要条件。除非直截了当地站在美国的劳工大众一边向官僚宣战，否则没有一个美国政党有资格自称社会主义者。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必须以这两点取得统一认识为基础才能有效且有原则地聚集。这是必须的起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延续并不单纯取决于其自身的力量，更有赖于它以工人贵族和官僚机构为中介而对工人运动施加的影响。因此，为工人民主奋斗与为社会主义奋斗不可分离，前者是最终达成胜利的自我保障。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从莫斯科到洛杉矶，从这里到布达佩斯，工人民主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注释：

[1] 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该剧为莎士比亚的第五大悲剧。其中的安东尼是罗马大将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3]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6] 无法找到该引语的来源

[7]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