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陈独秀
寸铁
1927年10月24日—1928年2月27日
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
汪精卫题《申报》双十增刊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请问国民党分一子现在有几个不腐化？汪精卫的出路在那里？
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
代表绅士的《时事新报》，忽于今年国庆号上登出一篇很有趣的文章，题目叫做《双十节的民众化》，内中说：“似乎与民众没有关系的双十节，又要来一次了！……中国的人民，到现在在实际上还没有任何式样的政权，……以致一般寄生虫来包办一切，越闹越起劲，寄生虫当然是残民以逞之徒，他们自己以为是圣贤的正统嫡派，其实只是一班无业的高等游民而已。让这许多非民众的人物来当道，民众自然要永远愚蠢，永远得不着一切政权。……汉字教育，本来不是为民众的，是残民以逞之徒的法宝，所以汉字教育的结果，可以造成圣贤之徒来对付民众。……世界上有文字的国家，差不多都是为民族的，只有我们中国人的文字是为寄生虫的，为圣贤之徒的，小百姓甚至于连极平常的官府文告都看不懂！所以要使双十节有意义，非使民众爬上来不可；要使民众爬上来，非把寄生虫所依为命的汉字打倒不可。……斯文扫地的工作实行了之后，圣贤之徒才无所凭借，民众才敢作敢为。”《时事新报》编辑先生们，大概是很疏忽的把这种议论登了出来，若是细心再读一下，恐怕他们要吓一跳！
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里
帝国主义眼中的赤军首领，一变而为反赤的纯粹国民党员，再变而为基督将军，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但不知他三变而成个什么东西？
1927年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一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也可以为帝国主义镇压革命了！
今春汉、浔民众收回租界，上海工人大罢工，长江革命怒潮高涨时，各帝国主义者异常恐慌，以为北洋军阀己不能够镇压中国的革命，不得不亲自派遣海陆军队来华，以资镇慑，其中尤以英兵为最多，计二万余人。自蒋介石来到东南，极力为帝国主义者压服革命的民众，至八九月间，帝国主义者感觉得国民党的军队镇压革命也很得力，东南局面渐趋平静，无须他们自己多驻军队了，遂调回英军一半。现在又打算调回二千，其余留驻二年，观察此二年中，中国有无革命运动发生，再定去留。国民党如果能够继续镇压中国的革命，帝国主义者便永远不须御驾亲征了！
国民党也想求得帝国主义的信任了！
向来只做军事投机的国民党，自从改组后接受了共产党反帝国主义的口号，虽然沾染了一点赤化嫌疑，却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武汉派开始反动之时，一面反共还一面说是继续反帝国主义，以掩饰他们的反革命。可是他们的忠实党员何应钦，最近对英帝国主义的《字林报》记者索克斯爽爽快快的说．“共产党离间吾人与外人，外人若能不为所惑，详察国民革命军自北伐开始后之记录，则自能信任吾人，而中外旧时友谊即可恢复矣。”原来帝国主义者不信任国民党，是由于共产党离间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旧时友谊，这正是国民党反共之唯一因由！
国民党也要“外崇国信”了！
自命为忠于国家民族的戴季陶，他虽然不愿意反对他们的明友——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却极力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国，说“反英”是他们总理三十年革命根本政策。然而他们总理的忠实信徒何应钦对索克斯说：“共产党则以‘反英’为政策，转使国民党与外人为仇，致丧失外人对我信用；今后吾人必须与外人重行讲信修睦，以免猜忌。”原来“反英”是共党的政策，国民党是要与帝国主义讲信修睦的，这可以说是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政策之失败，而是段祺瑞的“外祟国信”政策之胜利！
张作霖的遗嘱
自从高等华人梁启超、丁文江等，发明了和平谈判友谊磋商来代替革命暴动的理论以后，汉、浔民众以暴动收回租界时，奉天军阀也说要收回主权，但只宜和平交涉，而不应用暴力，可是至今也未见他们和平交涉过。现在何应钦又对索克斯说：“至于不平等条约必须废止，但不能急切从事，如共产党之所为，当用讨论形式以达吾人之目的。”这几句话，好象是张作霖的遗嘱，而不是遵守了孙中山的遗嘱：“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所谓无政府党本来就是这样！
有人曾慨叹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也居然怂恿蒋介石屠杀工人；汪精卫说：“所谓无政府党，也许本来就是这样。”果然，中国的一些无政府党人，对于血手的吴稚晖，不但不声罪致讨，而且还为他编辑《吴稚晖最近之言论》和《吴稚晖丛书》，说吴稚晖是“革命之健将，人群之导师”！
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
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社会主义性，有非资本主义倾向，在革命进展的策略上，在使三民主义的革命性随时代进步上，也未始不可。然而，象李权时先生，老老实实把民生主义的理论，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劳力价值论那一类，倒是直捷爽快！所以，谭延闿说：“近来细读总理的书却实在是资产阶级的理论。”
孙中山无常识处
戴季陶曾说：“中山先生有些天才卓杰处非常人所及，然有时发起议论来竟无常识。”诚然，他曾批评马克斯的盈余价值说①不对，他说：“资本家有时固然赚钱，有时也亏本，可见盈余价值说不能成立。”他在民生主义第一讲里，也说：“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这些议论，就是中山先生在经济学上缺乏常识之故！
① 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不甚赞助捕房的法官之下场！
关于撤换上海租界临时法院院长问题，《时事新报》叹为“行政干涉司法，损司法之尊严”；我以为损司法之尊严，其事尚小，承帝国主义者之意旨而进退法官，损中国民族之尊严，则其事实大。两星期前，《字林报》记者索克斯对何应钦说：“公共租界之困难，在于临时法院不甚赞助捕房。”何氏即出日记簿记之，谓将立告南京政府。不久临时法院院长便撤换了！
汪精卫是第五代反共者
汪精卫曾历数国民党右派反共人物：第一代是冯自由，第二代是陈廉伯，第三代是杨希闵，第四代是蒋介石，不知第五代是谁？哈哈！不料就是他自已！
好一个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张继告诉江汉通讯社记者：“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是国民党人一致的主张。一国之中，各阶级各团体的利害与政见不能尽同，各就所同结党议政，这是人权之一，专制帝王之下，尚不能禁止王党之外复有民党，国民党主张“党外无党”，是谓横霸！党内有派，乃世界各国大党所不免，惟不若国民党中竟有“蒋记”、“唐记”、“冯记”、“阎记”之分（谭延闿语），则未免可笑。如此而主张“党内无派”，是谓自欺！
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
中国国民党自清党以来，不但各种各色的老党员都回到党里，而且增加了许多顶括括的革命新同志：久附北洋的阎锡山同志，做了党国的总司令；交通系大将郑洪年同志，做了党国的财政部长；吴佩孚的走狗杨森同志，做了党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连困杀武昌老百姓的刘玉春同志，也做了党国的国民革命军江左军北路纵队指挥官。将来张作霖如果失败，奉系军阀中，必然又要产生许多三民主义的忠实党员！今春刘湘、王陵基、石青阳等，在重庆大举反共清党时，街上大贴其“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的标语，当时闻者颇以为怪，现在看起来，何怪之有！
“杀尽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反共的唯一理由；汪精卫说：“国容共，共不容国，形成分共等等痛史！”然而事实上，倒是张继说：国民党人一致主张“党外无党”；并且最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的口号，第一个就是：“杀尽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宣言说：“清党工作不能以肃清跨党分子，做到‘党内无派’为已足．尤须将中国共产党之势力根本消灭，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根本推翻，做到‘党外无党’而后已。”请问究竟是谁不容谁？谁破坏谁？
1927年10月31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二期 署名：撒翁
还是吴稚晖说老实话！
蔡元培在两路党部演讲：“及国民军到上海，……（共产党）当时主张攻入上海租界，使风潮扩大，……于是拘捕共产党徒，风潮不致扩大。”可是事实上，当时共产党并没有攻入租界的主张（有多种宣言布告可证），这是上海市民所知道的；所以，国民党军队宣布解散屠杀总工会纠察队的理由，只好说是因为工人互斗。然而吴稚晖在书汪精卫铣电后却说：“我们老实不客气，自然提出反共产口号，自然围缴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枪械。”
华官委托捕房越界捕人
租界越界捕人，这是中国人素所愤恨的事。不料近来上海法租界捕房竟公然驾汽车直入南洋大学捕去学生一人，该校当局向捕房交涉，法捕房谓：“法租界巡捕入华界捕人，全系事前受中国军警当局之委托，而有此举动。”说要向外人收回租界的白崇禧，高唱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做出这种甘心断送主权的事来，他们和何丰林、孙传芳有什么两样？
为新军阀造机会
孙科报告讨唐内容谓：“若不将此极大之障碍扫除，即北伐成功，亦不过为一般新军阀造机会，徒使国无宁岁，民不聊生而已！”孙科这几句话说得痛快之至！可是贵党的军事领袖们，那一个和前几天还自称纯粹三民主义的忠实党员唐生智不是一样的货色？
蒋介石是向田中求婚吧！
从前替段祺瑞保镖的寺内内阁，实际上就是田中内阁。蒋介石此次赴日本，唯一目的也就是想求这位田中保镖，至于向宋母求婚，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鬼话。
国民党仍难团结吗？
戴季陶是主张分共最早而最有力之人，他以为共产分子留在国民党内，则党员间共信不立，有碍党之团结。现在他的目的完全达到了，共产分子出去了，三民主义的信徒团结起来了。然而戴季陶最近致第一中大学生函，仍然是痛哭流涕的说：“谁知今日纠纷之深，已至不易条理，果全体同志，去其派别之感情，从事于实际建设之分工，则合作精神，当可日趋丰富，否则愈欲团结，而团结愈难！”
江南二老
汪精卫骂吴稚晖为“老狗’；钮永建自谓“老而不朽昏而不庸”，则分明是“老昏”了。前清两广陶总督幕下，有江南文武一对名士，一个吴稚晖办学，一个钮永建练兵，此时老狗与老昏，仍然是一对，可称为江南二老。
双包案的清党运动
在上海、杭州努力清党的陈希豪，现在以反对西山会议派的中央特委而被通缉，说他是假清党；在湖南、湖北努力清党的唐生智，现在也以反对南京中央而被讨伐，说他也是假清党。真清党，假清党，国民党这种双包案的清党运动，实在闹得人们头昏脑晕，一世也弄不清楚！
枪决大批共犯
某处“枪决大批共犯”，各报上差不多天天都有这样新闻。我们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异日如有“枪决大批国犯”、“枪决大批……犯”的事，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切勿到那时忽然想起大喊什么集会、结社、言论、信仰之自由！大家都记着，毋忘今日！
横逆变成了神圣
去年今日，江浙商、教、新闻各界的绅士们，到处都把党化教育及青天白日旗当做两件最横逆的东西咒骂；现在国民党的武力征服了江浙，这两件横逆的东西，马上都变成了最时髦的东西，神圣的东西。这是很新奇的事么？一点也不新奇。被谁的武力征服了，便颂扬谁是太祖武皇帝，这班绅士们一向是如此。所以他们现在反某某党，反某某主义，都不成什么问题。
1927年11月14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四期 署名：撒翁
辽皇帝与党皇帝
传说张作霖将做皇帝，国号曰辽，改元曰宏宥。天下事无独有偶，南方有了党国，北方便有了辽国；辽皇帝的年号是“宏宥”，党皇帝（张继《江南晚报》发刊词语）的年号应该是“训政”。这两位皇帝谁是半斤，谁是八两，终须血战一场杀死无数老百姓，才见分晓！
改组与纠正
段祺瑞、徐世昌倒了，研究系的机关报北京《晨报》，因为不受进步的青年欢迎，遂宣言改组，脱离研究系的关系。孙传芳倒了，他们的上海《时事新报》，因为不敢开罪于国民党，遂宣言改组，诡称由研究系让渡于新组织，并且装出国民党机关报的态度，比上海任何报都党化些；将来国民党失败了，他当然又要改组。汪精卫开始反共的时候，大做其“错误与纠正”的文章，说从前联共是错误，现在反共是纠正；我看他这种东倒西歪的人，将来应有第二次、第三次纠正。人们只要巧于运用改组与纠正这两样法宝，自不难头头是道。
党国
近来在报纸上时常看见一个新鲜而不可解的名词，叫做什么“党国”。所谓“党国”，不知是指“党与国”，还是说“党的国”？若横霸之徒，硬说是“党的国”，则北洋“军国”即倒，仍然没有“民国”；非国民党党员的老百姓，仍然是无国之民或是党国顺民！
1927年11月21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五期 署名：撒翁
好大胆的胡适之、褚辅成！
胡适之鼓吹“市政超然于政治潮流之外”，褚辅成主张“市政脱离政治而独立”，并且主张市自治及市长民选，好大胆的胡适之、褚辅成！不怕党国先生们治你们以“反对以党治国”之罪吗？
资产阶级独裁的上海市参事会
上海市政府参事十三人，清一色的资本家，他们多年梦想的商人政府，现在居然实现了；所以商界各团体致参事会成立典礼颂词说：“政商各界网罗无遗”，诚一时之盛事也！可是《时事新报》所谓：“为民有、民治、民享之全民政治，决非阶级独裁及变相之迪克推多政治。”未免有点不能自圆其谎罢！
主义的流弊
我们固然力赞民族运动（限于被压迫者），然而不相信什么民族主义。我们固然不赞成现在就要废除国家政府这种制度，然而却反对什么国家主义，更未闻有什么政府主义（Etatisme应译“国家主义”，只有李石曾译做“政府主义”）。我们十分提倡读书，然而不能赞成什么读书主义。代表物价的金钱虽然是货币商业时代不可少之物，然而却不应因此提倡什么拜金主义。譬如人们都必须吃饭，而却不应有什么饭碗主义。因为这些事成了主义便流弊无穷。
反共清党后的两个印象
国民党一致反共清党后，有两件事给人们的印象万分深刻，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上海领事团，要取消北河南路所贴”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帝国主义”等标语，和英国要推翻汉案协定；一方面是何应钦主张“与外人重行讲信修睦”，与帝国主义者恢复“旧时友谊”，和李济深向广州中山大学学生，“非笑以武力或经济方法推翻帝国主义之说”（七日路透电）。胡汉民曾说：“因为CP 是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我们已打倒CP 就只好中止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运动了，这岂不是同时也打倒了国民党吗？”不知他忘记了这几句话没有？
反共而不流入资本主义？
罗家伦在他《转变青年的思想》文章里说：“不可因攻击共产主义而流入资本主义，或变相的资本主义。我们反共则可，反共而流入资本主义则不可。”哈哈，罗先生！这是你在白纸上写下了的黑字，请你将来别忘记了！请你赶快去问问你的老师胡适之、顾孟余、马寅初（他们的头脑毕竟比你还清楚一点）：既然反对共产主义，又不要流入资本主义，则将在何种经济制度之下建设工业？
“杀其人而用其法”
张继说：“国民党之反共，不特其主义而已，即其组织法亦当起而反对之。”不错，国民党改组后党章是共党起草的，是效法共党的，是应该反对的。不但这个，改组后的宣言及政纲，也是共党起草的，更应该废掉。不但这个，连“反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这类怪话，也不是党国的国货，乃由共产党搬到国民党的，《向导》周报出版以前，国民党的文献上实在找不出这些怪话，这更是应该急于废掉的。否则不但反共不彻底，而且是胡汉民指斥的所谓“杀其人而用其法”，未免有点不体面吧！
中国人的晦气！
可怜的中国人，智慧受束缚于孔氏一尊者二千年，至今犹未能完全解放。现在又加上什么“党国”、“党治”、“党化”、“党外无党”这类怪东西来束缚，真是中国人的晦气！
1927年12月5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七期 署名：撒翁
反共产的国民革命
胡汉民曾说：“除掉了革命的精神，就不成其为中国国民党。”这句话诚然不错，可是现在国民党革命的精神是什么？胡汉民答道：“反共产的国民革命。”原来国民党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这样解释！所以李济深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说：“本年内国民党除清赤外一无成就，殊属可耻！”
下层轰动
冯玉祥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罪状是“下层轰动”。可是中国共产党实在惭愧得很，还并未做到下层轰动，冯玉祥未免太替我们吹牛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演讲里，都是保育政策的理论，都充满了非下层轰动的精神！在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冯玉祥及其他忠实党员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在这一点，他们和梁启超党主张贤人政治、反对暴民专政的理论，也没有两样，都同样以为民权自由应该是上层绅士恩赐的，即统治者的仁政，不应该由下层民众自动的争取。不过中国革命之成功及民权自由之实现，是由上层绅士的保育政策或是由下层民众轰动，将来历史先生会答复这个问题。其实各国的革命史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
1927年12月12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八期 署名：撒翁
少一个皇帝
李烈钧前说：革命军中少一个楚霸王；现在又说：少一个皇帝，中国非皇帝不能统一。可见这班英雄们非伏在皇帝脚下不过瘾；而且非一独尊的真皇帝不可，多头的党皇帝仍然是不过瘾。
共贼汪精卫
汪精卫大喊：“杀尽共产党”（见两件大事文中），又大喊：“一个共产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的。”（见他们十三日宣言）邓泽如指汪（精卫）、顾（孟余〕 、何（香凝）、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潘（超五）、王（乐平）等，是广州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起事的主谋正犯；国民党中人一致说顾陈二人是共产党；南京讨共大会的请愿书，也明言“共贼汪精卫”；因此，汪精卫等都应该杀尽，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这乃是很正确的逻辑。
请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
国民党改组时广州支部邓泽如等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政纲，函呈孙总理，一则曰“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再则曰“使我党永无获得国际同情之一日，更使我华侨党人在海外无复立足之余地。”蒋介石开始清党时，李石曾对汪精卫说：“目前只宜反对北洋军阀，不必牵及反对帝国主义。”最近蒋介石对新闻记者说：“我们既然要对俄绝交，便必须与各国一致来反对第三国际。”这就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
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
在表面上看来，上海《时事新报》简直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好象是研究系投降了国民党，然而在政治主张上看起来，如贤人政府、联省分治、仇俄反共，本是从进步党到研究系多年的一贯主张，现在国民党都一一采纳，无怪乎《时事新报》得意洋洋的举起双脚来欢迎，这便是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两党二十年来的政治争论至此才告了结束。
杀人的国民党
国民党大喊共产党杀人，仿佛是千真万确的事。然而到底共产党在两湖杀了多少人，近来在宜兴、无锡、广州杀了多少人，各报都含含糊糊，未曾指实；倒是最近国民党在黄安杀人一千五百，在广州即十四一夜杀了二千余人，上海各报都有确实数目可稽。这也许是各报受了共产党的金卢布故意宣传国民党之惨杀！
小人党
吴稚晖说汪精卫是卑鄙小人；说胡汉民是刚愎小人；说徐谦是大胆老面皮的小人；说顾孟余是懒惰阴刁的小人；说陈公博是贪财无厌的小人；说甘乃光是善伺人意的小人；说他自己是酷刻小人。如此说来，国民党简直是个小人党。
1927年12月19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期 署名：撒翁
吃人的血腥的道德文化
国民党一面大喊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文化，一面在广州一夜枪决二千余人（上海各报广州电及薛岳布告都如此说），路上死尸累累，非常凄渗（电通社十五日广州电），截止十六日止，殓尸千五百余具（《时事新报》十一日香港电》，女共党数人在大南路被人用棉花包裹，浇以火油焚烧（《申报》十五日香港电）。截至最近，枪决共党确数，五千七百人（《申报》二十一日香港电）。有人说中国民族旧有的道德文化是吃人的是血腥的，这句话或者不错。国民党正在恢复这种道德文化！
究竟是谁惨杀？
东方社十九日香港电说。“每日被枪决之共党（其实不尽属共党），尚不下百人。……除抵抗之兵士警官以外，被共产党员所杀者，并不甚多；所谓达二千人之惨杀者，殆不能不归罪于自称白卫军之李福林军薛岳军及右派工人会之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等之复仇与报私愤行为也。”难道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也赤化了吗？何以他们也说此次广州之惨杀者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呢？
研究系称心了罢！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研究系等绅士们，看见共产党领袖未被段祺瑞杀头，老大的不称心，大喊共产党及其领袖藏在群众背后牺牲青年。自从李大钊被绞杀以来，上海、广东、广西、汉口、湖南、河南、北京等处，成百成千的共产党被腰斩被杀头被枪决而且有被剥皮肢解火焚者，绅士们该称心了罢！可是大家要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
反共先生的下场
不独张发奎、黄琪样、李福林因共党头衔被讨伐！不独汪精卫、何香凝、顾孟余、甘乃光等因共党嫌疑被拿办；而李汉俊、詹大悲且以共党首领名义被杀，孔庚、李书城也以共党名义被捕。今后有枪的人处置异己最简便方法，就是给他戴上红帽子。各派反共先生，将来都难免作法自毙，唐生智、汪精卫等的下场，便是很好的先例。
1927年12月26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一期 署名：撒翁
真正国民党
真正国民党，只有西山会议派，亦即环龙路四十四号的国民党。怎见得？因为只有他们自始就反共反俄，而且最彻底。其余若汪记、蒋记、冯记……记……记国民党，都曾经联共联俄，即现在反共反俄还是不彻底，还是不敢公然取消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代他们起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政纲及党章。只有西山会议派要完全复活改组以前的国民党，这才算是真正老牌的国民党呀！
白崇禧口中的清党大功
白崇禧在汉口演说：“过去的清党，有报私仇者，有受厚贿而为富家翁者，误杀冤死者不乏其人。”国民党忠实党员这样的清党大功，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
1928年1月2 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二期 署名：撒翁
金箍棒
国民党人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好象孙悟空在猪精腹中舞金箍棒。共产党是否承认这句话呢？承认的。共产党的金箍棒是什么？不过是反帝国主义、军阀及主张工农民众政权。可是安那其派在国民党中所舞的金箍棒，乃是实现蒲鲁东的分治论与排斥马克思派，研究系在国民党中所舞的金箍棒，乃是贤人政治、反民众运动、联省自治与仇俄反共。他们说共产党挂着羊头卖狗肉，他们自已何尝不是挂着羊头卖王八肉。
国民党根本不要民众
“反共后不要民众”，汪精卫曾说这句话是共党造谣诬蔑他们的。现在怎样么？自从十二月十四日，蒋介石在招待上海新闻记者席上，发出“停止一切民众运动”的主张，方声涛、杨树庄即在福建下令停止民众运动，胡宗铎即解散了武汉一切民众团体，蒋梦麟即“函请浙江省政府并令行浙江省党部，自即日起，各级党部，一律暂停民众运动之工作，严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聚众开会，结队游行等举动。”这难道也是一般无智识者借党的招牌所做的吗？非也！军阀党根本不要民众。
忠实同志又多一个！
上海中央社《国民党的通信社）说：“北方健将李景林氏，对于革命工作，素极努力，已往之成绩，固彰彰在人耳目，……上月二十二日，在太原通电，就国民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兼北方前敌总指挥之职。”是的不错，李景林一向努力革命，谁也知道。恭喜国民党，又多了一个忠实同志！
蒋介石也谈什么土地问题
蒋介石最近在南京党校纪念周说：”在训政实施时期，土地问题，至为重要，我们要丈量每县的土地，以为平均地权的步骤，土地问题如不得到解决，则不能实现我们总理的民生主义。”蒋介石也说说什么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然而他的方法是要经过丈量每县土地的步骤。他又说：“要解决土地问题，不能不有户口的调查。”可是自从顺治皇帝定立清丈编审法令，一直闹到洪宪皇帝设立经界局，二三百年也未曾丈量好那一县的土地；自从顺治三年定立户籍律以调查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一直到现在不断的调查户口，也从来不曾查清那一地方的人口实数。每县各乡耕种的土地实有多少，耕种的人实有多少，只有各本乡的农民自己查得清楚，若候政府丈清了每县的土地，查清了每县的户口，再来实现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这大约也和吴稚晖三千年后的无政府主义相差不远吧！
1928年1月16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四期 署名：撒翁
逼钱与打战
逼钱与打战，固然是革命时代所不能免的事，然只是逼钱与打战，丝毫不为任何阶级兴利除弊，此所以国民党的政治和北洋派的政治没有两样，甚至于北洋派中的孙传芳，还不象国民党现在这样肆无忌惮的逼钱。至于怎样逼钱，如加盐税，抽亩捐，预征钱粮，这般专门杀穷人的办法，国民党也和北洋派一样；北洋派打北洋派，国民党打国民党，这般自相残杀的打战，国民党和北洋派也是一样；此所以国民党的势力必然和北洋派一样的不能长久存在。
杀穷人
财政没有办法，谁也不能久握政权。中国财政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自管海关盐税，停止赔款及内外债的本息偿还，一是推翻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由国家征收农产税。前者每年在一万万元以上，后者每年至少有二万万元。可是北洋派、国民党都不敢采用这两个办法中任何一个，所以他们都只得采用苛捐杂税等杀穷人的办法，而终于自杀。
两件肉麻的事
有许多人从前非常鄙视孙中山及国民党，或者即是现在仍然对国民党貌从心违，而开起会来，都象煞有介事的恭读总理遗嘱，这岂不是一件肉麻的事！国民党一面禁止一切民众运动，屠杀异党，勒收种种色色的苛捐杂税，无微不至，而一面天天在报上大登其中国国民党政纲：“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与夫“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这岂不是一件肉麻的事！
国民党是一种什么党？
党有三种：倚靠军队，钳制民众，夺据地盘，是曰军党；倚靠国会议员，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之下，用改良口号欺骗民众，以选举手段窃取政权，是曰官党；倚靠民众，破坏现制度，建设新制度，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是曰革命党。现在的国民党是这三种中那一种呢，党国先生们自己扪心想想看！
反共始祖
冯自由反共，不但在西山会议派之前，并且还在杨希闵、刘震寰之前，他真是反共始祖，他真是先觉之先觉；国民党赶走汪精卫，便应该欢迎冯自由。果然，《申报》一月十七日广州电：“冯自由应当局召，十四日启程南下。”啊呀呀！反共后国民党之进步真是一日千里！
1928年1月30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五期 署名：撒翁
反革命的阶级
五卅运动时，代表大工商业家的上海总商会，始而旁观，继而反对；现在他们却和外国工厂主联防工潮。南京募捐办冬赈，上海总商会借口商业凋敝，一文也不能代募；同时工部局募集什么“压制罪案特别经费”，大老板们却整千整万的拿出来，给洋官儿奖励爱活生一流人物。
英国驻上海防军司令官邓戡回国，市长张定璠忘了邓因为什么带兵来中国，特和他交换像片，以为纪念。这些事，都是表明上层阶级总是依靠外国帝国主义，而反对革命的！
拜金主义能救中国的穷吗？
新年一见面，便开口互道“恭喜发财”；拜年客一坐下，首先要奉上“元宝茶”；“招财进宝”、“金玉满堂”、“一见生财”，这都是大多数人家所贴的经常标语；“咦！好大元宝！”是清末河南某巡抚署中的特别标语。宗教中还特别有“财神”。我们贵国人的拜金主义，可谓世界第一了。然而胡适之、吴稚晖还在那里伸长着颈子喊拜金主义！有人以为胡、吴提倡拜金主义，是羡慕美国富；然而最近美国国立工艺学校校长具理氏，批评中国学生“惟汲汲得金”。或以为胡、吴提倡拜金主义，是因为中国太穷；我以为能救中国之穷的，只有去掉阻碍中国工商业发达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而不是什么拜金主义。
1928年2月6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六期 署名：撒翁
三民主义者的阶级调协办法
缪斌的党务提案，主张取消旧有农会农民协会，另组业佃联合的农业协会；取消旧有工会，另组厂主工人联合的工业协会；取消旧有商会商民协会，另组店东伙友的商业协会。主张阶级调协的三民主义者，这种口说打倒阶级敌对性而心实单单打倒工农阶级，名为联合协会而实是根本消灭工农组织的办法，本来很高明；然而全国商会联合会首先发电反对。
乱党
贱婢一旦做了夫人，马上张嘴骂别人贱婢；国民党不被人称为乱党才几天（此时在奉张统治之下还是乱党），胡汉民便大喊“剿灭乱党”，这都是无耻之尤。从前的国民党可贵，正因为它是乱党；现在的国民党可鄙，正因为它是治党。社会进化未到美备以前，任何时代，总有一班人因为不能满足现有制度，起而反抗谋改造，当时的统治者总称它们为乱党；因此，我们可以说，乱党正是社会进化之一种重要的动力。
哈同花园与俄领馆
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关系而封闭俄领馆，可是哈同花园里分明有孙传芳的机关，为什么却不敢损他一根毫毛呢？呵，我明白了！哈同虽然是犹太人，然而他入了大英国籍，便是党国先生们的“交友”与“楷模”，如何能和他“伤感情而启仇怨”呢。
1928年2月13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七期 署名：撒翁
即是
蒋介石从前说：“反对我即是反革命”；南京特委会也说：“反对特委会即是反革命”；最近蒋介石对南京军校学生说：“反对校长即是反对国民政府，亦即是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党想必也即是反革命，反革命想必即是该杀头。古有“必须有”（今通讹作莫须有，惟《宰辅编年录》作“必须有”）三字狱，今有“即是”二字狱。
国民党的理论与方法
此次国民党全会主要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所谓“肃清共产党的理论方法，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方法”。国民党的理论与方法是什么？就是：以资本帝国主义的各国为模楷为交友，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苏俄，同意研究系的和平建设及贤人政治的保育政策，而屠杀主张民众暴动民众政权的共产党，在民族利益国民经济的名义之下保护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财产，而向工农民众进攻，停止其运动，解散其组织。这就是正式抛弃孙中山晚年三大政策的假面具，而回到原来纯资本主义的三民主义。所谓“肃清共产党的理论方法”，就是肃清改组后的国民党之革命性；所谓“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方法”，就是恢复以前不革命及反革命的政策之正式确定。
“党人可杀”
二十年来做国民党死敌的研究系，助袁世凯诛锄国民党，助段祺瑞压迫国民党，助陈炯明反对国民党，盛称直系的两次战功、八省地盘，北伐军出发时，犹在他们的《时事新报》上反对国民革命，反对青天白日旗，为孙联帅捏报胜战。一旦北伐军占领了上海，《时事新报》马上改变态度，装出党人的口气，也称呼先总理，也痛骂奉直军阀。乃日久玩生，复萌故态，渐渐埋怨道：“民众（研究系）谋与党接近，乃造‘投机’之名辞以却扫之，……冒国民党招牌之共产党固可诛，而冒国民党招牌之‘党人’，其罪亦可杀矣。”然而他们还很胆祛，一露“党人可杀”的论调，马上便抬出缪委员来做护符。呜呼研究系，可耻亦可怜矣！
1923年2月20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八期 署名：撒翁
谁说国民党不要民众？
国民党虽然议决停止民众运动，虽然下令解散工农团体，然而蒋介石到杭州时，公安局通令各区署：“本月二日午间，蒋总司令来杭，着该工厂全体职工，手持欢迎旗，到站欢迎！”谁说国民党不要工农不要民众？你看！
1928年2月27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九期 署名：撒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