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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
1937年10月9日
说明：1937年10月9日，答《抗战》周刊记者采访。
国庆日前夕，记者访陈独秀先生于其病中，恳谈目前对日抗战的种种问题，兹分节记述于下：
记者：前两天，武汉文化界有一次较为盛大的集会，陈先生没有到，有许多人都颇失望，因为他们都很想听听陈先生的演说。
陈：呵，是的，是的。那一次的集会，听说到了很多人，我本来很想参加的。可是先和华中大学约好作一次讲演，恰恰在同一个时候，事实上分身不开了。
最迫切的两件事
记者：现在对日战争，已经全部展开了。从海南到华北，都在炮火连天的状况之下，而东北的义勇军也活跃起来了！前线将士的英勇，不仅得到国人的爱戴，而且得到世界的赞美，可是后方的工作，陈先生以为最迫切的是什么呢？
陈：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可是后方却赶不上，前方的血战是何等紧张，而后方竟是这样的松懈，尤其是武汉，简直连表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武汉为全国后方的中心，而空气这样沉寂，太可怕了。所以党政当局，应该积极的发动民众起来，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才会有最有效的办法。
记者：五万万元的救国公债，湖北承销了一千二百万，现在还没有收足。
陈：这是不好的现象。日本人打算筹集二十五万万的侵略费。中国应该筹足此数，五万万还嫌太少，湖北人承购一千二百万，更是太少了。并且此次公债应该多数以现金购买。
记者：以现金购买？
陈：是的！用纸币购买，实际上并不能收“有钱出钱”之效。现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所代表的若干现金，己集中在政府手里，以政府所发行的纸币，以公债形式交纳政府，几乎等于未曾购买公债，其效用至多减少若干通货膨胀，所以以纸币购公债，效果小得很，因为外汇是需要现金的。
记者：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很是成功，曾博得世界各国时政专家的称赞，现金不是早已集中了么？
陈：政府的法币政策，确是成功，如果法币政策不成功，这次的仗是打不起来的。不过国内的现金仍未能完全集中。因为大部现金都还在乡村里，政府只能集中都市中若干现金，而不能完全吸收乡村的现金，乡间富户的窖藏，比都市里银行的保险库要充实得多！政府应该设法把乡间的元宝和银币以及珠宝等都集中起来，则对日抗战的费用，方可长期支持下去。
记者：训练壮丁问题怎样？
陈：敌人的炮火很厉害，我们战士的牺牲一定很多，我们应该把全国的壮丁训练起来，然后才能谈得上持久战。
记者：据我所知，现在武汉三镇受训的壮丁，大概有×万人，×个月后，可以调到前线上去作战。
陈：不够不够！中国的壮丁．大部在农村里，都市里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在体质上，都市里的壮丁也还比农村为劣。政府应该征集农村里的自愿作战的壮丁来受训，以作对日战争的后备军。
记者：陈先生所说的两个问题——集中现金和征集壮丁，都是注重在农村里，进行起来，恐怕很为困难。
陈：要是民众起来，而且有组织，并不怎样困难。
民众的组织和训练
记者：如何才能使民众组织起来呢？在现阶段中，我们应该给予民众以何种训练为最适宜呢？
陈：关于组织民众一事，在目前，我希望党政当局，下一个绝大的决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社会的改造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由下而上，一个是由上而下。现在既还没有自下而上的方式，我们不能等待，只好取自上而下的这个方式，我们希望执政的国民党从速完成他。尤其在抗战期中，要做到全国总动员，民众的组织应看成第一重要。
记者：所谓“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是由中央、省、县，以至区、乡、保、甲的这个制度，层递下去而运用起来呢？
陈：区、乡、保、甲，不能担负这个任务，而且也不大适宜。
记者：现在上海出了许多新的刊物，都在鼓吹利用这个系统呢！还有许多青年，都准备回乡去运动做保、甲长，或去和保、甲长联络呢。
陈：据我所知，现在的区、乡、保、甲，和民众还有许多隔阂，并不能切实组织民众，更不能训练民众，我们所谓组织民众，是希望政府选派优秀青年，分赴各县担负这个责任，而不能厚望于区、乡、保、甲长。
记者：那末，这些青年回乡去后，岂不是要和那些区、乡、保、甲长冲突起来，对于抗日的后防，不是一个大累赘么？
陈：土豪劣绅摇身一变而为区、乡、保、甲长，将来我们如果一旦军事失利，他们又会摇身一变而为汉奸，他们可成为敌人利用大汉奸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我们将如何避免和他们冲突呢？
记者：陈先生对于这次抗战前途的观察怎样呢？将来会有什么结果？
陈：对日抗战对内可以使中国统一，对外可以使中国富强。只要政府能领导人民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日本是断然要屈服的！日本屈服以后，他在中国的权利，当然要为中国所收回，中国的主权，可因此而得保完整。
记者：此次抗日胜利，日本在中国特权固可收回，其他各国的呢？
陈：不成问题！土希战争以后，使土耳其的主权渐次完整，但土耳其只打败希腊，没有打败英法，然英法在土耳其的权利，也渐渐被土耳其收回了。所以中国只要对日抗战到底，统一固不成问题，独立也不成问题。英美各国和中国的关系，或者可循外交途径来解决，不一定要诉诸战争；假如中国不能振作，他们就非分尝一脔不可了。
远东会议的展望
记者：陈先生既然谈到国际问题，那末，现在快要举行的远东会议，据陈先生的观察，对于中国有不有帮助。
陈：会议不过是一种形式，不必重视。
记者：那末，请陈先生把这个会议的背景来分析一下。
陈：苏俄是同情中国的，法国和苏俄有军事和政治的谅解。在会议中，中国可望得到这两个国家的援助。德国此时还离不开英国，不一定会帮助日本，他也不想牺牲中国的市场，可望他中立。意大利的态度倒很令人怀疑。美国的态度，以前不大好，自从罗斯福发表演说后，稍稍改变了，然美国终不会走到英国的前面，法俄也不会采取和英国对立的态度，在远东会议中，最大多数国家还是惟英国马首是瞻。英国太持重了，太保守了，太看重既成事实了，他固然不愿从中国的市场退出，而让日本独占，然而他的态度能够有利于中国至何种程度，中国抗战的胜负是有很大影响的。
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
记者：关于宣传，文化界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了。现在武汉已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平津和京沪各地的文化人，都跑到了武汉，有人还提出了“武汉时代”的口号来，陈先生觉得这个抗战的非常时期，以武汉为中心的文化运动，应该怎样开展呢？
陈：所谓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者，就是文化人的参加抗战运动。小说家、戏剧家、诗人、电影从业员、音乐家、绘画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凡是以文化为职业的人，都应该把他的精力用到抗战的行动上。我们要把抗战的基础，建筑在广大的农村里，希望各地到武汉来的文化人，不要专门在武汉办刊物，而忘记那急待唤起的农民群众。这样一来，并且可使他们的艺术民众化。
记者：听说陈先生要办一个刊物，确否？
陈：没有这个意思。现在各报纸杂志都肯登我的文字，我何必自己办刊物呢。
记者：报纸上说，陈先生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
陈：不对！不对。这是大公报记者听错了我的说话，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那位记者问我，是不是打算参加实际政治（他的意思全然是指政府里面的行政）工作，我说，这于我不大相宜，十五六年时，我也没有担任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我最怕被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所捆住，没有清醒的头脑观察政治局势。换言之，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
记者：明天就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
陈：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我打算把辛亥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以及抗日与革命的关系，约略的说一说。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谈至此，已经将近六点钟了，室内也渐渐阴暗起来，窗外又正下看雨，记者还要过江，于〔是〕 就告辞出来。
1937年10月16日 《抗战》周刊第一卷第六期 署名：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