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拉狄克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 主席克南： 现在由拉狄克同志作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 拉狄克： 同志们！资格审查委员会尚未来得及审查所有的代表证书，因为不是所有的证书都已交来了。到目前为止，审查通过的有表决权的代表证书291份，有发言权的代表证书218份，认可发给外国同志作为来宾列席的请柬约100张。到会代表分别来自48个国家。此外，有国际青年联盟和国际妇女联盟两大世界组织的代表。巴勒斯坦社会党代表和设在波兰的犹太工人总联盟代表只有发言权。近东执行局和远东执行局只有发言权。资格审查委员会还审议了许多需要加以说明的、不属于单纯手续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驳回了保加利亚两个组织关于以享有发言权的代表资格出席大会的申请。这两个组织，一个是所谓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工人党，另一个是自称“共产党左派”的组织。资格审查委员会了解到，上述两个组织的成员很少。所谓共产主义工人党，其前身是一个加入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多年的团体，1910年脱离该党，来到莫斯科指控保加利亚共产党，说它不够激进。但是，这个所谓共产主义工人党却在本党机关报上摘要发表考茨基的著作《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此事虽然无关紧要，但由此我们认定，该党不是左派。现在，该组织的多数人已经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另一个即所谓“共产党左派”的组织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是积极进取的。因而，我们认为，在已经建立起人数众多的共产党的国家里，不宜鼓励分散主义。这个组织表示抗议，说我们不等他们把理由讲完就驳回他们的申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指控保加利亚党的事实作了调查。根据各项材料以及在大会召开之前从各方面所收到的详细报告，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议案，提交调查委员会。该议案是资格审查委员会作出决定的依据。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是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之一。 其次，关于罗马尼亚党。大家知道，罗马尼亚党并不是共产国际成员。在罗马尼亚党内，有若干从事地下活动的、人数众多的共产主义派别，这些派别渴望加入共产国际，并正在独立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与鼓动。这些派别由一个中心领导，该中心与共产国际保持着接触。在这次大会召开前不久，罗马尼亚党提出要加入共产国际。但是，就在提出申请后不久，该党的领袖和几百名骨干立刻受到罗马尼亚政府的指控。我们收到一位保加利亚同志的报告，他是在罗马尼亚政府提出上述指控后不久来到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同志表示，罗马尼亚党无法派正式代表出席大会。不过，他们仍指望有个别同志会来到莫斯科，果然，地下组织的代表来到了，而且都是党员。于是我们资格审查委员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把少数几位罗马尼亚同志作为党代表承认，会不会有人认为这是越权行为，会不会有人反驳，说我们承认的代表并不代表党，而只代表独立派别。巴尔干各国的同志向我们表示，这种情况实属特殊，那样的结论不能成立。我们就临时承认了罗马尼亚党的代表资格有效，认为这丝毫不侵犯罗马尼亚党的权力。我们是出于声援被关在狱中的我们罗马尼亚同志的动机才这样做的。 再就是关于出席大会的拥有发言权的党的问题。这些党虽然尚未加入共产国际，但与共产国际保持接触，如爱斯兰独立党、设在波兰的犹太工人总联盟以及巴勒斯坦社会党。资格审查委员会声明，允许上述组织参加大会并享有发言权，绝不意味着接受它们加入共产国际。大会专门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认为，通过与这些党的接触，弄清这些党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尚有多大距离，以及必须向它们提出哪些新的条件，是自己的职责。我们认为，我们对上述各党的方针应该同我们对德国独立党所采取的方针相一致。鉴于德国独立党继续保持同我们的联系，我们允许该党出席大会并保留它自己的观点。以上是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结论，请求大会予以认可。 （齐声赞同。） 表决并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 主席克南： 现在，就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进行讨论。对于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作出的决定，有无反对意见？没有。宣布工作总结报告听取完毕，议案通过。下一个议题是，确定各代表团的票数，由拉狄克同志发言。 确定各代表团的分类和票数 拉狄克： 我们建议大会将各代表团分成五类。自然，我们无法提出分类的一致原则，因为，党员数量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有一些党，其党员数量很少，但由于该国总的形势，它们将逐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分类就不能只考虑现有党员数量。基于这一点，我们把党员数量问题同该国的政治作用问题以及该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前途问题三者结合起来。我们提议分五类。第一类有40票，由下列国家组成：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拥有80万名成员的青年联盟，第二类有30票，由英国、美国、波兰、乌克兰、挪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组成。可借，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党还不是大党，但这两个党坚信，由于目前国内的形势，它们不久就要变成大党。考虑到该国运动的重要性，我们将这两个党划入第二类，票数仍为300第三类有20票，由西班牙、芬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瑞士、匈牙利、奥地利、荷兰和比利时组成。到目前为止，比利时党党员数量还很少。 大家知道，自扎克莫特派脱离比利时工人党以来，我们有种种理由指望比利时成立优秀的共产党。第四类有10票，由开展工人运动已久的小国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这一类包括阿塞拜疆（其中巴库的大规模工人运动历史已有20年）、格鲁吉亚、立陶宛、爱斯兰、丹麦和卢森堡。波斯和土耳其也属于这一类。 第五类有5票，由南非各团体、冰岛，以及墨西哥、亚美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团体及荷属印度小组组成。其运动尚嫌弱小的国家如中国，享有发言权。在中国，工人运动业已兴起，但中国共产党人尚未组织起来，只有工会开展活动。享有发言权的另一类国家是，其运动与其说是政治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不如说是革命运动，如土耳其斯坦、希瓦、布哈拉、蒙古。至于日本，它应该享有表决权。日本工人运动声势浩大。在座的日本同志谦虚地向我们表示，他们只代表在朝鲜团体中的日本工人和在美国的日本工人，因而，没没有资格享有表决权。后来，我们得到消息说，一个全权代表团已经从日本动身，前来参加大会。这个代表团如能参加大会，就当然享有表决权。目前在座的日本代表就只代表个人，所以享有发言权。 上述决定是资格审查委员会一致作出的，请予批准。 关于表决方式，再简单说几句。我们基本采用去年的表决方式，只作微小修改。我们提出的表决方式，要求各代表团必须对所有重大政治问题进行表决。如果发生明显的意见分歧，就由代表团成员各自投票，万不得已时，必须同主席团进行磋商。有很多同志是因为其立场特殊才被邀请参加大会的。主席团将为他们提供单独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不受代表团的影响。但他们不享有表决权。（齐声赞同。） 主席克南： 拉狄克同志向我们报告了表决方式。鉴于提交全会的这项议案是资格审查委员会一致通过的，而且代表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我们就宣布大会一致赞同这项议案。现在转入大会今天的议题，由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季诺维也夫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们的共产国际已经成立两年多了。可是，从第二次代表大会起，执行委员会真正作为国际性机构，其实才工作仅仅一年。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期间，我们的领导机构只有几位俄国同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时，曾要求各国党派代表到执行委员会工作，为期一年，但遇到的阻力不小。参加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大概还记得，德国党和其他一些党的代表既不同意由莫斯科指定参加执行委员会工作的代表，也不同意代表长期留在莫斯科工作。他们希望仍和过去一样，干脆把领导工作交给俄国同志。只是由于我们坚决反对和始终坚持我们的要求，并且代表大会也作了相应的决定，才有十几个关系亲近的党派出代表到执行委员会工作。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要说，即使在这一年里，也并不是所有的党都履行了自己对国际所承担的一切义务。某些党只履行了部分任务，以致在建立联系方面就做得很差。在这方面，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最不满意的是执行委员会自己。我们要求第三次代表大会务必建立一个由国际无产阶级代表所组成的真正的执行委员会，一个善于研究当前的问题，能够真正在国际范围内担当起总的政治领导的执行委员会。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全面地讨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有缺点，也有错误，所以，我们十分重视讨论的情况，并将认真听取各国党提出的意见。 我们首先要向诸位说明，组织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有时甚至可以说做得很差。不过，同志们，尽管如此，但我们毕竟在当代工人运动发展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国际性领导机关，我认为这是令人高兴的。诸位还记得，在第二国际，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一不是政治领导机关，二不是从事日常实际工作的机关，它虽然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然而，那多半是为了装饰门面。共产国际在成立之初，也不完全是一个国际性领导中心。现在，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近一年来，我们终于有了由10个或12个党的代表所组成、力求以国际的观点指导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的雏形。如果我们一致认定，共产国际今后应当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不怕任何牺牲，并决心指派最得力的人来从事共同工作，那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真正强大的国际领导机关。 我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时间，比我们章程所规定的提前了一些。我们所以要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在许多国家，即在当代工人运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国家，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执行委员会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们认为，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同时，我们也主张，每当发生重大问题时，只要有可能，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就应当尽力求助于代表大会，因为我们的一切决定都是由代表大会作出的。鉴于许多国家发生了重大事件，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况且又有可能尽快召开世界代表大会，让大会来寻求解决这些重大课题的办法。 首先，我要引用某些统计数字，说明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至今还不到11个月，在此期间，执行委员会共举行过3次会议，讨论了196个问题，其中128个是纯属政治性问题，其余是组织工作方面的。我们同德国的联系保持得最密切，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也异乎寻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在执行委员会的议程上，德国问题占21次，意大利问题12次，美国问题12次，英国问题9次，罗马尼亚问题12次，捷克斯洛伐克问题10次，法国问题7次，保加利亚问题7次，远东和近东问题10次，其他国家的名字在执行委员会的议程上有的出现过2次，有的3次，有的4次。 我还要指出，你们诸位也几乎都知道，除执行委员会外，我们还有小执行局，是最近由七位同志组成的，它开会的次数比执行委员会约多一倍。在这一年里，各国有不少的同志来我国访问。在这方面，今年的情况大大好于去年。到俄国旅行的条件比过去大为改善了，许多党充分利用了这种条件。 一年来，我们工作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呢？ 不言而喻，政治工作的内容已由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好了。归纳起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是什么呢？当时我们就说过，第二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因为所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仅仅是一次由少数团体参加的会议。所科，第二次代表大会才称得上是成立大会。它制定了共产国际章程，通过了关于党的作用的重要决议，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共产国际的策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行动方针是什么呢？我们曾不得不在大会上坚持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不得不反对我们的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部分同志，因为他们以左倾反对派自居。例如，大家还记得关于英国同志参加工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两天。我们的英国同志几乎一致反对参加工党，认为参加工党就是机会主义的行为。我们的美国同志，已故里德及其朋友们，支持英国同志们的这一立场。我们反对这种观点。我们认为，在英国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发展异常迅速，而共产党的影响扩大得异常缓慢的国家里，任何拥有千百万无产者的群众性组织我们都必须参加，必须在其内部形成自己的组织，建立支部，从而取得优势。因此，我们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向各国年轻的共产主义组织发出了参加诸如英国工党和工会这一类组织的明确指示。我们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在这些组织里形成自己的组织，应该在工会内部反对工会官僚，反对社会改良主义政策。你们应该对这些组织施加共产主义的影响。”此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议会体制问题上我们也同我们的左翼进行了斗争。你们都记得博尔迪加同志吧，现在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共产国际是我们的一位优秀同志。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位最忠诚的革命家。可是，你们记得，正是在这个大厅里，博尔迪加同志及其追随者曾向我们宣战，掀起一场反对议会制的原则斗争。支持他们的，有瑞士和比利时的许多同志。我们不赞成他们的这种观点。我们在大会上通过决议，强调共产党人无权拒绝革命的议会制。我们在议会制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与我们在加入工党或工会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是一致的。 以上是代表大会给各国共产党的一项指示。第二项指示便是著名的二十一条。这项指示对我们一年来的工作具有更大的意义，它是针对机会主义、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的。说到我们的左翼，其中没有一个是敌对分子，他们都是朋友，但怀有某种宗派情绪，对具体的革命前提也不甚了解；至于右翼，那是一群死心踏地的敌对分子。你们记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在欧美各国，把加入共产国际普遍视为一种时髦。当时，每一个多少狡猾一点的中派分子都想加入共产国际。希尔奎特党就曾派过代表团专程从美国到这里。这个党的路线同德国右翼独立社会党或谢德曼的党的纲领大体一致。代表团对我们那种不十分热情的接待表示惊讶。你们记得，如今已非正式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在这里曾经要求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国际。其次，你们记得，意大利改良主义者，包括现在公然破坏无产阶级斗争的达拉贡纳，也跑到这里来，表示他们加入共产国际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当时俄国是一个被封锁而与世隔绝的国家，对外界了解不多，联系不广，消息闭塞。不然，我们何至于跟达拉贡纳这一群老爷推诚相见。可是，那时我们是何等的幼稚。当时，数以万计的彼得堡优秀无产者欢天喜地，将这些老爷高高举起，沿着彼得堡的革命大街行进。每当我想起此情此景，就感到内疚，觉得惭愧。我们确实把他们当成亲如手足的兄弟了。 但是，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情况大体清楚了。大家知道，代表大会强烈谴责了右派。这群右派是地地道道的敌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狡猾的家伙为了达到混进共产国际并在内部进行破坏的目的，甘愿忍受一切。二十一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代表大会的上述指示确定了我们的全部活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在德国出现的情况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只有斯巴达克联盟，这个组织虽然有光荣的历史，但还不是一个群众性政党。此外，德国还有一个独立社会党及其左翼。代表大会向我们提出的任务是：争取使优秀分于即真正的共产主义分子脱离社会党，进而把他们同斯巴达克联盟联合起来。 关于其他国家，代表大会也提出了同样的任务。 同志们！经过一年工作之后，我们现在简短地回顾一下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扪心自问；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究竟谁正确？是我们的左翼朋友们，还是我们的右派敌人？就拿英国共产党人加入工党问题来说吧。诸位知道，是工党自己根据韩德逊和麦克唐纳的倡议，决定不接受我们的同志加入该党。我想，这是最好的证明，证明不是英国同志而是我们正确，这些英国同志担心加入工党会丧失自己的共产主义纯洁性。机会主义者立即感觉到这种危险性，立即指出，如果共产党人在工党内部形成自己的组织，并没法在其中扩大自己的影响，那么，这对机会主义者将是一个可怕的威胁。塞拉蒂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左翼一边的。关于他，我们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他断言：工党是入不得的。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请看共产国际的不合逻辑的行为。在意大利，它要求开除屠拉梯，而在英国，却极力主张共产党人加入工党。然而，塞拉蒂并不是年幼无知的孩于，他不会不懂得这里存在着微小差别。他是有意把意大利工人引入歧途。我认为，我们的英国朋友现在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不是他们而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代表大会说过；你们不仅不要退出工党，相反，应该加入工党，以便在其内部进行共产主义的斗争并痛斥叛徒领袖。（掌声。） 在议会制问题上，我们还不能夸口这一年有什么显著的成就。这一点我们得承认。在凡是发生分裂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议会党团分子都是一些最动摇、最温和、最不中用的分子。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士，凡是在这一年发生分裂的地方，都是如此。 还有一点。如果你们问我：在这一年里，二十一条中的哪一条执行得最差？那我就得说：“要求议会党团无条件地服从全党，实行真正革命的议会工作这一条执行得最差。”［注：译本中无回引号，据上下文判断，补在此处。——校者］同志们，我认为，尽管这一年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理想，但是在座的每一位都清楚，即便在这个问题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所坚持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尽管取得的成就有限，但正因为取得了有限的成就，我们同群众的联系才更加密切了。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就，我们要争取使第三次代表大会为我们党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而尽一切努力。 同志们！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执行委员会的嘱托和交办的任务是什么呢？第一是促使英国和美国的同志接近群众，促使他们对群众运动不要袖手旁观，而要主动参加，更不要变成宗派，因为在这两个国家里，虽然共产主义力量还薄弱，但存在着广泛的工人运动和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 第二是要求执行委员会在那些加入第三国际成为时髦的国家里大力揭露中派集团中诡计多端的外交家，把那些仍然跟着他们走的优秀分子争取过来，进而使他们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这是异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交办的任务。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些任务我们完成得如何。 从时间顺序上说，德国独立党哈雷代表大会是去年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对共产国际来说，政治上的关键问题与其说是德国问题，不如说是意大利问题，因为我们这一年遇到的最大困难，以及共产国际面临某种危机的最初征兆，都同意大利问题有关。因此，我要详细地讲讲意大利问题。 我已经说过，当意大利代表团来莫斯科时，我们还没有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我们甚至不知道来的竟是改良主义者。我们对塞拉蒂和同他一起来的人是完全信任的。在我们心目中，尽管这些人的认识还很模糊，但他们毕竟真心诚意地追求无产阶级革命。可是以后的情况使我们大失所望。 刚好在前几天，出版了德文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只可惜出版太晚了。我相信，今后技术部门的工作效率将会提高，能在一个月内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印出来。德国同志们至少能读一读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凡是看到会议记录并了解塞拉蒂和意大利同志们的立场的人，都应当思考一个问题：能够指望塞拉蒂成为我们的同壕战友吗？会议记录附有每个发言者发言次数的统计表。塞拉蒂在民族问题、土地问题、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这四个原则问题上发了四次言。显然，这四个问题是共产国际纲领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塞拉蒂都声明，他投反对票或干脆不参加投票。他还有附带讲笑话的习惯，但是他的所有主张实际上都是反对代表大会的。当时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误会造成的，因而力争使他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证明，我们原先的推测是错误的。我们本应出版一本关于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国际相互关系问题的专著。其中主要收录塞拉蒂写的文章、声明和决议。很可惜，今天我们不得不在意大利社会党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作这个问题的报告，不过，为使他们出席代表大会，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在三个半月以前，我们向他们发出了参加代表大会的邀请，要求他们按时出席。在两星期前意大利第一批代表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又给他们发了电报，再次邀请他们出席代表大会。尽管从6月1日以后，即从正式规定的代表大会开幕之日以后，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各国近千名代表已抵达，但意大利党的成员至今未来。这表明意大利的同志们不愿意来这里。因此，我不得不在意大利社会党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开始讨论意大利问题。① ① 应该指出，在季诺维也夫同志报告以后，意大利的同志们才到会。——编者注
塞拉蒂回国后，在《前进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企图诋毁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我不得不作大量引证，请同志们耐心地听一下。我个人认为，意大利问题在执行委员会过去一年的政治活动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请看塞拉蒂在他的第一篇文章里所写的： 1．“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下列情况下召开的：大多数代表来俄国时，他们国内还不知道二十一条，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代表只带有一般的和个人的性质。”
塞拉蒂的第一句话就是他的第一个谎言。他接着说： 2．“各种不同的问题没有在各党事先进行讨论，因此，一些重要问题各国代表完全不知道。”
我应该告诉诸位，如果把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比较一下，我的结论是，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比第三次代表大会周密得多。在开会前的几个星期就拟定了提纲，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我们和独立社会党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 塞拉蒂的第二句话是他的第二个谎言。 3．“代表大会的东道国一来远离各个开展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二来交通不便，遭受长期封锁；代表大会几乎完全不受有权参加大会讨论的工人们的监督和能够立即将讨论情况公之于众的报刊监督。所有这一切使这个大会变成一次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的秘密会议。"
这是塞拉蒂在代表大会闭幕几天之后，同意把他选入主席团之后写的。什么不受工人监督啦，什么不受报刊监督啦，总之一句话，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密谋。 4．代表大会各成员之间互不了解（这倒是实话，至少我们没有把塞拉蒂这个人看透），代表对于有关运动、对于有关某一代表所代表的现有力量及其在国际政治中所能起的影响都缺乏了解。”
当然，塞拉蒂的这种论断也是与实际不相符的。 5．“代表大会是在伟大革命政府的保护下举行的（难道连这一点塞拉蒂也不喜欢吗？），当时，这个伟大革命政府的战斗力量正同反动派作斗争，因而，共产主义政府像现在一样不得不实行防御性进攻政策去反对国际资本。”
看，塞拉蒂的卑劣的暗示终于显露出来了。他在谈论第五点时还写道： “……这项政策有利于苏维埃共和国，无疑也大大有助于全体无产阶级，但它不见得适合某个还处于本国革命酝酿阶段即紧急时期的国家的策略需要。”
我想请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特别注意塞拉蒂的第五点，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比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左翼更有高见，这些左翼现在正利用赫尔曼·哥尔特的笔来达到这个目的。 6．“代表们之间极不协调，而且不协调的程度在任何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上都是没有过的。这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讨论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和引起动摇的主要原因。”
莫名其妙。说匡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各成员之间“极不协调”，这种说法我全然不理解。我想他的意思跟希法亭在嘲笑希瓦教士时表达的意思一样，也就是：你们算哪一号共产党人！ 7．“按国家分配票数时，不考虑各国党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实际作用，而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待所代表的国家的作用。例如，尽管法国的代表只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政党或工会联合会的少数派代表，但法国所得到的票数却与意大利得到的票数相等。”
请看，塞拉蒂为诋毁第二次代表大会，无所不用其极。 8．“代表大会东道国远离各有关国家，加之联系上的困难，这对宣传大会的各项决议，与大会准备时期相比，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够了：在代表大会闭幕两个月以后，一些党还没有得到大会的消息，而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正式文件，在大会闭幕后的一个多月才公布……”等等。
总之，你们看到，塞拉蒂在代表大会闭幕后的两个星期，即1920年9月，就竭力在意大利无产阶级心目中贬低大会的意义。妄图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代表大会不是共产主义的和国际性的大会。很遗憾，当时我们自己也缺乏先见之明，还以为塞拉蒂是一个拥护共产国际的人。迫于意大利当时的形势，塞拉蒂不得不“强颜欢笑”。所以，关于二十一条，他宣称，并且也只能宣称，他是赞成的。就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 “我们接受以如此强硬的方式向各国社会党人提出的二十一条，但我们也提出以下两条：
“第一，不能向那些在大战中沾染上普遍的民族主义狂热而极其卑劣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分子作过多的让步，这些分子为了明天能再次背叛我们，今天像过去一样，满口答应顺从莫斯科所规定的严格的纪律。在无产阶级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巴甫洛夫式的人物何其多，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一个人过去的道德表现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毕竟存在着判断某些蜕化者不道德行为的某种政治标准，而无产阶级为避免在自己的队伍里出现背叛行为，必须严格遵循这个政治标准。 “第二，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国党应有权对自身的队伍单独进行必要的清洗，但在清洗时不应损害无产阶级运动的团结和莫斯科深信的即将到来的革命本身……” 总之，塞拉蒂在披上了革命家的外衣以后，就首先提出对付右派的严厉措施，这是专门针对法国同志的。显然，塞拉蒂一贯把他们视为眼中钉。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企图在意大利工人心目中扮演一个正统派的角色，要求严厉对付右派。首先向他们提出了第22条。他宣称，虽然为反对法国共济会会员而通过了第22条，但季诺维也夫把这一条束之高阁，再也不提了。塞拉蒂在意大利提出这样的指责不是说着玩的。法国共济会会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意大利的同志们确实是提出过一项建议。当然我们认为接受这项建议是必要的，但我们补充了一句，共产国际不能予以印发。显然，塞拉蒂在意大利工人面前郑重其事地把一切说成是我在袒护共济会会员，而大多数人是投票赞成意大利的建议的。塞拉蒂提出的第2条，其含意模糊不清，他说，“应该进行清洗，但这样做不应使无产阶级运动的团结受到损害”。后来他又变了一种说法：“应当清洗，但要同自治权联系起来”，就是说，由各国党单独进行清洗。 后来，意大利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决议草案，一个是由特拉奇尼同志提出的，另一个是由塞拉蒂的朋友、巴拉托诺同志提出的。特拉奇尼同志要求无条件地承认二十一条，巴拉托诺也是持同样的主张，但要求党自己解释这些条文。在中央委员会表决时，特拉奇尼获得了多数票，而塞拉蒂失败了。于是，他吓唬同志们，说要辞去《前进报》编辑的职务，可是那些本应欢迎塞拉蒂辞职的人却把他挽留下来。现在，我们的这些同志已经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也就不再去碰这个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了。不管怎样，以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为条件让塞拉蒂留任编辑职务是他们的一个失算。 塞拉蒂保留了对庞大而有影响的、印数达20万份的机关报《前进报》的领导权，他可以为所欲为，但唯独不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他百般攻击执行委员会，进而不惜对执行委员会委员进行谩骂。下面我来讲讲要害问题。 后来，在雷焦—艾米利亚召开了改良主义者代表大会。他们在那里组成了“集中派"，形成一个组织。屠拉梯和达拉贡纳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很有头脑，懂得不能向意大利工人明说：“我们反对共产国际。”所以他们在决议里宣称：“如何评价当前历史时期出现的观点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党内分裂的原因。在一个党内存在几个社会主义派别，历来如此。这种情况在过去没有阻碍党的强大发展，今后也不会阻碍共同的亲密工作。党内各个部分越是互相重视，越是重视对每一个问题自由发表意见的共同意志，它们在发展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中越是遵守严格的纪律，这种共同的亲密工作就越富有成果。” 改良主义者的这种外交手腕可谓登峰造极。屠拉梯、特雷维斯和达拉贡纳长于此道。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一流的部长。他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通过了以下决议：“集中派确认党加入第三国际以及对二十一条的一致的解释，这二十一条在运用时必须适合各国的国情。集中派坚决声明，必须把所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集团以及共济会会员从国际的队伍里清除出去。”他们重复塞拉蒂告诉他们的话。他们接受二十一条，但要适合于各国的特点，他们拥护统一的党，但反对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所说的工团主义者和共济会会员，其实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这些话等于白说。当然，集中派的决议不能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决议中说：“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屠拉梯和达拉贡纳居然扮演起马克思主义阐述者的角色！）不是纲领所必需的要求，而只是权宜之计。它的必要性是由特殊条件决定的。” 听，他们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真是狡猾。当然，专政不是永远需要而只是在一定时期内需要。但在他们看来，专政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因而他们断言：“如果像极端分子所追求的那样。在意大利趁经济必然衰落的时期，实行暴力和破坏形式的革命，并仿效俄国，立即建立苏维埃制度，而又得不到变革条件比较成熟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积极支持，那么，这场革命会立刻导致一场灾难。” 改良主义者先生们的学说就是这样。他们不欢迎意大利革命采取暴力和破坏的形式，他们不欢迎仿效俄国立印建立苏维埃政权。不过，我们倒欢迎按照意大利方式建立苏维埃政权。（笑声。） 这个简短的声明是与冗长的共济会的决议一脉相承的。 这就是雷焦-艾米利驱改良主义者集团的信条。仔细端详，它的真面目就是这样。我们应当采取行动开除它。争论的焦点就是这个集团，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革命，反对“俄国式”的苏维埃制度。尽管如此，但塞拉蒂竟然表示意大利没有改良主义者，表示赞成将他们开除，表示他比我们更严厉，只是不知道谁是改良主义者……。可怜的塞拉蒂，他还不知道谁是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呢！…… 你们还记得，在列宁同志给塞拉蒂写公开信并自然提出开除改良主义者的要求之后，塞拉蒂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意大利共产党人致列宁同志的复信》。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难道能容忍改良主义者留在党的队伍里吗？请允许我反问一句：‘什么叫作改良主义者？’如果改良主义者的定义像您信里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热衷于阶级合作、甘愿同资产阶级一起作威作福、从事反革命活动，并随时可能堕落成为意大利的谢德曼和诺斯克的人，那么，您是正确的，我和您一样，赞成开除他们。”请看，塞拉蒂企图证明屠拉梯、特雷维斯等不是改良主义者。他说：“正是这些人，受贵国政府委托，由你们派驻意大利的代表之一沃多沃佐夫同志出面，在两个月前曾建议他们以议会党团名义向焦利蒂施加压力，以取得某些让步。” 这就是塞拉蒂的手法。你同他谈原则问题，他就恶语中伤，散布谎言，这种谎言同他供给《每日公报》用的各种谣言没有两样。至于他本人是拥护还是反对改良主义者，对这个问题他却不作明确的答复。 接着，塞拉蒂在10月24日《前进报》的一篇文章里提出：“我们怎么办？有两条非常明确的道路：或者是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政权，或者是进行革命。为谁夺取政权？怎样取得政权和为什么夺取政权？在目前混乱的情况下转移政权，其结果只能是资产阶级把它的责任转嫁到社会党身上。” 这是塞拉蒂在1920年10月写的文章。应该怎样理解呢？这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所说的“在我们能够夺取政权的地方我们也不敢夺取政权，因为我们不能承担由战争引起的经济混乱的责任”一模一样。结论是：应当等待经济条件的改善，等待资本主义由于我们而再次得到巩固，到那时再进行革命。到目前为止，只有考茨基发表过这种高论。他的观点是：先提高生产力，然后再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否则，这将是消费的社会主义。塞拉蒂这位“共产党人”在1920年10月完全公开赞成这个观点。 同志们，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人们普遍认为，意大利比其他所有国家更接近无产阶级革命。塞拉蒂也只好同意这一点。但是，如果说，历史上有过一个党错过有利时机，从而给运动带来了直接的危害这样的例子，那这个例子就是意大利。这个党怎么可以这样错过时机，简直不可想象。一年以前，意大利工人阶级斗志昂扬，并且比任何地方都组织得好，资产阶级被压了下去，军队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倒向我们一边。后来，又有光辉的九月运动，意大利工人占领了工厂，创造了新的斗争形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已完全瓦解。焦利蒂本人供认，在9月里他束手无策。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9月份不派军队把占领者从工厂赶出去。他回答说：“我无能为力，起先我只能采用顺势疗法，只有在这以后才可动用外科手术。”由于塞拉蒂及其喽罗们的间接帮助，焦利蒂起初运用顺势疗法镇压了运动，而现在又转向外科手术了。法西斯分子是动用外科手术的行家里手。他们正在卖力地拿意大利工人阶级开刀。 意大利社会党和塞拉蒂错过了时机，从而在客观上把工人阶级出卖给了资产阶级。给了资产阶级整整一年的时间去恢复元气，让它组织起来并由顺势疗法转向外科手术，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则被弄得四分五裂，挺不起腰来。 后来，在里窝那举行了代表大会。大家知道，执行委员会打算派我和布哈林去那里，但没有去成，因为意大利党，其中包括塞垃蒂，未尽一点力使我们成行。所以，我们不得不另行组织代表，派保加利亚的卡巴克切也夫同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同志做我们的代表。关于这两位同志的发言，在各国的报刊上出现了种种无稽之谈。其罪魁祸首就是塞拉蒂。这是他惯用的伎俩。 有一些同志认为，如果卡巴克切也夫同志和拉科西同志的态度灵活些和巧妙些，那么里窝那的局面就会改现。卡巴克切也夫被说成是一个蛮横的独裁者。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纯属捏造。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修养很深而且头脑非常冷静的人，绝对没有塞拉蒂所强加于他的那种狂热；多年来，他一直是保加利亚党的理论家，不愧是一位好同志。 让参加过里窝那代表大会的同志们说说那个大会的场面吧。代表大会简直变成了马戏团的演出。就在卡巴克切也夫发表讲话时，会场上有人连喊带叫，并且高呼“教皇万岁！”；接着放出许多鸽子，演出了一幕前所未有的沙文主义闹剧。尽管如此，但他们竟然嫁祸于卡巴克切也夫同志，说他是罪魁祸首。 在座的各位现在知道了他们在9月和10月的言行，现在，恐怕再也没有人怀疑了。我指的不是卡巴克切也夫同志的讲话，而是意人利党，至少是它的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正在蜕变为典型的社会民主党。这就是意大利的现实。领袖们在一系列情况的压力下向后退缩，变成地地道道的社会民主党人。老实说，当初，右翼独立社会党人在哈雷代表大会上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可比塞拉蒂及其一伙礼貌得多。 在我们的这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后，塞拉蒂及其一伙提出议案，主张把意大利党称作社会主义共产党，并表示同意接受二十一条，但要保留行动自由。关于分裂问题，议案只字未提。屠拉梯是唯一发表原则性讲话的人，受到了热烈欢呼。实际上，他真正称得上是党的精神领袖。他公开声明：反对暴力，主张一切都用和平方式解决。既然如此，又怎能把党内分裂的罪责完全归于执行委员会呢？再说，难道执行委员会还能有别的选择吗？这是共产国际同改良主义分子的第一次冲突，也是两种力量的第一次较量。如果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让步，那它现在（我坦率地说）就不能存在，即使存在，也不会有任何道义力量和政治力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就意味着共产国际向屠拉梯和其他改良主义分子屈膝投降，共产国际也不复存在，即使存在，甚至有几个大党加入其中，那也是名存实亡。这是第一次较量，因而我们坚决主张，共产国际必须自豪地宣布：“在那历史关头，它没有动摇，它毫不含糊地亮明态度：宁愿暂时失去很大一部分意大利工人，也绝不后退一步；我们毫不怀疑，他们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的。后退一步，共产国际就将灭亡。”这是共产国际的纯洁性问题，是共产主义的原则问题。我们感到十分痛心的是，一些领导人，如几位功绩卓著的德国同志，当时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 不过，共产国际作为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很快就领悟到，归根结底，这是一厢情愿，我们应该把共产主义原则坚持到底。 塞拉蒂一计不成，．又出一计。起先他寸步不让，要求不向共济会会员作任何让步。这一回，他一改过去的腔调，提出了权利平等的理论，说意大利和法国应享有平等权利。他质问我们：为什么对法国同志作的让步要比意大利多？我还得重新谈谈法国党。我们的职责是，根据各该国的具体条件，该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情况和成熟的程度等等来对待每一个党。我们不能用同一尺度去衡量法国党、美国党、意大利党、拉脱维亚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我们执行委员会的国际性恰恰在于，我们是依照具体的条件看待每一个党，并由此确定我们对它的态度。我们对待法国党的态度非同一般。不能因为法国党是一个落后的党，因而对待意大利党也像对待法国党一样，从而阻碍意大利党的发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能这样做，也不能这样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不是国际主义。 塞拉蒂指名道姓地对我们进行卑劣的攻击。例如，他在12月24日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引证他的原话）：“如果认为继续争论阿姆斯特丹问题仍然合适，那我们就要问问季诺维也夫：为什么原来如此激烈地反对机会主义者的俄国政府，倒付给了——这是全欧洲都知道的——《每日公报》高达7.2万英磅的津贴？须知，这家报纸支持英国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策。并且，为什么共国产际非要共产党人加入属于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的工党不可？” 同志们！仅仅这一段引文就足以使每一个具有真正革命精神的同志明了，在共产国际大会上发表议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塞拉蒂宣称，契切林及其政府之所以付给《每日公报》7.2万英磅，是因为劳合－乔治最先提出一项主张，而这项主张后来成为加米涅夫同志被驱逐出英国的理由。塞拉蒂简直是在告密。俄国政府不得不同形形色色的人物谈判，这一点共产国际也很了解。这完全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还很弱。然而，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府不得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谈判这件事，同应该不应该把屠拉梯和其他改良主义者清除出党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我已经说过，塞拉蒂特别恨法国人。他在1921年1月《前进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其他见解》的文章，他写道：“在法国昨天还拥护‘祖国’和‘神圣同盟’的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全部转到共产国际一边来了。”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又说，有55名议员转到共产党一边了。这个说法完全不对。社会党党团共有67名议员，其中12或13名转到共产党一边，其余55名仍留在龙格即留在塞拉蒂的朋友那里。塞拉蒂利用他在《前进报》的地位无中生有，欺骗意大利工人。他说有55名议员转到我们这一边来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糟了。但这是塞拉蒂的厚颜无耻的谎言。关于德国党，他也是谎话连篇。塞拉蒂说：“造成德国独立党分裂，主要是民族原因，而不是国际理论和实践的原因。”正像他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这样，党的一半成员分裂出来并转到共产主义一边，是出于民族原因。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是纯粹的沙文主义。他要意大利工人相信，德国同志加入共产国际并不是出于无产阶级的动机，而是出于民族动机。这是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诽谤。塞拉蒂用这种手法来反对执行委员会，反对我们国际的最大支部。我们就以他1921年1月1日写的文章为例，请允许我给同志们读一段：“至于提供消息的是什么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莫斯科往每一个国家派代表，这些代表是从俄国同志中和执行委员会内为俄国同志所熟知的人中挑选的。这些代表是否具备为完成此类使命所必需的各种品质和能否妥当地完成任务，这是执行委员会一手包办的事。执行委员会就从这些‘灰色的红衣主教’那里获得消息，而这些消息是‘消息提供者’所在国家党的领袖所完全不知道或者可能完全不知道的。这样的消息是不受任何政治监督的。” 同志们！我已经指出过，塞拉蒂是列维的前辈。塞拉蒂发明了“灰色的红衣主教”这个外号，而列维则发明了“土尔克斯坦人”（塔什干人）这个用语。 同志们！我本可以再引几段，但是，第一，关于意大利问题的书你们手边都有；第二，我所引用的已足够了。我只想给诸位谈一谈里窝那代表大会在我们的同志退出以后所通过的彭梯沃利奥决议。这个决议写道：“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对问题又一次进行了讨论，对该党据以加入第三国际并完全接受第三国际斗争方法的各项决定再次予以确认。代表大会抗议执行委员会代表所作的因在评价地方性和偶然性问题上有分歧而把党开除的声明，这种分歧本来是能够而且应当通过友好的解释和兄弟般的协议而得到解决的。代表大会重申坚决拥护第三国际，决定把争端提交下次代表大会讨论，并保证接受和服从大会的决议。” 同志们！从形式上讲，塞拉蒂的党通过这个决议是在共产党人退出大会之后。现在，它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申诉，并预先声明服从代表决议。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一致通过了。以后的情况怎样呢？几个月已经过去了，可是塞拉蒂没有表现出服从大会决议的任何愿望。他施展各种诡计，使得党在这里没有一个代表。同志们，请你们哪一位，不论是法国议会或别国议会的议员，帮我找一个恰当的议会用语来形容这种行为吧！他们一方面决定，在共产党人退出之后他们要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另一方面，当这个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们却又不派代表参加。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他们并不想服从大会决议。在大会决议通过以后，塞拉蒂就明白表示：“（执行委员会的）声明很可能是在里窝那写成的，但是第三国际永远不会放弃这些声明。列维在这里对我说过，在德国对他也相当不客气。其实。第三国际接受具有民族情绪和支持卡普-吕特维茨冒险行为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为同情党，就足以说明问题。” 请看，这就是《前进报》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偏偏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发表。你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所有这一切。这是问题的表面情况。但是，同志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自里窝那代表大会以来，这个党是继续倒退的。举几个事例。5月11日，《前进报》刊登一篇题为《国际团结》的文章，文章充满了振奋精神和国际主义情感。这种精神和情感从何而来呢？原来，有个组织给工会寄来5万里拉。这确实是一件可能具有国际意义的事实。但是，寄这笔款子的是个什么组织呢？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于是引出了这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其中写道： “用下列言词向我们表示团结和同情的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联盟，在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要求方面和我们的意见不完全一致。它的许多领袖同我们的政治理论是格格不入的。现在不是同某些人进行论战的时机，不然，我们就可以对好多人提出指责，指责他们在大战时期同一些人打得火热，而这些人目前无论在我国或别国都是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最顽固的拥护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将不低估这篇感人肺腑的国际贺词的意义。
“不管领导阿姆斯特丹书记处的这些人叫什么，毫无疑问，团结在它的旗帜下的千百万国际无产阶级，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有着共同利益。我们也一样。同样，毫无疑问，任何发自内心的真诚国际团结的话语，都有助于全世界工人的无产阶级团结。”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胜利了的俄国工人阶级援助别国工人阶级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形形色色的庸人，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以及所有的中派分子总是围绕莫斯科的金钱而大作其文章。然而，无论怎么说．那毕竟是俄国的金钱。而今，他们接受的5万里拉则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寄来的钱，该工会国际通过国际联盟劳动局主席托马先生同国际联盟勾结在一起。他们接受这笔钱并把这件事写出来既不感到害臊，也不觉得可耻。塞拉蒂不觉得他沾污了自己的双手。他接过这伙叛徒的钱，也不觉得这是烧红的煤块，会烫伤他的手。他还居然说什么国际团结。你们看，这群活死人跑得还挺欢呢。一个对共产国际说来已经死亡了的人，很快就达到了他的终点。 我手边有一本小册子，叫作《意大利社会党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它出自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手笔。这本小册子比列维的小册子叫卖得还响，其中收录的都是塞拉蒂曾经带到我国来的和被我们热情接待过的那些人的言论、文章和讲话。这些先生们煞费苦心，既写了真实情况，但也捏造了不少，为的是证明在工人阶级掌权的地方情况是多么糟糕。 同志们！我还想谈谈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就以选举为例。在保尔·列维主编的、有几位德国统一共产党党员参加编辑的《苏维埃》杂志里，我读了库尔特·盖尔同志写的一篇论意大利选举的文章。 盖尔说，在这次选举中，塞拉蒂的党获得140万张选票，共产党才获得近40万张选票；于是他断言，选举似乎表明：群众是拥护塞拉蒂的，而共产国际遭到明显的失败。盖尔接着宣称，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失败不仅是共产主义的惨败，而且也是季诺维也夫的惨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惨败 。 一个年轻的政党获得40万张选票，可以说是失败。不过，谢德曼是在他本人及其一伙杀害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后才获得100万张选票的，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谢德曼获得100万张选票而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因此，说执行委员会在意大利失败，这又从何说起呢？ 总之，工人和许多小资产者继续投这些人的票。那么，失败指什么而言呢？我这里有一篇4月12日《人民报》刊登的契查列·亚历山德里的文章。他是意大利议员，其观点很接近塞拉蒂。他写了选举的情况，我只引这篇文章的数字： “新的社会党党团共有123名议员，其中有3名代表被囚禁在牢房里，是为表示抗议而特意选举出来的，他们不属于社会党。这样，就剩下120名议员，其中48名是右派，42名是左派，30名属于中派。”
所以，塞拉蒂的朋友契查列·亚历山德里说，新的党团共有120名议员，其中48名右派，42名左派，30名中派。同志们，你们应当仔细地想想，契查列·亚历山德里所说“右派”对意大利来说，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谢德曼-诺斯克之流的人物。这里说的左派，是指拉查理、马菲和那些又想来这里又不想来这里的人。拉查理在大战时期曾是一个像伯恩施坦那样的狂热的和平主义者，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左派，杜果尼先生则是右派。昨天有人给我看过一份报纸，报道在曼都耶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的消息，杜果尼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提出了以下决议：“代表大会讨论了由于最近的一些事件所造成的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方面的状况，反对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采用任何形式的暴力”……（笑声。） 总之，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塞拉蒂的朋友提出一概反对任何暴力的决议。好一个“中立”的立场。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暴力还是无产阶级的暴力，一概反对。这就是他的观点。 我再引证一段话。在选举期间，屠拉梯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告化学工人书》，这份呼吁书转载在法国《工人生活报》上。屠拉梯在呼吁书中写道：“兄弟们！不要绝望，不要灰心，不要惧怕！我敢保证，暴力不会给暴徒带来任何好处，别看眼前狂风呼啸，狂风过后，你们就又会强过你们的敌人。不要受敌人的挑拨，不要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要忍气吞声，要发善心，要宽宏大量，要清清白白。一千年来你们都是这样的，现在你们仍要这样。要宽容，要怜悯。对欺侮者不怀恨在心。你们越少报复，你们的功德就越大。对你们采取可耻的恐怖手段的人，事后会不寒而栗。今天，战争还在继续，它的罪恶的魔爪尚未被斩断，虽然停火已经指日可待了。你们是意大利的农民，你们是和平与劳动的象征，因此才有人反对你们。但是你们必然胜利。未来属于你们。” 弗罗萨尔同志引了这个呼吁书里的一段话，写了一句中肯的评语：“很明显，这是纯粹的改良主义者。” 确实，这是对上述引文所能作出的最中肯的评语。原来，他们的胜利是靠这类选举书取得的，塞拉蒂的党在1921年是靠这种手段发展起来的。同志们，既然如此，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一致的决定，确实不难。塞拉蒂的党开始四分五裂了。巴拉托诺要求至少要把那些违反党的纪律比较严重的人开除出党。塞拉蒂立即反对。巴拉托诺试图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塞拉蒂也加以阻挠。尽管如此，但巴拉托诺在选举以后仍然发表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你塞拉蒂和你的朋友确信党必须向右转，那你应该找机会召开代表大会，建议党改变自己的政策。”当然，塞拉蒂和往常一样，只是用笑话和谣言来回答。他对巴拉托诺起了某种疑心，于是直接了当地宣布：“不错，选举的结果向我们证明，我们应该把党引向右转。这不是我们的发明，也不是屠拉梯的杜撰，而是历史的必然。现在，列宁本人也坚持右的方针。”这种论据，你们在列维主编的并不光彩的《苏维埃》杂志里也可以找到。最近，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如今，布尔什维克干什么呢？他们正在向农民和工人作让步，以求保持同群众的联系。”“其实，我在德国向列维提出的也是这样的主张。俄国是一个工人阶级掌权、工人和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为了维护专政，党正在向群众作让步，也应该作让步。但是在德国就常常忽视这么一件‘小事’，即德国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人阶级专政，所以，在这方面作让步就要另当别论。塞拉蒂不是幼童，自然能理解这一点并理解得很透。” 同志们！意大利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能建空中楼阁。要使工人真正站到我们方面来，这不是一日之功。我们应该着手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说，塞拉蒂是不足道的，工人才是一切。我们应当以本届代表大会的名义向意大利工人发出热情的号召。为把他们争取过来，我们应当有耐心。我们要向全世界揭露塞拉蒂，揭露越快，也就能越快地达到这一目的。（热烈赞同。） 我认为意大利的例子对国际的整个状况，对总的政治局势都具有基本的意义。我已经说过，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在意大利，五金工人就掀起了一场了不起的运动，占领了一些工厂。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在许多地方，工人坚持了两周。他们着手组织了红军。这时。劳动同盟插手了，它从背后袭击工人并出卖了这场运动。接着，塞拉蒂出来了，他在给列宁的复信里说，这场运动根本不是革命运动，而不过是工会运动。“占领工厂，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有了革命性质的运动。这毋宁说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工会运动，除发生一次小小冲突之外，这个运动完全是和平地进行的。”这些话是刻在塞拉蒂额头上的犹大印记。谁都清楚，这个运动不是和平的工会运动，而是真正革命斗争的开始。 在塞拉蒂领导下，社会党千方百计压制这场斗争，竭力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控制。资产阶级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这样的例子我们不应该忘记。不能轻率地发动进攻，但也不能放过可以转入进攻的机会。由于错过机会，意大利运动倒退了许多年。现在，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痛苦和牺牲要比过去严重得多，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们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是这些领袖们在运动期间起了阻碍作用。这一点，对意大利党，对我们处理内部关系来说，都是个教训。这个教训使人们想起一句谚语：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不是所有自认为是金子的人都是真正共产主义的金子。 同志们！今后我们不应盲目地信任。像塞拉蒂那样的背叛行径，我们见到的何止一端。我们在对一个党表示信任之前，应该考验它十次。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会反对这样做的。从上述例子我们看得很清楚，主要的敌人不在别处，就在右边。（赞同。）在意大利，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例子，即坚持国际立场的努力把我们的左翼朋友引上正确的道路。我已经说过，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博尔迪加解散了自己的派别，断绝了同老党的一切个人的和党派的关系。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友好地对待左翼，当然，要在一定的限度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却超越了这个限度。真正的敌人就在右边，敌人窥视着我们的每一个弱点。利用这些弱点，随时准备钻任何一个空子，以便从内部削弱我们。不久前，塞拉蒂先生说：“我们现在是站在devant l'église——教堂的门口。是的，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等着教堂开门，门一开，我们就进去。”说得多么好听。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站在我们共产主义的大门口。他是把头埋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粪堆里。（热烈赞同。）我们在意大利问题上采取了极其果断的行动。不言而喻，当时我们完全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现在，我们平心静气地等待第三次代表大会来评断，我们的下列做法对不对：我们把这些先生关在门外并对他们说：“这边是共产主义，那边是改良主义；谁不跟我们走，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热烈的赞同声。） 现在我谈谈德国党的问题。不言而喻，我只能涉及确实受到我们政策影响的那些最重要的支部。哈雷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第二次代表大会为这个胜利奠定了基础。我觉得，我们在哈雷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国际需要的不是宗派，而是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所以，我们努力在德国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我认为，总起来说，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在哈雷代表大会上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保留斯巴达克联盟，把它作为以防万一的措施，作为一种保证和补充组织。我代表执行委员会反对保留这个联盟。我认为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在俄国，在处理同这类组织的关系方面，我们积累了许多经验。我们认为，这类组织有其内在的逻辑，既然同这类组织联合有使党分解的危险，那还是不联合为宜。如果要联合，那就要真心诚意，要放弃单独的组织。我敢说，斯巴达克联盟的一些领导同志实际上也持这样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发展速度问题。当时德国的气氛是，甚至像累德堡这样的人也散布“刽子手的中央局”这种论调。为了不让党组织起来，资产阶级勾结社会民主党人、右翼独立党人，竭力挑动党尽快决一死战。当时，我代表执行委员会劝告领导同志们，不要太急于进行决战。当然，我们不是死搬教条的人，我们知道，这不仅取决于我们，也取决于总的形势和敌人的态度。但是我们认为，必须给党以尽可能多的时间以使它得到彻底巩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内部没有分歧。很清楚，总计约10万和40万党员的两个党的联合。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磨擦、中派和半中派的旧病复发等等是不可避免的。综观德国过去的全部运动，我们认识到，这个党所面临的危险主要不是来自左边，而是来自右边。（赞同。）我们看到，还在联合以前，斯巴达克联盟就放过了像卡普暴动那样的时机。这证明党在这个历史运动时期是不够积极的。独立社会党也一样，只是在程度上更严重。回顾这个党的历史，我们看到，问题正在于此。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就对德国同志们说过：“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德国的运动，只要是遭到失败，你们就不假思索地认定那是‘暴乱’，是盲动。请不要再乱用这些名词了。我们还告诉他们，不要轻率行事，不要打无准备之仗。不过，回顾德国工人阶级走过的道路，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他们处处冒险，个个都是冒险家。把没有取得直接胜利的运动一概称作‘暴乱’，这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我们俄国在取得胜利以前，同样遭受过多次的失败。如果把这些失败都说成是暴乱，那我们永远也得不到胜利。”（赞同。） 从一开始，我们就担心德国党内将产生中派倾向。遗憾的是，我们必须说，我们的这种担心很快就被证实了。在讲意大利问题时，我就指出过，意大利问题具有国际性质并同德国问题联系着。执行委员会通过了针对以尊敬的克拉拉·蔡特金为首的德国领导同志的决议和惩戒措施。我们这样做，心情是很沉重的。我们反复考虑过，我们该不该这样做。我们清楚地知道，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做出这样的决议。……冲突是由意大利问题引起的。关于意大利问题，刚才我已向诸位作了详细的报告。” 是怎么一回事呢？列维是受本党的委托到里窝那去的。他同塞拉蒂一起在意大利进行了反对共产国际的秘密活动。里窝那大会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随后，有五名或六名中央委员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因为他们不同意执行委员会在意大利问题上的意见，他们指责执委会犯了错误，想人为地制造分裂，搞宗派等等。塞拉蒂到了柏林，并且还到了斯图加特。他在《前进报》上用粗黑体字发表一封信说，德国党站在他一边，年轻的意大利兄弟党受到德国同志的背后打击。我对德国同志说：“请你们设想一下。如果在哈雷代表大会分裂以后，有某一个俄国同志，譬如说列宁或托洛茨基，由于不同意执行委员会在哈雷的活动而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你们会说什么呢？意大利党受到的正是这样的背后打击，至少大家是这样理解的。”（喊声：完全正确！） 我们说过：“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塞拉蒂已经陷入了改良主义。”今天我已经引了他文章中关于重要问题的论述，以证明他是怎样卑劣地攻击法国党和德国党，怎样在九月运动期间背叛了党的。所以很清楚，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可是，竟然有人不顾这一切，还要从后面攻击我们，退出中央委员。 拉狄克问，在不同意这一点或那一点的情况下，能不能这样轻易地放弃自己在老社会民主党中的委任状？就算我们在意大利问题上错了，——其实，我们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那也应该谨慎行事。本来，执行委员会毫无成见可言，它是被迫面对既成事实的。所以。我们经过考虑，认为这里有问题。并且不仅仅是意大利问题。我们都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但是我们知道，在德国，只是为意大利问题，人们不至于神经紧张，只有在涉及自己的党和本国的运动时，人们才往往容易出现这种神经紧张状态。这里面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如果塞拉蒂把这一切做得特别机智巧妙，如果那些在政治上相当老练的同志只是成了他的受害者，如果所有这一切只是一场误会，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同志们，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这就是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的缘故。为了使共产国际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请求代表大会公开指明，我们错了没有。如果同志们确实错了，那就让代表大会如实地承认这一点，这样，我们终于有可能体验到自己是真正国际的党。 关于三月事件将有专题报告。关于这件事。我只说几句话。我们听到此事的消息时，在场的有布拉斯、盖尔和克南等同志。在得到最初的消息时，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岩石终于移动了，德国终于发生了什么事，空气开始净化了。 我们写第一份文告的时候，已经是在失败以后，布拉斯和盖尔同志所想的同我们大家一样。（拉狄克从座位上喊：“你们听！你们听！”） 这份文告是我们直接向库尔特·盖尔同志口授的（众人喊道：你们听！你们听！），他只起了速记员的作用o 他们对文告没提出一处修改意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心情也和任何一个革命家的心情一样：我们进行了强加给我们的斗争，我们在斗争中遭到了失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从背后攻击工人。他们明白了问题的实质。第一份文告就是这样产生的，文告捍卫了这一发动。这是我关于文告的正式说明，并且相信那两位同志能够证明这一点。（场内活跃。）你们读过我们的论策略提纲，从中你们知道，我们没有发表过正式奉承的讲话，而只是清楚明确地说了所犯的错误。这次代表大会不是为了相互吹捧而召开的。 关于革命进攻的理论已经说得很多了。老天保佑我们，别再重复这些荒谬言论。我们完全同意布兰德勒同志在他的小册子里所说的：“那不是进攻，只不过是一场防御战。”敌人搞了突然袭击。我们不应该号召进攻。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暴露了不少组织上的弱点。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没有掩饰这些错误。 问题在于我们是把这次斗争看作前进了一步，看作德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还是看作“暴乱”？执行委员会认为，三月发动不是“暴乱”。把有50万工人参加斗争的事件说成“暴乱”是可笑的。这不是盲动，而是当时环境迫使德国工人阶级不得不进行的一场斗争。我们应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没有掩盖什么，没有实行秘密政策，没有搞秘密外交，但我们认为，德国党上上下下不必为这一斗争感到羞愧，而是恰恰相反。（热烈的掌声。）同时，我们也要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说，当前，存在着过早开展运动的危险性。听了特拉奇尼同志向执行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我有一种感觉，即在意大利共产党人看来，党已经走出泥潭，现在是大干一场的时候了。不行！在没有对形势进行认真研究以前，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在现时，必须二十倍的谨慎，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投入战斗之前要权衡二十次才行。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同志对法国问题的批评是对的。我们应该随时看到这种危险，甚至把这种危险稍微估计得过分一些，也并不可怕。 现在我谈谈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你们知道，这个问题也具有国际意义。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向这个党作了许多让步，并给了它在这个国际讲台上说话的机会。可是，这个党的代表们宁愿躲藏起来。奥托·吕勒先生就是这样。大家知道，此人已倒退得相当远了，尽管他认为自己属于极左翼，实际上他却处身于反革命阵营。关于这个问题，在哈雷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以后，我们和德国统一党的同志们谈过多次。他们几乎全体认为，接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加入共产国际，甚至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都是不妥的。执行委员会却不这样认为。还在柏林时，我代表执行委员会对这些同志说了这个意见。当然，在一个关系德国的重要问题上同该党的决议唱反调，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但是，同志们，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道义政治上看，执行委员会有权纠正类似情况。根据以下理由，我们认为应当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我们想，无论如何也要坚持教育这个党的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并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我们认为，我们德国党的过去，它本身的消极性，甚至它所犯的一些大错误，如在卡普暴乱期间所犯的错误，可能给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创造了有利的基础。我们认为，借助于国际影响，我们医治好它的根深蒂固的病症并不困难。我们总是认为，尽管它人数不多，是一个不大的组织，几乎是一个小宗派，但我们仍要努力使这些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国际。我们经常想：在大战和战后时期，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经历了深刻的危机，不同的党和团体患这样或那样的病，这并不奇怪，但是对待这些革命分子必须有耐性。在这个问题上，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几乎是一致的决定，一定要接收这个党。经过一场原则性的争论（在争论中，哥尔特同志代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观点，而托洛茨基同志全面地阐述了执行委员会的基本路线），执行委员会决定接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并给它以发言权。 我代表执行委员会在结束语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从逻辑上说，要摆脱这种状况，出路只有两条。在一个国家里，两个同属于一个组织的党长期并存是不可能的。或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发展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从而加入德国共产党，成为该党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或者即使作为同情党也不加入我们的国际。”目前，问题就是这样，因而我认为，代表大会不能不作出抉择。很遗憾，我应该指出．比较而言。领袖们在这个党中的作用比在其他党中要大得多。（喊声：“对！”）说到领导层，我们应该承认，一年来，这个党的领导层在步步倒退。我有事实为证。我手头有一本小册子，叫做《列维博士的道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道路》，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的，没有标明书的作者，但是从一切判断，该书出自哥尔特的手笔。只要是哥尔特所写的文章，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一概发表，这实在是给他帮倒忙。莫如把他最近写的许多东西仍放在书桌的抽屉里，以免败坏他的声誉，因为他过去确实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请同志们听听，这个同情党是怎样对待国际的。这本小册子的第3章的标题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前提是什么，怎样夺取政权？”。哥尔特用三页多篇幅向我们作了全面的论述。他在夺取国家政权方面确有丰富的经验，这是他在荷兰得到的。（笑声。）哥尔特说：“在18—42页上，列维对这些问题作了答复。这是革命的主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最清楚地表现了作者的愚蠢，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愚蠢，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的愚蠢，第三国际的愚蠢。”有人向我解释说，愚蠢这个词在荷兰语和德语中不是一个意思。哥尔特接着说： “因为执行委员会对国际革命犯了罪。”哥尔特的逻辑是：在俄国，农民是革命阶级，在世界其他各国，农民是反革命阶级；在西欧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是革命阶级，但是存在于西欧的这个唯一革命的阶级其实也是反革命的。这就是哥尔特的前提。按照他的意见，世界上只有一个革命阶级即工人阶级，但工人阶级也是反革命的。所以……不必同这些群众和这些呆头呆脑的工会拖延、磨蹭，最好今天就去完成革命。而不要拖到明天。这就是他的逻辑。所有这一切都掺杂着对共产国际、苏维埃政权和国际的最重要政党的无端的攻击。哥尔特同志接着说：“我们现在看清了这个列维，而和他在一起的有德国统一共产党、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各国党，只有一个例外……”可是这个例外是什么，始终是一个谜。是指“荷兰学派”，还是指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我不认为哥尔特会这样容易地同荷兰党分手。我不这么认为。就拿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的小册子《无产者》来说吧，书上标有简单题词：“荷兰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汇集了一整套理论，共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哥尔特写的《党与阶级》，第二篇是潘涅库克写的《马克思主义与唯心主义（社会革命的迫切问题）》，第三篇是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写的《法国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政党的产生》。关于罗兰-霍尔斯特，我真可以说：“看到你在这一伙人中间，我真替你惋惜。”她本可以用自己的卓越才能为共产国际做更多有益的工作。
同志们！我不是说着玩的，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所发表的文章而言，它正逐步暴露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敌人。哥尔特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列维的精神就是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精神，执行委员会的精神，第三国际的精神。君不见他们在哈雷、图尔和里窝那的所作所为吗？”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哈雷把事情办糟了，在图尔把法国中派分子开除是不妥的，在里窝那吸收那么多的群众是错上加错！按哥尔特的意见，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么多群众。“你们追求的只是数量而不是质量”，这是他的原话。所以，整个国际毫不重视质量．只有哥尔特一个人才重视质量。于是，他学着西塞罗的腔调质问道：“何时才会用领袖的政治取代群众的政治？”难道有俄国、巴伐利亚和德国（其实，有一个俄国就够了）这样明显的例子还不够吗？同志们，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同迪特曼的论调几乎没有两样。他要我们怎么样呢？要俄国成为领袖政治的典范吗？如果是这样，那就让他清楚明白地说明，这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些领袖在哪里，这种政策在哪里，工人阶级在什么地方给自身带来无谓的牺牲。这些人谴责的是什么样的领袖政治？让他们明确地说出来。哥尔特接着说：“我们对工会的假想斗争还要支持多久？同那些假想因素还要周旋多久？破坏生产组织的斗争还要进行多久？对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策略的破坏活动还想搞多久？” 总之，他们将本来是真正社会革命起点的工会说成是假想因素。而所以说成这样，就因为工会不肯追随我们的政策。诺斯克、谢德曼、托马斯、艾伯特、戈尔琴格他们全是假想因素，只有哥尔特一人是实在因素。 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是的，工会极端反动，但是如果我们不去争取它们，得不到这个强大的工具，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多半会落空。谁想使工人阶级相信工会是假想因素，那他至多也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空谈家，而绝不是立志推翻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哥尔特继续说：“说德国统一共产党由于本身还不巩固，因而这一次未能胜任其职，这种说法是不值一驳的。”……接着用黑体字印着： “既然它要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它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力量。" 总之，一方面，政党一般不应是群众性的政党，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工人党不是群众性的党，但是又要实行群众的政治。真是费解。同志们，我想，“荷兰学派”的这本小册子我们已经引了不少，但我应该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哥尔特开始使用塞拉蒂的那套方法了。我这里有一份五一节那一期的《共产主义工人报》，即节日专刊，在这份报纸上本应提出国际团结和强调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可是在这份报上你们看到的却是：“莫斯科应当记取三月发动的教训。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莫斯科在下次代表大会上不下定决心提出修改二十一条的动议，那我们将由此被迫作出唯一可能的结论。” 对此，我只能回答说：“那就随便吧！我们不反对！”（笑声。） 哥尔特接着说：“那样，我们就有权得出结论：我们之所以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潭，主要是因为有人对西方革命任务一窍不通和过分关心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特殊利益，而这一切部全怪执行委员会。”对此，我只能重复我在哈雷代表大会上说过的话。那时，我们向右翼独立社会党党员表明：“先生们，今天你们拥护苏维埃俄国，而明天你们又会倒向苏维埃俄国的敌人阵营。”他们回答说：“永远不会。”可是现在他们已是俄国的毫无疑义的敌人。今天我要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们重复这句话：“你们奉行这种半孩子气的半犯罪性的政策，总有一天要变成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敌人。（拉狄克从座位上喊道：“哥尔特已经是喀琅施塔得的保卫者了！”） 在这篇文章里还写着：“设法使第三国际在政治上摆脱俄国国家政策体系，乃是我们为实现西欧革命前提而必须达到的目标。” 这句话虽说得婉转，但毕竟是清楚明白的。我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声明过，今天我代表我们党再重复一下：“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或者在别的任何地方）取得胜利，我们把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转到柏林去的时候，我们就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直到现在，各国工人仍把这个荣誉给了我们，我们当然感到骄傲。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努力具体研究每一个国家的国际革命问题，研究所有国家的革命条件，学习所有国家的长处。但是，从这篇五一节的文章里清楚地看出，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是踩着塞拉蒂的脚印走的，而这条路把他们引向迪特曼的怀抱。 我们收到一份1921年6月5日共产主义工人党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决议的电报稿。决议写道：“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声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无论作为同情党或者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党在第三国际的去留，仍然取决于党的纲领不可侵犯这一点。” 如果依了他们，那还叫做什么国际呢！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必须是“不可侵犯的”。那么法国党、意大利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纲领又该如何呢？哥尔特精神中的这种儿戏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加入国际的这个党或那个党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那么，国际就不称其为国际了。 中央委员会接着说：“在与德国统一共产党的联合问题上，我们绝不接受任何最后通牒的方式。我们的代表团受权声明，在一定条件下，党立即退出第三国际。”同志们，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也就是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确实认为必须退出第三国际——不过我还希望他们事先一定要想好，——如果共产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决议对他们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只有“荷兰学派”的意见是他们听得进去的，那就让他们退出吧。我想，我们大家，即整个代表大会不必为做这种试验而感到惋惜。我们已经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每一个革命工人证明，我们愿意真诚友爱地同他们一起工作。我们已经给了他们考虑的时间，并向他们作了各种各样的让步。他们现在要离开我们，而现在刚好是在德国已经有了一个群众性的并在斗争中经受了考验的党。这个党可能犯了许多错误（我们也犯过错误），但现在在德国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强大的、在战火中经过考验的革命政党，这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党，它在工人阶级心目中享有特殊的精神权威。如果哥尔特及其亲密朋友抛弃了我们，使我们遭到不幸，那我们一定要努力经受住这场灾难，因为我们相信，那些仍然拥护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绝大多数工人很快就会认识到它的错误，并且他们也决不会认为这些错误是“不可侵犯的”。他们会说。我们都是“可侵犯的”，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共产国际就是法律。 这就是我要对德国共产党所说的话。 在结束关于德国问题的讲话之前，关于“列维事件”我还要说两句。我们收到保尔·列维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要求重新审查他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一事。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团将向代表大会提出决议案。大家知道，执委会同意开除列维。列维的小册子探讨的是策略问题，所以，在大会讨论策略时，这些问题将得到解决。至于其他问题（关于土耳其斯坦人的议论以及各种胡言乱语和卑劣行为），我认为，而且你们也会同意我的意见，如果我在这里继续谈论它，那我们就把这本小册子抬得太高了。（鼓掌。）所以，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 现在我来谈谈其他党，首先是法国党。我们在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宣读过关于法国党的详细报告。我们对待法国党同对待其他党不同，要慎重得多，因为我们了解法国国情。我们应当看到，在这个党内不仅还有像龙格分子那样的人，而且还有列诺得尔分子，所以我们必须给它以准备的时间。这个党的弱点是人所共知的。同志们！请允许我把1921年6月12日我在执委会会议上的讲话速记记录列入我的报告，为了节省时间，在读完记录以后就直接转到其他各国党的问题上。 1921年6月12日季诺维也夫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