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I


idealism 唯心主义
ideology 意识形态
imperialism and world market 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
individual 个人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
interest 利息
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
Internationals 国际
Islam 伊斯兰教



唯心主义（idealism）


　　马克思反对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的，伦理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把现实看作是依赖于或包含在精神（有限的或无限的）或观念（特殊的或超验的）之中；历史唯心主义把历史变化的主要或唯一动因置于主体、观念或意识之中；伦理的唯心主义则把一种在经验上缺乏依据的（“更高的”或“更好的”）的状态设想为一种对行动进行判断或使之合理化的途径。马克思的反唯心主义，或者说他的“唯物主义”，其意图不在于否定观念的存在和（或）它的因果效力（相反地，跟简化论的唯物主义明显不同的是，它还坚持这点），而在于否定给这种观念添加的独立性和（或）把它解释为第一性。
　　马克思在1843—1847年之间发表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对唯心主义展开广泛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恩格斯清理了他们过去的哲学信仰，并开始对它们的主要科学调查领域进行规划。这种批判由两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具有费尔巴哈主义的特点，在这里观念被置于有限体现的精神的属性的地位；第二个层次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这时候精神本身则处于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的地位。
　　马克思在从事第一个层次的工作的过程中，他的注意力一开始是集中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上，其工作内容包含对黑格尔的把主客体颠倒的三段论法的批判。这种批判针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本体论，思辨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实体的唯心主义社会学，以及黑格尔把颠倒的主题等同起来的做法——首先是把存在归结为认识，然后是把科学归结为哲学；马克思提出前者的奥秘条件是一种无批判力的实证论，同时指明后者所产生的后果是对意识形态的百依百顺。在按照费尔巴哈主义的精神完成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以后，马克思便进一步以发展中的人的社会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代替了费尔巴哈主义的固定的人的本性的命题。“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6条）。同时，马克思还坚持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神圣家族》）。马克思是既注意避免本体论的本质，又注意防止本质先于存在论的特性，既关心避免物化，也同样地关心防止唯意志论，这是因为他是从人的实践或劳动中形成他的社会形态再生产和转化的概念，以及一般历史过程的概念。
　　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对怀疑论和主观唯心主义进行强有力的论战，但与此同时，他们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却往往沦为一种教条主义的和冥想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由卢卡奇和科尔施所创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重新强调马克思唯物论的主观的和批判性的方面的时候，却又往往偏向某种认识论的唯心主义。第二国际时期的康德主义者，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斯大林以后时期中出现的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都对马克思的“伦理自然主义”持否定的态度。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切含义和地位，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从不同方面来看，唯心主义的问题，正如它在开始的时候那样，迄今仍然处于接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的地位。（参看认识论条目）

（RB）



意识形态（ideology）


　　在以往的哲学批判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产生影响。一条是由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费尔巴哈所发展的对宗教的批判，另一条是对传统的认识论的批判以及对德国哲学意识特别是对黑格尔关于主体活动的解释（参看唯心主义条目）进行重新评价。然而，以上这些批判并没有能够把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歪曲跟特殊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则力求表明意识的“颠倒”形式跟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必然联系。意识形态的概念，正是通过对产生于并掩盖着社会矛盾（参看矛盾条目）的思想的歪曲，来反映上述这种关系的。因此，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明确的否定的和批判的内涵。
　　跟那种单纯对马克思的某一阶段的著作进行研读的方法相对照的，是有必要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放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进行考虑，从而排除了这些阶段之间任何突如其来的“认识论中断现象”。这一概念的基本核心，是随着马克思对他的观点的发展和对新的问题的探讨，而不断地取得新的范畴。第一个阶段包括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它可一直伸延到1844年。这个阶段的标志是主要针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进行的哲学辩论。当时，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还没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出现，不过这个未来概念的物质要素却已在他对宗教和黑格尔的国家概念的批判中具备了，他把这些概念描述为掩盖着事物的实质的“颠倒”。黑格尔的“颠倒”包含着把主观转化为客观和把客观转化为主观，这就是从观念必须在经验的世界中表现自己这种假定出发，普鲁士国家便作为观念的自我实现而出现，这样，“普遍的绝对”便决定着世俗社会，而不是被世俗社会所决定。
　　但是，黑格尔的颠倒并不是一种幻想的感觉的产物。如果说黑格尔的观点是抽象的话，那么原因是“这种‘抽象物’就是政治国家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意识的颠倒，其根源在于现实本身的颠倒。同样的思想也贯穿在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中。尽管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基本原则，即认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上帝创造人是一种颠倒，然而他却比费尔巴哈走得更远。他提出这种颠倒不单纯是哲学的一种异化或幻想而已，它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矛盾和苦难。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宗教的颠倒使现实的缺憾在思想上得到补偿，为了弥补现实世界的矛盾，它在超越现实世界的想象中重新制定了一种严谨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阶段从1845年跟费尔巴哈决裂起到1857年为止。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这时候他们自己的对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方法的一般前提已经具备，并终于放弃了第一阶段的以费尔巴哈主义为指导的方针。在这方面，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第一次被使用。“颠倒”这一观念仍然保留，但这时马克思已经打算用它来包括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所依赖的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前提，因为他们相信批判的任务在于把人从错误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不过他们忘记了”，——马克思说，——“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9页，1988年人民出版社版）。因此，如今被马克思称为意识形态的这种“颠倒”，把老的和新的黑格尔主义两者都包含在内，它是以意识而不是以物质现实作为出发点。与此相反，马克思则确信人类的现实问题不在于错误的观念，而在于现实的社会矛盾，而前者不只是后者的后果。
　　实际上，人由于受他们的物质活动方式的限制，只要他们不能够在实践中解决上述的矛盾，他们就倾向于把这些矛盾反射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上，也就是说，采取纯粹精神的和推理的解决办法，而这些解决办法实际上是掩盖和曲解了这些矛盾的存在和性质。这种意识形态的歪曲，通过掩盖矛盾的办法来为矛盾的再生产效力，因而也就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可见，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否定的和局限的概念出现的。它之所以是否定的，是因为它牵涉到对矛盾的歪曲和曲解；它之所以是局限的，是因为它并不包含所有的错误和歪曲。意识形态观念和非意识形态观念之间的关系，不能解释为谬误和真理之间的一般关系。意识形态的歪曲不能通过批评来解决，它们只能随着产生它们的矛盾的实际解决而消失。
　　第三个阶段是从1858年写作《大纲》时开始，它的特点是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以《资本论》的完成告终。在这些论著的行文中，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简直看不见了，然而马克思通过对“颠倒”这一概念的不断使用和再加工，表现出他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所作的恰如其分的经济分析。马克思在这之前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些观念把现实给歪曲或“颠倒”了，其原因是现实本身是颠倒的。但这是一种直接的、不通过任何媒介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进行的特殊的分析，使他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颠倒了的意识”和“颠倒了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在一定水平上反映现实本身的本质的种种表象作为媒介的。这种“现象的形式”的领域，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和竞争构成的，是作为“现实关系”的隐蔽水平在生产领域的颠倒表现。马克思是这样表述这个问题的：“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时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资本论》第3卷，第232—23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呈现在表面上的经济关系的办法来掩盖隐藏的本质形态。这些由流通领域构成的大量表象不仅产生意识形态的经济形式，而且这个领域本身还“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在这方面，市场同时还是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源泉。“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第197页）。不过，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形态，当然是掩盖着在交换过程的表面下所进行的东西，在那里“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并且证明它们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同上，第200、201页）。
　　从早期对宗教的批判直到对神秘化的经济表象和貌似自由与平等的原则的揭露，都突出地表现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的一贯性。有关意识和现实双重颠倒的思想一直是贯彻始终的，虽然这种思想最后由于要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方面而弄得比较复杂。因此，意识形态始终保持着批判的和否定的涵义，然而它仅仅用在跟掩盖矛盾的和颠倒的现实相联系的那种歪曲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所经常引用的认为意识形态就是虚假的意识这种定义，是不够恰当的，因为它并没有具体说明所批判的哪一种歪曲，这样就为把意识形态跟各种各样的错误混为一谈开辟了道路。
　　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意识形态的概念开始取得新的含意。开始的时候，它并不是必定要失去它的批判的内涵，但却出现了一种使其降为次要地位的倾向。这些新的含意具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把意识形态当作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的总和，并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个概念来表达；另一种则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当作跟某一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政治思想。虽然这些新的含意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概念进行系统的再加工的结果，但是它们最后还是代替了原先否定的内涵。这种替换过程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若干论述中，可以找到关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中性的成分。在他们的论著中，这个概念基本上是沿着否定的概念的方向推进，但其中仍难免有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之处，这些地方偶而还可以被看作是指往不同的方向。例如，葛兰西便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来支持他自己的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即解释为人从中意识到他们的对抗的社会关系的无所不包的上层建筑领域（见“参考书目” ②，第133、164、377页）。恩格斯也在个别场合下提到“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范围”，这就足以使某些人可能相信意识形态包括各种形式的意识的总和（参看《反杜林论》第9编）。
　　有助于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发展成为肯定的概念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发表，这个事实说明马克思以后的最初两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没有读过该书。因此，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还有特别是像列宁、葛兰西以及卢卡奇这样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都不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立意识形态的否定概念方面的最有力的论据。在该书还没有出版的情况下，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进行探讨的两部最有影响的著作便是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序言》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它们经常地被新的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引用。然而在这两部著作中包含着重要的含糊不清的地方，因此当然也就无法在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和意识形态现象之间进行恰当的区分。这样，通过考茨基、梅林和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些作者的著作，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一观念便逐步地确立起来。但是直到1898年，在第一代的作者当中，还没有人公开把马克思主义本身称为一种意识形态。
　　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的思想家是伯恩施坦。他的答案是：尽管无产阶级的观念在方向上是现实主义的，但由于它们是基于那些说明社会进化的物质因素，所以它们仍然被认为是反射出来的，因而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伯恩施坦把意识形态跟观念和理想等同起来，他只不过是在重复梅林和考茨基已经说过的东西。然而他却得出了他们所没有得出的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即马克思主义应当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以作为一种征兆来看的是，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否定的概念没有任何明确的认识，尽管伯恩施坦当时已经由于他对马克思的“修正”（参看修正主义条目）而受到攻击，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那样一个问题上对他展开批判。这就说明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把捍卫意识形态的否定的概念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问题。
　　可是，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发展，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它是基于19世纪最后几个年代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在东欧。这时候马克思主义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创立一种政治实践理论的需要上，因此它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跟阶级斗争和政党组织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斗争着的阶级的政治思想便具有新的重要作用，并且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列宁扩充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含意，从而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在一种阶级对抗的形势下，意识形态显示出跟统治阶级利益的联系，而对它的批判则要触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是要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或者引申来说，要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由此可见，对于列宁来说，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跟不同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政治意识，特别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上。因此，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在意义上的变化进程最终完成。意识形态已不再是为掩盖矛盾所必要的歪曲，而是成为一种有关阶级意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中性概念。
　　列宁的概念成为最有影响的概念，并且对于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所形成的新贡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卢卡奇那里就很明显，例如，卢卡奇从他的早期的著作开始，就把“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这样的术语用来说明资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意识两者，而不包括一种必要的否定的涵义。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现”，或者说是“准备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确定是导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投降”的“最有力的武器”（见“参考书目” ⑥，第258—259、227、228页）。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所以是虚假的，其原因不在于它是一种一般的意识形态，而在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在结构上是受局限的。然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却支配和感染着无产阶级的心理意识。卢卡奇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超出了列宁的论述。对于列宁来说，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从属地位是由于资产阶级保持一种旧的意识形态并拥有更强大的传播思想的手段；而对于卢卡奇来说，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化现象之中的无产阶级，其状况及实践本身就使它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从属地位。另外，正如卢卡奇后来所认识的那样，他在自己的早期的著作中一直过高估计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作用，以至达到使它们仿佛变成可以代替现实的政治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地步。　列宁对意识形态的看法还影响了葛兰西，后者显然是抛弃了否定的概念。不过，葛兰西对于否定的概念的想法跟马克思不一样，他把这个概念看成是“特殊的个人的任意杜撰”（见“参考书目” ②，第376页）。于是，他阐明了“任意的思想意识”跟“有机的思想意识”之间的区别，并集中地对后者进行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明确地表现在艺术、法律、经济、生活以及个人和集体生活的一切方面的世界观”（同上，第328页）。但是，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体系，它还必须具有影响人们的具体态度和提供行动的方针的能力。意识形态具有社会浸透力，因为人的行动不能没有行为准则，不能没有指导方针。这样，意识形态也就成为“一块阵地，人们在这上面进行活动，并获得对他们自己的立场和斗争等方面的意识”（同上，第377页）。因此，就是在意识形态里并通过意识形态，一个阶级能够对其他阶级实行领导权，也就是说，能够争取到广大群众追随和同意。列宁和卢卡奇是把意识形态提到理论水平上来对待，而葛兰西则把意识形态按其思想表现和严谨程度的不同划分为四个层次，即哲学的、宗教的、通常的和民俗的。
　　葛兰西通过对知识分子和思想意识机构（教育、宣传工具等）在意识形态产生中的作用所作的富有高度启发性的分析，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列宁和卢卡奇没有能够弥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自发的思想意识之间，即阶级的“归属”意识和心理意识之间的距离，而葛兰西则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双重决定因素的潮流。的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由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但是不可能在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之间作出绝对的区分，况且，阶级本身创造出自己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因此，在这里不存在把一种科学从外部引入工人阶级的问题，任务倒是在于去更新现存的智力活动，使其具有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够取代一种有缺陷的意识，而是反映一种集体的意志，一种出现在阶级面前的历史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关于意识形态的这两种主要概念的存在，是引起许许多多争论的根源。今天有一些作者相信，在上述说法中只有一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而另一些作者由于不能够接受在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存在着分歧，便力图把这两种说法调和起来。阿尔都塞就属于这种情况，他在过去20年中曾对意识形态作了最有影响的解释。他把意识形态理论区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两种，前者把意识形态的职能看作是保障社会的团结，后者则认为前一种职能是由保障一个阶级的统治这种新的职能所限定。意识形态之所以能行使这些职能，是由于它是“个人跟他们的现实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一种表现”（见“参考书目” ①，第153页），是由于它对个人提出质询并把个人构成接受各自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的臣民。另一方面，阿尔都塞也肯定被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存在，认为它们反映被剥削的阶级的反抗。阿尔都塞还坚持认为科学是跟意识形态绝对对立的，但同时又把意识形态说成是社会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客观层次。这种看法的疑难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不可能把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的存在跟整个意识形态都使个人服从于统治制度这种说法调和起来。此外，要把作为反科学的错误表现的意识形态跟作为社会客观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调和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是上层建筑所包含的只是意识形态的歪曲，而科学是安放在其他什么地方，但即使这样也是有问题的。

（JL）


参考书目

① 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年英文版。
②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③ 佐尔格·拉林：《意识形态的概念》，197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1983年英文版。
⑤ 列宁：《怎么办？》（1902），1961年英文版。
⑥ 乔·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
（imperialism and world market）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概念中，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在使用上也许是最富有折衷主义的性质，同时也是最少照顾到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的一个概念。这个术语的最通常的用法，是狭义地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帝国主义这个词已经成为强国对穷国和弱国实行压迫和“剥削”的同义语。许多对帝国主义提出这种解释的作者，都把列宁作为理论权威来引证，虽然列宁曾尖锐地批判考茨基对帝国主义作出那样的解释。
　　帝国主义指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世界规模上进行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而帝国主义理论则是在这种积累建立起一个世界市场的情况下来对它进行调查研究。这种理论有三个要素：（1）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分析；（2）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所划分的时代；（3）根据世界的政治划分来把现象纳入“各个国家”。由于第一个要素包含着第二个要素，因此实际上只有两个相互有别的要素。这些要素组合起来，产生了以下的密切联系但又各有特点的调查线索：（1）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帝国主义的竞争”）；（2）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影响（生产方式的表现）；（3）受资本统治压制的人民所受的压迫（“民族问题”，参看民族条目）。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列宁的著作构成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他的最有名的论著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一部小册子，书名就叫《帝国主义论》。但是，如果把这部著作看作是列宁对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规模的发展的分析所作的理论贡献，那就错了。理论基础是列宁称之为“通俗纲要”的东西，可以在他大约20年前写的两篇长文中找到，即《论所谓的‘市场问题’》和《经济浪漫主义的特征》。这两篇论文的目的都是在于捍卫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反对消费不足论的论断，从而发展了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理论，并且展示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质，以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参看蒲鲁东条目）。
　　在他的论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中，列宁列举了目前众所周知的下列的现象特征：（1）在与商品输出同时，“资本输出”具有首要的意义；（2）生产和分配日益集中在大托拉斯或卡特尔中；（3）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起来；（4）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势力范围；（5）这种瓜分进行完毕，这预示着资本主义内部将要为重新瓜分世界而斗争。其中第一个特征——“资本输出”，往往被单独用来标志帝国主义时代的因素。可是，“资本输出”这个术语，正如列宁在他那两篇论文中所指出，是不明确的。这种不明确性的产生，是因为商品是资本，而资本实现其循环的形式之一是：M—C…P…C’—M’（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然后又回到货币资本）。
　　在考虑为什么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输出是帝国主义的特征之前，必须考虑到输出这个词的用法。在论著中，帝国主义的特征不是用资本运动这个术语，而是用输出这个特殊的词来表述，这就在资本运动跟资本输出之间作了明显的区分，即前者是指国内的运动，而后者是指国际的运动。由于资本在仅仅越过国界或关卡时并不发生形态的变化，因此这种分析性的区分就必须通过这样一种说明来论证，即说明政治界线对于资本的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解释为什么在从一个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转移到一种比较具体的，即根据不同的国家来考虑世界划分的表述方式时，就一定需要若干附加的概念（就像对帝国主义本身那样）。这里明显地牵涉到对一个国家的概念所附加的意义。明确地进行政治划分，这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跟考茨基的概念不同之处。在列宁的表述中，资本输出是在世界被不同的统治阶级瓜分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些阶级的势力是由每个国度中的国家来代表的。因此，资本输出意味着国家的媒介作用和统治阶级在利益上的势力冲突。这种势力冲突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也可能发生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或其统治阶级之间（表现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民族问题的冲突）。列宁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并把他的主要的政治结论发展为，帝国主义时代的积累产生资本主义内部战争的倾向。正是从这种框架出发，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定为帝国主义战争，同样地，共产国际在纳粹入侵苏联以前，也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定为帝国主义战争。
　　至于考茨基，则是把帝国主义定义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农业地区）之间的关系，并且明确地断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会在帝国主义时代过程中趋于消失。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的两块基石，它们有助于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有关帝国主义论著的特点，这特别清楚地表现在依附论上。这种理论十分强调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统治，并且时而含蓄时而明确地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资本家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把其他一切资本家阶级下降到附庸的地位。
　　关于帝国主义的这两种阐述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兼有经验性和理论性的问题。列宁所发展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从马克思的积累理论那里来的。资本主义代表着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反映着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这种对剩余产品的榨取是在生产中发生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购买和出售劳动力的基础上。购买和出售劳动力，既反映资本主义的实质，又决定这种实质。它反映工人跟生产资料的脱离（参看原始积累条目），而一旦这种脱离得以实现，劳动力作为商品这种状况便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的方式。这种再生产一定要通过商品流通来完成。一无所有的工人必须挣取工资来购买那些他们不再为自己而生产的商品，而资本家则必须出售商品来取得货币资本，以便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重新开始生产过程。
　　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是通过交换、生产、销售（资本循环）的不断重复的周期来进行的。由于这个道理，马克思把资本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是通过把一定数量的货币形式的价值用来交换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开始再生产的过程，并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一批已经增殖的价值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又必须通过销售而成为货币资本。这种在竞争条件下实现的自行增殖的过程，不断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这就是资本增殖的理论。这种增殖的理论完全是抽象于任何空间条件的一般理论。一旦我们要对世界的政治划分进行考虑的时候，就不需要专门的资本增殖理论了。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发展的这种理论相对照的，是消费不足论者特别是卢林堡所进行的分析，后者否定资本主义是在进行自我再生产的结论，因而认为有必要制定一种关于资本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进行运动的特殊理论。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导致对资本主义进行一种明确的分期，以说明资本的国际运动的不同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如上所述，资本具有增殖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关系不发展，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就在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的信贷机构相对来说是不发达的，从而使得货币资本的运动发生困难，这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部或这种形态跟前资本主义形态之间，都是如此。况且，在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还属于前资本主义形态，而货币的作用受到极端的限制，因此，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运动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外的社会关系的限制。结果是，这个时期资本的国际运动主要是商品与资本的运动，即商品贸易，而这种贸易逐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开辟了一个世界市场。在这种贸易中，作为资本主义起源的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往往用来换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例如新大陆的奴隶制）内部所生产的原料和食品。
　　至于这种贸易给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带来的后果，这是一个很有争议并在帝国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结合到对生产方式的表现进行分析的时候。有一些作者（斯威齐等）断言，单靠贸易就足以使资本主义实质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而且在19世纪过程中世界的落后地区实际上就是这样改变的（参看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目）。然而，马克思则断言，由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单纯贸易，只能具有加固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倾向。人们根据这种论断所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市场的早期发展，往往限制资本主义在列宁所说的“落后”国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中发展。由此可见，在工场手工业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关系，发展了这些国家的生产力，然而却限制了其他地区实现同样的改变和发展。
　　可是，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大工业的阶段（主要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3—14章），其特点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时伴随着资本的集中和促进这种集中的信贷机构的发展。这样就开始了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所进行的生产（集中），产生了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实行垄断的倾向。在马克思和以后列宁的理论表述中，伴随这种垄断化过程的是竞争的加剧。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论点。如同上文所指出的，考茨基把垄断化完全解释为跟竞争截然相反的东西，即认为它预示着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的结束。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则采取一种中间的立场，即断言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竞争会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消灭，但却会在这些国家之间继续进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就是用来说明这种状况的。
　　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论断，垄断化和竞争加剧这两者结合起来，便宣告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这种情况产生了一种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资本主义内部战争的倾向，并使经济领域中的冲突采取资本输出的形式。信贷制度的发展，促进了财政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参看金融资本条目），从而使货币资本的大规模输出成为可能。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货币资本（还有生产资本，下面要谈到）的输出无论过去和现在大都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进行，还有商品资本的运动也是同样如此。这反映了落后国家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都不发达。在有关帝国主义论著中有两个主要争论之点，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能否说明这个时代的特征，以及货币资本特别是生产资本的输出对落后地区的影响如何。后一个问题的实质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样一些形式的资本输出，是否有助于使落后的国家发生变化并使资本主义在那里得到发展。如果是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便可以被认为是进步的，这指的是在落后国家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这种倾向，将意味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出现。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便有必要对世界的政治划分进行明确的考虑。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单纯的交换并不能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话，那么就有必要采取强制力量来打破阻碍自由工资劳动力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使用这种强制力量则要求有国家的操纵。现在再看看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的说法，它认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倾向于跟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结成同盟，而这种同盟则阻碍落后国家的本国资产阶级去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政权（参看民族资产阶级条目）。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始终是软弱的，同时那里的资本主义也是不发达的。
　　在这种分析中，资本主义本身还是被看作是进步的，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对世界实行帝国主义的统治，便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不发达的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们跟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矛盾，便被视为重要的反帝力量。有许多作者，特别是毛泽东，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不发达国家的革命斗争有两个阶段的结论。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阶段，即推翻前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资本的联合统治；接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毛泽东把第一阶段称为“新民主主义”，它要求无产阶级、农民跟本国资产阶级（或至少是该阶级的分子）结成联盟，因为后者跟帝国主义资本有着强烈的矛盾。
　　认为在一个由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统治下的国家里，以反帝为主的斗争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个总的论断相对来说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可是，就一个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不发达国家而言，如何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这个问题倒是大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在一些国家里一旦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这些国家就有希望发展到跟目前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类似的水平和结构，而这种情况实际上正在诸如巴西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里发生（见“参考书目” ⑥）。可是，主张依附论的理论家却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种情况连可能性都不存在。他们使用“依附的资本主义发展”（或“歪曲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个术语来说明世界落后地区中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由于这个术语有它的吸引力，它便以一种相当主观的方式被普遍地使用。这种依附论给“依附的资本主义”所规定的特征，基本上就是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其资本主义转变的早期阶段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然而一个不同的特征是，目前的不发达的国家必须在世界已被资本主义列强所统治的时代里实现其资本主义转变。这个事实就是依附论的理论家藉以奠定其全部分析的基础，这样一来，不发达国家的全部动力只不过是对外来统治的反应，而帝国主义这个术语也就在极端局限的意义上被用来说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依附论的理论家们对依附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所提出的假设，在逻辑上是奠定在这样一个命题上，即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它们之间的竞争已经消灭。正是这种所断言的竞争已经消失，使得帝国主义资本关心限制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此作为维护它们的垄断地位的一个方面。这种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平庸之见，近年来受到相当多的抨击（见“参考书目” ②、⑦）。
　　可以不夸张地说，从列宁那个时代直到本世纪70年代，帝国主义的理论基本上停滞不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发表了若干带有经验主义性质的作品。不过近年来又出现了理论上的争论，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这种客观条件所促成的。这种进展，充其量只不过以帝国主义跟前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依据，来对不发达的情况提供一种不完整的分析。在另一个极端上，依附论所持的那种观点，即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不发达地区虽然普遍但却是“依附的”或“歪曲的”，则需要增加令人难以接受的许多特别的论据，以便说明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显然成功的资本主义积累现象。其结果是，在马克思主义作家当中产生了一种健康的理论动荡，人们重新对资本主义内部竞争发生兴趣，并把它作为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积累动力的一种可能的解释。

（JW）


参考书目

① 安·布鲁尔：《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批判性的述评》，1980年英文版。
② 詹·克利夫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竞争和演进》，1977年英文版。
③ 罗德尼·希尔顿编：《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1978年英文版。
④ T．肯泼：《帝国主义的各种理论》，1967年英文版。
⑤ 列宁：《帝国主义论》（1916），1964年英文版。
⑥ B．沃沦：《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业化》，1973年英文版。
⑦ 约翰·威克斯：《资本与剥削》，1981年英文版。


个人（individual）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人类的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125页）。这段话表明，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人类力量展现的过程，这种力量在人的背后通过“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来运行，直到阶级社会的终结。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废除，就可能缔造一个在共同协作的联合生产者的管理之下，使人的个性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并且使人感受到个人自由的世界。
　　这样，作为一种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种关于个人发展的理论（正如19世纪提出的其他许多理论一样）。作为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藐视根据个人的目的、态度和信念来说明问题，而是宁可把这些东西看作是它们本身需要加以说明的事情。另一方面，象每一种宏观理论那样，马克思主义需要一种微观的理论来加以运用，但是它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理论的细节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方式，特别是那些脱离历史内容、根据抽象的个人来阐述的东西，都是仿效《鲁滨逊飘流记》编造出来的“鲁滨逊故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它们掩盖着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反过来说明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人”——马克思写道，——“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还有，作为对良好的社会和人类所要实现的目的的一种设想，马克思主义提出人的个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和多方面发展的概念，认为这种个性发展是可以衡量的（但所依据的不是一种跟德国的浪漫主义有明显的联系的，事先规定出来的尺度），尽管它只有在社会联合和集体控制大自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因此，马克思主义相对来说是很少在微观的水平上论述人类的相互影响作用的，诸如关于个体的人的心理本质，关于个人的关系，关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等等。马克思主义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产物（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然而它还需要有一种关于个体的人的行为跟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来支撑历史唯物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如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者所认为的），在于既要对生产和交往的物化的社会关系作出解释，又要参与实现这些关系，使它们受制于“结合的个人的力量”，因为共产主义所创造的现实，正是使任何事情不可能不依靠各个个人而存在的基础，这是由于现实无论如何只不过是各个个人先前交往的一种产物（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516页）。

（SL）


参考书目

① 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英文版，1971年再版。
② 斯蒂文·鲁克斯：《个人主义》，1973年英文版。
③ C.B.麦克弗逊：《关于占有欲的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1975年英文版。
④ 约翰·普拉门纳茨：《卡尔·马克思的人的哲学》，1975年英文版。
⑤ D.F.B.塔克尔：《马克思主义和个人主义》，1980年英文版。


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出现“工业化”这个术语，但这个概念还是显然存在的。马克思把“现代工业”、“工厂制度”或“机器体系”跟工场手工业作了区分。现代工业其所以区别于工场手工业，是由于机器起了主要的作用。“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变为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资本论》第1卷，第415页）在跟工场手工业进行对比之下，马克思把机器体系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是“简单协作”，即仅仅是“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工厂中的“集结”，它们使用着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源。在第二个阶段里，是一种“有组织的机器体系”，这时候通过各局部机器之间不断地交接工作，产品便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当这种有组织的体系臻于完善，并且只需要工人从旁照看就能够进行整个生产过程的时候，它就成为“自动的机器体系”（同上，第416、418页。）
　　人手操纵的工具变为机器工具，这就把工人降为“只是”一种动力的来源，而随着生产的扩大和人的体力的局限性，便需要用一种机械的动力来取代人的肌肉。在工厂的制度下，所有的机器都是由一个单一的“动力”即蒸气机来发动。然而，马克思强调指出，蒸气机在现代工业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但它“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气机的革命成为必要”（同上，第412页）。改进蒸气机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现代工业对新的交通运输工具的需求。远洋和内河轮船、铁路和电报系统，这一切都需要“庞大的机器”来建造，而像蒸气锤、钻孔机、机械旋床这样的机器，则又需要一种能够完全受人控制的大型发动机。莫兹利发明的转动力架，解决了在建造这种发动机方面的加工问题（同上，第421页）。在具有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工厂中，工人被降低为机器的侍从，而且“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的现象日益加剧，因为这时候对技巧水平的要求甚至比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要低（同上，第464页；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论述可参看“参考书目” ①）。
　　“现代工业”还改变着农业。农业使用了机器，同时还有工业生产出来的化学产品和其他新的技术。在农业竞争中所需要投入的越来越多的资本，迫使农民离开了土地，而新的机器则取代了大量的农业劳动者，并使其他一些人陷于贫困。因此，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过程加速了，形成了城乡之间的分裂。农业的工业化过程既破坏了土地的肥力，又使农业劳动者陷于贫困（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3章，10）。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中，机器的使用和它在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中占有支配的地位，造成了“人口过剩”和“失业后备军”（参看人口条目），这是因为活的劳动不断地被机器所代替（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3；以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部分）。
　　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现代工业”乃是这种生产的最高形式，这种形式终于把所有其他形式扫在一边，并且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中的统治地位。现代工业通过对乡镇地方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制服和摧残，以及通过霸占全部的国内市场来实现其经济的统治（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参看“参考书目” ②）。与此同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机器和工厂体系不断改进和扩充，从而引起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不断革命。“现代工业从不把……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资本论》第1卷，第53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虽然马克思把现代工业在英格兰的起点定在18世纪的后期，然而他却把1846—1866年这期间列为这种工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3章，5）。不过，这种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反响并不局限在英国。在实现了国际的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以后，现代工业便以它的廉价的商品破坏了外国的手工业，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即由世界的一部分地区生产原料，供给世界另一部分地区的工业的需要（同上，第13章，7）。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仅仅涉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利用他们的分析作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和实际的基础。尽管在俄国所实行的“轰轰烈烈”的工业化，通常是跟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参看斯大林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两个条目），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却是第一个试图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分析用于苏联的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运用中，特别强调了不变资本部分在积累和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21章和再生产公式）。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观点导致对基本产品工业即“重工业”的重视，并从此成为苏联和东欧的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GK）


参考书目

① 哈·布拉维尔曼：《劳动和垄断资本——20世纪期间的工作堕落》，1974年英文版。
②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1899年），1960年英文版。
③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1926年），1965年英文版。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马克思主义既关心知识分子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又关心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跟各种运动之间的关系。在第一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知识分子截然划分为保守的和进步的。他们对人数比较多的前者的看法，是跟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即认为意识形态是任何社会都利用来缠绕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信仰的保护茧，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由意识形态形成的假象，是跟这样一些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他们对于劳动分工的扩大，对于脑力活动脱离体力活动而成为抽象的、不现实的思维活动的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A.B．；恩格斯致梅林〔1893后7月1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狭隘的专业分工使人们固定成为学者或体力劳动者（见“参考书目” ⑩）。
　　跟上述观点相对照的是，恩格斯曾对过去时代例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致以敬意，认为他们的思想朝气蓬勃地流动在当时的翻天覆地、欣欣向荣的生活中（参看《自然辩证法》导言）。他和马克思认为，像这样的人物，都反映和阐明了新的先进阶级或社会潮流的动向。例如马克思就曾把培尔（他在早期写了一篇论法国唯物主义的惊人之作）提出来作为推翻一切形而上学的一个人物，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当时正迫不及待地准备向君主制和贵族阶层提出挑战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或同盟者（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则以类似的方式把自己跟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但跟这些几乎目不识丁的群众的关系，是不可能跟以往的知识分子和先前的运动之间所保持的关系相同。至于这种关系究竟可能或者应当是怎么样的，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留下最终的结论。一个复杂的情况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很看不起当时牵手或涉足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产阶级分子，那些自命不凡而又一知半解的学者。他们在《并产党宣言》（第三部分）中对德国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嘲讽，指责那些咬文嚼字的人们试图把法国的思想变成毫无意义的抽象物和虚构的幻想。恩格斯在跟杜林进行的大规模的论战中，流露出他和马克思对那种贩卖假知识的活动表示厌恶，他们还担心工人运动有被它蒙骗和引入歧途的危险（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致倍倍尔等人的信）。
　　他们不时表示希望工人阶级将会自己找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当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只出现了极少数的像约瑟夫·狄慈根这样的出身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对于列宁来说，事情显然是这样的，即除了工联主义的那种简单的观点外，思想只能从外面传入工人阶级。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为作为革命工人的知识分子而感到自豪（见“参考书目” ⑧，第28页）。但是，列宁是怀着极其复杂的感情来看待知识分子特别是俄国的知识分子的，他对他们的缺点的尖刻批评使人联想起马克思对德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他指责他们软弱、散漫、动摇，这种责难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更为突出，当时他感到连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也都向失败主义低头，其中有些人甚至以空虚的幻想来自我安慰。他敢于告诉高尔基，说他欢迎这些人开小差，并且要用工人来代替他们。可是过了不久，他又郑重地告诉他的朋友，说他没有像“愚蠢的工团主义者”那样排除知识分子的想法，并说他是完全注意到知识分子对工人运动是多么不可缺少（见1903年2月7日和13日的信）。在1917年以前的实际情况是，在169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当中，受到高等教育的有79人；在普通党员的队伍中有15%的人上过大学（见“参考书目” ⑦，第100页）。
　　在向一群全神贯注的专职的听众讲解社会主义的时候，考茨基对于这样的人会有足够的数量改变自己的信仰抱有希望。他向他们保证，社会主义将会给脑力和艺术工作不仅带来更多的社会支持，而且还会带来更大的自由，因为企图在这个领域实行任何政府监督都将是愚蠢的，而口号将会是：“在物质生产中实行共产主义，在脑力劳动中实行无政府主义”（见“参考书目” ④，第178—179，183页）。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发生，进行了一种实验，而由于俄国的落后，这种实验是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列宁在1920年指出，有必要在每个领域中利用旧的知识分子，他们必须接受改造和再教育，而工人阶级也同样如此（参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当时，技术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斯大林的方法指导下所实行的高速工业化，导致这类知识分子跟政权的冲突，而其他各类知识分子则受到严格的监督。在任何场合下，受过教育的人都实在太不够用了，于是培养起来一支新的队伍，人员首先是尽可能地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招募，对这些人的忠诚和效率的培训甚于对他们的独立思考的培训。类似的困难后来也在中国发生了，由于这个国家的情况更为落后，所以困难也就更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使境况好转，这场革命有一阵子看来准备把知识分子统统撇开，并且回到原始共产主义。
　　在西欧，葛兰西曾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思考。他区分了这样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社团，抱着一切唯心主义哲学所表现的那种不现实的超然态度；另一种则是每个阶级（农民除外）从自己的队伍中“有机地”产生的思考集团（见“参考书目” ③，第118—120页）。他还希望看到从工人阶级中产生更多的知识分子，虽然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广泛到足以包括所有的管理和组织人员在内。他写道：今天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的实际的建设者，而不是单纯能说会道的人。他还指出在“中等知识阶层”中的高失业率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律性的特征（同上，第122—123页）。
　　在西方，人们对于工人阶级能够作为社会主义的担负者的信心日益降低，于是便更加重视起知识分子的作用来。但是，在美国，还没有一个自己承认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会走得像菜特·米尔斯那么远，以至把知识分子提高到进步使命的履行者的地位，以补充由于工人阶级的过错而形成的空白。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日益重视思想意识对历史的影响，从而也不断地重视跟思想意识最密切相关的男人和妇女的作用。这样就达到一种提高的认识，也就是社会主义要有前途的话，那它就必须跟对待面包和黄油的利益那样，把知识和艺术列为自己的一边。

（VGK）


参考书目

① 阿拉斯蒂亚·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学术传记》，1977年英文版。
② G·罗斯·冈迪：《马克思和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的未来》，1979年英文版。
③ 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王子论〉和其他著作》，1957年英文版。
④ 卡尔·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年），1916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伦理学与唯物史观》（1906），1918年英文版。
⑥ 《列宁和高尔基——书信、回忆录和论文集》，1973年莫斯科英文版。
⑦ 马塞尔·利伯曼：《列宁统治时期的列宁主义》，1973年英文版，1975年再版。
⑧ 格·瓦·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战士》（1908—1910），1973年英文版。
⑨ 马丁·塞里格：《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1977年英文版。
⑩ 维农·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46年英文版。
⑪ 菜特·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1962年英文版。


利息（interest）


　　参看银行资本和利息条目。


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


　　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活动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人类博爱的观念以阶级为基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恩格斯把以下两者作了对比：一方面是目前正由最激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各地实现的各国之间的博爱；另一方面是旧的本能的民族利已主义和虚伪的、自私自利的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由于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斗争。（参看《在伦敦召开的各民族的庆祝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共同的利益不仅在于为捍卫当前的阶级利益而进行超过国界的合作，而且在于带来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将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世界市场和现代的生产力，并且使它们接受最先进的人民的共同管理（参看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未来后果》）。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同盟的时候，把“人人皆兄弟”这个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在说明共产党人的特征时，首先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他们同时承认：“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同上，第262页）。马克思还强调指出，国际工人党在为建立波兰国家而奋斗中是绝对不存在任何矛盾的（参看《为了波兰》，重点是原来的）。马克思还致力于爱尔兰的独立，认为它是对英国革命的一种促进（参看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1870年4月9日）。
　　如果说，第一国际设立目的，是要成为“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的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页），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并没有把这样一个组织看作是对于国际主义是始终不可缺少的东西。恩格斯在1885年写道：第一国际已经成为国际运动的“一种桎梏”，因为这时候的运动“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建立……并使它保持团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5页）。恩格斯的这种期望是过于乐观了，即使第二国际的建立也没有解决问题，该国际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出现的民族主义高潮中破产了。
　　列宁从1914年起就号召国际主义者要“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118页）。他还主张在沙皇俄国（以及其他地方）被压迫的民族实行民族自决，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实行经济上的分裂，或者想实现建立小国的理想，相反，是因为我们是想建立大国，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85页）。列宁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战后，都不断地强调：“已经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21页）。列宁还坚持认为：“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64页）。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曾指望1917年十月革命将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先驱。可是苏联的孤立状况导致在斯大林时期以民族利已主义的因素代替了列宁时期的国际主义的许多内容。这种现象，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孤立状态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消失。然而，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一个声明中，承认发生了“忽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平等权利原则的粗暴行为和错误”（见《苏联新闻》，英文版，1956年10月31日）。从那时候起，在实行互助（这对于古巴、越南和安哥拉这样的国家特别重要）和试图弥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同时，却出现了民族主义复活和某些国家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极端的场合下导致了战争和在“为反对反革命提供国际援助”的口实下所进行的武装干涉）。这些发展在今天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最严重的挑战，因为他们在传统上认为“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这些发展还促使共产党之间形成紧张的关系。有些共产党还像30年代那样认为“对苏联的态度是国际主义的试金石”，而像意大利共产党（PCI）那样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则公开地对苏联进行批评，并宣布“一种不需要跟任何人发生特殊的或享有特权的联系的……新的国际主义”（《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决议》，1981年12月29日；见“参考书目” ①，第28页）。

（MJ）


参考书目

① 恩利科·贝林格：《在波兰之后——走向新的国际主义》，1982年英文版。
② 艾萨克·多伊切：《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964年英文版，1972年再版。
③ 帕尔米·杜德：《国际》，1964年英文版。
④ 蒙蒂·约翰斯顿等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1979年英文版。
⑤ 詹姆斯·克鲁格曼：《列宁对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问题的处理方法》，1970年英文版。
⑥ 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70年英文版。
⑦ 拉尔夫·米里班德：《军事干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1980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反共主义》，1972年英文版。
⑨ V.V.扎格拉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1973年英文版。


国际（Internationals）


　　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1876），是在西欧和中欧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联盟，当时这些地区的工人运动在经过1848—1849年的失败后正在复苏。虽然这个组织的建立，是出于对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表示支持的伦敦和巴黎工人的自发的努力，然而马克思（1864至1872年间）和恩格斯（1870至1872年间）都在它的领导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马克思立即认识到该组织“显示了真正的‘实力’”，但是在“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17页）。这里所提到的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到1852年间所领导的那个规模小得多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征。因此，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并使它们得到通过，这些文件的内容能够为跟英国工联的自由派领袖以及大陆上的蒲鲁东、马志尼、拉萨尔的追随者进行合作提供一个基础。协会既接收个人会员，也接纳地方性和全国性团体会员入会。它的总委员会（在正常情况下）由年度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会址设在伦敦，直到1872年。
　　在第一国际的早期，马克思几乎起草了总委员会所公布的全部文件，他把自己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0—361页）。这里面包括采取行动反对从国外输入工人来破坏罢工，抗议对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党人进行虐待，以及举行反对战争的斗争。随着国际的发展，马克思得以使一些日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获得通过。例如，国际工人协会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对实行公有制作出任何特殊规定，而在1868年，尽管有为数不多的蒲鲁东派的反对，它宣布了要对矿山、铁路、耕地、森林和交通运输实行集体所有制。
　　1871年的巴黎公社标志着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恩格斯对这次巴黎春天的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国际的法国支持者，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在巴黎公社中起了重要作用。总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对公社的国际声援运动。马克思对公社所作的热情洋溢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辩护词——《法兰西内战》被总委员会的多数委员通过，并且以总委员会的名义作为一个宣言来发表。公社的历史经验以及工人阶级的普选权的发展，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强调需要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动形式。1871年9月，在他们的倡导之下，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第一次公开主张必须“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参看政党条目）。这个目标被列入由马克思起草的、在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章程（第7条甲）中，在那里还规定“夺取政权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的任务”。
　　这些观点遭到巴枯宁和他在国际中的追随者的反动，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出发（参看无政府主义条目），主张放弃政治。巴枯宁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曾在1868年申请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尽管不赞成该组织的纲领，但仍然根据国际工人协会应当“让每个支部自由地形成其理论纲领”的原则（见《第一国际文件》，英文版，第3卷，第273—277、310—311页），于次年支持它的支部加入国际。马克思的支持者和巴枯宁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首先集中在国际工人协会应当如何进行组织这个问题上，这种冲突从1869年到1872年间不断升级。巴枯宁攻击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而同时却设法把国际置于由他控制的、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一个或若干秘密团体的监护之下。面对外受当局的迫害、内遭巴枯宁的分裂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巴枯宁反对这样做，他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找到支持者，同时还在英国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
　　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有来自欧洲13个国家和澳大利亚、美国的代表共65人参加，其代表人数比以往任何一届代表大会都要多。大会同意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并把巴枯宁和他的伙伴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理由是他们试图在国际内部组织一个秘密团体，以及巴枯宁进行了欺骗活动（这方面的罪证是比较有争议的）。大会还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的名言提出的一个建议——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到纽约。提出这个建议的主要动机，也许是担心总委员会在伦敦会被他们为了击败巴枯宁而不得不与之结成联盟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参看布朗基主义条目）所操纵。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国际工人协会的结束，它最后是在1876年的费城会议上解散的。一个叫做“反权威的”国际曾试图接过国际工人协会的衣钵，它在开头的时候得到一些成功，可是在1877年左右发生的分裂使它感到毫无希望，它在1881年召开了它的最后一次纯粹无政府主义的收场代表大会。
　　在以后的年代里，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有了重要的发展，这些政党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这是国际工人协会曾经为之如此艰苦奋斗（特别是在1871—1872年间）的东西。马克思直到他在1883年逝世的时候，恩格斯甚至在第二国际成立的前夕，都反对再搞国际组织。恩格斯认为“在目前搞这些组织，既没有可能，也没有用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2页）。不过，恩格斯后来还是给这个国际提出重要的建议，并给它以大力的支持。

　　第二国际（1889—1914）实际上是由马克思主义者组织、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跟第一国际一样，它主要是以欧洲工人运动为基础，但在规模上要比它的先驱者大得多。第二国际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中起主宰作用，它的成员党当时都已经具有群众基础（或正在争取过程中）。到1904年，它们在21个国家里参加了竞选，得到选票660万张以上，赢得261个议席。到1914年，它们共拥有党员400万人，得到选票1200万张。第二国际基本上是各党派和职工会的一种松散的联盟。1900年，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由卡米尔·胡斯曼任专职书记，该局只起技术性和协调的作用，而不具有指导的职能。除了英国工党（它在1908年加入国际）作为一个主要的例外情况，对于大多数成员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乃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虽然其他方面的倾向和影响也还存在。这里面首先包括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1893年和1896年这两次代表大会上，在政治斗争的问题上遭到挫败后被开除出国际。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以后，有两位理论家对于维护第二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作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
　　第二国际每隔两年或四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以决定采取共同行动或辩论有关政策的问题。在共同行动中包括号召每个国家从1890年起每逢五一节组织支持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行动。最初出现的各国党内左、中、右三种倾向的斗争也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在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上，对“米勒兰主义”问题展开尖锐的论战，即争论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在前一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种作法是否容许。最后通过了由考茨基起草的一个调和性的决议，决议指出如果得到党的批准，“在特殊情况下”采取这样一个步骤作为“一个临时的权宜措施”，是可以接受的（引自布劳恩塔尔的著作，见“参考书目” ①，第1卷，第272—273页）。
　　接着的一次代表大会是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人们要求这次大会对于德国社会党前一年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谴责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的决议予以国际性的支持和肯定。这就导致在策略问题上进行一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起来反对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责，饶勒斯指出该党一方面得到越来越多的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在改变德国君主专制制度上无能为力，认为所以出现这种惊人的对照现象，其责任在于该党在理论上的僵化。这次大会支持了德累斯顿决议，其表决结果是：25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不过，修正主义者仍然留在国际内和德国党内，他们使自己的思想继续浸透（参看修正主义条目）。
　　另一个主要争论的问题是殖民主义。在布尔战争期间召开的1900年国际代表大会就已经对殖民主义进行谴责。然而过了7年以后，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的多数委员则提出这样的主张，即认为他们不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作用的殖民政策”（见“参考书目” ①，第1卷，第318页）。在经过针锋相对的辩论后，大会以127票对108票否决了上述观点，并且通过一项谴责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决议，认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从其最深刻的本质来说必然要导致奴役、强迫劳动或灭绝殖民地的本地居民”（见“参考书目” ①，第1卷，第319页）。
　　反对战争的斗争是第二国际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从该国际成立时起就反映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它在1907年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次大会是在欧洲上空战云密布时召开的。尽管在辩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分歧，但最后还是在吸收了列宁、卢森堡和马尔托夫的修正案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个决议。该决议在主张“竭尽全力……制止战争爆发”后接着说：“如果战争仍然终于爆发，那么（工人运动——本条目作者）就有责任主张迅速结束战争并全力争取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消灭”（见“参考书目” ①，第1卷，第363页）。这个声明在以后两届代表大会上又得到重申。在战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即1912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是争取和平的一次动人的表现，它号召（又是全体一致地）一旦战争爆发的话就要采取革命的行动。然而，两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人们所赞同的这些豪言壮语“只不过是掩盖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的一层薄薄的面饰”（见“参考书目” ⑥，第102页）。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都支持它们本国政府所进行的战争，因而导致国际的可耻的破产。资本主义扩张和工人运动民族统一这整个历史时期，也就此发展到顶点。
　　只有俄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几国的党以及其他各国党内部的一些小集团，依然忠于国际所一再重申的原则。在战争期间，主要是一些中立国家的政党曾为恢复第二国际（当时它的执行局已迁往荷兰）作了一些尝试，但没有成功。不过到1919年，一个老第二国际的模糊翻版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重新组合起来，即“伯尔尼国际”，它于次年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7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有10个党的左翼社会党人，其中包括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以及英国独立工党，在维也纳开会并组织起来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维也纳联合会”），外号“第二半国际”。这个组织把自己看作是走向一个包括整个革命的国际的第一步。1923年，在汉堡代表大会上，它跟重新恢复的第二国际联合，组成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该国际在1940年停止活动。1951年，它为现在的社会党国际所继承。社会党国际是由世界各地主要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一个松散的组织，它的总部设在伦敦。

　　第三国际（1919—1943）。在第二国际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瓦解以后，列宁在1914年11月写道：“第二国际死了，它被机会主义所征服……第三国际万岁！”。第三国际叫做共产国际，是在布尔维克党人的倡议下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当时正值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欧革命形势高涨之际。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词的时候，列宁宣布“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03页），从而表达了当时普遍的思想状况和期望。他后来还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承认用苏维埃政权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定为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在第三国际的存在的整个期间，它的正式目标始终是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世界同盟”（见“参考书目” ⑤，第2卷，第465页），虽然在1935年以后让这样一个目标退居到幕后。1920年7至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有来自41个国家的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参加，此外还有一些列席代表，其中包括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这两个党的多数派将在年底以前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参加共产国际。出于对新国际会受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分子的渗入而变质的担心，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严格规定了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根据这些条件，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党派，都必须“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其中包括在军队中进行经常性的宣传鼓动工作。在指出目前时代是“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的同时，它要求有“铁的纪律”，要求实行最大限度的集中制—国内在本国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在国际上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之下加以实现，并且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在代表大会之间都具有约束力（见“参考书目” ⑤，第1卷，第166—172页）。
　　共产国际的章程宣布要跟“只把白种人放在眼里的第二国际传统永远决裂”，认为它的任务是要联合和解放各种肤色的工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它强调指出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有必要同苏俄以及在跟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见“参考书目” ⑤，第1卷，第138—144页）。列宁在1920年写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目的在于跟共产国际内部的“左的”倾向作斗争，并且主张共产党人可以有原则地参加议会选举，可以在反动工会里工作。然而在1921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却遇到上述的倾向，当时他所看到的是革命浪潮已经衰退，原先基本上以俄国经验为模式的进攻性的革命策略已不再适于西方的情况。于是，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各党派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结成一个统一战线，以争取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出于这种需要，共产国际、第二国际以及维也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在柏林召开了一个代表会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人们曾寄予希望的德国革命在1923年10月失败以后，共产国际认识到一个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已经来到。在以后的几年中，苏联党内的斗争被带到共产国际里来。在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英俄工会团结委员会以及中国革命在1925—1927年的战略和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托洛茨基派反对斯大林的政策。在经过许多激烈的斗争以后，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击败了，而托洛茨基本人也在1927年9月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主要由布哈林起草的一个内容广泛的纲领。这次大会同时也引导共产国际进入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社会民主主义被谴责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跟社会党领导人建立统一战线的各种建议统统被否决。193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宣布没有必要再在“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以及资产阶级的议会专政形式和它的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形式之间”划什么界线（见“参考书目” ⑩，第313页）。这种政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首先是在德国，这就导致共产国际从1933年起修正自己的策略。1933年3月，在纳粹专政政权建立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公开建议其成员党跟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接触，以便向后者提出采取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行动的建议。这就促使法国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采取了联合行动。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了它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也就是七大。这次代表大会有65个党参加，代表100多万党员（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员有785000人），它是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为遏制法西斯主义浪潮而建立统一战线并扩大为人民阵线的一个强有力的事例。在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主要报告中强调指出：目前不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进行抉择，而是要在资产阶级民主和由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公开恐怖专政之间进行抉择。共产国际的新策略有助于促进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的形成。它动员起国际的力量去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去支持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成和平战线来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建议。
　　始终在苏联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全力支持斯大林在30年代发动的大清洗，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一些领导成员被镇压了，而且波兰共产党也在1938年根据莫须有的罪名被解散了。随着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它修订了自己过去以严格区分西方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为基础的策略。从1939年到1941年，它谴责当时的战争是在帝国主义双方进行的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然而在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以后，它则全力支持苏联及其西方盟国反对轴心国的斗争。共产国际在1943年6月按照它的主席团的建议进行解散，该主席团认为当时大大发展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在不同的条件下开展工作，这使得从一个国际中心作出指示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共产国际的解散还有安抚斯大林的西方盟国的意图（见“参考书目” ②）。

　　第四国际是在1938年由托洛茨基倡导成立的，它由对第二和第三国际持反对立场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小集团组成，它们把前者谴责为“反革命”。第四国际一直很小，并且始终存在严重的分裂。（参看托洛茨基主义条目，另可参看国际主义条目）

（MJ）


参考书目

① 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1961—1971），1966—1980年英文版。第1—2卷。
② 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2），1975年英文版，第1部分。
③ 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1954—1960年英文版，第2—5卷。
④ 亨利和阿布拉姆斯基·柯林斯，契曼·柯林斯合著：《卡尔·马克思和英国工人运动——第一国际的年代》，1965年英文版。
⑤ 珍妮·德加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集（1919—1943）》（1956—1965），1971年英文版，第1—3卷。
⑥ 艾萨克·多伊切：《论国际和国际主义》，（1964），载《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972年英文版。
⑦ 《第一国际文件集》，1—5卷，1963—1968年英文版。
⑧ 《第四国际文件集。创建时期》（1933—1940），1973年英文版。
⑨ 詹姆斯·卓尔：《第二国际（1889—1914）》（1955），1975年英文版。
⑩ A.I.索波列夫等著：《共产主义史纲》，1971年英文版。


伊斯兰教（Islam）


　　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伊斯兰教的起源及其历史作用没有发表什么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伊斯兰教的评论是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提示，同时也不完整。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探讨亚细亚社会性质的信中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一直还没有找到恰当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东方的历史总是表现为宗教的历史？恩格斯在为《新时代》写的一篇关于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的文章中，则比较具体地抓住了伊斯兰教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过程，即在游牧文化和定居文化之间的政治动摇。恩格斯在对伊斯兰教所作的一个评论中重复了伊本·喀尔登的有关部族权贵循环交替的理论，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适应阿刺伯市民和游牧的贝都英人两者的需要的宗教，他指出：“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
　　贫苦的游牧民经常团结在一位先知的背后去排斥那些颓废的市民，去改革道德风尚和恢复原始的信念。经过几代以后，循规蹈矩的贝都英人本身在道德上成为个人主义者，并且对于遵守宗教教规变得满不在乎。于是，又一位救世主在沙漠上出现，把城镇打扫干净。这样的政治统治的周期不断重复。然而，政治领导权的经常变换并不相应地带来社会经济基础的任何根本性的改造，这种基础始终保持明显的停滞性（参看亚细亚社会条目）。
　　恩格斯把伊斯兰教中许多救世运动和教派运动解释为游牧民和市民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的表现，这就有可能把伊斯兰教本身看作是不定居的游牧生活和已形成定居的社会之间矛盾融合的结果。伊斯兰教始于伊斯兰纪元（根据先知从麦加迁到麦地那来确定），即公元前622年。它应当作为阿刺伯半岛各贸易中心的商业文化的一部分来理解。鉴于一些社会科学家，如麦克斯·维贝尔，已经把伊斯兰教作为“武士的宗教”来看待，那么不妨把伊斯兰教主要看作是城市权贵的宗教，这些权贵们享有通过麦加（该地在17世纪主宰着阿刺伯经济）来扩展贸易的经济收益。把市民的虔诚和部族的美德两者混合在一起的伊斯兰教，为政治统一提供了一种新的原则，这种政治统一是奠定在信仰而不是杀戮的基础上，它是围绕着对一位先知的忠诚和对普遍美德的笃守来进行组织的。在把各个分裂成性的部族统一在一个由城市的商业所领导的宗教团体之内的同时，伊斯兰教对贸易实行保护，并且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的活力的政治力量。在先知穆罕默德于632年逝世以后，这个新的宗教很快就在中东和北非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尽管它在政治继承权的问题上分裂成为两派：即阿里的追随者什叶派和“正统哈里发”的支持者逊尼派。
　　伊斯兰教社会的扩张可以看作是城市的商业权贵和贝都英游牧民的武士实行融合的结果，这种扩张所取得的早期成就，部分是由于周围帝国（萨珊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衰弱，部分是由于伊斯兰教对受它保护并依附于它的基督教部族和犹太教部族实行一种庇护制度（通过所谓的“小米制度”）。因此，伊斯兰教的征服对于该教信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内的社会结构，并不起瓦解的作用。伊斯兰教是随着一系列教产世袭帝国的建立而传播起来，这些帝国具有下列的结构性的特征：（1）土地所有制由国家掌握，土地作为非世袭的俸地分配给地主，除了这种俸地所有制外，还有属于部族的和教会的财产（即卧各夫）；（2）在国家官僚制度中增加了奴隶这一层次，而一支奴隶大军的发展，在贵族即拥有俸地的骑士和一般市民之间起了社会缓冲器的作用；（3）城市文化和宗教虔诚的形成，是由商人阶级和宗教领袖（乌里玛）的利益和生活方式决定的，这在北非和中东比较发达的社会尤其如此。商人阶级的财富源自于内陆的奢侈品贸易，而宗教领袖所掌握的教法（沙里亚）则有利于他们在社会上居于优越的地位。在伊斯兰教社会分裂为三个帝国（萨非、帖木儿和奥托曼）之前，即在这个社会扩展和巩固的阶段（700—1500年），除了以奢侈品（香料、丝绸、香水、珠宝等）为基础的商业财富外，造纸、纺织、地毯、制革和陶瓷等行业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尽管在13世纪和14世纪期间由于蒙古人的入侵曾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特别是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成为农业发展、造船业、采矿业和纺织业的巨大中心。由于征服、扩张和手工业发展而形成的经济上的盈余，则通过皇室对科学、医药和艺术进行赞助的方式，为一种深奥而又合理的宫廷文化奠定了基础。这样一来，伊斯兰教便成为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创造性的媒介，而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则又通过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基础。
　　伊斯兰教的社会缺乏它本身所固有的资本主义发展，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来说，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认为穆斯林的信仰、伊斯兰教神学的宿命论或是反对高利贷的法律准则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看法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所否定。例如，罗丁逊曾论证在《古兰经》（神的诵文）和逊奈（先知的正统教规）中有关经济行为的规定并不妨碍经济的发展；相反，一种资本主义成份还确实在伊斯兰教社会中得到发展，其发展情况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大体相同。然而，这种成份的扩大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限制：（1）自供自给的地方乡村经济；（2）国家在行会系统、贸易关系以及土地占有中所居的支配地位；（3）随着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引起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停滞（见“参考书目” ⑥）。罗丁逊这种论断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把贸易和商业资本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划上等号。在伊斯兰教社会，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的内陆贸易，是控制在一个商人小集团的手里，而这个集团对于当地的生产和分配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尽管农村的剩余产品通过税收的机制而归城市居民所支配，但是在城乡之间的经济往来是不发达的，原因是农民的需求在当地就可以得到满足。贸易在伊斯兰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论断，即当贸易在对欧洲的传统经济关系进行瓦解时，它的腐蚀后果则决定于进行贸易的生产社会的本质。因此，亚洲的古代社会是难以受到这样内陆贸易的干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期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会消除宗教的信仰和特征，然而迄今为止伊斯兰教却证明它对于向资本主义转化的世俗化影响具有高度的抵抗力。这种作为伊斯兰教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应结果的自我调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出现了一个广泛的宗教改革运动，其目的在于制止农村的跟苏非派有关的神秘教义和尊奉诸圣的活动。这时候重新表现出对经文、《古兰经》的正统性以及简朴祭仪的重视；城市的注重经文的虔诚被附加在农村的群众性宗教虔诚之上。经过改革的伊斯兰教，既表现为对《古兰经》传统的恢复，又反映出使伊斯兰教跟现代工业的世俗社会并行不悖的一种企图。在第二个阶段中，伊斯兰教采取了一种民粹派的反殖民主义的战斗立场，在这里，乌里玛是以城市贫民、失业青年和对现实不满的学生的代表者的身份出现。由于清真寺、马德拉沙（宗教学校）以及乌里玛都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具有清规戒律和战斗性的伊斯兰教，可能会成为反对亚洲和非洲的附庸制度的主要力量源泉。

（BST）


参考书目

① E.阿施特尔：《中世纪近东社会经济史》，1976年英文版。
② 尼内斯特·盖尔勒：《穆斯林社会》，1981年英文版。
③ 马赛尔·G.S.霍格逊：《伊斯兰教的进取》，1974年英文版。
④ 莫里斯·隆巴德：《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1975年英文版。
⑤ 麦克西姆·罗丁逊：《穆罕默德》，197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伊斯兰教和资本主义》，1974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和穆斯林世界》，1979年英文版。
⑧ 布菜恩·S·特纳：《维贝尔和伊斯兰教——一种批判性的研究》，1974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