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奥地利

　　我们现在应该来看看奥地利，这个国家在1848年3月以前之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差不多正像最近同英国作战以前的中国^[20]一样。
　　当然，我们这里只能研究奥地利的德意志部分。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不属于本题范围；至于1848年后他们对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命运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来谈。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它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是一切君主专制的基本原则），依靠封建地主和金融巨头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1846年加里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纵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来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的^[21]。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地利在1815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维持了君主专制，1810年的破产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愈是增长，它也就愈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于奥地利的公债。他们全都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时常增加新的贷款，以维持他们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帝国不可能倾复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能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本家们在他的脚下俯首听命。而且，他们在其它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公用事业承包商虽然能够经常从君主专制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他们丝毫也不会反对政府。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能够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组织得非常适合于为专制政府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员自成一个门第；他们的父辈是为奥皇服役的，他们的子孙也要如此。他们不属于那在双头鹰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许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们经常从帝国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没有“皇室贵胄”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样轻视；他们没有民族性，或者更确切些说，正是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员的特殊等级，在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统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驯顺而有力的工具。
　　至于居民中的其它阶级，梅特涅按照真正的ancien　régime〔旧式〕政治家的精神，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政策：利用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榨取更多的金钱，同时使他们保持平静。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奥地利发展很慢。多瑙河流域的商业比较不重要；奥国只有的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则利用了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完全消除了外国的竞争；但他们所以被给予这种便利，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而由于国内对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它封建社团（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销了。小手工业者被限制在这些中世纪行会的狭窄范围里，这种狭隘的界限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构成具有一种世袭式的固定的性质。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作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他们当时和以前他们父辈所赖以维生的那些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封建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的保护，凡有不服从的，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笞杖的惩罚。
　　最后，为了把这些造成人为的安定的企图结成一个普遍的体系，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也都经过最审慎周密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它最多只能造就在种种专门知识部门可能获得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能给予在别的大学里可望受到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没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切其它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一百年以来它的发行范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约瑟夫二世死后反倒缩减了。在所有奥地利与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税关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官的警戒线；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不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这些检查官是决不让任何一本外来书籍和报纸进入奥地利国境的。
　　在1815年后的将近三十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解。无论是国民各阶级的社会状况还是整个民族的状况，似乎都没有丝毫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是梅特涅统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把较高的阶级作为政府一切横征暴敛的工具，使他们受到憎恶），不管人民对国家下级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说来，他们对于中央政府是没有不满或很少不满的。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弗兰茨一世的话，——他曾经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安慰自己说：“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可以维持下去的。”
　　但是国内有一种徐缓的、表面上看不见的运动在进行，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增加了。工业中采用机器和蒸汽，使奥地利（也像所有别的地方一样）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土地占有者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有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摧毁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者与旧的封建机构到生发生冲突。因营业关系一天天更多旅行于外国的资产阶级，把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神话般的情况带回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精神的发展。此外，在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个危险的部分存在，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及其同盟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勒斯堡［注：斯拉夫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编者注］与维也纳近在咫尺。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资产阶级产生一种情绪，——即使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反政府还不可能），也是一种不满情绪，一种普遍要求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不是立宪性质的改革）的情绪。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较开通的官员，他们自己有时也幻想各种可能的改革，如果在约瑟夫二世的进步开明的专制与梅特涅的“世袭的”专制之间决定取舍，他们是坚决选取前者的。一部分较穷的贵族也赞助资产阶级，至于国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不满（虽然不是直接对政府不满）的较低的阶级，他们在大多数场合是不会不赞助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1843年或1844年，在德国创立了一个反映这些变化的特殊的著述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蹩脚诗人——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有天赋的、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它德国城市落脚下来，在这些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出版了一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家的这桩生意大为“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策的秘密；舆地利人更加好奇，由于波希米亚［注：即捷克。——编者注］边境上的大批的走私，他们也获得了这些出版物。当然，这些书中所宣泄的秘密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提供的改革计划非常天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他们认为宪法和出版自由在奥地利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忠君守法的善良的奥地利人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它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愈来愈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府的舆论的发展。因此，部分奥地利人也得到了一些政治知识。于是在1847年末，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发生作用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被封建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部门取得独立地位的任何希望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碰到不合理的限制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发生冲突、或不断与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士或愚蠢而跋扈的官员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有教养的职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是满意的，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由它自己出资（那样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至于大银行家和国家证券持有人，那末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反对派的强大、以及波及整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是丝毫也不会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的。
　　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实地走向伟大的转变，而这时法国忽然爆发了事变，这个事变使逼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了老弗兰茨关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可以维持下去的断语。

1851年9月于伦敦

注释：

^[20] 指所谓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即开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英国侵华战争。战争结束后中国被迫签定的南京条约中有一条规定中国开放五个港口与外国通商，这就使外国人更加方便地侵入中国。——第30页。

^[21] 1846年2—3月，与克拉科夫的民族解放起义的同时，加里西亚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阶级矛盾，在加里西亚起义农民和企图支援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贵族之间挑起了冲突。从解除小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开始的农民起义，具有大规模毁坏地主庄园的性质。奥地利政府在制服了小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也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