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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弗·恩格斯


1845年2月8日的演说



　　诸位先生！
　　正如你们刚才听到的，我想，本来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里。现在让我们稍微详细地研究一下这种自由竞争和它所造成的社会秩序。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工作，每一个人都在竭力使自己发财致富，根本不理会别人在干些什么。这样就谈不上合理的组织，谈不上分工。相反，每一个人都想超过别人，都想寻找一个好的机会来谋取私利，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想一想，他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一切人的利益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各个资本家同其他一切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一切工人进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要反对资本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但是这种混乱的经营方式最后必定使社会得到最悲惨的结局；作为社会基础的无组织状态和卑视真正的公共福利的态度，迟早总会最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一斗争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即在前一世纪构成国家的主要基础的等级破产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资本的势力如何在摧毁社会的这一个阶级。就拿独立的裁缝和制造家具的木匠来说，由于服装店和家具店拉走了他们的最好的顾客，于是他们就逐渐从小资本家，从有产阶级的一员变成依靠别人、为别人工作的无产者，变成无产阶级的一员。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就是人们赞扬备至的工业自由所引起的悲惨的后果；这是大资本家对实力较差的竞争者保持的优势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趋势的最明显的表现。资本的这种趋势已经为许多人所承认；到处都在抱怨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的人民却愈来愈贫困。这样，在一小撮富翁和无数的穷人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敌对现象。这种敌对现象，在英法两国已经尖锐到惊人的地步，在我们这里也愈来愈尖锐了。只要目前的社会基础保存一天，这种少数人发财，广大群众贫困的进程就无法制止；只要社会还没有最后被迫根据较为合理的原则进行改组，这种敌对现象就会愈来愈尖锐。
　　但是，诸位先生，自由竞争的全部后果还远不止这些。既然每一个人都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在那里生产和消费，根本不理会别人在生产什么，消费什么，那末生产和消费必然很快就会完全脱节。既然现代社会把分配产品的工作委托给商人、投机者和店主去做，而这些人又都只顾自己的私利，那末在分配产品时，也就会产生同样的脱节现象，更不用说没有财产的人无法取得他们所必需的那一份了。厂主怎么能够确定他的产品在某一个市场上需要多少呢？姑且假定他能够确定这个数字，但是他又怎么能知道他的竞争者送了多少产品到每一个这样的市场上去呢？一个很可能连自己刚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去路都全然不知的厂主，又怎么能够知道他的外国竞争者有多少商品送到每一个这样的市场上去呢？关于这一切，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像自己的竞争者一样，凭猜测进行生产，用别人也必定这样行事的话来安慰自己。除了永远在波动的价格水平，他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遵循的。在他发货的时候，商品价格已经完全不同于人家先前用信告诉他的远方市场上的价格了。而当商品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商品的价格又和启运的时候不同了。在生产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商业中时时产生不景气的现象，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一个国家的工商业愈发达，这种不景气的现象自然也就愈严重。因此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由于商业发达，由于在进行生产的厂主和真正的消费者中间插入了许多投机者和经纪人，所以英国的厂主要比德国的厂主更难于知道现有存货和生产同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何况英国的厂主几乎向全世界的一切市场供应商品，他几乎从来不知道他的商品的去路如何，而且英国工业的生产力又非常巨大，所以经常发生各市场转瞬之间即为商品所充斥的现象。商业停顿，工厂开工半天，甚至完全停工，许多人破产了，存货不得不以低得荒唐的价格出售，过去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资本大部分因为这种商业危机而又重新化为乌有。从本世纪初起，在英国就可以看到一系列这样的商业危机，而最近二十年来，危机每隔五年或六年就重复一次。诸位先生，你们大部分人大概还清楚地记得1837年和1842年这两次最近发生的危机吧。要是我国的工业也像英国的工业那样发达，我国的市场也像英国的市场那样遍布各地，那末我们也会遭受同样的后果。现在我们这里的竞争对工商业的影响，表现为工业各部门的普遍的长期萧条，表现为介于一定的繁荣和完全低落之间的悲惨处境，表现为某种停滞即不活跃的现象。
　　这种困难处境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贫富之间的鲜明的对照、商业的不景气和由此而产生的资本浪费的现象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就是人们的利益彼此背离。我们大家辛勤劳动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一己之利，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福利。可是，每一个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事实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真理。虽然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没有自己的伙伴我们就寸步难行，应该承认仅仅是利益把我们大家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却以我们的行动来践踏这一真理，我们把我们的社会安排得好像我们的利益不但不能一致，而且还是直接对立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严重的错误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要消除这种悲惨的后果，就必须消灭这种错误。而共产主义就抱着这样的目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像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
　　这样，我们看到，在共产主义的组织里，现代社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就会消除。但是，如果我们再稍稍地多从细节方面来考察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组织的优点还不止此。这些优点还表现在消灭其他许多缺点上，今天我只举几个经济方面的例子。在经济方面，当前的社会结构无疑是难以想像地不合理和不切实际的。由于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大量劳动力就白白地消耗掉了，社会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好处，相当多的资本完全浪费掉了，并且没有再生产出来。在发生商业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种情形。我们看到，人们怎样不顾血本地抛售自己辛辛苦苦地生产出来的大批产品；我们看到，处心积虑地积累起来的大批资本怎样由于所有主的破产而从他们手中飞掉了。现在让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代的商业。请你们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须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到达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诸位先生，请你们想一想，现在有多少投机倒把的多余的中间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举一包北美产的棉花为例。棉花从种植场主之手转到密士失必河某个码头上的一个经纪人手里，然后顺流而下运到新奥尔良。在这里棉花又卖出去（这是第二次出售，因为经纪人已经从种植场主那里买过一次了），假定是卖给一个投机商，而投机商又转卖给出口商。后来这包棉花，比如说，运到了利物浦，在那里，另一个投机商又伸出了贪婪的手，抓住了这包棉花。这个投机商再把它卖给一个经纪人，而这个经纪人，比如说，又是受德国某公司的委托而买的。这样，这包棉花就运往鹿特丹，再溯莱茵河而上，经过十来个转运商之手，而且还要经过十来次装卸，这时它才到达厂主之手，但是还没有到达消费者的手里。厂主首先将棉花加工，使它适于使用，然后把纺成的棉纱交给织布的人，织布的人将布交给印花的人，然后布匹才到达批发商之手，批发商再把布转给零售商，最后，零售商才把商品送到消费者的手里。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间人，即投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经纪人、转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没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们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润，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润，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诸位先生，难道除了这条必须经过十来次出卖、上百次装卸、上百次地从一个仓库运到另一个仓库的漫长的道路之外，就没有更简单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从美洲运到德国、把棉纺织品送到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吗？难道这不是清楚地证明了人们的利益的背离引起了劳动力的巨大的浪费吗？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就不会有这样繁杂的运输方法。现在我们继续谈这个例子。正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某个移民区消费多少棉花或多少棉纺织品一样，中央管理机构也可以同样容易地知道全国各地和各公社的消费量。只要这种统计工作组织就绪，这种工作在一两年内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每年的平均消费量就只会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地变化；因此就容易适时地预先确定，每一种商品要有多少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所需的这些商品也可以按批购的方式直接在产地订购，并且可以直接取得，不必经过中间人，不需要任何停顿和装卸，除了运输条件确实要求这样做而外，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不必付给投机商、大小商人以利润。还不仅如此，这样一来，所有这些中间人非但不再为害社会，而且甚至会对社会有利。他们现在干的是对其余的人有害的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些多余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足够的生活资料，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甚至还大发其财；因此，他们现在是在直接损害公共福利，而将来他们的双手就会解放出来参加有益的活动；他们一定可以找到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能使他们不是作为表面上的、假的社会成员而出现，而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成员、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动的参加者而出现。
　　现代社会促使个人敌视其他一切人，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这个战争在某些人那里，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粗暴的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罪的形式。为了使自己不受犯罪行为即公开的暴力行为的侵害，社会就需要有庞大而复杂的、耗费无数人力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这些机关也将无限地加以简化，而这正是因为（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奇怪）在这种社会里，管理机构必须管理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而且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一切方面。我们消灭个人和其他一切人之间的敌对现象，我们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我们彻底铲除犯罪的根源，因而就使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目前的大部分工作、甚至是很大一部分工作成为多余的了。现在因情欲而犯罪的现象已经愈来愈多地让位于因利害得失而犯罪的现象，就是说，侵犯人身的犯罪次数愈来愈少，而侵犯财产的犯罪次数却不断增加。在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现代社会里，文明的增进已经可以减少情欲上的强暴表现，要是在共产主义的、和平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呵！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的地方，在没有什么社会隔阂和社会差别的地方，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再发生了。刑法会自行消失，民法（它几乎只是专门处理财产关系或者至多是专门处理那些以社会的战争状态为前提的关系）也会不再存在。现在的各种争端是人们互相敌对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到那时就只是罕有的例外，并且很容易通过仲裁法庭来调解。现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也是针对经常的战争状态的，就是说，警察机构和整个行政机关都专心致力于使战争保持隐蔽的和间接的形式，使战争不致变为公开的暴力行为，变为犯罪。如果说，维护和平要比在一定地区内进行战争容易得多，那末，管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知要比管理笼罩着竞争的社会容易多少倍。如果说，文明甚至在现在就已经教人们懂得，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从而尽可能地使警察机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变成多余的东西，那末，在利益的共同已经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多少倍呵！现在是违反社会制度而实现的东西，在社会制度不再阻碍、反而予以促进的时候，将不知要传播得多广呵！因此，即使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有理由预期，由于当前的社会制度从社会那里夺走人手的事情不再发生，劳动力将会增加很多。
　　常备军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耗费最大的设施之一，它夺走了一个国家中最强壮、最必需的那部分居民，使这部分居民不能从事生产，使国家不得不供养他们。从我们的国家预算中可以看出，我们为常备军花费了多少：每年花钱2400万，从生产中夺走20万双最结实的手。而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谁也不会想到什么常备军。要常备军来做什么呢？为了维持国内的安宁吗？我们已经知道，谁也不会想到去破坏国内的安宁。对革命的恐惧只是人们的利益互相对立的结果，只要大家的利益一致，就不会有这样的恐惧。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吗？共产主义社会十分明白，战争只会使它损失人员和资本，而它取得的至多只能是几个怨声载道、因而也只会破坏社会秩序的省份，它又怎么会进行侵略战争！是为了自卫吗？自卫也不需要常备军，因为要使每一个适于作战的社会成员，为了保卫国家而不是为了参加检阅，在自己的本行职业之外学会掌握武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请你们注意一下，一旦发生战争（当然这种战争只能是对付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们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你们想一想，在1792年到1799年这个时期革命军队，即仅仅为了一种幻想、为了想像的祖国而战的军队因情绪激昂而作出了怎样的奇迹，你们就会明白，不是为了幻想、而是为了一个实在的可以捉摸的目标而战的军队将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这样，在共产主义的组织中，现在由于维持军队而从文明的人民那里夺走的无数的人力就将重返劳动岗位，他们不仅会生产出自己所消费的产品，而且还能生产出比供养他们自己、比补充社会储备所必需的还多得多的产品。
　　在现在的社会里，人力的更大浪费表现在有钱人滥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上。我根本不打算在这里谈那种仅仅为了炫耀自己而占用了许多劳动力的、无益的、简直是荒唐的浪费现象。但是请你们去看一下富翁的公馆、富翁的内室，然后告诉我，许多人服侍一个人，因而弄得无事可干，或者至多也只做些由于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而必须做的工作，这难道不是劳动力的荒唐的浪费。所有这些女仆、厨子、听差、车夫、家人、园丁等等到底干些什么呢？一天只有那么少的几分钟他们是真正用来使他们的主人生活得愉快，使他们的主人易于自由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人的特性和才能；一天又有多少钟点他们是用来做下面这些仅仅由于我们的社会关系安排得不好而产生的事情，这就是站在马车的侍从座上，满足主人的癖好，牵着只小狗跟在主人后面，以及其他各种可笑的事情。在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能够生活，他们不再成为老爷们的癖好的奴隶，而且也想不到这些癖好。在这样的社会里，目前浪费在服侍人们过奢侈生活的劳动力自然就转而为大家造福，为劳动者自己造福。
　　此外，在今天的社会里，直接由于竞争的影响，产生了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因为竞争使大批的人失了业；他们很想工作，但是却得不到工作。既然社会根本不是从考虑劳动力的真正使用上建立起来的，既然每一个人都得自己去寻找生活，那末，在分配真正有益的工作或者似乎有益的工作时，很大一部分工人很自然地就没有工作做了。这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表现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就是：竞争迫使每一个人鼓起全部力量，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以廉价的劳动力来代替高价的劳动力，而文明的日益增进也为此创造了更多的条件，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抢夺别人的饭碗，用一切办法挤掉别人的工作。因此，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都有大批很想工作但是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而且这个失业人数比人们通常想像的要大。我们看到，人们用一定的方式出卖自己：他们求乞；打扫街道；站在街道拐角处等候某种工作；替别人做些偶然得到的零活以求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拿着各色各样的零星杂货叫卖；或者像我们在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一些穷人家的姑娘一样，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弹着吉他卖唱，仅仅为了赚几个小钱而不得不听各种无礼的和侮辱人的话。而终于真正不得不去卖淫的人们又不知有多少呵！这些不得不采取某种方式出卖自己的失业者数量是很大的，我们的慈善机关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虽然这些人对社会毫无益处，社会还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养活他们。既然社会要负担养活这些人的费用，那末社会也就应该关心这些失业者，使他们能正大光明地谋生。但是在竞争统治着一切的现代社会里，这是无法办到的。
　　诸位先生，你们想一想上面所谈的一切（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例子来说明现代社会如何浪费劳动力），你们就会发现人类社会拥有极其丰富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组织起来，妥善地加以调配，就可以给一切人带来最大的利益。根据这一切，你们就可以断定，担心公正地分担社会活动以后每个人的劳动负担就会大得使他不可能去做别的事情，那是多么没有根据。其实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的组织下，由于利用了现在完全没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够恰当的劳动力，每个人的一般工作时间就会比现在缩短一半。
　　但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因利用目前被浪费的劳动力而表现出的优越性还不是最重要的。把个别的力量联合成社会的集体力量，以从前彼此对立的力量的这种集中为基础来安排一切，才是劳动力的最大的节省。在这里，我赞成英国的社会主义老罗伯特·欧文的一些主张，因为这些主张最实际、最完善。欧文提议建造一些大公寓来代替现在那些房屋分散而且彼此妨碍的城市和村庄。每一公寓占地长宽各约1650英尺，附有大花园，可以舒适地居住两三千人。显而易见，建造这种能使住户享受现代最好的住宅设备的房屋，比起为同样多的人建造单独的、多半没有那么舒适的现有式样的住宅来，要便宜得多和容易得多。现在几乎每幢大厦都存在的许多房间常年空着或者每年只使用一两次的现象就可以消灭，而且不会有任何不方便；储藏室和地下室等等的用地也同样可以大大节省。要是深入地看一下家务琐事，那末公共经济的优越性就表现得特别明显。现在的分散经济，就拿取暖来说，不知浪费了多少劳动和物资！每一个房间必须有一个火炉，每一个火炉必须分别生火、添煤和照顾；必须把燃料送到每一个房间，而炉灰还得加以清除。可是像目前的一些大的公共建筑物，如工厂、教堂等，装置一个巨大的总的取暖设备，比如说，用一个发热中心和一些蒸气管子来代替这些单独的火炉，是多么简单和便宜。其次，瓦斯灯目前费用还很贵，因为连最细的管子也得敷设在地下，而管子又因为我们城市里需要照明的面积很大，必须敷设到很远的地方。可是，如果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来安排这一切，所有一切就都集中在1650英尺见方的地面上，而瓦斯灯的数目并不会减少，结果，这种照明的费用无论怎样也不会比一个中等城市所花的费用更多。再其次，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佣厨子，单独在市场上、在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地假设，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一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最后，看看收拾房屋的工作吧！要是这些工作也组织起来和正确地加以分配（在那种条件下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那末打扫和收拾这种建筑物难道不比打扫和收拾两三百幢单独的房屋容易万倍吗？而像现在这样安排，两三百幢房屋中住的人也就不过两三千人呵。
　　这不过是从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组织在经济方面的无数优点中举出来的几个例子而已。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用不多的几句话向你们阐明我们的原则，适当地、全面地论证我们的原则。我们根本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我们只能够，而且也只希望阐明几点，促使那些还不熟悉这个问题的人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希望今天晚上至少已经向你们阐明了一点，那就是共产主义不仅不同人的本性、理智、良心相矛盾，而且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只是由幻想产生的理论。
　　也许有人要问：如何实现这种理论，我们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实现这种理论？达到这个目的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英国人大概会从建立一些单独的移民区开始，然后让每一个人去决定自己是否参加移民区！法国人却刚刚相反，他们也许会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和实行共产主义。至于德国人从什么地方着手还很难说，因为社会运动在德国还是一种新的现象。我现在只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许多办法中间提一下近来谈得很多的一种办法，这就是采取三个必然会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止。这个措施对我们的穷弟兄来说，只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且当社会使愚昧成为贫穷的必然结果的时候，它就对人犯下了双重的罪过。显而易见，社会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受了教育之后必然不愿再忍受现代无产阶级所受的那种压迫，那末从另一方面来看，和平改造社会时所必需的那种冷静和慎重只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才能具有。但是现在连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也不愿意继续处于目前的状况了。甚至在德国我们也能够找到证明，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就是例子。至于别的国家就更不必说了。
　　第二个措施是全面改组济贫所，把所有失业公民都安置在移民区内，让他们在里面从事工农业劳动，并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来为全移民区造福。到目前为止，济贫所还把它掌管的资本用来放债生息，这就为有钱人剥削穷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现在毕竟应该是把这些资本真正用来为穷人造福的时候了，应该是把这些资本的全部收益，而不仅仅是其中的百分之三给穷人的时候了，应该是作出资本和劳动的联合的卓越榜样来的时候了！一切失业者的劳动力都应当像这样用来为社会谋福利，而这些被迫堕落的受尽压迫的赤贫汉将会转变为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很快就会使没有联合起来的工人感到羡慕，并且为彻底改组社会开辟道路。
　　要贯彻这两个措施就需要钱。为了取得这些钱，同时为了改变到现在为止一切分担得不公平的赋税，在现在提出的改革计划中就应该建议采取普遍的资本累进税，其税率随资本额的增大而递增。这样，每一个人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来负担社会的管理费用，这些费用的重担就不会像一切国家中以往的情形那样，主要落在那些最没有力量负担的人们的肩上。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的征税的权利都是从所谓国家所有制来的。的确，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什么国家所有制，而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后面这个原则是大家公认的。好吧，诸位先生，我们现在就只要求大家遵守这个原则，要求国家宣布自己是全国的主人，从而用社会财产来为全社会谋福利；我们要求国家实行一种只考虑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和全社会的真正福利的征税办法，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
　　这样，诸位先生，你们就看到，我们谈的不是不顾民族的意志立即实行财产共有，而是首先要确定目标和保证我们能够向这个目标迈进的办法和途径。至于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将来的原则这一点，一切文明国家的发展进程可以证明，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制度的迅速瓦解可以证明，人的良知、首先是人的良心可以证明。


　　这篇演说是弗·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发表的
　　演说全文第一次刊载于1845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
　　按杂志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1845年2月15日的演说


　　诸位先生！
　　在上次会上有人责备我，说我所举的例子和证据几乎都是其他国家的，特别是英国的。有人说，法国和英国跟我们无关，我们生活在德国，我们的任务是证明共产主义在德国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有人还责备我们，说我们根本没有充分证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完全正确，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证明历史必然性不可能像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那样快；历史必然性只有经过研究和全面的论证才能得到证明。尽管这样，今天我还是要竭力消除引起这些责备的原因，竭力证明共产主义对德国说来即使没有历史的必然性，至少也有经济上的必然性。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德国目前的社会状况。我国有大量的贫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事件本身就说明了这些地方的状况。摩塞尔和埃斐尔两地区的贫困状况，“莱茵报”已经详细地报道过了[143]。厄尔士山区自古以来就被可怕的贫困笼罩着。在捷涅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麻纺业区情况也不见得好些。德国各地都怨声载道，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的无产阶级人数众多，这也不能不是这样，即使我们极其肤浅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社会状况，我们也一定会相信这一点。工业区一定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工业要是没有大批全力为它效劳、为它工作而且不再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工人，就不可能存在。只要竞争存在一天，工业劳动就使工人不可能从事其他任何行业。所以在所有的工业区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他们这样多，这样引人注目，要否认他们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许多人断言：农业区刚刚相反，那里一定不会有无产阶级。但是，这是否可能呢？在大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方，农业无产阶级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农场需要男女雇农，没有无产者，大农场就不可能存在。在土地分散的地方，同样也无法避免产生一无所有的阶级，因为土地分散有一定的限度，它不可能超过这个限度再分下去，而且因为那时土地只为家庭的一个成员所有，所以其余的成员就不得不变为无产者，变为一无所有的工人。同时，土地的分散通常总是要分到土地小得不能养活一家人为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像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形成了由有产阶级过渡到一无所有的阶级的阶梯。土地不让这些人去另谋生计，但同时又不能供给他们足够的生活资料。这个阶级也是极端贫困的。
　　这个无产阶级的人数必然会不断增加，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小资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化（这一点我在上星期已经详细谈过了）和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得出来。今天我也许没有必要再来谈这些问题，我只想指出，这些不断产生无产阶级并日益扩大其队伍的原因，仍然起着作用，而且只要竞争不停止，它们就会引起同样的后果。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仍然单枪匹马地进行生产，并把自己和其余的一切人对立起来，那末无产阶级就不但会存在下去，而且它还会不断扩大，会成为现代社会中愈来愈吓人的力量。但是总有一天无产阶级的力量会强大起来，觉悟会提高起来，他们再也不愿载负着一直压在他们肩上的整个社会大厦的重担，他们会要求更公平地分配社会的负担和权利。那时，如果人的本性还不改变的话，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这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丝毫没有加以研究。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国民财富的分配，而仅仅是国民财富的创造。但是，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刚才指出的那个论点，即竞争本身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社会革命；我们来研究一下竞争所表现的几个形式，研究一下德国在经济上可能走的几条道路，并且看看它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德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德意志关税同盟目前实行着juste-milieu〔中庸之道的〕关税制度。对真正的保护关税来说，我们的关税太低，对自由贸易来说，我们的关税又太高。因此有三种可能：或者是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或者是以高额的关税来保护自己的工业，或者是维持目前的制度不变。现在我们来分别研究一下每种情况。
　　如果我们宣布贸易自由并取消我们的关税，那末我们的全部工业，除去少数几个部门，都会垮台。那时，棉纺业、机织业、棉纺织业和毛纺织业中的大多数部门、丝纺织业中的主要部门以及几乎整个采铁业和制铁业都谈不上了。所有这些工业部门的工人都会突然失业，他们将像潮水般地涌入农村和余下的幸免于难的工业部门。贫穷的现象开始到处迅速地扩大，财产向少数人手里的集中将因这种危机而加速，根据西里西亚事件就可以判断，社会革命就是这种危机的必然结果。
　　现在假定我们实行保护关税。这种关税制度近来已成了我国大多数工业家的宠儿，因此应当更仔细地加以研究。李斯特先生已经使我们的资本家的愿望成了一个体系[144]，我也想来谈谈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作自己的信条的这个体系。李斯特先生主张实行逐渐提高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最后要提高到足以保证厂主们把持国内市场的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关税应该保持在这个高的水平上，然后才开始逐渐降低，经过若干年后就最后取消保护关税制度。我们假定这个计划实行起来了，逐渐提高的保护关税制度也明令公布了。工业发达起来，游资投入了工业企业，对工人的需求增长起来，工资也跟着提高，济贫所空闲起来，从表面现象看，全盛时期来到了。这种情况将会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的工业发达得足以满足国内市场为止。工业要进一步扩展是不可能了，因为它既然没有关税的保护就不能保住国内的市场，那末在中立的市场上它就更经不起外国的竞争了。李斯特先生认为到那时我国的工业已经非常巩固，因而就不大需要关税的保护，并且可以开始降低关税。我们暂且假定事情果然是这样。关税不断在降低。它不在第一次降低税率时，就得在第二次或第三次降低时，不可避免地要降到使外国工业，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使英国工业能够在德国市场上和我们自己的工业竞争。这正是李斯特先生所希望的。但是这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从这时起，德国的工业就得和英国的工业一起经受一切波动和一切危机的考验。一当英国商品塞满海外市场，英国人就会像他们现在那样干起来，正如李斯特先生动人地描绘的那样，他们会把自己的全部储存都抛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最近一个市场——德国市场上来，这样他们就重新把关税同盟变成自己的“旧货店”。接着英国工业很快又恢复元气，因为全世界都是它的市场，因为全世界没有它就不成，然而没有德国的工业就连德国自己的国内市场也可以过得去，而且德国工业就是在自己国内也得担心英国的竞争，深受在危机时期供应它的顾客的英国商品过多之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工业就必然会尝尽英国工业在困难时期所尝的痛苦，而得到的却仅仅是繁荣时期所带来的那些利益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一句话，那时我们的处境就和现在一样。如果我们推论到底，那时就会呈现出半受关税保护的工业部门目前所处的那种被压抑的状况；那时企业就会一个跟一个地倒闭，而新的企业又建立不起来；那时我们的机器会变成陈旧过时的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能力用新的完善的机器来代替它们；那时停滞就会变为倒退，而且照李斯特先生的判断，工业就会一个部门跟一个部门地萎缩下去，并最终关门大吉。但是，那时我们就会有一个由工业产生出来的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他们既没有生活资料，又没有工作。诸位先生，那时这个无产阶级就会向有产阶级索取工作和面包。
　　这样的事情是在降低关税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我们假定不降低关税，而使它保持在高的水平上，直到我国厂主之间的竞争使它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因而可以降低的时候再降低。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德国的工业刚刚发展到能够充分供应国内市场的时候，就停滞不前了。新的企业是不需要的，因为现有的企业就已经足够满足市场的需要了，而新的市场，正如上面已经谈到的，在工业还不能不需要关税保护的时候，就更不要妄想了。但是，工业如果得不到扩展，那也就不可能得到改善。无论工业的外部或内部都是一片停滞的景象。对工业来说，改善机器是不可能的，因为旧的机器不能抛弃，而新的机器又没有新的企业来使用。可是别的国家却在前进，只是我们的工业从停滞变为倒退。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英国人由于有了新的成就，就可能生产出很便宜的商品来和我们的落后的工业竞争，而且尽管我们有保护关税，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国内市场上竞争。因为在竞争的搏斗中，也像在任何其他的斗争中一样，总是力量最强的取得胜利，所以我们最终失败是没有疑问的。那时我在上面谈到过的那种情况就会重演；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就会向有产阶级索取他们要保持特殊的有产者的地位就不能给予的东西，那时社会革命就会爆发。
　　也可能产生这样一种令人非常难以置信的情况：我们德国人依靠保护关税大大地发展了我们的工业，从而没有保护关税它也能和英国的工业竞争。假定情况果然是这样，那末结果会怎样呢？我们在国外的中立市场上一开始和英国人竞争，在我们的工业和英国的工业之间就会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英国人会尽一切力量不让我们进入一直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市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生存的泉源，他们的要害受到了威胁。他们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手段，利用百年来的工业的一切优越性就能把我们打垮。他们会把我们的工业限制在我们自己的市场范围内，这样也就阻止了我国工业的发展；那时就会造成像我们在前面谈过的那种情况——我们停滞不前，英国人却在前进；我们的工业既然不可避免地要衰败下去，也就无力养活那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于是社会革命就要爆发。
　　即使假定我们能够在中立的市场上打败英国人，把他们的销售市场一个一个地夺过来，但是我们在这种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会赢得些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只会重复英国人在我们之前就走过的那条工业发展的老路，而且我们迟早会面临英国人目前所处的那种境地，就是说，我们将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但是从各种可能性看来，这种情况是不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就会到来的。德国工业的不断胜利必然要破坏英国的工业，并且只会加速英国人本来就已经面临着的无产阶级反对有产阶级的群众性起义。迅速增长的失业现象会促使英国工人起来革命，而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社会革命将会给大陆上的国家，特别是给法国和德国以巨大的影响。由于工业加速发展而人为地造成的德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愈多，这个影响也就愈大。这种革命立刻就会成为全欧洲的革命，并且毫不客气地粉碎我们的厂主对德国的工业垄断所抱的幻想。英国工业和德国工业和平共处是不能设想的，竞争已经使这样的事情成为不可能了。我再说一遍，工业必须不断地发展才不致于落后和灭亡；它必须扩展，必须获得新的市场，不断增加新企业，否则它就不可能前进。但是，自从中国的港口开放以后[145]，夺取新市场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而只能加紧压榨现有的市场，加之将来工业的扩展要比现在缓慢得多，所以英国现在比以前更不能容忍竞争者了。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使它不致灭亡，英国必须使其他国家的工业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对它来说，保持工业的垄断已经不纯粹是一个获利多少的问题，而变成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不用说，各国之间的竞争比个人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要尖锐得多，因为这是一个集中的、大规模的斗争，这个斗争只能以一方的决定性胜利和他方的决定性失败而告终。因此，我们和英国人之间的这种斗争，不管结果如何，既不会给我们的工业家，也不会给英国的工业家带来好处，它只能引起社会革命，正如我刚才所证明的那样。
　　诸位先生，我们已经考察了德国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能够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中得到的东西。我们还得考察一种经济上的可能性，这就是保持目前所实行的juste-milieu〔中庸之道的〕关税制度。但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的工业一定会一个部门跟一个部门地倒闭，产业工人会没有饭吃，而失业的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反对有产阶级的革命就会爆发。
　　可见，详细考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在最初根据竞争所做的概括性的说明，即社会革命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条件和任何情况下必然引起的后果。正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从已知的数学公理中得出新的定理一样，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从现存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得出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结论。但是，让我们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革命。它将以什么形式出现呢？它的结果会怎样呢？它和以往一切暴力革命有什么区别呢？社会革命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它的矛头不是对着垄断权的所有，而是对着所有权的垄断；社会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所有那些过去在历史上的冲突事件中表现得不显著的隐蔽的动力和原因，都会在这个斗争中明显而公开地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斗争无论如何要比以往的一切斗争更尖锐、更残酷。斗争的结果可能有两个。或者是起义者只打击了表面现象而没有打击本质的东西，只打击了形式而没有打击事物的实质；或者是他们找到了事物的本质，抓住了祸根。在前一种情况下私有财产将被保存下来，而只是重新加以分配，结果，造成目前这种情况的原因仍将继续起作用，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些原因又会造成同样的情况，引起新的革命。但是这是否可能呢？我们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一种确实没有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的革命呢？英国的革命既实现了宗教原则，又实现了政治原则，这次革命是由于查理一世反对这些原则而引起的；法国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和旧的君主制的斗争中赢得了他们所追求的一切，消灭了激起他们起义的一切流弊。难道穷人的起义会在贫困和贫困的根源消灭以前停止吗？这是不可能的。承认这种事情就等于否认全部历史经验。就从工人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从英法两国工人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也已经有理由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后一种假设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不会不触动匮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因而它一定会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而这就只有靠宣布共产主义的原则才能实现。请你们想想那些激动着连工人也在思考的国家里的工人的思想；请你们看看法国工人运动的各个派别，难道这一切都不是共产主义的吗？请你们到英国去听听，那里向工人提出了什么样的改善工人状况的计划，难道所有这些计划都不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原则上吗？请你们研究一下各种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难道你们能够从里面找出许多非共产主义的东西来吗？到现在还有意义的一切方案中，唯一非共产主义的是傅立叶的方案，因为他更多地注意人类活动的社会组织，而较少地注意人类所生产的产品的分配。所有这些事实都证实了这个结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别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
　　如果这些结论是正确的，如果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我们的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那末我们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们能够在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流血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使我们的无产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状况之间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锐到像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启示的那样，必须要用暴力来解决，要在绝望和强烈的复仇心中来解决，那末，诸位先生，我们就应当认真地和公正地处理社会问题，就应当尽一切努力使现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或许你们当中有人觉得，要提高以前被轻视的阶级的地位，就不能不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就应当记住，我们谈的是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按照人的关系和他的邻居相处，不必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来破坏他的幸福；而且也应当记住，个人不得不牺牲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人生乐趣，而仅仅是我们的丑恶的制度所引起的表面上的享乐，它是和目前享受这些虚伪的特权的人们的理智和良心相矛盾的。我们决不想破坏那种能满足一切生活条件和生活需要的真正的人的生活；相反地，我们尽一切力量创造这种生活。即使把这点撇开不谈，如果你们认真地考虑一下，我们现代的制度一定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这种制度会把我们引入什么样的矛盾的迷宫，什么样的混乱状态，那末，诸位先生，你们也肯定地会得出结论说，社会问题是值得认真而彻底地加以研究的。如果我能促使你们这样做，那末我的演说的目的也就完全达到了。


这篇演说是弗·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发表的
演说全文第一次刊载于1845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
按杂志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注释：

[143] 指卡·马克思发表在1843年1月的“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10-243页）。——第617页。

[144] 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在其1841年于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Stuttgart　und　Thübingen，1841）一书中阐述了他的保护关税的观点。——第619页。

[145] 1842年，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发动的所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中国开放广州、上海、厦门、宁波和福州五个港口同英国通商。——第6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