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宪法（恩格斯，1847年2月）

普鲁士宪法

　　这个期待已久的精心制作的手艺品^[15]终于问世了！如果相信“泰晤士报”、“地球报”^[16]和一些法国德国报纸的说法，普鲁士总算已加入立宪国家的行列了。但是，“北极星报”已经充分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个所谓宪法不过是给普鲁士人民设下的一个陷井而已，其目的是要剥夺已故的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在需要人民的支持时所许给人民的那些权利。事情正是这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企图利用这个所谓宪法来搜刮金钱，同时又不必向社会舆论作什么让步，这是勿庸置疑的。各国的民主报纸，象法国的“国民报”和“改革报”，甚至政府的“辩论日报”^[17]，都同意这种看法。从手足双缚的德国报刊吞吞吐吐的言论中，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普鲁士的进步人士已识破了他们“坦率宽厚的”国王的狡猾意图。这样一来问题就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国王能不能实现他的计划？中央等级会议会不会那样愚蠢或那样胆怯，以至它不给人民提供广泛的自由，反而保证给国王提供新的贷款，好让他有可能无限期地维持目前的统治制度？
　　我们的答复是：不，中央等级会议不会这样做，而且也不可能这样做。
　　普鲁士现存的统治方式，是由普鲁士贵族和普鲁士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的。贵族以前的势力、财富和影响已大大丧失，再不能象从前那样支配国王了。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摆脱束缚着他们的工商业发展的重负——贵族。这样一来，代表着国家中央政权、受到大批各级文武官员的支持而又掌握着军队的国王，就能够时而迎合贵族的利益，利用它来压服资产阶级，时而又迎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利用它来压服贵族，并尽量使这两者的势力保持均衡。差不多欧洲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经历了君主专制这个阶段，在较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让位给资产阶级的统治了。
　　在德意志最发达的邦——普鲁士，至今还没有能够推翻专制制度的统治和摧毁封建贵族残余的充分富足、强大、团结和坚决的资产阶级。但是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敌对的因素所面临的状况是，在工业和文明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其中一个因素（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必然会日益增长，而另一个因素（贵族）则必然趋于没落、破产，其势力亦必将日益丧失。譬如，当普鲁士的贵族和大地主的状况由于本世纪初和法国进行破坏性的战争，随后又由于英国的谷物法使他们不能进入英国市场，以及他们在一项主要产品——羊毛的生产方面和澳大利亚进行竞争以及许多其他原因而每况愈下的时候，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却大大地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发展了生产力和增强了自己的势力。普鲁士的工厂工业就是在对法战争和禁止英国工业品向大陆市场输入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为和平重新恢复时，新兴的工业家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政府为他们实行保护关税（1818年）了。跟着很快就建立了一种几乎完全是为了增进资产阶级利益的关税同盟^[18]。但最主要的是，在近30年和平时期内各个工商业国家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竞争，迫使比较怠惰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必须加以抉择，或者是让外国的竞争把自己彻底挤垮；或者是仿效自己的邻国，脚踏实地地干起来。
　　直到1840年，资产阶级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发展，当新国王在1840年登基时，他们便认为这是一个表明1815年以来普鲁士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最好时机。至于从这时起资产阶级的运动怎样顺利地发展起来，怎样扩展到王国的各个地区，最后又怎样把整个资产阶级、大部分农民、甚至连不少的贵族都席卷进去的情况，这里都不必说了。代议制、出版自由、公开审判、法官终身制和陪审制——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至少在王国里那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是这样）很清楚，这些措施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只有借助于这些措施，他们才有希望摆脱封建制度的残余，取得他们所大力争取的对立法的影响。比较贫困的那部分贵族认为，立宪制度也许会保证他们在立法机关中取得一个符合于他们利益的地位；他们认为，这个新制度无论如何也不会象现时的制度那样使他们破产。抱着这种想法来参加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是普鲁士本部和波兹南那些特别苦于自己的产品没有销路的贵族。
　　资产阶级本身的处境日益困难。他们把自己的工业、采矿业以及航运业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他们成了关税同盟所控制的全部市场的主要供应者；他们的财富激增，人数也增加很多。但是英国的工厂工业和采矿工业在最近10年到15年当中的巨大发展，使普鲁士资产阶级面临着致命的竞争。每逢英国市场上商品过剩时，关税同盟所辖各区便有大量英国商品出现，这些商品的售价使德国人比英国人更为吃亏，因为英国人在商业繁荣时期从美洲市场和其他市场获得了高额利润，而普鲁士人除了在自己的税界内出售自己的商品外，根本无处销售。普鲁士的船只几乎没有进入外国港口的可能，但是其他任何国家的船只却可以和普鲁士的船只一样开进普鲁士的港口。所以，虽然普鲁士的资本较少，但是要给这些资本找到有利的用途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商业经常处于困境；工厂、机器和商品慢慢地、但不断地在落价；这种普遍的不安曾一度为近八年来在普鲁士盛行的铁路股票投机所中断。铁路股票的投机由于抬高了租金的价值而加速了物价的跌落，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投机并不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国内大部分地区人口相当稀少，而且商业又不发达。不过和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比较起来，这种投机活动获得利润的机会还是多些，因此稍微有一点资本的人都去进行这种投机。这种投机照例很快就发展到狂热程度，并以危机告终；普鲁士金融市场承受这种危机的重压差不多已有十二个月了。这样，资产阶级在今年年初便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金融市场上现款空前缺乏；工业区对政府拒绝实行的保护关税的要求比以前更加迫切了；各个港埠要求制定航海条例作为解救它们困难处境的唯一办法；但最严重的是粮价开始上涨，使国家处于饥饿的边缘。所有这些引起不满的情况同时而且更严重地影响了人民：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受着极端穷困的折磨；棉纺织厂关闭；在广大的莱茵工业区内几乎全部工人失业；大部分新收获的马铃薯毁坏了；粮食贵得象在荒年一样。显然，对资产阶级来说，从低能的国王、软弱的贵族和傲慢的官僚手里夺取政权并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机已经到了。
　　在每个革命时期都一再出现这样一件稀奇事：当运动的领导阶级所处的境地非常有利于把运动引导到底的关头，日暮途穷的政府常常是被迫向这个领导阶级求援。例如，1789年在法国，饥饿、商业萧条和贵族的内哄，可以说推动了资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正在这个时候，政府由于自己财源枯竭而被迫召开了三级会议，从而为革命奠定了基础。1847年普鲁士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正当比较怠惰的普鲁士资产阶级为形势所迫而几乎不得不去改变统治制度的时候，国王由于囊中空虚也被迫召开了普鲁士的三级会议，从而亲自为改变这个制度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如果当时金融市场稳定，工厂全部开工（这只有在商业繁荣，销路畅通，因而工业品能在英国高价出售时才能做到）而粮食又很贱的话，三级会议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激烈地反对国王了。但情况往往是这样：在革命日益迫近的时期，社会的进步阶级总是占有一切优势的。
　　在1845年、1846年间，我曾经一再向“北极星报”的读者指出，普鲁士国王的财政状况是非常紧张的；同时我也让他们注意国王的大臣们企图帮助他摆脱困难的各种诡计，我还不止一次地预言，这一切必然要以召开三级会议而收场。可见，这并不是意外的事情，也不是象现在人们所形容的那样，是挥金如土的国王的慈悲表现。只有极端的贫困和破产才促使国王采取了这一步骤，这是普鲁士的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会不会答应提供新的贷款，从而让国王继续实行他的旧政策，把他们的要求和需要再搁置七年。
　　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曾根据各个阶级的状况证明了这点，现在我们再拿三级会议本身的成员来证明一下。三级会议中有：
　　上层贵族代表和下层贵族代表311名；
　　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306名。
　　由于国王宣布他要用赐封新贵族的办法来增加上层贵族代表的名额（共80个），我们不妨把贵族的代表再增加30名；这样，贵族代表或执政党总共就有341名。从这个数目中除去下层贵族的自由派分子，即除去普鲁士本部的全部贵族、波兹南2/3的贵族以及莱茵、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威斯特伐里亚等地的一些贵族代表，譬如说，一共除去70名在选举中同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采取一致行动的自由派代表，那末双方的对比关系就会如下：
　　贵族即执政党的代表——271名；
　　城市代表和农民的代表即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376名。
　　这样一来，即使偏僻地区的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中有30个或40个人投政府的票，自由派仍然会多得25票到50票。所以只要自由派再努力些，他们将来就不难提出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要求来对抗每一个收敛金钱的要求。此外，毫无疑问，在目前情况下，人民将支持资产阶级，并且将从外面施加压力（这是非常需要的）来增加三级会议内反对派的勇气和声势。
　　所以，尽管普鲁士宪法本身是不足道的，但是，它给普鲁士以及整个德国开辟了新的时代。它标志着专制制度与贵族的垮台和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它给运动打下了基础，这个运动很快就会导致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建立，出版自由的实现，法官独立审判制和陪审制的实行，甚至很难预料这个运动将如何结束。它是1789年在普鲁士的重演。所以，即便是只有资产阶级直接关心现在已开始的革命运动，那末这个运动对人民的利益也远不是没有关系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旦建立起来，特殊的独立的民主运动马上就会开始。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贵族的斗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而人民、民主主义政党只能起从属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并成为新专制制度和新贵族的体现者而和人民相对抗的时候起，民主主义政党将作为一个唯一的进步政党而出现；从这时起，斗争就简单化了，成为两种力量的斗争，并因此而变为“生死的决战”。法国和英国各民主主义政党的情况完全证实了这点。
　　还必须指出一种情况。普鲁士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将使欧洲各国的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北方国家同盟将瓦解。掠夺波兰的主要国家奥地利和俄国将同欧洲其他国家完全隔离开来，因为普鲁士会把所有那些建立了立宪制的较小的德意志各邦吸引到自己方面去。由此可见，这个不足道的宪法使3/4的德意志从死气沉沉的东欧阵营转到进步的西欧阵营，使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根本变化。1846年2月，波兰最近一次起义爆发了^[19]。1847年2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召开了他的三级会议。波兰复仇的日子临近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7年2月末
载于1847年3月6日“北极星报”第489号并在
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德国通讯员来稿”
署名：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15] 指1847年2月3日发布的关于召开所谓普鲁士联合省议会的国王圣谕。根据这些圣谕，联合省议会应该是1823年确立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省议会的职权限于批准新的税收和贷款，讨论法律草案时有发言权和向国王呈交请愿书。议会的会期是根据国王的意见决定的。
　　联合省议会在1847年4月11日开幕，但是由于大多数代表拒绝表决新的贷款，所以在6月就被解散了。——第33页。

^[16]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的报纸，1785年创办于伦敦。
　　“地球报”（《The　Globe》）是一家英国报纸“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的简称，1803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该党执政的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66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3页。

^[17]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在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33页。

^[18]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1834年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普鲁士在这个同盟里起了领导的作用。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第35页。

^[19] 1846年2月在波兰的土地上准备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叛变以及起义的领导者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被破坏了，仅仅发生了个别的革命爆发。只有在从1815年起受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国王管制的克拉柯夫共和国，起义者在2月22日获得了胜利，成立了国民政府，颁布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同时，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乌克兰农民的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波兰小贵族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许多场合挑起了起义的农民和起义的波兰小贵族的队伍之间的冲突。克拉柯夫的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接着奥国政府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1846年11月签订了条约，把克拉柯夫归并奥地利帝国。——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