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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378]
（1873年9—10月）
一
海牙委员会新近公布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报告［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73年伦敦版。德文版的标题是《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前进报》出版社出版）（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加的注。）］（见载于《人民国家报》第87号及以下各号上的“卡利奥斯特罗·巴枯宁”一文[379]）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阴谋诡计、欺骗勾当和空谈，他们企图用这种种手段使无产阶级运动为他们的狂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务。同时，这些目中无人的空谈家在西班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也能够了解他们的实际革命活动。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实现自己关于无政府状态和自治、关于消灭一切权威，特别是国家权威、关于立即完全解放无产阶级等等极端革命的词句的。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因为除了报纸上关于西班牙事件的报道以外，我们还掌握有国际新马德里联合会提交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
大家知道，在西班牙，当国际发生分裂时，秘密同盟的盟员是占优势的；大多数西班牙工人都跟着他们走。当1873年2月间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西班牙的同盟分子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种预备发展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走过这些预备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预政治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工人群众感觉到了这点；他们到处力求参预各种事件，力求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活动，而不像先前那样，让有产阶级有进行活动和施展阴谋的自由场所。政府决定实行制宪议会的选举；国际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巴枯宁派的首领们完全张皇失措了。继续在政治上不采取行动，已经日益变得更加可笑和不可能了；工人们想要“看到行动”。然而，同盟分子多少年来一直宣传，不应参加任何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采取任何政治行动就等于承认万恶之源的国家，因此参加任何选举都是一种该判死刑的罪过。他们怎样摆脱了这种困境，我们从上面提到的马德里的报告中可以看到：
“这些人抛弃了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践踏了国际的章程，从而引起了西班牙国际队伍的分裂、内部斗争和混乱；这些人厚颜无耻地在工人眼中把我们描绘成借工人阶级夺取统治之名而行自己争夺权力之实的贪功图名的钻营之徒；这些人自命为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等等，正是这些人这一次却热心地投身于政治，而且是投身于最糟糕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不是努力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相反地，他们厌恶这种思想，——而是卖劲帮助一个由冒险家、野心家、钻营之徒组成的并自称为不妥协派（unversöhnliche）共和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派别取得政权。
在制宪议会大选前夕，巴塞罗纳、亚尔科及其他地方的工人要求说明，在议会斗争以及在其他一切斗争中，工人应该遵循什么政策。为此目的，举行了两次大会：一次在巴塞罗纳，一次在亚尔科。在两次大会上，同盟分子都极力反对明确规定一条国际〈nota bene〔请注意〕：他们的国际〉应当遵循的政治路线。于是决定，国际作为一个组织，根本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国际的会员可以由自己负责去任意行动，并且可以参加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党派，——因为他们要实行臭名昭彰的自治！实行这种荒谬学说的结果如何呢？——国际的基本会员群众，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在没有纲领，没有旗帜，没有自己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参加了选举，结果使得当选的几乎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只有两三个工人被选入议会，但他们根本不代表任何人，他们从来没有挺身捍卫我们阶级的利益，而总是心安理得地投票赞成议会多数提出的一切反动提案。”
这就是巴枯宁主义的“放弃政治”的结局。在和平时期，无产阶级就预先知道，他们至多只能把几个代表选进议会，而根本不可能获得议会的多数，那时候，在某些地方还可以使工人相信，在选举期间待在家里，根本不攻击他们生活于其中并受其压迫的国家，而去攻击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也不能自卫的抽象的国家，一般的国家，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其实，这是胆小如鼠的人乔装为革命者的绝妙手法；至于西班牙同盟分子的首领们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这一类人，上述关于同盟的小册子做了详细的证明。
但是，一当事件本身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放弃政治就成为一种显然的荒谬行为，而工人阶级的积极干预政治则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西班牙的情况正是这样。亚马多的退位，使激进保皇党人[380]失去了政权，并且使他们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重新执政；阿尔丰斯派[381]当时更没有这种可能；卡洛斯派则和以往一样，宁愿进行内战，而不愿参加竞选[382]。所有这些党派都按照西班牙的惯例放弃参加选举；参加选举的只有分裂为两派的联邦共和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由于国际的名称当时在西班牙工人中间还有巨大的吸引力，由于当时在西班牙至少在实际上还存在着国际支部的良好的组织，因此毫无疑问，在卡塔卢尼亚工厂区，在瓦伦西亚，在安达鲁西亚各个城市等地，由国际提出和支持的任何候选人都会取得光辉的胜利，并且必定能够在议会中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足以在每次表决时左右两派共和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结局的少数派。工人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感觉到，发挥他们的当时还有雄厚力量的组织的作用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是，巴枯宁学派的首领先生们长期以来一直宣传无条件放弃政治的福音，因而不能立即改变方针；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条可怜的出路：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不参加选举，但是国际会员每个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加投票。这个政治破产的声明的后果是：工人像在这种情形下所常见的那样，投票选举了伪装为最激进的人——不妥协派，从而对自己选出来的人以后所采取的步骤担负了一定的责任，并被卷入他们的行动。
二
同盟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在他们的狡黠的选举政策使他们所处的可笑地位上坚持下去，否则他们至今所保持的对西班牙国际的统治就会完结。他们必须有所行动，即使仅仅为了装装样子。总罢工便是他们的出路。
在巴枯宁主义的纲领中，总罢工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杠杆。有朝一日，某个国家的或者甚至全世界的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都停止工作，这样最多经过一个月，就可以迫使有产阶级或者低头认罪，或者向工人进攻，那时工人就获得自卫的权利，乘机推翻整个旧社会。这种方案决不是什么新东西；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从1848年以来就常常是骑着这匹战马横冲直闯的，不过这匹马原来是英国种。1837年危机之后，当宪章运动迅速而蓬勃地发展时，早在1839年就有人在英国工人中间宣传“神圣月”——即在全国范围停止工作（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79页[383]），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同情，以致英国北部的工厂工人在1842年7月竟试图实现它。在1873年9月1日召开的同盟分子的日内瓦代表大会[384]，也认为总罢工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会上大家都承认，为此就必须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完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这就是症结所在！一方面，各国政府，特别是当它们因为工人放弃政治而得意洋洋的时候，决不会让工人的组织或储金达到这种水平；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统治阶级的暴虐，将使工人早在无产阶级建立起这种理想的组织和筹集到这笔巨额的后备基金以前就获得解放。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这些，也就无须绕着总罢工的弯路去达到它的目的了。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同盟的内幕的人，都不会怀疑，关于采用这种有效手段的建议是由瑞士中心提出的。不管怎样，西班牙首领们把这看做一条出路，使他们能够有所行动而又不致直接卷入“政治”中去，于是便欣然以赴了。他们到处宣传总罢工的奇迹般的功效，准备在巴塞罗纳和亚尔科开始举行总罢工。
可是，政治状况日益接近危机。联邦共和主义者里面的老牌高谈阔论家卡斯特拉尔及其同伙被高涨得超过他们想像的运动所吓倒；他们不得不把政权让给力图同不妥协派达成协议的皮－伊－马尔加耳。皮是官方共和主义者中间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唯一了解共和国必须依靠工人的人物。他立即提出了能够马上付诸实行的社会性的措施的纲领，这些措施不仅会给工人带来直接的利益，而且结果会促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从而至少会给社会革命以一个最初的推动。但是，国际的巴枯宁派会员对于只要是“国家”采取的措施，甚至最革命的措施都一概加以拒绝，他们宁可支持不妥协派中间最狂妄的骗子，而决不支持一个部长。皮同不妥协派的谈判迁延不决；不妥协派渐渐表现不耐烦，他们中间最急躁的人物在安达鲁西亚举行了自治州的起义。这时，同盟的首领们如果不愿做不妥协派资产者的尾巴，就得采取行动。于是就下令开始总罢工。
当时在巴塞罗纳张贴了这样一张布告：
“工人们！政府利用军队来镇压我们的劳动弟兄，但却忽视反卡洛斯派的战争，我们举行总罢工来表示我们的无比愤怒，”云云。
巴塞罗纳是西班牙最大的工业城市，它的历史上关于街垒战的记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城市都多，可是，同盟的首领们却号召巴塞罗纳的工人们不要用他们掌握的武器，而是……实行总罢工，即采取仅仅直接触及个别资产者，但不触及他们的共同代表——国家政权——的措施，去反对政府的武装力量！在无所行动的和平时期，巴塞罗纳的工人还肯听一听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维尼亚斯这类驯顺人物的激烈言辞；但是，当行动的时刻一经到来，当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维尼亚斯先是宣布了他们的著名的选举纲领，继而竭力宣传保持安静，最后又不号召拿起武器，而宣布总罢工的时候，工人们便开始毫不客气地鄙视他们。最软弱的不妥协派终究比最积极的同盟分子表现了更大的毅力。同盟及受它愚弄的国际支部丧失了一切影响，而当这些先生们宣布实行总罢工，说什么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政府瘫痪的时候，工人们干脆对他们嗤之以鼻。但是，这个伪国际的活动终究弄得巴塞罗纳没有参加自治州的起义；而唯有巴塞罗纳这个城市参加了运动才能够给在这个运动中到处都起显著作用的工人以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他们有了最终掌握整个运动的希望。此外，巴塞罗纳加入这个运动，胜利就差不多有了保证。可是巴塞罗纳却毫无动静；巴塞罗纳的工人看清了不妥协派的面目，又受了同盟分子的欺骗，于是无所行动，从而使马德里政府获得了最后胜利。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同盟分子阿勒里尼和布鲁所（关于他们的详情见关于同盟的报告［注：见本卷第365—515页。——编者注］）在他们的《革命团结报》[385]上声称：
“革命运动像闪电般迅速地在整个半岛上扩展……在巴塞罗纳尚无动静，但是在广场上，在公共的地方，革命却在不断进行！”
不过，这是同盟分子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不停地擂鼓，正因为如此，它才“不断”站在一个“地方”不动。
与此同时，总罢工在亚尔科已被提上了日程。亚尔科是一个新兴的工厂城市，现在约有三万居民。仅仅一年以前，国际才以巴枯宁主义的形式在这里出现，并且非常迅速地扩展开来。这个城市的工人在此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运动，因此，他们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一概加以欢迎，正像在德国的落后地方一再发生的情形一样，在那些地方，全德工人联合会突然间就获得了许多新的信徒。因此，亚尔科被选为巴枯宁主义者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驻在地。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正是这个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
7月7日，一个工人会议决定宣布总罢工。第二天就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市长，要求他在24小时内召集工厂主并把工人的要求交给他们。市长阿耳博尔斯是个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他扣留工人，从阿利康特调来军队，并建议工厂主不要让步，叫他们深居简出。他本人将忠于职守。在同工厂主商谈之后，——这里我们根据同盟分子联合会委员会1873年7月14日的正式报告[386]，——这位最初向工人答应保持中立的人，这时发表了一个宣言，在这个宣言中他“侮辱和诬蔑工人，站到工厂主方面，从而取消了罢工者的权利和自由，激起他们进行斗争”。一个市长的虔诚祝愿怎么能够取消罢工者的权利和自由，这点无论如何是没有交代清楚的。不管怎么样，受同盟领导的工人当时通过一个委员会向市政当局宣布，如果它不打算遵守在罢工期间保持中立的诺言，那末为了避免冲突起见，它最好卸职。委员会的代表们未被接见，而当他们离开市政厅时，警察便向和平地站在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如同盟的报告所说，斗争就此开始了。民众武装起来，进行了据说是长达“20小时”的战斗。一边是工人，据《革命团结报》说有5000人，另一边是市政厅里的32个宪兵和市场上四五幢房屋中的几个武装人员；这几幢房屋——按照普鲁士的先例——被人民烧毁了。最后，宪兵弹尽，被迫投降。
同盟分子委员会的报告上说：“市长阿耳博尔斯伪装投降，然后又胆怯地命令杀死那些轻信他的诺言而进入市政厅的人们，如果他不是这样欺骗人民，我们也不会为这样多的死难者而哀悼；如果这位市长自己不用手枪抵近射击逮捕他的人，他是不会被义愤的居民打死的。”
这次斗争中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呢？
“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计算出伤亡的人数〈人民方面〉，但我们可以说，伤亡不下10人。攻击者的伤亡则不下15人。”
这是同盟经受的第一次巷战。5000人对32名宪兵和几个武装的资产者进行了20小时的战斗，在敌人弹尽之后才打败了他们，自己总共损失了10个人。看来同盟是硬要自己的信徒相信福斯泰夫的箴言：“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不用说，资产阶级报纸关于各种各样的恐怖行为、关于漫无目标地烧毁工厂、关于大批枪杀宪兵、关于把人们浇上汽油烧死的种种报道纯粹是捏造。胜利的工人，甚至当领导他们的是以“彻底消灭！”为座右铭的同盟分子的时候，他们对待战败了的敌人也经常是过分宽大的，而敌人因此就把自己在胜利时从来不忘记制造的可耻罪行强加在工人身上。
总之，取得了胜利。
《革命团结报》欢呼道：“在亚尔科，我们的朋友5000人成了局势的支配者。”
这些“支配者”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局势”的呢？
关于这一点，不管是同盟的报告还是同盟的报刊都没有告诉我们片言只字；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一般报纸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知道，在亚尔科马上成立了一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即革命政府。固然，同盟分子也曾于1872年9月15日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决定：“建立任何一种所谓临时的或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骗，都像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的”。在亚尔科开会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们还竭力想使国际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也赞成这项决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萨韦里诺·阿耳巴腊辛，根据某些消息还有该委员会的书记弗朗西斯科·托马斯，都是这个临时的和革命的政权——亚尔科物质福利委员会的成员！
这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呢？它为了实现“工人的立即完全解放”采取了些什么措施呢？委员会禁止所有男子离开这个城市，但是却允许妇女离开，只要她们……持有身分证！反对权威的人竟然又采用了身分证！至于其他方面，则是极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和没有毅力。
与此同时，韦拉德将军带领军队从阿利康特逼近。政府一心想毫不声张地扑灭各省的地方性起义。而亚尔科的“局势的支配者”则一心想摆脱他们所处的那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局势。因此，议员塞尔维腊便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自己担任的调停人的任务。物质福利委员会交卸了自己的职权，7月12日，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开进了城，为此而向物质福利委员会许下的唯一诺言是……大赦。同盟的“局势的支配者”又一次平安无事地摆脱了窘境。亚尔科的冒险也就这样结束了。
同盟的报告告诉我们，在加油斯附近的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
“市长封闭了国际的会所，并且由于他威胁和不断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而激起了工人的愤怒。被选出的委员会要求部长遵守法律和开放擅自封闭的国际会所。皮先生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实际上却拒绝执行。工人们明白政府存心要有计划地使他们的协会成为非法；他们免去了地方当局的所有代表的职务，并委派新的人员来代替他们，新任代表重新开放了协会的会所”。
“在桑卢卡尔……人民是局势的支配者！”——《革命团结报》欢呼道。在这里，同盟分子也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而成立革命政府，可是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权。他们把时间浪费在空洞辩论和纸面决议上；而帕维亚将军在攻下了塞维尔和加迪斯之后，于8月5日派遣了索里阿旅的几个连队前往桑卢卡尔，遇到的是——毫无抵抗。
这就是同盟在没有任何竞争者与其对抗的地方所建树的英雄功绩。
三
紧接着亚尔科巷战之后，不妥协派又在安达鲁西亚实行起义。皮－伊－马尔加耳当时仍然掌握着政权，他一直同这一派的首领们进行谈判，期望由他们来组阁；既然谈判还在进行，那为什么要发动起义呢？这种仓卒行动的原因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不妥协派先生们力求首先尽快地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以便掌握政权和占据各个自治州将要重新设立的许多政府职位。马德里议会把分裂西班牙一事拖延得太久了；所以必须自己动手，到处宣布成立自治州。国际（巴枯宁派的）从选举以来就和不妥协派厮混在一起，它以前的行动使人相信可以得到它的协助：它不是刚刚用暴力占领了亚尔科，因而同政府进行了公开战斗吗？况且，巴枯宁主义者许多年来一直宣传说，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动都是有害的，一切都应当自下而上地组织和进行。而现在有了一个机会，至少是在各个城市里，可以自下而上地来实现著名的自治原则了！其结果只能是：受巴枯宁主义影响的工人落入了圈套，为不妥协派去火中取栗，为此而从自己的同盟者那里得到的奖赏照例是脚踢和枪弹。
巴枯宁派的“国际”的会员在这整个运动中采取了什么立场呢？他们促使运动具有联邦主义的分散性质，他们尽可能地实现了自己的无政府的理想。同一些巴枯宁主义者，几个月以前在哥多瓦还宣布，成立革命政府是对工人的背叛和欺骗，现在他们却参加了安达鲁西亚各个城市的革命政府，但是到处都占少数，所以不妥协派能够为所欲为。不妥协派掌握着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而用华丽的辞句和极其荒唐和毫无意义的所谓社会改革的纸上空洞计划来敷衍工人。当巴枯宁主义者的首领们要求真正的让步时，便遭到轻蔑的拒绝。领导这个运动的不妥协派在回答英国报纸记者的问题时首先声明，他们同这些所谓的“国际会员”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对这些人不负任何责任，并且声称他们把国际会员的首领们以及巴黎公社的全部流亡者置于最严密的警察监视之下。最后，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塞维尔，不妥协派在对政府军队作战时，还向他们的巴枯宁同盟者开枪。［注：《人民国家报》（1873年11月2日第106号）把下面三段文字误排在第三节末尾。恩格斯在1894年把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时，将这三段移到本段后面。——编者注］
结果，几天之内整个安达鲁西亚都落入了武装的不妥协派手中。塞维尔、马拉加、格拉纳达、加迪斯等地几乎毫无抵抗地被他们占领。每个城市都宣布自己是自治州并成立了革命政府委员会（洪达）。木尔西亚、卡塔黑纳、瓦伦西亚也跟着这样做了。萨拉芒卡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但性质比较平和。这样，西班牙的大多数大城市都被起义者掌握；只有首都马德里这个差不多从来不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奢华城市和巴塞罗纳是例外。如果巴塞罗纳行动起来，最后胜利几乎是有保证的，同时也会保证给运动中的工人以有力的支持。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妥协派在巴塞罗纳力量很弱，而当时在那里还有很大影响的巴枯宁派的“国际”会员却以总罢工为借口来回避起义。因此巴塞罗纳这一次没有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次起义虽然是糊里糊涂开始的，但如果能领导得稍微恰当，哪怕就像西班牙军事暴动的做法那样，胜利还是有很大把握的。在西班牙发生军事暴动时，一个城市的驻军发动起来，开到邻近一个城市去，把该城事先联络好的驻军争取过来，于是起义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愈来愈大，冲向首都，直到会战奏捷或被派来对付他们的军队实行倒戈而决定了胜利的结局时为止。这种方法尤其适合于这次起义。起义者到处早已组织成义勇大队；他们的纪律固然松弛，但是无论如何总不比那大部分已经瓦解了的西班牙旧军队的残部更坏。政府唯一可靠的军队是宪兵（guardias civiles），但他们却分散在全国各地。任务首先在于阻止宪兵的集中，而这只有采取攻势和大胆地开到野外去作战。这种作法是不会有很大危险的，因为政府能用以对付义勇大队的军队也和这些义勇大队本身一样，是纪律松弛的。要想取得胜利，就只有这样，别的方法是没有的。
但是没有这样做。不妥协派以及他们的巴枯宁派的仆从们的联邦主义恰恰就在于，让每一个城市独自行动，并宣布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和其他城市共同行动，而是和它们分开，从而排除了发动总攻势的任何可能性。德国农民战争时代和1849年德国五月起义时期所难免的不幸事情，——即革命力量的分散和孤立，使同一批政府军队能够把各地起义一一镇压下去[387]，——在这里被宣布为最高革命智谋的原则。巴枯宁可以心满意足了。早在1870年9月（在《给一个法国人的信》[388]中）他就声明，通过革命战争把普鲁士人赶出法国的唯一手段在于，消灭一切集中的领导，让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市镇独自去进行战争。只要用解放了的革命热情去对抗有统一指挥的普鲁士军队，胜利就有了保证。最后，在法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自由放任的情况下，毛奇的个人智慧当然就会消失。法国人当时不愿意了解这一点；但是在西班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而且在下面还会看到的，巴枯宁却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同时，这次没有任何口实而仓卒发动的起义使得皮－伊－马尔加耳不能同不妥协派继续谈判。他被迫辞职；卡斯特拉尔之流的纯粹共和党人就代之而掌握了政权，这些人是毫不掩饰的资产者，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扑灭他们以前利用过而现在只成为他们的障碍的工人运动。他们拼凑了两个师，一师由帕维亚将军率领去进攻安达鲁西亚，另一师由康波斯率领去进攻瓦伦西亚和卡塔黑纳。这些军队的核心是由西班牙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宪兵组成的，他们都是纪律尚未涣散的老兵。正像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时一样，在这里宪兵也应当压住士气沮丧的基干部队的阵脚，并到处带领进攻的纵队冲锋；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尽其所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除了宪兵以外，还把一些混合基干团拨给了这两个师，因此这两个师大约各有3000人。这就是政府能够用来反对起义者的全部兵力。
帕维亚将军在7月20日前后进军。24日，里波耳指挥的宪兵和基干部队占领了哥多瓦。29日，帕维亚进攻严密设防的塞维尔，30日或31日（根据电文难以确定日期）便攻占了该城。他留了一支游动队在这里平定郊区，自己则向加迪斯进发。加迪斯的保卫者只是在通往该城的接近路上设防据守，而且防御也很薄弱，后来在8月4日，未作任何抵抗就被解除了武装。在以后几天内，帕维亚又解除了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圣罗克、塔里法、阿耳黑西腊斯及其他许多早就宣布自己为自治州的小城镇的武装，同样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与此同时，帕维亚派军队去进攻马拉加和格拉纳达。马拉加在8月3日，格拉纳达在8日均不战而降。因此到了8月10日，即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整个安达鲁西亚便几乎被兵不血刃地征服了。
7月26日，马丁涅斯·康波斯开始对瓦伦西亚发动攻势。这里的起义是由工人发动的。当国际的西班牙组织发生分裂时，真正的国际的会员在瓦伦西亚占优势，于是新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迁到了这个城市。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不久，当革命战斗行将来临时，瓦伦西亚的巴枯宁派工人不相信巴塞罗纳的首领们在极端革命词句掩盖下的逃避斗争的行为，他们向真正的国际的会员们建议在所有地方性的运动中采取共同行动。当自治州运动勃起时，工人和国际会员便利用了不妥协派，立即发动起义，赶走了政府军。瓦伦西亚洪达的成员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英国报纸记者的报道可以看出，在洪达中和在瓦伦西亚义勇大队中一样，工人占绝对优势。这些记者怀着敬意来谈论瓦伦西亚的起义者，这种态度是他们对不妥协派占优势的其他起义者从未表示过的。他们赞扬瓦伦西亚人纪律严明，赞扬城内秩序井然，并预言将有长期的抵抗和顽强的斗争。他们没有说错。不设防的瓦伦西亚城对康波斯师的进攻从7月26日一直抵抗到8月8日，就是说比整个安达鲁西亚还要抵抗得长久一些。
在木尔西亚省，省城木尔西亚未作抵抗就被占领；在攻陷瓦伦西亚后，康波斯便向卡塔黑纳进军。卡塔黑纳是西班牙最强大的要塞之一，在陆地这一边，在瞰制城市的制高点上，有连绵不断的围墙和突出的堡垒做壁障。3000政府军没有任何攻城炮，只凭自己的轻型野炮当然无力对付堡垒的重炮，于是只好限于从陆地上包围城市；但是当卡塔黑纳人利用从港内夺得的海军舰队控制海面时，这种包围是意义不大的。当瓦伦西亚与安达鲁西亚在进行斗争时，卡塔黑纳的起义者正自顾不暇。直到其他地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在他们自己的金钱和食物也快要耗尽时，他们才开始想起外面世界。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做了一次向马德里推进的尝试，而马德里距他们至少有60德里，比瓦伦西亚和格拉纳达离他们的距离要远一倍以上！这次出征在离卡塔黑纳不远的地方就遭到悲惨的结局。包围使得从陆路出击成为完全不可能；所以他们就依靠舰队来出击。然而这是什么样的出击啊！依靠卡塔黑纳的军舰在刚刚被征服的沿海城市中重新发动起义是根本谈不到的。所以，卡塔黑纳自治州的舰队只限于用炮击来恫吓从瓦伦西亚到马拉加一带的其他的（按照卡塔黑纳人的理论来说也是独立的）沿海城市，扬言如果这些城市不把粮食和硬币军款送上船，就对它们进行炮击，实际上也的确进行了炮击。当这些城市作为自治州向政府作战时，卡塔黑纳所持的原则是：“人各为己”。当它们失败以后，则宣布了另一个原则：“大家都来保卫卡塔黑纳！”卡塔黑纳的不妥协派及其巴枯宁主义同谋者就是这样理解各自治州的联邦主义的。
为了加强争取自由的战士的队伍，卡塔黑纳政府释放了1800名被囚在该城监狱中的罪犯——西班牙穷凶极恶的强盗和杀人犯。从关于同盟的报告中所做的揭露可以看出，这项革命措施毫无疑问是巴枯宁主义者给卡塔黑纳政府出的主意。报告说明，巴枯宁怎样幻想“放纵一切恶欲”，他把俄国的强盗奉为一切真正革命者的楷模。对俄国人是合理的，对西班牙人也是公平的。卡塔黑纳政府放纵了1800名被严加看守的匪徒的“恶欲”，从而使自己军队的纪律败坏到了极点，它当然完全是按照巴枯宁的精神行事的。西班牙政府不去彻底摧毁自己的要塞工事，而等待卡塔黑纳城由于它的保卫者内部瓦解而陷落，它是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政策。
四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新马德里联合会的报告关于这整个运动是怎样说的。
“预定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瓦伦西亚召开的代表大会，除了讨论其他问题外，将要决定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对2月11日共和国宣告成立以来西班牙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应当采取的立场。但是，差不多所有起义省份里的国际会员都热烈参加了这次遭到如此悲惨失败的糊里糊涂的〈descabellada原意是：散乱的〉自治州起义，这不仅分散了大多数国际会员而使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瘫痪，而且也几乎完全瓦解了各地方联合会，而更坏的是，它使这些联合会的成员受到种种仇恨和迫害，而这些仇恨和迫害是任何一次非常糟糕地开始而又遭到失败的人民起义常有的后果……
当自治州起义爆发，当洪达即各自治州的政府组成时，那些曾经激烈反对政治权力，指责我们有权威主义的人〈巴枯宁主义者〉却争先恐后地参加这些自治州的政府。在塞维尔、加迪斯、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格拉纳达及瓦伦西亚等大城市，许多自称为反权威主义者的国际会员却参加了各自治州的洪达，他们除了主张省或自治州的自治以外，没有任何别的纲领。这一点已经为这些洪达公布的宣言及其他文件正式证实了，在这些文件上都署有这个‘国际’的知名会员的大名。
理论与实践之间、宣传与行动之间的这种惊人的矛盾，如果能对我们的协会稍有裨益，能使我们在组织力量方面稍有进步，能使我们向主要目的——工人阶级的解放——稍微接近一点，那也没有多大关系。可是结果情况恰恰相反，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结果。缺少主要的条件——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有效合作，其实只要用国际的名义来行动，这种合作是很容易争取到的。各地方联合会之间缺少协调一致；运动听由个人或地方自行支配，没有任何领导（不算秘密同盟能强使运动接受的那种领导，我们感到羞耻的是，这个同盟居然还统治着国际的西班牙组织），除了我们的天然敌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纲领以外，没有任何纲领。就这样，自治州起义几乎毫无抵抗就被极其可耻地镇压下去了，可是，它在复灭的时候也连带葬送了国际在西班牙的威信和组织。不管发生了什么胡作非为的事情、罪行或暴行，共和党人现在都把它推在国际会员身上；我们甚至还有关于下述情况的可靠材料：在塞维尔，当战斗进行的时候，不妥协派向自己的同盟者、国际〈巴枯宁派的〉会员开枪射击。反动派狡猾地利用了我们的愚蠢，唆使共和党人来迫害我们，并在持冷淡态度的广大群众面前诬蔑我们；反动派在萨加斯塔时期没有做到的事，现在显然可以做到了：在西班牙广大工人群众中损害国际的名誉。在巴塞罗纳，许多工人支部脱离了国际，对《联盟》报〈巴枯宁派的主要机关报〉的先生们及其无法解释的行为表示坚决抗议。在赫雷斯、圣玛丽亚港及其他地方，各联合会决定解散。在洛哈（格拉纳达省），居民赶走了一些住在当地的国际会员。在人们还享有最大自由的马德里，旧的〈巴枯宁派的〉联合会毫无生气，而我们的联合会为了避免代人受过又被迫无所行动和保持沉默。在北部的城市中，由于卡洛斯派的战争日益激烈，我们毫无活动的可能。最后，在瓦伦西亚，经过十五天斗争之后，政府获得了胜利，来不及逃走的国际会员被迫隐藏起来，而联合会委员会则完全瓦解了。”
这就是马德里的报告所报道的情况。不难看出，它和前面的历史概述毫无出入。
我们全部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
1．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首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必须放弃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学说。其次，关于无政府状态、消灭国家的学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不是消灭国家，相反地，而是试图建立许多新的小国家。接着，他们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则抛弃了，他们自己参加了显然是纯资产阶级的运动。最后，他们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他们破坏了这个原则，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他们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们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
2．但是，这种背弃以前宣传的原则的行为，是以最怯懦、最虚伪的形式和昧着良心做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巴枯宁主义者自己或者是受他们领导的群众，都是在没有任何纲领或者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投入了运动。这种情况的自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巴枯宁主义者或者是阻碍了一切运动，如在巴塞罗纳那样，或者是参加了零散的、没有计划的、荒唐的起义，如在亚尔科和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那样；或者是让起义的领导权落入不妥协派资产者手中，如在大多数起义中那样。可见，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巴枯宁主义者的极端革命的叫喊，不是变为安抚，就是变为一开始就没有前途的起义，或者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
3．所谓的［注：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所谓的”，而是“大吹大擂的”。——编者注］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
4．这一切不仅使组织良好和人数众多的国际（假的和真的）西班牙支部跟着不妥协派一起复灭，现在实际上已不存在，而且还使人们把许多虚构的暴行归咎于它，没有这些暴行，全世界的庸人简直是无法想像工人起义的。因此，要在西班牙无产阶级中间建立起新的国际组织，在若干年内也许是不可能的。
5．总而言之，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9—10月
载于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
1874年以单行本在莱比锡出版。
转载于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94年版本译的，并根据《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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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78]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刊载在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上。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西班牙1873年夏爆发的事件之后立即写成的。这些事件是1868年至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顶点。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时所利用的实际材料是来自当时的报刊以及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文件，首先是新马德里联合会向1873年9月8—1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
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在报上发表后接着便印成单行本：《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莱比锡版（《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Leipzig）。《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于1894年被收进《前进报》出版社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的论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Internationales aus dem《Volksstaat》（1871—75）》），当时恩格斯为这个著作写了简短的“前言”，并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的第一个俄译本是经弗·伊·列宁校订并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在日内瓦和1906年在彼得堡印成单行本出版的。——第521页。
[379] 1873年9月19、21、24和26日《人民国家报》第87、88、89、和90号上以“卡利奥斯特罗·巴枯宁”为题发表了恩格斯写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是用德文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的简述。恩格斯在1894年出版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引用的话不是从上述德文简述中，而是从1874年出版的完整的德译本中摘录下来的。——第521页。
[380] 指的是立宪保皇党人，他们支持欧洲列强安置在西班牙王位上的傀儡亚马多国王。——第523页。
[381] 阿尔丰斯派是与西班牙大地主、僧侣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反动集团有联系的一个派别，它支持波旁王朝的西班牙王位追求者，这个王位追求者于1874年被宣布为国王，称阿尔丰斯十二世。——第523页。
[382] 卡洛斯派是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支持国王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卡洛斯派依靠军阀和天主教僧侣，并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落后农民的支持，在1833年至1840年发动了国内战争，这个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天主教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斗争。1855年唐·卡洛斯死后，卡洛斯派支持他的孙子小唐·卡洛斯为继承人。1872年，在政治危机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卡洛斯派的活动活跃起来了，并酿成了直到1876年才结束的新的国内战争。——第523页。
[38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9页。
在1894年出版这个著作时，恩格斯把这里引用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版改为1892年出版的第二版，即德文版。——第525页。
[384] 指1873年9月1—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大会。——第525页。
[385] 《革命团结报》（《Solidarité révolutionnaire》）是无政府主义的周报，1873年6—9月在巴塞罗纳用法文出版。该报是法国南部革命社会主义宣传委员会的机关报。这个委员会是阿勒里尼和布鲁斯为了在法国和公社流亡者中间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建立的。——第527页。
[386] 哥多瓦代表大会以后领导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发表在1873年8月24日“国际报”上。——第528页。
[387] 见弗·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127—235页）。——第533页。
[388] 恩格斯指的是1870年在纽沙特尔匿名出版的巴枯宁的小册子：“就当前的危机给一个法国人的信”（《Lettres à un français sur la criseactuelle》）。——第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