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5月4日（1890年5月5日和21日之间）

恩格斯

伦敦的5月4日^[98]

　　无产阶级的五一节活动之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单单是因为它具有使之成为战斗工人阶级第一次国际行动的普遍性质。它还使我们能够证实各个国家里的运动所取得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就。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他们都同意一点，即无产阶级的节日活动在欧洲大陆所有各国中，以奥地利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而在奥地利的城市中，又以维也纳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因此，奥地利的，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在运动中就取得了完全不同的地位。就在几年以前，奥地利的运动几乎完全停顿，各德意志省和各斯拉夫省的工人分裂成两个互相敌视的党派，把自己的力量都消耗在内部斗争上面；仅仅在三年以前，如果有人断定说，1890年5月1日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会向全世界做出如何庆祝无产阶级的阶级节日的示范，人们一定会报之以嘲笑。当我们必须对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法国仍然消耗着工人力量的那些内部纷争作出自己的判断时，是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的。谁能肯定说巴黎不能做到维也纳已经做到的事呢？
　　可是在5月4日这一天，伦敦使维也纳黯然失色了。在全部五一节活动中，我认为最重要、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890年5月4日，从四十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熟悉一下5月4日以前的历史。
　　去年年初，世界上最大、最穷的工人区——伦敦东头——开始逐渐行动起来。1889年4月1日成立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Gas　Workers’and　General　Labourers’Union），目前会员总数达十万人。这个工会同码头工人有着共同利益（很多工人冬季在煤气企业做工，夏季在码头做工），码头工人大罢工主要就是在它的积极协助下举行的，这次罢工使伦敦东部最底层工人也一改其消极状态。^[99]目前，在这些大部分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中间，工会一个接一个地成立了，而他们那些迄今毫无生气的原有工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然而这新旧工联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旧工联所网罗的都是“有技术的”工人；它们带有闭塞的性质，根本不接纳没有受过行会训练的工人；这样一来，它们就自己促使非行会工人来同它们竞争；它们有钱，但是越有钱，它们就越退化为单纯的患病职工补助会和丧葬基金会；它们保守，千方百计地尽一切可能躲避“可诅咒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没有技术的”工人的新工会则接纳每一个同行；它们基本上是，而煤气工人的工会甚至纯粹是，为了进行罢工而组织的联合会和罢工基金会；它们的行列中虽然还不是人人皆社会主义者，但它们至少是坚定不移地只愿意要社会主义者而不要其他任何人来做它们的领袖。而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已经在东头积极进行了许多年；在这方面做得最多的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最近四年里，他们在几乎全部由工人组成的“激进俱乐部”^[100]里找到了进行宣传的最好的场所，他们坚持进行宣传，而且现在已经看出成绩很大。在码头工人罢工时期，艾威林夫人是三位负责分发津贴的妇女之一；海德门先生——特拉法加广场的逃兵^[101]——却用诬蔑来答谢她们，说她们硬要罢工基金会为这项工作每星期付给她们每人三英镑。去年冬天也是在东头举行的银镇罢工，几乎完全是由艾威林夫人一人领导的^[102]；在煤气工人委员会里，她代表她本人所创建的女工支部。
　　去年秋天，煤气工人在伦敦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但是在伦敦南部，却因罢工失败而又被取消了^[103]，这向他们充分证明，在伦敦北部，这个胜利果实也绝不是永远保了险的。这些工人坚决响应了艾威林夫人提出的根据巴黎代表大会决议在伦敦为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举行五一节活动的建议，那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同某些社会主义团体、激进俱乐部以及东头的另外一些工联一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负责为此在海德公园组织一次大示威。在发现今年任何想在5月1日（星期四）举行这种示威的企图必遭失败以后，示威决定改在5月4日（星期日）这天举行。
　　为了尽可能使伦敦所有的工人都参加示威，中央委员会天真地对伦敦工联理事会也发出了邀请。这个组织是由伦敦各工联，而主要是“有技术的”工人的那些旧工会的代表组成的，自然，其中占大多数的目前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工联理事会看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发展大有非它所能控制之势。旧工联也赞成八小时工作日，但是不赞成由法律加以规定。他们对八小时工作日的理解是这样的：八小时的工作付给常规日工资，——每小时的工资照此折算，——但同时也允许每个人一天加班随便多少小时，条件是提高每个小时的加班费，譬如说，提高到相当于平时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工资的数目。因此，这里的意思就是要把示威导向这样一个方向，即争取可以按照“自由”协议来规定的八小时工作日，而不是争取以议会法案形式写成硬性条文的工作日。抱着这样的目的，工联理事会就同前面提到的那位海德门先生的社会民主联盟联合了起来，社会民主联盟是这样一个团体，它仍然以英国社会主义的唯一能救世的教会自居，它完全合乎逻辑地同法国的可能派^[104]永远结成了联盟，派代表团参加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因此，从一开始它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规定的五一节活动是一种亵渎圣灵的罪过。对于这个组织说来，运动也已经不是它所能控制的了。但是加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边就意味着服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相反，如果工联理事会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如果节日活动不在5月1日而在5月4日举行，那就不是险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五一节活动了，那就可以去参加了。所以，尽管社会民主联盟的纲领中订有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样一条，联盟还是满心欢喜地跟工联理事会勾结了起来。
　　于是，两个以这种古怪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新盟友就对中央委员会耍了这样一种狡猾手段，这种手段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大概会被认为不仅是完全可以允许的，而且是非常巧妙的，但在欧美工人们看来，却无疑是极端卑鄙的。原来，在海德公园举行人民集会，其组织者应事先向公共工程部（Board　of　Works）提出申请，并报告具体细节，其中包括取得让用来做讲坛的四轮车在草地上通过的许可。此外还有一条规定是，一经有人申请在公园举行集会，即不得有第二个集会同日在公园举行。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提出这种申请。这两个为了对付中央委员会而联合起来的组织一知道这个消息，立刻就申请5月4日在公园举行集会，并被批准设立七个讲坛，这一切都是背着中央委员会干的。
　　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以为，这样一来，在5月4日那一天公园由他们租定了，胜利毫无问题。理事会随后就召开了各工联代表的会议，也邀请了中央委员会派两位代表出席；中央委员会派去了三位代表，其中一位是艾威林夫人。工联理事会在他们面前以全局主持者自居。理事会宣布，只有工会才能参加示威和携带自己的旗帜，也就是说，不许社会主义的组织、政治俱乐部这样做；既然如此，为什么社会民主联盟却能参加示威，这还是一个谜。理事会向会议提出了一个事先拟好的决议草案，草案中恰恰把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一条抽掉了；主张恢复这一条的提议既没有加以讨论，也没有提付表决。最后，理事会竟拒绝艾威林夫人以代表的身分参加会议，说什么她不是体力劳动者（这是不对的），尽管理事会主席希普顿先生自己已经足足有十五年的时间，连想也没想干干自己的本行。
　　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人们对于他们这种狡猾手段很气愤。看来示威似乎已最终地落到只代表着伦敦工人中微不足道的少数的那两个组织的掌握之中了。而且看来对此似乎毫无别的办法，只好去抢夺工联理事会的讲坛了。煤气工人就曾表示要这样干。于是爱德华·艾威林就到公共工程部去，结果争取到破例批准中央委员会在公园也设立七个讲坛。靠欺骗手段利用示威来达到少数人目的的企图破产了；工联理事会变得和气起来，情愿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中央委员会就组织示威一事进行商议。
　　必须知道示威前的这一段过程，才能理解示威的性质和充分估计它的意义。由不久前投入运动的东头工人们倡议举行的示威，得到了如此普遍的响应，以致两个互相敌视的组织（它们互相敌视的程度并不下于它们共同对举行示威这一基本思想的敌视）也被迫联合起来，以便把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利用这次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是宣扬劳资平等的保守的工联理事会，另一方面是在不会招致危险时总要大谈其社会革命的标榜激进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施展卑鄙的阴谋诡计，企图靠它们二者都深恶痛绝的示威来大捞一笔资本。由于这些缘故，5月4日的集会分成了两边。一边是眼光超不出雇佣劳动制度框子的保守的工人，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个软弱无力但又热中于权势的社会主义宗派；另一边是不久以前投入运动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对旧工联的那套曼彻斯特主义^[105]听也不愿再听了，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并且要同他们自己选择的同盟军，而不是同一个社会主义小集团强加给他们的同盟军一道去争得这种解放。一边是以本身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行会习气的工联和依靠最坏的同盟军的狭隘宗派为代表的停滞状态；另一边是重新觉醒起来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气勃勃的自由的运动。即使眼力最差的人也会一下就看得出，在这次包含两面的集会上，哪一面生气勃勃，哪一面死气沉沉。中央委员会的七个讲坛的周围人山人海，奏着音乐、打着旗帜、成行列队而来的有十万多人，个人加入进来的差不多也有十万人；每一处都是万众一心，斗志昂扬，同时又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与此相反，在勾结起来的反动分子们的讲坛那边，一切都毫无生气；他们的队伍人数少得多，组织得很坏，一片混乱，而且大多数都来迟了，以致有几处在中央委员会那边已经结束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工联理事会那边有个别激进俱乐部的自由派领导人以及某些工联的头面人物参加，可是正是这些组织的一般成员，甚至包括社会民主联盟的整整四个分部的一般成员在内，却在中央委员会的行列里行进。虽然如此，工联理事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是在中央委员会这边。
　　许许多多观察了这次示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离开时都已深信，充当伟大自由党的附属品和执票工具达四十年之久的英国无产阶级，已经终于觉醒过来，投入了新的独立的生活和活动。1890年5月4日英国工人阶级加入了伟大的国际大军，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而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英国无产阶级依靠着发展水平最先进的工业，而且享有最大的政治活动自由。它的漫长的冬眠——一方面是1836—1850年的宪章运动遭到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1848—1880年工业获得巨大发展的结果——终于打破了。老宪章派的后代加入了战斗队伍。八年以来，在广大群众中，风潮一直此伏彼起，时有发生。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团体，但是没有一个超出宗派的水平之上；宣传鼓动家和所谓党的领袖——其中有的甚至是纯粹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都是些没有士兵的指挥官。这差不多总是使我们想起1849年巴登运动^[106]中著名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上校一名、军官十一名、号兵和列兵各一名。而这些各色各样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还为了争夺对未来无产阶级大军的领导而互相争吵，这种景象更是令人难以乐观。现在，所有这一切将很快像在德国、在奥地利那样停止下来。强大的群众运动将使所有这些宗派和团体不复存在，它将把士兵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给指挥官指出他们应守的岗位。谁不喜欢这样，可以走开。事情不能没有摩擦，然而事情终能做成。不久以后，比很多人预料的还要早一些，英国的无产阶级大军将同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成为一支团结一致、组织良好、坚强有力的大军，大陆和美国的所有同志都将为它热烈欢呼。

写于1890年5月5日和21日之间
载于1890年5月23日“工人报”第2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释：

^[98] ]“伦敦的5月4日”一文，是恩格斯在1890年5月5日和21日之间，为第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写的。当时，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组织根据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见注97）的决定举行了第一次庆祝五一节的活动。群众示威和大会——在奥地利最有组织——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下进行。
　　伦敦的工人也有组织地举行了第一次五一节活动，他们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1890年5月4日——举行的，他们的行动使恩格斯特地写了这篇文章。尽管工联的改良主义领袖们和英国机会主义的社会党人海德门，企图对示威进行领导，把示威活动置于妥协性的口号之下，示威还是显示出，伦敦广大工人群众决心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斗争。追随改良主义者的只是一小部分属于所谓工人贵族的工人。绝大多数示威参加者——约有二十万人——都拥护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示威的骨干是煤气企业和伦敦码头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在八十年代带头开始为建立新的群众性的工联和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恩格斯出席了示威结束时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杰出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保·拉法格以及俄国革命流亡者的代表谢·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等发表了演说。
　　“伦敦的5月4日”一文除载于“工人报”外，还在1890年5月29日“选民报”第85号刊登过。1890年5月31日“柏林人民报”第123号也发表过这篇文章，发表时删去了开头关于奥地利的五一节活动的那部分。——第69页。

^[99]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
　　1889年8月12日至9月14日举行的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大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三万，其他行业的工人三万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练工人。罢工工人由于自己的坚定性和组织性而使自己的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码头工人的罢工加强了无产者的团结（捐来的罢工基金约有五万英镑），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以及其他联合了大批非熟练工人的工会；次年工联的总数即增加一倍多。——第70页。

^[100] ]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却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71页。

^[101] ]指海德门在1887年11月13日英国社会主义者组织的特拉法加广场示威当中的行径。大会以与会者同警察发生冲突而告终，有几百人受伤（3人致命），大会的一些组织者被逮捕。在这次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称为“流血星期日”的事变当中，海德门怯懦地躲避了起来。——第71页。

^[102] ]银镇罢工（银镇是东头的一个地方）——1889年9—12月，制造水底电缆和橡胶制品的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约有三千人。他们要求提高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加班工资、节日工资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积极参加了罢工的组织工作。她在罢工的过程中创建了青年女工联合会。罢工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最后，因为其他工联的工人没有给予支持，银镇工人遭到失败。——第71页。

^[103] ]恩格斯指的是1889年12月至1890年2月伦敦南部煤气公司的工人举行的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公司老板不遵守前已达成的协议：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只录用煤气工人工会的会员等等。结果工人方面失败了，原因是其他的工联，特别是码头工人工会没有给予足够的积极支援，此外还由于1890年罢工运动开始进入低潮。此后，八小时工作日在该公司所属的企业中被取消。——第71页。

^[104]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
　　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分裂的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的原则是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第72页。

^[105] ]曼彻斯特主义，曼彻斯特学派——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派别，反映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六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自由党的左翼。
　　谈到旧工联的曼彻斯特主义，恩格斯是指它们的活动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这些工联的领袖们力图使无产阶级的任务仅限于进行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要求在劳工保护法方面实行某些有利于工人的变更的经济斗争，借此诱使无产阶级离开工人运动的阶级目的。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宣传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阶级和平。——第74页。

^[106] ]指恩格斯参加过的1849年5月至7月间维护帝国宪法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关于这次起义，见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