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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矛盾
奴隶主给奴隶一点吃的，换取奴隶们劳动的全部产品。农奴被迫以徭役的形式向封建主提供无偿劳动，封建主就取得无偿劳动的产品。资本家用低于工人所产生的新价值的工资，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在这些不同的形式下，总是有产阶级取得社会剩余产品，取得生产者剩余劳动的产品。
织布师傅安东尼·惹利同尼古拉斯·科尔内利斯于1634年在列日所订的合同公然规定：科尔内利斯得“他劳动生产的一半，另一半归师傅所得。”[1]
工人在老板的工厂里用劳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价值。劳动到某一时间，他创造了恰好相等于他所得工资的新价值。如果他在这时候停止劳动，他就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但老板不愿意这样。他要经营的不是善举，而是买卖。他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保证工人生活。他购买劳动力和购买其他商品一样，是为了实现使用价值（2）。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正在于它能创造剩余价值，它在生产工资等值的必要劳动以外，还能提供剩余劳动。要老板雇用他，工人必须在比生产工资等值所需时间更长的时间内从事劳动。这样，他创造这了新的价值，却并不因此而多得任何工资。他创造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是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之间的差别。
资本家的目的是积累资本，是使剩余价值资本化。货币流通的性质本身就含有这种目的。工业资本比高利贷资本和商品资本还要贪婪得多地追求资本积累。它生产是为了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出售，在这种市场上，买卖双方是互不相识的，竞争规律占着统治的地位。市场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向可能的买主提供产品。在竞争制度下，每一工厂主都想夺取尽可能广泛的市场。但要能成功，必须降低价格。只有一个办法能降低售价而不危及利润：降低成本，降低商品价值，缩短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同一时间内生产更多的商品。
十九世纪德国一家水泥厂的年度报告中自豪地说：“去年尽管由于竞争而大大削低了水泥价格，但我们只花了几个月时间就扩建了工厂，使经营水泥的利润达到预期的水平。这一经验更使我们决心以增加我们的生产量来弥补可以想见的不断跌价。”
为了增加生产，就得发展工具，使生产过程合理化，改善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这一切都要求增加资本。但是归根结底，只有增加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才能增加资本。在竞争的鞭策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生产方式：其主要目的在于无限制地增加生产，在于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资本化而不断地积累资本。
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和古代有产阶级追求使用价值和奢侈品不一样。只有有限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非生产性地消耗于资本家的生活享用。资本家追求的是需要加以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是积累资本：
“这是一种贪婪的、一切为了价值的制度，这种制度所崇拜的生活是掠夺为了积聚、而积聚又为了更好地掠夺（3）。”
这种追求没有什么不合理和神秘之处。古代有产阶级占有的社会剩余价值，其主要形式是使用价值；只要以这种特殊的剥削形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存在一天，有产阶级就可以掠夺一天。只有自然灾害、战争及社会革命才能殃及有产阶级。为此，他们大量储备财富以防天灾。资本在历史上初次出现的主要形式——高利贷资本和商品资本，——其特点也是寻求稳定和安全。中世纪资产阶级购置产业时，要求不管货币和价格如何涨跌，保证收入始终稳定，这一点也是很有意义的（4）。在历史上，货币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典型是守财奴，他们萦绕脑际的也同样是这个安全问题。他们害怕的，不是资本的利润率，而是资本的存在。
真正的资本家，资本主义的企业经营者则不然。他们是在一个买卖双方各不相识的、不知是否成交的、也没有任何规定的市场上经营买卖，因此危险和不稳定笼罩着他们的企业。今天成功了，明天可能失败，这还不仅是由于竞争的原因，而是由于不受任何社会约束的生产本身。[2]这样的生产使资本主义企业具有不稳定的性质，并迫使资本家在经常威胁其整个企业的危险面前，不得不在个别的买卖中，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
地主、小商品生产者、地产购买者，由于他们收入可靠，认为这就有了足够的理由把他们的事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反之，资本主义利润的不稳定性使不断地扩展营业成为必要的了。而扩展营业回过头来依赖于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和取得利润。资本家及其中世纪祖先的形象就是这样的。乔治·爱斯比那曾杰出地描绘这种形象如下：
“付最少的工资，取得最大的利润；尽可能提高生产者的效率，尽可能少付他们工资，甚至还要尽可能的欺骗他们；由于只有资本家才能给小生产者以劳动，由于小生产者只能为资本家生产，因此，资本家就用这种办法把他们所能攫取的一切钱财都不择手段地吮吸到自己的口袋里，而本来这些钱财是应该归小生产者所有的。显然，这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主不断努力的目标，最大限度地有利于自己，极端的不利于他所雇用的人，正如一个蜘蛛居于蛛网中心一样。为了执行这种‘血汗’制度，可以不择手段，不问场合；善于利用一切；弄虚作假，撕毁合同，克扣工资；所谓买卖，那就是掏别人的腰包（6）。”
追求剩余价值，就是在生产相等于生活资料价值的劳动之外，追求剩余劳动，追求不付工资的劳动。为了取得更多的剩余劳动，首先资本家能尽量延长劳动日而不增加工资。假定一个工人在五小时内生产相等于工资的价值，那么，延长劳动日到十至十二小时而不增加工资，每天的剩余劳动时间就是五至七小时，即达40%。这种增加剩余价值的方式叫做增加绝对剩余价值。
在以占有使用价值为生产的基本目标的任何社会里，无论对生产者和剥削者来说，不断地延长劳动日似乎毫无道理。需要和市场的局限性也使生产限于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内。古代奴隶制还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还在族长奴隶制的时候，奴隶的处境是相当可以过得去的，实质上和家族庄园里穷亲戚的处境相差无几。直到古代奴隶制成为为市场而生产的基础时，野蛮虐待奴隶，才普遍化了（7）。
中世纪时，公社的规章曾严格限制手工业者的劳动时间。除了禁止夜间劳动外，一般都规定宗教节日和每年一定时间内停止劳动。爱斯比那根据对阿尔土瓦小城市吉讷的城市法的研究，估计中世纪时每年劳动二百四十天（8）。十六世纪时，巴伐利亚采矿业每年有九十九到一百九十天假日（9）。许埃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许多假日计算在内，那么，采矿业每周平均劳动时间在十五世纪时是三十六小时（10）。
但是，资本主义企业一出现，就力求延长劳动日。早在十四世纪，英国就有一条法令禁止太短的劳动日。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文献里，充满对工人“闲散”的怨言，“如果工人能在四天内挣得一星期的口粮，其他三天他们就不去上工了”。资产阶级的大思想家都参加了这种埋怨的浪潮：斯宾诺萨的朋友——荷兰人让·德·维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埋怨“惰民”的科耳贝特，等等。松巴特引据当时这类的文献，写了满满七页（11）。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过重洋，进入新大陆的时候，起初也自然遭到劳动者的同样抵抗，他们反对延长劳动日。十七、十八世纪时，北美洲那些道德高尚、循规蹈矩的殖民者们的报纸上，吵吵嚷嚷地抱怨“工资太高……不合道理，违反正义”。《纽约周报》（New York Weekly）装糊涂说：“穷光蛋变成富翁了”。1769年，《马利兰报》（Maryland Gazette）抱怨说：“工人一天的工资可以大吃大喝三天（12）。”
“十七、十八世纪攻击英国工人奢侈、骄傲、懒惰，事实上和现在对非洲土著居民的攻击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13）。”
阿尔弗雷德·博内曾指出，西方观察家看到穷苦的阿拉伯人宁可当牧人一年挣一镑而不愿当工厂无产者每月挣六镑时，所表现出来的惊奇（14）。奥特雷·理查在罗得西亚的黑人中也看到有同样的情况：
“要求那些习惯于在部落里每天劳动三到四小时的人，在大种植场或大工业企业里，在白人的监督下，劳动八到十小时（15）。”
但是，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大动荡，产生了离乡背井、没有工作的大量劳动力。只要利用这支劳动力就可对工资施加压力，把工资压到低于最低生活费。这样，资产阶级就可以在“反对惰民的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早在十八世纪，英国正常的劳动日是十三到十四小时（16）。英国棉纺厂里，每周劳动时间在1747年是七十五到八十小时，1797年是七十二小时，1804年是七十四到八十小时（17）。由于工资已压得如此之低，以致一天失业，就得挨一天饿，所以拿破仑似乎还比他的大臣波尔塔利斯慷慨一些，因为他拒绝了波尔塔利斯关于禁止星期天劳动的建议。“既然百姓天天要吃东西，就应允许（！）他们天天劳动（18）。”
但是，绝对剩余价值不能无限地增加。其自然的限度，首先是劳动者的体力限制。剥削劳动力是有利于资本的，但破坏劳动力则是不利的，因为劳动力是潜在剩余劳动的经常的源泉。超出一定的体力限度，工人的生产率很快就会跌到零。
另一方面，工人通过工会组织反抗。十九世纪中叶，就制定了第一个关于劳动日的规章，限定了最长的劳动时间。劳动日合法限度最初规定为十二小时，以后是十小时，最后到二十世纪是八小时，而许多国家规定为每周四十小时，虽然资产阶级每次都大喊大叫地说要破产了。[3]
于是资本家愈来愈转向另一种方式来增加剩余价值。与其延长劳动日，他们力求缩短生产工人工资等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假设一天劳动十小时，其中四小时必须用于生产工资等值。那末只要能把必要劳动时间从四小时缩短到两小时，剩余劳动就从六小时提高到八小时，这样获得的结果，和把劳动日从十小时延长到十二小时所获得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这就叫增加相对剩余价值。
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是依靠采用新机器、采用更合理的劳动方法、更细致的劳动分工、更完善的劳动组织，等等。[4]工业资本主义比过去所有的全部生产方式还要更激烈地改变了经济生活。下列数字清楚地说明了日用品价格下跌的情况：
一定数量的40支棉线
1779年值16先令
1784年只值10先令11便士
1799年只值7先令6便士
1812年只值2先令6便士
1830年只值1先令2.5便士（19）
美国大量采用机器比英国稍晚了一些。下列关于稍晚一些美国情况的表格，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制造各种物件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
（单位：一千分钟）
|
手工劳动 |
机器操作 |
100双男鞋 |
1859 |
86.2 |
1895 |
9.2 |
100双女鞋
|
1859 |
61.5 |
1895 |
4.8 |
100打领子 |
1855 |
81.0 |
1895 |
11.5 |
12打衬衫
|
1853 |
86.3 |
1894 |
11.3 |
100打装玉米的盒子 |
1865 |
6.5 |
1894 |
2.7 |
25000斤肥皂 |
1839 |
25.9 |
1897 |
1.3 |
12张桌子 |
1860 |
33.8 |
1894 |
5.0 |
50扇门 |
1857 |
83.1 |
1895 |
30.6 |
100000信封 |
1855 |
26.1 |
1896 |
1.9 |
运输100吨煤 |
1859 |
7.2 |
1896 |
0.6 |
（20）
资本家用大大降低一切生活必需品价值的办法，来缩短一个劳动日里工人用于生产工资等值的那部分时间。再加上用便宜的东西代替较贵的东西，作为工人阶级的消费品——主要是用土豆代替面包——以及工人的饮食、住处和衣着普遍地越来越坏，这些都是对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有利的。
提高劳动强度也能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归根结底，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工人不得不在十小时劳动中耗费过去在十三或十四小时劳动中所耗费的精力。有各种不同的办法来提高劳动强度：加速劳动节奏、加速机器运转、增加看管机器的台数（例如纺织工场里看管织布机的台数），等等。
劳动强度提高大大地为资本家增加相对剩余价值，那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近阶段的事。最近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劳动组织科学化”（泰勒制和伯多制[systèmes
Taylor et Bedeaux ]计件劳动和计效率劳动；测时，等）。乔治·弗里德曼动人地描绘了法国两家汽车厂——里昂的贝利埃汽车厂和巴黎的雪铁龙汽车厂，所使用的方法：
“尽管贝利埃汽车厂有漂亮的厂房，为什么它被看作为囚徒的劳役场呢？因为该厂粗暴地实行泰勒式的合理化制度。把一个示范者、一个‘把式’所花的时间，当作标准，强加给广大操作工。正是这位‘把式’，手拿时计，规定每个操作工的生产‘定额’。他在每人身边似乎公正地计算着制造一个部件的必要时间。事实上，如果他认为工人的动作不够快，或不够正确，他就做一次示范，从而规定基本工资所要求达到的定额……除了这种技术上的监督之外，还有戴鸭舌帽的保卫人员在劳动纪律上进行监督。这些保卫人员老是在工厂里转来转去，他们竟至推开厕所的门，看看那些蹲着的人是不是正在抽烟，甚至在毫无火警危险的车间里也这样做。
“在雪铁龙汽车厂里，办法更隐蔽一些。生产组之间是互相竞争的，他们争夺吊车、钻机、汽磨和小工具。但是穿着白罩衣的工长们，为了保持劳动速度，却变得执着、恳切而又诚挚。好像节约时间就是为他们个人效劳似的。尽管如此，他们却在那里不断地监视着生产组长，组长又监视着你。动作达到闻所未闻的速度，好像某些影片中的快镜头一样（21）。”
凡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工人全部劳动时间，其中每一分钟、每一动作都是由资本家如饥若渴地加以利用，这难道不是最清楚地说明了下列这一点吗？所谓利润，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不过是工人的无偿剩余劳动而已。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支付工人工资，不是以小时计算，而是以每十分钟（！）实际劳动计算的（22）。这一事实又证实了资本家如何渴求剩余劳动。
丹尼耳·倍尔很好地概括了工业资本主义所引起的时间概念的彻底革命：
“两种时间概念曾经是主导的：作为空间函数的时间和作为时限的时间。作为空间函数的时间是随地球运动而来的：一年，就是环绕太阳一圈；一天，就是地球自转一圈。时钟本身是圆的；钟上一小时的表达方式是一根直线在空间转了三百六十度。但是，正如哲学家、小说家——以及普通人——所知道的那样，时间本身是天真无邪的。各种不同的时间观的心理状态可以概括如下：有无聊的时刻，有活跃的时刻；有忧郁的时刻，有幸福的时刻；有的时间过得慢的叫人苦恼，有的时间过得快的叫人苦恼；有人们追怀的时间，也有人们预支的时间；——总之，时间的职能不是衡量空间，而是标志一个人的经历。”
实用的合理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较婉转的说法）对于作为时限的时间是不予理会的。对合理主义和对现代工业生活来说，时间和劳动只是“节拍器似的”有规律的节奏——像时钟那样有规律的节奏相联系着的。在现代工厂里，对生产劳动的刺激及其反应，劳动的节奏，都来自因使用机器而强使人产生的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特殊感觉；现代工厂根本上就是为这种气氛所笼罩着的地方。
从而，赫胥黎作出如下的断定，就不足为奇了：“现在，每个高效率的办公室，每座现代化的工厂，都是模范监狱，在这种监狱里，工人们受尽折磨，因为他们意识到自身也陷入到机械组织内了（23）”（黑体字是本书作者标出的）
乔·弗里德曼在他所著的《劳动的分裂》一书中，举一家英国工厂为例。在这家工厂里，许许多多工序缩短到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25）。[5]在福特汽车公司的里佛鲁日工厂里，流水作业带留给大部分工人的操作时间不到两分钟（26）。有些技术人员已开始怀疑这种“加快”是否有效（27）。
弗里德曼和倍尔所提到的现代工厂情景，也说明了劳动组织的等级制度。只要生产者自己还占有生产手段，就谈不到“车间警察”问题。严格节约原料是生产者本身利益所在。当家庭工业和包活普遍化时，包商的抱怨也越来越多了。据这些包商说，生产者糟蹋、浪费和偷窃交给他们的原料。这也是建立手工工场的主要原因之一。手工工场里，工人是在工场主经常监督下劳动的。
工场主原来只是资本的所有者，只是某一企业的主人（企业的目的是使资本获利），现在成了精确的、有技术的生产过程的组织者，同时又是一大批需要监督的工人的指挥者。他不仅指挥资本，而且还指挥机器和人。
为了有效地指挥人，他不得不把劳动组织得更细致，不得不建立（介于厂主和工人之间的）中间等级，不得不把工人划分为小组，置于组长管辖之下，不得不使用工头和车间主任、技术员和工程师。除了企业内纯技术的劳动分工外，还发展和改进了一种指挥者和被指挥者之间的、按等级的社会劳动分工。[6]
正是因为使用了机器，工业资本才能存在，才有了增加剩余价值的源泉。资本主义使用新机器，不是为了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是资本主义所追求的目标的副产品而已。资本家使用机器是为了降低成本，以便低价出售，打败竞争者。而只有机器的价格本身低于该机器所代替的工人工资，只有这样，使用机器才能降低成本。英语里的一个常用词——“labour-saving
ma-chines”（省劳力的机器）——还没有全面指出了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要资本主义企业购置机器，必须这种机器既能节约人力，又能带来利润；它必须是既“labour-saving”(省劳力)又“profit
increasing”（增利润）。如果机器的价格恰好相等于它所能节省的工资，那么尽管从整个社会角度看，它能节约很多（劳动）时间，资本家大概也不会去购置的。资本主义工业的能动性和社会化、计划化工业的能动性，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
美国卷烟工业大约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诞生的。起初，全部都是手工劳动；一个熟练工人，一天劳动十小时，只能卷三千支烟。1876年，一千支某种牌子卷烟的工资合美元九角六分四。有一家公司悬赏七万五千美元，征求发明一架卷烟机器。1881年，邦萨克设计了一架合理化的机器，每分钟能卷二百到二百二十支烟，使一千支卷烟的工资从九角六分四降到二分（！）。只要一架这样的机器，就能生产1875年美国全国手工生产的卷烟（30）。
一架机器节省工资，就是把生产者赶出生产。使用机器引起工人失业，这种情况是如此之直截了当，以致受害者起初想捣毁那些使他们陷入困苦的机器（英国路迪特运动，1816——1825年法国类似的运动）。[7]1840年到1843年间，由机械麻纺工业的竞争，弗郎德勒的家庭纺锭从二十二万一千锭跌到十六万七千锭（32）。1824到1825年，英国使用机械织机，引起了大批失业，工资跌了5
0%（33）。
为了对抗大机器的竞争，手工工人不得不同意大量削减工资。英国博耳顿地方的手工织布工人的每周工资从
1800年
25先令，
降到
1810年
19先令6便士，
1820年
9先令 ，
1830年
5先令6便士（34）。
因机器竞争而使大批工人失业，找不到工作，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现象。[8]这是工业后备军。由于有了这支后备军，工人就不得不同意只拿一点恢复劳动力所必需的费用作为工资。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管在哪个国家建立，总是大工业破坏手工业，引起触目惊心的失业问题。以后，本书下文所描述的其他现象，决定了失业的规模和变化。
工业中使用机器，不仅使一部分生产者变为困苦的失业者，也使一般的手工劳动跌价，并使许多熟练工人变成非熟练工人，或半熟练工人。在行会手工业时期，或家庭手工业时期，每个生产者原则上都是熟练工人，彻底掌握本行手艺。不精通任何手艺的“仆役”，人数不多，经济上不重要，是一个漂浮着的阶层。生产者精通本行手艺是一切生产企业成功的首要条件。
但是，工场内部的劳动分工，然后是普遍采用机器，最后是在半自动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这一切使生产者的劳动简化和机械化到了极点（35）。生产者的操作现在一点也不需要技术了，任何人都会做。现在，任何人实习几个月就可成为一个流水作业带边的好劳动者。美国福特工厂里，生产车间75%到80%的人员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掌握了操作。在“西方电器”托拉斯的一家工厂里，熟练工人的比例降到了劳动力的10%（36）。
大量不熟练生产者的突然形成，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初期，造成了一批流动劳动者，例如在英国挖凿运河和建筑铁路的“客籍工人”（37）。资本主义工业本身是在现代国家内部居民大量移动中诞生的，反过来它又引起国内的和国际间的移动如下：欧洲人大量移民北美、南美、澳洲、南非等处，印度人移居印度洋沿岸国家；日本和中国人移居太平洋沿岸国家，等等。
在资本主义方式下，劳动力成了商品。[9]像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这种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所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就是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恢复这种劳动力所需的费用（食物、衣着、住处等）。由于工人只能出售他的劳动力以换取他本人和家庭的生活资料，也由于存在着一支工业后备军，所以工资总是在最低生活费上下摆动（我们将在下文说明什么是最低生活费），这就使工人永远处于无产者的境地：
“劳动者不得占有能改善其处境的经济手段。工厂应当这样组织起来：劳动者要独立，必需有钱。他们怎么去弄到钱呢？……至于呢绒商付给小生产者的工资，那显然是有所规定的，发工资只是为了使领到工资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其目的在于使工人能要在雇主的企业里继续劳动（雇主发工资让工人生活，仅仅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在于让工人致富，富到可以逐渐摆脱老东家的束缚，富到可以和老东家并驾齐驱，富到最后能和老东家进行竞争（38）。”
对中世纪小手工业者替包商加工劳动而得的工资所进行的这种分析，也适用于一切文明社会里所出现的工资。在漫长的岁月中，工资一直是特别稳定的。雅克·拉古－加耶研究了纪元前二十世纪初期美索不达米亚埃雪努纳地方农业雇工的工资以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那时的工资是以小麦计算的，很可以和我们现在的工资相比较。现在我们一个割麦工人的工资，折合小麦，差不多相等于那时候（工资小麦）的重量（39）”。
哈什尔海姆曾计算了古希腊亚历山大时代洛斯地方一个工人的最低生活费。包括主食（面包）、点心、衣服和一些零星补充用品。收成好的年代，工资略高于最低生活费；歉收的年代，零星用品和点心实际上都取消了（40）。
古希腊这种带有特色的情况已经含有工资波动的潜在因素。尽管习惯不同、风俗不同、传统不同，而首先是买卖劳动力双方力量的对比不同，这种工资波动，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
，却都是存在的。某些时候，点心和零星用品可能相当广泛而多样。别的时候，又可能几乎完全没有。但是，两种因素：历史因素和体力因素（“绝对最低生活费”），却一直是工资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际工资是按照一系列明确而复杂的规律而演变的。马尔萨斯的观点是李嘉图和拉萨尔工资理论（“铁的工资规律”）的基础。但是和马尔萨斯所设想的正好相反，并没有一种人口规律在统治着劳动力供求状况（“劳动力市场”的波动）。而最后决定劳动力供求状况波动的，恰恰正是资本积累规律。
这种现象最容易在资本主义生产周期[10]期间的短期波动中看出来。资本主义生产周期使工业从停滞和不景气，经过经济复苏和上升，而走向“繁荣”和危机。在周期的初期，因上次危机而在“劳动市场”上找工作的大量失业者，超过经济复苏带来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工资仍然稳定在相当低的水平上（而且，正是稳定的工资和开始上涨的物价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利润有所增加。利润率提高了，这就鼓励经济复苏）。反之，到了繁荣的顶点，如果确实是完全就业了——不一定如此，我们以后再谈——劳动力就会大大地求过于供，工人就能施加压力，要求增加工资，从而引起的利润率降低成为爆发危机的原因之一。
在长期波动中也可以看出这些规律。如果资本积累的速度低于资本积累本身所引起的劳动力供应增加的速度，实际工资仍然是稳定的，甚至会有下降的趋势。我们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所制造的失业（手工业、农业、家庭工业、因竞争而受害的企业）多于它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从长远来看，工业后备军有扩大的趋势，而即使在“繁荣”时期，也不会有完全就业，这就使工人不能在这个时期增加工资（直至1850年——1870年，欧洲的主要情况就是如此，而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至今仍然如此）。[11]我们也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业扩张的速度低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反之，如果资本积累的速度高于它本身所引起的劳动力供应增加的速度——如果工业后备军停止扩大，甚至有收缩消失的趋势，例如由于大量的居民外移以及对移入的限制——实际工资便有缓缓上升的趋势。如果工业扩张的速度高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那末情况也是如此。
确实，对资本来说，重要的不是工资的绝对水平。当然，资本家愿意他自己企业里的工资尽可能的低，但同时他又希望他的竞争者那里、他的顾客的雇主那里，工资尽可能的高！对资本家来说，重要的是从他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更多的无偿劳动、更多的剩余价值、更多的利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相对剩余价值有所增长。如果工业后备军是有限的，如果所增加的实际工资的等值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来的话，就是说：工资不及生产率提高得快，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意味着实际工资有逐渐上升的可能性。
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从一个时期以来有了很大提高的国家，比起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或提高得慢的国家来，实际工资一般的总要比较高一些。
但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不会使实际工资自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只不过使实际工资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危及利润）有了提高的可能性。为了使这种提高的可能性成为事实，必须具备两个互相有关的条件：“劳动市场上力量对比”的有利的发展（就是说工业后备军缩小的趋势胜过工业后备军扩大的趋势）；雇佣工人的有效的组织——首先是工会组织——使工人得以消灭相互的竞争，并利用“劳动市场的有利条件”。
统计数字和历史研究证明：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直接得出实际工资水平（除去上述两因素）的一切理论，都是与事实不符的。根据国际金属业工会所做的研究（41），1957年一批钢铁厂的生产率（每个工人每年钢产量）和平均工资（瑞士法郎）如下表：
按每个工人计算
|
年产量
（吨） |
年利
（瑞士法郎） |
年工资
（瑞士法郎） |
美国钢铁公司 |
110 |
6800 |
30000 |
内地钢铁公司 |
170 |
6800 |
29800 |
扬斯通钢板公司 |
150 |
6100 |
27700 |
八家美国公司平均 |
138 |
6400 |
29500 |
联合钢铁公司 |
96 |
3800 |
10500 |
科尔维公司 |
115 |
3500 |
8700 |
八家英国公司平均 |
100 |
3400 |
±9500 |
八幡制铁厂 |
70 |
2200 |
6000 |
中山 |
170 |
7000 |
7000 |
富士制铁株式会社 |
82 |
3000 |
6500 |
六家日本公司平均 |
76 |
3100 |
6000 |
差别是很显著的。英国钢铁厂的劳动生产率比日本钢铁厂高33%；而年利却只高10%。反之，工资的差别则超过50%。同样，美国钢铁厂的生产率比英国钢铁厂高38%，年利高80%。但是美国的工资却比英国的工资高两倍以上。日本和美国比，生产率的差别是一比二，工资的差别是一比五！一家日本钢铁厂，中山，其生产率和美国相等，而工资却只及美国工资的四分之一！
马迪尼埃在最近的一篇著作里曾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巴黎和外省的工资经常有20%的差别，其主要原因是两地工会力量的差别。
但是，如果认为工会力量是决定工资的自变数，那就错了。这是因为：只有工业后备军不再经常扩大，才有可能消灭工人间的互相竞争。某些技术性很高的行业不在其内，因为这些行业在招收学徒或吸收工人时实际上都是实行限制名额的。即使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增加工资也会碰到制度上的障碍，这种制度上的障碍是和技术上的或“纯经济的”障碍毫无关系的。理论上，只要工资总额低于全国净产值，增加工资仍然是可能的。但增加工资必需在消费资料部类和生产资料部类之间重新分配收入和资源。重新分配收入和重新分配资源是两个过程，这种过程可能引起矛盾，但也仍然完全有可能不引起真正的危机或真正的通货膨胀。只需改变制度，就是说消灭资本的权力，尤其要消灭利润率太低时停止投资的权力。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增加工资，还远没有达到物质上或经济上的限度，就会碰壁的。如果充分就业的有利形势使工资增加得比生产率快，那么，利润率以致于剩余价值率就要下降。而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一下降，很快就会使以利润为基础的经济制度采取重新适应情况的手段：补偿性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趋势、投资下降、就业减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疯狂地实行合理化以及用机器代替工人。在这两种情况下，失业现象都会重新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碰到这种“壁障”，增加实际工资就不可能了。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坦率的辩护士断定：在“过度就业”即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是无法生存的。
怎样在劳动价值论范围内解释在上面情况下出现的增加实际工资呢？
劳动力的价值不仅包括纯粹恢复体力（以及养育工人的孩子、就是说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它还包括精神上和历史上的因素，也就是说，根据当地传统习俗，必需计算在最低生活费内的那些商品的价格（以后，还包括某些为个人服务的费用）。[12]这些需要取决于过去和现在的文明的相对水平，因此从近期或长期来看，归根结底，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只要由于工业后备军的压力而还不能把这些需要计算在最低生活费内，那么，工资，就是说劳动力的价格，事实上是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的。增加实际工资，不过是劳动力价格赶上一点劳动力的价值而已，而劳动力的价值则由于文化水平平均提高而也趋向提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工资有矛盾的作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生活资料的价值，与此同时，它就会降低要不是绝对工资，至少是相对工资（一个劳动日内，工人生产与其工资相等的价值的那部分时间），它就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许多奢侈品的价值和价格，发展大量生产（常常损害质量！），并使一系列新商品列入最低生活费内，[13]与此同时，它反而使劳动力价值提高了。
资本积累，它也对就业的范围和工资趋向起矛盾作用。随着机器代替了人，工业后备军扩大了。但是，随着剩余价值之积累，随着资本之扩大其活动范围，随着新企业之不断出现和原有工厂之不断扩大，工业后备军就会缩小，资本就会去寻找新的劳动力来剥削。[14]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就可以解释从资本主义初期以来工资演变的大势。关于西欧诸国，必须区别两个重要的时期；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个时期里，工资越来越低，跌到只有“主食”；然后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这个时期里，工资先是上升，然后稳定（或下降），终于重新回升。“副食”和补充用品大量增加，而且花色繁多，但有时质量低劣，而且“主食”的质量有时也降低
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实际工资下跌的时期，这种下跌首先是因劳动力过剩、工业后备军不断扩大、和工人阶级缺乏有效组织而引起的。资本家用降低工资的办法增产绝对剩余价值。工资降低到这种程度，以致一个英国工人，为了挣得一年所需的面包钱，需要劳动的时间如下：
1495年 |
需劳动10周 |
1653年 |
需劳动43周 |
1533年 |
需劳动14到15周 |
1684年 |
需劳动48周 |
1564年
|
需劳动20周 |
而1726年 |
需劳动52周 |
1593年
|
需劳动40周 |
|
|
依靠价格革命的帮助，幸而克服了一切“游手好闲”（45）。最近菲尔浦斯·白罗恩和舍拉·霍金斯完全证实了罗吉斯的这些典型材料。他们发现：英国泥瓦匠的实际工资指数：
在1475－1480年 |
是110－115 |
|
1528
年 |
是56 |
1740－1750
年
|
是65－70 |
1600
年 |
是45 |
1765－1770
年 |
是53 |
1610－1620
年 |
是38 |
1772
年 |
是47 |
1700 年 |
是55 |
而到
1800 年 |
则是38 |
一直到1880年前后，指数才重又超过100！（46）
法国的情形也并不例外。阿符内耳子爵曾计算过：从1376年到1525年，一个木工平均劳动五天挣得相等于一百升麦子的钱；他每天的工资折合三公斤肉的价格。1650年，他就得劳动十六天才能挣得同量麦子的等值，而他每天的工资只合一点八公斤肉价了（47）。
反之，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实际工资开始回升。在英国和法国，从1850年到1914年，实际上涨了一倍（48）。资本家在一整段时期里成功地使农产品大大跌价（英国废止谷类输入限制法；海外各地出口增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夺取了广大的国际市场，有很大的扩张。西欧各国的工业后备军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缩小，可是却在印度、中国、拉丁美洲、非洲和近东，更大规模地再生产、“再输出”这种后备军。大量地从欧洲往人口是白种人的海外各国移民，使欧洲劳动市场上劳动力的供应更加减少了。这些是组成一定的世界市场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带有特征性的，它们为在西欧加强工会力量提高实际工资创造了有利条件。
女工和童工的竞争长久以来是降低平均工资的重要手段之一。[15]从中世纪来所使用的降低工资的另一手段是“实物工资制”：用实物支付工资，就是说用雇主武断地决定其价格、而且以质量低劣的产品支付工资。尽管雇主顽抗，这种超额剥削的形式终因工人反对而消灭了（50）。但是它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残存下来：属于工业公司所有的百货商店。工人不得不来这些百货商店里买东西，欠下这些商店的债，这样就永远受这个雇主的拘束（这是美国南部，例如松香水工业，至今盛行的“劳动偿债制”的一种形式）。
除了实物工资以外，最流行的两种工资形式是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或计效率工资）。从工人阶级利益角度看，计时工资为害最小。反之，计件工资使生产率不断提高，使生产速度加快，使劳动强度不断提高，是雇主增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理想工具。
计件工资的一种较隐蔽的形式是带奖金工资。这是1870年前后在美国冶金工业中开始出现的。现在实行的有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罗万制（Rowan）、哈耳塞制（Halsey）、伯多制（Bedeaux）、埃默生制（Emerson）、雷法制（Refa）等等。这一切方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工人的效率比工资提高得更快。工人所创造的大量价值中，只是越来越小的一部分归工人所有，而相对剩余价值却按比例增加了。因此，按罗万制的算法：
如果效率增加50%，工资增加33%
如果效率增加100%，工资增加50%
如果效率增加200%，工资增加66%，等等
至于伯多制，人们估计这一方法在美国一般地使生产增加了50%，而工资却只增加了20%（51）。
有些公开拥护带奖金工资制的作者，如贝伦博士，承认雇主从这些不同的奖金办法中取得好处（52）。分红的各种办法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由于分红的办法，工人不但要提高他个人的效率，而且还要提高整个企业的效率。
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这是他的政敌、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谓“修正主义”派强加于他的。自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个一个学派，认为必须重新捡起这一“贫困化理论”，必须热烈地、存心不良地保卫这一理论，而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威望，这至少可以说是一件怪事。[16]
认为工人的实际工资越来越下降的思想是和马克思的著作毫不相干的。这种思想是马尔萨斯提出的，主要为拉萨尔所引用。拉萨尔曾提到工资“限制论”[17]。马克思曾毕生为反对这种“限制论”而激烈斗争。无论如何总不能把这种斗争像约翰·斯特拉歇那样解释为简单的“误解”（58）。事实上，像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始终坚持：工资问题取决于很复杂的规律，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则并不依赖于工资的相对水平。[18]
马克思著作里说的不是劳动者、不是雇佣工人的绝对贫困化，而是被资本主义制度排挤出生产过程的这样一部分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失业者、老人、残废者、丧失劳动力的人、手足残废的人、病人等等，他称之为无产阶级“带有雇佣劳动烙印的”最贫困的阶层。这一分析，即使在现代“社会化”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仍然保持其全部价值。
尽管美国实际工资大大提高了，但贫困一点也没有消灭（61）。只要看一看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旧金山、新奥尔良及其他南部城市的大片大片骇人听闻的贫民窟就会知道：非人道社会的这些受害者，就是被这种社会害得愚鲁而失掉人格，他们继续对世界上最富裕的资本主义提出最强烈的控诉。[19]而且除了“下层无产阶级”经常的绝对贫困化外，还有那些受一时失业、受危机时期降低工资之害的劳动者周期性的绝对贫困化。
所谓“绝对贫困化”学派的一个精巧的变种，力图证明：即使在实际工资增加时期，“绝对贫困化”这个词也可适用。于是讨论就在词义学的迷魂阵里迷失方向了。亚尔佐马尼安断言“绝对贫困化”表现在劳动强化上，表现在工伤事故的增加上，表现在劳动力价值的提高上（！），表现在（正在提高的）实际工资越来越低于劳动力价值的这一事实上（63）。由劳动力价值提高和实际工资提高所表现出来的“绝对贫困化”，毋宁说这是违反逻辑的，既违反形式逻辑也违反辩证逻辑。上述这些说法只意味着一种相对的贫困化，就是说不是从绝对数字上来看的贫困化（从绝对数字上来看，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而是和整个社会财富、和无产阶级提供的剩余价值和生产劳累相对地来说的一种贫困化。我们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相对贫困化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典型的现象。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既是资本家积累资本的主要工具，又是防止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主要武器。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性质正是表现在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上。
从经验中得来的材料一般都证实工资[20]在劳动所创造的净值中所占的相对比例上有下降的趋势。约翰·斯特拉歇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的严厉的（然而不公正的）批评者，他（不能不）断言：
“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马克思时代是50%左右；二十世纪初期跌到40%；直至1939年前后维持在40%的水平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又回升到50%（包括军队的军饷在内，这是应该的）（64）。”
如果扣除了军队的军饷（无论如何军队总不是生产者），那末1949年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就只有47%，1951年后，又下降了好几点（65）。这种轻微的下降趋势（或者也可以说，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的惊人的稳定性）并非资本主义制度正常运行的结果，而是雇佣工人为增加工资而激烈斗争的结果。那么，能不能够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相对贫困化是必然的趋势，工业净产值中工资份额下降也是必然趋势呢？约翰·斯特拉歇回答说：“不能否认。”（66）
而且这种趋势在美国是非常清楚的。现在把制造工业净产值中（某一工序的增值部分）工资所占的份额列表如下：
1880年：
48.1% 1929年：35.5%
1890年：45
% 1939年：36.7%
1899年：40.7%
1949年：38.5%
1909年：39.3%
1952年：35.3%
1919年：40.5%
（67）
还要更确切一些：每小时劳动生产实际毛值和每小时实际工资毛数演变情况（十年平均数字）如下表：
|
每小时实际产值
（指数） |
每小时实际工资
（指数） |
1891－1900年 |
100 |
100 |
1901－1910年 |
122.8 |
102 |
1911－1920年 |
146 |
109.1 |
1921－1930年 |
196.4 |
137.2 |
1931－1940年 |
233.5 |
158 |
1941－1950年 |
281.3 |
209 |
（68）
失业者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其他受害者周期性的绝对贫困化，无产阶级多少普遍性的相对贫困化（就是说：实际工资的提高从长远来看低于社会财富的增涨和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发展规律。
在小商品生产时代，主要的劳动工具、织布机、冶金装置等等，都是一次购置就一劳永逸，而且世代相传。像农民的土地一样，这些工具不是作为要在日常生产总值中“打掉折旧的生产手段”，而只是作为糊口的工具或手段。呢绒商把原料卖给小商品生产者，又向他买回成品。原料价格和成品价格之间的差别，事实上只不过是手工工人的工资而已。如果包商让人为他织布，他的生产费用主要就是原料价格及所花的工资。他向工人购买劳动力，而工人的唯一职能，就是在原料价值上加上新创造的价值。新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工资的等值）使包商的生产费用提高了，而另一部分（劳动者并不因此而得到任何报酬）则体现剩余劳动，就是资本家所攫取的剩余价值。[21]
工业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出现，情况就不同了。现在，要为受竞争支配的市场而生产，其先决条件就是购置机器。购置机器需垫支大量资本。机器是一点也不能世代相传的，甚至还不能使用到让企业主死亡。机器使用得很紧张，过了一些时候，就都坏了，这是在物质上用坏。而且不用多少时候，竞争者就会制造出更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成本就会更便宜。为了避免竞争失败，也必需弄到这种机器。因此，旧机器还没有用坏，就没有用了，这是在精神上用坏。因为，和小商品生产者相反，资本主义的企业主不是把机器仅仅看作糊口的工具，而是把它看作是能积累剩余价值的资本。
因此，为购置机器而垫支的资本应当在一定时期折旧，否则，资本家就不能跟上技术进步，就不能取得更现代化的机器。美国现在有人估计：一台工作母机物质上能用十年；但在精神上只能用七年，用到七年，就得换上更现代化的机器（69）。因此，七年后，资本家就应当把机器的价值、即为购置机器而垫支的资本，全部折旧。只有一种折旧的办法：把生产商品的生产手段的一部分价值摊派到生产出来的每一件商品上去。
这样，从资本家的角度看，劳动力完成双重职能：它保存用于生产的生产手段的价值，它创造新价值。由于新价值的一部分是工资——资本家垫支的资本——的等值，我们可以说：劳动力保存原有资本的全部价值并创造为资本家所攫取的全部新价值。
每个工业家都清楚地知道这种事实。他们尽力缩短机器设备闲置不用的时间。机器有一天，或一个小时不用于生产，便在物质上，尤其是在精神上损耗了一天或一个小时，但相应的机器价值却未被劳动力保存下来。就为了这一点，许多企业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班劳动。
开办一家工业企业的资本家应当把他的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购置机器、厂房、原料、辅助品等等。这部分资本的价值体现在成本的价值内，在生产过程中保存下来了。因此叫做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资本用于购买劳动力。正是这部分资本增值了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因此叫做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叫做资本的有机组成。一家企业、一个工业部门或一个国家愈先进，资本有机构成就愈高，就是说资本总额内用于购买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就愈大。
雇主和工人，按照剩余价值对工资的比例，分得劳动力所创造的新价值。剩余价值对工资的比例叫做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反映工人阶级被剥削的程度。剩余价值率愈高，劳动力所创造的新价值中被资本家剽窃去的部分就愈大。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和工人切身有关的。
但是雇主却并不关心剩余价值率。恰恰相反，雇主所关心的是掩盖这种隐蔽在劳动力换取工资的现象后面的剥削关系。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企业提供的剩余价值量对资本总额的比例；他把整个这笔资本投下去，难道不是为了获得利润吗？
对资本家来说，为购置机器而垫支的资本，一定要像购买劳动力的资本那样，能提供利润，只有这样，购置机器才算是“生产性开支”。否则，他是一架机器都不买的。因此，资本家认为：他的企业所生产的大量剩余价值是他的全部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和资本总额的比例就叫做利润率。
如果我们用c代表不变资本，用v代表可变资本，用pl代表剩余价值，就可以得出下列公式：
资本的有机构成=
剩余价值率=
利润率=
在小商品生产时期，市场上有两类商品：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一系列奢侈品及外国货。生产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用自己的生产手段进行劳动。他们是自己生产的生活必需品的所有者，所以还处于资本作用的范围以外。而奢侈品和外国货则是商业资本家运来的。在正常的情况下，生活必需品是按交换价值出售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奢侈品是按垄断价格出售的，就是说超过其价值，商人盘剥生产者和买主，转移了一部分价值归自己所有。[22]
要使这两种商品循环互相隔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方面，必须资本不能进入生产领域，其经济上的原因是销路稳定而正常，其社会原因则是有法律限制了手艺行业的从业条件。另一方面，在奢侈品贸易方面必须资本相对少而销路相对广，因而在奢侈品贸易领域内建立一系列同时并存的垄断。事实上第一个条件一直维持到中世纪末期。从十六世纪起，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开始同（个体）手工业进行竞争。但是，一直到大工厂取得胜利那时候起，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才生产大部分日常用品，从而决定这些日用品的价值。
第二个条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早在十四世纪初，西欧投入国际贸易的资本就已开始超出销路的限度。虽然在遥远的冒险事业中（同印度和中国的陆上贸易），还能像以往那样取得巨额的垄断利润，可是在包括当时整个欧洲和近东国际贸易的“内圈”（洛佩兹的说法）中，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使货源地进价抬高，另方面则使售价大大降低，因此利润也大大降低了（71）。
从前，先是拜占廷人，然后是威尼斯人，真正垄断了丝绸和某些香料的销售，但后来，热那亚人、卡塔洛尼亚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也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了这种贸易。虽然弗朗德勒呢绒巨头曾垄断呢绒贸易，但从十四世纪起，意大利人、布腊邦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打破了这种垄断。虽然从前德国汉萨同盟垄断了波罗的海鲱鱼、木材和小麦贸易，但不久英国商人、弗郎德勒商人，尤其是荷兰商人就打开了垄断的缺口（72）。
因此十四、十五世纪的特征是商业资本大规模流动，打破前几世纪以来的垄断。大量的资本流向那些价格和利润最高的部门。这就产生了商业利润率的均分，形成一种平均利润率，洛佩兹估计大约在7－12%。十六世纪商业革命引起的暴利时期尽管持续了至少一个世纪之久，但是商业竞争不久就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垄断，于是，奢侈品的价格和利润，就在近代世界贸易大集散地：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威尼斯、汉堡、波尔多等处，进行更大范围内的均分。[2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出现，就产生了类似的现象。每逢开辟了一个新的生产部门，起初资本是小心谨慎地投向这一部门。最初制造织布机的人都成了棉布制造商，并且常常继续制造他们自己所需的织布机。只有等到某一部门的利润已经很高，资本才开始流向这一部门。因此1820——1830年间，对纺织机器的需求不断增加，英国才建立了许多大规模的独立的机器制造厂（74）。
同样，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解除了大陆封锁，咖啡价格直线上涨，而蔗糖价格却由于甜菜糖的竞争而下跌，爪哇、古巴、海地和圣多明哥的种植者纷纷改种咖啡，以代替甘蔗。到1823年，咖啡的价格和利润开始狂跌，咖啡和甘蔗的利润率也就拉平了（75）。
德国第一个水泥技师布莱特勒曾独家经营这门行业达十年之久。直到1862——1864年的繁荣时期，每桶水泥的利润高达25%，才吸引了别的资本，使价格下降（76）。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利润率的均分是资本流动的结果。资本流向那些利润比平均利润高的部门，而退出利润最低的那些部门。资本的退出使某一部门减产，而造成商品不足，因而又使这一部门的价格和利润上升。反之，资本流向那个部门，就在那个部门里引起激烈的竞争，并使价格和利润率下降。就这样，由于资本和商品的竞争，在各部门间达成一种平均利润率。
在小商品生产时期，生产者正常按商品本身的价值（生产这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卖他们的产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也有其本身的价值。组成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力所保存的价值、生产这些商品时消耗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以及劳动力新创造的价值（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每件资本主义商品的价值可以用c+v+pl.这一公式概括出来。
假设有三家属于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A、B和C。譬如说：A是一家面食点心厂，使用机器相对的少，使用人工相对的多；B是一家纺织工厂，使用较多的机器；而C则是一家机械制造厂，比A和B使用更多的机器。B的资本有机构成比A高，而C的资本有机构成比A和B都高。
现在我们假定已经知道三个厂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平均水平，假设三个厂的剩余价值率都是相同的，即100%。这三家工厂的产值可以按照下列方法计算出来（譬如说单位是一千法郎）：
A：3000c+1000v+1000pl=5000
=100%
=
=25%
B:
4000c+1000v+1000pl=6000
=100%
=
=20%
C:
5000c+1000v+1000pl=7000
=100%
==16.6%
因此，资本有机构成最高的部门利润率最低。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可变资本才生产剩余价值。但是我们知道，资本家只关心他们的资本总额所能带来的利润率。因此资本一定会流向资本有机构成最低、利润率最高的那些部门。资本流向那个部门，就等于那个部门里竞争激烈、扩大和使用机器和劳动合理化。但这些变化的结果，恰恰又是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就等于是利润率下降。因此，资本的流动，由于竞争的原因，会改变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会拉平不同部门间的利润率。
这是不是说：各不同工业部门间利润率均分以前：必须先拉平资本的有机构成呢？不。我们再看一看分属三种不同工业部门的A、B和C这三家典型的工厂。这三家工厂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大体上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可以说：劳动生产率是和资本有机构成成正比例的。
B这家工厂资本的有机构成是
，假定在一定的国家和一定的时期里，这家工厂刚好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A这家工厂的劳动生产率低于B，在低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从事劳动。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是浪费劳动（同小商品生产时期一个动作太慢的织工浪费劳动完全一样）。反之，C这家工厂的劳动生产率高于B，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是节约人力。
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因此，A工厂的产品的社会价值就会低于生产这些产品时确实消耗掉的劳动量。于是，通过资本和商品的竞争，一部分价值和剩余价值就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
但是，只有存在的东西才能转移。全部商品的总价值不可能超过生产中保存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通过利润率的均分，在不同部门间分配剩余价值时，价值就转移了。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总额是3000。资本总额（4000+5000+6000）是15000。平均社会利润率是3000/15000，即20%。A、B、C这三家工厂的商品在市场出售所得的价格是：
A：3000c+1000v+800pl.=4800
==20%
B:
4000c+1000v+1200pl.=6000
==20%
C:
5000c+1000v+1200pl.=7200
==20%
商品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出售所得的价格，就叫做生产价格，它包括为生产这些商品而支出的资本，加上这一资本乘平均利润率而得的积数。在正常的竞争条件下形成这一价格意味着每一资本攫取社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总额的比例等于这一资本对社会资本总额的比例。
生产价格的形式虽然能使价格围绕着商品本身价值大幅度地变动，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是违反价值规律。这仅仅是价值规律特殊地运用于利润统治着的社会而已，这一社会在竞争的条件下，以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水平从事生产。恰恰正是通过生产才知道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是否代表社会必要劳动量。由于资本竞争和利润率均分的作用，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工业部门所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移到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这一事实与前一部门内浪费社会劳动的情况是相应的。这一部门内所消耗的一部分人力劳动，从社会的角度看，是白白地消耗掉了，因而在交换过程中没有得到等值报偿。[24]
有名的“供求律”，也只不过就是价值规律的表现而已。如果对于某种商品，供过于求了，那就意味着：为生产这种商品而消耗的人类劳动量，超过了当时生产这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于是，市场价格总额就跌到生产价格以下。
反之，如果是求过于供，那就意味着：为生产这种商品而消耗的人类劳动总量，低于当时生产这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于是市场价格总额就会上涨到生产价格以上。
如果市场价格下降，利润也会下降；资本家要适应形势，就得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减低成本），这就会淘汰那些生产率过低的企业，使供求趋于平衡（而且，如果市场价格大幅度下降，需求也会增涨的）。如果市场价格上升，高利润会把资本吸引到这个部门里来，于是生产增涨，直至供过于求，价格回跌。在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的无政府的社会里，唯一能使分散的资本家服从社会需要的动力，是竞争的作用，是市场价格在商品价值（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但是“供求率”的作用只能说明物价波动，却不能决定物价在其上下波动的轴心，决定这一轴心的，仍然是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劳动。
只有在各个方面，在买主之间、在出售者之间，以及在买卖双方之间都存在完全的竞争条件的时候，[25]才能按经典方式，在各个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实行利润率的均分，才能按照市场的需要，在这些经济部门间分配资本和资源。但这种完全的竞争条件却从未存在过；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初期，考虑到作为前些时期的残余而还存在着的某些垄断性和半垄断性的经济部门，毋宁说只有某种大概的利润率均分。往后，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过渡到垄断阶段时，利润率均分就有了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
利润率均分对于生产率最高的资本主义企业是有利的，而不利于那些生产费用高于平均生产价格的企业。要降低生产费用，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必须改进和增加生产手段，用机械劳动（即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只不过是无偿劳动的结晶而已）去代替人类劳动（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竞争中能取胜的，是那些设备最好、资本有机构成最高的企业。
“工厂主是受了机器本身的压力才去设法取得新机器的。他们必须在降低价格问题上不亚于竞争者；降低价格既是扩大生产规模的经常推动力，同时又是配备新式机器的推动力，而新式机器也不断地在制造出来。企业规模的大小，大概总是有一个饱和点的，任何企业都不能超过这一饱和点，否则就要降低生产效率，即使在工业革命高潮时期也是如此。但是，由于这一饱和点在很快地往上升，所以极大部分工厂企业总是离这饱和点很远而力求跟随上它（78）。”
机器越改进，为使任何企业能取得平均利润所必需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就越高。创建一家能取得这种平均利润的新企业所需的平均资本，也按比例增加。从而，每一工业部门中，企业的平均规模也在扩大。在竞争中最能获胜的，是那些资本有机构成高于平均数的企业。下列表格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它指出：在西德，企业规模越大，投资也越大，技术也越进步。
投资占1955年营业额的%（79）：
企业规模（雇佣工人数） |
化学工业 |
机械工业 |
电机工业 |
纺织工业 |
1到49 |
3.4% |
1.5% |
－ |
－ |
50到199 |
3.8% |
5.5% |
5.7% |
4.2% |
200到999 |
4.7% |
6.0% |
6.1% |
4.3% |
1000以上 |
13.6% |
8.2% |
7.1% |
4.8%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因此必然会引起资本的集积和集中。企业的平均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的小企业在竞争中被有限的几个大企业打败，这些大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所控制的资本、工人、资金和生产，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几个大企业集中了生产手段和工人，其数量之大，如果不相等于过去几百个工场，至少也相等于几十大工场。
大企业在竞争中打垮小企业。小企业的生产价格太高，出售产品已无利可图，只能破产。在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时期，破产的小企业数以百计、千计。因此，资本主义竞争是剥夺过程的继续，而剥夺本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源。但是现在，主要受害者已不是独立生产者，而是资本家自己了。资本的历史，就是很多人丧失财产、他们的财产成为越来越有限的一小撮人的财产的历史。[26]
在竞争中被打垮的那些资本家怎么样了呢？他们的资本没有了，或者是因为破了产，或者是因为他们的财产全部或部分地被大资本家接管了。这样被剥夺了资本的资本家，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仍然做企业的经理，但只拿工资而已。否则，他们就成为低级管理人或技术人员。如果他们原有的企业太小，而且他们和工商界的联系割断了，那么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工人或职员。这就是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27]这就是中产阶级从资本所有者变为劳动力所有者。这种变化从下列关于美国和西德的表格中可以得到证明：
美国阶级结构[28]的变化
（占积极人口的%）（80）
年代
|
各类工资收入者 |
各类企业主 |
1880 |
62 |
36.9 |
1890 |
65 |
33.8 |
1900 |
67.9 |
30.8 |
1910 |
71.9 |
26.3 |
1920 |
73.9 |
23.5 |
1930 |
76.8 |
20.3 |
1939 |
78.2 |
18.8 |
1950 |
79.8 |
17.1 |
1960 |
84.2 |
14.0 |
1960 |
84.2 |
14.0 |
法国的情况也一样，工资收入者在积极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1906年47%，1921年54.3%，1931年57.6%，1953年65%。
如果中小企业、尤其是手工业企业倒闭了，但与此同时，却没有因普遍的工业高涨而产生对劳动力的新的需求，那么，在竞争中被剥夺了生产手段的前企业主就不能成为工人，而是完全被逐出生产过程。他们不是无产阶级化了，而是完全贫困化了。这正是西欧工业资本主义初期所发生的情况，也是后来在资本主义商品大量渗入的那些落后国家所发生的情况。类似的现象经常小规模地反复出现。
德国阶级结构的变化
（占积极人口的%）（81）
|
年代 |
独立（生产）者
（包括属于家庭成员的辅助者） |
工薪收入者 |
全德国 |
1882 |
42.8 |
57.2 |
1895 |
39.1 |
60.9 |
1907 |
35 |
65 |
1925 |
31.2 |
68.8 |
1933 |
29.9 |
70.1 |
西德地区 |
1939 |
28.6 |
71.4 |
1950 |
26.4 |
73.6 |
1956 |
24.8 |
75.2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是美国丝织工业特别繁荣的时期，这发生在帕特逊这个小城市周围。生产过剩，以后人造丝的出现，严重地打击了丝织工业；由于繁荣时期工资特高而能够略有积蓄的许多失业者，买了旧货机器而成了小业主。但是从1927年到1940年，这些小企业一半以上都是经常亏本的。对这些“小业主”来说，每周收入六——七美元不算例外（82）。这种情况是暗藏的贫困化，正如同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情况一样；“占有”生产手段，掩盖了收入甚至低于失业工人这种事实。这种劳动的生产率是如此之低，简直就是就业不足的现象，就是暗藏的失业现象。
但是，伴随着资本的集积和集中而来的，并不就是中产阶级按比例消亡。许多中小资本家，一看到某一生产部门大企业的竞争对他们太危险了，就会自愿撤出这一生产部门，而到别的工业部门去开辟阵地。另一方面，工业集中本身也会产生新的、所谓“独立的”行当。大工厂周围总是有许多修理作坊的。大工厂向小企业定购某些零件，委托某些特种工序，因为由小企业从事这些生产比较合算。
到头来，固定资本激剧增长，使企业里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介乎经理和从前的工头之间的等级：技术员、工程师、总工程师、生产处长、设计室、销售广告科长、市场探测室、研究室主任等等。这样产生的是新的中产阶级，其生活水平大体上相当于从前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些新的中产阶级和从前的中等资产阶级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再是生产手段的所有者，而仅是薪金收入者，因工资水平、传统习惯、生活状况及（阶级）偏见而和真正的无产阶级有所区别。
平均利润率的均分改变了企业之间剩余价值分配的情况，使之有利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那些企业。但是，如果就全部企业来说资本有机构成平均都提高了，而其他一切不变，那么利润率就下降。举例说，如果经过十年后，年生产总值从
3000亿c+1000亿v+1000亿pl.=5000亿
增加到
4000亿c+1000亿v+1000亿pl.=6000亿，
资本有机构成从3提高到4，那么利润率就从
=25%降到
=20%
“要是一种制度聚积越来越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设备，新旧资本的利润率就降低（83）。”既然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机器劳动对人力劳动的比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趋向，所以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向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发展规律。
下表指出美国制造工业连续几年的利润率[29]
|
不变资本 |
工资待遇 |
利润 |
利润率 |
固定资本 |
流动资本 |
1889年 |
350 |
5162 |
1891 |
1869 |
26.6% |
1899年 |
512 |
6386 |
2259 |
1876 |
20.5% |
1909年 |
997 |
11783 |
4106 |
3056 |
18.1% |
1919年 |
2990 |
36229 |
12374 |
8371 |
16.2% |
（84）[30]
斯坦德尔提供了下列数字，指出在传统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速度下降的趋向（85）：
每十年新形成的营运资本占原有平均营运资本的%：
1869——1878：3.75%
1909——1918：2.76%
1879——1888：4.65%
1919——1928：2.18%
1889——1908：4.30%
1929——1938：0.38%
1899——1908：3.75%
我们知道：劳动力既保存原有的价值，同时又创造新价值。说利润率下降，就是说越来越大一部分年产品只不过维持原来资本物质的价值而已，也就是越来越小的一部分年产品才使资本物质增值。理论上已经成立的这种事实，也可以在下列统计表中从实际经验上看出来。这一统计是库兹涅茨所作，指出每年美国生产的设备——用于扩充设备的，而不是用于更新原有设备的——所占的百分比：
1879——1888：57.2%
1909——1918：43.1%
1889——1898：57.9%
1919——1928：36.6%
1899——1908：54.1%
库兹涅茨还提出下列数字，指出用于原有固定资本折旧的开支对新形成资本的百分比：
1879——1888：39.7%
1919——1928：62.4%
1889——1898：43.0%
1929——1938：86.7%
1899——1908：46.5%
1939——1948：67.8%（86）
1909——1918：50.1%
但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向并不是年复一年的、或十年十年地、起着单一的作用。这种作用受许多起反作用的因素所限制。
1）
剩余价值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又可能意味着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因而也是提高剩余价值率。如果十年后，生产总值从
3000亿c+1000亿v+1000亿pl.=5000亿
增加到
4000亿c+1000亿v+1250亿pl.=6250亿，
那么剩余价值率，就从100%提高到125%，而且尽管资本有机构成从3提高到4，利润率仍然不变： =25%， =25%。
但是，从长远来说，剩余价值率有机构成是不可能同等提高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人的需求也往往随之扩大，劳动力的价值也随之相应提高，这就回过来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从而限制剩余价值的提高。此外还必须指出：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还碰到绝对的限制（不可能把必要劳动减到零），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却没有任何限制。
2）
不变资本价格的下跌：资本有机构成所表示的，不是劳动工具的物质量和工人人数之间的比例，而是生产手段的价值和雇佣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比例。如果一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每件个别商品的价值就降低。这条规律适用于一切商品，包括机器及其他生产手段在内。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也对机器价格下跌起作用，从而对不变资本贬值（对可变资本比较来说）起作用，因此阻挠利润率下降的趋向。
但是，生产率的任何提高虽然无可辩驳地会降低不变资本每一单位的价值，这种提高却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单位的数量大大增加。一架机器的价值降低了，但机器的数量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加了，因此全部机器的总价值与其说是停滞的，毋宁说是增加了。因此，美国生产手段的价值占全国财产总值的百分比，提高的情况如下：
1900年
7.4% 1940年
8.7%
1910年
8.3% 1950年
10.9%
1920年
10% 1955年
11.9%
1930年
9%
（87）
3）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扩展：通过对外贸易，资本家输入廉价的原料及廉价的生活必需品，这就既降低不变资本的价值，同时又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并提高剩余价值率及利润率。由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新的经济部门或新的国家（起初这些部门或这些国家里的资本有机构成是较低的），因而也阻碍利润率下跌。
但是，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扩大贸易。工业国家从落后国家输入商品，与之相交换，向这些落后国家输出制成品及资本；这些外来资本终于会破坏这些国家当地的生产方式，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和普遍化了，能取得较高利润率的经济部门也就减少了。虽然在整个一个时期里，这种扩张曾经在削弱和阻止利润率降低趋向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效率却在逐渐减低，而且，一旦落后国家也工业化了，并迫使先进国家为了竞争而不得不大大提高有机构成时，这种扩张甚至会起反作用。
4）剩余价值量的增大：资本主义活动范围不断扩展、资本积累、工人人数增加，必然会使剩余价值量不断增大。如果平均利润率降低得不多，那么（剩余价值）绝对量增大能使资本家同当时的社会制度“和解”。“只”赚十亿的10%，而不是两亿的12%，这样的情景对资本家来说，当然没有什么可怕。利润量从两千四百万增加到一亿，补偿了利润率的轻微下降。缩短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特别有助于增大剩余价值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的价值是以c+v+pl
这一公式表现出来的。这一公式中各项之间的比例，能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
甲．
的提高，表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乙．
的提高，表示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丙．
的降低，表示平均利润率的降低。
上述这三种发展趋势，可以从一般的历史意义的角度出发，与生产力的发展相比较来考虑它们，也可以与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形式相比较来考虑它们，根据这种不同的考虑方法，它们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依靠人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运转的劳动工具在数量上的增加，劳动日中用于生产纯粹生活资料（用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那部分时间的缩短，每年生产出来的财富对全社会逐渐累积起来的总财富的比重降低，这些都是任何哪个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文化进步的一般标志，也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一般标志。
上述这些发展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的特殊形式是矛盾对抗的形式。社会剩余产品比起生活必需品来增加了，但结果不是大量增加全社会的福利和享受，而是增加了被有产阶级占为己有的剩余劳动，而是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每年创造的新财富对社会累积财富的比例缩小了，这并不就是说人类越来越能依靠这种累积的财富生活了，也不是说人类越来越空闲了，而是恰恰相反，成了骚动、危机、失业的周期性的源泉。机械劳动量对人类劳动量的比例增加了，这并不意味着越来越节省人类劳动，而是意味着建立一支广大的产业后备军，在这支后备军的压力下，生产者所能消费的，仍然只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他们的体力劳动却延长了，紧张了。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趋势的这种矛盾对抗形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矛盾可以归结为下列这一普遍的、基本的矛盾：生产的事实上的社会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社会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化的最进步、最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结果。人和人之间世界性的关系代替了族长制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割裂成千万个闭关自守、彼此间只有极简单联系（主要是贸易联系）的生产和消费小单位的那种情况。劳动分工不仅在个别国家里，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了，改进了。没有人再为自己的消费而首先生产使用价值。每个人的劳动，对别人的生存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而每个人也只能依赖千千万万别人的劳动才能生存。个人的劳动只能作为社会劳动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存在。使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进行或持续的，正是大家的客观上相互合作的劳动。因此这种生产在客观上是社会化的，并把全体人类纳入它的轨道中去。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化使生产力得以大大发展。工业和运输业中不变资本的增涨，首先是机器和工具在数量上的增涨，只有在劳动分工极端发达后才可能。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集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在全世界不断扩展，这一切都必然包含有生产力的急剧高涨。生产力高涨又必然引起人类的需要同样急剧地发展，必然使人初步意识到全体人类普遍发展的可能性。
生产社会化使全人类的劳动变成客观上互相合作的劳动。但是，生产社会化并不受有意识的计划所调节、领导及管理。制约生产社会化的是盲目的力量，是“市场规律”，实际上是利润率的波动和利润率均分的作用，即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特殊形式。因此，客观上社会化了的全部生产，是不以人类的需要（社会化了的生产本身所引起的）为转移而发展的，资本家渴求利润是唯一推动它发展的力量。
私人占有的形式使利润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和推动力。它也使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不平衡和间歇的性质。生产不是在真有最迫切需要的那些经济部门，而是在能获得最高利润的那些部门，才飞跃式地往前发展。酿制酒类、出版笑话书和生产麻醉剂要比反对沾污空气的斗争、比维护自然资源、甚至比建设学校和医院占有优先地位（88）。在现代英国，花在互相打赌上的钱，要比花在对癌症、对脊髓灰白质炎、对动脉硬化症……进行斗争上的钱更多。私人占有社会产品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形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质。一个部门的生产不足常常和另一个部门的生产过剩同时发生，直至普遍的生产过剩和危机周期性地来纠正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祸害。不同生产部门间的不平衡和比例失调，是产生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不可避免的因素。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力分配状况，从来不是与吸收这些部门产品的购买力分配状况刚好相适应的。当这种比例失调情况太严重时，就形成危机，危机导致一种暂时的、昙花一现的新平衡。
资本主义生产事实上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形式，二者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生产力无限发展的趋向和消费仍然极为有限，二者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似乎完全和消费脱离，生产似乎成为目的本身。这种性质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但是，周期性的危机又严酷地提醒它：从长远来说，生产是不能完全脱离社会上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力的。
原始社会的生产者，一般不把他的生产活动——“劳动”——同他的其他活动分开的。当然，人的整个生活的这种高度统一，并不表示有意识地努力去普遍发展人类的一切才能，而是更多的表示社会的贫困及社会需求的极端狭窄性。生产者所遭受的暴虐是自然界势力的暴虐。这意味着对自然环境不了解，鄙陋地听信巫术，思维还在原始发展状态。但是，社会上的高度团结和高度合作大大减轻了这种使人堕落的后果。个人和社会相当和协地结合在一起。要是自然条件不太苛刻，劳动就会结合生理上、精神上的愉快。劳动既能满足生理上需要，也满足社会的需要，既满足美感上的需要，也满足道德上的需要。[31]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步地从自然界势力的暴虐下解放出来。人类对自然环境有了了解，并根据自己的目的，学着去改变自然环境。人类从前不得不或多或少被动地忍受的自然界的势力，现在被制服了。因此科学和科学技术开始胜利前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变成自然和宇宙的主人。
但是，人类为了取得这种解放性的进步，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绝对贫困的社会过渡到相对匮乏的社会，同时也就是和从和协一致的社会过渡到划分为阶级的社会。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有了个人空闲，可是，绝大部分的人却不得不出让自己的时间去从事奴役劳动，为别人提供无偿劳动。人类越从自然界的环境下解放，就越遭受盲目的社会力量的压迫，别人的压迫（奴隶制、农奴制）或自己的产品的压迫（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
奴役劳动，由于是被迫的，所以它不要求有任何发展。奴隶和农奴已不再是他们生命的主人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也不再属于他们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仅使他们的个性不能自由发展，而且一般地使他们没有任何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本身也是一种被迫劳动，它意味着人类被迫到了极点。
这种被迫首先表现为劳动同一切非“经济性的”人类活动彻底分离。资本主义社会里极大多数公民之所以劳动，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自己的职业，不是因为他们靠自己的劳动而成为真正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把劳动看作发展自己的体力、智力和道德的必要条件。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劳动，是不得不然，是为了满足除劳动以外的他们自己的需要。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期，——第三世界的一大部分今天仍然处在这种时期——，这些需要低得几乎和动物的需要一样，只够维持生存和恢复体力。随着需要越来越扩大，随着劳动时间越来越缩短，“失掉的时间”和“追回的时间”二者之间的矛盾也变得越触目，越尖锐。
其次，这种被迫还表现为劳动者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劳动条件、自己的劳动工具、自己的劳动产品。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增涨越来越代替绝对剩余价值的增涨，随着劳动日越来越缩短——而其代价是劳动越来越不人道的强化和机械化——劳动者就越不能控制自己的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
连续劳动（它使劳动者连生活分白天黑夜的正常规律都没有了）、流水作业和半自动化、旧有专业之被打破、专业工人的普遍化，都是被迫劳动的各个步骤。经过这样的演变后，劳动者只成了两种恶魔似的机构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这两种机构是：机器本身，就是说压碎[32]劳动者的工具，和社会机器，它也用组织、等级、指挥、罚款及人为的无保障状态来压碎劳动者。除了人性被压碎而外，还有因机械性劳动而产生的厌倦。这种厌倦终于会破坏工人的生活力。就连职员，也由于办公室工作日益机械化而越来越吃不消这种厌倦。[33]
最后，被迫的劳动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商业化和原子化。一切都可以出卖，一切都可以买到。人和人之间的斗争必然会否定人类最根本的、最独特的动机：保护弱者、老人和孩子，合群团结，互助合作的愿望，对同类的爱。人类的一切优点、一切愿望、一切才能都只能通过到市场上去取得实物或劳务而实现，而资本主义却日益使这种“取得”商业化、也就是说加以拉平和机械化。因此，伴随着缩短劳动时间而来的，不是人道的、合乎人情的个人空闲的增多，而是日益商业化的、不近人情的空闲。
最近，西德一些基督教牧师和副本堂神父，学了天主教工人神父的榜样，到大工厂去劳动了好几个月。就此机会，他们对资本主义劳动的被迫性质作了一次动人的概述：
“（工人）对劳动的态度一般地是否定的，只有某些手艺工人例外。对于这些手艺工人来说，已有的技术和不断取得的经验还能起某些作用。对于别的工人来说，厂里的劳动被看成是必要的痛苦。职业是劳动者的‘敌人’，他在长时期内不得不天天屈服于这个‘敌人’，这就意味着：他不得不服侍的机器；企业里从组长到经理的等级制度，他只能服从这种等级制度，毫无讨论之余地（我们的企业里，‘共同管理’，就是说企业委员会，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但是劳动中毕竟也有伙伴，可是伙伴们也只是这一天地（指工厂）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天劳动开始时，大家不是甘心情愿地走进这个天地，而一天劳动结束时，则好像越狱似的匆匆离开这个天地……
“在工厂里渡过的时间，被认为是生命的浪费。”
“劳动的方式方法（累人的体力劳动也好，或者仅仅照看机器的运行也好）倒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各种劳动所能提供的社会价值。我们所力求了解的工厂里，这也表现为对工人的管制。对工人作出的任何决定工人都得服从……”
“尽管有工会和关于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法令，工人无可否认地仍然是我们经济制度中最薄弱的部分：物价的波动、临时停工、危机，使工人的就业发生问题，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总是工人，而这种波动、停工、危机等现象，本来是可能依靠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因素，在对人类不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减轻其恶果的。生活无保障的感觉，以及完全从属于工厂经济演变的感觉，在工人中，比在任何其他社会阶层中，更为强烈……毫无疑问，只有真正改变工人的社会地位，才能立即改变他们的社会思想（黑体字是我们标出来的）。（91）[34]
自从社会划分成阶级以来，虽然有人说：社会不公正可以看成是社会进步的不可避免的阶段，但是人们从未甘心忍受这种不公正。有产阶级抢走了生产者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因而垄断了空闲和文化；生产者并不认为这是正常的、自然的现象。他们总是不断地起来反抗这种现象。而且有产阶级中的开明人士，他们也不断地努力谴责社会不平等，参加被剥削者反对剥削的斗争。人类历史只是长长一系列阶级斗争而已。
阶级社会的初期的标志是奴隶反抗。一般人知道的只有斯巴达克起义和韦雷斯治下西西里的奴隶起义。但是在同一时期，还有在西班牙开矿的四万名奴隶起义，马其顿和代洛斯的奴隶起义，以及更早五十年，希腊洛里奥姆矿工大起义（92）。从纪元三世纪起，奴隶和贫农大起义遍及罗马帝国整个西部（“巴伽乌地”运动）及北非的整个西部（“多那图斯教徒”运动）。然而人们却一般都有低估了这些起义对罗马帝国崩溃所起的作用（93）。阿拉伯编年史家阿布·扎卡里阿对于鼓舞这些起义的思想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关于多那图斯教徒，他曾经写过下列这些话：
“他们恨主人和富人，如果他们遇见一个坐在车上、周围有奴隶簇拥着的主人，他们就要这个主人下来，让奴隶坐上车子，而逼主人跑路。他们自称是来恢复地球上的平等的，他们号召奴隶争取自由（94）。”
维济哥特人入侵拜占廷帝国的同时，也有奴隶起义，主要是色雷斯的矿工起义（95）。以后（820——823年）又在拜占廷帝国爆发了一次新的大规模的起义，起义得到小市民的帮助，米哈伊尔二世皇帝的军队经过三年战争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同一时期，为阿拉伯人在沿河岸地区[35]排水的一支黑人奴隶队伍起义了（868年），而且对帝国军队的进攻抵抗了十五年。后来商业资本和工场手工业资本使海外各国重又产生最丑恶的奴隶制的时候，又有过许许多多的起义，例如爪哇岛上苏拉帕提领导的起义（1690——1710年），玻利维亚印第安人的起义（1686，1695，1704，1742及1767年），以及海地岛上黑人雅各宾派的起义（96）。
被徭役和地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他们也多次试图从剥削的桎梏下谋求解放。全部古代史：埃及史、犹太史、雅典史和罗马史，都充满了农民反抗高利贷、反抗债务、反抗土地兼并的起义运动。纪元第五、第六世纪，波斯萨萨尼帝国爆发了嚈达人运动，嚈达人要求财产公有、要求取消一切特权、要求禁止屠杀任何生物。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产阶级御用的历史家给嚈达人加上了“野蛮”和“非人道”的头衔。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汉朝和明朝本身是农民领袖建立起来的，这些朝廷原来不仅反对土地所有制，而且也力图反对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97）。在西欧，十四世纪的标志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农民起义：法国、英国、弗朗德勒、波希米亚、西班牙，等等。十六世纪，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有了发展，城市里类似的社会倾向也有了发展，托马斯·蒙宰和再浸礼教徒表现了最大胆的革命思想，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日本货币经济普遍实行后，农民受到越来越重的剥削，不断地起义反抗这种剥削。从1603年到1863年期间，起义次数不少于一千一百次（98）。
最后，小手工业者及其帮工和佣人——现代无产阶级的前身——也举行起义，他们既反对在大城市中处于毫无政治权利的状态，也反对商业资本对他们的剥削。[36]不仅中世纪弗朗德勒和意大利城市里的手工业者进行了这种斗争，而且伊斯兰城市里的手工业者也进行了这种斗争；公元第九世纪，各国强大的卡尔玛特运动集中了当时的一切进步思想，而且通过小亚细亚和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基尔特（guild）（行会）起义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100）。
一切这些运动，或则被镇压下去了，或则一旦胜利后，自己又恢复了原来要推翻的那种社会条件。为什么企图消灭社会不平等的这些运动事实上都失败了呢？[37]因为消灭剥削和社会不平等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
人类史前时期没有阶级，那是由于社会产品大体上相等于必要产品。社会划分成阶级是和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水平相适应的，即已经可以有相当数量的剩余产品，但是还不足以保证全社会都有执行社会积累任务所必需的空闲。在生产力还不够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哪怕在阶级暂时消灭的地方，重新出现社会不平等，重新出现社会划分成阶级的现象，从长远来看，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消灭一切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社会剩余产品已丰富得使所有人的劳动时间可以极度缩短，这就保证了文化高涨，而文化高涨又使整个社会得以执行积累（及管理）的任务。统治阶级存在的历史根由从而就没有了。自觉地组织劳动——客观上资本主义已使劳动社会化了——成为生产力再一次普遍提高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创造了消灭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它也为之创造社会条件。它产生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最高利益就在于消灭生产手段一切形式的私有制，因为这个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手段。这个阶级把现代社会的一切生产任务都同时集中在它的手里。由于它集中在大工厂里，所以从本能上、从经验上，它确信：只有把它的力量集结起来，只有发挥组织、合作和团结的伟大优点，他才能保卫自己的命运。起先，它运用这些优点，向资方争取更多一些它自己所创造的新价值。它为限制延长劳动日而斗争，为提高工资而斗争。但很它就懂得了：只有反对资本及其国家统治，它的斗争才能生效。[38]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于是就发展成政治运动，为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争取使生产手段及交换手段社会化、争取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运动。
[1]奴隶制的辩护士也不能不指出这种按天、按周、按月出卖劳动力和奴隶制度下的终身出卖劳动力之间的共同点。1742年，荷兰船长爱里沙·若纳斯写到：“只要一个人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得以保住，即使他终身为别人劳动，如工人每天为雇主、为师傅劳动，那也并不违背正义和道理（1）。”
[2]在许多国家中，资本主义前期的手工业，以至“包活”的初期，都有这类的规定。十五世纪中叶，在卡林西亚和叙利亚，“公爵弗雷德利克三世重新规定了铁业所应遵循的道路，他规定价格和税率，限定多少炼铁炉和每个商人能有多少铁，他还规定合同内容。”（5）
[3]应当把这种大喊大叫和经济学家赛尼奥尔的“高论”并列在一起，他说：“取消一小时劳动，就是取消利润。”
[4]劳动力生产的价值和维持这一劳动力所需的费用，二者之间的差别，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把劳动者集中在工厂里，采用越来越细致的劳动分工和劳动协作，哪怕不去改善劳动工具，也能提高生产率（生产），并把增产的产品攫为己有。
[5]
“在研究时间时，劳动是以秒或五分之一秒来分的，而在研究动作时，竟至以百分之一秒或二百分之一秒来划分（24）”
[6]请读一读萨根特·弗洛伦斯教授所描绘的教会等级、军队等级和现代工厂组织之间惊人相似的情况（28）。文斯·帕卡尔以后也作了同样的比较（29）。
[7]在工业革命前的几个世纪里，政权机关常常没收那些使劳动力失业的机器。织袜机起初在英国遭到禁止，然后十七世纪时，又在法国遭到禁止。1623年，曾禁止过制针的机器，1635年前后，英国曾禁止过用于锯木的风车（31）。
[8]至今御用的政治经济学还装聋卖傻地为这种观点辩护。消失失业现象会使工人“过度”提高工资，并引起通货膨胀。见1955年8月20日《经济学家》（Economist）周刊及1959年12月15日《股票市场回声报》（I’Echo
de la Bourse）。该期《股票市场回声报》曾引用前杜鲁门的话如下：“经常有一批在找工作的劳动力后备军，对经济健康来说，相反，是一件好事。”
[9]说马克思主义者把劳动力贬低到商品的水平，那是荒诞的。难道还有必要向那些无知的、或恶意的对手补充说明这一点吗？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观察到：正是资本主义贬低了劳动力。“Bourse
de travail” ①这个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①是法国巴黎的一个组织机构，直译应为“劳动交易所”，现在是工人大会堂。——译者
[12]波兰依（42）和乔安·罗宾逊（43）曾经非常强调地指出过“传统习俗”这一因素对确定工资的影响。
[13]实用知识普及协会（44）183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使用机器的结果》（The
Results of Machinery）洋洋得意地宣称：“两百年前，一千个人里没有一个穿补袜子的；一百年前， 五百个人里没有一个。但是今天，一千个人里没有一个不穿。”
[14]在已经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如果确已充分就业，那就只有把千百万家庭妇女、少年和残废者列入无产者队伍中去才能满足突然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德国和英国等地所发生的情况。超过这个限度，就只有输入或吸收外国劳动力了。
[15]直至1816年，伦敦的许多地区有把成百贫苦儿童“卖给”远离伦敦三百或三百五十公里的兰开夏和约克郡棉纺织厂的习惯！这些儿童“装得满满的一车厢一车厢”地被送出去。博爱主义者塞缪尔·罗米利爵士断言：这些儿童似乎被送往西印度一样，永远不能再见他们的父母了。罗米利还引用了沃尔塞先生于1811年在下院讲话中特别直率、无耻、可憎的一段话：
“始终为一派（严格地说是一方）辩护的沃尔塞先生强调这样的事实：如果说在上层社会里培养儿童对父母的孝心是一切德行的渊源，但在下层社会里却并非如此；而且使这些儿童离开贫困而堕落的父母，对儿童是有利的。他还说：既然停止把许多学徒转往棉纺厂，必然会使劳动力价格上涨，那末，那样做就是根本违反公共利益的！（49）。”
[16]
举两个例子就够了：
1954年8月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断言：“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表现在实际工资的降低上……在二十世纪，英、美、法、意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比十九世纪中叶（！）还低（53）。”“美国……1938年的实际工资跌到1900年水平的74%。在十九和二十世纪，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实际工资降低得比美国更厉害（54）。”“法国和意大利，1952年的实际工资还不到战前工资的一半（！）（55）。”
“美国72.2%的家庭1949年的收入极端压缩了的官方最低生活费（56）”，等等。
1955年7月，列昂节夫院士曾在苏联报纸——《劳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主要写到：“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首先表现在广大工人群众实际工资的降低上……1947——1951年期间，美国工人平均实际工资比1938——1940年低15%，1951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比1946年低23%，比战前低21%。美国工人用工资所能购买的食物、衣服及其他一般日用品，减少了59%（！）（57）。“
为了好玩起见，可以把上述说法一一联系起来。1951年的工资比1938年低21%，而1938年的工资只及1900年的74%。因此，从1900年到1951年，美国实际工资从100降到了58.5。而1900年的工资已经比十九世纪中叶的水平低了。因此，根据这些“统计”，必须设想：从1850年到1950年，美国的实际工资降低了一半。有这样一位，仅仅一位，真正相信这些蠢话的经济学家吗？
[17]认为工资永远不能超过最低生活费的一种经济理论。——译者
[18]罗曼·罗斯杜耳斯基（59）曾搜集了马克思经济著作中有关工资理论的所有段落，只发现其中一段，在关于生产力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实际工资有可能提高的问题上，有些含混。斯坦德尔在他的重要著作《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里，也同样如此（60）。
[19]埃利逊·台维斯认为：这一阶层的人已习惯于生活在灾难和饥饿的边缘，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想取得高等知识的愿望和雄心壮志。他写道：“归根结底，要求进步的愿望和野心是一种奢望，它必须要有最低限度的物质保证。只有当下个月的食物和住处有了保证，才能考虑长期的教育或职业训练（62）。”
[20]下一章我们将处理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职员也生产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不是用来支付职员工资的？
[21]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计算商品的价值时只计算生产者和有产者的收入，而忘了商品价值中体现劳动工具价值的那一部分，这就合乎逻辑了。
[22]中世纪欧洲城市里的食物价格一般是规定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利润幅度，只有买价低于价值时例外。汉萨同盟时买价就曾长期低于价值。伊斯兰帝国里，食物价格并不普遍规定，小麦贸易更资本主义化一些，在那儿，年成好坏，会引起价格（和利润）激烈波动。巴格达城每公担小麦（每年平均数）如下：
960年：
29.04 （法郎）（按芽月法规定价值的法郎）
970年：
12.10（法郎）
993年：
163.20（法郎 ）
1025年：
96.81（法郎 ）
1083年：
4.84 （法郎 ）（70）
[23]奥格斯堡威耳塞公司资助了1505年葡萄牙对印度的远征，资助了1527年另一次对委内瑞拉的半商业半军事性质的远征，从事里斯本、安特卫普和德国南部之间的香料贸易，参与开发蒂罗尔和匈牙利的银矿和铜矿，而且在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主要城市里都设有贸易机构（73）。总而言之，它的资本渗入到了能赚取高额利润的一切领域。
[24]许许多多作者断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以后在第三卷里，当他力图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整个结构时，他又不得不默默地修正了这一理论。现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发表，似乎马克思早在1858年，就是说还在撰写《资本论》第一卷以前，就提出了生产价格的理论（77）！
[25]而且，对劳动力所有者来说，完全的竞争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根本是制度本身所不容许的。
[27]应该这样去理解这个词（无产阶级化）的科学意义，它不一定含有降低生活水平的意思。
[28]严格地讲，这种提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工薪”阶层是包括某些经理、工程师、高级官员等在内的；这些人，不管他们的就业方式如何，从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确切的社会作用来说，毋宁说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29]计算方式：产品值—增值=流动不变资本。折旧=固定不变资本的折旧。增值—（工资+待遇+折旧）=利润
[30]
关于垄断资本时期利润率的变化，见第十二章及第十四章。
[32]压碎这个词有本义（工伤事故大量增加）和引伸义双重意义。
[33]
“一个半专业化的工人，艰苦劳动二十五年后，发现在他旁边那架机器旁工作的十七岁的小伙子几乎和他拿一样的工资，每小时只差几个法郎。而且他周围成千上万的人渐渐地也都拿一样的工资。而连续几个小时反复重做同一个动作，令人厌倦得不堪忍受。他想起他的父亲大概要比他穷一些，他是因能制造酒桶而自豪。而现在的一切的智慧都表现在机器里，足以自豪的是机器。也许工厂的规章甚至禁止他，除了休息的时间外，和他旁边的人讲话，或者去喝一口水（90）。”
[34]参阅昂德里厄和利尼翁合著：《今日的工人》（I’Ouvrier
d’aujourd’hui）一书中对法国工人在一切方面都类似的情况分析。
[35]一般指伊拉克南部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区，也可能指别的地区。——译者
[36]历史告诉我们的第一次工人罢工是公元前1165年左右，拉姆捷斯三世统治时期，在尼罗河左岸，底比斯附近的麦地那地方劳动的埃及工人罢工（99）
[37]关于这一点，可以引证天主教寺院的演变情况。那些寺院里起初建立过财产公有制。也可以引证塔博尔这个城市的演变情况。这个城市初建时，人们不得不把所有的财产丢到“公共墓穴”中去，但几年后，小商品生产重又出现了（101）。
[38] J.L.哈蒙和B.哈蒙在《城市劳动者》一书中，动人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时国家是如何全部为资方效劳的。在卡尔菲利和默尔瑟－提德维耳这两个县里，仅有的两个法官是两个铁匠铺老板。他们经常要审判（！）他们自己的工人。也是这两个法官负责执行……禁止（！）实物工资制的法令。作者还描述了军队在工业区调动的情况，“这些地区像是在军事占领下的地方……；士兵是根据工资和就业情况的变化而移动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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