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1969）
III．无产阶级执政
前述内容可以回答有关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
工人阶级需要一个国家吗？
我们说，国家将一直存在，直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结束为止，但问题是工人阶级掌权后是否还需要国家。
工人阶级一旦掌权，难道不能在一夜之间废除国家吗？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在理论上，工人阶级是可以废除国家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形式上的法律行为。工人们还没有在一个已经极度富裕、物质产品和服务极度丰富的社会中夺取权力。在那种社会中，以分配产品为中心的社会冲突将会消失。而与此同时，掌控混乱局面的仲裁者、监督者、警察的必要性也消失了，商品的相对稀缺也消失了。这种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之后也不太会发生。
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人阶级会在一个仍然存在部分商品短缺或一定程度贫困的国家掌权，它掌权的时候，社会还不能不靠国家来运转。大量的社会冲突仍然存在。
人们总是诉诸一种虚伪的态度，就像某些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叫嚣：让我们废除国家，用另一个名称来称呼那些行使国家职能的人。但那纯粹是口头上的操作，是对国家书面上的“废除”。只要社会冲突仍然存在，人们就确实需要调节这些冲突。现在，国家就是那些冲突调停者。在一种真实存在的不平等和无法满足每个人的需要的情况下，人类不可能团结地调节冲突。
贫困中的平等
对此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尽管这有点荒谬，而且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这么提了。
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社会：国家的废除将与人类需求的减少相联系；在这样的社会里，完全的平等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当然，这就是在贫穷中平等。因此，如果工人阶级明天在比利时掌权，每个人都能吃到面包和黄油——甚至比面包和黄油还多一点。
但是，不能人为地否定生产力发展所创造的人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结果。当一系列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时，禁止这些商品和服务总是无效的。这样的禁令只会为黑市和这些商品的非法生产创造出理想的条件。
因此，在中世纪和现代，所有的共产主义派别都试图在成员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立即建立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禁止生产奢侈品和普通舒适的物品——包括印刷！所有这些实验都失败了，因为人的天性使得从一个人意识到某些需求的那一刻起，就无法人为地抑制这些需求。宣扬忏悔和禁欲的Savonarola[6]，猛烈抨击奢侈品，并要求烧毁所有画作，但他不可能阻止一些屡教不改的爱美之人秘密地绘画创作。
这种“非法”产品的分销问题将会比以前更加稀少，但仍将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
无产阶级的赌注
另一个原因虽然不那么重要，但应该会在本章开头的部分补充说明。
无产阶级掌权是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社会阶级夺取政权的情况。在历史进程中，当所有其他社会阶级夺取权力时，他们已经掌握了社会的实际权力——经济的、知识的和道德的。在无产阶级之前，没有一个社会阶级在经济上、知识上和道德上仍然受到压迫的情况下获得权力的例子。换句话说，对无产阶级来说夺取权力几乎是一场赌博。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集体受到压迫，无法充分发挥其创造潜力。如果我们每天在车间、工厂或办公室里工作8、9或10个小时，我们就不能充分发展我们的智力和道德能力。这就是今天无产阶级的状况。
因此，当涉及到权力时，工人阶级的力量是非常脆弱的。在整个历史过渡时期，在许多领域，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得到捍卫，以对抗仍将继续存在的少数人。与工人阶级相比，他们在知识领域和物质财富上享有巨大的优势，至少在他们的消费品存量上。
正常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剥夺大资产阶级作为生产资料拥有者的权利；但它不会剥夺资产阶级拥有者积累的财产或文凭。它更不能剥夺他们的智力和知识：在工人阶级夺取权力之前的整个时期里，几乎是资产阶级独占了教育。
因此，在一个无产阶级只掌权一段时间（政治权力，武装力量）的社会中，许多真正的权力杠杆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更确切地说，掌握在一部分资产阶级手中，他们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或知识和技术资产阶级。
工人的权力和技术资产阶级
列宁在这方面有过一些痛苦的经历。事实上，可以证明，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无论颁布什么法律、法令、推行什么制度，如果社会机器的各个层次需要教授、高级官员、工程师、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要把无产者在一夜之间，甚至在夺取政权后的五六年里，安置在这些位置上，是非常困难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早期，列宁用一个理论上正确但有些不完整的准则武装起来，他说：“今天的工程师为资产阶级工作，明天他们将为无产阶级工作，为此，他们将得到报酬，如果有必要，他们将被迫工作。重要的是，他们是由工人控制的。但几年后，列宁在他去世前不久列出了那个时期的一份资产负债表，并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谁控制着谁？是专家们被共产党控制，还是相反的情况正在发生？
当我们日复一日地在不发达国家具体地解决这个问题时，当我们看到这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时，我们很清楚，这个问题很容易在纸上用几个神奇的公式就能解决，但当它必须在现实的国家、在现实生活中解决时，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例如，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这就是少数人彻底地控制。大学教育（或任何一种教育）的特权只属于社会中极小的一部分人，而为赢得独立而英勇战斗的广大人民，当他们需要行使权力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缺乏相应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获取。他们发现，在此期间，他们如此英勇地争取和赢得的权力，必须完全屈服于受过教育的少数人。
古巴革命是这一领域中最英勇的试验，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和最革命的试验。从过去各种各样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古巴革命致力于在更大范围和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开展一场非凡的教育运动*，将成千上万的文盲工人和农民转变为教师，教授和大学生。经过五六年的工作，取得的成果是可观的。
然而，尽管古巴人民具有革命精神，在一个有成千上万工人的地区，如果一名工程师或农学家垄断了对该地区至关重要的技术知识，那么他可以成为该地区实际的主人。同样，错误的解决方案是让社会倒退到不需要技术人员的初级阶段。那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
国家，工人权力的守护者
所有这些困难都表明了，无产阶级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有必要或多或少对所有可能夺取权力的人行使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必须在这个新的转型社会中行使国家权力。在这个社会中，无产阶级拥有手段控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但无产阶级仍旧受制于它是弱势群体的现实和新敌人的出现。这种情况使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保持国家的形式，并且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废除国家。但这个工人阶级的国家一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和特征
工人阶级，由于其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前面已经描述过），有义务维持国家。但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权力，这个国家必须与过去维护资产阶级、封建领主或者奴隶主阶级权力的国家有根本的不同。无产阶级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不是一个国家。它变得越来越不像一个国家。正如马克思和列宁正确地说道，这个国家在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消亡。马克思发展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理论，他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871年的巴黎公社为例，国家的消亡呈现出了它的几个特点。它有三个基本特征：
（1）行政权与立法权没有明显的分离。这种国家需要制定法律并同时执行法律的机构。总之，有必要倒退到那种氏族和部落产生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国家，在古雅典的人民大会中也能找到这种国家。
这个很重要。这是最好的方法，它是尽可能减少实际权力之间的分裂，这种权力之间的分裂导致越来越多的实权集中在永久性机构的手中，而这种虚假的权力却留给了审议大会。这种分裂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特点。如果这种分裂没有任何本质的改变，用一个审议大会取代另一个审议大会，那是不够的。审议大会必须有实际的行政权供其支配。
（2）在最大程度上由选举产生公职。不仅是审议大会的成员，法官、高级官员、民兵军官、教育监督员、公共工程管理人员也应由选举产生。对于那些极端反动的拿破仑式传统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有点令人震惊。但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例如美国、瑞士、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保留了某些公共职能的选举性质。因此，在美国，县治安官是由他的公民同胞选举产生的。
在无产阶级国家，选举公职人员的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罢免公职人员的权利，即在任何时候人民可以投票罢免不满意的官员。
因此，必须要让人民长期和广泛控制行使国家职能的人，真正拥有国家权力的人和名义上行使这些权力的人之间的分离必须尽可能小。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不断更换民选官员，以防止人们永久留任。国家的职能必须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由全体人民轮流行使。
（3）没有过多的薪水。 任何官员，代表机构和立法机构的成员，行使国家权力的个人均不得获得高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它可以防止人们把谋求公职作为一种补贴自己巢穴和依赖社会的方式，这是唯一有效的避免产生这种人们眼中寄生虫的方法。
这三条原则很好地表达了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这种国家不再像它的任何前身，因为它是第一个在它出现的那一刻就开始消亡的国家； 因为这个国家的机器是由那些不再享有相对于社会大众特权的人组成的；因为这个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成员行使，这些成员不断地取代彼此的位置；因为它不再脱离群众地行使职能，和那些脱离群众的执行者的国家不一样，它是与人民、与劳动群众不可区分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随着社会阶级、社会冲突、货币经济、市场生产、商品、货币等一系列现象的消亡而消亡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消亡应该视为其自我管理的发展，生产者和公民的自治程度提高，直到在整个社会物质丰富和文化水平较高之时，形成了自我管理的生产者——消费者共同体。
苏联怎么样？
当我们回顾苏联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时，得出的关于国家的结论很简单：它是一个拥有常备军的国家。我们可以发现该国的元帅、信托管理人，甚至编剧和芭蕾舞演员，其收入是体力劳动者或家政工人的五十倍。它对某些公共职能有极大选择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行使这些职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权力是由一些人组成的小委员会行使的，他们的任期以神秘的方式得到延长，他们的权力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保持固定和持久——这种国家显然并没有处于消亡的过程中。
何故？
对此的解释很简单。在苏联，国家没有消亡，因为社会冲突没有消失。社会冲突并没有消失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允许这种消亡，因为即使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半稀缺性的情况也仍然出现在苏维埃国家。只要这些半稀缺性的情况存在，管理者、监督员、特别警察就是必要的。当然，在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这些人会为更好的事业服务，至少在他们捍卫社会主义经济的程度上是这样。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们是与社会主体相分离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寄生虫。它们的消失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直接的联系，只有生产力才能使社会冲突消失，并使与这些冲突有关的国家职能消失。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监督者、控制者越来越垄断政治权力的行使，在这种程度上显然他们可以增加物质特权，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主导稀有资源的分配。因此，他们构成了特权官僚机构，超出了工人的控制范围，并且倾向于首先捍卫自己的特权。
关于“封锁线”的争论[7]
反对上述批评的人，总是会提到被资本主义包围所产生的危险。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外部危险存在，建立一个国家就是必要的，就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哪怕只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周围的敌意。
这种观点是基于一种误解。威胁性的资本主义包围圈的存在可以证明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军备和军事机构的必要性，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存在一个脱离社会的军事机构是正当的。存在这种脱离整个社会的军事机构表明，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使各国政府不允许自己为人民提供奢侈的武器装备，这使得领导人不敢相信人民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我防卫的军事问题。
实际上，外部环境问题只是一个次要方面，更为普遍的问题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国家的经济成熟度，远远没有达到一个社会要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水平。苏联仍然是一个过渡性社会，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当。因此，它必须用相当的武器作战。由于没有消除社会冲突，苏联必须维持对人民的控制和监督机构，并因此必须维持甚至强化国家，而不是让其消亡。由于种种特定原因，这导致了这个过渡社会的官僚主义变形和堕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害，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苏联社会被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而不敢说出真相：我们仍然十分贫穷落后，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出于宣传的原因不惜一切代价使用“社会主义者”标签，导致现在不得不解释诸如“社会主义”清洗、“社会主义”集中营、“社会主义”失业、“社会主义”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等事情的存在。
确保反对官僚主义
将来可以采取什么保证措施来避免出现像苏联那样的官僚主义异常增长？
1．严格遵守上面列举的关于工人国家开始消亡的三条准则（特别是限制经济和政治上所有行政人员的工资的规则）。
2．严格尊重经济管理的民主性质：在企业中选举产生职工自治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选举产生生产者大会（“经济参议院”），等等。说到底，那些控制剩余社会产品的人控制了整个社会。
3．严格遵守原则，工人国家必须限制一切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自由（这一限制应与他们反抗的暴力程度成比例），与此同时，它应该把这些同样的自由扩展给所有工人：给予尊重社会主义合法性的所有各方以自由； 所有遵守这些相同的原则的报纸享有新闻自由；工人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集会、结社、示威自由； 工会从国家中真正独立出来，拥有被承认的罢工权利。
4．尊重所有审议大会的民主和公共性及其充分的辩论自由。
5．尊重成文法的原则。
理论与实践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国家消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在比利时，只缺少一个小细节，我们仍然要做一件事——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
[6] 萨沃纳罗拉（1452 - 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和群众领袖，他在激烈的演说中攻击腐败和恶习。由于他在教皇的法庭上揭露并公开丑闻，招致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敌意。他被指控为异端，烧死在佛罗伦萨在火刑柱上。
[7] “封锁线”。从字面上讲，就是美国及其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国在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周围设置的“防疫线”或隔离区。苏联被周边国家包围并且盟军海军在海上航线上巡逻，使苏联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商业和意识形态交流被孤立或封锁。这一政策在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像现在华盛顿政府目前试图通过经济封锁来摧毁古巴革命，并通过禁止前往古巴旅游来隔离革命“传染”，封锁线是这一现象的早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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