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
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首先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来龙去脉中。我们必须了解它在甚么时候诞生和如何诞生。要解释它的兴起和发展,我们必须了解各种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它们的经济性质、物质利益、思想形态,以及将它们的渴求描绘出来的人们。换言之,我们必须将唯物主义解释历史的方法应用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理所当然地看它的外貌,而是了解到它需要一个解释,而且试图提供这个解释。确定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中的地位,将会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勾划它的内容和历史重要性。
一、一般的历史背景
最后分析起来,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某些地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荷兰、英国以及部份的法国、德国、波希米亚和加泰隆尼亚)出现的产物。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十五和十六世纪开始出现,然后逐渐导致一个支配人类活动所有范围的、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资本家(即大量金钱的拥有者)私人地拥有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工具、土地、食物)的基础上。资本家利用他们资本的一部份来购买另一个社会阶级——无产阶级——的劳动力。无产阶级不得不出卖它的劳动力,因为它不再拥有生产资料来生产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东西。资本和工资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伴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变为商品),而且处于新的生产方式的核心。
这个新的生产方式是从一个社会——封建社会——之中产生的。封建社会的缓慢分解,漫延了一段非常长的、充满了矛盾的过渡时期。在上述的西欧地区,这个过渡时期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但在一些地区,还持续到十八世纪甚至更迟。这个结合时常被称为“半封建”。它是建基在小商品生产上。在这小商品生产中,主要的生产者——农民和工匠——是使用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的自由生产者,并不是农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自由生产者被逐渐剥夺生产资料和对土地的自由使用权以后,才出现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是在商业农场、乡村工业和制造业的掩护下出现的。在第一种情形下,生产者(农民)被剥夺了工作的工具(土地、牲畜和器具)而被为了市场而生产的农场主雇用为农业工人。在第二种情形中,生产者也被剥夺了生产工具,但是接受资本家商人的定单,在家中生产。在第三种情形下,被剥夺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已经大量地集中在同一屋顶之下(即工厂内)。农场主、商人、企业家和他们的工资工人开始构成本国的(食物、衣服、器具、消费品)商品市场。
必须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的形式,并不是占支配地位的,也不是稳固的。在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除了荷兰北部及几个像日内瓦的城市以外,资产阶级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夺得政治的权力。甚至于在那些地方,权力还把握在银行家和大商人这些资产阶级中最贵族化的人的手中。
国家仍然是半封建的国家(时常是绝对君主制)。贵族和教士的特权仍然存在,但是这些阶级——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却愈来愈比资产阶级穷,而慢慢地瓦解了。最重要的是,严格地说来,工资劳动者只占生产者的很少数;绝大多数的生产者仍是农民——自由农民(小商品生产者)或仍然受农奴制度残余压制的农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当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发生的时候,才巩固和确定地建立起来。自此以后它才在建基于机器的工厂制度的基础上,推广到全世界去。只有在那个时候,它才能够被充分了解,它的发展法则(它内在的辩证法)才能够被充分掌握。机器,这个近代资本主义工厂的基础,是从十三世纪开始的手工业和工业的工具缓慢转变(水磨坊、农业和畜牧业的进步技术、矿冶技术等等)的结果。这个转变终于导致一个新的能源在生产中使用:蒸汽的力量。从十六世纪开始,这个转变受到了自然科学的进步的刺激。在那个时候,自然科学的进展被快速地运用到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技术上。
这个应用科学的进展最惊人的结果之一是,航海和造船科学方面的突破,令到欧洲有可能在十六世纪发现和掠夺性远征非洲南部和东部、亚洲和美洲(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触发了国际贸易的巨大扩张。交易所谓殖民地生产品的世界市场因此就创立起来;在同时,食品市场以至其后的工业品市场扩张到全欧洲。这个世界市场反过来刺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
但是,自然科学的快速进展,加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必然会引起城市群众——不论是部份的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者是近代无产阶级的第一批先驱——的生活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形式的巨大变动。它至少也在一些国家影响了一部份乡村群众。
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人的存在的僵硬稳定性。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生活位置”,而且“停留在他们所属的地方”。农奴的孩子也是农奴。贵族的孩子是贵族,或者参加为上层的教士。工匠的孩子照样成为工匠。一个同样没有伸缩性的宗教哲学,天主教,在经院哲学的支撑下,尊奉、合理化和袒护了这个等级极端分明的社会。
无疑,这并不是一个绝对僵硬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批评也像技术一样在欧洲封建社会内部经历了重大突破,特别在十三世纪。哲学有了一些进展;例如、伊斯兰教的一个支派,“阿维西那左派”,就非常接近唯物论。国际贸易的扩张刺激了智力的实践(例如会计);后者又孕育了理性主义的思想。但是,所有这些进展是缓慢的、矛盾的,而且也会受到宗教的严厉控制(宗教法庭的创立)和愚民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十三世纪封建社会的危机普遍化的同时。
从十六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由于城市人口的日常生活和对事物的看法有了激烈的改变,思想和文化气候也在变化。一切事物都在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的感觉,代替了永恒冻结的秩序的感觉。怀疑、对“现有价值”的挑战、对所谓“神圣法则”和人为的机构的批判式考察,扩散得愈来愈广。在自然科学的进展、批判精神的扩张,以及反对教士滥用职权、享受特权和贪污腐化三者综合的冲击之下,宗教的教条首先受到修正,因此,接近无神论的人文主义、宗教改革(路德教会、英国圣公会、加尔文派和清教徒)和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的哲学(伽利略、笛卡儿、史宾诺沙)就同时发展起来。最后分析起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上述这些思想运动表达了新的城乡阶级的渴求;这些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公职和思想上的小资产阶级(后者包括:教师、学者、艺术家)、独立工匠、前无产阶级(季节工)和资本家农场主。他们都完全地或部份地认同新宗教和新哲学中的某些流派。
思想的斗争基本上是采取宗教的形式。这个事实可以由宗教是封建社会的支配性思想来解释。这个思想深深地浸透在那个社会所有阶级的教育和日常生活之中。但是,这个斗争其实也是真正的阶级斗争。这可从这些宗教斗争转变为内战甚至革命而得到证明。这些内战与革命以社会和政治的战争而终结,例如:十五世纪赫塞人在波希米亚的反叛;十六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荷兰革命、根特人和斗斯特公社的几次起义;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法国宗教战争;直至1640至1688年的英国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相对微弱,这些运动只有局部的胜利,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紧接宗教改革的是反宗教改革。后者在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南部、奥地利和德国部份地区的耶稣会会士领导下取得胜利。中古世纪的许多残余——农奴制、任意的司法程序,包括宗教法庭、严刑拷打、审查制度和把“煽动性”的出版物列在天主教的禁书目录上——仍然存在。伽利略被迫公开宣布放弃他的观点,承认他所证明的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说法是违反圣经所说的,是错的。
在世界各地,进步都是与退步结合在一起。欧洲人的殖民导致美洲土著的绝灭。商业资本主义组织奴隶买卖,摧毁了非洲,而且用数以百万计的奴隶,而不是用自由的无产者,在美洲开发种植园、矿山和制造业。
只有当工业资本主义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出现后,进步的希望和社会的乐观主义才开始普遍化。在资产阶级及其革命思想家的领导下,半封建秩序的所有残余才受到挑战、攻击和嘲笑。对绝对君主制的攻击,转变为对支持它的社会的总攻击,转变为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更广泛的胜利。
这些在习惯、观念和既有“价值”的转变上的胜利,终于导致十八世纪的伟大资产阶级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这个运动在十九世纪初继续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发生,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均匀的成功。
这些革命也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前无产阶级层份的广泛的新认识的产物。这个新认识就是:人类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人类的前途不是事先由上帝或者不可改变的天意所决定的。相信人的理性是人类解放的动力:这句话最恰当地总结了启蒙运动的“时代精神”。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占了上风以后,这个“时代精神”冲进了批评国家机构的领域,冲进了哲学和文学的活动,冲进了政治斗争的阵地。被资产阶级和君主、贵族与教士之间的力量关系激烈倒转所推使,这个解放的冲力在十八世纪的两个大革命中有着崇高的表现。
但是,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增长的时候,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面,这个由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进步的内在矛盾性质却愈来愈明显了。资本主义的意义不但是知识、财富和人权的巨大扩张;它也带来了剥夺、非正义、压迫和人权的否定。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致所有的观察家,甚至像巴尔扎克这样具有反动思想的作家和保守的思想家,都承认它的存在。随着这个新认识,来了新的社会实践:工人——工匠、前无产阶级者(“无裤汉”[法国大革命时贵族阶级对激进的共和主义者的蔑称]、“掘土派成员”[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无地、少地农民利益的一个激进派别])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在过去,整个第三等级是向君主、贵族和上层教士斗争的,现在,“第四等级”却从第三等级中逐渐出现而转过来反对它。这个斗争开始支配了政治和社会场面。
绝对君主制的衰落和群众革命运动的兴起,使各种被压迫阶层能够表达他们的要求,而且时常以对民主原则更激进彻底的解释的基础上表达出来。个人的平等被要求扩展到两性的平行因此在法国大革命之中出现了“妇女和公民权利宣言”。平等不应该允许阶层或种族歧视;因此开始了犹太人的解放、废除奴隶制的运动、扩大普选制。最后,它意味着民族之间的平等和民族自决权;因此有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在爱尔兰、意大利和德国。
新的经济现实和阶级政治实践,也引起新的科学问题和新的思想。解放应不应该局限在“公民”上,那就是,局限在法律和政治上的人权?为甚么不应该扩展到生产者、被剥削者、“经济上的男人(和女人)?因此,在启蒙时期的末期,赫然耸现了社会问题、经济解放问题以及社会主义作为一支思想派别和一个为这种解放而努力的真正运动。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到机器和近代工厂的诞生;从集中在工厂的无产阶级的出现,到初步的无产阶级斗争;从殖民地人民反抗新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到(拉丁美洲、爱尔兰等地)独立运动的兴起;从那些不再单单以革命资产阶级的有利立场来决定其目标的革命家在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的出现,到代表初生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初步成型;从激进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到取代它的、不愿意将批评局限于半封建秩序范围内,反而开始揭露被隐藏的历史动力和普遍“社会秩序”(即阶级社会、私有财产)的批判的、清楚的社会科学:这些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有可能诞生的历史演变背景。
社会主义,这个回复到“黄金时代”的观念,也即无产阶级的社会,是比工业资本主义悠久得多。事实上,它与阶级社会一样悠久。我们在古希腊的诗歌和哲学家柏拉图之中,在希伯来民族的预言和天主教会的首批神父们的著作中,在中国和伊斯兰教许多思想家的古典作品中,都听到它的回音。这个传统,在中世纪及其后通过从十五世纪开始的伟大思想运动而生长的传播。它也受到欧洲人探险和殖民运动中所遇见的相对平等的社会所滋养。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处身在穷苦的、受剥削的、受压迫的人们的这个悠久的、崇高的理想和解放斗争的传统的连续性之中。它分享了他们的疑惑、抗议、关心和反叛。但是,最终分析起来,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内容,只能够以十八世纪新兴的、与工业革命巩固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的历史现象来解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基于工资劳动的社会阶级的明确的兴起,以及根本地逞能新的社会矛盾——资本与工资劳动之间的社会矛盾——所产生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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