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被接受及扩散

　　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内容与发展作了解释以后，必须以分析它在全球的扩张和真正影响，作为结论。从长远看来，思想及总体的思想——那就是学说——的价值，就是在于它们对真正的历史有多少影响。从来不影响任何物或者任何人的思想，即使在人类的精神的历史上，必定是边缘的，当然更不必说它的物质的历史了。年青的马克思已经说过：“理论受到群众的接受，就变成物质的力量”。时间差的问题当然必须要从这条思路中排除。一种思想，如果在其提出后的十年或一百年以后，对世界仍有愈来愈大的影响，明显是比那些马上有影响，但是逐渐衰落到从政治后台上消失的思想，重要得多。

　　决定性的准则，在于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是否迟早反映在物质现实中，能日益扩大，以至在全球范围发生影响，使能有利于加强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人类解放的思想。因为，同样也是在全球范围发生的“社会问题”，是雇佣奴隶的被剥削、无产阶级的被压迫，以及妇女、少数民族、被压迫种族等的被压迫。

　　最后，无产阶级的特征，即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在经济上及思想上均被宰制（尽管无产阶级的组织力、战斗力、社会份量等都在增强），都令致在特定历史阶段中马克思主义向庞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和一般群众展示的特定（有时是扭曲了）的面貌，都会对阶级意识的发展留下某种烙印。前者与后者的结合，视乎当时环境而产生或正或负的后果。但这种的表达却不能脱离无产阶级组织及斗争的真实前进，亦即历史的前进。

　　因此，马克思主义之受到世界接受及在全球扩散的程度，必须从以下几个平面来考查：

　　（a）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扩散的狭窄平面；

　　（b）它的思想在工人运动以外，即是在知识份子和学术界的圈子内以及在更一般的“时代的精神”（即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同阶段的主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平面；

　　（c）在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内部；

　　（d）在广大的工人阶级之内；

　　（e）在国际的平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著作的流传是不平衡的、间歇性的。有些著作有比较快速和广阔的冲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已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而且印刷了数以万计的册数（虽然人们要等到1920与1930年代才看到它的扩散变成真正的普遍性而且出版的数以百万计）。《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历了很快的扩散，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虽然不及《共产党宣言》这么多，而且在每种语言中通常只有数千，而不是数万册。除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外，他们的其他著作的扩散却是更不平均、更有限。

　　在这方面，人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斯和恩格斯的一些主要著作，只经过了很大的延迟以后才出第一版，甚至于原文德文也是如此。《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的第二卷、第三卷在写完的二十年后才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Grun-drisse）在写完八十年以后才出版。这表示，有好几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只是因为资料缺乏，未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有全面的看法。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马克思的一些文稿，到今天尚未出版。他的最后一本主要的经济著作只在1983年才出版。

　　机样，马克思主义普及者的著作，一般说来，却比这两们大师的著作的影响更广大。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提到卡尔·考茨基的著作，特别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福纲领》。这两本书都以许多语言印了数十万册。其他的普及者的著作以一种或少数几种语言印刷，所以影响比较小。在这些之间，有德国的倍倍尔，法国的格得和拉法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美国的德里昂和德布斯等人。他们的著作使马恩两人的著作得到更多的第一代社会主义者的阅读。

　　马克思主义之受到学术界和知识份子的接受则比较慢与不规则。这点决不使我们惊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份子之不情愿在知识的平面严肃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相当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之毫无让步地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利益和它的最珍爱的“价值”。正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群众中间得到更大的影响，于是成为把它们排除出教育制度、大学、“官方”书的论点。除了少数几位例外的人物——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盘姆——巴浮克，意大利哲学家纳德托·克罗斯和捷克资产阶级领导人汤玛斯·马沙力克——资产阶级所指派的意识形态代表人不要降低他们自己的身份，以最低限度的理论严肃性与马克思主义争论。这个情况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因俄国革命的胜利，欧洲工人运动从1918至1923年的蓬勃发展，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扩散和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才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渐增地渗入学术圈子。在法国与拉丁美洲，它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在知识份子圈子中有了重大的突破。

　　在1875年至1900年的整个埋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主要是局限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这些论点在争论、企图的修正和相继的分裂的刺激之下发生的，在这些企图的修正和分裂的事件中，恩格斯的主要的知识份子合作者及遗嘱执行人之一，爱德华·伯恩斯坦，所作的修正就是主要的一个。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以引进对“经济因素”和社会集团（不是对“伟大人物”）的重要性的渐增的认识，在学术的社会科学，如历史学和社会学方面，发生了愈来愈大的、虽然有时候是间接的影响。因此，它把历史的本身的概念，从国家和基本上是政治与军事事件的历史改变为社会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对“正统的”经济学的冲击比较迟。它的主要的影响，首先在于经济波动（商业周期）的理论方面，然后，特别是从1930年代开始，在于大集合体的理论（大经济学理论）方面，然后在于计划和帝国主义和发展不足的分析方面，最后在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方面。

　　马克思主义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内部的影响，只在1885年至1900年期间大的、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创立的时候，才决定地发展起来（在德国是1875年至1900年）。它在英美文化的群众工会运动却从来未超过边缘的影响。对于从英国、澳洲、新西兰和最近的英语部份的加拿大的群众工会中相继崛起的工党，这个情形基本上也是如此。

　　各国社会民主党（通过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两个对抗的国际大会，1891年在布鲁尔所召开的联合国际大会，以及第三次在1893年在瑞士的苏黎世市召开的联合大会）终于结在一起创立了第二国际。这些参加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在它们的纲领或者原则的阐述中，一般都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大多数是以考茨基与恩格斯密切合作后所起草的《爱福纲领》为模式。

　　无可否认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比较扼要的版本，压缩成几个中心的观念：阶级斗争；通过主要生产和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制达到那个斗争的社会主义目标；以夺取政权来实现那个目标；工人的国际团结。但是，与工人阶级的最初的组织的意识形态比较起来，不管这些最初的组织是工会，合作社抑或政治组织，这个经过普及化的学说，构成十分一致的整体。这就代表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它能够影响广大的群众，与最初的共产主义小派别是完全不同的。

　　它的主要的弱点却在于它的狭窄的决定论（认为一切事物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的哲学学说），差不多等于宿命论。这个决定论，在（工人的）经济进化和社会主义组织所结合起来的冲击之下，以或多或少的必然性的方式来看待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但却不看重党的政治主动和自觉行动。这就时常导致低估、甚至于轻视直接的群众行动，更不必说革命的行动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毁灭了（德国工会领导人过去常常说，总罢工是大无聊）。

　　只有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以后，一个广大的国际派系，以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社会主义者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主要的代表，才重新唤回和复生了直接群众行动和党的革命主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那以前的三十年中，那个传统已经在——局部地除了比利时以外的——社会民主党内部边缘化，而且局限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的圈子之内（西班牙、英国、阿根廷、局部的美国、意大利和法国）。

　　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在1875年至1900年的四分之一世纪的组织上，选举方面和工会的膨胀，与马克思的思想和著作的实际的散布之间，有时候也有更直接的相互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举一个特别的例子：那就是芬兰。这个沙皇压迫之下的小国家能够在1899至1911年的十年之间创立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富于战斗力的工会运动之一。这个党的快速的上升于1917至1918年导致了俄国以外的最深刻的、最不屈不挠的（但也是受最大的镇压的）无产阶级革命。在1913的议会选举中，芬兰社会主义者获得43%的选票，是欧洲最高的数字，比德国社会民主党还要多。他们迫使议会做出以议会的财力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决定！

　　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理论在第二国际时代之渗入广大工人群众的事实一般地被历史学家所夸大，包括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事实上，工人群众之所以形成他们的政治与工会的信念，是靠以下两种经验：他们为眼前要求所作的日常斗争（这些要求包括经济的要求和普选权，在向个国家添加了民族民主的要求）；社会主义出版社和社会主义集会所进行的教育工作。在马克思主义之作为完整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的概括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大的差距。从这些纲领到实践，到工人的每日的经验和教育，这个差距还会更大。

　　对工人的有系统的政治教育只在非常小的规模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包括名气最大的《新时代》在内，也只达到几千位订户（《新时代》有一万订户）。党的中央学校，包括有一百万党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校在内，也没有第四国际现在的学校招到更多学生。

　　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这个有限的渗入可以由一个例子来说明：米兰号称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堡垒，米兰的公共图书馆在1910年借出了26,000本书。借书人有44%是工人，32%是学生。在借出的书中，没有一本是马克思或恩格斯所著的！

　　马克思主义所带给群众的，除了强大的政治组织和一般地了解到需要把工会活动与阶级独立及政治活动——包括国际行动——结合起来以外，就是“与历史”一起前进的一般感觉：资本主义注定要死亡和社会主义必须继承它的感觉。

　　关于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很少人有明确的观念，实质的讨论也很少。严肃的讨论基本上上有限于最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之间，以及甚至于党的上层。它只使数以千计的个人关心，而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数却以百万计。它只在靠近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才更深地渗入群众。那个实际环境中被提出来的时候才深入群众。那个实际环境就是战争和战争中兴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俄国、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革命以及意大利的革命危机。

　　然而，有的时候通过不应该被低估的、间接的和不可预见的媒介，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对群众有很深的影响。一个之例子就是缩短工作日至八小时的斗争。

　　马克思在缩短工作日的解放价值和重要性方面，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的宣传家和教育家。男女工人为了一个所有国家无产阶级所共同的阶级目标而采取国际行动的观念，明显地也是源自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但是，在实际上，只在芝加哥的五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因为向警察掷炸弹被判死刑而于1886年被处死以后，把五月一日都转变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纪念日的决定才在所有的国家得到广泛的接受。这个悲剧才被用来燃起工人群众的想像力和感觉。所以事件才引起了强大的、而且就长期而言是无可抗拒的运动（八小时工作日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成为事实）；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宣传的火花，还是不够实现那个工作。

　　当社会民主党内部的马恩学说的革命内容在十九世纪末期被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和法国的米勒兰及意大利的比苏拉地所提倡和以后所实施的政府合作破坏的时候，工人群众之间产生了很大的混乱。这个混乱却变成特别严重，因为这个修正主义，虽然在思想的平面被大多数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知名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所排斥，在实际上却渐增地符合他们的日常实践。这对于以下诸人是特别真实：比利时的安息尔和凡德维尔，荷兰的特鲁斯特拉，瑞典的布朗廷，丹麦的史投宁，瑞士的格鲁里希，阿根廷的派拉齐奥斯和荷西奥，和奥地利的维克托·阿特勒。只有德国的倍倍尔，法国的格西得和日本的片山潜才坚持反对在这时期的修正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但格西得和倍倍尔的坚持在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大约在1910年崩解了。（格西得成为1914年的所谓“神圣联盟”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一个部长。）只有片山潜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

　　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先的、完整的版本没有广泛地在群众中间传播，另一个神话却需要加以反驳，那就是被第一批有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包括在他们的纲领之中，而且被他们宣传的几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念，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影响了群众的意识。就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观念而言，这个声称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在第二国际最兴盛的时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践是非常感动人心的。就是因为那个实践，1914年8月的出卖才使广大群众感到思想混乱，而且使社会主义左派感到这个出卖是非常丑恶的。

　　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领导人普列汉诺夫和片山潜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大会上拥抱，而且共同他们反对战争和反对他们各自国家的挑起战争的统治阶级。当1905年的俄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它引起了强大的国际团结运动。事实上，它在几个国家触发了工人斗争的急进化，特别是奥地利的争取普选权的总罢工。当瑞典资产阶级在1906年企图用武力阻止挪威的独立运动时，瑞典社会民主党大会决定用一切方法，包括总罢工在内，来反对战争，且在斯德哥尔摩组织一次巨大的游行。这个行动终于迫使政府退让。

　　1913年，意大利社会党，不顾它自己的议会核心小组的三分之一成员所支持的沙文主义运动，组织了一次总罢工，反对意大利对利比亚所发动的殖民主义的远征。

　　在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丰富，它之应用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所提出的新分析的、战略的问题，主要地都是由社会主义左派来进行的。这个左派直至1914年（1917年甚至1920年），主要是从社会民主党内部发展出来的，虽然在数个国家中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导致分裂：俄国、波兰、荷兰、保加利亚。在其他国家，革命工团主义的派别在社会主义政党之外发展出某些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左派在1917至1919年的几个大革命以后创立了第三国际。

　　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群众政党的这整个生长期的最惊人现象，就是它的影响力的世界性扩张，从西欧和中欧到美国、南欧及东欧（俄国、巴尔干半岛的数个国家）、亚洲（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伊朗、日本、中国、印度、墨西哥、古巴、智利）、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非洲（埃及、突尼西亚、南非）。

　　由于回弹，但是带有一些延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殊问题已被渐增地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实践之中，特别在1905年至1912年的俄国和中国革命之后。不过，我们要提一下，这个进展在基本上并没有在1910年至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中生根。这个革命可以说是没有清楚的马克思主义派崛起的最后一次近代的伟大革命。

　　在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社会主义国际大会的终结，作为一个简单的代表而坐在会堂上的恩格斯，在热烈的鼓掌下，被扶到主席台上。这位老战士，受了这种表示的感动，遗憾地说，他的经过了这么多斗争的同志，卡尔·马克思，却未能看到这个世界性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他接着表示他对“这个新的、更强的、常胜的国际”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回顾了他的五十二年的政治生活，看看维也纳、柏林、巴黎和伦敦这些城市，他宣布说，“马克思和他自己都没有作徒劳的斗争。他们可以自豪地、满意地回顾他们的工作。”他在结论中说：“现在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大国，社会民主党都是大家要注意的力量。我们也是人们恐惧的力量。将来之依靠它以及依靠我们的程度，要比依靠任何资产阶级的强权的程度，多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