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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它的创立、组织、政治社会活动和扩展[1]
〔德〕威廉·艾希霍夫
1868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十三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闻坚、仁祥、志军 译。
一、协会的创立
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直接起因是最近的波兰起义。伦敦工人派了一个代表团，带着一封声援书去见帕麦斯顿公爵，请他签名声援波兰人。他们同时还向巴黎工人发出一封呼吁书，呼吁巴黎工人同他们共同行动。巴黎工人为此派代表到伦敦。为了欢迎巴黎工人的代表，1864年9月28日在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公开集会，有许许多多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的代表出席。
这一集会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诞生地。它除了讨论聚会的政治目的外，还讨论了一般的社会状况。它揭露了各国工人遭受着同样的苦难，各国存在着同样的根本祸害。它证明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它选出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后称总委员会，驻在地为伦敦。由各国的代表组成。这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受委托成为有待建立的协会的临时中央管理机构，负责发表一个成立宣言（一个纲领）和制定临时章程。
会上充满团结激昂的气氛。各国都派来了自己的令人尊敬的代表。结果，英国工人自1842年立法不得不承认他们有结社权以来，在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总是独立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之外和不受其影响，现在第一次摆脱了自己的民族闭关自守状态，并与各国的工人就共同行动的必要性达成了协议。由此，令人振奋的是：人们认识到，工人运动的新纪元宣告，开始了。
二、协会初创时期的种种艰难
新的运动形式，即使是用于满足一种迫切的时代需要，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被创造出来。首先，新组织往往会触到暗礁，至少会碰到妨碍新组织达到原来目标的种种障碍，必须设法避免这种情况。过时的运动形式的代表人物加入新的运动形式，是要把新的运动形式变成旧的运动形式的传播工具。这里也是一样。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意大利成员是马志尼的信徒。他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份由马志尼本人起草的成立宣言草案和临时章程草案。在这份宣言草案中，马志尼重弹他的早已为人熟知的政治纲领的陈词滥调，只是用了一些社会主义的词藻点缀一下。他大喊大叫反对阶级斗争。他制定的章程是严格集中制的，适用于政治密谋团体，但从一开始就会取消一个国际工人协会的生存条件，因为国际工人协会不是要制造运动，而只是要把各国已经存在而处于分散状态的阶级运动统一和联合起来。
马志尼的名字当时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是很响亮的，特别是在加里波第的伦敦凯旋之行以后。因此，马志尼满有把握地指望能把国际工人协会抢到自己手中。但是，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卡尔·马克思在圣马丁堂的集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他针对马志尼，提出了一份由他本人起草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均获一致通过并发表，他的临时章程后来在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上获得最终批准。
由此可见，是一个德国人使这个国际工人协会具有明确的宗旨和组织。这里同时应当指出，伦敦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不断地得到了确认。
三、马克思的成立宣言
这一成立宣言，现从英文原文尽量忠实地译成德文如下：（略）[2]
四、协会的章程
章程最后的、实际上未经修改过的，即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所批准的表述如下：（略）
五、伦敦临时代表会议（1865年9月）
圣马丁堂的集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后称总委员会）曾决定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应于1865年9月初在布鲁塞尔举行。但中央委员会发觉这一决定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这个团体成立时间尚短，扎根不深；另一方面，比利时政府在内政问题上听命于巴黎，重新颁布了它可以任意驱逐外国人的法令。因此，中央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了临时代表会议，代替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大陆只有少数的领导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这次代表会议。
这次代表会议确定了在1866年9月召开的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应讨论的问题。日内瓦被确定为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
六、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9月3—8日）
与会代表六十人夕其中四十五人为国际工人协会二十五个支部的代表，十五人为十一个合作社的代表。
会议一开始就在代表大会的与会权问题上出现热烈的争论。从法国来了协会的许多个人会员，他们并没有某个支部的全权委托书，却希望让他们作为巴黎各支部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和参加代表大会的讨论。他们说，法国的立法状况使他们不可能有一个正规的组织。许多与会者支持他们的要求，理由是这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并不是十分完备的，也不是已经最后确定的，因此，处理此事时不必太过于严格和科学，倒不如允许所有赞同协会原则的个人会员参加讨论。但英国的代表们对此说：他们所代表的支部和团体，每个都有好几千成员；他们据此要求把代表制当作代表大会的基础；如果允许并非某一有组织的团体所委派的个人参加代表大会，那就会损害表决平等的规则，损害他们英国代表的权利。代表大会于是决定，只有出示正式的委托书的代表，方有权参加讨论和表决。
在审查了代表的全权委托书之后，进行主席团和办事机构的选举。伦敦中央委员会委员，钟表匠荣克当选主席。这位主席精明能干地领导了以后的讨论。感情冲动的法国人我行我素，不听其他发言者的意见，使会议的领导工作并不轻松，但是主席态度镇静，庄严和有分寸，得到坚定和审慎的英德两国工人的支持，终于化险为夷，排除了破坏会议的种种事件。
我们恐怕扯得太远了。关于会议的讨论，这里只能作一简短的摘录*。[3]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这一指示的各项建议实际上经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其中最重要的各项建议如下：
§1项指示讲国际协会的组织。建议最终采纳经两年实践证明了的上述章程，建议下一年总委员会仍设在伦敦，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和一名总书记，总书记是协会中唯一领取薪金的负责人，每星期付给他两英镑。
代表大会批准了临时章程，决定总委员会仍设在伦敦，批准了伦敦临时总委员会1866-1867年行政年度的职权，并确定了下次代表大会于1867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在洛桑召开。
§2项指示讲协会在劳资斗争中能向各国工人提供的国际支援手段。这一问题包括协会的全部活动。因为协会的目的就在于把至今仍然分散的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在某种场合协会已经可以感到自豪的是，它能够成功地预防资本家在工人罢工时把外国工人当作对付本国工人的武器引入战斗的阴谋。协会的伟大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各国工人不仅有互为解放大军中的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情，而且象互为解放大军中的兄弟和同志那样地行动。建议把“工人阶级自己所进行的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当作更进一步的国际支援手段。为了能成功地进行这种工人统计，应按下列调查大纲收集涉及的资料。工人一旦开始这项巨大的劳动，就会证明：他们有能力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建议协会所有的分部立即开始这项工作。建议代表大会请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参加工人阶级的统计工作；报告和证词应寄给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把这些资料整理成总报告，把证词本文作为报告的附录，报告和附录经代表大会允准后刊印发表。
所建议的调查大纲包含如下各项，当然，每个地区均可根据需要有所改动：
1、生产部门的名称。
2、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工人的人数。
4、薪金和工资：a、学徒工资；b、计日工资或计时工资；c、中间人的工资额。平均周工资、平均年工资。
5、a、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b、在小雇主那里作为职业从事的家庭劳动中工作日的长短；c、夜工和日工。
6、吃饭时间和供膳方式。
7、劳动场所和劳动条件的好坏：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采用瓦斯照明、清洁条件差等等。
8、工种。
9、劳动对体格的影响。
10、道德状况，教育。
11、商业统计，季节性生产还是全年开工比较均衡，产品是否遭受很大的价格变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为本国消费服务还是为出口服务等等。
总委员会的这些建议得到代表大会的一致通过。此后，工人关于本身情况的统计调查和证明，便平稳地进行下去。
§3项指示涉及工作日的限制。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的广大群众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正因为如此，代表大会宜主张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这一要求在美国已经是劳动阶级的共同呼声，代表大会的决定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要求。夜工只能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一定生产部门中当做一种例外，必须力争逐渐完全废除夜工。这一建议只涉及年满十八岁的成年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但必须绝对禁止妇女从事任何夜工，也禁止她们从事对妇女较弱身体有害的，或会使她们受到有毒物质或有害物质影响的各种劳动。
代表大会以五十票的多数赞同这一主张。法国的代表是少数派，他们主张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十小时。
§4项指示涉及“男女少年和儿童的劳动”，它连根铲除这一社会祸害。
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本的统治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九岁起都应当象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必须服从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为了吃饭，他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
但目前代表大会讲的只是工人居民，它在这里把男女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类，分别对待：第一类包括九至十二岁的儿童，第二类包括十三至十五岁，第三类包括十六至十七岁。代表大会建议法律把他们在任何工场或家庭里的每日劳动时间限制如下：第一类二小时，第二类四小时，第三类六小时。法律应规定第三类至少有一小时吃饭或休息的时间。
小学教育也许最好不到九岁就开始，不过代表大会在这里所谈的只是一种最必要的抗毒素，它被用来抵制下述社会制度的各种趋势，这种制度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迫使那些苦于生计的父母出卖亲生儿女。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
如果资产阶级和贵族忽视他们对自己后代应尽的责任，那是他们的事。享有这些阶级的特权的孩子们都不免要由于他们的偏见而遭殃。
对工人阶级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工人的行动不自由。他们在很多场合甚至十分无知，不能理解自己孩子的真正利益或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但不管怎样，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这些工人十分清楚，首先应当使儿童和少年工人不受目前劳动制度的危害。这只有通过变社会意识为社会力量的途径才能办到，而在目前条件下，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工人阶级支持政府施行这种法律，决不是巩固政府的权力。相反，工人阶级正在把目前被用来反对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工人阶级通过普遍的立法行为能够得到靠许多分散的个人努力无法得到的东西。
从这一点出发，代表大会必须主张这样的意见：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就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
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技术学校的部分开支应当靠出售这些学校的产品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
不言而喻，法律应当严格禁止十七岁以下（包括十七岁在内）的人在夜间和在一切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劳动。
代表大会一致赞同这些论述，并补充作出一项如下内容的决议：必须对青少年既进行技术理论教育，也进行技术实践教育，以防止拟议中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工厂临时工和师傅阶级。
七、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9月2—8日）
六十四名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其中，德意志人有二十五名代表。
代表大会没有举行什么开幕典礼。而是立即选举主席和办事机构占总委员会委员和伦敦法国人支部的代表欧仁·杜邦当选主席，他机敏地执行了他这一并不轻松的任务。他由于出色地主持会议而得到支持。没有不友好的言词要纠正，没有失礼的言语要反驳，没有不得体的动议要记录在案。用三种语言（英语、德语和法语）进行讨论所遇到的困难，这次也和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样得到顺利的克服。
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内容是各支部和社团关于协会的实际成就和发展的报告。但是，如果我稍微复述一下这些十分有趣的报告的内容，那也扯得太远了。我尤其可以在这里不谈这方面的内容，因为后面有一章将综述协会目前的扩展情况。关于1867年这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报道，用法文刊载于拉绍德封《未来呼声报》。
下面一件事非常突出地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意大利工人协会（由六百个工人团体组成，总部设在那不勒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米兰的加斯帕尔·斯塔姆帕。在9月4日的会议上通知说，加里波第要出席日内瓦和平代表大会，将路过洛桑。他提议代表大会指派一个代表团到别堂去欢迎加里波第，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向他致意和邀请他以上述意大利工人协会名誉主。席的身份访问代表大会。其他代表反对这一提案。他们说，不管加里波第的声誉多高，代表大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它不能崇拜个人。如果加里波第希望作为意大利协会的名誉主席在代表大会占有自己的席位，他会象其他任何一个代表一样得到衷心的欢迎。因此，代表大会没有理会斯塔姆帕的提议而径直转入议程。
当时，国际和平代表大会几乎同时（9月9-12日）在日内瓦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许多与会者私下打算去参加，这迫使工人代表大会要对日内瓦和平同盟采取一种明确的立场。结果，大会在一片掌声中通过了如下决议：
“鉴于战争的重担不是落在任何社会等级的肩上，而只是落在工人等级的肩上，不仅夺去工人的生产资料，而且首先强迫他们流血；
鉴于所谓武装的和平把人民最优莠的力量花费在非生产性的和破坏性的劳动上，因而它的重担象战争的重担一样沉重地落在工人的肩上，
最后鉴于改变目前的基于社会的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社会制度，是根除这一弊端的必要条件；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声明完全和坚决赞同9月7日在日内瓦成立的和平同盟及其谋求和维护和平的努力，并且代表大会不仅要求消除战争，而且要求废除常备军，代之以各民族普遍的和平的联盟，这个联盟建立在相互友好和正义的基础上，但其前提条件是：工人阶级从不自由的和被压迫的状态中，从它所受到的社会歧视中获得解放，并通过消除现有的对立最后结束阶级间的相互斗争。”
1866年的日内瓦工人代表大会是法国报刊，尤其是巴黎和里昂的报刊热烈讨论的题目。但伦敦的各家大报却竭力对它一字不提。一年之后召开洛桑代表大会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泰晤士报》往那里派去了一个新闻记者。另外，它还发表了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一篇社论，全英各家日报和周报都仿效了它的例子。《泰晤士报》定了调子之后，其他报纸也就不认为在简讯，甚至社论中谈论工人问题有损自己的身份了。各家报刊都在谈论工人的代表大会。许多报纸以傲慢和讽刺的口吻议论它，这是很自然的。任何一件事情，除了具有其崇高的一面之外，难道不是也具有其滑稽的一面么？一个工人的代表大会，而且与会者当中有饶舌的法国人，也就不可能完全避免这一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报刊对代表大会的态度，总的说是相当得体的。甚至连约翰·布莱特和曼彻斯特派的机关报《曼彻斯特观察家》也发表社论，把这次代表大会称作是一件时代的重大事件。如果把这次大会与其异母兄弟和平代表大会相比较，其结果则总是有利于这个兄长。工人代表大会被看作是一出惊心动魄的命运悲剧，而和平代表大会只不过是滑稽短剧和闹剧罢了。
八、国际工人协会、工联和罢工
自国际工人协会成立起，英国工联的新纪元开始了。在此之前，英国工联一直是只忙于为争取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并没有摆脱中世纪行会的狭隘性。
工联是这样的团体，它们不仅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得到国家的承认和1825年议会制定的法令的批准、解决劳资间每日每时发生的冲突所必需的。工联的任务是在师傅和资本家面前代表工人的利益。工联的最后手段是罢工，而罢工的合法性是得到议会的一道法令在不得公开破坏和平和不得用暴力阻碍营业的前提下承认的。在这一法律的庇护下，工联扩展到了英国所有的工业区，并且发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组织健全和财力雄厚的团体，令人肃然起敬地站在雇主们的对面，以各种方式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影响。工联经历了所有的政治反动时期，所有的师傅和资本家对立的联合，已往十年所有的物价飞涨和商业危机而终于幸存下来，并且正如卡尔·马克思1847年就已经在他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版中指出的，工联对于组织工人阶级来说，具有中世纪的城镇自治团体对于市民社会的中等阶级所具有的意义。
现在这些工联一方面要明确地认识到，工联是组织工人阶级的手段（虽然它们并求知道这一点），它们不应由于自己直接的最近的目标而忘记自己总的目标——工人阶级完全的政治和社会解放，另一方面要明确地认识到，没有国际的联合，最后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工人运动就其本性来说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界限的。
因此，1866年在设菲尔德举行的英国全国所有工联派代表参加的大型代表会议提出如下动议并作出决议：“国际工人协会致力于通过一个共同的兄弟联盟把各国工人联合起来，代表会议对此表示完全的赞赏，并恳切地建议所有派代表到此的团体加入这一组织，坚信这对于整个工人等级的进步和发展至关重要。”
在此之前，伦敦工联理事会（英国工联的中央机构〉与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总委员会订立了联盟。工联理事会常务书圮奥哲尔一直同时又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只是从这个时候起，英国工联的作用才获得普遍的性质。现在，它第一次直接参加政治运动，这种普遍的性质也就立即显示出来了。这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那是众所周知的。罗素-格莱斯顿内阁1866年6月垮台后，实行议会改革一事看样子要无限期地延期了。托利党的领袖在多数派的热烈掌声中宣布：根本不必改革。但这时，工人出来左右运动，在伦敦、北明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布里斯托尔等地主办盛大群众集会，工联参加了这些集会。工联理事会支持运动的机构——改革同盟。没过几个月，胜负就定了，托利党政府不得不采取主动去进行议会改革。
在英国和大陆各国，1866—1868年是不断发生工人罢工和资本家歇业*[4]的年份。这一现象的总根源是1866年的危机及其后果。危机使投机买卖停止了。大的企业项目陷于停顿，一部分企业主在投机买卖浪潮达到最高峰时负有财政债务，由于金融市场情况的变化而无力偿还，遭到破产。商业萧条达到了极点，英法两国银行的黄金积存过多，到了异常的地步，这些黄金在银行里库存起来，因为黄金在商业方面找不到长期使用的去处。由此，交通普遍陷于停顿，价格普遍下跌。唯有生活资料，尤其是工人的生活必需品面包的价格上涨了，这是1866和1867这两年农业歉收的后果。物价正普遍飞涨，普遍危机已咄咄逼人。由于雇主们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日，削减了工人的工资，工人已明显地感觉到危机逼人的形势。于是，罢工和工厂歇业频繁出现。刚好不久前法国和其他大陆国家又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毫无疑问，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作出的各项决议产生了一种道义上的影响，随着人们认识到国际工人协会是各地工人的重要靠山。这种影响更加增长了。
但是，欧洲一部分资产者的报刊毫无道理地指责国际工人协会是这一冲突的制造者。协会根本没有发起过罢工，只是在地方性冲突的性质使它有权干预和不得不干预时，它才进行干预。
具体说，它有过三次可以进行干预的巨大机会，同时它也利用了这些机会，卓有成效地宣传了自己的原则。
上面我们对协会在英国工人罢工期间所采取的策略作了一些一般的介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伦敦总委员会提交洛桑代表大会的《第三年度报告》提供了说明，其中说道：
“无论是伦敦还是外省的英国资本家通常主要是这样恐吓工人，如果工人不俯首帖耳地服从他们的专横规定，他们就输入外国工人，把本国工人的位置挤掉。输入外国工人这一招哪怕纯粹是一种可能性，在许多场合足以使英国工人一听便吓得不敢再坚持自己提出的耍求。总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发生了作用，这类明目张胆的恐吓行不通了。不管在什么地方，想要输入工人就只能悄悄地进行，如走漏一点点风声，让工人听到，资本家的计划就会完全破产。如果某一加入协会的行业发生罢工或工厂歇业，协会就会定期指示它在大陆各国的通讯员，要他们告诫当地工人不要接受罢工地区的资本家代理人的招聘。这一措施不只是用于加入协会的行业，而且根据请求，也用于其他行业。”
事实也是这样，英国的铁路挖土工、铁路售票员和火车司机、锌铁工、细丝工、伐木工等举行罢工（与之相关，出现工场和工厂歇业）时，就是采用这种办法挫败了英国资本家的种种阴谋诡计。有时，例如在伦敦的编筐工举行罢工时，资本家就悄悄地从比利时和荷兰招聘了一些工人。但是，这些工人一到，由于国际协会总委员会的劝说，都加入了英国工人的行列，同英国工人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
协会的巴黎管理委员会对某些工人的帮助更大。在鲁贝，织带厂厂主在工厂里实行专横的惩罚条例，最终自然主要是扣工资。这种惩罚措施的必然结果就是开除对此表示抗议的工人，而工厂歇业又引起骚动和当局的武装干预。但是国际协会巴黎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干预措施，它证明了，工厂主实行这种条例，亲自扮演立法者、法官和宪兵的角色，应负有损害法律的罪责口事实上法国政府也不得不宣布，工厂私立法律，又根本不是纯粹的行政立法，而是制定惩罚的法律，那是违法的，纯属篡权举动。
国际工人协会所作的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干预行动有如下三次：
1、巴黎铜器工场歇业（1867年2月）
这次冲突的伟大的原则意义如下：工会不久前才在法国获得法律认同。铜器工人（大约五千名）最先利用这种认可，于1866年初，按照英国的模式成立了一个工人联合会。当然这种组织一开始便成了师傅们的眼中钉。师傅们商定，一有机会就消灭这种组织。机会果然来了。1867年2月，工人联合会认为必须为工人的利益进行活动，于是要求五个师傅服从工人联合「会的各项规定。资本家则立即联合起来要求工人：或者退出工人联合会，或者离开工场。结果八十七名雇主开除了大约一千五百名铜器工人。
因此，这一情况关系到这个重要的运动基础在法国的存亡。
铜器工人联合会在工场开始歇业时拥有三万五千法郎的财产。它决定付给每个被开除的工人每周二十法郎，同时，为此目的通过国际工人协会接受英国工联的贷款，以应付每月偿还五千法郎的债务。
由于伦敦总委员会在道义上和资金上的支持（它设法从英国工联募到所需的资金），由于国际工人协会巴黎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它鼓动法国其他工人联合会给铜器工人以实际援助），工人取得了胜利。
法国工人通过英国工人的援助，取得了胜利。这件事的社会意义暂且不谈，关于它的国际意义。《法兰西信使报》1867年3月24日作了如下评述：
“梯也尔先生说过在国际关系方面，想不出会有什么新的政策。与此相反，不久前发生的一起绝对不是孤立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却让人觉察到了一点真正新鲜的东西。
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长达几百年之久、非同寻常的、巨大的民族仇恨是否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这两个民族的一些人的心胸之中，我们不敢妄加判断。但是，英国无产阶级在劳动和工资问题上声援巴黎铜器工人，为此同他们结成联盟，向他们提供资助，这却是旧政党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新政策的迹象。”
2、1868年春日内瓦的罢工[5]
如果说在巴黎铜器工人那里，事关工人联合会在法国的存亡，那么在这里，则事关国际工人协会在大陆的存亡。
国际工人协会和日内瓦的一部分雇主之间的冲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这样的：
1867年8月以来，日内瓦的建筑工人对自己的状况就已深感不满，于是，1868年1月19日举行的全体建筑工人大会决定选举一个共同委员会，同雇主进行谈判，设法通过和平谅解的途径，达到将工作日从十二小时减为十小时，工资提高百分之二十的目的。备忘录已经写好并送交全体师傅。而师傅们不向工人让步，反而组成对立的社团，于3月18日召开了全体建筑师傅大会，他们的临时委员会一再拒绝同意工人委员会关于在召开大会以前双方代表进行友好协商的请求。
师傅临时委员会的态度向工人表明，工人从即将举行的师傅代表大会能期待到什么。工人委员会声明，它没有完成同师傅委员会进行谈判并取得相互谅解的任务。于是，在3月14日晚上它请求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中央委员会经管此事，出面调解。
协会有义务答应这个请求。它任命了一个由三位日内瓦公民组成的委员会，但该委员会进行私下调解的尝试也毫无结果。因此，它于3月20日，即在师傅们3月18日召开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了师傅联合会以后，公开要求“建筑业主先生们”在3月23日进行会晤。翌日各报刊登了一条以3月18日全体师傅会议名义写的公开答复，说全体师傅会议以三票反对，多数同意。通过了这样的决定：不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委员会进行任何谈判。
3月23日早晨，国际工人协会任命的委员会贴出布告，将事情经过全部公布于众，并指出，如果到当晚还得不到满意结果，同雇主进行友好协商的希望一旦破灭，它将击鼓为号，召集国际工人协会各支部代表大会。晚上六时，它发出了信号，协会会员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拥向罗讷河街的协会会址。资产阶级惊恐万状，商店、货栈关门打烊，银行戒备森严，个别办事处的人员甚至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势时全协会五千余人秩序井然地开往射击协会会址，那是预定的会场。大会讨论了这时的严重局势，并一致同意国际工人协会支持建筑工人。这时各工人理事会（不是国际工人协会）在其会员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沸腾的支持声中代表日内瓦的石匠、瓦工、抹灰工和油漆工宣布罢工。接着，大会静静地散会。晚上九时，日内瓦才恢复往日的平静。
3月25日，这次不可避免的罢工消息传到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和布鲁塞尔，巴黎和里昂的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也得到请求赶紧支援的通知，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支部对这次罢工毫无准备，而且罢工规模超过了它的力量。
在这期间师傅们也没有忘记招募工人，特别是从德森和皮蒙特招募工人。但工人们一到就被领到国际工人协会所在地，听人介绍罢工情况，并且被人动员参加了罢工。
在这段时间里，国际工人协会遭到百般的敌视和恶意的指控，是不言而喻的。《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一马当先定了调子，《新苏黎世报》和维也纳的《新自由报》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刊物纷纷起劲响应。由于日内瓦中央委员会的积极活动，罢工的起因退居次要地位，国际工人协会被推上运动的前台。
3月28日，师傅联合会贴出一份3月26日颁发的布告，答应在各个方面公平对待工人；说什么国际工人协会是靠外国资金支持的，是它发起罢工，要工人谨防它的什么专制主义和危害；要工人记住以前的友好合作，私下回去复工；他们愿意改善工人的命运，同意暂时将工作日缩减为十一小时。但是，如果工人不识抬举，拒绝以上各点。师傅们将不得不宣布现在尚未参加罢工的各建筑部门歇业。
国际工人协会想取得相互谅解的所有尝试，终因师傅们不愿同协会的代表谈判而告失败。由于工人没有答应复工，3月30日工厂就开始歇业，粗细木工和白铁场也先后歇业。这次工厂歇业事件对日内瓦工人产生的道义上的影响，极其明显地表现在许多原来没有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手工行业，如车辆制造工、马具匠、鞍匠、裱糊工、制革工和装饰工纷纷成立支部，要求加入协会。在这几天里，国际工人协会接纳了一千多名新会员。
此外，装饰行业的工人，如手饰匠、钟表匠，套匣制造工人和雕刻匠等（他们除少数外都是日内瓦公民）也于3月30日召开了一次有二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会上一致决定向建筑工人提供一切道义上、物质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取得罢工的胜利。在谈到国际工人协会时，大会坚决驳斥那些说日内瓦工人受一个外国团体的专制控制的无耻谰言。
如果说在此以前国际工人协会曾试图积极调停这次冲突，那么现在，一切调解的尝试都已告失败。它必须着手为罢工长期坚持下去募集资金。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必须救济约三千名工人及其家属，这个负担，日内瓦工人本身是承担不了的。
不过，捐款已从四面八方汇来。首先日内瓦工人乐于牺牲的精神博得了高度赞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内瓦的在业工人同罢工工人共同分享面包。不仅是每个人都自愿捐出部分工资，而且他们还捐出储蓄会和互助会的基金，总数达五百至五千法郎。瑞士其他城市的工人和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也不甘落后。从德国寄来捐款的有：汉诺威（工人联合会）、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施韦林（建筑工人）、罗斯托克、考克门、佐林根、曼海姆（缝纫工人协会）、埃斯林根（工人教育协会）、慕尼黑（工人教育协会）等等。然而，首先是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及其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管理委员会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为了筹集更大数目的款项，总委员会虽然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但是到4月初它已经能够保证做到，仅英国一国每月可寄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四万法郎，直到罢工胜利结束。其中部分是贷款，部分是捐款。经过布鲁塞尔和巴黎管理委员会的活动，当地的工人也捐款不少，如印刷工人捐了二千法郎，白铁匠捐了一千五百法郎。
这时师傅们认识到，他们想以饥饿迫使工人就范的诡计已彻底破产。由于他们早已有言在先，不愿同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进行谈判，所以他们委托日内瓦政务会议主席兼司法和警务部长康佩里奥先生出面收拾残局。4月9日，康佩里奥叫人请协会总委员会通知全体建筑工人的代表到他办公室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三天。结果是师傅们答应，工人每天工作时间缩短一至二小时，工资增加百分之十。
当天（4月11日）晚上，康佩里奥先生就贴出布告说，雇工和雇主之间的冲突经他调解已经平息，罢工可以说已经结束，工人将于星期五（4月13日）复工。
国际工人协会也立即张贴布告声明罢工顺利结束，同时对工人在这几周中的勇敢行为表示感谢，并请工人忘记以往发生的一切，星期五高高兴兴地去复工。
这次冲突的结果是一大批瑞士工人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
3、比利时政府和沙勒罗瓦矿工之间的流血冲突
（1868年3月）
比利时是资产阶级的天堂，它的制度是一个资产阶级模范国家的理想，它的政府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资本统治的代理机构。在这个国家，哪怕发生极其微小的劳资利益冲突。都得使用炸药和铅弹，造成流血才能解决，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国际工人协会在这里越是毫无保留地肩负起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的事业，就越觉得有必要向各方面阐明沙勒罗瓦矿区工人罢工的原因。
在各国的民族工业中，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占居首要地位，这两个工业部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煤炭就不可能有冶炼厂和高炉，而对于煤炭来说，高炉和冶炼厂又是最主要的客户。因此，这两个工业部门不管哪一个部门出现波动，就会立即影响另一个部门，同其他一切危机一样，只要冶金部门发生周期性危机，同时就会对煤炭价格产生直接影响。
英国是露天煤矿和铁矿最多的国家。在英国，这两种矿藏都在地层表面，开采十分方便。与此相反，法国是缺乏矿藏的国家，几乎不生产煤炭，它的高炉用煤依靠英国和普鲁士供给。进口外国煤炭对法国来说是经济必需，而对于本身产煤的比利时来说却是非常可怕的竞争，特别是在运输方面，英国和普鲁士（经莱茵河及其支流水道）要比比利时便利得多，而运输费是决定当地煤炭价格的因素。
与此相反，一个国家的煤炭的一般价格取决于为之支付的工资。由于不同的国家生产等量煤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不同，工资额具有引人注目的国际意义。同样，劳动时间不同，工资就不同，英国的工资至少比大陆的高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七[6]。
各国的煤矿工人从这个比例中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冶金业的危机或通常的商业萧条往往会使煤炭的价格降低。那时矿主就企图降低工资。他们知道，工资本来已经很低，每再降低一次都很棘手，比如，在物价飞涨时期，这很容易使工人感到绝望。在这种情况下，要降低工资，就得找些可信的理由。
这样的理由一般只有两条，其中一条只能用于英国，另一条只能用于大陆。
英国矿主提出来的可信理由是：大陆的工资低。
大陆的矿主提出的可信理由是：英国煤炭价格低廉和竞争力强。
在这种情况下，比利时煤矿工人的社会状况如何？对此，《民主周报》[7]作了恰当的评价：
“无法想象还有没有比做一个比利时煤矿工人所处的状况更悲惨的了。他自从被贬为工业机器以来就没有社会权利和义务。他在矿主的财产目录中仅仅是诸如马、驴、工具等一类劳动资料。这是事实。矿主认为他掌握的工人越多就越富有。如果他出于‘仁爱’建立一个工人城市，那他直接为此花费的资本至多是百分之二至三，但从中获得的间接利益却巨大无比，所谓间接利益就是，矿主可以占有更多的把生命都交给矿上的工人。这样他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确保煤矿的生产。因此，把矿工称作农奴或奴隶是比较恰当的，决不可象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家那样，慷慨地赐给他们自由人的称呼。
在所有的工人中，比利时煤矿工人额头上的奴隶印记最明显。无知、野蛮、肉体和精神的堕落。这就是工业资本的无限权势造成的可悲后果，这种权势本身就已经把人贬低到什么都不如的地步。资产阶级自然乐于把煤矿工人的贫困归咎于他天生的缺陷和罪恶、缺乏远见，头脑简单和淫佚放荡。他们聪明地避而不谈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避免揭示原因和情况。而这些原因和情况必然产生的局面，用几声无谓的叹息是改变不了的，但改变这种局面，而且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却关系到普遍的利益。
把煤矿工人变成有血肉之躯的机器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劳动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其次是工作日极长。根据当前社会组织的经济法律，工作日要象劳动强度不断增大一样不断延长。
矿工的劳动是纯粹的体力劳动，体力劳动根本不必费脑筋。矿工的大脑几乎无所事事。他们的思维能力由于缺乏活动始终处在原始、迟钝和昏睡的状态之中。因此，他们的思想极其狭隘。他们的活动纯属体力活动，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也就只是肉体的和动物的需求和欲望。只要看一看矿工这一行的劳动情况，就不会对他们的精神和道德的堕落感到惊讶。他们紧张的体力劳动会使机体变得畸形，他们忍受着这样紧张的劳动的毁灭性影响，他们的道德和习惯不可能不与理性相悖。
矿工的价值只按其体力衡量。才智不算数，毫无用处。在矿山劳动，不需要技巧，不需要才智，不需要文化，有体力就行。矿山的各种日常劳动只需稍加描绘，读者就会看到，在现在的国民经济制度下，矿工要得到体、智，德诸方面发展，是不可能的。
井下劳动一般是这样的：采掘工把煤采掘下来，由铲运工铲出坑道，由掌子面上的装卸工装上小车或狗耙。这些小车再由搬运工拉到竖井，吊上地面。管线工、架子工和掘井工挖掘竖井、甬道和装运土石。所有这些活儿都是在一盏小矿灯的微弱光线下，在污浊不堪的空气中干的。矿工在干活的时候姿势是很不自然的：必须侧着身子或跪着双膝，双脚蹲着或者费劲地弯着腰，往往只能爬行。因此，他的劳动条件与地面上的工人或佃农相比更艰苦更恶劣，后者的劳动虽然同样是体力劳动，但至少他们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条件下作业。
在这种情况下，矿工在精神上道德上最为低下，难道奇怪吗？一个人在昏暗的、空气污浊的矿井里每天劳动十五至十八小时，他怎么能保持哪怕一点儿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呢？即使是肌体最健全、天资最聪慧的人，在次样一种只想消灭个人才能的制度下，也必定会迅速变成牲口。因为今天人们已不再否定物质对精神，生理对道德的影响。身体的状况通常可以说明一个人的精神状况。蒙斯商业部门1844年的报告可以说是一个官方文件，它在描述矿工时这样写道：‘这些工人年轻时就脸色苍白，身体已经伛偻，内翻腿，步履缓慢，四、五十岁就已经是一副未老先衰模样’。
有一个叫做比多的煤矿工程师在一份正式报告说：‘无可否认，干矿工这一行享受不到阳光，得把其他气体当作氧气吸入体内，干活的姿势不自然，会不断碰到危险等等，干这一行完全失去正常生存的条件，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特别的措施。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这段话在1843年是正确的，在1868年仍然正确。矿工的身体状况和道德状况即使没有变得更坏，也是绝对没有得到改善。自那以后，工作日没有缩短，反而延长了；工资（撇开目前的失业不谈）还是原来的工资，而生活资料的价格却已提高。如果说采矿工作条件有了重大改善的话，那受益的也不是工人。比如，矿工不用再拾级上下矿井，节约了时间和体力干了更多的活，但受益的是矿主。这一切的结果是，矿工没有进行精神活动的机会，他们把学文化和受教育看成是‘懒汉’干的事，他们不送子女上学，自己沉溺于最粗野的寻欢作乐。如果说矿主有兴趣让矿工总是过这种动物般的生活，那是因为有一批小企业支持他们。这些小企业完全靠工人的消费来维持，如果工人头脑清醒、小心谨慎、勤俭节约，这些小企业就无利可图。它们为工人处处设下陷井，好骗取他们的最后一点积蓄，何况这些工人没有受过任何学校教育，智力尚处于冬眠状态，引诱他们是极其容易的事。
这种状况不能，也不允许长期继续下去。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的义务是徒劳的，人类在资产阶级经济法则面前束手无策。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认为它能把工人变成农奴和牲口，而它本身并不受其道德后果的影响，那它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只要看看煤田和工厂城的资产阶级就知道了！资产阶级为什么轻视教育和科学？它为什么除生意经以外就不能独立思考？为什么它的特征就是淫佚放荡？这同美国种植园主和奴隶主的所作所为毫无二致。如果说奴隶制和奴隶劳动在美国是道德败坏的原因，那么，类似的后果在这里完全可以说有着类似的原因。矿主对工人的压迫越深重，他跟着工人堕落也越深，在道德上堕落到不把人当人的地步。
工人自己业已找到良方来医治使他们深受其苦、使社会机体长满疥疮的私有工业的弊病。这个良方就叫作教育和合作。只有缩短劳动时间，工人才有可能享受到教育和文化的福利，只有也享受到资本的福利，他才能摆脱他现在只好无可奈何地听任其折磨的贫困。
工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提高，这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也是公共福利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普及国民教育和成立合作社外别无他法。推行、促进和支持这一办法，这是国家的任务。如果国家对资产阶级经济的后果如何吞噬和瓦解社会的情景等闲视之，就等于自我毁灭。”
早在1867年2月，马尔希延的矿工就爆发骚动，遭到了武力镇压方才平息。骚动的原因是物价飞涨，特别是1866年的歉收引起的面包价格的飞涨。为了争取英国工人捐款救济在这次大屠杀中不幸牺牲者的家属，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于1867年3月初发出了下面的呼吁：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伦敦中央东区包佛里街18号）
致大不列颠矿工和冶金工人
工人们：才几天前，《泰晤士报》曾预言，如果工联的会员坚持拒绝在工资低廉的情况下工作，英国的冶金业就要崩溃和毁灭。据它说，比利时人以廉价的煤炭和低廉的工资，将在国内外市场上抢走这门生意。《泰晤士报》的两个通讯员克利德和威廉斯详细论述了比利时矿主、冶金业主没有令人烦恼的工厂法和工联的扰乱的幸福；比利时的矿工和冶金工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心甘情愿一天劳动十二至十四小时，领取低于英国同行一天劳动十小时收入的工资。然而，墨迹未干，就传来了这些心甘情愿的人们举行起义的消息。《比利时经济学家》说，冶金业由于近来煤的价格飞涨和产量不丰而陷于困境。这家报纸还说：‘矿工愚蠢无知，野蛮粗鲁，挥霍无度，工资再高也不够。’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那些使他们一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人们对此应该负有责任。
二月初，马尔希延地区三座高炉停了火，其他冶金业主随即宣布降低工资百分之十，沙勒罗瓦的矿主也跟着仿效。然而，《比利时经济学家》还说，那时煤炭的需求决不比现在大，价格也决不比现在高。由于面粉价格也同时上涨，冶金业主又是这个地区的磨坊主，事情就越发糟糕了。许多工人对此极为愤怒，但他们没有组织，没有讨论共同事务的习惯，没有行动计划作准绳。
工人们聚集在大路上，沿着大路到各地去，打算劝阻那些愿意在降低工资的条件下去上工的人。沙勒罗瓦的矿工沿路来到一家磨坊，见有一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这一挑衅激怒了工人，他们发起了攻击。结果遭枪杀、打伤和逮捕。这些可怜的横遭挑衅和暴行的牺牲者丢下了贫病交加的妻室，一个个进了墓穴和监狱。在比利时无人敢为他们说一句好话。就其行动的进程来说，这些人有错，他们被人引入了歧途，但他们毕竟是为了劳动的事业牺牲的，他们丢下的家属理应得到同情和支持。对孤儿寡妇的援助，特别是来自国外的援助，以及它产生的道义上的影响，将会消除整个阶级的严重的沮丧情绪，并可导致通讯联系和意见交流，从而使我们的大陆兄弟更好地懂得应当怎样进行劳动的战斗。在战斗中的工人大军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和教育。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你们考虑这件事，因为一国的劳动的事业，也是世界各国的劳动的事业。
主席 乔治·奥哲尔
副主席 约·格·埃卡留斯
书记 罗·肖” |
英国的矿工和冶金工人尽管自己也经济拮据，但都自愿响应向他们发出的呼吁。正因为如此，国际工人协会对比利时劳动居民的影响在不断增长，直到1868年3月沙勒罗瓦事件发生的时候。而沙勒罗瓦事件为国际在整个比利时的存在开辟了道路，确定了它的重要的社会影响。
这一年的工人骚动的原因是这样的：
煤炭生产出现大量过剩。比利时的煤炭消费持续下降，一是因为1866年的普遍货币金融危机引起了冶金业的危机，而冶金业的危机首先加重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冶金工业的负担；二是因为普鲁士煤炭与比利时煤炭的竞争。比利时的矿主为了提高其煤炭的价格特地组成同盟。但冶金业主这时发现进口外国煤炭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且为了防止今后涨价，他们签订了几年的合同。
而矿主关心的是要填补由于自己贪得无厌地生产而造成的亏空，首先就是要压缩煤炭的生产量。这里附带提一下，比利时的大部分矿井是由匿名的贸易股份公司经营的，这些股份公司拥有强大的资本在最近几年里给股东分配了大量的红利。现在矿井的业主和经理首先决定，把每周的工作日缩减为四天，这对工人来说就意味着损失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三的标准工资。这还不足以平衡已经失调的供求关系，所以他们又决定降低煤炭的价格。为了不降低股东们的红利，他们在标准工资已经降低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七的基础上又降低百分之十。这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由于1866年和1867年两年歉收比任何时候都要高昂。饥饿的矿工本来对强加给他们的休息日已极为愤怒，便群起反对降低工资，反对饥饿，于是罢工普遍闹了起来，并席卷了整个沙勒罗瓦地区。饥饿和贫困驱使这些不幸的人去起义和抢掠，无怪乎几乎是妇女打头阵，举着钉有破布片的棍棒走在队伍的前面。
于是资本家要求政府当局和军事当局进行干涉，用精心策划过的方式挑起了流血冲突，许多工人遭到枪杀，打伤和逮捕。3月25日在沙勒罗瓦附近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当时有一位军官来同工人谈判停战，对工人好言相劝，工人们正准备让步和散开。突然有人扔了块石头击中负责指挥的少校，他便下令开火。结果七人死亡，十三人受伤。接着是同宪兵和骑兵的冲突。在阿尔西蒙，尚未发生任何暴力行动，就来了宪兵和检察官，逮捕那些作完罢工通知的工人。警察紧跟着士兵，直接向那些成群结队从矿上回家的工人射击。
在近代史上，只有屠杀和血洗牙买加岛黑人起义的情景能够同这次暴行相提并论。这里同那里一样，资本家为他们的血腥行为欢庆雀跃；这里同那里一样，他们希望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消灭工人的最后的反抗精神和自信心。我们从他们的机关刊物《比利时独立报》（1868年4月1日）上的一段话可以听到他们庆贺其“白色恐怖”时的讥讽、傲慢和嘲弄的口吻：
全国布满军队，当他们撤回来的时候，那些被视为领袖的人，那些公认的危险分子都将锒铛入狱了。这是因事制宜的聪明措施。……抓人的时候仿佛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检阅，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对居民的心理产生威慑性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防可能有人发动突然袭击，企图营救被武装力量逮捕的人。……之所以对群众施加这样一种有组织的压力，道理很容易明白，那就是决不能让起义重演。此外，流血的戏剧产生了深刻的威慑作用。……这群不安分的但毫无危险的暴乱者不到今天晚上就将完全丧失力量。我们把在最近几天内他们所听从的领袖人物都扔进了监狱，甚至把那些他们可能会听从的人也抓了起来。……实际上进行这次强有力的干涉的还不是军队，而是警察……人们同当地村镇镇长、警官和宪兵队长一合计，派人把所有那些有人报告说是捣乱分子的人从家里抓来。”
正当那些在这次暴行中首当其冲的工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就在报上声援比利时，召集群众大会，鞭挞矿主及其帮凶，抨击政府，鼓励比利时工人阶级共同反抗，为被迫害者聘请律师和辩护人，并声明，沙勒罗瓦矿工的事业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事业。伦敦总委员会以及巴黎和日内瓦两个委员会表示支持布鲁塞尔委员会。
沙勒罗瓦地区的矿工运动被武力镇压以后，矿主们没有任何同失业的挨饿的工人和解的表示。他们以长期关闭矿井相威胁。政府也没有什么表示。工人除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援助外得不到任何援助，同时发生的日内瓦事件也正需要国际工人协会的援助，工人的救济委员会刚在筹建之中，因此，工人挨饿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这时沙勒罗瓦的城市居民也亲眼目睹了日甚一日的贫困，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惧。沙勒罗瓦的自由派威胁政府说，如果它不立即给失业的工人安排工作，他们将解散自己的选举委员会，为天主教徒让出地盘。这个威胁起了作用，自由主义的政府在1868年5月着手举办较为重大的公用建筑工程，但是促使它这样做的，不是濒临饿死的工人群众的呼喊声，而是害怕在下一次选举中丢掉一票。
这时对三月被捕者案件开始审理，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法官宣判徒刑还是宣布无罪释放，政府都是遭受了一次失败。工人们知道，他们从政府那里只能期待到火药和铅弹或者监禁；他们不能期待这个政府能倾听自己的正义呼声，保护并支持自己反对矿主的侵犯。政府本身替工人擦亮了眼睛，使他们看清，必须从谁那里取得援助，必须向谁呼救：不是政府，而是国际工人协会。
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自己的纲领中曾要求工人通过夺取政权为自己的社会解放准备前提。它忠实于自己的纲领，在从事社会活动的同时丝毫混有耽误在适当的时机参与政治活动。它在这方面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是：
1、早在国际成立以前，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就已在自己周围为北美联邦开展活动。政府和统治阶级竭力支持同盟派，把由于封锁美国港口而在英国引起的贫困当作杠杆加以利用，并想方设法怂恿英国工人举行支持脱离联邦派的游行示威，而工人的领袖们也全力粉碎了这些阴谋，给合众国政府和人民写信报告了英国群众的真正呼声并召集伦敦工人举行群众示威，支持北美联邦。1864年11月8日，林肯再次当选时，总委员会给他寄去了贺信。同时，总委员会还为联邦的事业召开群众集会。因此，林肯在复信中也明确承认国际工人协会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
2、此外，总委员会还不定期地召集公开集会，表达英国工人对波兰的同情，揭露俄国在欧洲的侵略。
3、在德国1866年的事件结束以后，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法国政府的各种报刊竭尽煽风点火之能事，激发法国人的民族虚荣心，挑起法德之间的民族仇恨。这时，国际工人协会巴黎中央委员会召集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声讨主战派，致信德国工人和工人联合会表示同情，并警告法国工人不要陷入别人为他们设置的圈套。只有历史才能够确定。法国工人阶级在国际的积极倡议下所采取的反沙文主义立场，对于避免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起了什么作用。
4、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与英国改革同盟的创立和组建，而改革同盟的鼓动工作导致了1867年的议会改革。到这时为止，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都是总委员会委员。伦敦的公开集会（其结果是托利党的内务大臣沃尔波尔先生下野）和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集会都是他们召集的。
5、总委员会认为，对被控犯有杀人罪的曼彻斯特芬尼亚社社员的审判案[8]是一出闹剧，是非法的。1867年11月，行刑前夕，总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警告后者：要防止发生流血事件。同时，它趁曼彻斯特事件在伦敦引起的恐慌尚未平息之际，召开了一次维护爱尔兰和爱尔兰人权利的公开会议。这是声援不幸的司法受难者的第一次集会。《泰晤士报》和各家日报都发了消息。伦敦工人的情绪改变了，英国贵族企图利用英国的民族偏见，把主要由爱尔兰人组成的工人阶级分裂成敌对的两派的计划破产了，因此，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如《星期六评论》等开始污蔑国际工人协会是祸国殃民的组织。
十、与各政府之间的冲突
1、与法国政府的冲突
在法国有一条众所周知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未经政府批准，二十人以上的团体不得存在。按照这项法律条文规定，法国大多数的工商业团体都是非法的，或者它们的存在只是被容忍着。因为，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如果这里所说的团体是公开的，并且长期以来未被政府解散，那么批准就是一种默认。熬而无论是否批准，人们至少可以认为，政府最多只是有权解散这些在成立时已得到政府默认的团体，而无权惩处其成员。
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的组织形式如下：法国所有的支部都是在英国的团体的成员，它们在这个团体的总委员会中的代表是欧仁·杜邦。（另外，在伦敦有一个法国小组，以及一个德国小组）。法国各支部尽管在一定的情况下共同行动，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而只同伦敦总委员会发生联系。各个组织都组成一个以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构的特别支部。同伦敦总委员会发生联系。法国的各组织由巴黎支部的巴黎管理委员会产生。巴黎支部早在1864年就已向内务大臣和巴黎警察局长报告了自己的建立和存在。在这一时期内，巴黎委员会和法国其他城市的委员会都是公开活动的，它们每周举行协会会员的公开集会，各公开的报刊都有关于协会的集会的情况报道，总的说，这个团体就其本质来说，同过去几十年来的密谋团体迥然不同，它是公开的，另外，伦敦的各家报纸每都报道伦敦总委员会的会议情况。
国际工人协会同法国政府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867年9月，即洛桑代表大会之后。法国的一位代表。茹尔·哥特罗受托把一部分代表大会文件从法国送往英国，他刚越过法国边界，文件就被没收。伦敦总委员会书记就此事写信给法国内务大臣，要求归还被没收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应归英国所有。他没有得到答复。接着，协会总委员会又向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求助。这位外交大臣命令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去索回这些文件，法国政府才把文件交还。
第二次冲突大约也在同一时期发生。有一份文件是法国代表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宣读过的，它阐述了他们的观点（附带说一下，文件的观点是片面的、蒲鲁东主义的，法国代表特有的观点，协会根本没有承认过这些观点），维护了他们的原则。文件在巴黎没有人敢印刷，巴黎委员会只好把它送到布鲁塞尔印刷。当文件从那里寄往法国时，在法国边境被没收了。协会巴黎委员会便于1867年3月3日写信给国务大臣、皇上的亲信鲁艾，要求了解文件被没收的原因。鲁艾给格拉维埃大街44号协会巴黎委员会的正式场所写了一封回信，邀请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到他那里去。委员会委派了一定代表前往。鲁艾要求修改或缓和文件中某些不太得体的地方。那位代表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对文件的任何修改都会使它失去意义。因此，鲁艾说了下面这段独特的话：“如果你们能加进哪怕是几个感恩皇上的字眼，那就还有可能达成协议。要知道，皇上曾经为工人阶级做了许多事情。”代表回答说，协会不会耍手腕，既不会奉承，也不会诽谤，并且，这也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理应做到的。于是，鲁艾中断了谈判，不交还被没收的文件。
法国政府误以为可以把国际工人协会当作工具来使用，现在它感到是估计错了。另一方面它也看到了协会在亚眠、鲁贝和巴黎的罢工中日益增高的威望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在上述谈判之后过了几个星期，它终于极其懊丧地发现协会进行反对帝国沙文主义的宣传。政府决定要进行干涉，于是出现了第三次冲突。
第三次冲突发生在1868年初。巴黎警察在夜里突然搜查巴黎委员会委员的住所，所有被搜出的书信和文件都被没收了。他们从这些书信和文件中得知，巴黎支部已经登记入册的成员大约有两千人（此后这一数目显著增加了）。委员们被控犯有参加秘密团体罪，但是经过法庭两个月的审理后，这一罪名被撤销了。继而又指控他们犯有违警罪，也就是说，未经政府许可就成立了二十人以上的团体。
1868年3月20日，在塞纳河违警罪法庭开庭审判。被告之一，雕刻工托伦代表十五名被告发言。审判情况如下：
法官：您承认您和您的同案被告们所属的那个国际工人协会从未得到过批准吗？
托伦：我认为现在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适当时候，我们将在我们的总辩护中申诉，我们团体的公开活动是在它的存在得到默认的前提下进行的。
法官：但您承认它根本没有得到批准吗？
托伦：这甚至从来也没有指望过。一个国际协会可以向哪国的政府要求批准呢？向法国、比利时、英国或者德国政府吗？它不可能知道，也没有人能告诉它。比如说，一个法国协会在英国要求批准，或者反过来说，一个英国协会在法国要求批准，行不行呢？
法官：你们集会时讨论过政治问题吗？
托伦：从未有过。
法官：您那里有一份在布鲁塞尔印刷的1866年的宣言被没收了，里面有政治内容，甚至是大量的政治内容。
托伦：这篇宣言是我私人所有，我想，在法国也只是我一个人有。它是由英国人撰写和发表的，法庭也许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组织都有权发表这种或者那种意见，其他国家的组织并不因此要同它共同承担责任。因此，如果一个英国分支或德国分支讨论了我们未敢谈论过的政治问题，那是不足为奇的。我声明，我们开会时始终是避而不谈政治的。
法官：你们协会的组织是什么样的？协会设在何处？目的是什么？总委员会和巴黎委员会的职能是什么？
托伦：总委员会于1864年在伦敦成立，它的驻在地从未长期固定过。但是如果说三年来它一直设在伦敦，那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至于协会的目的，我不妨把协会的章程读给您听一听，没有比这再好的解释了（读协会章程）。
法官：您给我讲一讲巴黎委员会这个组织吧。
托伦：巴黎委员会是通过在报纸上发表了致全体工人书的方式宣布成立的，建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为巴黎各支部建立一个活动中心，以便派送代表出席国际代表大会和从事有利于协会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有一本小册子讲明了巴黎委员会的章程，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每个会员每周缴纳会费十芬尼。
法官：这个委员会是否直接为协会的扩展进行了宣传？
托伦：有时有人向我们请教如何建立一个委员会，我们多半打发他们去问伦敦总委员会。
法官：巴黎委员会是否参与了工人罢工，例如巴黎的铜器工人的罢工，或者是鲁贝和亚眠的工人罢工？
托伦：国际在刚才提到的事件中确实是尽可能积极参加的。而且经过对罢工起因的考察，认为不论对厂主还是对工人都应给予帮助。
这时检察官莱佩勒梯尔开始作如下的起诉：
“先生们，站在你们面前的被告都是勤劳、聪明、正直的工人，他们未曾受到过任何判决，他们的道德无可指责。先生们，为了论证对他们提出的起诉，我不会说出任何会损害他们荣誉的话来。”
检察官想以此证明，法律受到了损害，判决是有理由的。针对辩护人为了驳回起诉而提出的论据，他说：
“那么，起诉受到什么指责呢？先生们，如果你们看了这几天的《世纪报》、《民论报》和《法兰西信使报》，你们就会从中发现，同情国际协会的那一派报刊表示遗憾和同情。它们作如下推论：三年来，协会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虽未经行政当局批准，但被容忍着；协会的目的是求得工人的物质解放和精神解放，为达到这一目的采取的手段是研究经济问题，并用真理、道德和正义的原则解决这些问题……它已长期被容忍着，突然严厉追究它的刑事责任，这只不过是权力的任意妄为，强权的肆无忌惮，除此之外，决无其他缘由！即使说到底，协会会员忘记了协会的纲领，研究危害国家的问题，从事政治活动，那行政当局也会阻止他们进行这种活动，禁止他们参加代表大会，他们也不会超越他们的章程范围的。而这些章程是当局所熟知的，至少是由于当局的默认而间接地得到批准的。
先生们，这就是谴责，我没有轻描淡写，也没有过分夸大。这种谴责有根据吗？协会真的没有从事政治活动吗？它真的是象它的纲领所说的只限于研究经济问题吗？”
紧接着检察官企图证明巴黎委员会参与了政治活动。鉴于协会在卢森堡事件中的总的态度，他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他还要求从法律的利益出发进行判决。
这时被告托伦站了起来，向法庭递交了如下申诉：
“鉴于：一个组织未经过当局批准即属非法；并未为这种批准明确规定手续程序；这种批准本身也可以是默认的；要求一种特殊的批准形式等于是使一条法律变得更严厉；这条法律已由立法者本人承认为特别法；因此公众的信任已被辜负；何况从讨论（1834年的法律是讨论的题目）中，从政府代表的发言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批准可以是默认的；这种默认或者容忍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二十人以上的所有工商业团体均可存在；显然，由于这些团体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政府当局便把它们看作是得到法律有效批选的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事先并未宣布取缔就授权追究这些团体，这是违背公众意识的；鉴于：协会得到的默认性的批准是由于：1、它长期以来公开存在，它的活动规模实际上远远大于商业团体，2，国际协会曾给内务大臣和警察局长写了两封信，说明了协会已于1864年成立并开始存在；鉴于：从内务大臣办公厅，确切地说内务大臣的临时代理人即国务大臣先生寄给我们协会的书记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当局已经明确地正式批准了我们的协会；那位大臣在与我们的一次会晤中没有对协会的合法性提出任何异议；检察院不能断言，协会在这期间改变了其学说和目的；鉴于：协会书记（他被传讯出庭解释法国代表提交1866年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实际上曾经阐述过的协会的学说和目的，就是现在遭到抨击和指责的同一学说和目的，当时检察院本身也认为协会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检察院知道协会的存在并在1867年1月4日公开审理时仍然声明它不想对协会进行任何追究；根据这些理由，我们请求法庭驳回检察院的起诉。”
递交了这份申诉以后，托伦代表其他被告发了言。他的发言就是对劳动阶级不受法律保护这一情况提出的强烈抗议。他讲述了工人如果想通过相互启迪、通过研究与自己至高利益有关的情况来弄清和力图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就会遇到种种危险。无论他做了什么事情，一直采取了何等谨慎的措施，而且尽管他的目的一直是纯正的和善良的，他都始终受到威胁和追究，受到法律的制裁。二十年来，工业方面的无数创新产生了新的需求，国民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本身也有意无意地投入了运动，积极参与促进这一转变。
托伦接着说：“我们工人很想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这就是我们联合起来组成国际协会的原因。工人们要想亲自看一看，而不是戴上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眼镜去看。英国工人集会欢迎法国工人，他们和我们都受同一思想支配，即研究社会问题。英国工人说，机器的完善每天都在改变着工人的社会地位，它使我们互相帮助，使我们要寻找保障自己生存手段的办法。我们必须维护相同的利益，我们也有着相同的灵感。从此我们就提出了共同的口号：工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力量才能改变其社会地位，这个口号是1864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公开集会上提出来的。”
托伦叙述了伦敦总委员会和巴黎委员会的成立、组织和活动。他重申是政府默认了他们的协会，相反他们出于原则并没有要求官方批准，这是因为他们不能承认政府有权准许或者否决应该属于工人和所有公民自己的权利。然后他以下面这段重要声明结束了讲话：
“我还要补充一点，必须认真地考虑一下别人给我们安排的这种处境。不管你们可能作出什么判决，我们明天要做的还是昨天所做的；我们这样做既不是什么仇恨，也不是什么违抗，这是我们的权利的意识。从现在起，我们要求，凡是与我们有关的事情都由我们自行处理；我们要摆脱我们目前的处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触犯法律，以便证明法律的弊病。但是我们至今并不想触犯法律，毕竟，我再重复一遍，警察、政府、市政当局和公众都知道这一切，看见这一切，容忍这一切。”
法庭的判决如下：
“鉴于从调查和审理中可以得出结论：三年来被告一直是以国际工人协会命名的团体的巴黎成员，这个团体已超过二十人，并且未经批准；鉴于：协会的工人通过协会的目的相互联合起来，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共同行动；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合作、生产和贷款改善工人的状况；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聚会并组成一个常设团体；
鉴于：刑法的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二百九十二条和1834年4月10日的法律是警察法和公共安全法，可用于惩治在法国国土上违法的任何人；问题不在于已知伦敦是协会的驻在地，而在于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巴黎委员会已触犯了这两条法律；
鉴于上述团体通过报刊宣布了它的存在，或者它得到了政府当局的容忍，都未免除需经政府方面的明确批准；
鉴于被告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和第二百九十二条，以及1834年4月10日的法律的第二条；
法庭判决：解散以巴黎委员会命名的驻在巴黎的国际工人协会，判处每个被告一百法郎的罚金，无力偿付者判处监禁三十天。”
被告对此判决提出了上诉。在这期间，巴黎支部完全象托伦向法庭声明的那样行动。他们选出了九名协会会员，代替十五名受到法律追究的委员，组成了新的委员会。报纸报道了他们的选举，他们共同署名，号召巴黎工人公开为日内瓦工人的罢工捐款。
1868年4月22日，十五人案件在第二审法庭开庭审理。
公诉的要点是：委员会对帝国针对二十人以上的团体制定的刑法的公然违抗；这个团体的政治性质，它对现存制度的一切基础都进行批判；这个团体的力量，如果允许它用以往的方式扩及到所有的国家，成为某种无所不包的罢工中介，那么任何政府都对付不了它。
被告在这里同在所有其他场合一样，没有借助于律师，而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关于他们没有得到官方批准一事，他们声明说：
“如果在我们这些伦敦总委员会的巴黎通讯人员向警察和行政当局报告了我们委员会的成立之后，被告知说必须获得明确的批准，那我们会认为这是对某一其他组织说的，因为，坦率地说，我们根本不可能想到要去忍受让人批准这样的屈辱。我们章程的鉴于部分的第一句话就已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上面写道：工人的解放应该由工人自己去争取。谁要是承认了批准，谁也就是承认了恭顺、服从和奴役权，一句话，就是承认了屈从。正因为这个理由，国际工人协会致力于以各种形式使工人争得解放。”
上诉法院批准了违警罪法庭的判决，另外还判处被告罚款，理由基本上同第一审时的判决理由相同，不同的地方仅仅是多了下面这句话，
“由于这个组织力量强大和活动广泛，危险日益增加。”
在这期间。3月选出的新委员会的九名成员也被指控，并于1868年5月22日被违警罪法庭传讯。
审理的过程同3月20日的审理过程一样。
被告之一、装订工人瓦尔兰进行了辩护。他以严密的逻辑和中肯的理由驭斥了那篇使每一个法官都感到光荣的法律指控，然后又阐述了这一问题的道义政治方面和社会经济方面。在这里，讲话人的言词充满尊严，见解犀利深刻，这只有对美好事业和深刻的道义权利具有觉悟的人才能做到。他说道：
“在我们看来，罢工只是为了确定工资而采取的一种不成熟的手段；我们只是违心地采取这一手段，因为这会给工人及其家庭带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之久的极度贫困，而又不能保证工人最终能够得到合理的工资。国际工人协会的任务是，通过经济关系的研究，求得劳动问题的和平调整。然而，如果有人给我们的研究设置障碍，以此拖延社会问题的解决，我们为了保住我们的面包，就不得不常常举行罢工了。
但我还要说说另外一个问题。
在法律面前，你们是法官，我们是被告；但在原则面前，我们是两个党派，你们的党是不惜代价维持现存秩序的党，停止不前的党，我们的党则是改革的党，社会主义的党。让我们老老实实地调查一下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呢？难道我们怀疑它的完美无瑕就是犯罪吗？不平等把它折磨得痛苦不堪，自私自利威胁着要吞噬它的生命，它在反社会的偏见的铁爪之下喘息呻吟。尽管有人权宣言，尽管人民的意志获得了短暂的胜利，但依然是唯少数当权者的意志行事，使民族与民族进行兄弟互相残杀的斗争，双方的人民，双方在同样的压迫下呻吟、盼望着同样的解放的人民的鲜血流成了河。
只有少数人在享受，穷奢极欲，纸醉金迷；广大群众在贫困和无知之中枯萎凋谢、失却乐趣。这里有人在无情的压迫下呻吟，那里有人被饥饿夺去了生命，但是处处都是在偏见和迷信的黑夜之中蹒跚，他们遭受奴役的日子没有尽头。
你们如果想细看，那好，你们会看到，交易所的业务怎样招来混乱和灾难，金融老爷们怎样一手攥着豪富与饥荒，怎样在堆积如山的金钱旁边又堆满欺骗与谎言，制造败落与破产，在行业中，无休止的竞争把工人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彻底破坏了生产和消费之间任何合情合理的关系。穷人急需无从得，富人无需却多余。千百万穷孩子赤身露体，而在世界博览会上，披巾光彩照人，其价钱昂贵得难以想象，相当于一万多个工作日的收入。工人买不起必需品，却要喂养大批脑满肠肥的寄生虫。
古代必然地灭亡了，因为奴隶制的刺扎在它的肉里。如果新的时代对群众的疾苦也漠不关心，如果它要迫使大家终日劳动、含辛茹苦和贫病交加，只有个别人才能过豪华舒适的生活，如果它不想认识这个社会状况完全是丑恶的。那它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
牛津大学教授威·佩利在今年5月的《合作报》上说：
‘不妨设想一下，庄稼地里有一群鸽子，其中的九十九只鸽子不把新鲜的谷粒吃掉，而只要谷草和谷屑，把谷粒堆成了一大堆，专给唯一的一个通常是最弱小、最受爱怜的鸽子吃。勤劳的鸽子们亲切地围坐一圈看着那只鸽子在谷堆上趾高气扬地咕咕叫，乱啄乱吃，践踏着，毁坏着。有一只鸽子也许是比同伴们胆大，也许是比它们更饥饿，竟敢啄走一小粒；这时所有其余的鸽子都出于盲目服从，扑向这个罪犯，扯乱了它的羽毛，夺回了它啄走的那粒谷，并把它从团体中开除了出去。”
如果你们琢磨一下这番情景，就一定会发现，这种现象在大自然中是不会出现的，但是它却每日成百倍地在有理性的人类中重演。由此可以得出双重结论：人因有理性而高于动物。但是我要对你们说，人虽然有理性，却还应向动物学习！
那些生于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几乎见不到母亲，因为母亲要外出工作，他们忍饥耐寒，他们在污秽中长大，遭受种种不幸意外，他们从孩提时期就开始生病，疾病一直伴随着他们走进坟墓，这样的孩子难道不属于那九十九之内吗？他们还不到八岁，没有什么力气，就必须：劳动！他们在有害于健康的稀薄的空气中劳动，受尽虐待，他们被注定是无知的，并且，在坏的榜样的影响下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为此付出代价。就这样一直进入青少年时代。到了二十岁，正当父母需要他时，年轻人却离开父母才到任何一个兵营去过非人的生活，或者到任何一个战场上去卖命。如果他幸免于难，他才能结婚（英国慈善家马尔萨斯和法国大臣杜沙梅尔恐怕有别的看法，他们认为，工人既不需要妻子，也不需要家庭，一旦他不想再过那困苦的日子了，不会有人强迫他活下去）他一旦结了婚，贫困、物价上涨、失业、疾病、生孩子。就立即会光临他的家庭。如果他由于贫困而要求获得合理的工资，那么人们就会用饥饿箝制住他（例如在普雷斯顿），就会射杀他（例如在沙勒罗瓦），就会监禁他（例如在博洛尼亚就会实行戒严对付他（例如在加泰罗尼亚），就会把他送交法庭（例如在巴黎）。
因此，这个不幸的人还要继续忍受痛苦和屈辱。到了中年（这时他已对青年时代没有任何美好的回忆了），他惊恐地发现，老年已经临近了。如果他没有家庭，或者只有一个穷苦的家庭，那他最后就会象一个罪犯一样在一个乞丐收容所中死去。
然而，这个人生产的东西要比消耗的东西多四倍。那么社会又是如何处理这些多余的东西呢？问一下占百分之一的那只鸽子吧，它什么也不生产，而靠其他九十九只鸽子的劳动为生。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或者社会，离开严守正义的道路而靠行不义来维持，注定要遭到分化瓦解。我们在这个奢侈和贫困、强权和奴役，无知和愚昧、腐败和堕落的时代所能得到的慰藉恰恰在于，我们肯定能够从过去的教训中得出结论：只要还有一个人在藏满珠宝的宫殿门口饿死，这个国家的机构就不能持久。
你们给我们这个时代诊诊脉搏就会发现，在享有一切的阶级和想取回自己的劳动果实的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深沉的怨恨。我们认为十八世纪已经消灭了的明显偏见又被召唤回来；贪得无厌和道德沦丧比比皆是，这就是衰败没落的标志，你们脚下的基础在动摇，在崩塌，你们要留神呀！
有一个阶级，它为了执行一项伟大的正义行动，迄今只是时不时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它在各个时代，在各个政府之下都备受压迫，这个阶级就是劳动阶级，它现在向你们提供获得重生的手段；你们要是聪明一点的话，就承认它的合理论据，不要阻碍它的公益事业。一点点绝对自由的气息就可以净化空气，驱散威胁着我们的阴霾……
如果一个阶级失去了维持其统治的道义优势，如果它不想采取暴力这个一切没落势力的最后手段。它就得从历史舞台消逝。资产阶级也许会明白，它的努力还不够。还不能满足时代的所有要求，因此它只有溶化到那个新的阶级中，由这个新阶级通过自由给它带来蓬勃的政治复兴、平等和团绪，此外别无他法！”
法庭对九名被告判处每人三个月的监禁和一百法郎的罚款。被告对此提出上诉，但最后被驳回。
法国政府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这种迫害，除了社会意义以外，还有其政治意义。自1852年政变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在法国成立的团体敢于以民法的抵抗同刑法的迫害相抗衡，并为自己要求公民权。普选权的当选人不便于利用其机构拒绝这种公民权，否则，长年以来对工人阶级的百般献媚就会以恐怖告终。因此，可以相当肯定地认为。迫害是国务大臣鲁艾发出的。他出于政治原因臆想出这一迫害的必要，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以致他在迫害巴黎委员会时，还不敢解散里昂、鲁昂、鲁贝、波尔多，马赛等地的协会支部。
赖德律-洛兰的党的机关刊物巴黎《改革报》极其赞赏巴黎委员会成员的态度。它把工人阶级政治上敏锐的洞察力和道义上巨大的优势与统治阶级的阴险奸诈和目光短浅相比较，得出了以下出色的结论：
“欧洲各国工人的思想和信念的一致，是我们的和平愿望赖以建立的基础。几个星期以后，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欧洲各国都将派代表出席，也许只有法国是唯一的例外。如果说，这一全欧劳动代表的聚会将由于其英明决议而成为欧洲的神圣议院，那是否太过份了呢？并不过份。如果这个代表大会在法国革命的永恒原则和工人的要求秩序、人身安全和自由的神圣利益的基础上发布和平号令，整个欧洲都会热情地欢迎这一号令。”
2、与比利时政府的冲突
在以《比利时独立报》为首的比利时资产阶级报刊的煽动下，比利时政府企图把国际工人协会说成是沙勒罗瓦矿区事件的发起者。但是法庭对比利时的三月被捕者的调查立刻证明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只不过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带有倾向性的谎言而已。
1868年5月，比利时司法大臣茹尔·巴拉紧紧抓住下议院讨论恢复驱逐外侨法这一机会，对国际工人协会发起猛烈的攻击，并以协会的存在作为恢复外侨法的主要借口，甚至声称不许下届全协会代表大会召开（根据洛桑代表大会的决定，这次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
因此，布鲁塞尔各管理委员会和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所有其他小组于5月22日联合致信大臣，并将该信付印公布于世。信中说大臣在这件事情上绝对无话可说并且代表大会将在布鲁塞尔举行。这封不恭的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大臣先生，我们写这封信是为您在议院会议上为自己的事业竭诚服务，从而使议院年鉴传播了我们的原则向您表示感谢。
看来，您今天不再轻视我们了。长期以来，您的报刊对协会在国内取得的进展一字不提。为了躲避危险，您象鸵鸟一样闭上了眼睛。而今，您不得不把我们看作是一股力量，不得不给予我们正式的承认，并处在您的地位承认我们是一股与您对抗的力量……
不过您也很难承认，您和您的下属在比利时都是不受欢迎的。倘若任何一个外国人来支援我们的协会，你们就会迫不及待地把，发生的一切都归罪于他。”
该信坚决驳回了大臣关于比利时工人运动是从国外发起和领导的臆测，然后又接着说：
“大臣先生，您明白，我们不会受某一个人的支配，就象不会受一桶杜松子酒支配一样，我们很清楚，我们要自己采取行动。我们的行动只受每一颗正直的心对正义的要求的支配。我们的同盟几乎是昨天才刚刚成立，我国就已经有几千人来参加了。我们大家有着共同的见解，我们全体下定决心，努力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劳动的解放。
大臣先生，您难以相信这番道理，您听到的都是别的。”
接着该信把国际工人协会所做的事情详细告诉了大臣先生，并劝他到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去搜集更加详尽的消息。然后又向他历数了政府的罪状，要他在那些在沙勒罗瓦水池内无辜被杀的工人（人们不给他们面包，却给了他们死亡）的尸体面前受良心的谴责。该信认为，罢工作为改善工人状况的一种手段是不完备的，但声明这是用以反对资本的暴行的一种合法手段，留给劳动的唯一手段。该信最后说道：
“是的，‘司法’
[9]大臣先生，您否认正义，我们却要使正义获得胜利。是的，我们这样做是无视您、违背您、反对您……
您说不准我们召开代表大会。大臣先生。您竟讲出如此荒谬的话，肯定是太冲动了……例如，您颁布了‘集会法’。为了违反这项法律而又不受惩罚，您将采取什么手段，我们倒要拭目以待……尽管您说了大话，代表大会一定将于9月在布鲁塞尔召开……最后再说几句，您说我们给比利时传来了雷击，可是，这霹雳雷击正是您自己用您那势不两立的独裁制度召唤来的。真正的暴风雨就在您的身旁，您却没有发觉。”
法国各管理委员会也致信赞同，表示决心不顾一切后果，一定要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巴黎的《法兰西信使报》在谈到国际工人协会在瑞士，法国和比利时同时遭到攻击时说：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协会这时在整个欧洲大陆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好象到处都成为反动势力的替罪羊，而这说明，协会到处被视为社会改革的先锋了。”
十一、协会的扩展
英国：自工联1866年设菲尔德代表大会结束以来，大约有五十个工联组织连同它们在联合王国的分会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其中有许多工人小组，例如有三万名铁路挖土工，他们以前既没有加入工联，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运动。
爱尔兰：都柏林也成立起一个组织。
北美合众国：1866年8月20日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共同行动。从此伦敦总委员会同合众国的全国劳工同盟建立了通信联系。这个同盟将派出一名特别代表出席今年召开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法国：有许多同伦敦保持直接的和专门的通讯联系的组织。法国有如下支部：巴黎、卢昂，里昂，马赛、波尔多、里尔、鲁贝、阿尔让当（奥恩人卡昂、迪涅（下阿尔卑斯）、弗勒里厄克斯（索恩河）、菲沃（罗纳河口）、弗莱尔（奥恩）、格朗维尔（芒什）、哈科特、蒂里（卡尔瓦多斯）、阿弗尔、利济厄、纳维尔（索恩河）、南特、纳沙陶（孚日山脉）、奥尔良、克雷茨（罗纳河口）、比耶弗郎歇（罗纳河）和比安（伊泽尔）等地支部。应当指出，法国还有更多的地区组织加入了协会。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尔和瓜德罗普岛也有一个小组。
比利时：布鲁塞尔、列日、佛尔维耶和勒文是协会的主要所在地。今年，大批大批的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加入协会。
荷兰：有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两个支部。
西班牙：有一个巴塞罗那支部。
意大利：由六百个工人团体组成了一个工人联合总会，主要所在地在那不勒斯和米兰，同英国工联和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一样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另外在热那亚和博洛尼亚还有国际工人协会的特别小组。
瑞士：自日内瓦罢工以来，工人们踊跃参加国际协会，主要支部在巴塞尔州各城市、伯尔尼（其中包括布瓦山乡村的地区组织日内瓦（仅日内瓦市就有六千多名协会成员纽沙特尔州、窝州和苏黎世州。瑞士格留特利联盟和瑞士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都参加了协会。
德国：有许多组织，然而其中多数组织虽然同情协会，但因法律不允许而不能正式参加协会。因此，协会同德国的联系尚少。德国特别中央委员会也就是瑞士德语区的特别中央委员会，它由约·菲·贝克尔领导，地点是日内瓦主教广场33号。德国在伦敦总委员会的代表是卡尔·马克思，他是德国的书记，住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还有格奥尔格·埃卡留斯，他是总委员会书记。
协会的报刊有：
《蜂房报》，伦敦出版。
《工人辩护士报》，芝加哥出版。
《法兰西信使报》，巴黎出版。《世纪报》、《自由报》和《民论报》，这些报刊也发表协会的决议等文件。
里昂，卢昂，波尔多等地的民主报刊。
《未来呼声报》，洛桑出版。
《先驱》，日内瓦出版。
《民主周报》，莱比锡出版，这个报刊虽然不是协会的刊物，却宣传协会的原则。
《人民论坛报》、《自由报》、《淘气》、《义务报》、《米拉波报》、《蟋蟀报》、《坦率报》、《比利时人民报》，这些报刊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佛尔维耶等地）出版。
还有意大利出版的工人报刊。
结束语
在作者向德国工人（本书就悬为他们而写）告别之前，还要想行一项愉快的义务。
1868年7月19日的《科伦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八小时运动》的令人兴奋的报道：
“几年来已在合众国流行的宣传鼓动意外地收到了圆满的效果，其原因更多地在于对立法发生影响的外在情况的凑合，而不是本身内在努力的功劳。政府开办的工厂和国外分厂的工作日已由每天十二小时减少到十小时。工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继续要求把工作日缩减到八小时（注意，原有工资不减，所以称“八小时运动”八国会多次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此刻它不敢让一个重新提出的议案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因为两党在面临的总统选举中都需要工人的选票，尽管它们内心的信念也许反对上述运动，但谁也不想由于采取反对行动而给自己招来失掉众多选票的危险。在英国，一部分工人玩弄文字在他们的旗帜上写上了脍炙人口的口号：‘八小时的工作，八小时的休息，八小时的睡眠，八先令的工资’。只要这一运动还没有超出法律的范围，只要工人还没有遭到威胁和非法强制，自己替自己打算，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人们对于这种宣传就得听其自然。那万能的调整供求关系的不成文法律在这里最终也发挥作用。”
德国资产阶级的报刊《科伦日报》对八小时运动在美国取得的意外成功不太高兴，人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人们象这家报纸一样，深信“不成文的”供求法律的“万能”。
“从供与求的观点看来，《纽约商业报》的观点是对的，尽管它没好气地说：
我们必须谴责一个蛊惑民心的决定。国会两院规定政府开办的工厂的工作日为八小时，工资照旧，总统不加思索地签署了这一法律。换句话说：国家当局实行了八小时制，国家当局有权这样做；一个店主可以在他的店铺里规定工作日长短。可是当局这样做也就等于承认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宣传，当局也清楚这一点。一般说，立法调整不了什么劳资关系，就象解决不了这个共和国的一个高贵和自由的公民常常穿件新衣服，但他是否一辈子应穿双好袜子还是应穿双破袜子的问题，解决不了将多余的生产力闲置不用是否合乎时宜的问题一样。有个人想取悦一部分盲目的工人群众，扔给了他们一把火，但在这全国大选将临的时刻谁也不想去冒烧伤自己手指的危险。劳动的价格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供求关系调整的。如果由立法调整，那可就大出洋相了。众参两院的议员先生们竟然没有看到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甚至象参议员萨姆纳这样一个人也为工人的教育需要说了许多好话，说必须考虑到工人的教育需要，而这些话的内容的完全空洞，他本人也深信不疑。只有他才是人民的朋友，是一个不顾个人危险、无畏地向人民指出真理的朋友。而一旦选举完了，工人们也就立即发现自己受骗了。”
无论八小时运动是否“毫无意义”，美国工人是否在总统选举完了后就能立即发现自己“受骗了”，这是不久的将来会予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合众国的立法承认了八小时运动这一伟大事件出现了以后，这个问题对欧洲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效果不会不产生。从合众国政府开办的工厂和国外分厂起，八小时制就为自己开辟道路。作为工人阶级的合乎道义的合理要求，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到处都实行了八小时制，在那些直至今天以前还确信供与求的万能，从而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劳动力能忍受的最大限度、而把工资压低到工人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地方，也到处都实行了八小时制。
一位对社会状况有透彻研究和认识的人卡尔·马克思1867年7月25日的预言现在得到了证实：
“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
[10]
[1] 这是第一部际工人协会史专著，1868年于柏林用德文出版。作者是德国社会主义者。他在1868年6月6日致信马克思，表示要为国际作宣传，马克思不仅寄给他许多文件和材料，而且寄给他自己的一些稿件和写作意见。艾希霍夫写好后，马克思又校改过清样。总之，这一著作是马克思给材料、给观点立由艾希霍夫写成，再经马克思亲自校改过的，因此，可以说是艾希霍夫和马克思的合著。——译者注
[2] 艾希霍夫并不知道有马克思的德译文，所以自己翻译了。艾希霍夫的译文，经马克思校阅过，十分准确，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德国广泛流传。——译者注
[3] *协会历次代表大会会议的详细报道，刊登在1866年起出版的杂志《先驱。政治和社会杂志》，国际工人协会德语支部中央机关刊物，约·菲·贝克尔主编，日内瓦主教广场33号协会出版社出版，
[4] *歇业即某一工业部门的整个工厂和所有工场暂时关闭。这是资本家强迫工人接受较低工资的武器。
[5] 约·菲·贝克尔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和1868年春日内瓦的罢工》（1866年 日内瓦主教广场33号德文出版社出版）对这次罢工作了详细描述。这里有必要向本书的工人读者推荐这位正直的贝克尔的这个小册子（其收益只用于抵补支援罢工所化的费用）和《先驱》月刊。贝克尔本人从小当工人，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为工人阶级用刀剑、言词和笔墨进行了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斗争。他是工人运动的一位精力充沛、见解独到的宿将。同今天那些在工人中到处自我扩张摆架子的“有着满腹的德行，有支付能力的道德”的渺小的大人物相反，他深得整个工人阶级的爱戴。他是瑞士国际工人运动的灵魂。而且实际上他还给许多德国人做了工作，使他们在德国本国加入了协会。
[6] 根据理查·怀丁的调查。为了确定法国工人的状况与英国同行的状况之间的差距，怀丁作了下面这个假设：两国生活必需品价格不同，由此，一个工人在法国消费五法郎，在英国消费五先令（等于六法郎）。于是出现了百分之十六点六七的差额，由于价格不同，这一差额是合理的。怀丁完全认定法郎和先令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是等值的，所以他认为，除了上面的差额，法国工资至少还比英国的低百分之十。但法国的工资同比利时和莱茵普，鲁士的工资基本相同。
[7] 《民主周报》系德国人民党机关报，由莱比锡福尔拉持出版社印刷出版，主编系威廉·李卜克内西。
[8] 1867年9月18日，武装的芬尼亚社社员袭击了一辆警察押送的囚车，使两名政治犯（芬尼亚社领导人）逃跑成功。而一名警察当场被打死。这个案件被转交给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即特别法庭，对被捕的参与这次袭击的芬尼亚社社员指控为杀死那个警察的凶手。这种做法违反英国法律，因为英国法律规定，全国各郡由定期巡回刑事陪审法庭司法。布莱克本先生被任命为法官。他采用各种伪证使陪审团相信，每个参与袭击囚车的在押被告都犯了杀人罪。这就是布莱克本先生的判决五人，五个死刑的由来。后来其中两人被赦免，三人被绞死。同一个布莱克本先生于1868年6月主持了前牙买加总督埃尔先生一案的审理。在预审期，他引用最高法官科克柏恩勋爵的所谓决定说服了大陪审团。使他们相信埃尔先生没有越出委任给他的行政权力，从而撤销了起诉，救出了埃尔先生。6月8日在最高法院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或高法官科克柏恩指控他犯有歪曲事实罪，他这才以误解法律为由请求宽恕。
[9] “司法”又译”正义”。——译者注
[10]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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