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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条路线的斗争
犀 照（彭述之）
一、党内思想斗争的意义
最近我们党内因对日美战争的态度和策略所引起的争论，已迫使我们对于过去几年来（即自「八一三」以来）所发生各种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得不来加以清算了。因为在这次争论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每个发言人的思想见解，都是与其过去的思想见解紧相连系着的，换句话说，现在对日美战争的各种思想见解，不过是过去各自对抗战或世界大战所抱的思想见解之逻辑的发展而已。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每一种错误思想都有其客观的原因和内在的逻辑，如不自觉地及时加以改正，便不可免地随着事变的发生发展而发生发展起来。因此，为了明确地决定当前的政治任务，为了纠正某些人的错误，为了教育一般同志，为了巩固和发展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都不得不把过去不同的意见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光线之下来检讨一番。
但要检讨过去的不同意见，便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或责难，认为「这又是有意把问题扩大」，「制造纠纷」，「算旧账」，甚或是「有意攻击个人」……其实这不过是一些最庸俗的调和主义的口吻，与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党内民主讨论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毫无共同之点。这种庸俗的调和主义精神，在某一长时期内（可以说自抗战以来直到现在为止）曾大大地阻碍了我们党内的思想斗争（如反对和避免讨论DS的意见等），引起了不少的混乱，乃致使党无法进行工作，而这次领导机关对于日美战争竟作不出一个多数赞同的决议案来，就是最明显的事例，因此我们在检讨各种错误思想之前，对于党内思想斗争的意义，不能不先说几句。
列宁曾再三指示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内的思想斗争，乃是阶级斗争之最尖锐的反映」。所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党内的思想斗争从来就采取最庄重而坚决的态度，随时把无产阶级的思想使之与各种错误的思想，即反映异阶级的各种态度对立起来，清楚地划分出来，让党员和群众有所分辨，让他们在行动上有所遵循。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只有在此种对内思想不断的和长期的斗争过程中才能锻练出来，也只有如此才能领导无产阶级走上胜利之路。害怕或避免党内的思想斗争，就等于害怕或避免阶级斗争。反过来说，如果在党内主张思想调和或妥协，就等于主张阶级的调和或妥协。因此，我们必须排斥一切对党内思想斗争的调和态度，而代以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态度，来处理党内思想分歧的问题。
自然，我们必须承认，在左派反对派各小组织开始成立的时期当中，乃至统一后的一个时期内，人们常常藉党内思想斗争之名，以行其达到各自小组织利益和个人野心之实。人们常常以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挑拨离间，甚至造谣诬蔑，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批评，因而不但使思想斗争毫无结果，反而引起了思想上无穷的混乱，造成了组织上可怕的纠纷！破坏与叛变不断地发生，致使组织日趋削弱而陷于长期的停滞状态之中。而后来害怕或企图避免党内思想斗争的调和主义，正是从这种情形下发生出来的。但这正等于「被开水烫了嘴，看见冷水也害怕起来」！这种「调和主义」的态度，不但绝对不能调和或弥缝党内思想的分歧，只有把这分歧拖延和酝酿到更广大更猛烈的爆发点而已。但这种「爆发」常足以引起党内的最大混乱，甚至招致不必要的分裂出来。固然，我们必须根据过去惨苦的教训，防止小组织主义者和野心家们藉党内思想斗争以遂其私图，以「攻击个人」，以制造组织的纷乱或分裂，但这绝不是采取调和主义或「害怕冷水」的态度所能办得到的。恰好相反，只有采取更严肃的更坚决的斗争态度，来进行党内的思想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不但要划清资产阶级的思想与其它受异阶级影响的思想的界限，而且还要无情地揭露和打击小组织主义者及野心家的每一私图和举动，此外的道路是没有的。
「八一三」事变，第一次给了我们的党一个实际严重的试验。在这次试验中，证明我们的党还能在政治上站得住、还能大体无误地运用第四国际的路线于我国具体的环境和实际的运动中，但同时也深刻地暴露出了我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教派主义及各式调和主义的面貌。现在我们又站在一个更巨大的更复杂的事变──日美战争──之前，将被迫受着第二次更严重的试验。因此，我们已刻不容缓地必须根据过去斗争的经验，尤其是抗战以来的经验，将党内已经暴露出来的机会主义、教派主义及各式调和主义在全党及无产阶级面前清楚地、确切与第四国际的路线划分开来，以作为今后斗争的基础。
二、机会主义的民主白痴
在我们党内，深刻地、尖锐地代表右倾机会主义的是D.S.。［注：D.S.是指陈独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D.S.在他近一年来连续致某些同志的六封信中，已异常明显而深刻地暴露出了他的一贯的机会主义思想。他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如对战争与革命、对苏联的态度、以及最后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列宁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无产阶级斗争中之最主要的问题」──《国家与革命》中文版191-192页）都把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推到了极端，推到了完全离开无产阶级，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而走到极端庸俗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泥坑中去了。关于这一点，中央临时委员会对他的两个决议案（由作者起草的）已指责得非常之明显，我在此无须再事重复。我这里所要补充的只是：（一）D.S.的机会主义并非他的独创，而仅是欧洲几十年来机会主义之大规模的有系统的中文翻版：（二）他的机会主义发展程序及其小资产阶级民主根源。
D.S.否定这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而认为只是「民主反法西斯的战争」，并自诩这是由于他「用自己的脑子观察分析此次战争的环境和特质」得出来的。其实这全是谎词！他不过是抄袭第二国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斯大林在战前以「民主阵线对抗法西斯阵线」的烂调而已。而这种「烂调」又完全是抄自第一次大战中亨德曼，格德和樊迪文等机会主义者狭隘爱国主义者之民主主义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老调。所以，托洛茨基早在《第四国际与战争》（这是综合列宁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全部理论和策略以及第一次大战之全部经验的总提纲）中就曾加重地指出：「现代列强间的战争并不表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冲突，而只是一个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了民主的商标而拥护『自己的民族帝国主义』，那是否认独立的政策并使工人腐化在帝国主义当中」。D.S.现在为了「民主商标」而反对在英美及其殖民地（印度）进行失败主义，进行反本国资产阶级的工人革命和反宗主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这还不是亨德曼、格德和樊迪文以及现在的阿德列等人的狭隘爱国主义之中文翻版吗？
D.S.之否认苏联的无产阶级性，并认为斯大林的官僚独裁是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之逻辑的发展」也不是像他所说的是他「用自己脑子」「观察分析」出来的。早在八九年前，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尤其是西安劳拉、苏瓦林以及挂左翼招牌的乌尔维斯等就已经企图从「理论」上否认苏联的无产阶级性了。并且在三年以前，伊斯特曼和刘易斯等人又更进一步「证明」斯大林的官僚专政恰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必然的结果，因而得出了根本否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的结论，以便替帝国主义服务。而我们的D.S.在这一点上不过是劳拉和伊士特曼等人的应声虫罢了。但托洛茨基早在八年前起草的《第四国际与苏联》中就已经预先指出过：「如果在『非无产阶级性』的借口下对苏联表示失望，他就将冒险成为帝国主义的消极工具」。现在D.S.事实上已经成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消极工具，且在将来还有成为它们的积极工具之可能。
至于D.S.之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并宣称这是他「根据苏联二十年来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的意见」。然而实际上这「意见」也只是更陈旧的烂调。早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一切机会主义者（如路易布兰派、拉塞尔派）和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派及巴枯宁派）就已经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从伯因士坦到考茨基）之背叛马克思主义，也是首先从思想上否认或曲解无产阶级的专政开始（关于这方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已阐述无遗），为的是以便在实际上去有效的瘫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阻止无产阶级走上政权。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特别郑重地宣称：「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大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在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这块试金石上去试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了解和承认。当欧洲的历史使工人阶级实际上去解决基本问题的时候，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都变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者，民主派……」（《国家与革命》44页）。列宁说这段话时，远在二十年以前，即还在俄国无产阶级尚未走上专政的时候，然而「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的考茨基主义者」，就已经先我们的D.S.而「沉思熟虑了」并「决定」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见」。这里证明D.S.「用自己的脑子观察分析」出来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D.S.肆意谩骂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实际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抄袭」「一切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考茨基主义者」的「陈文的八股家」哩！！
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D.S.的机会主义，是否突如其来的呢？绝不是的。这是它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发展下来的结果。远在一九三四年初，当作者与D.S.争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关系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苏维埃表示极端的轻蔑，主张「只有努力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民会议而奋斗，」「必须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并诋责主张为苏维埃而奋斗而暴动的人是「阶段论者」。同时还提出了以「民众政权」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随后不久，当他与连根同志等讨论民主问题时，他又把「民主主义」描写成为超历史超阶级的。并且于同时已开始否认苏联之无产阶级性。
但在此时以前，D.S.的机会主义主要还只限于理论上的表现。迄到「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他的机会主义的理论就立刻表现到实际问题，实际的策略上来了，他在承认（实际是夸大）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抗战的进步意义这一前提下，便几乎全忘记了这个党所进行的抗战政策所具有之完全反动的作用，及其与日帝妥协的一切企图，因而他便简单地号召民众「要相信政府抗战决心」，「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并称此为「我们胜利最大保障」。同时还主张「共产党及其它党派都应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战之最高统率权……」这还不等于号召民众去「相信国民党的抗战政策是革命的，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的」，「共产党及其它党派都应承认国民党对于抗战的最高领导权，并服从其军事独裁」吗？！
事情还不只于此。D.S.在号召民众及各党派去承认国民党的抗战最高领导权和其军事独裁之后，他更进一步说：「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相当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没有相当工业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到政治成熟……」。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发展之余地」，他叫青年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这就等于说，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尚未成熟」，而将来的第三次革命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即等待「社会主义经济成熟」之后，才有胜利之可能。但这与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所说的：「在殖民地国家内，由于土地问题之尖锐和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幼稚和在数量上比较软弱的无产阶级，能够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比先进国的无产阶级在纯粹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早些取得政权」的思想有什么共同之点呢？！这里很明显地证明我们的D.S.已完全背叛不断革命论而堕落到斯特卢威主义！堕落到孟什维克和斯大林的「阶段论」中去了。
此外，D.S.在抗战期中对于我们的政纲口号（如八小时工作制及没收土地归农民等）之加以修改和缩小，对于斯大林党之采取调和态度，否认他自己是托派以及无视党的组织等等，这一切都在在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是有机的和有系统的。
现在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说，D.S.今天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思想，乃是他过去对于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关系的态度、对于苏联的态度、对于民主主义的观点、对于抗战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等等，这一连串的机会主义思想之逻辑的发展。我们还可以预言：D.S.对于日美战争的态度，一定是站在国民党方面拥护「民主」的美国的。如果苏联将来卷入大战漩涡，他也一定会站到反苏联的立场上。最后，D.S.将转到反动的小资产阶级阵营里来进行反第四国际的斗争。
但D.S.这种机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是偶然的吗？这不但有他个人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而且也有其国内的和国际的环境。大家知道，D.S.是出身于破落的官僚贵族家庭。由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时代的环境压迫和推动之下，有可能转变为民主主义的急先锋、法兰西的福禄特尔及米拉波等人便是如此。D.S.之以急进民主主义者的资格起而领导「五四」运动，正类似福禄特尔之提倡「启蒙运动」和米拉波之领导法兰西大革命运动初期。D.S.因为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引诱和本国民众运动勃兴的推动之下，便由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启蒙运动者一跃而踏进了无产阶级运动的队伍中，并为其领袖。这种人是很难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所以他虽参加这一运动达十余年之久，但他从未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和策略。所以在中国第二次革命经过悲惨的失败、经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长期压迫、经过共产党的腐化恶化、经过左派反对派运动的无数挫折：同时再加上苏联之愈来愈堕落，斯大林的官僚独裁之愈来愈横暴，世界革命运动之不断失败，法西斯主义在意、德、西之接连胜利……这一切汇合起来，便使得小资产阶级或破落官僚出身的急进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完全陷入到了悲观失望的死巷中。这种人既对于苏联，对本国及世界革命，对于自己的前途完全失望，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发生恐怖，于是自然而然要干脆地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离开马克思主义而退回到原来的小资产者的民主主义立场上，企图在保全残存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秩序之下以终其余生。欧洲和美国的维塞它维区、伊斯特曼等人是如此，我们的D.S.也是如此。
D.S.既已退回到了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场，于是他便「用」他那超时代的超阶级的民主主义（这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特征）的「脑子」来「观察分析」一切。于是当他「观察」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关系（即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时，便只喜欢民主的国民会议，而讨厌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当他「观察」苏联时，便只看到斯大林的官僚专政，而看不见那种仍然存在着的财产公有化的无产阶级内容；当他「观察」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战时，便只看到其反抗日帝的民族民主的进步性，而看不见其所进行的抗战政策之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当他「观察」世界大战时，便只看到民主与法西斯的对抗，而看不见双方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当他「观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便只看到民主内容，而看不见其对无产阶级和一般民众之资产阶级的专政性。总而言之，我们的D.S.带着小资产者的民主染色镜，除了他所能认识的「民主颜色」外，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便完完全全成了一个极可厌的民主白痴！
当D.S.以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领导「五四」运动时，他是进步的，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在今天，在经过二次革命、经过十余年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猛烈斗争之后，而D.S.竟从无产阶级队伍退回到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阵营，这就表示他已变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者了。因此我们以为D.S.在今后中国的革命运动中除了起反革命的作用外，再不能起别的作用。因此，我们今天的责任，首先就必须与D.S.之系统的顽强的机会主义思想作无情的斗争，务必肃清它在我们队伍中的一切影响，然后进一步把它公开于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之前，以毁灭它的欺骗作用。
（三）长了胡子的幼稚病
我们组织内与DS站在另一极端的是意因〔即郑超麟〕同志的教派主义。意因同志的教派主义思想在他对抗战所坚持的失败主义中已是暴露无余。他的基本立场是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抗「民族独立运动」（见《讨论大纲逐条批评》），因而根本否认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革命的进步意义」，因而在中日战争中主张对领导抗战的国民党政府采取「失败主义」的立场。
但意因同志此种极端教派主义的思想，也像DS的机会主义一样，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只是欧洲最近几十年来的教派主义之最坏的译本。从卢森堡（这里应声明，卢森堡除在民族问题及党的组织问题上犯了较严重的错误外，在其它各方面都是最卓越的革命家），到拉狄克和毕达可夫等人就早已用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观点进行了反「民族自决」、「民族独立运动」的斗争。他们的论点正同我们的意因一样，不是说「民族自决」是「幻想」或「笼统」（卢森堡）；就是说它「已经不存在」是「开倒车」（拉狄克）；或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相矛盾（毕达可夫──他称民族自决与无产阶级独立革命为「二元论」）等等。但列宁却斥这些人的思想是在与机会主义者合作而替帝国主义者服务，因而他写了大批文件无情地攻击了这些人。（请读者参考《列宁选集》中文本第7集299页至354页及第9集173至228页）。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几个大列强对于世界上各民族施行变本加厉的压迫，是它们为着扩张并巩固对各民族的压迫而互相战争的时代……因此，在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述之）的政纲内，正是应当提出各民族之间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作为中心点，这种区分组成帝国主义之实质。而社会国家主义者及考茨基却假仁假义置之不谈。从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区分是不重要的，可是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看，他恰是重要的。而从这种区分中这应得出我们对「民族自决权」所作的彻底民主的、革命的、与立刻采取社会主义的总任务相适应的定义」。列宁由这种「定义」出发，便主张「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坚持着对民族自决权的真正承认。」而「被压迫的社会民主党人，应使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统一而融合起来。」（《列宁选集》第9卷193至194页）所以列宁批评拉狄克说：「他为着社会主义革命而藐视地抛弃民主主义方面彻底革命的政纲，是不正确的。……如果把社会主义革命与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拿来同民主问题之一──在这里就是民族问题──对立起来，那是荒谬的，我们应当把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与一切对民主要求（共和国，民警，官吏由人民选举，男女平权，民族自决等等）的革命政纲及策略联结起来」（同上192页）。而后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所提出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正是根据上述的基本思想而来的。而我们的意因，却直到现在还坚持着拉狄克等人的「荒谬立场」哩！
不错，意因同志已感到他的立场与列宁的太相矛盾，于是他也同DS感到他对于民主主义的立场与列托太相矛盾而批评列托（说他们不懂「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容」）一样，也就大肆批评列宁来，说什么「列宁关于殖民地的部份……没有经验可为依据」。列宁起草此文件（指《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述之）之前，没有一个殖民地运动曾经引起马克思主义者去深刻分析的」等等。他甚至于说：「……而后来亲身参与殖民地大事变的人们（自然连托洛茨基也指在内——述之）又不能作这种考验」。所以结论是全靠他来「考验这个问题」。这是何等的盲目而狂妄啊！
其实，列宁对于殖民地民族问题的理论与策略，尤其是他所起草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是经过了长期的精细研究，和「深刻分析」，并曾经与许多人争辩过，才得出来的最后结论。他一方面，完全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如马克思之反普鲁东主义者以社会主义革命去对抗民族问题，坚持对爱尔兰的民族分立权，以及赞助波兰的民族独立运动等——这些都是列宁曾经加以分析和研究过的。另一方面，列宁曾研究过欧洲的全部民族运动史和当时一切落后国家（如土耳其，中国等）的民族运动的经验，尤其是十月革命当中及其以后的一切民族运动的经验，更是列宁所亲身参加并曾「深刻分析」过的（这有列宁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全部文件为凭）。事实上，十月革命的本身及其以后一切民族运动的经验，都明了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完全是正确的，同时也就是证明了普鲁东主义者、卢森堡、拉狄克和毕达可夫等人的主张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在民族问题上完全站在列宁一方面，他并不断声明：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策略（列宁写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在内），完全被第四国际继承下来了，最后他并且把它写在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之中。我们现在请意因同志回答一个问题：托洛茨基之完全同意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并把它写在第四国际的纲领之中，是否盲从呢？是否他对于「亲身参与的殖民地大事变」没有「能做」「考验」呢？
而且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主要也就是建立在落后国家（俄国在内）的革命经验和对民族问题的正确理解之上。不断革命论告诉我们，落后国家，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民族民主运动的斗争中较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走上政权。反过来说，假如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没有民族民主的任务急待解决，不领导民族民主的广大斗争，便根本谈不到夺取政权问题。如果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对立起来，那不是等于根本否认了「不断革命论」，而变成为「阶段论」的俘虏吗？！〔注〕（原文如此──编者）
意因同志说：「一个革命之上冠以『民族的』形容辞，必须（或假定）这个革命成功之后能成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能独立发展民族的经济（即资本主义的经济）」。这段话充分证明，不断革命论对于意因还是一部未曾打开的书。因为不断革命论的基本思想正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之成功，不在「成立一个民族的独立国家」以「独立发展民族的，即资本主义的经济」，而是要「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因为如此，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取得政权，建立专政，一方面解决民族民主的任务，另方面使生产机关国有化──这正是史特卢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即一切阶段论者所绝对不能了解的，同时也是托洛茨基所千百次解释过的。不料十余年来自称为不断革命论的拥护者的意因同志，还说出这种根本违反不断革命论的话来，这迫得我们不得不向意因重新介绍：「还是请你把不断革命翻出来仔细读一遍！」
所以意因同志在理论上根本否认民族问题的存在，一般地否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这就等于根本离开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立场，离开了不断革命论（同时也就是否认了我们过渡纲领中的「对外民族独立」与「国内民族自决」），而在实际上便不免地要变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自然是站在「左的」立场下，但正因为如此，危险性也更大）。把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以便瘫痪和出卖这一运动；而在另方面，又必然要变成为本国资产阶级对国内其它弱小民族（如蒙、回、藏等）的压迫政策之辩护士。于是所谓「赤赤裸的阶级斗争」，恰好就变成了「替资产阶级服务以阻止无产阶级走上政权的斗争」。不管意因同志的主观如何好心好意，如把他的理论彻底运用到实际上去，那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果来。这正是「用好意来敷设地狱」。而意因同志对于抗战的主张，正是他的理论之第一次试验哩！
说到这里，也许意因同志要跳起来说，你完全忽视了我对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经验之「深刻分析」！我因为篇幅所限，无法把意因同志分析第二次革命经验的那篇胡涂账通通指责出来。但我可以简单答复几句：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共产党参加了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连北伐战争在内），而在于它听从斯大林的命令而把这一运动的领导权完全奉送给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自觉地作了它欺骗民众的工具，因而阻止了无产阶级领导民众（特别是农民），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换句话说，第二次革命的失败，并非证明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是错误的，而恰好从反面证明了斯大林的政策是完全违反了列宁的《纲要》。但这正是意因同志所完全不了解的。托洛茨基说：「一个错误的政策不仅妨害现时的工作，而且还迫使人们用一种虚伪的见解来解释他自己的过去」，这里又得到了一次证明！
至于意因同志在中日战争中主张「失败主义」所持的一切理由和论证（如说抗战无进步性等），我不想浪费笔墨来一一反驳，只把托洛茨基驳斥赛莱尔和爱佛勒（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文件抄几段下来就够了：
「在我给资产阶级刊物上所发表的意见里面，我曾说，所有中国工人组织的任务是自动参加这一战争的前线以反抗日本，但一点也不能放弃工人组织的纲领及其独立的行动。但是爱佛勒派却写着说：这是『社会爱国主义』！这是在蒋介石面前投降！这是抛弃了阶级斗争的原则！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布尔什维克派曾经主张革命的失败主义。西班牙战争和中日战争一样，都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立场同样是反对中国的战争。对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唯一的出路是：以独立的力量反对双方军队，以同样的方法反对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这几句是抄自1937年爱佛勒派的文件中的（几乎令人疑心是抄自我们意因同志的文件中的──述之）。这已够使我们完全肯定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叛徒和蠢才。其愚蠢和叛逆，程度正是相等。
「我们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把各种战争放在同一的平面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爱尔兰反对大不列颠的革命战争、支持波兰反对沙皇的革命战争，纵令在这两个国家的战争中其首领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甚至是反动的天主教徒的环境中，有时还是封建阶级……。
「列宁在某些著作里曾指出区别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以及形成人类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国家的重大的必要性。只一般地说『革命的失败主义』，而不把压迫人的国家与被压迫人的国家加以区别，这是给布尔什维克制造的可怜的讽刺画，并拿这讽刺画去替帝国主义服务。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日本在我们眼前是要将她变为殖民地的国家的。所以，日本方面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中国方面的战争则是求解放的、进步的。
「但是蒋介石呢？我们对于他，对于他的党，所有中国的统治阶级，没有存一丝一毫的幻想，正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爱尔兰和波兰的统治阶级不存在一丝一毫幻想一样。蒋介石是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的刽子手，我们一点也用不着别个来从新提起。不过今天，不管他有怎样坏的意向，他却总算是为中国的独立，发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明天他会有的叛变，这是可能的，有真实性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今天他总算是在从事战争。要是不参加这一战争，那将仅仅成为卑怯的，或是地道的蠢才。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因为不幸他在这一独立战争中握着指挥权──参加军事的战争，同时便是准备以政治的力量推翻蒋介石。这才是唯一革命的政治路线。爱佛勒派却用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路线以反对在他们认为是『社会爱国主义』的侵略，殊不知列宁一生便是打击着这种空言的反对派。为了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必须在反帝的民族与中国的战争中援助被压迫的群众。要是直到现在，而世界大战后几乎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十月革命已经过了二十年，还有人不懂得这种路线，我们应该把他看作内部最坏的敌人，坚决地从革命的先锋队中驱逐出去。爱佛勒派及其一类的人，正是应当如此处置！」
我几乎把托洛茨基的全个文件都抄了下来，虽不免多占篇幅，但拿来驳斥这意因同志的「失败主义」的根据，也就觉得再好没有了。真所谓「针针见血」，假如你把赛莱尔和爱佛勒的名字都换成意因，谁敢说上面所抄的每一句话不是针锋相对地在驳斥意因同志，教训意因同志呢？！
不错，意因同志对此也预备好了一个盾牌，说「托洛茨基同志住在墨西哥，中国没有人向他做诚诚实实详详细细的报告等等」。然而他完全忘记了：托洛茨基手中握有最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最丰富的世界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对于此等有关于基本战略的重大事变的问题，即没有任何详细的报告，他单只根据他的理论和经验也可以从远处完全正确地决定的。意因同志对于托洛茨基同志的话，不但证明他丝毫不懂得托同志，而且是大大地出奇地侮辱了他！这里又一次告诉我们，人们为了辩护自己的错误意见，甚至不惜出奇地侮辱他平生所敬仰的导师！
最近，意因同志感到日美战争快将来临，于是急忙地又把他在中日战争中所坚持的同一失败主义搬运到了「日美战争中」并大吹大擂。假如中国是日本或美国，是高丽或菲律滨，这倒是正确的。但意因同志这一次的「失败主义」，却并非要使日本政府或美国政府「失败」，而依然是要使国民党政府「失败」，要「分化和破坏中国正规军队」。可是他完全忘记了，中国当前的主要敌人还是日帝；「中国正规军队」还正在抵抗这个当前的主要敌人，国民党政府也还没有公开放弃抵抗。如果「从今起」就要「分化和破坏中国正规军队」，要使国民政府失败，这不依然是等于同汪精卫派分工合作，替日帝服务吗？！
由此我们看到，在对中日战争问题以及对其它某些问题的观点上，我们的意因同志却恰好与DS站在两个极端，并且都开始批评到列宁和托洛茨基了。如果我们称DS为「机会主义的民主白痴」，则我们的意因同志就是害着极沉重的「教派主义幼稚病」了。并且其病源都是出于同一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悲观失望的情绪。不过DS是干脆地离开了阶级斗争，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完全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而意因同志却还死口抓住「赤赤裸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尤其是「失败主义」，以此作为他的「象牙之塔」来回避现实，来安慰自己坐在亭子间里清谈清谈。但我们应当警告意因同志的是：他的最心爱的「失败主义」，如果仍同从前一样，仅限于在茶余酒后当作清谈之资，或者无多大妨碍；但若要把它放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去向民众宣传，那就未免太危险，不但他自己准「碰破头皮」，而且还要使我们的旗帜蒙上难以洗涤的污点。
因此，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旗帜」，并保护意因的「头皮」起见，不得不坚持地要求意因同志严重地重新考虑他的「失败主义」的立场，并及时改正过来。年轻的小伙子害幼稚病，还值得同情，但像意因同志这种长了须子，甚至秃了头的人，还要顽固地害着「幼稚病」，就未免太令人生厌了。但我们知道意因同志是个诚实可爱的人。大家必得帮忙他医好这个毛病，我这个对于他的「批评」就算作第一个药方奉送给他吧，药味或者未免苦些，但对于他的毛病我相信是很有益处的。
（四）调和主义的混乱与危险
站在我们与DS及我们与意因之间摇摆着的是各式的调和主义倾向，现在的主要代表便是室川和连根两同志。
调和主义的主要的特点是：没有或不能有坚定的一贯的政治立场，往往摇摆于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或教条主义之间。当它受到右方的压力时，就骂马克思主义为教条主义；当它受到「左」方的影响时，又诬同一的马克思主义为机会主义。调和主义之另一重要特点，则是思想上的混乱、矛盾、动摇、易变、喜新厌旧（托同志称之为「印象主义」）。调和主义者对于机会主义者和教派主义者常采取友好、宽容及退让的态度，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却常以轻蔑、嫌恶甚或以仇视的态度出之。
让我们先就室川同志所一贯地表现的调和主义来略加探讨吧。当「八．一三」抗战开始时，室川一方面赞成参加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战，但同时又坚持继续宣传「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为此问题，作者曾与之作过两次争论，但他仍顽强地坚持己见，后来仅因为多数人所压迫才勉强屈服）。当十一月上海代表会议通过我们对抗战的政治决议案时，室川在DS的影响之下又开始转到另一方向，他一方对抗战前途作了一些空想的乐观的估计，甚至说「即在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抗战亦有胜利之可能，土耳其就是先例」（在某次临委会议上说的），因此他拚命攻击我们反国民党妥协倾向的宣传（见他以「纪它」署名的《论中日战争的前途与我们的斗争道路》一文）；同时他对于D.S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大事袒护，并阻止了内部同志对它的批评。当武汉和广州失陷后（即当室川从重庆见过DS回来后），他又从对抗战的乐观主义走到了另一极端，而作出了「中国甚而可以说亡了国」的结论。因此，他攻击我们批评「国共合作」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虚伪性、批评国民党抗战政策之反动性、批评斯大林党的投降政策、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及「没收土地归贫农」等等，说这一切都是「教派态度」，是「死守原则」「不看事实」，是「有方向却无道路」等等。于是他教训我们应当「承认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力量这一事实」，应当放弃反国民党妥协的宣传、应当把「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减低工时」、「增加工资」，把「没收土地归贫农」改为「反对苛杂」、「反对一切分配不均的战税」……总而言之，他要求我们根本放弃我们《十一月决议案》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按照DS所提出来的机会主义路线，即在「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之下去用国共合作，形成民族统一阵线（因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以对抗日帝（请参考室川的《应合新局势铲除教派观念》一文）；他同时并对DS主张大加赞美，说他是「实际的政治家」，反对我们把DS的主张报告国际。当我们不采取他的「建议」时，他便以威胁负责者和怠工相要挟。
现在室川的思想已走得更远了，这从他最近所发表的《现局势，其前途与我们的斗争道路》一文中已明显地暴露出来。他一方面断定抗战已「失去其进步性」（他认为抗战的进步性不是建基于国民党抵抗日帝的军事行动上，而是要视「群众从抗战活动中」「有无抬头的可能」为断，这与连根同志之以国民党依赖美帝的程度来推断变质的谬误思想属于同一范畴），但同时又说「抗日运动仍将是有力的推动力」；他一面坚持「群众只有摆脱了它（国民党──述之）的剥削才能抗战」，但却又说：「我们不直接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在室川文章中像这类的混杂和矛盾，真有如亚先的马厩，我们为篇幅所限，实在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来对他执行赫克列斯区的「清理」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其最基本的倾向来。
室川在那篇「纲领式」的文章中用一种极庸俗的新闻记者的观点叙述了抗战以来的「三大转变」之后，便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政策「必须加以彻底修正和改变了」。但怎样「彻底修正和改变」呢？那就是：「围绕物价问题与乡村治安问题作全力斗争」（重点是我所加──述之）。他最后并加重地声明：「解决物价问题与乡村治安问题应当为目前革命斗争之起点，及首要任务」。这里异常明显地证明，摆在我们面前极端重要的、并要求我们立刻解答的抗战问题和日美战争问题，已被室川同志完全忽略了。事实上，他对于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主张和口号来。原来他所谓「彻底修正和改变」我们的「政策」的，不过是以「物价问题与乡村治安问题」来代替「抗战问题与日美战争问题」而已。
「解决物价问题」，即临时地部份地解决群众当前生活痛苦的问题，自属重要；但欲以此种临时性的部份性的「经济问题」来代替全般的基本的「政治问题」，并声称为之「作全力斗争」，这还不是极端庸俗的经济主义是什么？！至于说到「解决乡村治安问题」，并认为这是「首要任务」、且欲为之「作全力斗争」。唉，真令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知人们何以堕落到如此程度！试问：什么叫做「乡村治安问题」？土匪骚乱吗？饥民抢食吗？农民抗租税或暴动吗？……在一切资本家、地主、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总而言之，在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看来，这些都是妨害或扰乱治安的，那是有关「乡村治安的问题」（所谓乡村治安问题，只能作如是观）。剥削者和压迫者「解决」这种问题是简单而明了的，宪兵与警察，监禁与屠杀。请问我们的室川：你又怎样去「解决」呢？！怎样为之「作全力斗争」呢？去当宪兵和警察吧！去充狱卒和刽子手吧！！
从调和主义或折衷主义到「经济主义」，最后到「秩序主义」！这便是我们室川的全部思想之发展过程！然而他还敢于公然骂我们为「愚蠢的机会主义」（他以前骂我们为「愚蠢的教派主义」），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名字来回答他！
最后应顺便声明的是：室川之骂我们为「愚蠢的机会主义」，是根据于「不论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抗战是否的失去其进步性，然在目前，并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继续抗战仍是我们的最主要的政治任务」。其实我在《日美战争与我们的态度和任务》的《提纲》中就已指明：在目前，甚至今后相当时期内，抗战并未变质，即并未「失去其进步性」，且以此驳斥连根。而现在室川竟自行捏造一段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的话来攻击我；这里又证明：在政治上堕落的人对于自己的论敌是「不择手段」的！
至于连根同志的调和主义倾向及其特别表现在日美战争问题上的思想，因为已有耀如同志对他的详细批评，我为避免重复起见，只作一些必须的补充而已。
我首先应当指出，连根同志这次在日美战争问题上所表现的调和主义倾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乃是他过去的调和主义倾向之继续和发展。当他从汉口回来的一个时期内，一方在原则上同意我们的路线并对DS表示不满；但他同时总觉得我们「太机械」、「太原则」，没有把原则具体化，没有能适应民众的要求等等──在这些方面，他差不多同室川一致站在DS的影响之下反对我们。尤其当他看到我们不懈地顽强地批评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斯大林党〔指中国共产党〕的投降政策时，他认为这会使民众发生反感，有一次甚至于说，他自己看了《斗争》就发生反感。他对于「没收土地归农民」的口号，也认为拿来作直接的公开的宣传不妥，而应首先提出「没收汉奸的土地」的口号等。此外他对于组织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带取消主义的（如主张停止出机关报）。但那时连根同志的调和主义倾向表现得最露骨的，是他对于DS的态度及对于党内思想斗争的态度。他对于DS的思想虽然比别人知道得最清楚（因他曾与DS相处若干时），并已怀抱不满。但他自己却不愿（甚至不愿别人）对后者公开而严正的批评。因此，他对于党内的思想斗争便采取避免的甚至嫌恶的态度（如他不注意内部争论文件、不愿参加讨论，就是实例，总而言之，在那个时期内，连根同志的思想，无论在政治问题上或组织问题上，都是站在我们与DS之间摇摆着，即多少是在DS的影响之下，企图把我们的路线去迁就DS的某些主张。
随后，连根同志逐渐地并相当积极地参加了党内工作，同时DS的机会主义思想已愈来愈趋明朗而尖锐化，于是他最后脱离了DS的影响。但同时意因同志的影响又开始在连根同志的头脑中产生作用（当然主要还是由于客观的原因，此层往后再说），因而推动他急剧地向极左方盘旋。他的《日美战争与中国抗战》及《日美战争与我们的态度的再确定》两文，就是他向极左盘旋的具体表现。前一文的基本思想是「失败主义」，而后一文的重要发明是「抗战变质论」，但两者都是有机地联系着的。
关于连根同志的「失败主义」，作者在《日美战争与我们的态度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中已有简明的批评，往后批评今同志时还要略事补充、故此地不赘。至于他的「抗战变质论」，经过了耀如同志的精细批评后，我认为他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了。因此我在这儿所要指出的只限于以下几点：（一）连根同志一方面说：「不管中国民众愿与不愿，而他们之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大屠杀的牺牲者，总是确定的命运了。」但同时又说：「中国无产阶级……在国内国外的事变影响之下，必然要重新站立起来，……它将使中国的民族革命生长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份、使中国不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且是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自由单位。」前者是一种宿命的客观的悲观主义，而后者则是一种同样宿命的主观的乐观主义。但两者都与根据客观分析和主观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很少共同的地方。（二）连根同志在将日本与美国、蒋介石与汪精卫完全放在同一平面上之后，即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力量与领导权（事实上是把领导让给国民党），强调「我们的目的在于分化军队，使抗日战争的指挥权操在兵士手里」……这里表示他以前所咀咒的「太机械」，「太原则」，没有把原则具体化，没有能适应群众的要求，会使群众发生反感……这一切教派态度，现在竟由他本人从极左方亲自导演出来了。（三）连根同志在「我们的任务与策略」一项中，竟没有一句话提到抗战的问题。而以「工人与一切被剥削者的经济斗争」排列在第一位，这又表示他同室川的经济主义有某种联系。（四）连因同志在日美战争问题上所表现之稀有的混乱与矛盾（如他既一方断定抗战已经变质，同时又不敢否认抗战的重要性等等），这乃是他在意因的影响与我们的批评压力之下狼狈地反映出来的结果。这正如他过去摇摆于我们与DS之间的一样，今天则摇摆于我们与意因同志之间，企图把我们的路线去迁就意因的主张。
连根同志的调和主义，比起室川同志的来自然要「高明些」，有「理论些」，「左些」，特别是「新鲜些」（印象主义的新鲜），但正因为如此也就更危险些。其主要的危险即在于它会使每个动摇的同志，不大觉悟的工人看了有如「堕入五里云雾」之中，弄得头昏脑胀而迷失方向！使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与教派主义之间「进退维谷」！托同志批评夏克曼时曾说：「事实的每一次新转变都出乎这位经验主义——印象主义者的意外，迫得忘记自己昨天所写的东西，而且在新的思想未浮现于他的脑际之前，便生出疯狂的对新公式的渴望」——这段话如果借用来放在连根同志的名字下，我认为是很适当的。
调和主义也同机会主义或教派主义一样，有着一定的社会根源，即反映着那些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情绪。我们试回忆一下吧：当抗日战争初期，一切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特别是斯大林党，对于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战发生幻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托派）的主张和发生嫌厌时，我们的DS便即在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压力之下愈加向右盘旋，否认自己为「托派」，并公开攻击我们。我们的室川则跟在DS之后加我们以教派的头衔。而我们的连根呢，不是说我们「太机械」或「太原则」，就是说他看了我们写的东西起「反感」。但当国民党领导的抗战不断趋于失败，陷于绝路，对斯大林党的压迫日趋加紧和露骨，并公开准备将抗战出卖给美国时，于是斯大林党开始从「左」方回击国民党及其主人英美帝国主义，我们的DS则从思想上干脆地脱离了「托派」，投降了民主的帝国主义，我们的室川则除了走向经济主义和秩序主义外，同时还骂我们为「愚蠢的机会主义」。至于我们的连根同志呢，则拚命向极左方移动，以便叫人们忘记他的昨日，并准备从「左」方来批评我们。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还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
所以，我们要彻底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或教派主义中间的政治面貌，对于各式各样的调和主义便不得不加以无情的批评。而我们为了挽救调和主义或带有调和主义倾向的人，不致走得太远，不致于最后堕落成为纯粹的机会主义或教派主义，只有同他们进行严厉的斗争才有可能。因为任何调和主义如果不回复到马克思主义，最后的坠落是不可免的。
（五）正确的前提与谬误的结论
在意因同志的极端教派主义之外，还有一个「小教派」从南方的沃壤里（一个缺乏革命传统的青年学生占多数的组织里）生长出来，并多少有系统地发展起来。这个教派的现在代表就是今同志。当作者去年十月底在华南临委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对日美战争的态度时，今同志即以「失败主义」相对抗。当时虽经作者的驳斥，今同志没有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同意了我在《红星》第一期上所发表的《我们对于迫近的日美战争的态度》一文的见解。但当他见到连根同志的《日美战争与中国抗战》的文章时，即旧态复萌，又起而坚持并发展他原来的「失败主义」了。因此使整个的华南临委及大多数同志都陷入「失败主义」的泥坑之中。
今同志的基本见解是：日美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日美战争一爆发，资产阶级必然立即将抗日战争变作美国对日战争的一部份……」（这正是我们《红星》报上所指出过的）于是得出结论说：「在这种具体的（？！）情形下，我们今天的两个策略——暂时收起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便不适用了。我们这时应该把美国与日本并列起来，把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平列起来，同时打倒」（重点是我加的——述之）。这可以说是「正确的前提与谬误的结论」之一个典型的例子！
首先我要问：所谓「具体的情形」究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现时的整个中国局势，即日帝几年来对华侵略所造成的「具体情形」（如日帝侵占了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主要的工商业城市、交通网及全部海岸等等），是否因为「日美战争一爆发」，便一下改变了呢？换句话说，是否因为日美战争一开火，日帝在我国所占有的全部地位即一下被抹去了呢？假如今同志不迷信魔术，不用纯粹的抽象公式去抹杀具体事实，而用一点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具体情形」的变化及时改变我们的策略，但尤其要紧的是在「具体情形」及可能的变化趋势，则纵令「日美战争一爆发」，甚至「爆发」了相当时期，日帝几年来所造成的「具体情形」还是不会一下子就根本改变的。不错，战争是最容易改变「具体情形」的。但要改变这样的「具体情形」也得经过相当的时间，尤其要经过几场恶戏。我们固然要异常警觉地时时注意并根据「具体情形」未改变前，我们必须抓住它以规定我们的「具体策略和口号」去领导群众行动。否则，我们将变成毫不负责任的清谈家。因为任何正确的「战略」，如不经过正确的「策略」（这策略即根据于「具体情形」的分析和了解）是无法实现的。
今同志口里虽说什么「具体情形」，但他最大的毛病正在于只在抽象的公式内翻筋斛，丝毫不愿或不能去分析一下「具体情形」。假如他能认真地将日帝几年来侵略我国所造成的「具体情形」及这一情形在将来日美战争爆发时可能引起的变化，略加分析，我想他绝不至如此轻率地作出他那种「失败主义」的结论来。
其次，把日本与美国，汪政府与蒋政府并列和平列起来，「同时打倒」，勇敢是勇敢，但也是太欠「具体」的。在原则上，在基本的战略上看来，日与美、汪与蒋，不用说，同样是我们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死敌，我们要准备通通打倒它们。但在具体的策略和行动上，我们却要分个轻重缓急，即根据「具体情形」分别今天谁是我们主要的敌人，谁是我们次要的敌人。如不懂得此种「分别」，在理论上是盲目，在实际行动上则等于混乱自己的作战目标，结果一定是忽视或放过当前的主要敌人，也就是客观上帮助这个主要敌人。当列宁从无产阶级革命一般的观点上，从基本的战略上，去观察哥洛尼诺夫与克伦斯基时，他虽用不着给他们加以「分别」，但当前者举行暴动时，他就不仅要分别前者是当前的主要敌人，甚至在某种限度上还要与后者「共同行动」去打击前者。我们试问今同志：在将来日美战争爆发时，如果「具体情形」并未根本改变（即抗战并未变质）的话，我们是否可以将列宁对待哥洛尼诺夫和克伦斯基的态度拿来对待汪精卫和蒋介石？我自己的答复是肯定的。列宁教训荷兰「左派共产主义者」时曾说过：「毁谤一种新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的）最正确的方法便是表面上拥护它，而实际上把它弄得荒诞不经」。我们的今同志（连根同志也在内）之对于「失败主义」，恰好是「把它弄成荒诞不经」！
至于今同志此种「荒诞不经」的教派思想，在华南组织内部有深远之渊源，是很明显的。所以此次大战开始时，华南组织以已经脱党的寒君为代表，就已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既经发生，则我们对于抗战的政策就应加以大大的修改了。主要的「修改」是：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代替「打倒日帝。」这种思想，在香港市委对大战所发表的宣言上曾明白地公开地表现了出来。并同时主张在香港采取「失败主义」（请参考《校内生活》对华南问题的专辑）。现在今同志主张在日美战争一开始时即以「失败主义」代替我们现在的路线，主张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这还不是在继承寒君过去的思想吗？有趣的是，当我的文章在《红星》报上刚发表时，曾经干过最污浊的投机勾当并因此脱党的寒君也趁机用他自己原有的「失败主义」来批评我，并骂我为「机会主义骗子」，企图藉此以洗刷他在过去所染的满身污垢，我不知今同志对此作何感想？
「根据作者上述的观点，发表在《红星》报第一期上的镜微同志的文章之观点是很错误的」。今同志这样告诉我们。但他除了从正面的叙述自己的「失败主义」的「观点」外，并没有分析和批评我的文章究竟错误在什么地方。因此，我把他的「失败主义」思加以驳斥之后，也就无须再替我自己的文章辩护了。我这里只声明一点：我在《红星》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因为限于对外宣传，并且为文甚短，其中自不免说来简单，不充分，甚至含有某些缺点，但在基本的态度上，我至今还认为正确，与我后来写的《日美战争与我们的态度和任务》的《提纲草案》，在根本思想上是相连贯的、一致的。至于今同志指责我「把利用矛盾强调得很厉害」后，并接着说：「在今天，我们提出正确的『利用法』来揭露投降之假名的『利用』不是不可以的，但绝不能把他作为我们的口号或政纲之一条」。我试反问一句，谁把「利用」「作为我们的口号或政纲之一条」呢？我的文章是很清楚的，正是提出正确的「利用法」来揭露投降之假名的「利用」而已。并且我最后还警告指出：「像这样的『利用』是带有危险性的，特别是一个弱者利用强者时，危险性更大……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即准备防止国民党在日美战争中将中国变成为美国反日的补助工具，在日美战争后（日帝失败后）把中国变成为美国金元统治的菲律宾。」难道这还不够明白吗？
最后，我应当指出：我们过去与华南组织内部的教派思想（还有极坏的机会主义倾向），虽作过长期的斗争，并写过许多纠正它的文件，但就今同志的「失败主义」看来、尤其从整个华南组织见到连根同志的文章即一下转入「失败主义」的泥坑中这一事实看来，充分证明华南组织并没有了解过去的错误，更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这里又一次告诉我们：一种错误思想，如不经过自觉的公开的承认和改正，不可免的要随着新事变的发生而重演出来。因此我提议；在华南组织内部讨论这次日美战争的问题时，必须将它过去与中央临委的争论重新提出来作一番检讨，并与这次争论联系起来，作出决不含糊的结论。否则不但教派主义的思想无法肃清，就是寒君那种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倾向，在新事变的引诱下，仍大有抬起头来的可能。
（六）今后党内思想斗争的方向
从前面的分析看来，现在我们党内思想分界已是异常明显：一方面是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另一方面是极端左倾教派主义，而在这两种主义与我们布尔什维克路线之间摇摆和盘旋着的是各式的调和主义倾向。在党内思想分界上显得如此广泛、深刻、清楚而尖锐的，不但在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内的思想斗争史上是第一次，即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全部思想斗争史上也是破天荒的。在一个政治组织内的思想已走到如此纷乱、矛盾和对立，自然是一种大大的危险，但同时也是表示我们的组织在政治上已踏进了一大步，即表示中共同盟已能在政治上反映着中国廿余年来的阶级斗争之广度和深度，而变成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政治思想的组织了。
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只有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上与各种各式的机会主义和教派主义进行不断的无情的斗争，才能「成长壮大和巩固起来」。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和「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教派主义，（如抵制主义、召回主义等）的长期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巩固起来」（请参考《左派幼稚病》第四章）。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更为我们大家所周知，是在反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及其盲动主义或冒险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巩固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把「反机会主义」和「反教派主义」列为专章写入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之中——这是值得我们大家特别注意的。最大的危险自然是机会主义，但教派主义常常是「机会主义的补充物」。所以反机会主义与反教派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愈是坚决而彻底，则留给教派主义的生存地盘就愈狭小。反之，反教派主义的斗争愈是不可调和，则留给机会主义借口欺骗群众的数据也就愈加缺乏。
但要彻底进行反机会主义和教派主义的斗争，则对于任何调和主义都不应采取容忍的态度。所以，当列宁反对谢德曼等人的机会主义时，他对于考茨基的调和主义便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同样，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及其冒险主义时，也对于「伦敦国际局」所代表的中派主义及其它的调和主义，也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态度。因为任何调和主义，不论其在口头上如何不满于机会主义或教派主义，但实际上总是替两者服务，掩饰两者的本来面目，混乱群众的视线和头脑，使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或教派主义之间彷徨迷乱，以便最后把他们带进机会主义或教派主义的死巷之中。
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认定：此时我们组织内思想上最危险的敌人是DS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而意因所代表的教派主义乃是前一机会主义之「补充物」。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态度对待他们，务必使我们的组织脱离他们的影响而后已。但为执行和完成这一任务，则我们对于室川和连根同志等所代表的调和主义倾向，也不得不采取同样坚决的态度来对待了。
但同时我必得指出：我们这次党内的思想斗争在中国无产阶级党内的思想斗争史上固然可算是第一次，但绝非最后一次。在中国这种小资产阶级成份占绝大优势的国家内，小资产阶级的巨大影响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反映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经常警觉地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传统和方法，去与未来各种各式的机会主义、教派主义及调和主义进行斗争。
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不犯错误的人不曾有过」——列宁），我们不怕犯错误，但我们必须事先尽可能避免错误，尤其要具有革命家的勇气来认识、承认并及时纠正错误。我们对于各种错误思想之批评，绝不在于攻击个人，而仅在于指出错误的严重性及其根源，以便大家尽可能把他们纠正过来。
我们现在是处在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行到了第三年、而革命局势行将到来的时期，如果1917年是第一次大战转入革命内战的关头，则今天便已开始走向「1917年」了。在这样的时期，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加紧准备。而从党内肃清各种危险的错误思想，便是我们准备迎接这一大时代的斗争之出发点。如果「无产阶级队伍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之最尖锐的反映」，则我们这次党内的思想斗争也可以说是未来伟大的阶级斗争之预演。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精神来积极地参加这一「未来伟大的阶级斗争的预演」吧！
1941年4月4日
（原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