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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宁到赫鲁晓夫

From Lenin to Khrushchev

(美国)威廉·瓦尔德 William F. Warde(即George Novack )



  提交给即将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显示了克里姆林宫中的人们所受到的社会压力

  一份新的纲领已经发表,将提交10月份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它将代替1919年3月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的纲领。可以用这两个文件作为标尺来衡量苏联四十二年来物质上的巨大进展和政治上同样巨大的衰退。

  赫鲁晓夫五万字的纲领草案比列宁的长得多。列宁写的纲领大部分只谈国内任务,因为在同一个月第三国际成立时所通过的文件已经谈了涉及面更广的问题。

  现在这个文件包括了国内和世界问题。但是尽管它的范围很广,这个苏联的世界影响达到高峰时提出的新党纲,在实质内容上却不像列宁的党纲那样是国际主义的文件。(列宁纲领是在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为了生存而同反革命和外国干涉进行斗争的时期写的。)

  虽然如此,这文件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里程碑。它代替列宁的党纲成为苏维埃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最高权力组织的指针。它总结了斯大林的继承人在这个独裁者逝世以后迅速变化的八年中。经验主义地得出的关于国内和世界事务的观点。

  今天的苏联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比斯大林拥有更多的经济威力、军事力量和外交威信。这些有利条件给他们更多的保证、灵活性和在国内外问题上玩弄阴谋的可能。但是,当苏联领袖们的力量随着帝国主义的削弱而得到增长的同时,他们也被苏联的群众、东欧卫星国、中国和蓬勃的殖民地革命浪潮逼得更厉害了。这份修改了的党纲反映了苏联领导人迫于条件的变化而不得不对他们的立场进行的各种调整。(它另外还反映了一些别的东西。)

  这份冗长的党纲草案试图为相互矛盾的目的服务。它直接向苏联人民中因为成就而感到的骄傲呼吁,恳求他们为他们所希望的更多的自由和较好的生活再耐心多等一会儿。它所强调的不是轻松和享受,而是必须为此目的进行劳动——更艰苦、效率更高的劳动。

  新党纲提出许多论据来为这个统治集团的持续存在进行辩解。它几乎不加掩饰地在某些关键性的世界政治问题上同北京所持的不同意见进行论战。它企图争取到“中立”国家,用的办法是:向殖民地人民表示苏联是他们最可靠的物质援助的源泉,同时向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保证克里姆林宫不仅将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将支持他们反对本国的叛乱群众。

  和苏联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事物一样,这个政治文件也是极端矛盾的。它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性的揭露和对苏联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震撼世界的成就的追述是令人信服的,它对社会主义目标的重申和对社会、经济、教育、科学等方面的进展的回顾也是令人鼓舞的。成堆的事实和论据证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迄今为止仍有它的局限性和受到曲解,已经不可改变地把人类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展开了无限的前景。

  草案中提出的各项指标是同苏联所取得的动人进展及其计划经济的潜力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它们更加显得是行得通的。这个以苏联日益增长的威力为依靠的、同时又被草案发表一星期后“东方二号”宇宙飞行员季托夫的飞行生动化了的新党纲,应当能对殖民地世界的群众和领袖人物,甚至对西方国家的进步工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纽约邮报”的编辑部们曾竭力警告华盛顿的高级人物说,不能用投票同意肯尼迪扩大军事预算、削减用于教育、社会服务和经济发展的拨款的办法来对付这个“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挑战。

  新党纲作为最强大的工人国家的成就和目标的表现,在性质上比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家们所有的声明都站得更高。但是,人们对这个领头的共产党的政治宪章的要求,却不仅是要它比旧秩序的思想堡垒表现得优越。

  这个修改了的纲领把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科学方法和无产阶级原则往前推进了多远呢?它有没有满足苏联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呢?它有没有正确表达争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斗争的利益呢?它能给与美国社会主义先锋队以多大的帮助呢?

  在所有这些方面这个文件都有着重大缺点,并且会把人引入歧途。

  赫鲁晓夫对于新纲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关系作了两句考语。他明确地说,新纲领是列宁纲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忠实的继续,他还告诉我们说,苏联已经全面完成列宁的纲领。他说新纲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赫鲁晓夫含蓄地说,新纲领放弃了斯大林的政策和实践。

  赫鲁晓夫的这两句考语都是没有根据的。尽管赫鲁晓夫的纲领向列宁的肖像致敬,但它却在社会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等最主要问题上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它尽管不提斯大林但它却重申和正式承认了斯大林主义在这上面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决裂的主要论点。事实上,赫鲁晓夫在冒充列宁的继承人这一点也是学了斯大林的样。

斯大林不见了


  这个文件除了提到没有姓名、也未加解释的个人崇拜以外,没有提到赫鲁晓夫的前任。斯大林已变成一个“非人”。这种厚着脸皮不肯忠实地研究斯大林时代二十五年历史的做法表明,纲领作者们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方法是多么格格不入。

  如果说机会主义政治家没有这种义务的话,历史唯物主义者却有义务睁开眼睛研究历史,批判地分析历史的过程,并且充分尊重事实。这个纲领草案没有这样做。它用一块幕布遮住了苏联的发展,也不考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讲话,就像他从来没讲过这篇讲话。①

  ① 这篇讲话的内容虽曾传给共产党员,但一直没有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与此最有切身关系的苏联人民对于斯大林罪行的这一次历史性暴露却知道得最少。参加二十二大的诚实的代表们也许会感到这种压制手段并不符合纲领草案中的下面这一段话:“党认为现阶段思想工作中主要的是:培养全体劳动人民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原注。


  最近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也表明,如此勇敢的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竟不敢正视1917—1953年间苏联的真实历史。对于他们来说,忠实地叙述历史所将引起的问题,将多于这样做可能解决的。这些统治者,由于他们否认自己是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特殊集团,因而也就无法解释他们自己的出身和历史,据他们的说法,在他们国内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没有蝗虫一样的官僚。

  官僚政府的不同派别对斯大林的遗产(如强迫集体化、反对左右倾反对派的斗争、莫斯科审判、清党、斯大林恐怖和对他的崇拜等等)显然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因而他们不是老老实实向苏联人民进行解释,而是什么也不说,希望让时间来磨灭这些令人难堪的回忆。这种想掩盖还令人感到痛苦的过去的蹩脚而又不成功的努力,同伪造和装饰苏联今天的实际情况的做法混在一起,这就进一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第一条戒律:“说真话,不管它在当时是多么难听”。

  我们对这个内容广泛而又矛盾百出的文件的讨论必须限制在国民经济问题、苏维埃民主的状况、国家作用、苏联社会的性质和苏联国内发展的前景等基本问题上。

  纲领详细公布了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任务。甚至苏维埃制度的了解情况的敌人也承认,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成就,特别在科学、技术和重工业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和惊人的。美国空军的“兰德公司”的研究表明,俄国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十年内增加了一倍,还说这样的增长速度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不平衡的发展


  从东德到中国,所有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在订计划的时候都热衷于提出高的要求和异想天开的目标(然后又不得不对计划作重大的更改)。赫鲁晓夫也不例外。但是即使纲领内许多夸大了的目标远远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二十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的坚固基础将保证在今后二十年内获得显著的发展。

  在谈到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步骤时,党纲没有接触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令人苦恼的不平衡问题,而这种不平衡是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现在重工业远远地走在轻工业和农业的前头。

  “兰德公司”的另一个报告说,今天每一个苏联公民平均享有比1928年多一倍以上的货物和福利,生活“水平比1950年差不多高了三分之二”。尽管有这种显著的令人欢迎的改善,人民仍感到消费品和食品的匮乏。

  几乎每一种主要物品的供应都跟不上需要。买什么东西,从干鱼到面包,都得花很多时间到国营商店门口去排长队。大多数城市家庭的主要食品依旧是茶、菜汤和黑面包。肉、奶、蛋品和其他农产品又少又贵。

  幸运的人能买到洗衣机、冰箱、吸尘器、电视机,甚至汽车。但是大多数家庭用具的数量都非常有限,甚至党员们也得进行登记。大多数人居住的地方不足,渴望能得到一套小小的公寓住宅。苏联的工资收入者虽然在房租、公用事业和医疗保健上花的钱不多,但工资很低,而且在各类工人中间都有工资收入悬殊的现象。

  纲领中的一些说法,从反面证实了这种低标准生活条件的普遍存在。纲领说,今后二十年将在生产消费资料方面取得巨大成绩。面包和房租也将同医疗、教育和休假疗养一样免费。这些东西不仅将充分供应,而且将分配得更加合理。

  苏联群众以前也听到过同样的诺言。但是现在他们感到,能够把宇宙飞行员送上太空并使他们回来的制度也应该能够更好地照顾人民最迫切的物质需要。群众的要求不仅对纲领草案产生影响,而且使得它成为一把两边有刃的刀子,这是因为:如果纲领的起草人能足够迅速充分地交货,那么纲领草案引起的巨大的期望也能不利于他们自己。

  自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来,他的继承者一直在同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引起的困难进行苦斗。搞规划的官员们经常反反复复,一回儿宣布要把大部分国家投资投在轻工业,一回儿又要一切服从基本工业的要求。关于基本投资的先后这个中心问题文件并没有解决,这表明上层人物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和踌躇不决。

  但是苏联群众,特别是工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明明白白的。他们只要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愿望,就要求更多的消费品,要求少强调重工业。

  例如,赫鲁晓夫在1959年12月宣布,苏联的黄油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已经超过美国。而今年春天,缺乏油脂的敖德萨的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把黄油运往古巴。他们高喊:“要古巴,不要黄油”。这口号表示他们愿意同遭到美帝禁运的革命的古巴团结一致,也表示他们要求政府多行动少宣传。这一事件比纲领里的夸口更好地说出了苏联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它的经济实况。

  尽管赫鲁晓夫宣布今年收成良好,并采取了许多扩大和改进耕作的措施,农业依然是苏联经济中最弱最难发展的部门。农村之所以比较停滞不前和发展不够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一个不是最次要的原因是经济结构中的严重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忽视轻工业,就不能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商品以维持和刺激他们的生产,结果城市工人就不能从农村得到足够的农产品。

  如果说,估计苏联的某些基本工业部门能够接近甚至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是现实的,那末同消费者接近的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将会慢得多,问题会困难得多。

  其他一切都取决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农业的产量的提高。纲领里面有许多规定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如:工业的进一步合理化、机械化和自动化,权力下放和其他行政管理措施。许多措施已经经过试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计划中的生产现代化和生产技术的改进无疑地将大大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更加充裕的消费品和工资率的更加趋于平均也将有助于此。

生产力和工人民主


  1919年的列宁纲领规定,提高生产能力和发挥工人潜力的主要方法是让工人民主管理工厂。就是说要减少厂长的专横权力,减少党的官僚主义造成的浪费和管理不善。工人选出的代表要监督和检查计划和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

  切·格瓦拉①在5月1日发表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演说中,对古巴去年生产计划中的缺点作了下面的解释:“我们没有到群众中去。我们的计划是在实验室里作出来的。我们估计了已经安装的工厂的生产能力,估计了它们的生产量,这样就成了我们的工作计划。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了,群众没有参加制订这个计划,而没有群众参加的计划永远有遭到失败的危险。”

  ① 古巴工业部长—译者注


  古巴的革命者一开始他们的国家计划,就注意到群众的自觉参加和全面管理是不可缺少的,这同苏联官员们的态度不同。一个靠上面几个人的万能和一贯正确性办事的政权是不可能采取这条解决生产问题的道路的。

  没有参加管理政府的工人,怎能指望让他们管理计划或生产呢?他们甚至连抗议计划不周所造成的后果的罢工权利也没有。工业中缺乏民主,这是苏联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同这一点结合在一起的,是国家产品分配上的极大的不公平现象。

  纲领保证要消除最显著的不公正现象。但是,只要物资缺乏的情况继续存在,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就不可能放弃积累和享受生活中的好东西的优先权利和特殊地位。靠牺牲群众过“甜蜜生活”,这种情况在苏联存在,虽然同意大利比较起来,它的形式不同,基础不同,……但是它存在着。

  这些坏事的存在——而且是长期的存在——首先是由于生产不足和缺乏民主。当然,纲领草案是这样宣布的:“苏维埃社会的全部生活是建筑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的。……并且保障实际实现这些权利。苏维埃社会保证了真正的个人自由”。

  这些是好听的话。但除了最轻信的人以外,谁会把它们看成是苏联生活的真实描写呢?

  1919年的纲领宣称:“剥夺政治权利和限制自由只是作为对付剥削者想要维持或恢复他们的特权的任何企图的暂时性措施才是必要的。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些暂时措施的必要性也将逐渐消失,党也将竭力减少这些措施。”

  现在,四十二年后,赫鲁晓夫对我们说,一切剥削都已消灭了,社会主义建立了。那么,列宁的无产阶级民主纲领是否已经实现了呢?还远远没有。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揭露出来了。今天的苏联公民不必担心突然被捕,根据假证据被控受审,在集中营服长期徒刑的苦役。

  但是现在工人甚至没有那些他们在1917年争得的、而且直到出现斯大林主义以前一直行使的那些权利和自由。民主已经在苏维埃政府和党内消失。干部不必对他们的行动负责。全体劳动人民都没有被吸收参加国家管理。法官不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统治的干部”替人民支配一切,决定一切。

  新纲领吹嘘说,苏联人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充分自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际情况怎样呢?苏联公民被禁止阅读未经许可的出版物,收听外国广播,拥有国外出版的书刊。他们不能在国内自由旅行,未经官方许可不能离开苏联。不鼓励或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要受严厉处罚。政府工作人员和党的检查官员严格监督文化艺术,以免散布太“危险的思想”。

赫鲁晓夫吹牛


  苏联总理8月17日在他的关于柏林危机的讲演中说:“现在已经能以充分的信心的说,全体苏联人民一致同意我们党的纲领草案。”这种夸口的说法表明伴随着这个纲领的诞生的是多么强迫的一致,多么微少的民主呵。同赫鲁晓夫的说法相反,很可能不仅在群众中间,而且在上层人物中间都有反对纲领的人,虽然不能公开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个文件保留了党的磐石般的团结、这一教条以及对官僚主义国家的崇拜,这就使得纲领的民主外衣更显得是一派胡言。如果真的有赫鲁晓夫所说的那种利益完全协调和观点绝对一致,那么党又何必不仅在现在而且在今后共产主义阶段都一定要保持它的政治垄断并完全控制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呢?一个团结无间的制度不需要有永久性的总管,共产党也不会为此害怕它忠诚的党员进行有组织活动,以致于绝对禁止“派别活动”的任何表现。

  如果它们的政策或统治没有遭到广泛的反对,那末,新斯大林主义者由于他们意见的正确性,观点的说服性和工作中的威望就很容易维持它们的领导地位了。纲领重申一党极权的重要性,并坚持政府高压政治,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肯定存在着需要加以制止的社会和政治冲突。

“无阶级”的国家


  这些考虑也适用于纲领草案所谈到的关于苏维埃国家的作用问题。列宁教导说,随着生产力的成倍增长,给每个人提供丰裕的产品,阶级对抗的消灭,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民主将要扩大,国家的强制性和官僚主义方面将大大减少。

  赫鲁晓夫却断言所有这些美好的条件都已经实现了。这个完全和睦的社会的政府是那么民主,它已不再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它是一个“全民的国家”。

  如果是这样,苏维埃国家的统治者们又为什么今年要恢复斯大林在1947年废除了的经济罪犯死刑法呢?已经有几个人在这项法律下被处死。而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死刑已经取消了。很清楚,必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在逼使公民们犯侵犯国家财产的罪,也必定有一些强有力的原因使得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子们采取如此野蛮的报复手段。

  最近赫鲁晓夫自己泄露了关于党的上层人物大规模盗用公款舞弊和欺诈的秘密。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各个阶层都有盗窃国家财产的事情发生。乌克兰去年粮食收成的一半不知去向!这些反社会主义行为,这些“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有它们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它们的原因就是连续不断的贫困、困难和不平等,就是官僚主义分子的不受管束的统治,以及群众的对他们无法驾驭。

  新纲领提出了要进行各种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以及克服这些弊病,为通过秘密投票选举、罢免、撤回和更换中央一级的各种政治委员会。但是纲领同样也清楚地表明,目前的总司令无意交出任何重要的地位,权力或特权。

  这个文件宣传,“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取得完全的和最后的胜利。”在斯大林和他的继承者以前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局限于一国的制度,它是一个包括人类大多数和它的最发达部分的国际制度。社会主义要获得真正的经济实质,它必需不仅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和采取计划经济,它还必需提供比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

  赫鲁晓夫本人承认,今天的苏联(更不用说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了),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纲领仅仅许诺在今后二十年内,苏联的生活水平将迅速提高,接近然后超过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如果世界和平得以确保,军备竞赛得以放松的话。

  这样的一种穷人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比起来看)在用语上就存在矛盾。这仅仅是在纲领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实际情况之间的许多矛盾中的一个。现在苏联经济在科学、技术和重工业方面正在迅速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而供应消费者的大多数部门却比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得少和差。苏联还有着极端官僚化的统治,苏联公民得不到基本的权利。因此今天的苏联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和继承者所设计的、工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社会主义秩序还远得很。

  比较正确和老实的态度是承认这些缺点,把苏维埃社会看作是一个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阶级的国家,但由于经济上生产不足,政治上有特权统治,国际上工人阶级未能在帝国主义的各个堡垒中取得政权而阻碍了自己的发展。

  但是苏联领导人需要用捏造的神话来打扮自己的政权,支撑自己的统治,给他们的追随者注射不能实现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特别要曲解苏维埃社会性质的许多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手里丧失了它的科学性,变成了替他们的代价高昂的统治进行辩解的工具。

  纲领草案为苏联提出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止痛镇静的发展计划。他们告诉我们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团结,各族人民也牢固地融合在一起。不存在产生严重的社会对立或政治分歧的基础。随着苏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它的经济、科学、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发展也将加速起来。一切还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和过去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都将一扫而光。

  只要国家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这一切就可以保证实现。仁慈的官僚们将带领群众走向光明的共产主义未来。

  苏联人民由于考虑到斯大林逝世以来国际紧张局势有了缓和,人民生活状况有了改善,又考虑到自己工作的成就和潜力,因此很可能会相信纲领中所作的诺言,看一看这个政权到底能不能把它们兑现。

  赫鲁晓夫又给苏联人民开了一张巨额支票。苏联人民一定会坚决要求它兑付越来越多的款项。随着苏联政府的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兑现,魅力将会消失,不满情绪将会增长。

  激起了人民的希望,而又不能使其实现;改良主义政权的诺言和让步为群众的独立行动和政治形势和政治结构的根本变革准备条件。不论在近代历史或苏联历史上,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1953—56年在东欧发生的正是这样的情况。

  苏联人民经过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以后,现在正在试验斯大林的较“开明”继承者所实行的政策。现在无法预测,多长时间以后他们才能了解赫鲁晓夫统治的内在局限性。但是对这个斯大林主义的支架发生土崩瓦解的时期的体验,尤其是对它的厌烦,将不是成为官僚统治的的巩固及其永久存在的主要条件之一,而是将成为官僚统治的破坏和它的最后被无产阶级民主所代替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们坚信,苏联人民迟早会赶走这些官僚而完全由他们自己来管家。

列宁的国际主义


  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永久的地位指定给哪一个国家(包括他们所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内)或者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讨厌这种民族的傲慢情绪的。列宁认为,俄国革命者在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是暂时的。他把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联结在一起。

  目前苏联寡头政治的头子们的一言一行,都表现得好像谁曾经封给他们一种永久的统治权,不仅是苏联范围内的、而且是全世界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永久统治权,尽管他们否认这一点。他们掌握的权力把他们陶醉得昏昏沉沉,摇摇晃晃,以为自己掌握了永远保持最高权力的一切必要手段。

  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问题上提到“我们为我们的威严得到承认而斗争”,这句话暴露了他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沙文主义观点。党纲草案也充满了这种“民族威严”的精神。斯大林还只是宣布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管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的条件和情况如何,而他的门徒们却进一步夸口要在同一个祖国内创立共产主义。

  纲领说:“在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换句话说,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里,谁也没有而且不能有任何特殊权利和优越地位。”然而纲领的作者却为他们自己的政权保留了作为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和进入共产主义的特殊权利,让运气欠佳的人类的其他部分跟在后面。

  这个前景不仅对苏联人民来说是虚幻的;它对苏维埃集团的其他国家来说也是极端反动和反社会主义的。当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时候,从阿尔巴尼亚到中国的其他反资本主义的国家将会怎么样呢?难道它们会心甘情愿地落在——而且是远远地落在苏联老大哥的后面么?

  苏联有两亿人口,而中国有七亿人口,其中大多数人完全靠配给生活。当苏联向丰衣足食的共产主义跃进的时候,难道叫中国人在他们非常低下的经济水平上向前爬行?中国为了建设重工业,需要愈来愈多的设备。莫斯科怎样才能满足这些要求呢,要是它按照计划必须把大量年度预算分配给轻工业和农业的话。

  在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富国和穷国的共处充满着民族对立,正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充满着阶级冲突一样。这是中苏关系幕后摩擦的主要根源之一。(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信不信由你,纲领草案总共只用了十六个字谈中国和中国革命——十五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但是由“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的前景所引起的困难和不和靠遮遮掩掩是解决不了的。北京没有掩盖它对纲领草案的不满,它对于这日益加深而且必然会深刻化的分歧,无疑地将会有更多的话要说。

*   *   *


  如果说苏联和它的集团的发展计划并不像纲领草案所描绘的那么简单和美好,那么世界事态的前景也不那么简单和美好。这里我们只能谈谈两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战争危险与争取和平的斗争问题和争取工人政权的斗争战略问题。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说,他对制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估计和列宁的估计不同。列宁教导说,战争和剥削一样,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去不掉的特点。他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写道:“只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存在,我们就不能在和平中生活。”扑灭战争和取得世界和平的唯一办法是由革命的工人阶级消灭帝国主义的主要堡垒。

  新纲领根据赫鲁晓夫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革新(这次代表大会把斯大林的修正主义做法变成正式的理论),抛弃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和与此适应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政策。

  纲领草案正确地把战争危险的主要责任归诸帝国主义。集体化的、有计划的苏联经济和垄断投机商人的制度不同,它不能从军事合同中取得好处,也不为了保护或增加私人企业利益而培育国外战争。只要和平共处这个口号揭露帝国主义国家的好战性,突出苏联外交的和平目的,这个口号就不仅符合事实,而且对宣传目的也有用处。

  但是,克里姆林宫的仆从们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所采取的政策却有它另外的意义。它现在所包含的意义不仅是维持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一点当然没有人反对),而且是维持利益对抗的阶级之间的现有关系。如果共产党执行这个政策,那么它在阻碍劳动群众为了自身的要求和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方面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它在制止战争贩子方面能起的作用。

  莫斯科和华盛顿举行各级谈判,争取达成有助于保持和平和维护工人国家利益的协议,那是适当的。但是,如果为了追求这个目的而把有钱人的代表人物描绘成和平战士,像在“戴维营精神”达到高峰时描绘艾森豪威尔那样,那就会把人引入歧途,招致祸害。

  纲领草案没有把和平共处这个公式拿到生活中去考验。赫鲁晓夫的理由和结论还没有把白宫、五角大楼或美国国会争取过来。肯尼迪依旧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支持蒋介石,并继续第七舰队的封锁。他和中央情报局继续阴谋反对古巴。可是新纲领却根本没有提到古巴,也没有把古巴列入社会主义国家。

  为什么对最容易遭受帝国主义攻击的古巴和中国采取这种令人费解的不关心态度呢?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工人国家的立场推翻了和平共处这个假设,暴露了赫鲁晓夫路线的荒谬呢?即使北京和哈瓦那愿意相信华盛顿的和平意图,肯尼迪政府的敌对态度也会很快把这种幻想驱走的。事实上,就是在这一点上资本家也并不完全同意莫斯科。

  这种新的启示的论据是,能够做到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裁军,能够做到使它们的战争能力成为无效,但不是通过工人夺取政权的办法,而是通过以苏联和它的盟国的压倒优势为中心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因此,即使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继续存在,而且有五十倍以上足以毁灭人类的氢弹,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

  列宁支持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求裁减和停止军备的反军国主义群众斗争。但是他总是不忘记指出,只要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者还控制着经济和政府,他们就能够很快地重新武装起来。不从经济上剥夺资本家统治者,并在政治上取而代之,单纯军事上的裁军是不会行之有效的。

  但是赫鲁晓夫却暗示说,只要达成全面裁军,就能保证世界和平。他还进一步辩解说,苏联的军事优势和核武器的高度破坏力使得谁想发动战争或进攻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不可能,不可想象,除非他是疯人。

  纲领婉转地表示,到现在为止能够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由于苏联的威力和它的和平共处政策。事实上,中国和其他殖民地革命在世界力量对比中所引起的改变,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所起的约束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因素。但是,这个事实证明正确的是列宁的对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路线,而不是斯大林调和路线。

  为了防止战争威胁,纲领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不发达国家的“中立主义的”资产阶级领袖和西方国家中的“爱好和平的”资本家身上。纲领从本质上把资本家划分为互相对立的两类:贩卖战争的资本家和爱好和平的资本家。这个文件宣称:“支持和平共处的原则也符合那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理解到热核战争也不会饶恕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的。”

  纲领没有说明应该把肯尼迪放在哪一类人中间——和平共处的支持者,还是战争狂热分子。这种对大大激怒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军国主义政府首脑作用的故意的含糊态度,泄露了莫斯科和平政策的反列宁主义的基础。赫鲁晓夫正在扩大斯大林所采取的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集体安全”、同进步的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合作建立“人民阵线”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在三十年代把工人们引上了歧途,却又未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列宁的纲领不是把争取和平、社会主义和保卫一切革命成果的斗争仅仅寄托在苏联的资源身上,而是把它寄托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尤其是扩展到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堡垒中去。一切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阶级斗争的发展,有赖于一个又一个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先后夺得政权。

  赫鲁晓夫的纲领却提出一条不同的路线。不断扩大的经济成就将取得如此巨大的优势,它们将不仅解决一切国内的根本问题,而且将挫败地球其他部分的一切反对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压倒优势、威信和压力将能争得和平,迫使帝国主义者进行裁军,并挫败他们重新征服世界的阴谋。此外,通过加强工人的力量和士气,苏维埃集团的进步将创造把政权比较容易地过渡到反垄断力量联合执政的条件,甚至可以保证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文件中有许多关于需要进行斗争的话,目的是想用一些骗人的字眼来调和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互相对立的观点。民族主义分子和国际主义者,主张阶级妥协的人和主张阶级斗争的人,斯大林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都能从文件中找到肯定自己立场的段落。因此,就在关于一部分有和平倾向的资产阶级这一段话前面,纲领告诉我们说,和平共处这个概念“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提供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和平共处路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既推进工人的阶级斗争,又符合他们的爱好和平的阶级敌人的利益!谁能在这种故意制造的混乱中分清是非?

  事实上,斗争的号召只是一种装饰,实际上它是从属于企图同进步的、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达成某种合作和妥协这条主要路线的。真的,如果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真能保证和平,又能做其他许许多多的事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工人们尽快摆脱他们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的那种生死攸关的要求又怎么说呢?

  新斯大林主义的路线的要旨就是:社会主义力量甚至能够战胜帝国主义中心的一切反对者,不是通过内部阶级力量的榜样,而是通过苏联的榜样这个外部力量。进化与渐进主义高于独立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群众行动。这种希望(它曾经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改良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观点),变成了莫斯科国际政策战略的基石。

  问题在于,工人的阶级敌人同样也很好地从工人国家的进步中学到东西。当苏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并破坏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威信时,帝国主义者会继续退却,站着不动吗?他们会慷慨地放弃他们的统治和特权,还是会进行殊死的斗争来保卫它们呢?古巴提供了一个新的例子,说明帝国主义者是多么的不可妥协。

  对严肃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最有利的发展上是愚蠢的,更坏的是跟在莫斯科的背后,并把它作为实际政策的轴心。工人们现在需要少一些人开镇定他们,多一些人来激励他们,激发他们同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搏斗,鼓舞他们用自己自觉的行动去结束这个制度。

  赫鲁晓夫对华盛顿的决策者说: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吧,承认世界力量的新对比,在柏林问题上达成协议吧。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让步的,首先因为他们害怕今后的变化产生对他们不利的后果。他们不会眼看着自己的权力不断遭到浸蚀而不采取激烈的反措施。

  那么,既然这个世界正被殖民地革命和各种各样反对旧秩序的群众运动所震撼,而大企业主又顽固地不让他们达到目的,资本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和它们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又怎能在这个世界上维持几十年呢?这个文件赤裸裸地提出了这个世界政治中的根本问题,当然没有给它回答。

  正当柏林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候,把和平共处提出来当作争取和平的万灵丹看来是不适时的,甚至是不适当的。让我们假定这个危机像苏维埃集团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其他危机一样都克服了,但是当华盛顿、伦敦、波恩和东京依然被控制在军国主义分子和垄断资本家手里的时候,什么东西能够保证永远避免最后摊牌呢?

  文件没有提出什么可靠的保证;它提出了各种条件以留下后路。但是问题的焦点正在于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一条——拥有权力的资本家对于战争的约束——的有效性。只要克里姆林宫的首脑们不能为帝国主义阵营中倾向和平的分子的胜利写包票(甚至就算他们写了包票),那么,他们所提出的把人类命运完全寄托于此的建议,至少也是有问题的。

  纲领提出的预防战争的药是建立在一种还有待考验的、基础不稳的假说上面的。它假定没有任何情况能驱使帝国主义者进行核战争,因为核战争是违背他们本身利益的。只有疯子才会走这条路。然而,甚至今天,华盛顿还有人叫喊着要在柏林问题上冒战争的危险。没落的阶级为了防止自己的灭亡,最容易采取丧失理智的行动。

  实际上,和平共处政策所依靠的,并不是苏联的压倒优势,当然也不是工人夺取政权,而还不如说是资本家们对抗战争对自己会造成的后果的害怕。即使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者不逼他们,清醒的考虑也会使他们相信和平要比原子屠杀好。他们就会乐于退却。失败、被剥夺,而不去发动核毁灭的战争。

  这个立场把争取和平斗争的基础从一个阶级力量转移到它的反面。列宁认为,战争的推动力是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帝国主义制度遭受的威胁愈大,战争危险就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肯尼迪总统在他最近的讲演中说,这个国家的政策最终是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紧军备竞赛的做法和它在柏林问题上的态度证明,纲领认为已经过时而加以抛弃的列宁观点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的纲领磨损了阶级斗争的锋芒,有利于阶级合作。正如纲领要苏联工人充分信任斯大林的开明的改造了的继承者一样,它也劝告西方国家工人押下全部赌注去改变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和路线。工人们不要靠自己独立的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保卫自己的福利,而是应该设法去同资产阶级统治者中最通情达理的部分进行联合。

  这对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呢?从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葛斯·霍尔在7月16日“工人周报”上发表的政策声明中可以得到回答,“形势要求把主要打击方向针对战争贩子和法西斯势力,这些人正在迫使肯尼迪政府进一步向后转。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和尖锐批评肯尼迪的每一个有利于右派的政策和行动。应该对政府不断施加压力,使其政策朝着和平共处和保卫民主的方向转变。”

  这就是新斯大林纲领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具体运用。不是把肯尼迪看作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分子的政治领袖,而是把他看作反动派和法西斯分子的牺牲品和攻击对象。今天进步力量的主要任务不是去进行斗争和揭露他作为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执行者的作用,而是去施加足够的压力使他的政府走上民主进步的轨道。霍尔对我们说,前任是赛兰克林·罗斯福,即史密斯法的签署人,我们都知道,他是在和平和民主中完成他的总统任期的。

  这就是今天美国政治生活中共产党的和平共处路线的真实意义。作为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信徒,我们反对这种机会主义。它已使美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因为接受这一路线而蒙受了许多损失,甚至赫鲁晓夫的显赫的威信也已经蒙受了损失。

(译自美国《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1年秋季号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Volume 22 Number 4 (Whole No.157), Fall 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