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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们的蓝本——苏共纲领草案

(英国)汤姆·甘普



  要令人满意地处理一项错误往往要比表达这项错误的意见本身花费更多的篇幅。要详尽地分析苏共的新纲领草案将需要比六整份“新闻通讯”还要多得多的篇幅。苏共新纲领草案里面的省略、歪曲、捏造和矛盾是数不尽的,只有彻底地研究目前苏联经济状况,才能对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的前景作出估价。

  考虑这一个文件的出发点应当是先了解一下它的制订者和它的背景。当然它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三个纲领,而是为盗取它的名义的官僚篡夺者进行思想辩护。它是在世界历史的紧急关头产生的。这些人掌握着养成他们自高自大同时也使他们自己感到害怕的巨大机器。他们希望有一个平静的生活,一帆风顺地发展。可是现在是热核子时代,世界资产阶级对于直接威胁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国家的工业高涨正感到沮丧不安。而且,在国内,他们必须对付苏维埃无产阶级的无情的压力;在国际上,他们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指导。

  这种矛盾产生了理论上的混乱和一系列野心勃勃的诺言——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而在实质上则是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官僚机构就利用列宁作为一个无害的偶像来掩盖同列宁的真正学说的背离。它最需要的下列教条都按上列宁所作:“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平共处和议会道路。至于长期以来作为他们的导师的约瑟夫·斯大林,已成为反对个人迷信的牺牲品,甚至连一次也没有提到他!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布尔什维克”呢?他们可以郑重其事地叙述苏联的历史而只字未提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将近三十年的人。如果对过去的事情尚且不能老实对待,我们如何设想关于未来的诺言呢?

  这些省略比文件中的许多正面的说法更能说明问题。它们证明了特别是由于苏联人民的压力所引起的深刻不安。现在官僚机构不得不讲他们的好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它把过去的成就归功于他们,力促他们作出新的努力以便将来享受利益。

  对世界形势的全部分析暴露了苏联统治集团的恐惧和愿望。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低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

  “资本主义的自动化夺走工人的面包”。“很大一部分生产设备开工不足,然而在企业的大门之外却有成百万的失业者”。“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虽然取得一些个别的成就,但是整个说来,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状况却在恶化”。以上这些说法,没有提到时间和地点,而且与当前趋势极相矛盾,也许有助于使苏联工人忍受下去;假如官僚机构相信这些说法,那末他们在国际政策方面犯了若干重大的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它自身的矛盾正在崩溃。

  这样一种观点符合官僚机构要求平静的生活的愿望。为了实现它向苏联人民提出的诺言,它要求没有波折的和平发展,它要求资本主义世界不必经过什么斗争而会自己心安理得地走进历史的坟墓。如果现实本身没有满足这些愿望的话,纲领满足了这些愿望。它希望避免革命的冲突,能够在先进国家和新独立国家中找到可以同他们打交道的部分资产阶级。它看到了没有赢取过的胜利,并织成了一副自我妄想的网。所有这些主观估计所包含的“理论”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或任何类似思想的贡献。它不外是官僚机构为了维护其在国内的地位而希望能够执行和求其实现的某种行动路线的思想辩护。

  事实上,理论来自实践。因此,虽然许多共产党的老实的党员真心地接受这个理论——因为这个理由,它不得不包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它的根源是纯粹机会主义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必须给予迎头痛击。

  官僚机构关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一切言论,很明显的是希望在资产阶级中间寻找同盟者。

  在关于“反垄断组织的洪流”、关于“广泛民主”、关于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的言论中,隐含着新的“人民阵线”的思想——即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它将以保持资本主义基本所有制作为代价使和平共处的政策得以实现。把主要的打击指向垄断组织,于是可以迫使统治阶级“停止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放弃发动局部战争,把经济用于和平目的”。在这方面,各国共产党将执行一项改良主义政策:“打退法西斯反动势力的进攻,实现全民族的和平纲领,取得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使人民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这就是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二十五年来所实行的政策。

  于是,可以分阶段地——纲领对于“阶段”的主张是强烈的——争取到“在有利于人民的条件下实行广泛的国有化”,共产党和他们的同盟者可以取得议会中的多数 ,使议会“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并为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它还可能包括向资产阶级进行“赎买”!这种官僚机构的荒诞的梦想被标榜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企图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非和平(注意:不是‘暴力’)过渡”的可能性的言论来为它本身的枯燥无味进行粉饰(为了真正的战斗者的缘故)。事实上,纲领是无拘束地剽窃社会民主党的旧的最低纲领。

  为新独立国家开的方子也有类似的情况,甚至对于与部分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可能性更是明确。于是提到“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程度,在不小程度上(!)取决于工农联盟的巩固性”。虽然它承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将会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妥协,有的将会“代表国家作出让步”。这就为共产党同纳赛尔和卡塞姆之类的人实行策略性的联合开放绿灯,实际上,在这种联合中作出让步的只会是在共产党方面。

  在国际方面,纲领坚持“符合全人类的切身利益,只有大垄断巨头和黩武主义者除外”的和平共处政策。在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和“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实行独立的对外方针”(例如?!)的小国的帮助下,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能够遏制帝国主义者。简而言之,官僚机构不过是编造另一套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为了战斗者的利益打算)而美其名为“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形式”。但是这种“阶级斗争”显然是列宁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整个“理论”不是从现实世界出发,而是从官僚所期望的结果出发,的确,如果要使纲领第二部分所提出的诺言接近于现实,必须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第二部分。

  (译自英国托派刊物《新闻通讯》1961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