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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青年的激进化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69年4月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决议



  一代崭新的革命青年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过去十年,青年激进化运动,已经从对某些腐朽制度有反抗情绪的征候,发展成为一场世界规模的强有力的青年造反行动。
  到目前为止,受激进化过程影响最大的社会集团是学生,他们由于日益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和对世界政治的敏感,而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青年学生不是直接地反映他们所属阶级或将要隶属的阶级的利益,而首先反映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矛盾。学生的激进化,反映并预示着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因此,它有着自己特有的力量和弱点。
  强大的学生激进化,作为在同一代的其它社会阶层中促进激进政治意识发展的传送带,显示出了它的能量。在某些国家,它带动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群众性行动。
  新的一代日益增长的战斗力和革命锐气,在世界革命的所有3个地区,屡次得到了证实。在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春夏发动的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中,学生运动起了主要作用。
  在巴基斯坦,学生触发了一场具有革命规模的社会危机,导致了阿尤布·汗统治的垮台。在墨西哥。1968年夏秋,围绕着争取基本民主要求而发生的学生的群众性示威游行,得到了墨西哥城群众的同情,使迪亚斯·奥尔达斯的统治陷入了一场政治危机。
  在法国,1968年5月的学生造反引起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罢工的连锁反应,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出现。法国1968年5、6月事件,生动地说明了这个事实:甚至在资本主义主要的中心地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学生激进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国际范围内,这些教训对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还没有失去意义。
  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队伍里的应声虫,大声疾呼反对“两代人的冲突”、“两代人的隔阂”以及“叛逆的象征”,但是造反青年提出的问题首先不是什么这一代人和那一代人的问题。他们明显地反映了我们时代主要的阶级冲突。这个前所未有的青年激进化的基本意义,在于涌现出了一批新生力量,他们已作好准备,愿意并且有能力登上阶级斗争的舞台,站在殖民地民族和工人阶级一边,同世界帝国主义及其同伙(他们虚伪地声称代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讲话)作斗争。
  激进化的新潮流始于50年代后期,是伴随殖民地革命的高涨、美国黑人斗争的兴起以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和莫斯科对1956年匈牙利起义的镇压所引起的反响而出现的。这股潮流因阿尔及利亚革命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从古巴革命的胜利中获得新的推动力。当美帝国主义把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使越南成为国际阶级斗争的焦点时,激进化的潮流达到了一个质的更高的阶段。全世界千百万青年人,为保卫越南人民而团结起来了。
  青年的激进化对于第四国际和同情它的组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青年的激进化向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提出了重要的挑战——怎样为它提供领导,把新的一代中最优秀的分子争取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来。不管一个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潮流只是一个小的核心,还是一个已经具有若干力量的稳固的倾向,这个中心任务都是保持不变的。认识和实现这个任务,是第四国际下一阶段工作的中心和方向。

1.世界青年激进化的根源和共同特点



  新的一代激进化的政治特征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帝国主义的危机,另一方面在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工人运动历史上已经破产的两种主要倾向——相互交错的危机。新的一代是在本世纪社会动乱最激烈的时期走向政治上的觉醒的。在越南,他们看到了现代帝国主义战争的全部残酷性。短短的几年,他们亲眼看到了规模巨大的革命高涨和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当代的历史是由一系列激变所组成,连美国也不例外,象反对种族隔离的暴动和学生的造反就是例证。
  帝国主义的经济矛盾,是我们时代引起社会爆炸的基本原因。在过去20年中,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中国、古巴、和北越成功的革命,东欧和北朝鲜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破坏。使一个广大地区从帝国主义直接剥削的范围中分离了出来。在一个接连一个的殖民地国家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和革命的威胁,阻碍了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投资。同时,主要工业强国之间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也不断激化了。
  同这些经济矛盾交织在一起,帝国主义感到必须阻止世界革命进一步的发展。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剥削和压迫以及扑灭革命所作的种种努力,是促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青年激进化最重要因素。
  当造反青年向资本主义挑战的榜样影响到工人国家的青年时,主要由于官僚阶级维护其特权地位和极权主义统治所作的努力,这些地区也出现了叛逆情绪。
  世界斯大林主义正在不断发展的危机,是促使苏联集团和资本主义国家青年激进化的有力因素。1956年以来克里姆林宫的威信和权威大大下降了。中苏冲突、古巴革命、越南革命、最后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所有这些都促使斯大林主义盘石般的一致趋于瓦解。“和平共处”、“议会道路”等理论的反革命内容,缺乏工人民主所引起的奇怪的畸形状况,特权官僚阶层的滥用职权,这些问题对于人数不断增多的激进青年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白了。
  在新的激进一代的心目中,社会民主主义同样遭到了唾弃。社会民主党人完完全全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维护者,对青年人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的青年组织,同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一样,几乎无例外地只是极少数积极成员或追随者的空架子。
  新的一代是在一系列胜利的推动下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国、阿尔及利亚、古巴和越南的革命,以及方兴未艾的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是他们得到鼓舞和进行仿效的主要集合点和源泉。新的一代也看到了挫折,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印尼事件感到痛苦和悲伤。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象第2次大战以前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战后西欧共产党领导人的背叛那种可怕和持久的大灾难,缺乏那种使人陷于麻木的经验。他们的大多数还太年轻,缺乏冷战最初几年的直接经验。许多人是由于古巴革命胜利的推动才开始走进政治生活的。
  工人国家具有叛逆倾向的青年,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权力和影响走向崩溃的时期长大的,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同有关反对官僚政治斗争的所有问题进行战斗。
  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的危机和工人阶级历史上不断更迭领导的危机。形成了学生激进化的基本政治发展,然而,这些情况还不足以说明当前学生运动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学生们一般已经注意到过去的侵略蹂躏行为,但对资本主义统治集团或苏联集团的官僚制度却不很注意。
  学生运动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政治影响的扩大,是来自教育领域的根本变化,这个根本变化是在“第3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学、工艺和工业发展的压力下发生的。这些方面的发展,要求有受过更高教育和技术上合格的人,他们具有革新、发展和操纵最复杂、最新式的生产工具或破坏工具的能力。
  这些经济条件,要求有数量更多的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对生产过程中的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是这样,对各种不同水平的工业和贸易方面的劳动力也是这样。更高的教育和文化标准,来自于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更大的“资本集约程度”。资历标准全面的稳步提高,大大改变了高等教育的性质和结构。过去的20年在一些更加发达的国家里,情况更是这样。
  脑力劳动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被用到生产过程中,非熟练的手工劳动的相对重要性在生产过程中却在不断减少,这种情况也造成了白领工人的日益无产阶级化。
  在全世界,在大多数国家中,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生团体的规模,正在爆炸性地扩展着。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最新数字,从1950年到1963——64年期间,全世界大学和专科学院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法国增加3.3倍,西德2.8倍,美国2..2倍,意大利1.3倍,中国6倍,捷克斯洛伐克3.2倍,苏联3倍,东德2.8倍,土耳其3.7倍,哥伦比亚3.5倍,印度2.2倍。在过去的15年中,中学生人数增长得比这还要快。
  这种急剧增长所引起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要来得多。一方面教育机构的改组进展不快,也不够彻底,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以及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专家们的需要。另一方面,从老的方法转到新的方法给大学强加的种种要求,引起学生团体和教职员很大不满。在学生中,由于大学的资本主义方式,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结构和职能以及专横的管理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越来越蔓延开来。这种不满引起了同学校管理人员和学校当局的对抗和尖锐冲突。大学经常陷入严重和持久的危机状态中,不对社会制度进行革命的改造,这种危机是不可能得到克服的。
  由于大学里“一代代”流传很迅速,这些冲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影响到一层又一层学生。学生们发现,大学往往不是为培训他们获得寻找工作所需要的技艺而设立,而是要按照大企业或官僚统治最粗鲁的要求来铸造他们。总之,大学不是授予现实社会的最基本真理的场所。它同当局串通一气,企图掩盖或歪曲这些真理,甚至进行捏造。现在常见的同大学当局、统治阶级或者是站在他们背后的官僚阶层的面对面的对抗中,学生们都提出了自由进行政治探讨以及管理大学的坚定的要求。
  激怒学生并使他们聚集起来采取行动的特殊问题(不管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所大学到另一所大学尽管很不相同,但是他们的运动在类型上却是惊人地相类似。造反学生发现他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当今的当权者,共同面对一场摊牌的斗争。
  1968年6月,贝尔格莱德大学采取静坐的方式占领校园,使南斯拉夫陷入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如同法国学生一个月以前在示威游行中所做的那样。西德、日本、巴基斯坦、埃及和加利福尼亚学生的示威游行,在政治上产生了有力的反响。过去20年,随着人数的增长,学生的情况在某些重要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大学生活的时间相可客观地延长了。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人把他们最多产和精力最充沛的年代花在大学里。许多家庭约束被抛到脑后,他们甚至不愿单纯为了谋生活而求得一项工作。他们比一般市民接触更多的知识,并有更多的时间来吸取和讨论这些知识的内容。
  (2)他们集中在各种教育机构和学校区域内,其集中程度超过了除了最大型的综合性工厂以外的生产人员。在全世界,绝大多数教育机构设立在主要的工业中心城市,那里也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争夺权力的决定性斗争展开的地方。
  (3)资本主义国家学生团体的组成,出身中产阶级的仍占多数,同时也有一些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成分(在美国它是很重要的成分)。
  (4)学生团体内部的社会差别和分成阶层的情况,已经不像20年或30年以前那样界线分明。大学学位已不再表示持有者可以自动地成为政府的官员、小企业家或是专门职业的成员。在拥有先进工艺的当前条件下,一个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变成为生产单位高工资的技术人员或熟练工人。他除了本身的资历较高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供出卖,也没有希望摆脱工资工人的基本状况。这种情况,促使他们倾向于同产业工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大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多地受到上述情况的影响,从而使更多的人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的命运同毕业以后放在他们面前的地位联系起来,而不是同自己的家庭出身联系在一起。
  (5)企业的所有主和组织者,为了企业的运转,更加依赖来自高等学校的有资历的人,因而对这些人的情绪、态度和政治方向也就更加关心了。
  (6)大学生同其余在中学、工厂和应征军队中的同辈人的联系比以前加强了,这样他们的激进化就成为对统治阶级更为严重的事情。不管阶级状况怎样,青年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共同的束缚,这是家长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标准强加给他们的。这种伦理标准甚至在那些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国家通常也很盛行。他们还受到同样的歧视性法令(在政治权利、征兵和社会限制等方面)的约束。这些因素,使青年一辈的各个阶层之间加强了联系。
  综合所有这些条件,使学生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具有引人注目的重大意义。他们的意见和行动给国家生活以很大的影响。
  在美国、日本、德国和苏联这样一些高度工业化的强国中,大学生活的新特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世界市场或军事斗争舞台上进行竞争的所有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些新特点及其带来的压力的影响。
  学生全面激进化的步伐,通过各种问题反映出来的激进化的途径以及激进化影响的深度等等,这些问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国家以及殖民地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巴黎和东京、墨西哥和巴西、埃及和巴基斯坦、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学生示威游行的激烈程度及其影响,都证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极为快速的世界电信交通网,国际旅行事业的高度发展,对于造成还在继续发展的这种普遍性有很大作用。一个地区的造反青年,很快就仿效其它地区的斗争方法,接过他们的口号,学习他们的斗争教训。对英雄人物(如切·格瓦拉)的普遍钦佩,从越南革命得到的共同鼓舞,这些是世界青年先锋的共性达到惊人程度的标志。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语言。
  在国际范围内,政治思想和经验的相互影响,这是理解当前学生激进化成为世界性现象的关键。(尽管这种激进化由于各国的不同特点而有所不同)。由于上面列举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以及我们时代爆炸性的特点,目前学生的激进化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持久的现象,它同今后的革命运动将会有持续不断的关系。
  

2. 激进学生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激进学生反映了各式各样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鄙弃莫斯科派的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
  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和阶级合作的行径,对这个事实负有责任:激进学生在提高政治认识时,却没有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帮助他们学习传统和革命政治的政治、组织准则。新的激进一代是从屏弃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义,并在行动上饶过它们而开始发展起来的。他们这样做,往往不是首先把自己看作是具有鲜明界限的另外一种派别,而是看成是环绕着某些特定问题联合行动的另一个政治先锋。
  造反学生在探索新的思想基础时,最初只是恢复一些早期的观念,这些观念还在社会主义和劳工历史的较早阶段,就被认为是不符合要求的,古巴领导人对实践的强调和对理论的忽视,助长了这种倾向。新的激进分子开始时对科学理论、对认真制订政治斗争纲领的轻视,为实用主义的权宜办法开了方便之门,它成了表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特许状,后来又成为冒险主义的辩护词。“参与民主”和分散化,取代了民主集中制,被当成了万灵丹。在这样的旗号下,一些不受拘束的小集团,往往用不民主的方式操纵了运动。他们用狂热的运动,“功绩的宣传”或“革命的风格”,去代替对革命力量进行耐心和持久的组织工作。
  激进学生运动经历了不同的组织阶段和形式,不过各个组织阶段和形式之间并不一定是依次相续的。当一个国家学生运动的发展,从“学生联合主义”阶段,经由无政府主义的“参与民主”阶段,到达学生运动被看作是由不同思想倾向组成的阶段时,所有这些不同的形式和阶段可能又在另一个国家以更高的程度重复着,或是同时并存着。
  许多学生激进派别,不认识或否认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先锋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作用。他们的这种立场,本质上是在思想领域拒绝里马克思主义,在组织领域里拒绝列宁主义。在斯大林主义这个关键问题上,许多人虽然由此而开始走上左的道路,但是,他们都不能解释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对列宁主义的历史的反动这个问题。
  许多激进学生的根本弱点——不稳定、极左主义以及缺乏组织能力等,其根源就在于这些思潮的社會性质。那些使他们不可能很快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的情况——比较闲散、缺乏工作纪律——使他们更难于理解建立永久性组织、指订长期战略和采取持之有恒的政治行动的必要。
  结果出现了这种荒谬的现象:大批年青人在他们的气质上和活动中转到了比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为左的立场上,但是,他们在理论武装和组织观念上却很不足。
  例如,西方新激进分子中,有一批人从赖特·米尔斯、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其它一些人的观点中受到鼓舞,这些人怀疑工人阶级在改变社会中的主要历史作用,否认工人阶级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出的那种革命能力。
  他们不信任产业工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把20年来的相对沉寂看成是工人阶级结构上的永恒特性。在工人国家,他们认为工人不能打垮顽固的官僚统治。在殖民地世界,他们认为工人同贫苦的农民相比,只是拥有某些特权的阶层,并由此得出工人阶级不能领导革命斗争的结论。
  他们把工人运动同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以及工会官僚机构等同起来。他们起初认为,战后只有在农民仍然占优势的殖民地世界,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总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引起许多青年去探索集体的政治解决办法,也促使通常被称为“希比”(“颓废派”)或“比尼克”(“垮掉的一代”)的一些人,去寻求一个在不推翻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保持个人自由的个人手段。其中有些人陷入了乌托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通过爱和无私而得到改造。这种小资产阶级逃避现实和个人放纵的倾向,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探索,在政治上表现为在许多国家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但是,激进学生的政治认识并没有止步不前。过去两年,激进学生的政治认识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各个流派被正在进行争论的各种思想派别吸引住了,通过激烈的内部辩论,有时通过严重的派别活动,开始了重新组合。毛主义、自发主义、新无政府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卡斯特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全都赢得了一批信徒,并且给活动分子以及他们的组织刻上了各自的标记。
  新的激进分子,往往想把工人阶级中各种不同政治潮流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因素结合起来。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事件的进展和斗争经验却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定并进一步澄清自己的立场。这样,基本上反映世界劳工运动不同潮流的各种政治倾向出现了。青年激进化,是从同斯大林主义莫斯科一翼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分离中兴起的。但是,由于缺少他们可以从中学到主要阶级斗争传统的群众组织,由于学生的先锋作用受到限制而遭受挫折,极左主义便成为学生运动的最大危险。同各种不同敌对派别进行斗争,展开系统的辩论,这是把最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所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新的激进分子以及他们的组织中常见的这种种弱点,无论怎样也不会超过他们的长处:
  (1)总的看来,国内国际的政治吸引着激进的青年一代。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他们对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动员往往不熟悉,许多人是通过独立的有批判的思考而得出革命的结论的,依靠他们自己对重大和复杂的问题找出答案的。
  (2)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青年组织(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社会活动、体育比赛、啦啦队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革命的青年组织,由于发起和参加了环绕当前争论最热烈的政治问题的战斗活动,由于它们的政治纲领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它们对理论的严肃态度,吸引了激进青年的优秀分子参加到这些组织中去。
  (3)尤其重要的是,成为当代青年激进主义的特征的,是一种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复活,也就是具有同斯大林主义运动的狭隘的官僚民族主义完全对立的那种团结。这种发展的最大动力是来自越南和古巴的革命。越南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有助于形成一个支持他们的世界性的努力。古巴人,用他们自己的行动所作出的榜样,以切·格瓦拉“2个、3个和许多个越南”的号召以及保卫革命,免受帝国主义进攻的最好办法是把革命扩展到其他国家的坚定主张,为这个复活作出了贡献。
  新的激进一代懂得,他们面对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他们早就从反帝斗争中(古巴、越南)吸取了一系列共同的政治经验。由于当代世界交通和旅行的便利,国际性的运动也比较容易连接起来,并使联合行动变得更加有效。
  (4)学生激进化的最有希望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反对权威的倾向,它对传统的蔑视以及它对那些被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旧时代的种种规范、法令、惯例的挑战和怀疑。在对那些由老一辈人遗留下来的问题寻求答案时,新的一代喜欢接受的正是那些被认为是异端的、禁忌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国家、学校、父母、教堂、雇主或官僚机构所反对的,也就是这些造反者所欢迎的。
  (5)许多激进青年,对国内、国际政治,正在朝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摸索前进。撇开那些不认真学习和经验,仅仅出于偏见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人不谈,他们中大多数人正在透过资产阶级代理人和一些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所散布的谎言的迷雾,用一种混乱的、试验的方式,努力寻找他们前进的道路。
  他们可能一时转向毛主义、新无政府主义或极左主义的死胡同里去,但是他们正在慢慢地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并且学会把它应用到当前的现实中去。
  作为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形式替代物的新激进化运动的这些特点及其发展,对于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具有关键意义。青年中这股具有这些政治上长处的广大潮流的存在,使得环绕特定问题的斗争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有了可能,并且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正是青年中这些政治上的长处,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机会,新的一代中大批人争取到革命马克思主义青年组织中来,把他们中的最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政党中来。

3. “红色大学”的战略



  在激进学生中,环绕着确定方针这个中心问题,正在热烈地开展辩论。学生斗争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学生运动同工人群众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更加广泛的斗争的关系怎样?革命先锋在学生运动中应该提出怎样的纲领?
  改良主义派别认为,学生首先应该关心那些局限于大学本身的问题——考试成绩、课程、教育质量、生活条件、纯属校内的政治问题等。他们把环绕这些问题所开展的斗争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割裂开来。他们把这种有限的斗争同政治化了的学生关心世界最大的问题(如越南战争)的倾向对立起来。
  与此相反的是极左分子。他们的战略,往往是把学生团体的精力整个地从学校转出去,使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离开校园,到工厂去或深入“社会”,到处分发传单,宣传革命的必要。毛主义者把这概括到“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里面。
  这两种方针都是片面的和无益的,都应予以屏弃。革命青年先锋,为了有效地开展斗争,就必须提出这样一个纲领:斗争目标超越学校范围,同时又把学校的斗争包括在内;把学生的要求同国内的和国际阶级斗争更广泛的要求结合起来,向学生说明他们本身的要求怎样同这些更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这些要求不仅是这些斗争的一个不可分的部分,而且有助于推动这些斗争的向前发展。革命青年提出的纲领必须把长期奋斗目标同学校斗争中一个革命者应做的日常工作结合在一起。革命青年提出的纲领是这样一个纲领:它环绕着世界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和学生本身的要求,把学生动员起来,投入斗争。
  学生的成分不是单一的。他们出身于不同的阶级,这些阶级的利益有很大分歧,政治上的地位也各不相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大学里的——或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里的学生所具有的共同地位。
  许多政治上先进的学生,在他们环绕着不同问题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懂得了掌握教育和教育机构的必要,而且认识到只有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这个目标才能完全实现。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怎样规定他们的目标,使得它同当前社会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怎样把对现行的教育状况的斗争同彻底改造社会这个令人向往的目标连接起来?他们不明白怎样把学生的斗争同反对资本主义总的斗争协调起来。这就是他们遭受挫折和寻求革命捷径的原因,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的产生。
  在1968年6月大批学生在南斯拉夫掀起抗议浪潮期间,贝尔格莱德的学生提出”为争取一个红色大学而斗争“的号召来概括他们的要求。这个公式十分切合他们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说,南斯拉夫被认为有一个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但是事实上南斯拉夫的教育制度却是适应居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的利益的。因此,南斯拉夫学生所面对的问题,同资本主义国家学生所面对的问题十分相似。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要求把南斯拉夫教育制度改造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使官僚主义化的大学让位于红色大学。
  这个思想也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学生所倡导,并使之适合于他们各自的情况。
  “为争取一个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大学——为争取一个红色大学而斗争!”激进学生试图用这个基本方针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学生应得到怎样一个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由谁来掌握教育设施?教育制度应该为那些社会阶层服务?”
  红色大学的概念意味着,应该把大学从一个生产机器人的工厂,改造成为一个组织反资本主义活动的中心,一座革命者教育的发电厂,一个动员青年投入彻底改造社会的斗争的活动舞台。
  红色大学的概念,从它在学校出现到今天,比起那些只限于学生管理大学、目标比较狭窄的口号,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为实现自治和自己管理自己而进行斗争,这只不过是一个完整的纲领的一个方面而已,这个纲领旨在帮助学生了解资本主义统治下大学的作用,教育他们懂得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必要,引导他们参加这场把这一代人中最广泛阶层投入到为实现这场革命所进行的斗争的运动中去。
  红色大学这个概念,还包括反对讲授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内,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它各个领域内,在“教育”的名义下传播着。革命的学生应该懂得,必须同资本主义大学及其通常是亲资本主义的教职员(有着不同的理论和思想水平)的声望和权威相对抗。他们必须同把知识和知识的获得变为神秘莫测的行为作斗争,同认为高等教育只为少数经过挑选、才学很高的人而设立,而工人群众是难以接受和理解的观念作斗争。
  把大学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红色大学,是同那种把大学看成是少数特权人物专有的禁地,应该同社会其余部分的社会政治的争论隔绝开来的自由主义观点正相对立的。大学教育必须能为被剥削者、贫穷的人和受压迫者所用。学生和教职员应该拥有邀请他们所中意的任何人就他们所愿听的任何题目进行讲学的绝对权利。他们应有同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党,同少数民族,同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自由,这种接触正是他们知识和觉悟的一个源泉。
  把资本主义大学改造成为红色大学的战略,在被压迫少数民族中,得到了特殊的应用。被压迫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每一次强有力的运动,在某个阶段都感觉到有建立一个或几个高等教育中心的必要。在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时代,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大学是适应被压迫民族的特殊要求,作为一个以某种最能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限制,给斗争以国际主义的前景的方式发展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象征和媒介而建立起来的。为了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必须为建立、扩大和改进这样的机构(它们是在民族主义者控制下的)而斗争。
  在比利时,争取在弗兰德斯,特别是在罗文建立佛来米大学的要求,在讲佛来米语的人口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环绕这个问题所开展的斗争甚至迫使比利时的一个内阁倒台。
  在美国,由于黑人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美国黑人中的一个日益增长的强大力量,红色大学的概念就以不同的口号表现出来,这个口号是:“为争取一个黑人的大学而斗争!”
  黑人学生坚持要求黑人要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在独立的、能够学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教育机构中,有支配课程、财务和教授的权力;设立美国黑人有特殊兴趣的课程;大学向“第三世界”的学生开放等等,这些要求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和中学内引起了斗争。旨在使学校当局在这些问题上作出让步的种种活动,得到有黑人和白人学生和教职员参加的直接行动的支持,招惹了白人优越主义的统治者下决心加紧对他们的教育工厂的控制。他们所作的这些努力,也促使许多学生了解黑人民族主义的革命含意,了解到资产阶级将会怎样彻底地反对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
  争取“红色大学”的号召,同它最初出现时的情况一样,在苏联集团的学生斗争中,同样得到了运用。工人国家中的大学,已经成为反对官僚主义统治,表达人民不满情绪的主要中心。在最近的斗争中,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把那些不仅反映他们本身的特殊问题,而且反映整个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所面对的问题的种种具体要求提出来了。在这些具体要求中,突出的有争取政治自由、要求工人管理生产以及结束社会不平等现象等。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红色大学”的概念能够很容易地同激进主义的传统和实现、保卫大学的自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在那里,在为实现革命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中,学生正在扮演着头等重要的角色,如同他们过去经常起过的作用一样。他们开展了种种活动,这些活动很快就使他们同反民主的制度相对抗,这把他们迅速卷到校外的许多问题中去,引导他们到工人、农民和其它被压迫人民中去争取支持。
  在墨西哥、巴西、玻利维亚、巴基斯坦、印度、埃及、马里、土耳其以及其它许多相似的国家,激进学生进行的斗争表明了这种类型的斗争是多么普遍。

4. 一个民主的和过渡性的纲领



  大学和中学越来越具有重要性,这是因为“牵涉到的人数相当多;他们的斗争情绪;他们自己发动的实际斗争;他们所在的地方是集中了最大的革命潜力的大城市;他们同工人、农民和贫困阶层的联系以及他们容易把校内紧急问题以外的问题包括进去等等。除了这些以外,经验也一再表明,作为教育和发展激进青年的锻炼场所和革命政党补充新鲜血液的来源,大学和中学是多么有价值。
  在许多主要国家,学生战士组织了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国际性运动。这个运动提供了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范例,说明一个正确的政策能够为斗争开辟广大的可能性。为了开展这个团结一致的运动,大学之间的国际联系得到了利用。环绕着这个关键问题,通过宣传鼓动和各种活动,促进了千千万万学生的政治化和激进化。为了支持越南革命,需要组织大批学生参加示威游行,这就经常提出学生使用大学设备的权利问题,从而就触犯了当局,引起学生与学校当局的冲突。这些对抗,每次都动员了更多的学生起来保卫他们的民主权利和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斗争。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奠基性文件——《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所列述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在学生斗争中得到了明显的证实。目前需要做的,是把这些政治主张更有计划地、更彻底地付诸实行,拟订出适合于当前学生斗争的民主的和过渡性的要求。
  不能把学生斗争同整个世界阶级斗争中的政治问题割裂开来,或把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实现红色大学的斗争,同建立一个与“红色”的列宁主义党有着紧密联系的“红色”青年组织的工作割裂开来,同样地,要把从学生斗争中产生的反映民主和过渡性要求的纲领,同上述奠基性文件所列述的和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过渡性纲领的其余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反映学生运动要求的纲领,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这个文件所列述的总纲领的具体运用。
  第四国际的最终目标,是把学生斗争同工人和少数民族目前阶段的斗争联系起来,引导他们走向争取政权的联合斗争的道路,把所有反对资本主义或官僚主义制度的力量都投入到斗争中来。
  从当前学生思想水平和发展情况出发,这些要求表达了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和不满情绪,引导他们采取最有效的方式反对现存制度和当局——它们正遭到学生的攻击。环绕这样的口号所作的动员,一定能使青年战士懂得整个过渡性纲领的正确,也能理解根本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这些民主权利是在差不多两个世纪以前就规定下来的),当前许多学生斗争往往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开始。但是,他们很快就超过这个水平,走出学校,越出争取民主自由的范畴(这种民主自由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最革命阶级孕育发展起来的),把斗争扩展到经济领域,并且提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得到解决的问题。对这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明确的理解,就有可能提出一系列相互连贯的口号,这些口号可以根据各种不同情况随时加以调整。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在战斗队伍中产生、合乎斗争需要的口号。
  下面列举的一系列指导学生行动的建议,是把实现自由教育和争取一个较好生活水平的要求结合了起来——对于这些要求,每一个人都拥有享受的民主权利,但是只有在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局限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1)大学教育要向愿进大学的一切人开门,大学的全部费用应由政府负担。
  (2)自由大学不受年龄限制,在校学习年限不受限制,从学校出来后仍可重新进校学习,包括研究生学习在内。
  (3)为学生提供较好的居住条件。
  (4)对所有学生提供薪给,每年的薪给要够用,并根据通货膨胀的情况自动增加。
  (5)保证毕业后有职业。
  在学生为管理教育而进行的斗争中,下列各项“学生权力”的要求,应在不同程度上向国际上各种不同的的大学提出:
  (1)废除由政府控制的学生组织,承认学生有组织起来并按照自由选择的原则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
  (2)教职员和行政人员的聘请和解雇,由学生和教职员实行联合管理。
  (3)由学生民主决定开什么课程。
  (4)废除教授和管理人员专横处罚学生的权力。
  (5)学生和教授有政治交往的自由。
  (6)有权利利用大学设备来促进同工人、农民、被压迫少数民族和贫苦群众组织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教育和文化活动。、
  在争取学校内实行政治自由的斗争中,下面的口号已成为当前重大斗争的中心问题。
  (1)实行大学自治,大学自治神圣不可侵犯。
  (2)废除一切侵犯公民自由的法律。结束政治迫害。
  (3)严禁警察和其它所有镇压力量进入大学。
  (4)解除一切应对迫害学生、工人、少数民族、政治反对派负责的政府官员的职务。
  (5)解散特别警察和秘密政治警察。
  (6)释放一切政治犯。
  (7)废除对出版、广播、电视、艺术和科学的检查,不论是正式规定的或“自愿”的。
  (8)争取出版、结社、言论、集会、请愿、旅行的自由和参加示威游行的权利。
   正如美国的黑人解放斗争所深刻地表明那样,在学生斗争直接涉及少数民族时,争取少数民族的权利的斗争尖锐地和明显地提到了显著的地位。这类事件的绝大部分往往是由于侵犯民主权利,或为获得这种权利的斗争所引起。这不仅限于大学,而且扩展到包括初级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体系。结果,这个领域的斗争,会立即影响到整个被压迫少数民族社会,其影响程度要比對白人民族来得大。在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问题更容易被看成是有关少数民族前途的更为广泛的问题。正由于此,学生的斗争在少数民族的社会中所起的催化作用,特别值得注意。
  在这个领域内的口号,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承认被压迫少数民族有管理他们自己的公共事务(包括从幼儿园开始的教育在内)的权利。
  (2)学生中一切制订和实施政策方针的团体都应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
  (3)反对种族主义和大民族沙文主义。在一切学校中,要忠实地讲述被压迫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内容由被压迫少数民族选出的教育委员会定期修订。
  (4)承认少数民族有在教育体系中使用自己语言的绝对权利。
  (5)政府应为被压迫少数民族研究生的学习不受限定地提供资金。
  (6)在少数民族管理下,设立拥有适当资金的、独立的、相当于大学水平的教育机构。
  同学生有关的一个特殊问题是学校管理当局同大公司和政府间的关系。对于大企业和军队来说,大学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场所。与此有关的是,大学在“公众利益”名义下承担的极为令人怀疑的研究项目中所起的作用。与反战运动有关的重要的斗争都是在这个领域里发动的。在这里,这种联系是很自然的。下面是这个斗争的代表性的口号。
  (1)结束大学同军方的联系。
  (2)废除大学承担政府的秘密研究项目。
  (3)取缔御用学生组织的秘密破坏活动。
  (4)公布大学及其一切董事、评审委员和管理人员的所有投资、持股和合同的一切情况,揭露大学负责人员同大企业之间的联系。
  (5)废除对大企业特别有利的研究项目。
  (6)大公司不得在学校补充人员。
  (7)降低参加选举和担任公职的年龄。大学生已经成熟得可以参加作战、选举,参加决定公共事务了。
  为了反对殖民地革命,反对工人国家和便于在国内进行镇压,资本主义国家要永久保持大批武装力量,这种情况使下列一些主要要求对青年学生以及青年工人和少数民族中的青年都具有重要意义:
  (1)保卫一切应征入伍的青年的民主权利。不得限制士兵充分行使公民权。
  (2)废除资本主义的征兵制。
  在遭受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如西班牙、南非和其它地方,大学作为有组织的反抗的潜在中心,一再表现出它的重要性,西班牙的经验现在特别宝贵,它使人们知道,学生怎样作出努力去打破政府操纵的学生组织的支配,怎样象工人那样沿着独立的路线组织起来,并且实现同工人的结合。
  在这里,学校的斗争集中到一个广泛的要求上:“争取大学自治”。
  早已指出,这个斗争很容易通过一些特定的口号简单扼要地表现出来,这些口号同大学校园以外的斗争口号结合起来,并且同有关工人、农民和城市贫苦群众的更为广泛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大多数工人国家,情况与此很相似。在这里,学生的斗争自然地遵循着这个方针:指出官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宣传之间的矛盾,指出缺乏任何类似社会主义民主的东西,而这却是列宁所主张的,并在《国家与革命》中加以阐明了的。象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本身所表明的,这些国家学生斗争的要求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由讨论哲学、文化和科学问题。有发表批评性见解的权利。
  (2)自由讨论历史问题。让真理说话。
  (3)自由讨论现实政治问题。
  (4)废除检查制度。
  (5)争取结社和游行示威的权利。
  (6)不准进行政治迫害。允许公众,包括外国观察家,出席一切审判。
  (7)自由旅行,不得限制派遣代表访问其它国家的青年组织或邀请其它国家代表来访问。
  (8)取消社会的不平等,取消官僚特权。
  (9)恢复革命的国际主义。
  (10)同其它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
  青年激进化不仅局限于学院和大学。它广泛地渗透到中学,在某些地方甚至渗进到了小学高年级。在许多国家,中学生在反对越南战争的动员中成千上万地觉醒过来,成为最热情的、精力充沛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支持者。在法国1968年5、6月期间和那以后,组织在“中学生行动委员会”中的中学生,在行动中起了主要作用。
  每一个革命的青年组织发展到某一阶段,它能否组织、领导并赢得中学青年中决定性部分的支持,便成了关键性的考验。革命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必须带头把中学生青年组织起来,同他们一起,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而共同斗争,并设法把他们的活动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其它部分配合起来。这些年轻的活动分子,由于预定要进入高一级的院校学习或大批地走向工厂,他们必将在这两个斗争舞台上,成为激发斗争精神和社会主义意识的促进因素。
  提出这些口号和目标,为这些口号和目标而奋斗,并利用一切机会加以实现,需要一个政治上高度觉醒和策略上十分灵活的马列主义领导。它既不陷于顺从学生状况的机会主义也不跃入极左的宗派主义的泥坑。

5. 革命的青年组织和党



  当前学生激进化的发展,为第四国际各国党扩大影响,扩大党的组织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千千万万的激进青年已经不再受斯大林主义有害宣传的恐吓,他们早就毫不掩饰地表示要倾听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数以万计的激进青年早就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大部分纲领。他们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厌恶,就有可能在新激进分子的决定性部分中,使真正的革命的抉择占了上风。他们中的可靠成员能够很快地补充到第四国际的队伍中来。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通过同第四国际各个支部有着兄弟般的联系但又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青年组织,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青年工作能够最有效地开展起来。
  在不同的国家,托洛茨基主义派的力量各不相同,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要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来实现建设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青年组织这个目标——包括参加到其它的青年组织中去。但是,所有这些活动都应被视为是朝着建设这样一个组织所采取的策略步骤。
  值得指出的是,对现今学生运动和正在发展中的世界形势进行社会的和政治的分析,表明建立这样一个独立的革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是有客观基础的。
  独立的青年组织能够吸引正在激进化的青年,这些青年虽然还没有决定参加任何左翼政党,还没有献身于布尔什维克的事业而成为毕生的革命者,但是他们自愿并有决心同革命政党及其成员一起参加到各种政治活动的广泛行列中去。这样的组织可以以自己的名义领导各种活动,在学生运动中发挥其积极性。在选拔党的干部方面,它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培训和考察干部的场所,并使他们更容易获得从事重大的革命活动所必需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经验和训练。作为革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激进青年能够自己决定政策,自己组织活动,也允许他们自己犯错误,自己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他们的组织形式,对于革命政党本身也有很多好处。它为党队伍的补充提供了一个后备基地。它有助于使党不致成为一个青年组织,不致于把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在纪律方面,政治成熟程度方面和理论水平方面的标准,降低到一个要求较低、适合于青年的组织的水平上去。

6. 第四国际在青年中的任务



  对青年的激进化的发展状况所作的这一分析,指出了3个相互联系的任务:
  (1)在意识形态和行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对激进青年的领导权。
  (2)建立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组织。
  (3)在青年中选拔新的干部,用新鲜血液充实第四国际各支部的领导。
  在激进化运动中,托洛茨基主义青年较之其他倾向的青年更有可能领导真正的力量投入行动。在某些国家,他们早就证明有能力发动和领导一大部分具有重要意义的运动。保卫越南革命的世界规模的运动就是一个例证。另一个例子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在法国历史性的1968年5、6月那些日子里所起作用。第3个例子是第四国际在墨西哥学生“全国罢课理事会”领导的运动中的思想影响。
  不管这些斗争有怎样的缺陷,如果不充分大胆地加入正在进行的斗争行列,任何倾向都不能指望在激进青年中生根,并对他们实现政治领导。从某种程度来说,青年运动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取得进步,而缺乏运动,可谴责为要使青年运动长期陷于分裂和一事无成。托洛茨基主义青年应该在实践中作出榜样,如同在理论概念和政治表现方面作出榜样一样。
  不管怎样,青年这支队伍,是充满着积极性、旺盛的斗争意志和献身精神的。在新的一代中,最欠缺的是理论素养、政治远见和一条指导斗争的正确路线。这对革命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将在扩大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影响的过程中得到实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要依靠它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全面和正确的纲领以及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忠诚来战胜它的对手。它的这些特点,也同样是激进化青年一个主要的吸引力。
  在向共同参加斗争的青年传播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同时,第四国际必须谋求建立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组织,这个组织将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原有方法、原理和立场来系统地教育自己的成员和支持者。如果忽视了教育工作的组织上的保证,在青年中开展活动的一切效果就会受到损害。
  青年工作本身并不是目的。青年工作的卓有成效会推动革命政党的建立和加强,使它能领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第四国际各个支部力量仍然太小,还不能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并在他们自己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进行决定性的争取政权的斗争。他们的工作还只是一种准备性质的、主要是宣传性质的(包括有限的行动)。
  他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和教育大多数激进青年,以便把他们武装起来,完成取得对工人群众中的革命分子的领导这项更大的任务。为了在这方面有效地发挥作用,青年中新鲜血液必须十分熟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观念及其建设政治上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的方法。在火热的斗争中建设这样的政党,是克服领导危机——这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唯一方法。
  全世界的政府当局,不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工人国家或是殖民地世界,日益关心青年中的动荡不安,这些青年正变得越来越难于驾驭。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正在成长的一代,早就显示出他们是激进活动的一支巨大的潜在力量,表现了他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
  谁能成功地取得造反青年中最有才华的、忠实的活动分子的信任,谁就掌握了未来的关键。因为,在20世纪的以后年代里,他们在创造历史和决定人类命运方面将起主要作用。
  许多国家的造反学生早就表现了同现政权对抗的主动精神,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其它方面的斗争。青年工人在粉碎官僚机器对工会控制的斗争中必将站到运动的最前列,他们将以其斗争精神以及对政治斗争的关心,为老一代工人树立榜样。
  第四国际对它当前的中心任务——争取和同化造反青年中的最优秀分子——不能掉以轻心。在许多国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当前最重要的是发展这些成就,这就要求各个支部所属的青年组织在诸如反对和保卫运动以及为国际性运动打开新的局面等方面更好地协调运动,紧密合作。
  我们的目的是要使第四国际成为要求推进世界革命的青年的公认的喉舌、组织者和领袖。

译自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9年7、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