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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前夕，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

第四国际纲领性宣言（1992）
杜畏之 译

I. 利害攸关
　· 1. 在扩大中的危险
　· 2. 没有软着陆的方法来脱离萧条
　· 3. 灾难已在第三世界出现
　· 4.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危机
　· 5.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排除市场的统治
　· 6. 工资劳动仍是异化劳动

II. 必须克服的障碍
　· 7. 社会主义的可信性危机
　· 8. 消费者社会及私有化
　· 9. “反主流文化”的衰落
　· 10. 工人阶级领导危机的新阶段及其客观根源

III. 目标：全盘解放
　· 11. 总目标
　· 12.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设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 13. 无产阶级及其盟友与“新社会运动”
　· 14. 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
　· 15. 争取男女同性恋者权利的斗争
　· 16. 没有社会主义便没有有效的挽救环境的斗争
　· 17. 反对压迫民族的斗争
　· 18. 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
　· 19. 恢复争取国际主义的斗争
　· 20. 恢复希望，为幸福和每个人的尊严权利而战斗
　· 21. 我们是革命者！
　· 22. 争取新的群众革命政党，争取一个革命的群众国际



　　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现有的知识和生产能力，足够满足我们整个星球的基本的物质、社会和文化需要。但是，甚至在最富裕的国家，饥饿和无家可归者都在增加。千百万人由于受到可医治的疾病、工业意外、污染的影响而成为残废或死亡。由于在很多穷国发生的杀害女婴、对妇女的忽略医护、超时工作和其它形式的歧视，估计有1亿妇女从全球现今人口中消失。
　　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在1960年，全球人口最富有的20％与最穷的20％之间的差距是60倍。在1990年，这个差距是150倍。
　　尤有甚者，自我毁灭的威胁──来自积存的核子和生物武器或对生态环境的毒害──笼罩在人类头上。尽管不断有反对和斗争反抗压迫──在世界三个部份（帝国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和东方国家）以不同方式进行──然而，所有这些祸害的根源──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似乎比过去几十年更为强大稳固。它广泛宣称在意识形态上“战胜了社会主义”──将苏联和东欧的官僚垄断社会错误地等同为社会主义。
　　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在群众眼中作为一个国际前景的可信性的危机──这个危机至少从80年代初期已在发展。它是群众醒觉到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民粹式民族主义都全部证明是破产的结果。
　　官僚独裁崩溃，却没有伴随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个特殊的发展方式，有力地加强这个可信性危机。危机转过来又给人民群众抗议运动加上割裂、不连接的性质，阻塞了紧急的人类存亡问题的任何眼前解决方法。
　　归根究底，只有当人类工作的异化性质能决定性地被克服，只有当绝大多数男人和女人成为生产、消费和社区的主宰者，威胁人类存亡的危险才能解除。
　　为了这个目的，人们必须赢得能够有意识地、自由地和民主地决定这个目的的权力。这正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和一个更优越的文化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I. 利害攸关



　　1. 在扩大中的危机


　　虽然有核裁军协议，但军备竞赛仍在进行着。积存下来的武器最后会被使用，带来严重的后果。自从1945年以来，已经发生过超过100次所谓局部战争，造成超过2000万人死亡。帝国主义1991年对伊拉克的血腥侵略就显示了军备竞赛的致命后果。巨大的军事储备，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的发展，还有核电站的扩散，即使在传统的战争中也会转化为众多的核灾难──这些都能在肉体上消灭全人类。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热带和温带雨林的毁灭、海洋、河流及水库的毒化、空气污染、表面泥土不断流失、生物种类大规模灭绝（正在以快过自然规律一千倍的速度消失）、城市窒息、郊外退化──这些威胁综合起来，危害着人类的生存基础。
　　饥荒日益威胁着不少民族。这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力不够，而是因为太高了，以致不能保证最富的国家获得足够的利润。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正拿出补贴，有系统减少农田，“为了维持价格”。但是冒着一种风险，假如连续来几个歉收年，人类的全部粮食储备将会用光。
　　从70年代初开始的长期的国际经济萧条时期，对于几乎整个第三世界的人民的生活条件是灾难性的。根据联合国一份正式报告，用一个很保守的定义，全球目前也有10亿贫民。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截至今天为止，是靠工人们类十年斗争所赢得的社会保障及工人阶级力量，限制了这个危机的影响。但是失业却大大增加了。今天在最富有的国家中，失业者已增加到4000万，相比在70年代之初，有1000万人失业。数以百万计的“新贫民”，约占全人口的10％到35％，随各国的情况而异。
　　临时工增多，不稳定也加剧，社会上的不安全和困难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走向国家政治之强化，压缩政治自由（特别是压缩工会的权利），又表现为种族主义及仇外思想之增长，对妇女及同性恋者权利的攻击，及新法西斯极右势力的复活。在全世界已经有60多个国家有系统地采用酷刑及国家恐怖主义，其中也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
　　在“第三世界”，反抗压迫（包括绑架和失踪）的斗争，在今天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加添意义。这是在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150年之后，但全球有100万人再次成为奴隶。
　　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不会让自己被动地拖向灾难，这些灾难正威胁着他们的未来，甚至威胁他们的生存。在最近几年中，成百万的男男女女参加反战、反核、反军国主义的运动，要求保护环境，保卫堕胎权，要求被压迫民族的自决，反对种族主义，反对贫困和失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饥饥，反对“第三世界”的债务折磨，反对官僚的特权和独裁。
　　这指向一条走出危机的道路，以维护社会解放的可能性，以履行人权的解放理想。这里所包含的不仅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含社会权利：劳动权，享受良好生活水平的权利，尊严，以及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的权利。
　　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及官僚主义的独裁都不能应付这个挑战。一个能解决文明危机的国际社会主义方案，是要基于推翻这些制度。它的可能性，是来自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者的战斗和创造潜力。
　　说甚么忍耐的牺牲及合理的改良就能排除这些危机，那是致命的幻想。改良主义的说教向来就没有阻止过危机，没有避免过战争，也没有控制过社会爆炸。它将来也不能做到。退让总是证明比斗争付出更多得多的代价。


　　2. 没有软着陆的方法来脱离萧条


　　有些人因战后的繁荣而陶醉，把他们的全部信心都放在以和平的资本主义来保证社会公义、充份就业和实际工资的不断提高。现在，他们的幻想都破灭了。有些人相信，只要被剥削的人有更多的忍耐和作更多的牺牲，便能逐步走出萧条；他们不懂得，威胁我们的灾难和普遍化的市场经济之间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恶性的竞争，不管对整个社会产生甚么影响；无休止地追求短期利润和积聚私人财富，不考虑这种疯狂的竞赛要付出多少人类的代价，也不考虑对大自然产生多少无可补救的损害；还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行为与侵略行为之扩展；还有普遍化的利己主义、贪欲及贪污，还有弱肉强食法则，“把最弱者推向绝境”！
　　七十年代初所开始的长期萧条，就是这个残酷逻辑的后果。当然也不能排除经济回升的阶段。但是这种回升却意味着，日益把这个萧条的代价转嫁给“第三世界”及帝国主义国家中最穷苦的人。即使在最富有的国家中，他们也不能减少失业。长期的萧条，对于穷人，对于住在垃圾堆上的人，已经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恶梦。
　　尽管战后数十年的衰退没有以前50年的衰退那么猛烈，但自从70年代以来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成功地克服这个难题：或者是通货膨胀加剧，或者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加剧。类似1931年的新的银行金融崩溃，即使仍然不大可能，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由于技术发展屈从于竞争和利润的狂想上，或屈从于官僚们的不负责任上，把我们引向灾难，而不是由于技术或科学本身有甚么“不可控制的任性”，把我们引向灾难。科学屈从于短期利润追求的狭隘命令上，引起一种本身具有危险性的技术的增长。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基于个别资本家、企业、地区等的利害关系而作出的决定，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带来完全不合理和毁灭性的后果。
　　人类并不是需要更少的科学进步，尽管不能幻想它们会自动带来益处。人类需要更多的科学，但必须与长期社会利益相协调；需要更多的技术，但必须屈从于生产者的集体理智和道德──意味着全人类解放和互助的目标。我们也不是要返回到蒙昧主义的迷信和神话。
　　为争取全世界人权而战斗，是这个战斗的核心。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主导原则是尊重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和利润的优先地位，就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充份地完全享受到基本的民主和社会权利。工人运动必须变成民主自由之最坚决的拥护者。把争取民权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但只有把这同一原则应用在自己的队伍中，必须在自己掌权的国家中拒绝接受对这些权利的侵犯，这样，才能赢得信任和威信。
　　强大的利益集团反对普遍裁军，反对制止空中、海上和陆地的污染，反对终止饥饿、贫困和对每日生活的绝望忧虑，反对克服日益增加着的致命毒药，如酒精和各种毒品。
　　想象能有一个不存在生产过剩危机（1825年以来已有22次）的资本主义，这是幻想。这等于是要资本主义生产的货品超过它能有利润地出售的限度，而不是超过人类能使用的限度。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是对人类的最大侮辱，使数以10亿计的人的最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想象资本主义能没有失业、没有贫穷、没有对妇女、青年人、老年人、移民及少数民族的歧视，没有种族的歧视，没有种族主义及仇外思想，这也是幻想，这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它们在以往未能避免，在明天也是无法避免的。生产力更趋国际化，牵涉资本国际化的倾向。它尤其意味着人类面对的主要问题越来越全球化，现在只能透过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在全球范围内解决。
　　但是，尽管帝国主义在国际政治上有广泛而临时的霸权，但它没有能力控制这个国际化。帝国主义之间的互相竞争，由于萧条而变得更厉害，加上现存民族国家的架构的束缚，和全球人民重要部份的挑战，令帝国主义今天不能像以往法西斯主义那样将本国人民击败。
　　但我们仍见到强大国家政权的发展，为一个种族主义和前法西斯的文化散播种子。在这些现实面前，视而不见是不行的。拒绝清楚地看到当前的危险和谁要负责，正和对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广岛轰炸视而不见一样，是不负责任和怯懦的。


　　3. 灾难已在第三世界出现


　　在全球绝大部份人口生活的各个附属国中，野蛮主义正在横行。在评判资本主义时，不能只看世界人口中极少数人的生活条件（如最富国家中的中产阶级及最高薪的工人）。
　　在过去十年，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都灾难性地降低了，几乎无一例外，导致非人的生活状况。绝对的贫困化往往超过1930年代，而维持生活的农业所起的缓冲作用越来越少。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下降了约50％。在最穷的国家，一半人口的卡洛里水平接近1940年代纳粹集中营内的水平。地方性的失业达到有能力工作人口的40.5％。
　　在这些国家，每年有1500万儿童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及医疗、药物缺乏。每5年，这个不声不响的杀戮就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数，包括了各个战场及广岛的大屠杀。自1945年以来，儿童的死亡数已等于好几次世界大战。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人命账单。就全世界来看，有足够的钱来养活这些儿童，给他们治病，提供房子和教育，只要不把这些钱浪费在军火上，和把这些钱重新分配，以救济那些最需要救济的人，而不是由那些唯利是图的人控制。
　　现在是有计划地把污染从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出口到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已变成了危险的、不可回收的工业废料的廉价垃圾堆。沙漠化在扩展，热带雨林在迅速地遭到破坏，特别有害于环境的工业被转移到第三世界各国。这将迅速地造成更恶劣的生态灾难，较那些已受影响的较富国家所受灾难更为恶劣。
　　为了寻求硬通货以偿还外债利息，以及有系统地发展出口农业，就损害了基本的粮食生产，因而加强了营养不良及饥荒的趋向。
　　穷国现在向富国输出资本，更不用说“第三世界”统治阶级的腐败及为中饱私囊而盗用资金及社会救济金的后果了。债务扼杀了穷国中最贫穷的人是从属和不发达的集中表现。
　　反对债务──要求立即和完全撤消本金和利息──的斗争从每日的斗争开始，反对紧缩工资的政策（它对购买力造成重大压力），反对国际货币基金会命令的大规模削减公共教育和卫生开支，反对广泛解散公共部门，反对由于资本的野蛮入侵所造成的生态灾难。
　　工人、农民、城镇及贫民区被剥夺权利的居民，都在抗拒他们生活条件无法忍受的恶化。在拉丁美洲，在亚洲，在非洲，都已不断发生罢工，占领土地，农民叛乱及城市贫穷群众爆发的浪潮，也曾发生过一些选举上的胜利、总罢工、企图建立脱离国家及资产阶级控制的政治组织及工会组织，有时还有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抵抗。


　　4.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危机


　　这个危机已酝酿多年。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并非引发它，只不过把它揭示出来而已。在苏联和东欧，这个危机特别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减慢，与帝国主义国家相比的日益显著的工艺落后，社会停滞和退步，新的广泛的贫困，深刻的道德危机及生态危机，政治机构的极大地丧失信誉。
　　此外还加上越来越缺乏工作的动力，对投入公共事务的明显减小──不少群众转向私人生活和合模主义──无疑延长了官僚独裁的寿命。尽管工人的自信有复苏（即使只是局裉在企业之内），和在细小团体内有独立的公众意见逐渐诞生，但只是部份地、不足够地抵消了上述的倾向。
　　这个危机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危机。
　　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不但需要劳动力成为商品，也需要大的生产手段成为商品，能在市场上买卖。它也需要货币资本成为再生产的起点和目标。但上述条件全部都不是前苏联的经济特点。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离不开劳动的高生产率和群众的消费要求得到满足的。它的先决条件是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最大的民主，思想的自由对证，群众组织独立于党和国家，群众自己行使权力，群众自治。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在这些国家中存在过。把社会主义这个词联系到官僚们的暴政（如古拉格劳改营，增长着的不平等，普遍的贪污，加强将妇女束缚在核心家庭之内，由官僚们对青年人，对科学和文艺创作进行使人窒息的控制），只是斯大林的罪恶之一。
　　这个危机是一个后资本主义过渡社会的特殊危机。这个社会已被那从人手中篡夺了政权的拥有特权和寄生的官僚层的重压所破坏。这个社会的特征是，在社会进步潜力和官僚独裁所造成的经济混乱、不平等、压迫和贪污之间的日益增长的爆炸性矛盾。
　　为了挽救他们的政治权力（这是他们各种特权的来源和最终基础），官僚们也能实施一些改良。但是，铁托、赫鲁晓夫、毛泽东和邓小平所试行的改良，虽然也曾获得一些初步的成功，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
　　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也遭受相同的命运。不过，他们已经使深刻的社会分化成为可能，其中也包括官僚层内部的分化。于是就涌现出一批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以及在工人运动基层出现了群众活动的复苏。这都是自斯大林反革命以来苏联所从未发生过的。
　　苏联及东欧群众对日益增长的制度危机之反应方式，自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初以来，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对于这个变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察觉得迟了一步。群众的态度影响了短期或中期出现有利于社会主义进展的可能性。当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不断的压制。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工人中的不同政见者都遭到严厉的攻击，而逐步被打垮。1981-82年团结工会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潜力被压制。但是，除压制所产生的作用外，还必须加上，在这几年内，制度日益增长的危机也开始自我暴露出来，因而也产生一些客观后果。群众生活条件开始恶化，他们越来越觉察到官僚主义国家半计划和伪计划的破产，并且把它们等同为社会主义计划，因为官僚层声称代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而资产阶级的宣传也是这样说。
　　此外，国际工人运动未能及时支持从1953至1981年的反官僚的斗争，也影响了这个发展。当东欧官僚国家终于崩溃时，冒起的群众运动并不是望向全球工人阶级，而是望向国际资产阶级寻求意识形态和物质支持。
　　由于这些原因，从1953年的东德起义、1956年的波兰群众运动高潮、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1968-69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81年波兰工人群众运动爆发的社会主义自我管理的潜力之间的连续性就中断了。到了1989-1990斯大林（后斯大林）独裁政权崩溃时，东欧的群众不再有任何独立的政治的阶级选择。官僚中的各个派系，包括公开赞成资本主义的势力，以及“自由派”（由于私人积累的理由而拥护“自由市场”的新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得以独占了主动权。
　　令到官僚政权摧毁了基本民主自由和个人自由，因而在群众的眼中，资产阶级各种政治机构（被虚假地等同于“民主”）得到新的评价。但是，即使是初步试行私有化、对国际资本敞开大门和开始复辟资本主义，都已带来严峻的紧缩政策。假使完全恢复资本主义，这将是一个历史倒退，必将产生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在这些国家的“新贫民”中，再增加数千万的失业者和贫民。新政权越想向这个方向走，越会引起日益增加的猛烈的群众性抵抗，特别是在工和青年之中。我们可以预见更普遍的抵抗，反对令妇女状况恶化，特别是攻击堕胎权利的企图。
　　面对着这种抵抗，彻底经济自由化的拥护者不但不会保持现有的民主，反而会企图恢复对各种民主权利的新限制；如力量对比对他们有利，他们甚至会进行独裁镇压。
　　各种民主权利的普遍化及巩固，畏有一个制度化的工人和人民政权。在缺乏这种权力的情况下，由于可以预见的群众反抗的规模，所以这些国家会出现一个持久的混乱不稳定时期，而工人胜利的条件可能会在这时期之中逐渐成熟。
　　因此，在苏联和东欧将需要一段时间和斗争经验，工人才能重新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阶级政治独立性和醒觉水平。



　　5.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排际市场的统治


　　面对着苏联和东欧的巨大经济危机，在（东方及西方的）劳动人民中有很多人消极地认为，让市场经济支配总好过官僚主义的混乱。从这里到颂扬“市场社会主义”只是一步之差。现在，这一步已被几乎全部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思想家所采取。但是，“市场社会主义”在名词上已是一个矛盾。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己可以决定──至少是粗略地──将生产甚么、怎样生产和怎样分配。民主的经济管理，有意识地、集体地决定优先满足甚么需要和怎样去做，这和市场竞争的盲目法则是不兼容的。丰裕的共产主义社会能满足一切合理的人类需要。但在共产主义社会出现之前，任何经济制度都经常受到某些生产资源相对缺乏的限制，这就是说，要满足某些需要就要牺牲另一些需要。那些控制社会剩余产品的人（统治阶级或像苏联官僚层那样的阶层）拥有权力去最终决定相对缺少的资源要优先使用在哪里。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各大公司及最富有的人按照私人资本的利润及积累的迫切需要来决定。“市场法则”，就被这些制约和需要反射了。在建造豪华别墅的同时却有成百万无家可归的人，即使在所谓富有国家中也是如此。单是在加州便有数十万个私人泳池，但全球有17亿人没有自来水供应。花费大量投资去制造日益无用的，甚至危险的东西，但几10亿人的最基本需要却得不到满足。
　　在官僚控制的苏联及类似的经济中，资源使用的优先权也是用专断而任意的方式强行决定，因而导致巨大的日益增加的浪费。
　　在生产者──消费者──市民所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优先权是由劳动群众以民主方式作决定。这样决定下来的优先需要，就成为计划的基础。要保证这些优先需要得到重视，一定需要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它能够防止经济发展中的某些倾向，在工人的背后“放任自流”，保证工人们能自觉地决定问题，特别是关于就业、劳动时间长短和强度，扩大平等，优先着重卫生保健、教育、环境保护及文化保护等问题。正是这个有计划的、民主的自我管理与满足消费需要的关系，令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优越过资本主义（包括后者的“福利国家”伪装）。它联系着多种财产形式的结合：大的生产和流通手段属于市和区域的集体财产，较小的则属于合作社和私有财产。
　　联合的生产者将会成为谨慎而节俭的管理人员，释放出巨大的创造潜力及发明潜力，因为他们从实践中看到这样能够保证高质量商品及高质量服务。从这一点来看，所谓“企业精神”按照这个名词的合理意义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法则下，只不过是少数私有财产拥有者（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其人数往往不到经济活跃人口的10％）的专用物，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扩展到生产者的广泛大多数。以计算器技术的巨大潜力为根据，加上以大大缩短工作时间作为鼓励，加上家务越来越社会化，结合着各种生态环境的考虑──自治的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将显示它比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更为有效率，更为合理，更为人道。
　　南斯拉夫的经验悲剧地证明，局限于一个企业内的“工人自管”，从长期来看，是和市场经济互相排斥的。工人们可以享受到一个工厂范围内的重大特殊权力（包括撤换经理的权力）。但一旦工厂的前途是依靠它的市场表现，而市场表现又依靠众多的因素，这些因素与工人的意愿毫不相干（例如最初的技术水平，产品垄断的范围，不平等的信贷拨款，更加不平等的硬通货门路──这些硬通货是进口机器、原料及零件所必不可少的──等等）这时工人就发现，不论他们如何努力，他们是受到市场的惩罚。他们的工厂可能濒临破产。这时的工人自管权中，除了解雇自己的权力之外，还剩下甚么呢？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求助于市场经济还是必要和有用的，特别是在某些部门，因工作的客观社会化还不充份，没有准备好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例如手工业、某些分配和服务部门（如修理工作）等等。在农业、零售业及某些服务行业中，专卖制度常常不能充份考虑消费者的需要，这时市场可以打破专卖，用市场机制去消除商品的缺乏，但有一个条件：不能由私营专卖取代国营专卖。
　　但是，要利用市场而取得正面的效果，只能在下列的情况中进行：要自觉努力逐步减少市场关系和保证多党制社会主义的统治能让所有范畴的决定权掌握在群众手中。因此，稳定货币的采用，市场局部而临时的运转，只能在民主计划经济的范围之内，要有一个全面的政治决策，以保证这个局部的市场机制不会扩大社会不平等，不能干扰那个保证所有市民基本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会令妇女的状况变得更坏──妇女作为工人和消费者都是特别容易受伤害的。它的假设是要强化民主社会主义机制，要强化对所有经济生活机构、社会生活机构的公众控制。
　　如果没有工人们的实际政治控制，即使是局部地加强市场机制（远非走向公开性和民主化），也会加强官僚化及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加强特权阶层剥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够透过预定的大纲或简单的公式来解决。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以一个开放和非教条的方法对待这些问题，希望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和根据这些经验修改他们的立场，不断地与其它流派和群众中最战斗性的部份交换观点。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真正的历史实验室，并没有既定的道路，也没有一个永不犯错的教皇来引领历史。错误是无可避免的。
　　主要能够保证这些错误可以迅速改正而不会阻碍进步发展的，是群众通过广泛社会主义民主来克服错误的能力，以及革命者尽力令实践严格符合原则的决心。


　　6. 工资劳动仍是异化劳动


　　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地把作为消费者和作为市民的工人“整合”起来，经常以此自豪，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人们可以怀疑，整合的程度有多大，但是它无疑地有某些客观根据。在官僚支配的国家中，长期压制民主自由，同时，他们又没有能力满足群众对高质消费品的需求，也帮助了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宣传。
　　不过，根据最近数十年的经验，也不能否认即使是最富有、最“开明的”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服工人接受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者角色。工资劳动注定仍然是异化劳动，它的根源是每个资本家公司对利润的追求。工人的需要仍然要从属于这些公司的需要。
　　工人不断受到短期或永远失业的威胁，在生病、身体虚弱、或年老时失去收入。
　　工资劳动必然和社会不平等连在一起。不管工资是多或是少，总是要花费在实时或推迟的消费上。工资不能帮助工人积存钱财，因而可以不需要工作而生活──这仍然是资本家阶级的特权。
　　此外，在消费品的满足方面，也有不平等，特别是在住房、保健、教育和文化方面。同样也在生命与死亡方面有不平等。
　　最重要的是工资劳动是被异化和令劳动过程异化。为了把劳动从属于实现利润的需要，资本家一定要在生产过程中把工人加以经常控制。他们要控制使用工人工作时的每一分钟时间。工人是机器和时钟的奴隶，而且越来越是办公室、服务业和工厂的奴隶了。
　　即在新型的工作安排中，如所谓“质量圈”及小组工作取代传送带制度（现在只有少数工厂采用这种新形式），工人们也没有成为工作过程中的主人。他们不能决定将生产甚么，怎样生产，甚么人将消费这些产品。
　　无论如何，他们仍然是底下的人，要受低级或高级主人的管制。在工资劳动之下，产量和利润仍然是目的。生产活动不是容许全部男女工人发挥其创造潜力的方法。它本质上依然是获得金钱的方法。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可避免的是绝大多数赚工资的人都变成异化的人，这是他们每天主要活动所产生的后果。他们作为消费者，也被损害，被异化了。大众文化变成了被动地接收影像（例如电视），而不是积极地用脑思考阅读或进行真正的社会交往。怪不得人们更加想用酒精和毒品来找出一条冲出绝望的道路，想用这个方法去消除疲倦、单调的生活，孤独及绝望。
　　任何产生这种结果的社会都不可能成为自由的社会。人类的自由只能立足于废除工资劳动上面。
　　各方面对人的异化，特别包括将人从自然环境中分割出来，人们住在一个越来越人为、与自然隔绝的地方，面对更多障碍，难以了解人类与自然如何互相交往。
　　异化也包括人性本身的异化，否定了一个人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动物，会着重与其它人有更丰富的关系，而不再是将它屈从于无理性地积累越来越没有用的物质货品。
　　消除工作上的异化，并不是一个良好愿望或幻想。它是反对在现存社会中心发展的所有形式的剥削和压迫的真正运动的目标。
　　革命社会主义者不是以预设的标准来接触这个运动。我们对它的判断，并不是看它能否被建制吸纳，是否渐进式或非渐进式。由于它的解放性质，它有潜力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心脏作出打击（积极罢工）。革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实现这个潜力，透过我们的支持和政治实践和理论创意来激发它。我们特别尝试逐步团结这个运动，直至它全面地向资产阶级混乱进攻。


II. 必须克服的障碍



　　7. 社会主义的可信性危机


　　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继续抵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官僚独裁的罪恶。不过，这种抵抗暂时还伴随着对一个社会主义解决方案的可信性危机。这种可信性危机已发展了超过十年。这种危机是由于广泛群众及其政治觉醒先锋层份都察觉到，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及社会民主改良主义，以至在“第三世界”的民粹民族主义，都陷于实际上及政治上完全破产。因此，今天没有一个群众认为可以实现的全面社会重组模式。这个事实，不仅在群众意识中抹去了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也消除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来广泛的一个希望：用积累议会胜利和改良的方法去实现社会主义，即一个根本有异于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斗争就变成零星分散的。工人也时常参加这些零星斗争，但只是以一个市民甚至孤立的个人的身份参加，并不觉得与工人运动有联系。但社会主义的可信性危机并不是绝对的。它较多出现在传统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国家中；在这些国家，失望、不满和以往的失败重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但在巴西、南非、南朝鲜等国家，无产阶级是相对年轻的，没有这些失败的重压。在某些东南亚国家，危机也没有那么显著。
　　妇女一直以来都没有强烈地认同传统的工人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数十年来都倾向忽视妇女的特殊关注问题，而且大部份由男性垄断的领导层也几乎毫不例外地表现了傲慢、庇护者式和轻率打发问题的态度。因此，今天参与斗争的妇女亦会较少受到这个可信性危机的影响。同样，更老的一代一般比年轻一代更多地被这种可信性危机所缠绕。
　　但是，随处都能看到这个危机的消极影响，不过影响之大小有所不同。要了解这些现象的原因，必须指出两个主要的因素。
　　一方面，广大群众在八十年代首次认识到斯大林主义新近的严重罪行（压制团结工会；波尔布特在柬浦寨的罪行；苏联侵略阿富汗；广场的镇压，等等）。与此同时的是警觉到社会民主党在雇主紧缩政策进攻下的可耻投降（如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委内瑞拉、奥地利、新西兰、瑞典、希腊、芬兰等国）。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同他们传统的群众性政党的依存关系（比过去已经相对削弱）出现质的转变。这些政党越来越不被视为代表走向社会主义的希望，而是基本上被视为一个较小的恶，得到的选票数目也愈来愈动摇不定。
　　在另一方面，过去这十年也没有出现具有反资本主义潜力的普遍化的群众斗争，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大为逊色。自从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之后，没有发生过一次胜利的革命。自从葡萄牙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国家中没有发生过一次革命爆发，也没有发生过长时间的总罢工。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中，自从1980-81年波兰团结工会爆发以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起义。
　　对于另一个社会模式选择，群众是抱怀疑态度的。这不仅是由于传统的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及社会民主党机关之明显的政治破产，同时也反映了群众本能地认识到全球的阶级力量对比变得更不利于无产阶级。这个不利的力量对比变化是不可否认的，虽然没有各种意识形态家说的那么严重和普遍，却已阻碍了广大工人群众和其它受压迫群众的普遍政治投入感。


　　8. 消费社会及私人化


　　长时间的战后“繁荣”，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及较小程度上在某些半工业化的附属国家，令“中产阶级”及上层工资劳动者扩大了购买耐用商品的能力。事实上，房产、家具及汽车的大量销售（时常以信贷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个“繁荣”。由此而产生消费习惯的改变，其所采取的形式是个人的日益增长的“私有化”。
　　我们不能过于斥责这种消费习惯的改变，它的局部解放冲力是不能否认的（特别对于过去被判定要做使人累断腰的家务的妇女）。要是说：过着稍为舒服一点的生活就是“资产阶级化”，这种说法是极为反动的。没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者会宣扬刻意的节欲主义。男人和女人并不是命定要满头大汗地过日子。
　　某些激进生态学者从这种迷信中覆制出的言论也同样不公正的。说甚么世界上没有足够的资源去保证全体居民最低限度的舒适，那是不真实的。到二十一世纪开头时，地球也能养活世界的人口，──只要能将现有资源加以合理的使用，只要根本地禁止浪费，禁止生产有害物品，特别是武器，只要将足够的资源用在找寻新的对环境无害的能源、技术和生产，取代目前的浪费和污染的制度。
　　有一种经济选择，要有意的牺牲现存的人的需要和生存，以借口照顾未来人类的假想优先需要，而这需要在今天又没有人能够确定的──这样的经济选择是不人道的。

　　但是劳动人口某些层次中的消费增长虽有正面作用，也有反面的后果，它在走向解放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物。
　　资本控制了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使用。它牺牲了社会集体消费（社会服务），而鼓励了个人消费。产品的质量是有系统地降低了，其目的是使迅速的更换成为必要。人为的“需要”被刺激起来。通过广告和市场技巧，鼓吹了对“新产品”的狂热超消费。晚期资本主义孕育了一种持久的不能满足需要的气氛。这就产生了持久的普遍失落感。
　　还有，消费范围内私人化的增长，越来越剥夺了每个人的人际关系上的基本组织。粗暴的利己主义原则，“每个人都为自己”，本来已经是支出、收入及工作范围内不平衡、危机及日益增长的无理性之根源，现在又践踏进消费和闲暇的领域中。私人化把男男女女永远投进孤独、冷酷和心理低沉之中，减少他们相互沟通力，减少友爱和相互同情，这些东西只能是或小或大的群体生活中的产物。这个发展又在他们获得社会主义意识和参加争取高质量社会制度的战斗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严重的障碍。这些障碍并不是不可超越的。但它们是实际存在。必需制定具体的战略去克服它们。
　　在“第三世界”国家，追求一个“消费社会”的情况特别表现在城市中心。这较少是由于收入的增长（除了很小部份人口之外），反而更多是由于透过传媒（收音机和电视）传来的大都会国家的“消费模式”的形象引致的。在乡村地区，这个倾向便微弱得多。


　　9. “反主流文化”的衰落


　　劳苦大众某些部门中私人化倾向和有关的集体思考和行动模式的普遍衰落，所产生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在工业化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反主流文化”的衰落。
　　每个阶级社会中的统治意识形态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若是希望那缺少足够经济力量的无产阶级，能在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之前就争取到意识形态的独占权，那是空想。但是，在我们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时，并不是说那是唯一的意识形态。在那个社会中，至少有三个意识形态并存，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前资本主义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工人阶级的“反主流文化”，后者至少部份地受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感应。
　　这个反主流文化的范围之大小因时代而不同，因国家而不同（在某些国家中还因地区而不同）。但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段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发展时期，在大部份帝国主义国家及某些半工业化国家中，在无产阶级内部是这个“反主流文化”占有领导地位。
　　这个“反主流文化”是以团结及协作精神为根据。它影响了、鼓舞了数千万人，并给他们希望和前景。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些人的日常行为。这个“反主流文化”体现为一个影响儿童、青年、成年、老龄退休人员的组织网络，贯穿在他们大部份生活之中，如工会、政党、“人民议院”、儿童组织、妇女组织、保健互助组织、体育组织、话剧社、合唱组、音乐组、象棋俱乐部，以及其它娱乐团体。群众性工会是这些组织中最重要者。工会至少能鼓舞某种政治意识之启蒙或某种选举选择，尽管并不是起着决定性作用。
　　伴随着私人化在“消费社会”中之扩展，这种网络开始解体了。群众性工会较之其它团体所受破坏较轻，但是也削弱了。所有其它网络都在衰落，有些还衰落得很严重。
　　工人出版物之衰落表现得最具戏剧性。在过去，全世界工人运动所发行的日报有一百多种，发行量数以百万份计。今天，在选举中仍然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奥地利社会党，他们在选举中拥有大约40％的选票，但是连一份日报都没有了，更不要说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了。
　　工人阶级“反主流文化”的衰落，对于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肯定还没伴随着直接的选票衰落，甚至有时还同时获得工人选票的增加，因为工人认为这些政党还是“较小的恶”。但是，这也使某些工人阶级层份更容易接受以狭隘私利为主的“解决方案”，因而更容易受反动的意识形态影响。一些极右组织在少数无产阶级中有日益扩大其种族主义及仇外的意识形态影响，就证明了这个危险倾向。当传统的工人政党为了纯选举的目的而作出可耻的退让时，情况就更加如此。
　　在“第三世界”国家，在乡村社区内的团聚力，尽管受到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或渐增的社会分化所破坏，但仍是一个有效的平衡力量，阻止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完全支配。
　　在前苏联和东欧，工人文化及与它有关连的价值制度的衰落，是有特殊原因的：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的所有弥天罪行，令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失去信誉，被人们错误地但有效地等同为独裁政权的罪行。结果做成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危机，在最初阶段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群众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倾向。
　　反动和退步的意识形态流派侵入了由此而出现的真空：迷信、宗教原教旨主义、沙文主义、崇尚暴力、公开排斥全球确认的人权、反对性别平等、歧视女性、仇外和种族主义──鄙视甚至憎恨地球人类不少的一部份。
　　说这些基于协作和集体团结支持精神的反主流文化的衰落有其负面性质，并不等于说要排拒个人发展自己个性的权利。“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并不是必需互相排斥的。能互相排斥的，反而是社会经济集体主义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前者为所有人的解放创造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后者只是为社会很少数人保证个人自由的物质能力。


　　10. 工人阶级领导危机的新阶段及其客观根源


　　人类的危机，说到最后，还是工人阶级领导及阶级觉悟的危机。第四国际早在它的成立大会上，在“过渡纲领”中宣布了这一点。自1938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能推翻这个历史性诊断，反而是证实了它。但是，社会主义的可信性危机已长达十年，这就给这领导危机及意识觉醒危机增添了新的规模。传统工人政党对无产阶级的控制减弱，特别是在工厂、办公室、工会及无可争议地在“新社会运动”之中；但这并没有在它的左边涌现出新的群众性政党，也没有引向革命组织之重大强化。
　　群众对那些不同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社会方案普遍抱有怀疑态度，因此倾向于把大众抗议和起义零星化。这种零星化使这些反抗的时间缩短，助长了传统机构在选举中收复失地。
　　同一理由，经验的集中化、干部的积存以至维持一定水平的战斗性，都变得更困难。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万的（假若不是几十万）积极的模范战士──工人干部和领袖、女权主义者、反战份子、为支持“第三世界”而奋斗的人──在这个时期都和共产党及社会民主党断绝了关系。但今天的情况是，他们中的大部份对于有无可能创造更好的未来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都退向地方性及偶然的活动，甚至退向私生活。
　　对于迅速地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组织的可能性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因为这些战士和干部常具有宝贵的斗争经验。对于这种趋势的客观及主观原因必须有所了解。
　　自七十年代开始，传统的工作条件、劳动组织及阶级斗争都在逐渐变化，特别是在老的工业化国家中，就业机会大规模地从制造业和矿业转向服务行业。连带地最大工厂中的就业机会也减少。以输送带为基础的劳动组织，本可作为工人控制工作节奏的萌芽形式，现在也开始缩减了。
　　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内在转变，是工资劳动进一步女性化。妇女有较大可能因此取得独立收入，无疑是走向她们的解放的一步。但是，与此同时，它常常伴随着她们的物质条件的恶化（双重工作天），因为她们没法令男性参与家务工作，也缺乏令人满意的社会机构网络负担起大部份传统家务的责任。这便越来越迫使妇女受着异化和机械式的工作的束缚。这种形式的工作已越来越成为以雇用妇女为主的服务业的现实情况。
　　这种情况更由于工会的妇女化步伐缓慢而显得更突出，令妇女更难收到真正劳动价值的报酬，也更难为这个问题组织起来争取。
　　与此同时，传统工人组织越来越官僚化，官僚越来越溶入国家机关及准政府机关。有些政府机构甚至成为传统工人政党的主要支撑，代价是牺牲传统工会与工人本身的联系。由此产生的，是越来越重大部份的工人阶级对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认同的危机，及这个运动本身内部危机增加。
　　工人突然面临一种新情况，他们不能大规模地去自发地应付这些情况。因此他们就被雇主及政府的强大攻势迫退到防御状态。他们的传统组织也在这种攻势前屈服了。这样，就导致广泛的迷失方向和混乱。
　　这个败退虽然好像已达到最低点，但仍需要有一些防御斗争的成功，以逐渐克服那些因客观形势变化而产生的主观后果。
　　尽管如此，工人对资本家攻势的反应已开始采取新的激进的形式：主动罢工；扩大罢工行动以吸引消费者参加；增加对国家的“反叛”态度。
　　逐渐地，工人运动将会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自己，而且很有可能是建基于以下各部份的汇合：群众运动中较具战斗性的部份、争取妇女权利的战士、青年人中最有远见的层份、目前没有加入工人组织的工人，以及新社会运动内激进化的部份。
　　革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参加这种激进化，并激励和协助组织它，而且要克服它的零星化及偶然性，要把它普及化，要在工人的反击中帮助重新发现广泛团结的出路和价值，要把它深化，优先保护阶级中最弱部份：妇女、移民工人、被压迫民族工人、青年、失业者、养老金领取者、病人及残疾人。
　　重新组织永久的架构和新的斗争网络，已成为迫切的需要。在战后的“繁荣”中，很多任务人无可否认地是提高了生活水平，并滋生了（包括正面及负面意义上的）保守思想。他们倾向优先保住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即使有时这表示与他们自己的统治阶级结盟，而不是与其它被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结盟。这个做法，最终会阻碍他们保卫以往的成果。但要克服这个障碍，仍需要时间。今天的萧条如果延续，将无可避免地带来对这些阶层的生活水平的攻击，会迫使劳动人民面对这个两难局面。
　　最后，1968及其后斗争中的“老战士”，其中有很多人可能在七十年代下半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站稳了脚（在未来数年中这种可能性就减少了）。工人阶级因此损失了不少宝贵的、原本可以支持工人阶级斗争的活动份子，革命组织也损失了很多战士和干部。但是有一些相反的趋势和力量，是不能低估的。
　　从长远来看，这些趋势和力量有利于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及意识危机。除了在异乎寻常的革命时刻之外，革命者在工资劳动者中总是少数，过去如此，今天也一样。无产阶级经常是处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之下，这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十分矛盾的现实的结果。
　　革命社会主义者今天正进行一个艰苦但崇高的历史性的上坡斗争，重构社会主义的远景，使之在广大先锋队及广大群众的眼中重新成为可信的。他们手中有几片王牌是他们的祖父手中所没有的。压在工人阶级头上的传统的官僚机关，比起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是更弱、更无力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他们的所谓“价值”的野蛮性及非人道性，已更广泛地被认清楚了。广大的青年群众倾向用更激进的方法来怀疑他们。
　　革命社会主义者需要利用这个新局势引导一个对人类前途极为重要的斗争：要把无产阶级重新变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重炮手。这个战斗的胜利是完全没有保证的。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的想象，更多的牺牲。这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斗争。但这个战斗，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


III. 目标：全盘解放



　　11. 总目标


　　世界危机的根本解决，包括反对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反对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私人占有，反对为利润而生产，反对民族国家主权，反对官僚掌握社会保护系统。这就是主张有一个民主的、多元的自治的世界社会主义联盟。
　　人类智慧和慷慨所含有的进步潜力，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之下才能开花结果。在那里，科学和技术是为人类的需要而服务的，并接受公开的批评性的公共控制。文化和高深教育首次对一切人完全开放。这会带来文化创作的繁荣，解放巨大的尚未发展的智慧潜力。零星的、一再重复的、机械的、单调的劳动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一种折磨。科学的发展能把男男女女从这种劳动重负下解放出来。这就要求创造性地使用技术。但是，如果没有自由联合生产者的负责任的集体行为，如果没有普遍化的自我管理，创造性地使用技术是不可想象的。
　　一个根本不同的经济行为动机，其所依据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想持续不断地减少机械的、重复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是大多数被迫劳动的生产者都亲身经历过的。新公民权的实行，会首次建立社会对国家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控制（这些机关是注定要消亡的）。这便需要大大地缩短工作时间。一天工作四小时，将会有效地消除对专业官僚的需求，容许工人有足够时间来真正自己管理社会。没有它，自我管理基本上仍然是空谈。实施它的话，对全世界都有强大的冲击。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试验性措施（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之中）。这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有坚固客观基础的。
　　即使是根据一些比较保守的材料所估计，全部生产潜力有一半是没有运用，或是花费在破坏性和有害的目的上（军火生产），或是平白地浪费掉。如果在尊重生态环保需要的情况下，合理地和有建设地使用现有的资源，不但可以减少工作时间，走向消灭“第三世界”的贫穷和落后，而且同时还能在所有国家改善生活质素和消灭贫困。
　　为数不少的人今天已开始怀疑所谓“工作伦理”及把积存更多更多的物质东西作为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对于千百万人，为了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而减少工作，比起单单是增加日益变得毫无意义的消费，是更为重要。对于已经意识到生态灾祸临头的千百万男男女女，生活的质素、环境的保护、尊重大自然（我们都是大自然的组成部份），比起无穷地积累物质财产，是变得更为重要了。
　　我们所追求的总目标，是全人类的更大解放，脱离今天仍然压在人类身上的每一种形式的剥削、压迫、异化和暴力。社会主义将会是自我管理的、民主的、多元的、多党的、尊重女权的、生态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同时也是废除工资劳动的，否则就不存在社会主义。


　　12.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设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男女工资劳动者，是唯一能瘫痪并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并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合作团结为基础的社会的力量。正是因此，广义的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成为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团结骨干。
　　毫无疑问，在较老的工业化国家中，在巨大制造企业和采矿企业工作的工资劳动者，比起在所谓服务行业中的工资劳动者，是相对地减少了。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的份量和结果，也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对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所产生的远期主观影响。
　　在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采矿工业及五金工业中的传统工人“堡垒”，现在是部份地削弱了，但是绝对不是消失了。在所谓服务行业中，就业却大大地增加了，但是这些工作实际上只是工业的一个分支，如像电讯和运输。在那里，工资劳动者有新的重要的大规模集中。工业化及机械化之增强，使那些部门的工资劳动者比过去更富于战斗性。银行工作者、电讯工作者、在能源部门中的工人，比以往的工业工人更能有效地使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社会瘫痪。
　　现在的无产阶级，人数比过去更多，而且更熟练，总人数已超过十亿。现在世界各地主要趋势是雇佣劳动的扩张而不是缩小，包括最发达的国家。当然这种扩张并不是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工业部门、每个分支中都一样。一个地区的增长时常陪伴着另一个地区的相对降低。但是这个变动的总结果却是朝向扩张而不是朝向降低。无产阶级要逐步获得经验和觉悟。为了在革命前夕及革命危机的决定时刻成功地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经验和觉悟都是必要的。为此，过渡性要求的宣传和鼓动，以及如可能的话，它们的开始实施，都比过去更要多做。这些要求包括：争取工资跟随物价自动提升，工人控制生产，公开大公司的账目，充公银行，没收“经济制高点”，压制军事预算，以及巨大私有财产及遗产的高额征税。同样，联合战线政策仍是完全必须的，特别是在抗拒侵犯人权及抗拒极右势力抬头的时候。
　　具体的过渡性纲领要求，永远必须从群众的真正关注点开始，考虑在斗争的每一个时刻能够提出甚么要求，以能让群众自己认识到有需要争取推翻资本主义及夺取政权。
　　自从工资劳动开始以来，无产阶级便一直存在参差不纯。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是劳动市场划分所产生的结果。除了是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有意的政策之外，它也是由于生产力是不平衡和综合地发展这个基本现实的结果。这些因素维持和加深了内部分化。从地球的这一端到那一端，它都表现为不同人的工资的差别：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不同民族的工人之间、更工业化国家的工人与较少工业化国家工人之间‥‥
　　目前的危机加剧了差别和不平等。在许多国家中，青年失业者人数暴增，产生了一个从没有工作过的阶层，再加上被赶出劳动市场之外的移民工人和妇女等，形成了一个亚无产阶级阶层，他们被边缘化，置身于传统无产阶级团结的范围之外。这样就在工业化国家之内产生了一个双重社会，在无产阶级之中有一个毫无保障的部份，被迫忍受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条件，其情况类似十九世纪的城市或今天的“第三世界”。这正符合了资本家深思熟虑的计划，想就此一劳永逸地削弱工人运动。面对这种情况，工人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透过要求大大缩短工作时间，而不得减少报酬或增加劳动强度，以争取全面就业。
　　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崛起和第三次技术革命，客观上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工人的要求、联系、斗争和组织的逐渐汇合在一起。
　　无产阶级包括农业工人群众；他们在全世界有好几亿。对整个活跃人口来说，他们的社会分量是降低了，但是在有些国家中，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埃及、巴基斯坦、墨西哥，他们的绝对数量都在上升。一个模糊不清的界线，既分开了又连结了城市无产阶级和田野中的半无产阶级（独立的农民，他们没有足以维持全年生活的土地，被迫外出做临时工），也包括贫农在内。日益发展的占领土地运动，将土地用在生产上，已显示了这些社会阶级的动员潜力。这将是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组成部份。
　　“第三世界”城市中的广大的边缘化半无产阶级群众也是这样。这些人是最具爆炸性的力量之一，与现存社会秩序相冲突。他们可能成为民粹派或反动势力所利用的基础。不过，虽然直到今天，工人组织及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者，还没有成为贫苦无告者的保护人，还没有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及社会利益，还没有促进他们自己的组织起来，但“城市改革”的斗争，可能成为低工业化国家中的不断革命的驱动力，和土地改革的斗争齐头并进。
　　在许多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其显著的如美国、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埃及、伊朗），无产阶级还没有争得政治上的阶级独立性，主要的还是被民粹派的势力在政治上领导他们，或是受传统的资产阶级势力的领导，在这些国家中，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仍是一个首要的任务。


　　13.无产阶级、其盟友与“新社会运动”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虽然是逐渐没落，但仍超过10亿人。他们是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统治斗争的最重要盟友。加上城市中一部份被边缘化的人口和部份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可以被动员争取反帝国主义的目标。他们是这些国家解放的不可缺少的部份，即使是不主角的话。
　　在过去数十年内，社会运动在很多国家发展，如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争取和平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男女同性恋者的解放运动等；它们都是在工人运动的边缘上展开的（有时还是对立的）。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官僚社会中各种各式压迫的更广泛更深刻的警觉表现。它们把广泛的人民群众结合在斗争之中，特别是青年人。
　　工人阶级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必须用全力进行这些斗争。但在实际上，它们并没有这样做，这些运动也大部份是自发地发展。这样缺乏联系的责任，首先要由工人组织的传统领导层负责，也在某个程度上由于革命左派的弱点和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落后的取向。
　　我们要积极地参加这些运动，醒觉到它们的反资本主义潜力；我们争取这些运动和工人斗争及工人运动结成战略联盟。同时，我们也要尊重这些社会运动的合法自主权，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吸纳在工人运动之内。
　　帝国主义中心地区，正如在“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方国家一样，无产阶级（加上贫农）是这样的力量，不但能推翻现存秩序，而且能为一个基于自由和人类团结的新社会建立基础。但是，正当资产阶级比上一世纪在国际上更有组织，工人阶级却不是那样有组织。必须透过发展新一代的战士、从过去吸取教训、积累新的局部胜利以帮助群众重新取得信心、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官僚社会的工人之间重建被中断太久的对话，以及透过彻底重组群众运动和它的最先进层份，来克服这个政治领导危机。


　　14.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


　　女权运动是响应人类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压迫。它保卫超过一半人类的利益，是所有争取人类解放斗争基本的一面。
　　妇女占世界人口53％；把家务劳动和工钱劳动加在一起，占世界实有工作时间的大半。但在报酬方面，和男人相比就太低了。妇女普遍被排除在权力位置和决定权之外。在大部份社会，她们还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对自己的生活都不能作主。抚养照料下一代的责任都落在妇女肩上。她们做这些工作时，既缺少必要的经济和实际的手段，而且多半得不到男人的帮助。这种情况使妇女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处于一种脆弱的地位，忍受着卑视、疾病、暴力和性虐待。
　　虽然妇女的情况在各国有所不同，虽然在大部份先进国家在避孕和堕胎方面有重大进步，在就业方面也达到较高水平，但仍然可以说，到处的妇女都是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受害者。各种各式的灾祸（如干旱、贫穷、战争、经济紧缩措施、萧条和失业）首先就落在妇女头上。妇女是劳苦大众中最脆弱的一部份。因此，妇女和儿童占世界数千万难民的85％。
　　因此，为反对妇女压迫而战，是社会解放整体斗争的一个主要部份。这不仅是一个民主要求和公民权利问题，虽然那些也很重要。终止妇女压迫，是为较美好的社会而进行任何成功的斗争之一个基本部份。
　　这里包括：妇女有支配自己身体的绝对权利；自愿堕胎和避孕权；抚育儿女时有权得到足够经济和社会支持的权利；工作上及培训上的完全平等；性自由；摆脱性虐待及性暴力；终止家务奴役。
　　我们全力支持妇女们为终止其从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及她们的自我组织。我们无保留地承认妇女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个斗争是社会主义斗争的组成部份。没有社会主义，就是说，不废除资本家的及父权制的私有财产，就没有妇女解放；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当人类的一半仍在压迫着另一半的时候，两者都不会自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不管男的和女的，作为投身这个两面任务的一部份，都要为社会各种团体的女权化而战，这里也包括工人运动的团体及其政治组织。


　　15.争取男女同性恋者权利的斗争


　　在世界各地，男女同性恋者已经自动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反对国家暴力和街头暴力，反对意识形态上的压迫，反对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异性恋主义态度和实践。这种斗争时常采取为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形式。男女同性恋者的解放斗争可能走得更远，而不限于性少数的法律平等。这是对现存其中一种最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挑战，因此有助于斗争反对存在于工人之中的所有分裂和各种偏见。这也是对父系家庭的挑战，反对强加的按性别作劳动分工的挑战。按性别的劳动分工是妇女压迫的支柱，是社会控制的支柱，不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附属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官僚社会，都是一样。
　　社会主义必须将解放所有人类免受扭曲个人发展的性压迫，作为一个清楚直接的目标。革命社会主义者因此鼓励和参与男女同性恋者的斗争和应该支持他们争取全面的法律保障，免受任何基于性倾向的歧视。


　　16.没有社会主义便没有有效的挽救环境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察觉到资本主义式生产破坏自然界的倾向。恩格斯在晚年清淅地描绘了人类为了要机械地支配自然力量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危险。但这些生态醒觉的预见，并没有被有组织工人运动发扬，也被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忽略了。相反地，工人运动，包括它的革命一翼，容许自己被一个不计算生态代价在经济模式之中的一个社会主义概念拖着走。
　　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因此要多谢环保者，包括“绿色人士”重新发扬19世纪社会主义者对生态的醒觉。
　　改正这方面的社会主义教义，是自我批评的一个任务和必须的责任。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绿党的渐进式和新改良主义的根源，正如它们的社会民主党对手、斯大林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后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趋向一样。他们倚赖一种哲学，“现实政治”式地参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日常管理。这令到他们越来越难保持对原来的生态信念的忠诚，也令他们不能明白到：不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便不可能有消除所有危害我们自然环境威胁的斗争。
　　明显地，解决这些困难的主要障碍，并不是缺乏科学知识，而是由于污染仍然比其它保护生态的选择带来更大利润。而且，帝国主义将“第三世界”人民保持在贫困之中，迫使他们寻求眼前的方法以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而不能顾及后代的利益，因此帮助制造了一连串问题，例如摧毁雨林、捕杀面临绝种的生物及加速沙漠化的农业措施等。
　　在一个建基于追寻利润和私有财富的社会，在一个被竞争、利己主义和短期经济成果支配着的社会，资源的运用是不理会长远的后果的，因此不会理会它们对环境的影响。纵使有环保关注者促成某些法律上的限制，但永远会有企业家逃避这些限制以积累私人利润。
　　所有企图以“污染者自付”的名义减少现生产的生态代价的法例，都只能取得局部成效。当“污染者”是最强有力的企业时，它们会将大部份负担转嫁给消费者。
　　要有效地斗争反对污染，要有系统地保卫环境，要持久地寻找可再生的资源，要严密地控制使用不可再生的资源，都因此需要将有关投资的决定权和生产技术的选择权从私人企业的手中转到能够民主地作决定的社会集体的手中；也需要令这些私人利益没有力量干预这些选择和优先权。因此，这需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权不单只要消除经济制高点的私有财产，还要关注生态问题。它更不能是一个由官僚支配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在前苏联和类似国家的经验，显示了狂妄和不负责任的官僚造成至少相等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悲剧。
　　在“第三世界”的人口爆炸，被某些人当作是威胁环境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这个基于草率引申的理由是引人怀疑的。
　　事实上，人口爆炸既不是永久的，也不是由于某些种族需要或文化必然性。它是贫困等等的产物，是缺乏合适的社会保障架构的产物。儿童被用来代替这个架构。它甚至是压迫妇女、迫使妇女接受怀孕、文盲、家庭计划教育不足、不能得到避孕品的产物。教会的原教旨主义派，特别是梵蒂冈，在这方面要负重大责任。
　　没有社会主义和没有决定性的妇女解放，是没法合理地控制人口增长的。


　　17.反对压迫民族的斗争


　　民族问题仍然是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问题之一。在“第三世界”之中，仍有一些国家是殖民地（波多黎各、安提拉、卡纳吉等）。但即使是在其它国家，“非殖民地化”并没有实现有关国家的真正民族主权。无论是直接军事政治统治形式或者是财政、技术、文化上的倚赖，都使这些国家仍处在帝国主义的霸权之下。在债务的枷锁和私有化及非国有化措施（特别是由国际货币基金会强加的）影响之下，这些国家的倚赖性变得更糟了。
　　以反对毒品走私为借口，帝国主义重新恢复了它在拉丁美洲的直接军事存在；看来这个现象有可能扩大到世界其它地区。跨国公司及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着电台、电视通讯（包括编制各种节目并通过卫星来播送），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文化操纵手段。在“第三世界”多个地区建立纯人为的国家，以及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民族主义统治精英，导致民族被分割在几个不同国家之内，以及多个少数民族及少数种族被压迫。
　　甚至在帝国主义核心地带，虽然那里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已从18世纪开始，但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如美国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魁北克人、爱尔兰人及西班牙的被压迫民族）。在很多国家，这种民族压迫已引起了强大的群众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采用血腥镇压与有限政治改良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企图，都遭到有关人民的反抗。有人认为可以在欧洲共同体组合的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幻想。相反，欧洲共同体所引起的经济不平衡、社会不平衡和领土不平衡，还有可能使这些没有解决或没有妥善解决的民族要求死灰复燃。
　　政权从80年代发展的危机，特别是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也同样表现为群众性运动及民族要求的爆发。这些运动表明真正的民族民主权利是不能与官僚警察独裁（民族沙主义是它的意识形态武器的组成部份）共存的。在这些国家中，民族压迫的沿用形式是十分多样的。群众的反官僚渴望，常常透过民族要求作出全面的政治表现，其中有语言、文化、经济、生态方面的各种要求，也有关于民族主权和独立要求。
　　具体的政治解决方案，不能用一个笼统的方法去界定，应按照各个不同的情况，并应以革命民主原则为出发点而界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永远捍卫一切民族的工人的共同利益，不会将他们屈从于某些民族或地区利益。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仇外思想、沙文主义、仇恨、种族蔑视、迫害及所有对任何民族及种族的暴力，不管它们的客观根源是甚么，也不管其主观动机是甚么。
　　但是，一切真正国际主义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严格区分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及压迫者的民族主义，其基础是毫不妥协地反对压迫者，无条件地支持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斗争。这表示无条件捍卫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就是独立的权利或者以自主的方式和其他民族一起组成联邦或联盟，可以自由参加，也可以自由退出。为了这个目的，统治民族中的工人必须积极地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不仅是为了加强争取基本民主权利的斗争，也是为了削弱同样压迫他们自己的国家。
　　不过无论如何，两件事需要加以区别：一是争取民族自决权的群众运动，这是我们无条件支持的；一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及政治教条的民族主义，其中也包括在被压迫民族中的。
　　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力量从掌权的时刻起，便开始怀疑、限制、甚至否认其它民族的民族和民主权利。借口是很多样的：为了国家安全、保证国家的统一、语言的需要、恢复其历史边界、使外国的侵略更加困难、保证稳定性等等。就这样，这种民族主义在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很快便变成了压迫者，更往往变成扩张主义者，正如南斯拉夫的例子悲剧地显示。
　　还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基于某种信条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即使是被压迫民族的；这个信条，就是阶级合作：本民族的雇主与雇佣劳动者（或官僚与工人）应该团结起来去反对“外国敌人”。这和一切劳动者不分肤色民族、性别和信仰的国际主义团结，是背道而驰的。
　　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是结合着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国家（例如古巴和尼加拉瓜）之中，这些危险才能尽量避免。最清楚的例子是桑定尼斯达政府如何在初期严重错误地处理尼加拉瓜东岸的印第安民族之后，能够改正它的政策，尝试即使在反康特拉战争期间的极困难环境之下，与印第安民族建立基于互相尊重和团结的关系。这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民族独立的口号和人民就这个问题大规模动员，并非必然与国际主义目标和前景相矛盾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为建立一个无国界的世界而斗争，为废除一切特权而斗争，为将世界所有民族都结合于世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而斗争──在这个制度中，共同的世界文化和所有的民族文化及种族文化将共同繁荣。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不仅要求取消一切民族特权和语言特权，要求取消对最弱小民族的各种形成的支配，而且要采取有利于被压迫民族的那种“积极行动”来改正千百年来的民族和种族压迫。只有这样，才在一切民族之间建立严格的平等。
　　反民族压迫的斗争就是这样被列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之中。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要站在反民族压迫斗争的前列，不是站在这个事业的外边，而是作为被压迫民族和“种族”的先锋队而活动，同时还要维持与一切工人斗争的国际主义团结，其中也包括压迫者民族的工人。


　　18.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


　　1960年代以来一个最触目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内出现的群众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重新军备竞赛和战争。例如在亚尔及利亚和越南，普通的法国和美国市民扮演了重要甚至在某几方面是决定性的角色，迫使停止屠杀。西欧80年代的反导弹运动，是这些国家历史上青年的最大动员。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任何群众行动，只要能阻碍帝国主义干预细小国家的事务，都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们会尽我们之力，只要有机会，便激发和建立这些运动，特别强调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一切企图（包括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违反所有民族有自决权利的原则而决定“第三世界”或东欧国家前途的行动。美国、资本主义欧洲或日本并没有任何合法角色来决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东欧或太平洋岛屿区的前途。
　　最近，在欧洲很多国家和日本的年青人之中，出现激进运动，拒绝资产阶级军队、军役和武器生产。这些运动从根处攻击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军事机构是它的基石。他们也对军事工业集团构成潜在威胁；这些集团是资产阶级国家另一个重要支柱。因此，这些运动值得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支持。


　　19.恢复争取国际主义的斗争


　　在最近几十年内，生产力的国际化正在加速进行。统治世界市场的，就是不到七百个跨国公司。它们日益摆脱任何政府的控制，连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政府也在内。它们把投资、生产及分配中心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其唯一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生产力、资本、服务行业及劳动分工的国际化，导致阶级斗争日益国际化。
　　在一百多年前，创立了最初的工人国际；这样，社会主义运动就能采取主动。保守主义及沙文主义却带来退却，走向和“本国的”老板合作，脱离了反击托拉斯的国际战略。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这种离开国际主义的退化，有时采取传统的沙文主义形式：“德国人”、“日本人”、“墨西哥人”、“美国人”，不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被看作是影响“我们”失业的原因！也可能采取一种新形式，即站在老板和托拉斯的欧洲一边；这是一种富裕的“欧洲沙文主义”，其实只是反动民族主义的变种。
　　对付跨国公司的这种全球战略，其唯一有效的回答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都参加国际团结，以反对本国的老板，也反对外国的老板。想做到这一点，可以透过工会活动，超越国界，互相配合，为提高各国的情况更差的工人的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而战，而不是降低较高生活水平的工人的工作条件。这种配合决不会损害“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及就业机会，而是用一种消灭贫穷、扩大国内市场和大量转移最新科技到这些国家的方法，取代那以出口低工资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债权国的工人运动应该提出立即全部豁免“第三世界”及东欧的债务这个要求，并为这要求动员起来。对最不幸和最受剥削的人给予基本的援助，这是基本的义务。今天的国际主义，也是反对工人阶级的分裂，反对帝国立义核心国家中这种分裂所产生的种族主义及仇外思想后果（特别是仇视移民工人），反对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法西斯动力。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更不是甚么“国际颠覆中心”所搞阴谋的产物。帝国主义曾经和现在还在把剥削制度与独裁政权、贫困与屈辱强加于人。群众奋起，正是反对这些政权，没有甚么在背后操纵他们。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却曾输出过，而且现在还在输出反革命。
　　所有反资本统治的革命（从俄国革命、芬兰革命、匈牙利革命，到西班牙革命、南斯拉夫革命）、反殖民主义奴役的革命（从中国和越南革命到非洲解放战争），以及反新殖民主义暴政的革命（古巴、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等等革命），都曾经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干涉及军事威胁。
　　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群众的革命援助已在决定性时刻证明是有效的。瑞典工人运动阻止了瑞典资本家反对挪威1905年宣布独立而进行的干预战争；在1920年，英国工人运动的支持，拯救了俄国革命，免被英帝国主义通过波兰干涉所打垮；大规模的支援，阻碍了对古巴及尼加拉瓜的军事干涉，虽然没有能打破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封锁。不过，在很多地方，例如越南和尼加拉瓜，反革命干涉所造成的代价是极大的，使其人民困苦不堪，留下一个破烂的经济，使之不能保证其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各种形式的积极支持，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快的胜利，这是对付反革命国际化的必要反应。
　　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越来越具有全球的规模，要想对裁军、能源、生态及生物圈的破坏、“第三世界”的饥饿及疾病等等关键性问题加以认真的解决，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是无法做到的。在每一国家，都能而且必须去应付这些灾祸。但是，只有全球规模的行动才能克服它们。
　　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在一个国家或一个阵营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反动神话，而强调这些重大问题的全球化。他这个诊断较为现实一点。但是他没有做出和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结论：只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人类的危机。
　　反之，戈尔巴乔夫的取向却导向另一个反动神话：加快对帝国主义进行和平合作，就能解决人类的问题。但任何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或投降，就帮助这个制度的延续，长远来说，会无可避免地漂向灾难。


　　20.恢复希望，为幸福和每个人的尊严权利而战


　　资本主义虚伪地责难社会主义者，说他们牺牲了个人及个人幸福的追求，而热衷于“乌托邦”或“国家强制”。工会官僚、斯大林主义者、后斯大林主义者，还有社会民主党流派的各种行径，无疑都帮助加强这种宣传。但这个说法厚颜无耻之处是十分明显的。
　　并不是“社会主义乌托邦”，而是资产阶级社会自己扼杀了这个行星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不仅在“第三世界”各国，即在比较富有的国家中也是如此。物质的约束和限制、社会上的不平等、异化的工钱劳动、被操纵的群众“文化”消费、缺乏真正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几乎在所有生活领域中，都成为扼杀个性的原因。
　　将一个争取个人自由及幸福的合理斗争演变成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腐朽“价值观”的斗争，是必须的，正如将争取人权的贯彻始终的斗争演变一样。新保守主义的伪自由派，正像他们那比较进步的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的前辈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陷入根本矛盾之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个人幸福，但不能和“自由市场铁的法则”相冲突，即是要保卫资本的利益。我们拒绝接受说有甚么永恒的经济规律，甚么无人能逃避的必然经济“效益”的束缚。按照现有的物质财富水平及劳动效率，全世界的居民完全能够在即使是相对稀少的资源的各种优先使用权之间，进行有意识的选择。所有人都能，而且将要获得选择的自由，基于个人幸福的权利，去选择真正实现自己的潜能。
　　保守主义的新自由派，歌颂这样一个社会：获取财富之所以不平等，是由于个人能力不相同。实际上这个“能人政治”掩盖了基于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不平等。对那些本来占有很多东西的人，就给他们更多些。
　　对那些本来占有很少甚至甚么也没有的人，就继续给他很少，或甚么也不给他。贪婪、贪污及犯罪的“成绩”，作为取得并保持财富及超级财富的过程，正正暴露了这个“能人政治”的谎言。
　　和这种神话相对抗，我们提出，每个人平等的社会机会，作为以自己的方法追求幸福的基础。任何社会组织，任何社会力量，不管是国家专制主义，或是自由市场的“效率”，或是父权社会架构，都不许违背个人的愿望而将一种假定的幸福强加给个人。在争取人类存亡的斗争的同时，这成为现今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推动力。
　　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中心，是争取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是建基在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上。在一个走向混乱、怀疑、玩世不恭和沮丧的世界前景之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基本目标，包括了争取恢复希望和幸福的斗争。


　　21.我们是革命者！


　　要建立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同资本主义及官僚独裁决裂，并经过群众动员，一句话：经过革命，来推翻它们。
　　即将结束的世纪之账单上，不单有斯大林主义的破产，同样也有社会民主派和“第三世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破产。社会民主派已日益并入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之中，它忠心耿耿地极尽全力地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它和资本家伙伴结为神圣同盟。“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也没有能力去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二十世纪还不是一个逐渐走向和平进步的世纪，这是一个革命、战争及反革命的世纪。
　　群众只是在罕有的情况下，为需要所迫，才作出革命性的行动。但是，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那难于忍受的情况时，他们会作出重大转变，在一个革命危机过程之中改变，并打破屈从的圈子。这种危机是周期性地无可避免的。
　　对这个现实有所认识的先锋队，其任务就是帮助群众每日每时地积累经验，帮助把最有战斗性的力量团聚和教育起来，并促进能引向革命胜利和防止反革命的目标；多年以来，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已为革命的失败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要紧记的。
　　剥削者和他们的政府总是把革命等同于暴力及恐怖，把后果和责任混淆起来，把革命的代价和反革命的牺牲都加在一起。然而，他们所崇尚的“秩序”，正是每日的暴力、性别歧视、贫穷、饥饿、强迫劳动和战争，其实这些东西比任何革命都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反革命和极权独裁（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半法西斯独裁，在历史上所发动的暴力，比真正革命实际要承担责任的暴力，是天渊之别。
　　古拉格劳改营中成百万的死亡，并不能由俄国革命负责，而是由斯大林主义反革命负责。美国轰炸印支半岛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比越南革命更甚。
　　有人说，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是属于已往的世纪；现在，在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势力面前，革命已变得不可能了。所有这些说话，以前都有人说过。但是，越南的解放斗争却终止了美国使用前所未有的方法所进行的干涉；古巴革命战胜了野蛮的帝国主义巨人；尼加拉瓜的革命也在世界警察的后院推翻了索莫札。
　　“小恶主义”的说教人仍然说，宁可忍受资本主义和它的蹂躏，也不愿冒极权主义的、似乎不可逆转的官僚独裁的风险。昨天他们还宣称，“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国家这个恶魔已经吞噬并毁灭了社会。
　　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这个社会已经苏醒，并进行反击。它推翻了官僚，打碎了枷锁。一个新的历史篇章已开始了，斯大林主义这个障碍的消失所带来的长远正面影响将会显现出来。
　　●在东欧及苏联，新的群众斗争在两条战线上爆发：争取民主和反对私有化。在这些斗争的进程中，一个复苏的政治劳工运动的战略目标会逐渐显示出来：群众组织独立于国家；任何一派官僚都不得独占政治权力；党国分离；由劳动者及市民用民主方式选出的团体来行使政权；保证妇女和少数民族的代表性及平等；解散一切镇压机关；普遍化的有计划的自我管理及自我施政。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革命战略将会把二十世纪前半的遗产和六、七十年代从1968年5月到葡萄牙革命的遗产结合起来：更多群众运动走向倚靠自己的力量和自我组织，包括环绕工人阶级斗争、妇女的自主的群众运动、青年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及有关生活质素的斗争。
　　●在附属国中，根据其重要经验来看，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都确定只有两个选择：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革命的讽刺画。这并不是低估民族任务和民主任务，也不是把革命过程的开始和最后阶段混淆起来。这也不是否定联盟的可能性，而是排除将工农斗争屈从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之下。
　　官僚化的危险并不只是在政党之内才不可避免的。其根源在于国家作为一个专业的权力机关而存在，在于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工作条件，在于工人运动受到分工的影响。工会和团体的官僚化危险，并不比政党小。传播媒介的鼓动家之中，甚至是“无党派”的，也有不少官僚。要逐渐控制和减少官僚化的危险（它是不能完全消除的）其唯一途径就是基层的一贯持续活跃，透过所有组织各个平面实行内部民主，努力纠正并反对内部的社会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及文化不平等，以及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这可以透过教育和集体实践，加强醒觉和参与，增强和持续的会员活跃性（没有它，内部民主只能是虚假的），以及吸收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在架构上保证工人民主方面（例如有成立派别的权利）。


　　22.争取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争取一个革命的群众性国际


　　苏联当局正式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这显示了1923年之后的左派反对派及第四国际自1938年建立以来所领导的反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官僚堕落的不懈斗争之意义。由于留在苏联进行反斯大林斗争的那些人的坚定和勇敢，由于托洛茨基及其身边那些人为建立第四国际的决心，今天，我们面对苏联工人、东欧工人及中国工人时，不会有羞愧或罪过之感。
　　对于我们来说，在每一个国家中，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来建立革命组织，与之同时，也建立一个革命国际，这是符合客观情况和帝国主义时代需要的一个原则问题。对于一个革命者，正如其它人一样，是由存在决定意识。国际团结，在斗争中互相支持，交换经验，这都是必要的，但是不足够。
　　只有透过积极地与其它国家的革命者共同建立一个国际和集体地制订一个纲领，这样，我们才能现实地希望能通过苏联妇女工人的眼睛，通过进行反官僚斗争的中国学生的眼睛，通过“第三世界”受超级剥削的劳动者、农民和妇女的眼睛，通过英国矿工、日本汽车制造工人或美国电子技工的眼睛，同时去看这个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贯地同时站在东方反官僚斗争的一边，同时站在受帝国主义压迫和摧残的人们的一边，同时又能站在帝国主义城市中反老板反政府斗争的工人的一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无产阶级的总的社会和历史利益当作我们唯一的指导原则和罗盘，而不是把某些国家、某些“阵营”或某些“集团”的特殊外交利益当作指导原则和罗盘。
　　今天，虽然有各国的革命组织存在，并能真诚地，有时更是英勇地为消除他们国家中的剥削制度而战，但不幸的是，除第四国际之外，并没有一个有力的流派能立即把建立革命国际这件事安排在它的议事日程上。
　　其它革命流派不愿意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是有深刻根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时，第二国际的失败，其主要政党及领袖们作了沙文主义的投降，使人们认为：国际主义仅仅是一些善良的愿望，在实际上，当群众性政党面临危急状态时，它就破碎了。
　　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的经验：强行改变成员党的方针路线、撤换领导人，引起了对国际官僚集中主义危险性的强烈而应有的不信任。同样灾难性的经验，是党政不分，“兄弟党”必须屈从于“社会主义祖国”（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的国家及外交利益；这些事都加强了许多革命组织对民族独立性的关注。
　　最后，官僚国家的物质压力，沉重地压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头上，也压在革命组织的头上，为了希望物质援助仍源源流入而避免政治对抗。有些组织放弃了对官僚主义受害者的工人和人民的国际主义支持。
　　无论如何，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国际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道德准则，而是一个策略和战略上的需要。建立国际，这是一个急迫的任务，不能把它推迟到明天。今天，第四国际是唯一朝这方面前进的无何代换的工具，尽管只是一个谦卑的工具。
　　我们知道，在许多国家中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和建立群众性革命国际，未必是要用同一速度进行。在任何时候，只要在一个国家中有可能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家、资产阶级及官僚之外，并保证内部有就政治辩论成立派别的权利的群众性民主工人政党；任何时候，只要有一个组织，其目的和方向是与我们一样，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我们就没有理由站在旁边搞宗派活动。相反，我们会建议，把所有革命者都团聚在本国之内同一个民主组织中，最好把改良主义者及左倾的民粹派也团结在一起，并建议进行各种平面上的反帝、反资产阶级、反官僚的联合行动。

　　但是，当我们还不能说服我们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伙伴，使他们相信有必要和是时候去马上建立一个立足于保卫一切国家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利益的纲领，并沿着这些路线采取联合行动的革命国际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权去公开进行这个工作。
　　只要在关于基本任务及实际行动上有协议，就能同其它派系立即建立国内政党，并不以建立国际的计划的协议为其先决条件。然而，在本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并没有一个中国万里长城分隔着。在这个世界上，阶级斗争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国际性。因此，国内问题并不是唯一的热门话题，国际问题也不仅是一个未来的问题。
　　我们忠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没有甚么特殊利益把我们和整个无产阶级分开。我们不界定任何特殊原则去塑造工人运动。我们只在两点上有别于其它工人政党：第一，在不同国家的工人斗争中，我们把不因民族而异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加以肯定并放在首位；第二，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不同阶段，我们总是设法表达整个运动的历史利益。
　　我们相信，无论何时何地，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日常实际工作必须严格遵守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明确规则：以道义责任投入斗争，争取消灭一切将人类异化、侮辱和压迫的情况，无论是那种社会力量导致这些扭曲。只有当我们这样做，才能克服社会主义的可信性危机。
　　第四国际号召联合斗争，以反抗世界各地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号召社会主义的多元民主；号召由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接管大规模的生产、交易及交通手段来满足以人民需要为基础的、有计划的、自管的经济；号召完全的普遍裁军；号召妇女解放及两性平等；号召国际主义的国际团结；号召保护这颗行星，保护人类的生存。